借我一双慧眼──沈志华教授与他眼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书连载）

　 毛泽东1949年12月到莫斯科访问时，美国高层正在讨论对台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军方的意见是不能放弃台湾，认为台湾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可以利用台湾反共。但是国务院主张放弃台湾，认为这样能够拉拢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分化中苏。丢掉一个台湾，来换取整个中国对美国采取友好或中立的态度，在政治上是十分划算的。而且蒋介石已经是扶不起来了，又专制腐败，跟美国的价值观念也是不同的。辩论的结果是，杜鲁门1月5日发表声明：“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概不干涉，而且美国在台湾没有任何企图。”12日艾奇逊又继续重申：“台湾（还有朝鲜半岛）不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内。”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话，其实都是在向正呆在莫斯科装头疼的毛泽东隔空喊话。毛到莫斯科已经快一个月了，中苏谈判没什么结果，这也给美国人带来了希望。艾奇逊生怕中苏达成同盟条约，导致美苏之间失去巨大的缓冲带，对抗直接扩展到太平洋。美国的筹码就是台湾。所以，在中苏建立同盟之前，美国人都开始从台湾撤走了，包括外交人员、军事顾问和侨民。

　 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所以在中苏外交谈判中一再对毛泽东让步，特别是在长春铁路和大连问题上。等到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公布，美国决策层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它原来所做的努力都白废了。这个时候再把台湾让给中国大陆不就等于让给苏联了吗！麦克阿瑟说，这就等于苏联在太平洋有了一条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军方的意见于是就占了主导地位，所以从3月，特别到4月份，美国上层的倾向已经从拉拢新中国转变为如何设法保住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前，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都在东京，同麦克阿瑟讨论远东问题，其中主要是如何保住台湾的问题，不让它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的口径说：美国三大军事巨头齐聚东京策划了朝鲜战争。

　 不对，他们是在东京策划台湾问题。

　 6月25日战争爆发时，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回到华盛顿，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朝鲜战争，军方首先拿出来的方案就是“保台意见书”。所以才有27日杜鲁门那个“台湾地位未定”的讲话。为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沈志华在演讲中有人问：“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不知道杜鲁门、艾奇逊的讲话？有没有材料证明？”

　 沈志华的回答是：“知道。斯大林把杜鲁门、艾奇逊的声明专门对毛泽东讲了。他还提出，这不是公开挑拨中苏关系吗？斯大林要求中国以政府名义发表声明，驳斥美国的谎言。毛泽东同意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毛本来答应斯大林是用外交部的名义，但声明发表出来时，却改成了新闻出版署胡乔木。斯大林对此非常不满，因为两个人当面已经说好了用外交部的名义，而新闻记者在世界各国都不是能够代表政府的。师哲的回忆录说：‘当时毛没搞明白什么叫代表政府。’这个说法不对。实际上毛心里非常明白，有苏联档案为证。毛泽东还特地问了莫洛托夫一句：‘是不是一定要以外交部的名义？’莫洛托夫着重向毛强调：‘以政府的名义就是以外交部的名义。’毛这样做，是故意不用外交部的名义。一种可能是，毛认为中国的新闻舆论就是代表政府的，第二种可能则是，毛根本不满斯大林这种指手画脚的做法，故意给他来个糊涂。”

　 鉴于中苏友好条约已经签订，中国巳经做出了“一边倒”的决定，美国终于断绝了同中国修好的念头，原来决定的弃蒋政策变成了保蒋政策，这也是朝鲜战争对中国造成的第一个重大伤害。杜鲁门把台湾问题拉扯进朝鲜战争，仅仅这一件事便足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道理很简单，此举等于帮着斯大林把中国人推上阵，同自己打仗，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都是极其愚蠢的。

　 6月27日，人民军攻进汉城。美国代表在联合国立即建议召开了安理会紧急会议，通过了“必须用紧急的军事措施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耐人寻味的是，苏联代表依旧不出席，从而再次放弃了行使否决权的机会，造成历史上第一次由世界性组织投票决定以武力制止武力。美国获得了“联合国授权下的一次警察行动”的合法地位。杜鲁门下了第一道美国空、海军介入朝鲜战争的命令。

　 在此之前苏联长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巳经回到了莫斯科，葛罗米柯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他曾经劝斯大林让马立克赶回联合国去，一方面可以阻止美国组织联合国军，实在不行，就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投反对票。但斯大林却不为所动,结果使得组成联合国军的这个提案得巳顺利通过。

　 有关斯大林为什么会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明明知道联合国的动态却不让自己的代表赶回联合国去，迄今为止虽然尚无档案能够直接揭开这个谜底.但是,沈志华根据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前后后斯大林所起的作用，分析推断此举当属斯大林有意为之，其目的就是让中国和朝鲜在朝鲜的土地上和美国人死打烂拼，他自己则坐山观虎斗。如果让马立克回去参会，不行使否决权必遭朝、中以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不满，对其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及其领导地位相当不利。若行使否决权，又会暴露自己与这场战争有牵连，在全世界面前有失形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起来。

　 而三个月后发生的事情便足以证明沈志华的推断不无道理。1950年11月30日，安理会以9票通过决议，要求巳经进入朝鲜作战的中国撤军，并保证中国的利益受到保护。苏联立即使用否决权否决了该议案。且不论中国是否会接受该议案，苏联使用否决权意味着它根本不希望也不允许中国退出朝战，而且根本不屑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面对世界的强烈反应，期大林一方面派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发表公开声明，称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奉行传统的不干涉原则。”而斯大林则于7月1日致电什特科夫大使，要求转告金日成，“不要被美国人的介入吓坏了，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联合国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申请”。

　 6月28日朝鲜人民军攻下汉城以后，金日成给斯大林发去一份电报，得意洋洋地宣称：“汉城巳在我的手中，我们准备两天以后召开庆功大会。我巳经把总部设在汉城，希望你能允许苏联顾问团总部也从速跟进至汉城。”

　 当时的苏军顾问与朝鲜人民军的关系非常紧密，朝鲜人民军总共有7个陆军师，从排长以上，一对一配有苏军顾问，一个排长一个顾问，一个连长一个顾问，一个营长一个顾问，依此秩列，一直配到了总参谋部、作战部。据此可以看出，在战争爆发之前，三八线以北的一切军事行动，事无巨细均由苏联顾问在操纵。但斯大林有一道死命令，任何情况下苏军顾问也不能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一打到三八线，所有苏军顾问立刻止步不前，留在了北边。

　 前苏联档案中发现的几份朝苏之间的来往电报特别有意思。金日成备战期间，斯大林给了他3000辆大卡车。汽车有了，可是朝鲜哪有这样多的司机呢？金日成赶紧给斯大林发了个电报，要求斯大林再给他派几千名司机过来，否则这汽车没办法动弹。斯大林回电说，这不行，你们可以马上派人过来，由我们负责教，几天就可以学会。

　 还有6月20号的一份电报，斯大林送给金日成的一艘军舰开到了元山港，舰上的苏军官兵接到的命令是把军舰开到元山港后，马上搭乘其它运送作战物资的军舰返回。金日成急了，你们这一走，给我扔下艘军舰有什么用啊，我们的人根本就不会开。马上发电报要求斯大林把苏联海军官兵随军舰留下来。斯大林回电报说这绝对不可能，我一个海军官兵都不能给你留下，你派人到苏联来学习，我包教，还免费。

　 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斯大林对苏联人不能越过三八线是卡得相当严的。

　 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接到欣喜若狂的金日成在汉城发给他的电报后很不高兴，马上回电提醒说：“金同志，拿下汉城并不表明战争巳经结束，南朝鲜的军队都往南边跑了，你并没有消灭他们多少有生力量。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快组织部队，向南追击，不要开什么庆功会了。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认为苏联顾问团有必要迁往汉城。”

　 金日成如梦初醒，马上给斯大林发去一份感激涕零的电报：“斯大林同志，我们被您的关注深深地打动，并对您的热情参与和忠告，向您，我亲爱的导师，表示衷心的感谢”随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最猛烈的攻势，把敌人赶下海去！所有参予进攻的部队被分编成两个军团，沿着东西海岸线南下追击。

　 没想追击的过程中又出事了，苏军顾问此时不全都留在了三八线以北吗，突然没有了顾问，人民军的指挥系统顿时被抽掉了主心骨，再加上美军飞机轰炸造成联络系统中断，都乱成了一锅粥，军长找不到师长，师长找不到团长，团长找不到营长连长。心高气傲的金日成这下抓瞎了，赶紧又给斯大林发了一封求援电报，先说了一大通朝鲜人民军作战如何如何英勇，然后再承认自己的军队眼下还缺乏现代战争的艺术，所以目前出现的严峻问题是，没有苏军顾问，部队巳经无法继续前进，请求斯大林命令留在三八线以北的苏军顾问，全部火速回归建制。

　 什特科夫向莫斯科转发了这份电报。斯大林接到这份电报后怒火冲天地回电把什特科夫痛骂一通：“什特科夫同志，你要搞清楚，你是我的大使，而不是金日成的大使。这样的电报你也同意给我发来，不是故意让我为难吗？”

　 骂归骂，不过，金日成的部队眼下巳经处于全面混乱的情况之下，斯大林毕竟还是同意让一批军事顾问越过三八线，回到自己指挥的部队中去。但临时作了一条规定，这批顾问的“军装全部得扒掉，一律改穿便衣。从脱下军装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巳经是《真理报》和塔斯社的驻外记者。假如被俘虏或者被打死，一概与苏联政府无关，只能算作在战地采访时因公殉职。”

　 斯大林随即又给什特科夫下达一份电令：“您个人要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他们成为俘虏。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别人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这事是金日成自己干的。”

　 除了指导金日成如何发动这场战争，斯大林此时正着手干的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督促中国尽快出兵。7月2日他答应中国方面“我们将尽力为你们进入朝鲜的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7月7日英国向苏联提议，希望苏联向北朝鲜施加影响，促使其退回三八线，以利和平解决这场战争。斯大林毫不犹豫地电告毛泽东和金日成：“我们认为英国人的这项要求是无理的和不能被接受的。”

　 7月8日，斯大林指示罗申：“请转告毛泽东，金日成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

　 9日夜，中国外交官奉命紧急进入朝鲜。

　 7月13日斯大林电告罗申转毛：“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决定部署9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作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你们的部队。”并且称，“这个师及已在上海的另一个苏联空军师的全部装备，待中国飞行员掌握技术后，都将全部移交给中国方面。”此言确实吊起了中国许多高级将领的胃口，使他们以为快速解决朝鲜问题后，就可以获得这些飞机及其他先进装备，用以解决台湾问题。

　 巳经瘫痪的朝鲜人民军有了苏军顾问，重新又涣发出了活力。可是，就在战事进展顺利，巳经把南朝鲜军队铁桶般包围在釜山的紧要关头，美国人参战了。6月28日，美国空军首先投入战斗，一下就把人民军的后勤补给线炸瘫了。同日，两个师的地面部队也陆续从日本紧急赶来，登上了朝鲜半岛，以联合国军的名义首次介入战斗，却仍然不能阻挡人民军凶猛的进攻。7月29日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下了死命令：“不坚守毋宁死”，终于守住了釜山一块最后阵地。

　 美国的参战立即改变了朝鲜半岛上的战场态势，空中和海上立即被美军彻底控制，虽然在地面上人民军仍占有优势，但后勤补给被美国空军破坏得相当厉害，前线不时出现弹尽粮绝的情况，战争从8月20日由北攻南守，转为相持、交织的僵局状态。

　 这时候，麦克阿瑟突发异想，策划了仁川登陆。战后美国军事专家评论说，在仁川登陆，成功率微乎其微，大概只有五千分之一，敢于干这件事的只有两种人，不是疯子，就是天才。

　 事实上，麦克阿瑟原本就是世界闻名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涌现出的大英雄，一位早就享誉世界的军事天才，奇袭仁川只不过又给他身上增添了几道神圣的光环而巳。

 

　 叨着烟斗，带着墨镜的麦克阿瑟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几乎在刚会走路的时候就学会了骑马打枪，13岁时，他就进入西德克萨斯州军校，在那时他就显露出打仗所需要的才华。19岁时，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著名的西点军校。38岁时，他出任著名的“彩虹师”师长，成为美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准将。39岁时，他出任西点军校校长，后来被誉为“西点之父”。50岁时，他成为美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

　 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创立了两个纪录，他刷新了西点军校学生平均分数98·14分的纪录；另一个是打破了西点军校学生同时约会7个女朋友的纪录，他同时约会了8个姑娘。

　 麦克阿瑟在其几十年征战生涯中，从来就是一位颇受争议的将领，他受到的赞誉和非议，都远远地超过了其他美国将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耀眼夺目的美军将星中，他既不像艾森豪威尔那样平易近人，也不像巴顿那样热情豪放，更不像马歇尔那样公正无私，他是一个个性极其复杂而色彩纷呈的人。崇拜他的人认为，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人，批评他的人认为，他是个自高自大，刚愎自用，徒有虚名的五星上将。

　 麦克阿瑟最有号召力的话就是：“我出来了，但是我将回去！”

　 麦克阿瑟一生说话无数，为什么这会是最有号召力的话呢？这就要从他的军事生涯中所遭受的最大一次败仗说起。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当时麦克阿瑟正在菲律宾任担美军总司令，他率领美军在那里顽强地抗击日本军队猛烈的进攻，但是仍然抵御不住。麦克阿瑟拒绝了罗斯福总统让他撤离菲律宾的建议，他找出父亲留给了他的科尔特45型手枪，准备在关键时刻自杀，决心与菲律宾共存亡。抵抗到1942年2月，菲律宾形势更加危急。2月8日，罗斯福总统以国家名义再次命令麦克阿瑟，让他带着妻子儿子立即撤离菲律宾。22-23日，罗斯福和马歇尔连续给麦克阿瑟发电，让他尽快撤离，并答应麦克阿瑟撤到澳大利亚之后，组建新的战区，让他担任总指挥，准备反攻。接到总统和陆军参谋长的电报后，麦克阿瑟流泪了，他对妻子说：“我生在陆军，长在陆军，一生习惯于服从命令，可是我这个命令真是难以服从啊！”最后他请求总统，允许他在必要的时候撤离，罗斯福总算同意了。1942年3月11日深夜，麦克阿瑟在陆军部的再三催促下，携带妻子和儿子，登上了PT-41型鱼雷快艇，撤离了战火纷飞的菲律宾，去澳大利亚接管西南战区的指挥权。4月9日，在菲律宾巴丹半岛作战的75000名美军官兵向日军投降；5月6日，在菲律宾哥黎希律岛作战的15000名美军投降，日军占领了菲律宾全境。

　 菲律宾失守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美国军界又是如何评说的呢？1941年7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前4个月，美国在菲律宾成立了远东美军司令部，由陆军名将麦克阿瑟出任总司令，驻守这个群岛国家。1941年12月8日凌晨，麦克阿瑟收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后，立即做好战斗准备。他估计日本很可能会从空中下手，命令战斗机起飞，以免在地面挨打。美军机群在吕宋岛上空转了几圈，没有见到日本飞机的影子，纷纷返航着陆，准备稍稍休息加油之后，再度升空出击。

　 如果战争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三分靠士气，七分靠运气的话，那么此时的麦克阿瑟，运气也实在太坏了。麦克阿瑟确实猜中了，当天凌晨，日本出动了500多架飞机，准备轰炸吕宋岛，但因巴士海峡浓雾弥漫，能见度极差，便又折回了基地。鬼使神差，当日本飞机再次升空飞临吕宋岛上空的时候，美军机群刚刚降落，炸弹纷纷卸下。美军200多架飞机，三分之二以上被炸毁，仅仅20分钟的空袭，日本就巳经取得了对美的空中优势。麦克阿瑟并没有手忙脚乱，他命令31000名美菲正规军死守马尼拉，另外十万之众的杂牌军守卫漫长的海岸线。精明干炼的麦克阿瑟蛮以为自己的决策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不管这个决策在战略上有多么明智，它却意味着日军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在任何地方登陆，然后围攻马尼拉。

　 菲律宾群岛处于日本南下的路上，日本一心要掠夺南东亚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它首先就要攻占菲律宾。菲律宾群岛的面积与英国相近，但需要守卫的海岸线，却比美国的海岸线还长。而且，当时的菲律宾非常贫穷，要想建立一支训练有素，数量足够的部队，政府根本无力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鉴于这些原因，美国军界普遍认为，要想守住菲律宾，根本就办不到，所以，当战争爆发时，只能是美菲军队先牵制敌人的行动，然后再撤退到多山的巴丹半岛等地坚守，等待增援，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战场上没有长胜的将军，这个道理早巳被世人认同。那么，心高气傲的麦克阿瑟面对失败，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菲律宾战役是麦克阿瑟从军以来遭到的首次失败，而且败得那么惨。所以他后来非常悲伤地讲道：“我没有想到美军历史上最庞大一次缴械投降，会发生在我的手里。”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奇耻大辱，尽管他到澳大利亚之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因为毕竟他在菲律宾巳经顽强抵抗了日军那么长的时间。可是，麦克阿瑟在史诗般的欢迎他的人们面前，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他对欢迎的人群发表讲话时说道：“我的总统命令我冲破日本人的防线，从菲律宾撤离到澳大利亚，目的是组织对日本人的反攻，主要目标是重新解放菲律宾。现在我出来了，但是，我将会回去！”

　 战时美军新闻局认为“我出来了，但是，我将会回去”这句话太精彩了！因为当时美军是连连败退，处于最黑暗的时候，战时新闻局马上决定利用麦克阿瑟这句话做秀，鼓舞美国的民心士气，提升抗击敌人的信心，建议麦克阿瑟将这句话稍微改动一下，改成“我将会回去”改成“我们将会回去”。可是麦克阿瑟坚决不同意，他回应说：“不，不是我们，而是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回去！”

　 其高傲的个性，跃然纸上！

　 这就是桀傲不驯的麦克阿瑟，他一旦认准的事情，便会坚持到底，决不回头，谁说也没用，包括总统。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当时的麦克阿瑟正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由于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经济一片萧条，罗斯福总统建议，1934年财政年度大幅削减陆军预算9000万美元。麦克阿瑟得知后，十分震惊，他要求面见总统，但遭到拒绝。麦克阿瑟威胁说：“除非我得到通知，能与总统谈话，否则我将在两点钟提交辞去参谋长职务的报告，并在三点钟向新闻界详细解释辞职原因。”罗斯福总统最终答应接见麦克阿瑟，两人一见面，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罗斯福总统毫不让步，麦克阿瑟愤怒地说：“当我们在下次战争中遭到失败时，一名美国士兵躺在血泊中，肚子被敌人的剌刀戳穿，喉咙被敌人的皮靴踩着，他发出了最后的诅咒。我希望被诅咒的是他的总统──就是你，罗斯福先生，而不是我这个陆军参谋长。”

　 罗斯福顿时脸色铁青，喝道：“你不该这样对总统说话！”

　 麦克阿瑟只好向罗斯福总统道歉，同时觉得自己的军人前途巳经走到了尽头。他最后说道：“总统先生，我会为我的无礼承担责任，我的辞职报告将很快送到你的手中。”说罢，起身向罗斯福敬了一个军礼，转身大步而去。

　 但是当他走到大门时，总统却做出了让步。“别傻了，麦克阿瑟，美国需要你，你必须和你的预算报告一起留下来。”

　 就这样，由于麦克阿瑟的竭力争取，当年，美国国会批准陆军经费2·84亿美元，不但没有大幅削减，反而比上一年有所增加，陆军兵力也因此得到加强。

　 而这一次，在关键时刻拯救了美国陆军的麦克阿瑟并不是凯旋而归，而是被日本军队逼出了菲律宾，他此时的倔强，又能证明什么呢？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是死亡和悲伤，而死亡与悲伤一旦注入人类的血液，往往发酵成力量和不屈。有时，人们经历了失败，换来的是刻骨铭心的感悟，和坚定不移的决心。麦克阿瑟拒绝修改他的誓言，与其说是这位名将倔强高傲的个性使然，不如说这位名将更加于责任心的驱动。一位名将之所以有无穷的个人魅力，就在于他敢于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胜利的和失败的一切负责任！

　 在此后的太平洋战争中，麦克阿瑟也始终把自己的誓言作为激励自己一切行为的座右铭。从巴布新几内亚，到印度尼西亚，从印度尼西亚到菲律宾，为了“我将会回去”这个使命，他在整个西南太平洋和日军英勇奋战，甚至不惜和自己的同僚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在争夺主要进攻方向上翻脸。1944年7月，罗斯福总统到珍珠港海军基地，召开军事会议，以确定今后美军对日作战的方向和目标。对于麦克阿瑟来说，这是他两年来与海军将领进行斗争的高潮。担任盟军中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官的尼米兹上将坚持认为，美军的主攻任务，应该由海军直接指挥，并绕过菲律宾，首先夺取台湾岛，然后直捣日本本土。

　 尼米兹讲完后，轮到麦克阿瑟发表意见了。他在会前并不知道这次会议的议题，他只能做即席发言了。他说：“菲律宾必须成为美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因为这样可以切断日本本土的能源和原料的供应，尤其是石油的供应。如果我们美国故意绕过菲律宾，抛下我们的十几万俘虏，我们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侨民，以及菲律宾人民不管，让他们继续留在日本手里受折磨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会在广大人民中造极为不利的影响。另外，我们一旦这样做，就等于印证了日本宣传机构的宣传，说我们放弃了菲律宾，不愿为菲律宾人民的解放而流血。”

　 最终，麦克阿瑟以他雄辩的口才，说服了美国最高决策层。罗斯福总统同意，对日军发动反攻，而且第一个目标，就是菲律宾。麦克阿瑟也就成为了太平洋战场上对敌决战的主角。正是这种军人特有的大无畏精神和过人胆识，使麦克阿瑟能够勇往直前，所向披靡。

　 “我将会回去”，这句话，此时早巳远远地超出了麦克阿瑟个人的感情恩怨，成为在所有西南太平洋战区作战的美军、英军，以及被日军占领的所有国家的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斗争的一个坚定的信念。

　 1944年10月20日，麦克阿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这一天，他乘坐“纳尔维什”号旗舰，指挥28万大军在莱特岛登陆。当时美军第一骑兵师占领了滩头阵地后，岸上的战斗还远没有结束，麦克阿瑟就迫不急待地要下舰登上菲律宾的国土。他刚走到舷梯前时，又转身往回走。副官赶紧问他：“将军，你要干什么？”麦克阿瑟说：“我要换一套新军服。”

　 麦克阿瑟换上了一套崭新的卡其布新军装，带着太阳镜、五星上将军帽，噘着下巴，昂着头在大批随从的簇拥下，哗哗趟着海水登上了莱特岛，也为全世界留下了一张经典的照片。麦克阿瑟刚刚登上海滩，一场暴雨猝然而至，副官赶紧把伞撑开，麦克阿瑟吩咐道：“把伞拿开，我就在暴雨中发表讲话。”

　 枪炮声中，暴雨狂风声中，麦克阿瑟语气深沉，眼角流淌着泪水，这使他的演讲显得尤其锵铿有力，尤其撼人心魄。第一句话便是：“菲律宾人民，我，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回来了！”接着，他号召全军官兵为了神圣的战死者，为了子孙后代，继续战斗，夺取那正义的胜利。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麦克阿瑟成为了一代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他达到了军人荣耀的顶峰，并为最终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为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因此而获得了最高荣誉。1942年10月，他获得了盼望巳久的国会荣誉勋章，1945年8月被任命为他日思夜想的盟军最高统帅。1945年8月30日14点零5分，杜鲁门总统授权麦克阿瑟，命他以盟军最高司令的身份，飞抵日本厚木机场，主持日本的投降仪式。并且负责以后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和重建工作。麦克阿瑟立即致电杜鲁门：“我对你如此慷慨地给予我的信任深表感谢！”

　 麦克阿瑟高兴啊，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整整打了四年，如今终于在他手里划上了句号，他决定举办一个盛大的、有纪念意义的仪式，让全世界都看到，日本人是怎么样低下他们那不可一世的头颅？他对幕僚们讲：“我绝不会像艾森豪威尔将军那样，会在一个随暗的房间里让德国人像小偷一样的投降──不，我绝不！”

　 在日本投降仪式上，麦克阿瑟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性格再一次显露无遗。

　 杜鲁门让麦克阿瑟主持投降仪式，美国海军不高兴了。凭什么啊？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更多的战役都是我海军打的，日本强大的联合舰队也是毁在我们手里的，现在好不容易打赢了，你却让一个陆军将领登上舞台，走到聚光灯下，来接受全世界的欢呼，享受这枚胜利的果实，这不给人一种印像，整个太平洋战争你麦克阿瑟是战胜日本人的最高统帅吗？于是海军向杜鲁门总统提交报告，提出两条建议，一，即便投降仪式由陆军军官主持，仪式也应当在海军军舰上举行；二，如果麦克阿瑟代表盟军签字授降，那么，海军就应当代表美国政府签字。

　 杜鲁门为了平衡关系，最后接受了这两条建议，确定在海军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授降仪式。为什么那么多军舰偏偏要选“密苏里”号，美国总统同样也有一点自私的荣誉感──因为密苏里州是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号战列舰正是以杜鲁门的家乡命名的。

　 “密苏里”号当时的舰长是哈尔西将军，天大的殊荣从天而降，他高兴得发狂，马上派专机飞回美国安纳利斯海军学校，把保存在博物馆里的1853年美国佩里准将率领美国军舰第一次到日本时插上的国旗接来，让它高高飘扬在“密苏里”号舰首上。举行授降仪式那一天，“密苏里”号上升上了两面国旗。

　 8月28日，第一批美军占领横须贺，29日，哈尔西的第三舰队驶进东京湾。麦克阿瑟8月30日下午2·19分乘坐C-54运输机，在军乐声中降落在厚木机场，下榻于东京新大饭店。英国、苏联、中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荷兰、新西兰等盟国的授降代表也相继飞抵日本。

　 9月1日，尼米兹冒着倾盆大雨来到新大饭店会晤麦克阿瑟，两位五星上将原本谈得非常融洽，可是麦克阿瑟突然又独出心裁地提出一个要求，对尼米兹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在军舰上升起过我的将旗，我想在授降的‘密苏里’号上，把我的将旗升上去。”

　 尼米兹淡然回他：“那就交给我的副官替你办吧。”

　 尼米兹的副官拉马尔中校一听就皱紧了眉头，他为什么感到为难呢？那是因为一艘军舰上只有一根旗杆是用来挂将旗的，按照海军条例，中太平洋战区所有军舰的将旗上，只能挂他们的战区最高司令官尼米兹的将旗。回来后拉马尔中校就请示尼米兹，这旗该怎么挂？尼米兹也有意思，说：“我不管，这是你们副官的事情。我想你至少应当具备解决这一难题的智慧。”

　 拉马尔就和其它副官商量了一下，总算想出了一个办法。准备到时候到麦克阿瑟的红色陆军将旗和尼米兹的蓝色海军将旗并排升到主桅杆上。拉马尔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两面五星上将的将旗一起升到同一根主桅杆上，这是美国海军史上的第一次。我想，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麦克阿瑟是一个骄傲的人，又是一个矛盾的人，尼克松总统如此评价他：“麦克阿瑟是一个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自相矛盾的传奇式人物，他既是一位审慎的、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位好摆架子和自负的战士；既是一位权利主义者，又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他还是一位天赋的极有鼓动力的演说家，像丘吉尔那样工于辞令，使成千上万的听众备受激励，并使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为之折服。”

　 作为太平洋战争当中见证了美军失败与胜利的代表性人物，麦克阿瑟在日本授降的那一刻，又将如何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张扬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魅力呢？

　 1945年9月2日是个礼拜天，阴霾密布，天色灰蒙。上午7点钟，全世界赶来的记者──包括日本记者──都齐聚在“密苏里”战列舰上，记者们登上军舰，除了看到舰首那一面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美国国旗，舰上还飘扬着另一面美国国旗。这面国旗同样非同一般，它就是1941年12月7日珍殊港遭到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天飘扬在华盛顿国会大厦上空的那一面国旗。麦克阿瑟特地派飞机把它接来，因为它是美国遭到重创和获得最后胜利的见证者。

　 当日本代表们在投降书上签完字后，麦克阿瑟独特的个性终于表现在了全世界记者的眼中，他一把掏出五支钢笔来签字。而且签字之前特意把两位骨瘦如柴的将军请到了他的身后，一位是英国陆军中将亚瑟·帕西瓦尔，他当时负责防守新加坡，后来抵抗不住，率领英军向山下奉文投降了，另一位则是美国陆军少将乔纳森·温赖特，麦克阿瑟奉命撤往澳大利亚后，把一副烂摊子扔给了他的这位副手，温赖特后来弹尽粮绝，也投降了。成为日军战俘后，他俩均被送往中国的沈阳战俘营关押，直到天皇宣布投降。8月30日，麦克阿瑟派专机把两位受尽折磨的将军接到东京，当他们在新大饭店重逢时，麦克阿瑟与温赖特两位将军抱成一团，失声痛哭。许多美军官兵震愕不巳，他们从未想到，他们无比敬畏的总司令，竟然也会像孩子一样老泪纵横，泪水涟涟。

　 麦克阿瑟拿起第一支笔，写了“DOUG”（道格），然后回身把这支笔赠送给温赖特将军；又拿起第二支笔写下“LAS”（拉斯），然后把这支笔赠送给帕西瓦尔将军；他用第三支笔写完他的姓“MACARTHURＭ”（麦克阿瑟）后，把这支笔交给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派来的代表。最后两支笔签署他的官衔。他把第4支笔赠送给他的母校──西点军校。第五支笔是一支红色袖珍笔，这支笔他珍藏了下来，回国后他送给了他心爱的第二任妻子费尔克洛斯·麦克阿瑟。
　  当麦克阿瑟宣布“仪式完毕”的话音刚落，天空便传来机群的轰鸣声。从关岛和塞班岛起飞的近千架轰炸机分秒不差地在这个时刻飞临“密苏里”号上空。几乎在同时，从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千余架舰载机也威武地出现在东京湾上空，近2000架飞机以密集的队形遮天蔽日，呼啸着掠过“密苏里”号战列舰，庞大的机群在东京湾上空盘旋了一圈，然后飞向远方云雾缭绕的富士山雪峰……

　 现在，这位刚刚过了古稀之年的天才将军又把他的目光紧紧地盯住了北朝鲜的仁川。在朝鲜战场上，面对着眼下金日成的人民军，以及此后毛泽东麾下无穷无尽视死如归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还能把军人的荣耀，挥洒得淋漓尽致吗？

　 沈志华亲自到仁川去调查采访过，仁川这地儿的海水特别浅，而且礁石密布，只有等到涨大潮时军舰才能靠近海岸，而且每次涨大潮的时间顶多只有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倘若登陆受阻，潮水一退，所有军舰都得被搁在浅滩上，成为人民军炮兵的活靶子。所以美国国防部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同意麦克阿瑟的作战方案。

　 天才与普通人的区别，恰恰就表现在这样的时刻。麦克阿瑟固执得无法理喻，他就认准了仁川这地儿，其它的登陆点根本不予考虑。他资格太老，权力太大，脾气太倔，谁也拗不过他。最后，麦克阿瑟集中了7万精兵强将，在9月15日夜里一举登陆成功。

　 美军仁川登陆在国际上的影响尤为巨大，军事价值上同样举足轻重。但，具体到仁川登陆的作战过程，几乎可以说麦克阿瑟是兵不血刃就达到了战略目的。因为，麦克阿瑟集中了7万精兵强将，而防守仁川港前哨阵地月尾岛的人民军只有区区一个连。7万人对100多人，这还能叫打仗吗？

　 从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到，至少有三次毛泽东就美军有可能在人民军后方登陆袭击一事郑重地提醒过金日成，既有直接给金的电报，又有通过驻朝大使倪志亮，以及经苏联方面转达的意见。毛泽东说：“金日成同志，你把战线推得这么长，你要注意后方，特别是有两个地方你必须重点防守，一个是面向黄海的仁川港，一个是面向日本海的元山港。”

　 关于此事,中国和苏联的档案均可相互印证其真实性.

　 中国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参谋雷英夫（后任作战部副部长）回忆说，8月23日作战部讨论朝鲜局势时指出美国有可能在人民军背后包抄，比如在元山或仁川登陆。当晚周恩来便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召见雷英夫听取说明后，指示立即通知苏联和朝鲜。

　 俄国学者巴让诺夫引用1950年7月2日罗申给莫斯科的电报说，周恩来在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转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地区登陆，应在仁川一带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

　 另外，沈志华在采访柴成文（时任中国政府派往平壤的高级武官，后任中国驻朝鲜使馆政务参赞，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时，柴回忆说，他也打过电话给金日成，明确提醒美军有可能在人民军后方登陆。

　 可是，金日成对中国方面的三次提醒一概置之不理。

　 那时候，由于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宣言，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特别是到8月战争进入僵局，毛泽东很担心朝鲜局势恶化，也做了军事准备，把13兵团迅速调到了东北，组织了边防军。当时要是金日成允许中国出兵帮助他守卫后方海岸线，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仁川登陆发生，他就可以三下五除二地解决釜山的战斗了。

　 沈志华请教过柴成文，金日成为什么会这样？柴成文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金日成没有想到美国人会这么快组织起部队投入战斗，二呢？他确实巳经分不出兵来防守后方。因为他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想毕其功于一役，原打算趁美国人还来不及作出反应的时候，他巳经拿下釜山，结束战争了。另外，不让中国军队进入朝鲜领土，也是他那时候的一个基本战略思想。

　 朝鲜巳经打得地覆天翻，毛泽东却毫不知情。斯大林和金日成不谋而合，均对中国封锁了消息和情报。金日成在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的时候，显然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而斯大林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顾忌：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所以，斯大林一方面要中国同意发动战争，一方面又对中国封锁消息。经过这样周密的安排，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据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特别目的显然就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以至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毛泽东竟是从法国报纸上得知的。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了一名校官来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愤怒，事后对师哲说：“金日成真不像话，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

　 报怨归报怨，不过，毛泽东这时候其实就巳经在考虑出兵了。沈志华从中国的档案文献中看到，从7月份组织东北边防军，毛泽东就发出指示，“8月5日完成集结，作好出动准备”。后来又被迫推迟，因为苏式装备正陆续运来，作为第一批入朝的部队一时还来不及完成换装──当时是打算穿朝鲜军服，秘密出兵帮助金日成，但是金日成却采取了拒绝的态度，中国请求派军事参谋小组到朝鲜绘制地图、了解战况，也被他拒之门外──这一推就推到了9月中旬美军仁川登陆之后，高岗亲自赶到13兵团召开干部动员大会，让准备入朝作战的首批部队全部换上了朝鲜人民军的军装。

　 中国方面万事具备，但金日成就是咬紧钢牙不松口，坚决不同意中国军队过鸭绿江。甚至连中国方面希望他能提供一批朝鲜地图这样的事，他也置之不理，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不得不用日本人绘制的老地图。

　 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是，你金日成集中全部兵力往南打，后方我帮你守着，尽快拿下釜山，这场仗就打完了。我还得掉过头来打台湾呐。

　 但金日成就是不同意中国人过鸭绿江，而且对中国方面封锁消息。沈志华从档案中查找到两封周恩来打给斯大林的电报。周恩来抱怨说：“斯大林同志，你让我们帮助金日成同志，可是现在他们什么情况也不告诉我们，让我们怎么帮助他？”

　 斯大林回电说：“我们和你们一样，也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金日成同志太年轻，不懂事，我会提醒他。”

　 金日成这么做，绝对不是一句“太年轻”、“不懂事”可以解释的，其实，他这人很有心计。

　 直到进入1950年7月，毛泽东还没有最后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中的哪一边，但是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他认定这两个方面的挑战或者威胁都是来自美国，他巳经决心应战美国，并且按照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战略思想，因此，他必须在台湾和朝鲜南北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随着美军卷入朝鲜战争，毛泽东的注意力也立即由南方转向了北方。8月11日中央军委最后决定将解放台湾的战役推迟到1951年以后，到9月底，毛泽东甚至亲自指示取消在国庆节庆祝活动中使用许诺限期解放台湾的口号。

　 所以，尽管毛泽东不愿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而且一再向金日成表示只有在中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才能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当1950年5月14日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就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表示愿意给朝鲜以各种援助。而现在朝鲜革命真的遇到麻烦了，毛泽东自然要考虑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特别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国介入战争的意向后，毛泽东就没有退缩的理由了。

　 美国军队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该把中国拖入战场，随后又要求中国立即集中9个师于中朝边境，准备入朝作战，并答应提供空中掩护。毛泽东未必没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压力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工的角度讲显然无可指责，这进一步促使中国在南北两个战场选择的问题上迅速做出决断。从7月初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8月5日毛泽东关于边防军“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的指示，充分表明此时中国已经有了出兵朝鲜的打算和准备。如果仅从守卫国土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东北以备不测就可以了。而此时就考虑到出兵朝鲜的问题，明显包含有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的因素。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 8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所做的解释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站在了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

　 周恩来和毛泽东商量后，认为这样下去中国对战场上的形势两眼一抹黑，会影响决策，于是决定派原拟到东德任大使的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到平壤去。柴成文原来就是一野的老情报，周恩来对他说：“你这次作为高级武官兼政务参赞去，就呆在金日成身边，发生了什么事，马上向中央报告。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你主要任务。” 

　 当时中朝关系并不是十分协调的。据前苏联外交官员回忆，“在战争前夕，中国驻平壤代表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官方机构的关系就十分紧张，有时甚至要苏联大使充当协调人”。正因为如此，柴成文离开北京时，还带了周恩来给金日成的亲笔信，信中特意说明“此人是可靠的”。

　 柴成文到了平壤，被接到劳动党中央高级招待所，每天好吃好喝地伺候着。金日成还专门派人在他房间里安了一部专线电话，对柴成文说：“你拿起这机子，我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了，有什么事，你就直接找我谈。”

　 不仅如此，每天晚上，朝军总参谋部还给柴成文送来一份最新战报。

　 半个世纪后，柴成文对采访他的沈志华回忆说：“开始的时候，我还很高兴，金日成给我的待遇不低嘛。拿起电话就是金日成的声音，而且他中国话讲得和中国人一样好，我们通话都是用中国话，根本用不着翻译。后来日子稍长我一想，老这样可不行，他是一国首相，我这么个小武官怎么能天天给他打电话呀？可这专门给我安的专线电话，除了金日成，其它任何人也打不通。其他的高级干部，也全都不敢和我搭话。我一日三餐都是在劳动党中央大院的食堂里吃饭，经常见到他们。而朝鲜劳动党中有一大批高级干部抗日战争时期都是在延安生活过的，像朝鲜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相崔庸键、副相武亭以及人民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徐辉等人，都是这批延安派，他们和我在延安时期就巳经是很熟很熟的老朋友了，武亭那时还是唯一一个进入了中央军委的外国人。但我每天和这批老朋友在食堂里见面，却没有一个敢和我说一句话，见了我柴成文犹似路人，我主动上前招呼，他们也不回应，扭脸就走，一副避之不及的样子，好像我是个麻疯病人。”

　 后来，徐辉悄悄告诉柴成文：“你不要怪大家，金日成有指示，不准和你接触交谈。”

　 再说每日送到房间里来的战报。当时柴成文挺高兴，有现成的情报，自己的工作就轻松多了。后来才明白，金日成每天派人送他的情报，都是第二天的广播稿。

　 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成文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 

　 2月3日柴成文回国述职，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聂荣臻操着一口四川腔把他大骂了一通：“柴成文，你搞些啥子名堂？总理派你过去搞情报，你咋个天天抄报纸？我们都看了报，你送回来的东西，报纸上全都登得有嘛。”

　 柴成文一脸委屈地申辩：“金日成每天送我的就是这个，安我装的电话只通金日成一个人，朝鲜同志又全都不敢和我讲话，我就是被他们弄成个聋子哑巴嘛！”

　 金日成对中国封锁消息，只有一个目的，不愿意让中国人介入他发动这场他认为手到擒来的战争。

　 但是，仁川登陆以后，战局立即发生重大变化，涌上海岸的美军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向北占领议政府、板门店，越三八线过临津江向平壤方向乘胜挺进，另一路杀向汉城，包围洛东江一线的朝鲜人民军，然后直插正在拼命围攻釜山的朝鲜人民军后背，釜山守军也趁势向外反扑。巳经挺进到南方的40万人民军腹背受敌，头上炸弹如雨，顿时阵脚大乱，无法招架美韩军队的反击，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纷纷扭头北逃，沿途又遭到美国空军的肆意屠杀，没有一支部队是成建制撤回三八线以北的，朝鲜人民军全部被打残了，打垮了。

　 9月27日，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军事代表马特维耶夫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绝密电报，汇报了朝鲜的严重局势：“人民军损失惨重，装备弹药严重供应不足，燃料缺乏，运输差不多已完全瘫痪。兵员与弹药补充的组织工作很差。部队指挥系统从上到下一团糟。”

　 10日凌晨接到金日成的求援电报后，斯大林立即给毛泽东发来电报：

　 （密码电报 绝密 不可复制）

　 1950年10月1日3时

　 北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

　 莫斯科在9月16日就已提醒过朝鲜同志，美国人在仁川登陆的意义非同小可，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1和第2方面军与北部后方的联系。莫斯科曾提醒他们应迅速从南方至少撤出四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然后逐步将大部分的南方部队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线。但第1和第2方面军司令部未能执行金日成关于将部队撤往北方的命令，从而使美国人得以切断部队并把他们包围起来。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

　 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

　　等候您的答复。

　　 此致　

　　敬礼

　　菲利波夫

　 当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一切因素都迫使毛泽东必须迅速做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10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给高岗和邓华发电，要高岗立即来京开会，让邓华下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同一天，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通知苏联中国已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还通报说中国预先调至东北的12个师将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在北朝鲜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进行防御战，待苏联武器到达后，再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表示派兵入朝作战。

　 毛泽东此时认为，如果中国不出兵，其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就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实际上，他早就把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行为作为判断这场战争是否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了。周恩来7月2日与罗申谈话时已经提到中国出兵朝鲜的客观条件就是美国越过三八线。

　 仁川登陆的第三天，9月17日中央军委就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作战场准备。这一建议本是东北边防军在此前提出的，但周恩来一直压下未批，这时才以增派武官的方式派出先遣小组，随回京述职的柴成文赶赴平壤。路过沈阳时，高岗给柴成文看了一封毛泽东的来信，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

　 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

　 9月30日周恩来又发表演说，公开对美国政府提出严正警告。

　 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安排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

　　18、毛泽东为何一天之内发出的两份内容截然相反的电报

　 ──根据这份电稿，全世界的学者都一致认定：中国在1950年国庆节的第二天决定出兵参战……然而，真实的情形并非如此，远没有这么简单。

　 9月28日夜里，金日成接到前线急报，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巳经越过三八线。这时，金日成急得没招了，连夜把劳动党政治局委员们通知来召开紧急会议。大家商量来商量去，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求苏联人直接参战，除此以外的任何手段，都巳无法挽救朝鲜危局。

　 求援电稿拟好后，金日成请什特科夫先看看，苏联大使汲取了前一次被斯大林兜头痛骂的教训，这次多了个心眼儿，急忙摇着手对金日成说：“你别给我看，千万别给我看，直接打给斯大林同志就行了。”

　 10月1日凌晨2：50分，斯大林收到了金日成与朴宪永联名发出的求援电，请求苏联立即出兵救援。这份电稿写得非常诚恳，朝鲜的统一战争进行了这么长时间，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穷苦极恶的美帝国主义孤军奋战，巳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现在实在撑不下去了，请求苏联给予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军事援助。接下来又说：“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请帮助我们在在人民民主国家组织国际志愿部队，给我们的斗争以军事援助。”

　 金日成当然知道共产国际曾经在西班牙内战时组织过一支国际纵队，支援反对佛朗哥政权而遭到政府军围攻的共产党武装。他退而求其次，假如苏联不愿出兵参战，那就把这样一幕搬到朝鲜重新上演。

　 接到金日成与朴宪永的电报后，10月1日，斯大林给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回电，要他们立即去见金日成，转告他的意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与敌人做长期斗争；迅速组建预备队，并在南方开展游击战；苏联将提供必要的物质援助。至于金日成要求派军队援助的问题，斯大林推到了中国身上：关于“给予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援助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部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

　 十分钟后，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派兵援助朝鲜的要求。随即，斯大林又以个人的名义电告金日成：“金日成同志，你和你领导下的人民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与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精神可嘉，令人敬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战斗。但是，鉴于当前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我们与美国人关于国际事务的约定，苏联是不能直接派军队进入朝鲜作战的。我们认为，组织国际支援部队是个好办法，最好是中国人去，因为他们不受任何国际法的约束。所以，你不要着急，这件事由我和毛泽东同志直接商量。”

　 金日成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就傻眼了，马上和朴宪永赶去中国大使馆找倪志亮大使和柴成文商量，随后和朴宪永联名，用极为谦恭的语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援信：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您对于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的朝鲜人民深切的关心，百方援助，我们谨代表朝鲜劳动党，衷心的感谢！ 
　　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战况是，在美国侵略军登陆仁川以前，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敌人在连遭重创的情况下，被人民军压迫至朝鲜南端狭小的地区里，我们极有可能争取最后决战的胜利，美帝的军事威信巳经极度地降低了。于是美帝为挽回其威信，为实现其将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之目的，立即调动了驻太平洋方面陆海空军的差不多全部兵力，遂于9月16日以优势兵力，在仁川登陆后攻占了京城，目前战况急转直下，巳经非常严重，人民军虽然对于登陆之敌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对于前线的人民军已经造成了很不利的态势。 
　　战争爆发以来，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每天不分昼夜任意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在对敌空军毫无抵抗力的人民军面前，敌人则充分发挥其空军威力了。各战线上的敌人在其空军掩护下，出动大量机械化部队，我们在兵力与物资方面遭受的损失非常严重，后方的交通运输通信及其它设施也大量被破坏，我们的机动力量，则更加减弱了。 
　　敌人登陆部队与南部战线的部队已经连接一起，切断了我们的进攻部队，结果使我们攻入南方的人民军处于被敌切断分割的严峻状态，得不到武器弹药，失掉联系，甚至于有一部分部队已被敌人分割包围。我们估计敌人可能继续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攻，如果不能急速改善我们的各种不利条件，敌人的企图很可能会实现。要保障我们的运输、供给以及部队之机动力，则必须具备必要的空军，但是我们又没有准备好的飞机师。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一定要决心克服一切的困难，不让敌人把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我们一定要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民主而斗争到底！ 

　 我们正在集中全力编训新的师团，南部的十余万部队巳向作战有利地区转移集结，准备长期作战。 
　　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我们向您提出以上意见，盼望即予指教！ 

　 敬祝健康！ 

　　金日成　　朴宪永

　　1950年10月1日于平壤

　 为了节省翻译时间，信是金日成直接用中文写的。现在这封信仍然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但出于“为尊者讳“，中国方面在最初决定公开展出这封信之前，有意把朴宪永的名字抹掉了。

　 为什么？请看1955年12月19日新华社转发的一条前一天朝鲜中央通讯社播发的重要消息：朝鲜最高裁判所特别法庭　依法判处美国间谍、叛国犯朴宪永死刑 

　 起诉书指出，1951年9月，朴宪永同李承烨、裴哲、李康国、安永达、白亨福等一起秘密集会，讨论了策应预计的敌人的军事攻势、进行颠覆党和政府的武装暴动计划，并且组成了武装暴动指挥部。他们企图以开城为中心的京畿道作为反革命的根据地。1952年9月，这些叛国匪徒在朴宪永家中秘密集会，策划组织反动政党和以朴宪永为“首相”的隶属于美国、保障资本家和地主利益的“新政府”，企图在以武装暴动颠覆党和政府后上台……　
　　特别法庭宣布确认朴宪永以反对朝鲜的自主独立、颠覆共和国为目的，背叛祖国，服务于美帝国主义的间谍行为，以及反革命破坏和宣传煽动行为，庇护和保障李承烨等实现武装暴动的阴谋。特别法庭根据共和国的法律和朴宪永的罪行，判处朴宪永死刑，并且没收他的全部财产。

　 在金日成掀起的肃清异己力量的大清洗运动中，朴宪永作为南劳派首脑，和李承烨、裴哲、李康国、安永达、白亨福的一大批从南方逃到北方，并在北朝鲜党政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战友，被金日成来了个一锅端掉，全部送上了刑场。

　 1950年10月3日，金日成派出的信使、内务省副相朴一禹也乘专机赶到北京求援。

　 斯大林的电报送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正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手把汉白玉栏杆，神彩奕奕地检阅游行队伍。他匆匆浏览了一下电文，马上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叫到城楼上的休息室紧急商量。除毛表示应当出兵援助，其余三人都很犹豫，最后决定次日拿到政治局书记处会议上再作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