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双慧眼──沈志华教授与他眼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书连载）

　 现在，战争巳经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革命弟兄的责任，终于落到了对亚洲革命运动负有神圣责任的毛泽东身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10月2日提笔拟了一份回电。毛先是埋怨金日成做事莽撞，当初不听劝告，现在惹了麻烦。但事已至此，还必须帮他，毛继续写道：“斯大林同志，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第一批3个军，于10月15日前过江；第二批3个军随后跟进。”接下来又说，但是中国缺乏武器装备，尤其是重武器，希望马上得到支援。“只要初期防御能够顶住，等到苏联武器到达，将我军装备起来，就能够歼灭美国侵略军”，等等，在后面拉了一份长长的单子，请斯大林马上解决。

　 毛拟的这份电稿，后来登在了1987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只是把附在后面的武器装备清单删掉了。

　 根据这份电稿，全世界的学者都一致认定：中国在1950年国庆节的第二天决定出兵参战。

　 然而真实的情形并非如此，远没有这么简单。

　 1995年12月25日，《华盛顿邮报》登出一条消息，称，在俄国档案馆发现一封电报，发电时间也是10月2日，也是毛泽东给斯大林的。毛泽东在这份长电中竭力强调中国眼下面临的种种困难，什么国家刚刚经过长期的战乱，经济凋弊，百废待兴，人民渴望休养生息，军队厌战情绪甚大，部队的武器装备陈旧落后，官兵均不愿和美帝打仗。尤其是各民主党派态度坚决，中国实行的乃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多党合作制的政体，做通各民主党派领袖的思想工作，尚需一定时间。还说，“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对中国不利。朝鲜只能让美国人占去了，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于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也于心不忍，但希望朝鲜同志能忍受暂时的失利，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持久的游击战”，等等。结论是：“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

　 沈志华后来去莫斯科买回的前苏联解密档案中也包括这份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这份电稿，发现在“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后面，还有一句话，“关于这个问题尚未作出最后的决定，我们只是想同您商量一下。”

　 这两封同日出自毛泽东之手的电报，态度却完全相反，一时间在国际史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猜测中国公布的档案时间有错误，甚至可能是有意伪造的。

　 沈志华得知这一情况后，为揭开这个秘底，立即找到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先生，因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就是他主编的。金冲及找到了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的手稿。没错，肯定是毛泽东的手迹，时间也是用汉字写的“十月二日”。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俩又查了10月2日毛泽东的其他电报，发现还有两份电报，但那上面都有中办主任杨尚昆的签字，标明几点几分发出。唯独有关朝鲜战争这份电报，什么签发的痕迹也没有。于是，他们就判断这封电报写好后没有发出去，但秘书事后却把这份决定出兵的电稿当做档案，收存起来。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毛泽东文稿时，很自然就把它作为文献收进去了。

　 得到金冲及先生的首肯后，沈志华在1996年1月赴香港参加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提交了一篇论文，并讲述了他调查的结果。沈志华在论文中断定，中国和俄国档案中的这两封电报都确实存在，而且都是毛泽东手拟的，只是前一封电报没有发出，所以在俄国档案馆中找不到这份文件。电报没有发出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在10月2日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出兵主张遭到了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反对。这篇论文很快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了，沈志华的推断也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后来，负责整理和公布中国档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在其出版的著作中，也十分肯定地说：“这份电报没有发出”。

　 为什么没发出去呢？现在看来是因为当时中央对出兵有分歧意见，决定10月4-5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且召彭德怀等进京。这样，毛泽东2日拟好的电报就不能发出了。

　 10月2日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书记处扩大会议确实出现了大家一致反对出兵的情况。毛泽东也没有想到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特别是军队将领们几乎都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把握。毛泽东认为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拟派林彪率军入朝。但是林彪不赞成出兵，称病推辞。反对者的意见概括起来如下：国内战争创伤急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经过长期战争，干部战士渴望和平，厌战情绪相当普遍等等。这次会议同样没有记录，仅能从参加会议的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录里看到一些面貌。比如聂荣臻就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当时党内的不同意见倾向于现在出兵不行，也打不赢，而且容易把战火引到中国来。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关于书记处扩大会议争论的情况，史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有的文章说：“讨论是否出兵时，高岗、林彪强烈反对派兵与美国作战。”也有文章说：“据高岗向苏联人所言，他在会上力主出兵朝鲜，并与反对出兵的周恩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实际情况如何，只有将来中国有关档案公布后才能搞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会议的争论肯定十分激烈。在毛泽东已经答应斯大林和金日成出兵之请的情况下，仍然发表出众多反对意见，说明在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不赞成出兵或至少是暂时不出兵的倾向是主要的。

　 在一片激烈的反对声中，毛泽东只好抱怨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毛只得停发拟好的出兵电报，把这个问题交到4日至5日两天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研究，然后作出最后决定。

　 而且毛泽东也承认，其他中国领导人考虑暂时不出兵也有道理，因为中国毕竟是刚刚结束了长年战争，刚刚开始经济恢复，百废待兴，而且武器装备又实在太差。

　 起草好的电报自然是不便发出了，可是，斯大林那边还急等着他的回电哩，所以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召见罗申大使，把书记处扩大会议的精神简单向他作了通报，告诉他中国暂不决定出兵，留待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再定。然后，请罗申以毛泽东的名义给斯大林发出了表示中国暂不出兵的第二份电稿。

　 “斯大林同志，您1950年10月1日的来电已经收悉。我们原计划当敌人进到三八线的时候派几个师到北朝鲜为朝鲜同志提供援助。然而，经过全面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可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因此现在最好是忍耐，不出兵，积极积蓄力量，与敌人发生战争时这样做将更为有利。”但他后面又留了一句 ：“关于这个问题尚未作出最后的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

　 毛泽东这个亚洲革命“负责人”的确也不好当。那时候，一穷二白的中国为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巳经把原本压在苏联人身上的越南这副沉重的担子接了过来。还在1949年12月12日，刘少奇就以军委名义电令林彪、叶剑英、陈赓等，严控中越边界，调查与胡志明联络的道路等情况。“越南如派人到广西请求帮助时，在武器弹药及医药方面你们能否给他们若干帮助？望告。”此后便开始了援越抗法的行动。12月24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致电刘少奇等：“关于援越武器、弹药、医药物资问题，同意先给一部，然后逐步增加，使越共善于掌握这些物品。”“将来派去军事干部宜任副职或参谋人员或充顾问，似不宜任正职。”

　 实际上，1945年9月22日胡志明就要求斯大林承认他刚建立的越南共和国，但那时斯大林担心引起美国和西方的猜疑，未予理会。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30日，苏联才与越南建交。随后胡志明秘密来到了莫斯科，再次要求斯大林援助。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把责任推给了毛泽东，让中国负责援越。毛泽东当即决定：“不同法国建交也要援越。”刘少奇对黄文欢说：“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毛泽东说：“谁叫我们先胜利呢？胜利者就要帮助人家，这就是国际主义精神！”

　 在此之前，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了越南，此时包括苏联在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尚未承认它。3月13日，毛泽东指示已在越南的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对军火帮助，交通运输组织的建立”、“建立主力部队及党与政权问题等提出考察意见”。4月，中国政府开始向胡志明的卫国军（后改为人民军）输送装备和物资，并把新兵逐批接到中国，为其换装及军事训练，使之成为正规的军队。7月陈赓、韦国清带队到越南，指挥越军打仗。中国还建议越南把军队开进老挝和柬埔寨，和那里的革命力量连成一片。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告知越共中央：“帮助老挝解放，甚为重要”。

　 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左肩巳经压上了越南这副担子，倘若右肩再压上一副朝鲜的重担，谁也会担心中国人民的承受能力。

　 中共中央那时如果真像党章上规定的实行集体领导，这仗想必就打不起来了。

　 可是，毛泽东的视野与想法却与他的同志们大不相同，他眼中看到的不是中国的得与失，而是把亚洲革命运动──后来又扩展至世界革命运动──视为自己无法推御的神圣职责。

　 早在1949年4月3日，毛泽东召集几个民主党领导人就北约成立发表声明，公开宣布要同苏联阵营携手并进，推翻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永久和平！

　 同年11月16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亚、澳工会大会上宣布：“越南、缅甸、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的解放战争中的战士们是完全正确的，武装斗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这就是指导中国人民取得胜利所实行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革命的工人阶级及被压迫人民如果避免采取上述的道路、而采取其他轻便的道路以求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那是错误的。”

　 11月23日，毛泽东又在北京各界人士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宣称：“中国工人阶级除开在国内要担负恢复经济、提高生产的繁重的领导责任之外，在国际上还要担负援助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的责任。胜利了的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这样一种国际责任，是不能也不应该推脱的，我们应该给那些需要援助的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各种援助。这是一项光荣的责任。中国工人阶级应该具有充分的国际主义精神，愉快地诚恳地来担负起这种责任。”

　 然而，这次朝鲜的情况与援助印度支那战争完全不同。在越南只是同日益衰落的法国作战，在朝鲜却要面对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对于越南的援助只是提供武器装备和派遣军事顾问，对朝鲜却必须派出大规模的正规部队。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和武器装备，能够公开与美国作战吗？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吗？多数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仅军方领导人不主张出兵，连周恩来开始也很谨慎。乔冠华回忆说：“周恩来曾极力主张避免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但毛泽东主席坚持采取更强硬的路线。从一开始毛主席就倾向在朝鲜进行干预，周总理放弃了己见，同意了毛主席的主张。”

　 高岗最初也是反对派，见毛泽东执意出兵后，变成了支持派，而且对整个战争期间的后勤工作贡献甚巨。

　 关于林彪反对出兵的说法流传最广。过去的官方说法和社会传言是：“毛泽东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而沈志华经过研究则认为：林彪反对毛泽东的出兵主张并非是因为害怕，而是他认为以中国的国力，尚无与美国直接对抗的能力。但是，当毛泽东最终作出出兵的决定后，与所有反对者一样，林彪也立即转变了态度，尽最大努力支持毛泽东。比如，在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问题上，林彪就为毛泽东解决了难题。当时四野的13兵团作为解放军的总预备队驻扎在武汉、河南一带，其部队战斗力很强，从地理位置上讲，也最适合北上援朝，于是毛泽东决定调13兵团北上。但林彪认为，13兵团司令黄永胜缺乏决断能力，难以独当一面，便给毛泽东出了一个主意，即把13兵团司令部和驻守广州的15兵团司令部对调，因为15兵团司令邓华很会打仗。毛采纳了林彪的建议。其次，林彪绝非“托词有病”，而真的是重病在身。早在3月份毛泽东就批准林彪赴京治病，治疗无效，9月又决定送他去苏联。据俄国档案记载，苏共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开会讨论并批准了让林彪来莫斯科治病。所以才有10月8日林彪随同周恩来赴苏谈判的安排，会谈后林即留在了莫斯科治病。

　 其实，根据中国文献记载，当时委任主持东北边防军工作的是负责组织解放台湾战役的粟裕，因放弃解放台湾，中央军委决定让粟裕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但粟裕因病在青岛治疗，始终没有到任。

　　19、中国为什么坚决否认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发动的

　 ──当年，中苏两党领导人在内部都不回避战争是北朝鲜首先发动这一事实。他们争论的关键仅仅在于，到底是谁批准或者说决定发动这一进攻的。

　 朝鲜战争到底是怎样爆发的？中国出兵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几十年来始终是一个困扰着各国学者，甚至困扰着当政者的一个极大的谜团。包括主要当事国中国和苏联当年的大多数领导人，多半也是不甚了了。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爆发的，仅仅过了十年之后，即到了1960年6月，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参预过某些决策讨论的亲历者，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和中国出兵的背景，就已经说不清楚了。

　 1960年6月22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与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互相指责，发动朝鲜战争的责任问题也被赫鲁晓夫翻出来用以指责毛泽东。自然，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对此完全予以否认，且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让我们通过沈志华搞到的俄国档案，看看赫鲁晓夫和彭真当时围绕着这个话题是怎样争吵的，各自的说法又是什么：

　 赫鲁晓夫：“我们在这个小范围里，可以讲，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是苏中两国都同意了的。”

　 彭真：“不对，我们没有同意。我参加了政治局的讨论，这个问题我是知道的。”

　 赫鲁晓夫：“我们也看到了文件，毛泽东是同意了的。”

　 彭真：“有两点必须说明：一、发动朝鲜战争，我们事先不知道；二、战争打起之后，你们派罗申大使找我们中央，说苏联出兵不妥，斯大林想要我们来出兵。”

　 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们这些人担任领导，而不是斯大林的话，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决定后才发动的。”

　 彭真：“你说得不对，毛泽东同志是反对打的。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就同斯大林说过，如果战争打起来，那就不是南朝鲜的问题，而是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了。即不是南朝鲜能否拿到手的问题，而且是北朝鲜能否保得住的问题。这样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也向金日成同志谈起过。朝鲜战争打起来以后，斯大林说，如果苏联出兵，就意味着世界大战，因此才请中国出兵，因此我们才同意出兵的。我当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的讨论。”

　 赫鲁晓夫：“你说的是战争打起来以后的事，问题是发动战争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批准了的。”

　 彭真：“你说的不是事实，是造谣。我参加了讨论。我们始终认为是斯大林同志同意了的。金日成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

　 赫鲁晓夫：“你比我小吧，今年多大岁数？”

　 彭真：“58岁。”

　 赫鲁晓夫：“你比我年青，但是记忆力却不如我。”

　 彭真：“我的记忆力很好，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政治局的讨论，我是参加了的。我们把意见告诉了斯大林。”

　 赫鲁晓夫：“事后诸葛亮，你们中国人就喜欢这样。”

　 彭真：“你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攻击，我告诉你，我们确实同斯大林说过。”

　 赫鲁晓夫：“他是不听别人意见的，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偶象。”

　 彭真：“我们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我们也有委屈……。”

　 赫鲁晓夫：“再说一遍，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共同决定的。”

　 彭真：“完全不对！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这一点，你可以问问当时参加过讨论的其他同志，那样你就会明白了。”

　 赫鲁晓夫：“我们不要谈死人了。我说，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过错。”

　 彭真：“根本不对！你们有人也参与了这件事，应该可以作证。我再一次声明，你说的根本不对！”

　 从这场双方弄得脸红脖子粗的争吵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中苏两党领导人在内部都完全不回避战争是北朝鲜首先发动这一事实。他们争论的关键仅仅在于，到底是谁批准或者说决定发动这一进攻的？赫鲁晓夫坚持说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批准或决定的，而彭真则坚信毛泽东是不同意的，甚至是反对的，强调中方对战争的发动事先并不知情,所以，毛泽东对战争的发动没有任何责任。

　 虽然朝鲜战争停火协议签订时，“火树银花不夜天”，中苏两国以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它当做一场伟大的胜利来大肆庆祝。然而从彭真和赫鲁晓夫的这场争吵中也透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中苏双方领导集体其实从来就不曾有过半分胜利的欢愉感。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所谓的“辉煌胜利”究竟是怎么回事？否则，他们也不可能不遗余力地把“功劳”往对方的最高统帅头上推。赫鲁晓夫把话巳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过错。”

　 对此，沈志华在他的演讲与著作中做了相当清晰的回答。他指出，第一，从战争最初的策划，到最后的实施，都是在斯大林与金日成，即苏联和朝鲜之间秘密进行的，中方既未被告知，更未参预其间。因此，赫鲁晓夫关于这场战争是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批准，“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过错”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第二，毛泽东并非不知道金日成有此计划，斯大林也并非没有就此与毛泽东通过气。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访问北京，就是在斯大林的逼迫下，就发动战争一事专门到北京来征求毛泽东意见的。在毛泽东托周恩来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斯大林了解其真实意图时，斯大林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毛泽东：尽管他已同意了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是，“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在斯大林已经同意了朝鲜人的计划之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也并没有反对。因此，赫鲁晓夫说“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的说法，也并非就是捕风捉影。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复杂.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4-5日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扩大会议。因为气候影响了飞行，远在西安的彭德怀在会议巳经开始半天后的下午才赶到了中南海勤政殿。进会场一看，情况不妙，叶剑英正在发言，认为同美国开战，我们的一切建设计划全都要泡汤，只有祖国安全受到威胁才可介入。听的人情绪都非常低沉，一个个埋着头抽烟，弄得满屋子烟雾腾腾。接着发言的贺龙认为北朝鲜应由苏联负责，为什么要把中国扯进去？粟裕也抱怨说金日成未按预定计划行事，这下吃到美国佬的苦头，才晓得来找中国人帮忙。

　 看到如此情景，彭德怀惊讶不已。他后来在自传里讲：“得知是研究出兵朝鲜的问题后，我也没法讲话。因为原来我满门心思还以为中央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布署开发大西北的问题，所以带了一大堆这方面的图纸和资料赶过来。”

　 当天彭德怀一句话也没说，会议结束以后，彭德怀住在北京饭店6楼。晚上，邓小平去看望他，把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对他讲了，然后通知他：“老彭啊，主席明天上午要单独见你，你好好考虑一下，到底能不能出兵？”

　 彭德怀当然知道毛泽东单独见他意义非同一般，更清楚毛为何要单独见他──显然，毛泽东的目的是通过他去扭转会议的僵持局面。

　 彭德怀与毛泽东共事多年，他太了解毛的做法。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提出的刚刚改编的八路军今后应坚持山地游击作战的方针受到军事指挥员们的一致反对，他马上提议休会三天，然后利用这三天的时间，轮流单独召见坚持运动作战的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人谈话，取得支持后再复会。

　 这一夜，彭德怀根本就没合眼，时而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时而又起来独坐苦思。

　 5日上午9时，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专程到北京饭店接彭德怀去中南海谈话。

　 一见面，人还没坐下，毛泽东就直截了当问他：“老彭，会上的意见你都听到了，正如大家所强调的，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你说，中国到底能不能出兵？”

　 彭德怀太了解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习惯是夜里工作，临天亮上床睡觉，上午本应是他睡觉的时间。而今天，毛泽东能在睡觉的时间召见他，就说明毛和他一样，也是一夜未眠。

　 彭德怀用不着再想，端上了一夜深思苦虑后的意见，简洁地说：“苏联完全撒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如果苏联人半撒手，那么，我们跟美国人还有一拼。”

　 毛泽东身子往前一倾，伸出大手猛地在桌子上一拍：“老彭呐老彭，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以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你到会上讲去！”

　 毛还告诉彭德怀，斯大林巳经向他保证，苏联肯定会出动空军配合志愿军作战。

　 当天下午，彭德怀就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讲出那番豪言壮语：“让美国占领朝鲜中国无法安心搞建设，不如打烂了再建设”；“即使我们打败了，顶多是解放战争晚了几年。中国有的是山，咱们再上山而已”。

　 有了彭德怀的表态，出兵朝鲜也就有了主帅，会议上没有人再提反对意见了。毛泽东决定：成立志愿军，由彭德怀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立即作好参战准备。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十分肯定地对彭德怀说：“给你十天准备时间，出兵时间初步预定10月15日。”

　 虽然木巳成舟，林彪却仍然在反对。10月6日周恩来在居仁堂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出兵朝鲜的决定，并研究部署志愿军出动的各项准备工作。林彪在会上继续表示不赞成出兵，他的主要意见是，为了拯救朝鲜而把中国打烂不值得，因装备太差与美军作战没有胜利把握，美国可能用原子弹或大规模空军袭击中国大陆。因此，他还是主张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出，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待机行事。周恩来强调出兵援朝的决心已定，现在只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

　 的确如此，同日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对政治局的出兵决定表示支持，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助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同日， 毛泽东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第13兵团及所属四个军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三个炮兵师，待命出动。后勤供应事宜，统由高岗调度。同日，毛泽东发电将这一决定通知金日成。

　 就在中共领导人反复商讨时，苏共中央政治局也在开会。会议确定：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放弃北朝鲜也要避免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还决定，撤出苏联在朝鲜的一切机构和人员。10月6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再次劝说中国出兵。他称：“美国现在没有打大仗的准备，日本也没有能力帮美国打仗，因此，中国与苏联共同与美帝国主义作战必将取得胜利。美国将不得不接受调停，从而无法将朝鲜作为他的军事基地。同样，美国不仅会被迫放弃台湾，还将拒绝单独缔结对日和约，使日本不能成为他在远东的跳板。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中国最终将被卷入战争，同时，由于与中国有互助同盟条约，苏联也将卷入战争。我们对此应该惧怕吗?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必惧怕，因为我们联起手来将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而不要等数年之后，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就将恢复起来并成为美国的一个盟国。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在斯大林还说:“如果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苏联愿意直接介入。”斯大林的这番慷慨陈词，显然不仅仅是询问中国的意见，而是鼓动和要求中国卷入这场战争。

　 接到斯大林的这份电报后，毛泽东并没有明确地把中国已经决定出兵的情况告诉心急如焚的斯大林。他对苏联大使强调，中国的武器装备很差，尤其是没有空军，同美国作战没有取胜的把握。但是过了一天，10月8日晚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通知他中国已经决定出兵，彭德怀任司令兼政委，高岗负责后勤。部队将在15日之前出动。

　 然而，在苏联出动空军协且志愿军作战的问题上，由于斯大林瞻前顾后，出尔反尔，以至中国在下决心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再次出现波折。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派遣志愿军援助朝鲜抗击美国军队的决定之后，毛泽东首先关心的就是苏联空军是否出动的问题。10月6日毛泽东召见罗申，表达了中国部队准备待“机”出动的意思。

　 罗申向斯大林汇报说：毛泽东极其关注有关空军的问题。他指出，根据朝鲜朋友通报的情况，美国人在朝鲜地区拥有大约1000架飞机，中国人暂时还没有自己的空军部队。在毛泽东看来，必须要有空军部队，它的作用一是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二是在前线地区采取作战行动，三是掩护中国的重工业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鞍山和抚顺等地。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政府本身没有能力从空中对部队和工业中心进行掩护，因此，必须有苏联提供的技术装备。最后，毛泽东通知说，周恩来和林彪将于10月8日动身前往苏联，与斯大林商谈出兵朝鲜的问题。

　 周恩来和林彪的任务是要在出兵问题上得到斯大林的保证：第一，苏联以贷款的方式向中国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第二，中国出动陆军，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

　　20、斯大林出尔反尔，突然变卦

　 ──彭德怀一听斯大林出尔反尔，立即炸了，说没有空军，无异于让中国军人去白白送死，他决不能干这样的傻事，这志愿军总司令，他不干了，谁有能耐谁去！

　 位于黑海东岸的索契是苏联著名的避暑胜地，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北戴河，海滨除了有良好的天然浴场外，还有过去的沙皇行宫、新建的高级宾馆和大大小小的疗养院。这里的青山碧水，蓝天白云，还有悦耳的涛声，拂面的海风，总是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因此，索契成为了苏联国家领导人常来休息度假的最佳选择。

　 10月10日，周恩来、林彪赶到索契，和斯大林举行会谈。没想，毛泽东最担心的事情果真发生了！

　 在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周恩来和林彪表示，中国可以出兵，但是我们的出兵是有条件的。第一，我们的装备不行，全套装备，苏联要负责提供；第二，我们出陆军，苏联出空军。

　 斯大林对第一个问题表态很痛快：“武器装备没问题，你们中国人要多少，我们给多少，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第二个问题却出了麻烦。斯大林突然变卦，他说道：“空军我们暂时还没有准备好。这样吧，你们先把部队开上去打，我们抓紧准备，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以内，等我们的空军准备好了，马上开上去。”

　 周恩来何等聪明，苏联出空军，中国出陆军，这是罗申早在7月份就主动提出的两国参战方式，又过了这么长时间，苏联空军怎么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周恩来马上语气强硬地表示：“如果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那么，中国军队也只能等到苏联空军能够参战时再过江。”

　 斯大林激动地大叫起来：“那么，你们的决定就是现在不想派军队去朝鲜了，如果你们不立即出兵援助，朝鲜的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崩溃。”

　 林彪沉着脸，颇有情绪地说：“我们同意出兵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你们必须提供空中掩护，如果彻底丧失了制空权，我们的士兵就等同于遭到美国人的屠杀。”

　 斯大林也不勉强，沉默了好一阵，才开口说道：“如果中国同志决定暂时不能参战，以后再参战也就失去了意义。那我的意见是，马上通知金日成，把残余部队和所有机关带过鸭绿江，在沈阳建立一个流亡政府。”

　 林彪一听这话急了，赶紧说：“斯大林同志，你让金日成就留在他们的山上打游击好了，千万别到东北来。”

　 最后，斯大林与周恩来给毛泽东发出了一封联名电报：鉴于中国军队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而苏联空军要在两个半月以后才能作好准备，决定中国军队暂不出动，朝鲜残余部队撤退到中国境内休整、改编。

　 大国交往，斯大林为何会出尔反尔，自毁承诺，如此不顾自己的形像？原来美国一架轰炸机误炸了苏联的一个机场。美国人吓坏了，生怕触怒苏联，连忙道歉，表示要送肇事飞行员到军事法庭受审，并保证赔偿一切损失。过了几天，又过了几天，苏联方面没有任何反应，美国人更加害怕了，认为苏联正在进行战争准备，是大战前的平静。殊不知苏联被美国随时可以攻击苏联任何部位的能力吓得更厉害。斯大林认为：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同美国开战，于是才有了“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等向中国方面搪塞的托词。

　 因莫斯科与北京时差5个小时，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联名电报到北京时是12日子夜，再由苏联使馆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呈毛泽东，大约已是12日下午。毛泽东得知苏联已确定暂不出动空军的消息后，紧急发出两封电报，指示东北的彭德怀、高岗以及华东的饶漱石、陈毅：“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宋时轮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同时，请高岗和彭德怀赴京商谈。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担心电报转辗延误时间，又于当晚7时许匆忙赶到军委作战部值班室，直接用电话找到正在安东察看渡口的彭德怀，告诉他情况有变化，回北京当面谈。

　 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和高岗抵达北京。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

　 彭德怀一听斯大林出尔反尔，立即炸了，说没有空军，无异于让中国军人去白白送死，他决不能干这样的傻事，这志愿军总司令，他不干了，谁有能耐谁去！

　 但是，毛泽东以其至高无上的威望再次掌握了会场，所有政治局委员的思想最终还是统一到了唯一的“主战派”毛泽东的意志上。情绪激动的毛以一种高亢洪亮的语音，配以有力的手势，以不容反驳的口气说道：“没有苏联空军，志愿军仍然决定赴朝参战！”

　 毛的道理是：打败了没关系，这事儿我做了。这就像兄弟俩，弟弟被人打了，哥哥连门都不敢出，以后谁还认你这兄弟啊；哥哥出了手，被人打了一顿，也算尽了当哥哥的责任，哥儿俩今后的关系会更好。

　 毛泽东坚持出兵，正如同他后来不考虑彭德怀面临的种种困难,非逼着他打过三八线一样，话说得非常明白：“过不过三八线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再者，美国出尔反尔，悍然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对毛泽东的剌激太大，他说：“你美国人说话不算话，你杜鲁门1月5号发表声明，说解放台湾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美国人不干涉，怎么到了6月份，台湾地位就未定了？”

　 美军打到鸭绿江以后到底要干什么，毛泽东心里没底。所以他几次通过周恩来之口宣布：“只要不过三八线，甚至只要美国人不过三八线，中国就不会出兵。”

　 这也就是周恩来为什么要在3日深夜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原因，因为2日的书记处扩大会议并未最后决定中国出不出兵，留到4-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作决定。周恩来就掐了这么个空档，通过潘尼迦把信息传递给美国人：“只要你们美国人不过三八线，我们就不会出兵，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潘尼迦的确把信送到了，可是美国人不信，认为周恩来是在搞讹诈。特别是麦克阿瑟，他认为中国人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出兵，毛泽东真要出兵，在8月份仁川登陆前出兵不更好吗？中国那时候出兵的话，我们登陆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毛泽东在最不应该出兵的时候出兵，那他不成傻子了吗？所以15日在威克岛他对杜鲁门说：“中国要出兵他早就出了，他现在出兵那就不是一场战争，而是屠杀。”

　 毛泽东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与会者，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随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通报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方案，并说明志愿军出动的日期为17日。在这分电报中，毛还让周恩来和林彪赶快去见斯大林，请苏联答应两件事，第一，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我现在没钱，等到打完仗再结算，就算向苏联政府贷款；第二，让苏联保证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之内出动空军参战。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军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并保护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则我们也不怕美军的空袭。

　 周恩来和林彪这时巳经从索契回到了莫斯科，他俩当夜紧急约见莫洛托夫，要他立即向斯大林转告毛泽东来电内容。10月14日，苏联政府承诺，军火款列入贷款没问题，打完仗后再结算。斯大林同志很感动，特别指示，我们只按照出厂价的半价结算。以及到时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周恩来随即又致电在疗养地的斯大林，进一步提出苏联除战斗机外，可否出动轰炸机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出动空军入朝作战外，可否加派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以及除提供武器装备外，可否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贷款订货的条件等等。这时，斯大林又一次改变了主意，他让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苏联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

　 这下把周恩来和林彪气坏了：“我们到前面去和美帝国主义打，你们不过鸭绿江，这叫参的什么战？”

　 莫洛托夫就喋喋不休地给他俩讲起了苏联面临的国际压力，此时心急如火的周恩来哪有时间听他卖劝世文，留下林彪在莫斯科治病，自己马上飞回了北京。

　 苏联决定不派空军入朝作战，也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根本无法得到空中支援，这不能不使中国重新考虑出兵问题。于是，毛泽东在17日下午5时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改变计划。原定先头部队17日出动，现改为“准备于19日出动”，并且说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电报还要彭、高二人再乘飞机回京商谈。毛泽东于18日又一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研究出兵朝鲜问题。会上，刚回北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会谈的情况，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出国前的准备情况。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会后，毛泽东于晚9时给邓华等志愿军领导去电，命令部队按预定计划，自10月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两地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下定出兵的决心

　 就在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期间，斯大林再次接到了金日成的求援电报，说敌人巳经快把平壤包围了，苏联军队再不开进朝鲜，他也快成俘虏了。

　 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接到海军情报部送来的一份情报，说发现美军一支庞大的特混舰队正在离元山港不远的日本海上活动，看样子极有可能抄北朝鲜人的后路，在元山再来一次登陆。所以斯大林马上发了个电报给金日成，向他通报了这个情报，并让金立即率领劳动党和政府两套班子干部，以及被打残了的部队尽快撤往东北，在沈阳建立流亡政府，然后在东北重新训练干部，整训军队，等到条件成熟时再打回朝鲜去。整个撤退行动，由什特科夫大使帮着金完成。什特科夫传达后，巳经惊慌失措的金日成痛苦地表示照办。

　 斯大林关于撤退的电报刚发走，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电报到了，说：毛泽东同意出兵了！

　 斯大林大喜过望，马上追了个电报给金日成，说上个电报作废，毛泽东巳经同意出兵，你只要再坚持几天，中国大军就能赶到了。

　 而此时金日成接到斯大林让他撤往东北的电令后，巳经和什特科夫着手实施撤退行动。毛泽东决定出兵，金日成遂打消了到东北建立流亡政府的计划。不过，按照斯大林的建议与和中国的协议，中国政府仍然允许金日成将被打残的步兵师送往东北进行整编和训练，他们分别集中在湾沟地区：第67、68、69三个师及特种部队共35000人；和龙地区：第32、75师及特种部队35000人；计划1950年11月5日前在延吉地区再集中三个师及特种部队35000人。此外，朝鲜人民军步兵学校和政治学校撤到了通化地区，坦克训练团撤到了汪清地区，航空学校撤到了延吉地区。为领导这10几万军人的训练工作，北朝鲜政府专门成立了以民族保卫相崔庸健为首的指挥部和3个军级指挥所。

　 出兵朝鲜是中国现代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件大事，毛泽东为何在得不到他的同志们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出兵？首先抛出决定赴朝参战，然后再解释中国必须出兵的理由。

　 在援助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要求中国尽快出兵，而毛泽东则要求苏联必须保证提供空军支援后才同意出兵，如果说这是两个盟友之间的一场暗中较量，那么其结果是斯大林占了上风。

　 不过，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必胜把握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仍然坚决主张派兵赴朝作战，并非是慑于斯大林的压力，一者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考虑。在麦克阿瑟叫嚣要打过鸭绿江和美国飞机不断骚扰中国东北边境城市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是否会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担心是十分现实的。因此，除了从地缘政治角度对安全利益的担心外，毛泽东很可能还有对中国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更深层的忧虑。问题在于，如果朝鲜按照苏联的计划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允许金日成与其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那么，因此而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东北，援助中国作战。二者，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更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的协定。

　 从后来美国解密的档案看，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并非是针对中国的，美国的确也没有与中国作战的计划和企图。显然，中国领导人对局势发展和美国进攻北朝鲜意图的判断是有失误的。当然，美国政府内部的讨论和分歧情况，北京当时是无法得知的，因此与麦克阿瑟咄咄逼人的战争叫嚣和蒋介石集团的蠢蠢欲动相比，艾奇逊等人的声明和保证就显得毫无价值，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之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在9月30日声明：对美帝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不管是麦克阿瑟狂妄言行的误导，还是毛泽东对情报判断的失误，总之中国领导人认定美国继攻占北朝鲜之后，必将把中国东北做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这才下决心与美国一战。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中苏也签订了同盟条约，但毛泽东清楚斯大林对他并不信任。斯大林过去一直认为他是民族主义者，怀疑新中国将走上铁托式的道路。如果中国此时不出兵援助朝鲜，无疑将证明斯大林的看法和怀疑是正确的，中国就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颇有感触的。他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说：“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直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以后，才摘掉了这个帽子”。  1958年7月毛泽东又对尤金说：“斯大林一直怀疑中国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再者，很有可能，“东北王”高岗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也是毛泽东在考虑东北命运时的重大原因。高岗与斯大林保持着极不寻常的亲密关系，他喜欢穿苏式服装，言谈举止，生活方式也都刻意模仿苏联老大哥，他也因此成为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最为欣赏的中国人。甚至在高岗自杀以后，赫鲁晓夫还多次苏共内部讲“高岗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最让毛泽东梗梗于怀的是，1949年7月27日的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发言中谈到，台湾统一是中共目前面临的最大任务，并且希望能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首先表示赞同刘少奇的讲话，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他的建议竟然是希望苏联宣布东三省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当时苏联共有16个加盟共和国）。照高岗的意见，东三省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后，可以保障东三省免遭美国人的侵犯，并把东三省建变成继续彻底歼灭蒋介石集团的更加可靠的基地。此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建议苏军在远东加强驻军力量。高岗发表完意见后，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但刘少奇则巳是脸色铁青，怒不可遏。

　 最让人难以琢磨的是斯大林当时的表现，他的脸色同样很难看，在他的同志们发出的一片掌声中，斯大林突然站起身来，向着坐在第一排的高岗严肃地叫了一声：“张作霖同志。”

　 这种称呼使全体与会者大为震惊，掌声嘎然而止。因为大家都知道张作霖本是土匪，后来靠日本人的大力支持，成了东北的独裁者，当他企图不按日本人的意旨办事时，日本人就毫不留情地把他干掉了。

　 会议结束后，高岗和刘少奇同坐一辆汽车前往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刘少奇指责高岗的发言如同公开叛党卖国，高岗不服，与刘争吵起来。到达宾馆后，刘少奇马上向毛泽东发了电报，由于高岗的叛变行为，要求毛立即将其召回。

　 作为刘少奇副手访苏的高岗能在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近乎于买主求荣的建议，对毛泽东的剌激可想而知，而斯大林非同寻常的表演，更让他不能不作更深一步的思考。

　 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对东北主权构成威胁的不仅仅是美国人，同时也要提防着苏联人。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上善之策，就只能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

　 当然，毛泽东关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考虑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台湾问题、日本问题等等。斯大林在10月初劝说中国出兵时就谈到，其后果将迫使美国“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朝鲜就不会成为美国或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最后不仅会“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毛泽东不会不考虑这些保证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附带收获。

　 不久后便流行于全中国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贴切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三者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

　 所以，尽管从总体上讲，中国是被迫卷入这场它并不希望看到的战争的，但是当战局的发展明显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并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利益时，毛泽东中最终下定了参与这场战争的决心。如果说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考虑，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党，乃至对他的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疑都是适合的，最终都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被迫做出的合理反应。

　 同时，对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决策做出合理性判断的必然结果是把美国越过三八线看作是一次纯粹导致灾难的行动。因为，只要联合国军实际上越过三八线，并逼近鸭绿江，那么，无论是美国做出不会威胁中国的保证或提出建立缓冲区的建议，还是以扩大轰炸甚至使用核武器进行威胁，都不足以阻止毛泽东对美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参会的政治局委员们谁都清楚，按实力，中国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国家满目创痍，百废待兴。1950年6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同一天，中共中央下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土改、复员、剿匪、稳定物价、恢复生产、解放台湾，哪件事都不容许中国与美国开战。可是美国人在台湾海峡扬武扬威，公然威胁不准中国人解放台湾，这就逼得同样豪气过人从不服输的毛泽东，拿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狠劲儿，非和美国人摆开架势大战一场不可！

　 随后，毛泽东签发命令，19日晚上7点半，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39军、40军、42军20多万人马，雄纠纠气昂昂，浩浩荡荡地开过了鸭绿江。

　 但是，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却在跨过鸭绿江前夕，丝毫也没有“雄纠纠气昂昂”的心态。他对一大群高级将领们吐露心曲，说：“咱们的名字叫志愿军，跟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其实我也不志愿。要不是美国军队压到了鸭绿江边，欺人太甚，我也不会去和美国人打仗。现在他打到了咱们家门口，我志愿挂帅出征，你们志愿不志愿？”

　 中国将军们齐声呐喊：“志愿！”

　 显然，彭德怀和他的将军们口中的自愿，是不愿也得愿。

　 高级将领如此，基屋官兵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当时中国人民经历了8年抗战，紧接着又是4年内战，好不容易才把蒋介石打到台湾岛上去了，庞大的人民解放军加上同样庞大的国民党起义、投诚、被俘官兵，立即成为新中国不堪重负的包袱。当时多数部队都已担负了生产建设任务。官兵都渴望能够“喘口气”，普遍作战意识淡化，战备松弛，忽视训练，车辆及各种装具损坏严重，20──30％以上的武器和火炮锈蚀损坏，甚至麻雀已在炮筒筑巢。而不少官兵对与美国作战也存在着恐惧心理，比如害怕原子弹，对美军的飞机、坦克感到束手无策，认为“鸭绿江是鬼门关，有去无回”，认为“美国鬼子不会打到中国来”，“何必多管闲事，不要惹祸上身”，等等，都极有助于说明当时出兵入朝作战的难度。

　 但人民解放军最大的特点就在这里，不论想法怎样，困难多大，一旦毛主席党中央下定决心和美国人打，命令一下，个人的一切立即抛到九宵云外，义无反顾，人人请战，“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21、入朝初战完全取决于彭德怀的应变能力与临场指挥。

　 ──毛泽东极为渴望用优势兵力像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那样全歼美军几个整师。宋时轮指挥三个军也的确将美军的一个师包围在积雪复盖的盖马高原上……令他们惊讶的是，美军士兵并非他们的宣传材料上说的那样贪生怕死，他们的勇敢，一点儿也不压于中国人。

　 中国军队出手是非常狠的，这里面凝聚着很多仇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美国人干涉台湾的愤怒──用中国老百姓的最朴素的话来说，你美国佬不是对我们搞武力封锁吗，反正咱也解放不了台湾了，就豁出去帮咱朝鲜兄弟打吧！

　 中国人跟美国人打的第一仗是怎么打的？10月19日黄昏，首批志愿军25万人马陆续渡过鸭绿江。这时，平壤已被占领，彭德怀面容憔悴，满头白发，超过了先头部队，只带着几个警卫员在朝鲜的山野中寻找去向不明的金日成。最后在一个叫北镇的地方见到了躲在金矿里的金日成。金日成通过朴一禹向彭德怀提出，要彭德怀把志愿军的指挥部与金日成的指挥所合在一起，由金日成统一指挥。彭德怀气不打一处来，你姓金的还指挥？你把自己的军队指挥打成了这副惨不忍睹的样子，指挥得还剩下几个兵？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几十万人马浩浩荡荡开过来，凭啥交给你指挥？这事用不着向北京请示，他一口便拒绝了。

　 此时的人民军已被打散，志愿军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向北溃败的人民军堵塞了他们前进道路，人民军在路上一遇到志愿军，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有飞机没有？”一听说没有，就一个劲儿地摇头。
　　志愿军入朝一个星期后，美韩军队还不知道。这一天，南朝鲜先头部队坐在车上啃着苹果谈笑风生地追击着人民军，志愿军埋伏在山岗上，不到20分钟，就把南朝鲜的这个营解决掉了。随后美军飞机进行了准确的报复性轰炸，整个山岗像一支巨大火焰。但令南朝鲜军人奇怪的是，一些奇怪的影子在火中露出头，顽强射击。这样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当20多名南朝鲜士兵终于爬上山岗时，看见了一个衣衫破烂的士兵从工事里站起来，怀里抱着一根爆破筒，几乎是微笑着向他们走来。南朝鲜士兵突然明白，但跑已经来不及了，士兵怀中的爆破筒爆炸了。“这是中国人，肯定是中国人！”南朝鲜人惊呼。
　　这一天是1950年10月25日，被中国政府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中国军队第一次与美国军队直接开打是在离中朝边境不远的云山，美国人换下已经精神崩溃的南朝鲜军队，自己顶了上去。

　 美军战史记载：“他们（南朝鲜军）是泥塑的部队，完全是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对于附近时而发生的枪声全不在意，全无表情。中国军队几乎看不出队形的攻击人流在各个方向时隐时现，瞬间便冲到美军面前。中国的炮火十分猛烈，一检查弹道，发现是二战中曾在斯大林格勒出现、让德军胆战心惊的82毫米喀秋莎火炮。这种武器的出现，意味着进攻的军队不是一般的军队。”

　 日本人在《朝鲜战争》一书中写道：“中国士兵出奇地勇敢，一个中国士兵在部队受阻时，绕到敌人机枪阵地后，抱住美军机枪手一起滚下山崖──类似的情景在中美两军第一次战斗中到处发生，美国人在奇怪的呐喊声中不断死伤，争相逃命。”
　　美军战史写道：“黑夜是中国人的，夜间混战中，中国人好像无处不在。在二战中抗击过日本人夜间进攻的陆战队员们发现，中国人的战术也极为相似──他们用英语使劲地喊‘你在那里’，或是‘我看见你了’。陆战队员以紧张的心情默不作声地迎击中国人。一辆俄制T－34坦克冲破了一个路障，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迫击炮阵地、车辆甚至单兵射击。陆战队一枚火箭击中了这辆坦克，它的炮塔突然转过来，只用一发炮弹便打掉了陆战队的火箭发射组……至少有一部分敌人的攻击部队是从背后爬到E连阵地的，显然是顺着野战电话线摸上来的。中国人抓住了许多在睡袋里睡觉的人，并且立即杀死了他们。”

　　入朝这一个星期以来在云山周围的一系列战斗，被西方军事学家称为“一个不宣而战的战例”、“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这次遭遇战，使中国人了解了与美国人打仗的感觉。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的军队不过如此。美第24师曾经在战场上拣到一本中国某部队编印的《云山战斗经验基本总结》小册子，上面除了对美军在协调火炮和坦克，步兵火力速射，以及空中支援能力表示羡慕外，对于美国士兵的战斗力却大为不恭：“美国士兵在被切断后路时，会丢弃所有的重武器，扔得到处都是，而且还装死。他们的步兵缺乏战斗力，胆小怕死，不具备进攻和防御的胆略。他们在前进时如果听见枪声，便会退缩不前。他们只能在白天打仗。他们不习惯夜战和白刃战。如果他们战败，便会溃不成军，如果他们没有炮火支援，就会不知所措。当补给停止时，步兵便会完全丧失斗志。”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我从未打过这样的仗，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根本不知道联合国军进到什么地方，只揣着与毛主席商定的作战计划，后来发现根本不管用，因为联合国军进军太快了。”

　 此后的一连串战斗，完全取决于彭德怀的应变能力与临场指挥。

　 中国出兵后，由于彭德怀拒绝把志愿军的指挥权交给金日成，导至在很多方面与朝鲜方面矛盾重重。最初一段时间，中朝军队甚至是各行其事，相互根本就不配合。中朝军队互不相识，作战当中又不协调，经常出现矛盾和误会，甚至有误把对方作为敌军的情况。如在第一次战役中，我39军正在围攻敌24师，突然遭到人民军坦克部队轰击，打得志愿军措手不及，骂声连连，致使敌军逃脱。更有甚者，志愿军入朝解了平壤之急后，金日成居然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不允许志愿军使用巳经军管的铁路，迫使志愿军只能以卡车运输，交通线被美军飞机炸瘫痪后，遂改为步行，美军每次空袭，都给志愿军造成极大的损失。

　 为此，彭德怀提出两军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但金日成的意见是不由他统一指挥中朝联军就不行，他同意向志愿军派出参谋进行联络，而不同意两军联合作战。直到第二次战役开始后，12月3日、4日金日成到北京与毛泽东会面，才解决这一问题，决定建立中朝联合司令部。12月7日金日成回国后与彭德怀商谈了具体办法。联合司令部的指挥权在彭德怀，他是司令员兼政委。副手有朝鲜人，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常驻司令部。具体作战由司令部统一指挥和部署。但金日成作为朝鲜领导人，并不归彭德怀指挥。相反，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停战问题，都需要同金日成协商。简单说，军事上，朝鲜部队归彭德怀统一指挥，政治上、战略上的事情，彭德怀必须征求金日成的意见。

　 此后不久，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战略方针上发生重大分歧。第三次战役占领汉城后，彭德怀于1951年1月8日命令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首先表示强烈反对。金日成和朴宪永也表现出对志愿军的决定强烈不满，主张继续南进。在10日和11日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中朝双方认识不一致，发生了争吵。中国提出，如朝方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那么就让朝鲜军队自己继续进攻。金日成被迫同意志愿军进行休整，但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苏联大使。什特科夫也向斯大林告状，说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明了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经过两三个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面对如此分歧，斯大林一锤定音，解决了双方的矛盾。斯大林在给什特科夫的回电中指出：“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如此才最终确立了彭德怀的统一指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