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双慧眼──沈志华教授与他眼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书连载）

　 毛泽东极为渴望用优势兵力像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那样全歼美军几个整师。宋时轮率领的27军、26军、20军也果然把美军王牌海军陆战1师包围在寒冷的盖马高原上。陆战1师确实能打硬仗。有个叫德洞岭的高地对于他们南撤至关重要。师长史密斯特派曾在硫磺岛与日军进行过惨烈战斗的巴伯率兵守卫。战斗空前残酷，美军死伤过半，仍与潮水般冲上来的中国士兵展开肉搏。双方使用了能够使用的一切器械，镐、锹、枪托、刺刀和拳头。士兵扭在一起在黑暗中滚动，互相掐喉咙、挖眼睛、咬面部。山顶一度被志愿军占领，但很快又被美军反击下去。接近早晨6时，美军的援兵开到了，随着一声尖厉的哨声，中国士兵迅速撤出战斗。骄傲的海军陆战队员被中国士兵表现出的惊人勇气所震慑。

　 但是，志愿军三个军包围了美军的一个师，仅仅给对方以及自己造成了重大杀伤，而没能如愿以偿地将其歼灭，也让他们看到了装备精良的美军强大的战斗力。而且，更令他们惊讶的是，美军士兵并非他们的宣传材料上说的那样贪生怕死，他们的勇敢，一点儿也不亚于中国人。

　 美国人遇到了一支世界上最奇怪的军队，他们惯用手榴弹，投出的手榴弹的密集程度令美国兵如陷地狱。在狭窄的洼地里，拥挤在一起的美国兵无法躲避手榴弹。

　 排长布洛顿看到令他一生难忘的情景：在山顶的战壕中，突然站起一排中国士兵，“高举双手，是投降的样子”，当美国人在“可以看见中国士兵军服扣子的距离”成散兵队形站起来，一个会中国话的南朝鲜士兵开始喊话：“从壕里走出来投降吧！”中国士兵回答道：“来这里抓吧！”在和中国士兵对话时，又有许多中国士兵加入到举手的行列。“他们突然一起投出手榴弹，然后又钻进战壕里。”布洛顿的排损失惨重。

　 美国广播公司这样报道：“中国军队突然收紧巨大的包围圈，大韩民国第二军团在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下，在不到24小时之内业已完全消失，再也找不到该部队的痕迹了 。”

　 日本人在《朝鲜战争》一书中写到：“中国士兵突然在大雪中出现了，有的人脚上甚至连鞋也没有，这令美军士兵在零下40度的气温中看上去简直如同一种幻觉。中国人好像对美军炽烈的火网毫不在意，第一批士兵倒下后，第二批又跨过尸体前进，接跟着还有第三批，第四批。其不怕死的精神仿佛是虔诚的殉教者，令美军官兵非常害怕。”

　 后来接替麦克阿瑟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在《李奇微回忆录》中写道：“1951年1月3日，李承晚宣布迁都，汉城顿时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至少有一半市民（约50万）决定再次逃亡。我站在汉江桥头看到几十万难民背着包袱 、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向汉江拥去。难民们纷纷从冰上渡江。紧抱着婴儿的母亲，背着老人、病人、残疾人的男人，扛着大包袱和推着小型两轮车的人们，没人去扶助那些跌倒的人。在这悲惨的逃难中，谁也没时间去帮助邻居。没有人流泪哭泣，只能听见在冰上走路的痛苦的喘息声。”李奇微几乎是最后一个撤出汉城的美军，“我收拾起桌上的全家福照片，然后在墙上写了一句话：‘第八集团军司令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意！’

　 这样的描述使美军颇为难堪，两百年来所有战争的胜利者，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日德那样强大的军事机器，并成为全世界救星的美国军队，还从来没有遭到过如此的奇耻大辱。

　 当然，倘若因此认定朝鲜战争是中国人民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那也只是一种时代所必需的宣传。以中国当时的国力和美国人打仗能打成那样一个结果，就如同中国足球队和巴西足球队在绿茵场上大战了120分钟，最终打成个平手，这难道不是中国人的胜利，还是巴西人的胜利？

　 世界从此后终于认识到，中国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力量，一个世界强国将崛起在东方。志愿军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洗去的是百年来蒙在整个中华民族身上的耻辱，捍卫的是整个民族的尊严，他们是民族的英雄和骄傲，应该得到全民族最崇高的敬意。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吃苦耐劳的作风和高超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艺术，彻底改变了世人眼中中国军队的形象，赢得了敌人和朋友的尊敬。志愿军的赫赫军威，新中国领导人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绝不低头的骨气，是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是国家外交的坚强后盾。不知令多少想占中国便宜，看中国不顺眼的国家从此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2001年1月中旬，沈志华在上海复旦大学组织召开了冷战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这是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柯、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中国问题顾问朴斗福、北朝鲜驻华使馆官员、美国国务院的文化官员以及日本的汉学家等大批相关人士前来参加。许多人还清楚地记得一位韩国学者用英语所做的滔滔不绝的发言，大意是：你们中国通过朝鲜一战而再次崛起，从此成为世界强国！以好强斗狠闻名于世的韩国人说话的声音尤其宏亮激昂，传递出的意思也尤为复杂──请注意，在资本主义社会过着优裕生活的韩国学者，可不是越洋过海跑来为曾经痛打过他同胞的中国人歌功颂德的！

　 而与他一样，国外学者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一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不过，想来也很平常，这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乃是基本的经验判断而巳。

　　22、美国人与苏联人心照不宣

　 ──直到冷战结束后人们才知道，当时美国领导人与莫斯科有着同样的顾虑，他们需要和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

　 也许是被毛泽东的果敢决定所感动，也许是受到志愿军初战告捷的鼓舞，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打响，并取得胜利后，苏联空军终于在11月1日开始出现在鸭绿江上空了──这仅仅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12天之后，而不是斯大林承诺的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之内。

　 战争初期， 美国空军动用了44个驻扎在远东地区航空大队的657架作战飞机来对付北朝鲜。美国航空兵对平壤附近的北朝鲜空军基地进行了接连不断的密集轰炸之后，金日成的空军实际上已经被彻底摧毁，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而中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当时还没有真正组建起来。所以，能够对付美国空军，而且首先出战的主要是靠苏联的航空兵了。

　 别洛夫航空师是在朝鲜参战的苏联空军第一支部队。1950年11月1日，苏联飞机出现在朝鲜上空。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这一天，朝鲜飞行团的6架雅克-9飞机“首次在安州地区执行战斗任务。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击落了两架B-29轰炸机和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从战斗任务中，有两架雅克-9飞机未能返回”。参战的苏联飞机是在安东-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的，“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15飞机击落了两架F-82，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共击落4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别洛夫同志的米格-15是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起飞的，每个机场共起飞了8个架次。”

　 第一次空战取得成功后不久，苏联空军在驻守沈阳地区的第151和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础上组建了由别洛夫少将指挥的第64独立歼击机航空军，后来，格奥尔基·阿盖耶维奇·洛博夫中将继任第64集团军司令，负责指挥在朝鲜战场的所有苏联空军部队。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以免遭敌机的袭击。不久，第64航空军又进驻到中朝边境上的安东机场。仅在11月上半月，苏联飞行员便取得了击落23架美国飞机的优异战果。同时，斯大林决定分两批再为别洛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

　 除了米格-15飞机的性能可以同美国的F-86飞机相匹敌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差很远。不仅飞机和飞行员以及后勤人员的数量大大少于美国，而且在地面导航、无线电干扰、雷达侦察、通讯等技术装备方面也十分落后，至于为空勤人员提供的服务和生活条件，更是远不如美国。即使如此，苏联喷气式歼击机投入战斗还是对朝鲜的整个空战局面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被称作“空中堡垒”的美军B-29战略轰炸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据报告，苏联飞行员与B-29轰炸机多次交锋，每一次交锋的结果都是美国人遭受沉重损失。因为这种四个发动机的轰炸机价值非常昂贵，而且每架飞机有10至12名机组人员，一旦被击落，就是机毁人亡，给美国人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刺激。到1950年11月底，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已经感到头痛，因为他们没办法在鸭绿江地区为那些实施战略目标轰炸的美国飞机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11月6日，美国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将军下令要求自己的战略轰炸机兵团摧毁鸭绿江上6座战略桥梁和北朝鲜的10个边境城市，但是苏联空军的加入使美国空军没能完成任务。过去，美国飞机可以在300米低空俯冲轰炸，还可以反复轰炸，而现在苏联防空火炮的对空射击迫使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只能在6000-7000米以上的高度实施轰炸，这就大大降低了它投弹的准确性；而性能优越的米格-15飞机参战又迫使美国轰炸机只能在目标区停留很短的时间，这样也阻滞了美国空军执行它的轰炸任务。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军队的空中优势第一次受到怀疑。

　 尽管如此，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仍然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特别是随着中国军队向南推进，后方补给线不断延长，遭受美国空军轰炸和袭击的威胁也越来越严重了。显然，苏联空军要是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就远远无法保证中国军队的物资和兵源的补给。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经与苏联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别洛夫的部队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后勤供应。但江界距中朝边界不足百公里，米格-15在万米高空作战，实际上仍等于是在中朝边界上空。安东至安州铁路在沿海，而苏联空军禁止在沿海40公里以外上空作战，以防止飞机被击中后飞行员跳伞落海，被美国海军俘去。而这个时候志愿军已经打到了三七线，后方补给线长达500多公里。苏联空军由于自己的基地在中国境内，受到飞行距离的限制，无法进一步南下，这就致使中朝联军在江界、安州一线以南地区的物资运输和部队调动，完全处在了敌方空军的威胁之下。

　 彭德怀在战后的一次总结会上曾经说：“我打了几十年仗，从来没有害怕过。但打过三八线后，我环顾前后左右，深深为几十万大军的状况和境遇感到担忧和不安。第一线6个军（即38、39、40、42、50、66军）入朝后一直没得到休整补充，官兵普遍有三怕：一怕无粮饿饭，二怕无弹不能打仗，三怕负伤抬不下火线，不能医救。三八线南北300里是无粮区，在敌飞机破坏下，第二、三次战役时粮食只能供应所需的25%到30%，炒面伴雪，没有新鲜蔬菜，官兵大量患夜盲症，影响执行作战任务。战士们编了顺口溜说：中国撒拉密（朝语‘人’），来到朝鲜地，吃的是喷气式（吃炒面时常喷出面粉），躲的是比恩机（朝语‘飞机’）。又说：不想家也不想老婆，只想吃个白馍馍。南方战士则说：影戏歌舞不想看，只想吃顿白米饭。还有人说，朝鲜战场我军是‘一军对三军，一线对三线’，就是我只有陆军，而敌方是陆、空、海三军；我方只在陆地战线上打击敌军，而敌军除陆地战线，还可以从空中、海上向我方攻击。”

　 彭德怀提出急需解决的是后勤运输问题，而要保障铁路和公路运输线，主要就得靠加强空中掩护。于是，彭德怀专程回国寻求援助，可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却回避表态，彭德怀为此对扎哈罗夫大发雷霆。其实扎哈罗夫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自然不敢做出任何承诺。事后彭德怀也向中央作了检讨，承认当时发脾气不对。不过，这样一来，倒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周恩来在2月26日以毛泽东的名义拟了一份给斯大林的电报，经过毛泽东审定后，3月1日发出。这个电报提出：组成三批部队轮番作战，准备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美国知难而退，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电文中还反映了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进驻朝鲜境内，掩护朝中军队的后方交通。

　 斯大林于3月3日回电说，“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一条钢板飞机跑道，那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同时必须建立不少于四个混凝土跑道的机场，因为钢板跑道不够。我们希望建设工程在劳动力和物资上将得到保障。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向您供应高射炮弹。今年下半年我们还可以供应6000辆卡车。”

　 但问题是朝鲜境内没有可以利用的机场，原人民军的机场遭到美国空军的轮番轰炸，损毁得十分严重，已经无法使用。于是，苏联空军能否入朝作战的关键就在于朝鲜机场的修复问题了。

　 周恩来根据斯大林3月3日回电，在3月4日同扎哈罗夫总顾问商讨了中、朝、苏空军入朝作战和修复机场等事情。5日又派空军司令刘亚楼和苏空军顾问飞往东北，同东北军区苏联顾问进行商谈。

　 3月15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苏联决定再派一个3团制空军师（90架喷气式机）到安东地区，以便使中国空军在安东的一个师推进到平壤地区作战。

　 同一天，周恩来致电柴成文转金日成，并告彭德怀，通报了苏联来电的内容。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境内抢修足够的机场，巳成为目前争取苏联空军早日参战的中心课题。为完成此项任务，只要中国能办到的，我们决尽一切可能加紧准备。但沙石、洋灰与人工则必须请朝鲜解决，特别是人工最为重要”。

　 3月22日周恩来又给彭德怀和高岗发电报，通报中、朝、苏三方空军入朝作战前的兵力准备、机场修建情况和对指挥机构设置的意见。中、朝、苏三方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的空军部队将增加到17个团，即中方10个团，朝方3个团，苏方4个团，飞机总计509架，如果加上苏联空军在安东的飞机，就是599架。电报说，目前不论作战，不论运输，都以争取修好机场，以利苏联空军先行出动掩护为中心一环，故只有以战斗部队修筑机场才能完成此项任务。经过反复的研究，目前不管在人力、物力、运输、掩护诸方面，都不可能做到所有机场同时动工，只能采取逐步前进的方针。因此决定第一步由中方负责先在平壤以北安州以南地区内修起4个机场，让苏联空军的2个师120架飞机能同时进入这个地区。朝鲜方面负责在美林、平壤、力浦、温井里、安岳等地，首先修起2个喷气式机场，使中国空军可以先去一个师。在空军的指挥方面，苏方三个师成为独立的指挥系统，由别洛夫将军指挥，中方和朝方仍是空军联合司令部，归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为了加强别洛夫集团与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之间的联络，保证战斗中能协同一致，双方可互派代表(联络参谋)驻在对方司令部内。为了使朝、中、苏三国空军进驻北朝鲜机场，以有效地掩护后方交通并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从1951年4月起，中国调派了第47军、第36军和第37军入朝，同朝鲜军民合作修复机场。当时预定朝、中空军进驻平壤地区及其以南的8个机场，苏联空军进驻鸭绿江以南平壤以北4个机场。中国还向苏联订购了两个机场的钢板跑道器材。

　 然而，美军发现朝中方面大规模修建机场的行动后，利用它掌握的绝对空中优势，对修建中的机场展开狂轰滥炸，还大量投掷定时炸弹。如果仅仅是跑道，还可以铺设钢板，但机场还需要有机库、油库、弹药库、指挥塔台和通讯设施，才能供战斗飞机起降。这些建筑物，今天建起，明天被炸掉，明天建起，后天又被炸掉。历经半年的修建机场工程，尽管调了不少高射炮掩护，但由于美国空军的破坏，终于还是没能成功。1951年12月中央军委不得不决定放弃修建机场和空军进驻朝鲜境内机场的打算。所以，苏联空军部队始终没能进驻朝鲜，志愿军空军也只能从中国境内的机场起飞到朝鲜上空作战。彭德怀曾在8月17日下达了准备举行第六次进攻战役预备命令，后来第六次战役没举行，除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变化和朝鲜发生40年来最大洪水灾害外，空军无法进驻朝鲜机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真正进入朝鲜境内参加地面作战的只有高射炮部队。当时在中国境内有苏军5个高射炮团，任务是掩护机场，其中两个高射炮团于1951年4月推进到鸭绿江以南朝鲜境内的铁路沿线，掩护铁路运输。这些苏联官兵一律穿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服装，对外称中国少数民族志愿军。同时，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到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中来，这就使第64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3个航空团增加到4-5个航空团。到1951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受飞行距离的限制，没能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米格-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

　 1951年8月开城停战谈判中断后，美国又恢复了大规模轰炸，从8月18日开始对北朝鲜的交通枢纽实施密集空袭。8月上半月，美军飞行强度平均每天174架次，到下半月达到248架次。这时，第64航空军有3个航空师(151、303、324-R)，2个高射炮师(82、92-R)，武器有能够自动定位的高射炮，用于警戒和指挥炮位瞄准的雷达站，一个航空供应师，两个独立探照灯航空团，以及医院和其他后勤分队。但飞机总数不多，在安东地区部署的性能优越的新型米格机只有190架，处于战备状态的米格飞机的数量还要少。这支空军所要对付的美国驻朝鲜的空军有不同型号战略、战术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达1500架。

　 尽管如此，苏联空军还是从9月1日开始了反击美国空军的积极行动。在9月19日的空战中，米格飞机打下了3架“佩刀式”飞机和3架歼击轰炸机。在10月23日的战斗中，美国8架B-29飞机虽有34架F-86、55架F-84的严密掩护，但仍被击落了3架。10月24日，当34架美国飞机轰炸顺川大桥时，40架米格飞机起飞迎战，美国又损失了一架F-84飞机和一架B-29飞机。10月30日，56架处于战备状态下的米格-15飞机中的44架迎战由21架B-29飞机和200架护航歼击机组成的美国机群，敌人损失了12架B-29飞机和4架F-84飞机。结果是，在苏联米格飞机活动的鸭绿江至清川江上空，第64航空军已经占有明显的空中优势，以至美国军人把这片区域称为“米格走廊”。

　 苏联空军的英勇战斗，使美国飞机无法对这一区域选定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轰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轰炸平壤地区的目标。最后，米格飞机在朝鲜西北部地区的空中优势，迫使美国远东空军禁止在白天使用B-29战略轰炸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

　 据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报告，从1950年11月1日到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自己损失63架飞机。

　 第64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他们训练飞行员，而且还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64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F-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如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驾驶员的F-86飞机。一般的情况是，中朝飞机在8000米高空飞行、作战，苏联飞机则在10000米高空监视和保护。即使后来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已经超过了第64航空军的米格飞机，但由于飞行员飞行技术的原因，一些比较复杂的任务仍然需要苏联飞行员去完成。比如在1952-1953年冬天，那时中方和朝方飞行员的飞行技术还不熟练，不能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飞行，中朝联合空军实际没法投入战斗，这样就加重了第64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33%。

　 苏联空军参加朝鲜空战的一个原则是不能进入敌占区，以免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后落入敌军手中，从而暴露苏联参战的行动，造成苏美直接的冲突。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志愿军的军装，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以及在黄海上空作战，严格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也就是不得飞越北纬39度线，虽然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

　 由于同样的原因，苏联空军也不可能与中国地面部队协同作战。斯大林曾在一份电报中指责驻华军事总顾问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原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巳于1951年4月奉调回国──和别洛夫将军，说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斯大林指出，“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为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依靠自己的空军”。

　 据第64集团军报告，在1951年4-5月最激烈的战斗中，中朝军队由于没有航空兵支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而为了避免遭受敌军的空中打击，反攻大多数是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实施的。

　 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后来回忆说，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没有通过军事顾问进行过这种工作。由于缺乏联系，竟然发生过北朝鲜高射炮向苏联飞机开火，以及苏联飞行员击落中国飞机的事件。

　 苏联空军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所必须的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洛博夫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

　　1952年11月志愿军攻占朝鲜西北近海大小和岛时，只有中国志愿军空2师的拉-11飞机、空8师和空10师的杜-2飞机参战，配合地面部队登陆，所有的苏联顾问都于战斗前撤出了。

　 由于受飞行距离和飞行技术的限制，中朝联合空军也很少在前线作战，他们只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才配合步兵作战，而在恶劣天气下不实施战斗行动。直到1952年底，在志愿军空军700多名飞行员中，才只有28人掌握了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的作战技能。因此，1951年12月，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对志愿军空军的任务也不再强调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而是改变为夺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有重点地保卫重要交通运输线、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间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直到冷战结束后人们才知道，当时美国领导人与莫斯科有着同样的顾虑，他们需要和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因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

　 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当时美国的决策机构曾经进行辩论，是不是应该将俄国人参战的消息公诸于众，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了一份文件，建议保守秘密，给这个事做出了结论。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

　 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

　 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40年。

　 苏联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中朝军队并肩作战，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苏联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5000-26000人。苏联空军的歼击机总共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击落了212架敌机。根据现在看到的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档案文献的统计数字，苏联航空兵在朝鲜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军人总共牺牲了299人。

　 说到苏联军人与中国军队共同参与朝鲜战争，还有一点需要补充，那就是，除了空军部队和高炮部队外，苏联还向志愿军派遣了军事顾问，只是人数有限，作用也微乎其微。

　 彭德怀1951年9月8日在志愿军党委会上宣布说：“我们已建议军委派苏联顾问团来给大家上课，以提高志愿军的军事学术”。

　 事情的起因是，1951年6月17日，志愿军第五次战役后，彭德怀派邓华、洪学智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并提议说：“请苏方派顾问来朝鲜，并以金日成、彭德怀和苏方顾问团长组成三人小组，使朝、中、苏三方中央均能了解情况，以便共同领导朝鲜战争。此事请考虑，如同意亦请向菲兄提出。”──“菲兄”指菲利波夫，即斯大林──毛泽东于8月27日向斯大林提出“下一次电报中通知您为在朝鲜志愿军工作的军事顾问的派遣方案”。9月8日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派83名顾问到在朝鲜的志愿军（志司、兵团、军三级）中去。斯大林9月12日回电，只同意派5名顾问到志愿军司令部一级。9月20日，志司由伊川空寺洞移到成川郡的桧仓，苏联以莎林中将为首的顾问组于10月到达桧仓。但实际上莎林是苏联军事情报部门的主官，到朝鲜只是要收集情报。他们大概是接到过斯大林的指示，因此对志愿军的作战等问题只听不说，从来不提意见和建议。不过，在彭德怀的请求下，这些顾问还是为志司机关干部讲授了一些军事学术和司令部机关业务知识。1952年4月7日彭德怀回北京治病，7月莎林轮换回国路过北京，彭德怀曾设宴招待过他。朝鲜停战后，苏5名苏军顾问离开朝鲜回国。

　 对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苏联的确是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的，但那只是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事情，而沈志华所见的史料表明，军事顾问们几乎没有直接发挥作用。关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战略决策的事例，的确有过一次，但结局令人很不愉快。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但毛泽东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

　 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1月8日彭德怀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和苏联顾问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中国驻朝鲜武官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总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

　 苏联新任驻朝鲜大使拉组瓦耶夫也通过朝鲜外务相朴宪永转达了反对意见，彭德怀仍不为所动。

　 1月9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表示坚决反对。他来到军委作战部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发生了激烈争吵，虽经聂多番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

　 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朝鲜人民军可以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人民军当然无力单独作战，苏联顾问和朝鲜方面不得不听从彭德怀的意见，同意部队转入休整。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发来电报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军顾问和苏联驻朝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们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23、毛泽东逼着彭德怀打过三八线

　 ──志愿军首战告捷使毛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然而，恰恰在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预先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

　　谈到朝鲜战争,笔者的情绪不可遏止

　 毛泽东在决定出兵朝鲜时就明确地设定了气魄宏大的战略方针：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而且必须速战速决。毛以其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丰富经验盲目认定，中国军队一个战役即可消灭美军几万人。得知苏联空军要在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动的消息后，毛只是调整了入朝作战的部署，即只与南朝鲜军作战，或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等候苏联空军到来后再大打。“在6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即在“空中和地面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

　 当战场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部队阻击待援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确定了以运动战消灭敌军的策略。在列举了不应准备进攻的平壤、元山、汉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后，毛泽东紧接着便指出：“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满足之后把这些城市逐一打开。”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到了一个与后来战争命运悠关的问题，即“迫使”美国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性，但他对这种前景并没有寄予很大期望。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整师被歼灭之后。

　 而事实证明，毛的战略方针是中国军力所远不能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标需要的客观限度。当中国军队带有某种偶然性地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以后，不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极大鼓舞，要求毛泽东按照其既定战略方针打下去，就连毛本人也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志愿军首战告捷使毛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

　 然而，恰恰在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跨过鸭绿江仅一个多月就打到了三八线。到二次战役结束，志愿军共歼敌51000人，其中联合国军近30000人，收复三八线以北全部领土。

　 沈志华认为朝鲜战争的重大失误在于两句话，14个字：该出兵时未出兵，该停战时未停战。

　 “该出兵时未出兵”，是金日成的责任，前面巳有详细论述；“该停战时未停战”，则是因为毛泽东的原因。

　 第二次战役结束的时候，志愿军完全占了上风──美国人根本没同中国人打过仗，志愿军又“不讲规矩”，什么近战啊、夜战啊，一打仗还吹喇叭，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到处都是喇叭声，满山遍野都是人，一个个又不怕死。弄得美国人慌了神。这两次战役不是真的凭实力，是一种遭遇战、突袭、计谋和双方的不了解。

　 全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中国的国威、军威如日中天！布莱德雷称：“朝鲜战争出乎预料地一下子从胜利变成了丢脸的失败──我军历史上最可耻的一次失败。”而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米德尔顿则说：“无论就军事还是政治而言，中国人都是胜利者。中国军队达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在政治上，这次胜利确定了中国在亚洲大陆上的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因而增强了北京在整个地区的影响。”

　 当时彭德怀认为美国不可能退出朝鲜，我们也不可能把美国赶出朝鲜。且我军伤亡也很惨重，仅9兵团就减员40000人。特别是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后勤损失几达40%。汽车也严重损失，补给困难。因为武器太差！志愿军用子弹怎么能打透人家的装甲车呢？后勤补给线整个被美国飞机轰炸切断后，弹药、粮食上不来，吃，吃不上，喝，喝不上，伤病员下不去，兵员也无法得到补充。到了寒冬腊月，志愿军还穿着单衣单褂，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冻掉手指头、冻掉脚指头的，就有5万人呐！这都是非战斗减员，占整个人员损失的一半。所以彭德怀说：“这个仗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无论如何部队要休整！”

　 12月8日，彭德怀致电毛，建议：“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歼灭敌主力。”

　 如果毛泽东采纳了彭德怀的这一建议，中国将是完胜！

　 因为美国已识破斯大林的伎俩。12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确定下的国策是：“最大的危险仍在欧洲。美国必须在那里部署大量军事力量，并鼓励北约盟国也采取同样的做法。美国决不可陷入亚洲一场持久战，消耗掉原应部署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这很可能正是克里姆林宫所希望的。”并命令：“把战争限制在朝鲜；保持对空海力量的限制；不再向朝鲜派任何增援部队，尽可能稳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然后寻求停火，达成停火协议，使朝鲜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况。如果顶不住就撤出第8集团军去保卫日本。”这道命令表明，美国政府不想再和中国人打下去了。

　 1950年12月29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一个秘密指示，要求他准备战线一旦不保，务必将部队安全撤出朝鲜。

　 1951年1月13日，尽管中国军队占领了汉城并推进到37度线；杜鲁门依然亲笔写信给麦克阿瑟，强调上述命令，甚至撤到济州岛也不打算增兵了。

　 这使麦克阿瑟极为愤怒，他最终因反对此令而下台。

　 而如果按照彭德怀12月8日的请示电报，这仗应该不用打了。11月28日伍修权将军率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发表了引起轰动的演说后，12月7日13个亚非国家提议停火。但毛泽东并没有只以恢复北朝鲜为目的，这在他于1951年1月19日批示中已清楚表明了：“我军必须按照新的情况进行各项准备，采取新的战术，以求解放全朝鲜。”

　 而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远没有毛泽东那样乐观，他看到，经过两次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因此，他才在12月8日的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

　 但在彭德怀发出电报的同一天，金日成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向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总进军”，把“美国武装侵犯者和李承晚卖国匪帮送进坟墓”。斯大林也给毛发来电报，对志愿军的战果表示钦佩，并建议中国“趁热打铁，继续进攻”。

　 12月4日，王稼祥大使回国前问葛罗米柯：“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当越过三八线？”

　 葛罗米柯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

　 而刚刚接替什特科夫担任苏联驻朝大使的拉祖瓦耶夫于12月19日居然当面指责彭德怀未立即发起新的进攻，延误了战机，气得彭德怀拍着桌子和他大吵起来。斯大林此时当然是极力主张把美国从南朝鲜赶出去，他为鼓励彭德怀打消停火休整的建议，继续发起进攻，主动提出为志愿军提供2000辆大卡车。

　 这时，联合国及印度、英国、法国、瑞典等国代表不断探询中国接受停战的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周恩来请示莫斯科，准备以书面方式递交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停战条件。苏联政府立即回电，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明确指出：“目前的停火建议，多半只是美国因美军的失败而采取的缓兵之计。在解放汉城之后，再考虑停火问题。”

　 于是，周恩来确定对停战谈判采取“敌急我不急”的方针。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当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停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

　 可以看出，毛泽东不理会彭德怀反映上来的志愿军面临的种种困难，命令他越过三八线多少是迫于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压力，但也必须注意到，毛泽东此时并没有改变其整体战略方针的念头。当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转入休整后，毛泽东向斯大林解释说，为了避免重犯人民军所犯过的错误，必须要有两三个月的休整，如此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显然，毛泽东只是等待机会，以实现其内心的设想。正是毛泽东这种非要消灭或驱逐联合国部队的心态，使中国军队坐失了以胜利者结束战争的一次极其有利的机会。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苦笑着说：“我们的伟大导师，巳经被胜利陶醉了。”

　 彭德怀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虽于19日致电毛：“得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却并无具体行动。

　 12月22日中国拒绝了13国提出的停火提案。经几次往来电报应答，直至12月28日20时的电报中，彭还说：“在部队中动员，强调越过三八线的政治意义，还须作一番解释。”委婉地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毛泽东29日复电再次强调越过三八线，并责怪彭：“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

　 彭德怀只能无条件接受毛泽东的命令，12月31日，志愿军一举跨过三八线，拿下了汉城，尽管一下子把攻击部队从原来的25万增加到35万，并打到37度线附近，终于还是力不从心，被迫停了下来。

　 后来彭德怀在庐山挨斗时，当初在朝鲜战场上抗命不遵，也成了他的主要“罪状”之一。

　　24、毛泽东与最佳停战时机擦肩而过

　 ──毛泽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的失误，不仅在于超越了现实条件，还在于超越了现实目标。实际上，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

　 沈志华认为：毛泽东至少与两次重大机会擦肩而过。

　 第一次是1950年12月，由美国控制的联合国第一次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发生公开的意见分歧，13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团联合向中国和朝鲜发出呼吁，并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主张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少量部队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留在朝鲜，完成选举后撤走。随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亚洲13国提案，提议立即成立三人小组商定可以在朝鲜实现停战的条件，以提交大会讨论。

　 但这时志愿军在军事上的优势依然明显，毛泽东拒绝了。

　 第二次是1951年1月13日，即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随着朝鲜战争的扩大，十几个国家都巳经牵扯进去了。当时还没有“有限战争”的概念，再不停就是世界大战了，很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备战了。所以整个国际舆论都是停战，英国、法国都要求停，联合国里以印度为首的13国提案一再提出停战。随着战事对中国越来越有利，特别是第三次战役中国打过三八线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在亚洲13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最新提案真是使白宫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如果同意的话，美国人打了败仗，咽不下这口气，这届政府一定会倒台，国会肯定会骂政府；如果拒绝的话，美国又受不了国际舆论的压力，连英法都会与他反目。当时艾奇逊想了很久，终于下决心和中国人赌一把：签字同意，就赌中国人不同意，如果中国不同意，责任就全落在了中国头上。

　 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于是，联合国马上把提案交给了中国政府。

　 彭德怀急切地致电毛泽东,建议接受此方案,他认为如果赞同此方案, 美国将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志愿军则大获全胜。此时志愿军已攻至三七线，即使撤回三八线,也是凯旋而归,美国国内必然沸反盈天。美国著名政论家约翰.斯帕涅尔评论：“如果中国在那时同意谈判，战后的政治地理和国际形势就会同现实有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一定会更加有利。这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能够作为不败的胜利者使美国怀有中国强大的印象来到会议的座位上。”

　 但是，过低估计美国力量的毛泽东希望“继续进行战斗，以争取彻底的胜利！”

　 美国人如释重负，艾奇逊欣喜若狂，他立即宣称：“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无意停止他们对联合国的蔑视。”

　

　 应该指出，毛泽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的失误，不仅在于超越了现实条件，还在于超越了现实目标。实际上，为解除中国在出兵朝鲜决策时所担忧的三个问题，并不需要在整个朝鲜半岛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

　 然而，正像艾奇逊所期望的那样，中国的答复恰恰是否定了这个联合国议案。1月17日，彭德怀关于接受此提案的建议被毛泽东否定。经斯大林批准，周恩来答复联合国：“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先停火后谈判只是美国寻找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予以同意。”

　 实际上，需要“喘息”的应该是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而中国所谓先撤军再停火的主张，在执行起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至于说阴谋，恐怕只是中国拒绝停火的借口。因为不难推断，同拒绝赞成13国提案的可能结果一样，美国在朝鲜停战后再卷土重来所面临的联合国及其盟国的压力也是它承受不起的。退一步讲，即使停火失败，恰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志愿军也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的地盘，并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能力。

　 相反，毛泽东拒绝新的停火建议，一方面导致联合国于2月1日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造成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动，另一方面，也为美军继续进行战争提供了合理合法的借口，使中朝联军的军事处境变得来十分危急。

　 对“五步方案”的态度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外交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军事问题。在1950年1月，究竟是美国更需要停战，还是中国更需要停战，这一判断的正确与否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国外交应对正确与否的关键所在。沈志华经过多年的研究，目前关于1950年1月谁更需要停战的问题，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志愿军自10月下旬开始发动第一次战役，至这时第三次战役结束，前后两个多月，部队几乎没有休整，在紧张的作战中，完全徒步跋山涉水长驱几百公里，其疲劳程度可想而知。再加上部队战斗损失严重，大批官兵冻伤，后勤补给又跟不上，致使志愿军与美军在装备、火力、空中掩护等各方面的差距更加突显，部队显然已经到了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的危险境地。就连彭德怀都已明确表示：“打第三次战役就很勉强，若再不休整补充，继续作战，朝鲜战局难免会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以后的事实也证明，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已经推进到了极限。从此之后，第四、五次战役，志愿军都打得极其艰难，不仅被迫全面后撤，而且伤亡被俘人数大量增加。但是，在1951年1月这个时候，毛泽东却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想法不是更实际，而是更乐观，更大胆，胃口更大，对美军的反扑和军事优势缺乏足够的估计，不仅准备再打一仗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而且对前线的危险形势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包括对彭德怀提出的困难，没有补充，弹药不足，毛泽东也认为问题不大，说 “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总之，绝对不能让敌人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封锁汉江。美国要想在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也是决不能允许的”。

　 面对联合国军立即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彭德怀立即想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的问题，他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

　 但毛泽东对美军意图和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明显错误的估计。当筋疲力尽、缺粮少弹的中国军队无疑应该力求停火以图他谋的时刻，毛泽东却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至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斯大林也积极表态，推波助澜，积极支持毛的这一主张。

　 事实表明，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战役最终遭到了重大失败。毛泽东企望在朝鲜歼灭美军一个甚至六个整师，结果连一个美军整团都没能全歼，反倒是我军180师被全歼。中国军队的重大牺牲主要是毛泽东不顾志愿军的实际困难，强逼彭德怀跨过三八线以后付出的。在一、二、三次战役中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共28人，其中师级以上仅58师参谋长胡干秀一人。此后牺牲团以上干部187人，师以上24人，包括20军后勤部长喻求清、39军副军长吴国璋、后勤部副政委邱世清、67军代军长李湘、23军副军长饶惠谭、20兵团保卫部长冯建屏、50军副军长蔡正国。创下解放军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例。我军被俘人员80%是在四、五次战役中被俘的。本来是志愿军把美军打回三八线，结果反到成了美军把志愿军打回并打过了三八线，形成实际控制线。最终也只能在这条实际控制线签订停战协议。这样，原本已经到手的完胜，就此变成了充满悲壮色彩的惨胜。

　 打了败仗的彭德怀含着悲愤的心情回国面见毛泽东，他决定亲自赶回去向毛泽东力陈志愿军所处的让人难以想像的艰难处境，使毛泽东认识到打美帝比不得打国民党，“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并决定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志愿军后续部队到齐后再战。

　 彭德怀的专机降落沈阳加油时，前来迎接的军政首长请他到休息室休息吃饭。

　 彭德怀眉头紧锁心情恶劣，说道：“我不吃饭！不休息！你们别管我！”他就站在飞机旁等，飞机加完油后，立即飞向北京。

　 到了北京，他直奔中南海。当得知毛泽东不在中南海而在西郊玉泉山的静明园时，他又立即赶往那儿。到了静明园，因为毛泽东在睡午觉，秘书和警卫人员不让他进去。他大吼一声：“我有急事向毛主席汇报！”不由分说，推门而入。

　 毛泽东没有恼怒，边穿衣服边说：“只有你彭老总才会在人家睡觉时闯进来提意见！”

　 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战场的艰难情况，以及与美军作战和与国民党作战的不同。毛泽东终于表示，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朝鲜战争不要急于求成。

　 在周恩来主持的军委扩大会上，彭德怀充满感情地说：“国内只知道取得三次战役胜利的一面，并不知道严重困难的一面。第一批入朝的9个军，经过3个月的作战，已经伤亡四万五千多人，另外，生病、冻伤、冻死约四万人……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吃不到新鲜蔬菜，第一线部队只能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战士营养不良，面黄肌瘦……”
　　 有些领导开始强调自己的困难，彭德怀实在听不下去，猛地站起身大喝道：“这也困难，那也难办，你们整天干的是什么？我看就你们知道爱国，几十万志愿军战士他们不知道爱国吗？你们到朝鲜前线去看看，战士住的什么，吃的什么，穿的什么！这些可爱的战士在敌人飞机坦克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就趴在雪地里忍饥挨冻，其艰苦程度甚至超过红军时期。经过几个月的苦战，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战死的、负伤的、饿死的、冻死的，这些都是青年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采取紧急措施吗？”

　　人们鸦雀无声，屏息静气。

　 回到住所，彭德怀怒气未消地对浦安修说：“前线战士那样苦，北京还到处跳舞！我这个官佬当然饿不着冻不着，可那些年轻的战士呢？我这个司令官不能睁着眼睛不为他们说话呀！”

　 彭德怀此次回京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他促使中央军委做出了有利于改善前线条件的一系列决定。几天之后，他又匆匆赶回到几十万大军正在受苦牺牲的地方。

 

　　25、巳经到手的完胜最终变成了一场惨胜

　 ──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但是，直到这样的时候，毛泽东仍然不愿改变初衷，还以为自己可以实现消灭美军的战略方针。其结果是，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不过是将对手的进攻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如果中国军队挟大胜之威屯兵三八线附近，形成军事压力，然后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

　 美方自从被志愿军打回三八线以后就开始积极寻求停战，用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的话说：“我们就象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艾奇逊没有撒谎，他先后派人在纽约、巴黎、瑞典分别找苏联外交官试探停战谈判，斯大林看到志愿军正向南朝鲜乘胜挺进，根本不予理会。艾奇逊再派人到香港试探也没能成功，最后找到了前美驻苏大使乔治.凯南。

　 1951年5月31日，尽管美军正在胜利进军，美国外交官凯南仍私下会晤马立克，不理会他的打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遗憾的是，此前于5月16日开始的五次战役第二阶段遭到李奇微的防守反击，到月底已成败局。180师就在此役被全歼。假如不是彭德怀擅自果断决定志愿军立即后撤，损失将更加惨重。

　 6月3日金日成到北京与毛、周商量。紧接着形势进一步恶化，毛、周、金讨论后也不得不考虑停战问题。

　 可是，斯大林仍然希望战争继续打下去，他于6月5日致电毛泽东：“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实战中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会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打破美英军队的军事神话。由于几度后撤，志愿军的士气巳经出现了问题。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三四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

　 当局势已经变得对中国更加糟糕的时候，毛泽东才不得不请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战谈判，他决定派高岗和金日成一同赴苏，请斯大林出面斡旋。但到6月10日，美军已经反攻到了三八线以北的汶山、金化一线；6月11日，美军攻占铁原、土耳其旅攻占金化，韩国第一军攻克杆城、进逼高城。志愿军则紧缩兵力，拼死防守。

　 6月13日高岗提出以三八线为界，举行停战谈判时，斯大林说：“你们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

　 至此，美军“绒毛河作战”所有目标均已实现。毛泽东同日致电彭德怀：“敌占金化、铁原后动态如何？我军能否在该线至金城、平康、兔山线之间阻住敌人？我军部署如何？极念。”可见当时军情紧急的状况。

　 当高岗和金日成一再强调困难之后，斯大林不得不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停战，那就试一试吧。”并致电毛泽东：“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的电报，立即下决心停战，马上致电高岗与金日成，就与斯大林协商停战的办法发出指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得采取防御态势。最好这样做：1、等待敌方提出；2、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而沈志华从美国购回的解密档案证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在6月1日就电令李奇微：“1、缔结合理的停战协定，终止敌对行动。2、在适于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卫的北部边界线以南地区，建立领导整个朝鲜的大韩民国政权，而这条边界线不得划在三八线以南。3、为分阶段从朝鲜撤出非朝鲜籍武装部队作好准备。4、强化南朝鲜武装力量，使之足以阻止或击退北朝鲜的再度侵略。”李奇微虽然极为不满也只得执行命令，转入战略防御。6月15日以前美军的战斗，不过是为了夺取有利防御的地形目标而已。

　 6月23日奉斯大林之令，马立克在联大发言说：“苏联政府相信，在朝鲜的交战当事者之间开始进行停战谈判的良好时机已经到来”，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马立克刚说完，当天下午杜鲁门即声明：“我们现在准备参加在朝鲜和平解决战争的谈判，就象我们一直准备做的那样”

　 6月25日《人民日报》称：“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中国人民赞成马立克的和平建议”。

　 这场战争的真正策划者斯大林，此时又以局外人和调停者的身份在世界舞台上公开表演。

　 6月30日李奇微奉美政府命令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立即复电同意。而半年前无论何方人士提出停战谈判，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是一概拒绝的。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由于斯大林有令：“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而毛所制订的边打边谈拖住美国人的策略，也恰是苏联最希望的。

　 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事实证明你是对的。这场战争巳经大伤了美国的元气。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军人都是投机商，都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兵已经打了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始尔开城，继而板门店的谈判自然就变成了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比赛，美、中、朝三方一谈就吵，吵了两年多，战场也打了两年多,什么问题也谈不成。

　 战争持续至1952年下半年，在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竭力鼓动毛泽东把战争继续下去，在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向美国人让步。对于斯大林来说，最有利的局势就是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既不扩大战争──以免将苏联卷入冲突，也不实现停战──以便把美国长期拖在朝鲜战场上。

　 而当初踌躇满志，主动挑起战争的金日成却撑不下去了，他原指望至少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中国方面却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使停战谈判拖延了下来，拉祖瓦耶夫大使在向莫斯科呈递的1952年第二季度工作报告中称：“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

　 毛泽东在回电中竭力向巳经斗志全无的金日成说明，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必然会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革命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同志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金日成虽然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尽快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1952年8月周恩来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斯大林对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打到底的决心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他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苏联红军驻在中国以后。”斯大林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问题，他提醒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

　 拉祖瓦耶夫报告称：“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明确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中国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打下去的意见。”

　 在战与和的两手准备中，毛泽东的策略是只要条件有利就把战争坚持下去，直到对方让步为止。苏联提供的大规模军事援助，更坚定了中国的信心。1953年初，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于2月7日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然而，就在中国方面积极备战，以迫美国做出让步的时候，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了。

　 苏联政策的重大改变不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而是在他中风昏迷以后就立即开始了。这一改变来得如此的迫不急待是有背景的。斯大林晚年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使苏联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这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方面和国内社会生活方面，而且发生在斯大林身边，甚至连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这样长期追随斯大林左右的核心人物，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胁。因此，一种不安和不满的情绪早已在苏联的权力中心酝酿成熟，人们迫不及待地企盼着可以自由呼吸的那一天。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然中风，当克里姆林宫的掌权者们确认他们的伟大统帅已经不会再康复的时候，于3月5日晚紧急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调整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并任命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决议重新任命的名单中，斯大林仍然保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职务，而且排在第一位，但其他所有职务都已经被他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们解除了。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做出的这个决议，与其说是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斗争，还不如说是莫斯科转而实行“新方针”的前奏。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苏联新领导人都在积极地，甚至是争先恐后地推动一场对内对外政策的全面转变。自然，在这一切变化当中，首当其冲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结束朝鲜战争的立场的转变。

　 没有人会想到，斯大林去世后重新提出朝鲜问题的竟是以保守和顽固著称的莫洛托夫。据莫洛托夫回忆，当他被重新起用而回到外交部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因为“形势的发展趋势是，我们已经不需要朝鲜人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了”。此外，贝利亚在朝鲜问题上也“表现出积极的姿态”。莫斯科改变政策的原因是，与斯大林的乐观态度不同，苏联新领导人在大量情报评估的基础上，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冷战措施“作了最坏的设想”。但是在做出决定之前，苏联并没有征求中国和朝鲜的意见。

　 3月18日，莫洛托夫向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交了他起草的关于朝鲜战争新政策的方案。方案认为，以往有几次停战机会，都不重视，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到了必须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苏联新领导集体通过了此方案，在分别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函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在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在批评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后，苏联政府强调指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对朝鲜战争问题上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贯推行的路线，而不试图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不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不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是完全错误的。”

　 周恩来于3月21日抵达莫斯科，既为吊唁斯大林，也是来同苏共中央新领导班子谈停战方案问题。苏联新领导明确表示不同意再打，中方一直坚持要美方退回三八线以及全部遣返战俘才能停战，苏共新领导不同意，压中方作出让步，马上停战。而金日成则早就对停战望眼欲穿，自然是举双手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