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双慧眼──沈志华教授与他眼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书连载）

　 有学者认为逮捕和处决贝利亚实际上导致了非斯大林化的停止，甚至出现了恢复斯大林化的现象。实际情况未非如此。7月中央全会形成的决议承认，苏联无论是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领域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方面，还是在遵守列宁制定的党的准则和党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积累了许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例如，一再推迟十九大的召开，连续几年不召集中央全会，主席团长时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和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议往往也没有按党章规定那样事先在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讨论。决议还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走上了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很显然，这巳经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了。然而，笔锋一转，决议把本来应由斯大林承担的这一切罪过，都转嫁到了贝利亚这只替罪羊的头上。

　 鉴于斯大林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当时的苏共中央领导集体这样做是完全现实和明智的。令人感兴趣的是，除了向党内传达会议精神外，苏共中央还安排了三次会议，分别向中共、东欧各党及意共和法共介绍情况。据参加会议的意共代表带回的材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报会。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长篇解释性讲话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莫洛托夫描绘出一个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处事偏执、权欲熏心、甚至还有些疯癫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苏联领导人要改变斯大林生前的一些作法，自然需提出理由，但莫洛托夫强调他只是在讲述一个伟人的错误，并把这些错误归结为斯大林晚年的病态。莫洛托夫最后告诫说，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

　 显然，此时个人崇拜的概念表面上还是没有直接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同全会的精神一样，在舆论宣传上，所有的指责都是针对贝利亚的。苏共领导人这样做，很可能是考虑到基层党员和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尽管在党内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个人崇拜具体讲是对谁的崇拜？宣传个人崇拜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但是在社会上，民众仍然像神一样供奉着斯大林。1953-1955年，各种报刊杂志继续连篇累牍、一如既往地颂扬和赞美斯大林。特别是1954年12月斯大林诞辰75周年时，各地关于斯大林的展览、集会、颁奖等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

　 在这样的氛围中，1955年1月被罢免的马林科夫的罪名有很大一部分是指责他违背了斯大林生前制定的方针和政策，并骗取了“伟大领袖”的信任。不过，中央全会决议的最后还是没有忘记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当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纷纷落马以后，召开苏共二十大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提议10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沈志华掌握的会议纪录表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二十大上提出斯大林问题。

　 然而，在为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三十年代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问题。平反工作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做出结论，还要给千百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镇压、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于是，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1939年期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阴谋伪造的假案和通过粗暴手段制造的冤案，揭发材料如潮水般涌来。

　 1955年3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1-2月间，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达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

　 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并考虑为无辜受害者的平反问题。到1955年的秋天，关于30年代大清洗，以及斯大林应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11月5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做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会上还宣读了当事人沙图诺夫斯卡娅给米高扬的信，信中讲述了有关调查谋杀基洛夫案件的情况：在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办公室，凶手尼古拉耶夫当着斯大林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亚戈达的面，讲出他的背后指使者竟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随即遭到一顿毒打。受到震动的主席团成员要求继续调查。

　 1个月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在2月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引起了领导层的激烈争论。

　 这一天，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侦察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都不再怀疑：镇压和刑讯都是斯大林本人亲自设计、亲自领导的消灭异己的活动。米高扬、波斯佩洛夫和谢罗夫还谈到了一些具体事实，表明斯大林确曾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

　 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作为标榜追求真理的共产党人，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向党的代表说出真相？”

　 赫鲁晓夫激动地提议，把这些事实真相补充进他在二十大的工作总结报告里。

　 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却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

　 在随后的发言中，米高扬、萨布罗夫、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认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伏罗希洛夫建议，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

　 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益应该做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斯大林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因此，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

　 两天以后，斯大林的名字第一次从官方公开的政治语汇中消失了。在2月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75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同时提及“斯大林”的。

　 这一变化，立即引起了苏联和全世界的猜测。

　 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大会前未必来得及搞清楚的“那些可耻事情”，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了明确答案。

　 2月9日，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此前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令人震惊还有如下统计数字：1935-1940年，因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遭到逮捕的苏联公民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镇压主要集中在1937-1938年（逮捕1548366人，处决681692人）。大清洗的浪潮波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在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98人被逮捕并无一例外地被枪决，在1966名拥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大会代表之中，遭到逮捕的有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镇压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还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

　 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波斯佩洛夫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他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我们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材料所证实。”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必须拿出勇气向党的代表们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

　 同2月1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合法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不要忘记，长期以来，我们也是这样崇拜列宁和马克思的。”

　 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

　 关于个人崇拜，阿里斯托夫的话很有哲理：“斯大林时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制造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

　 萨布罗夫也指出：“斯大林的问题不是缺点，而是令人发指的犯罪。”

　 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我们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做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

　 会议通过了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的“政治遗嘱”的决议。

　 2月13日首先召开的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

　 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做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这就是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们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的文本和提纲也没有提交会议讨论。

　 原因很简单：报告文稿还没有形成。

　 直到大会召开了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政治镇压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

　 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沈志华目前查到的有苏斯洛夫、谢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做改动都不大，主要集中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补充的部分事例被删掉了。最后文本吸收并综合了这些意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这样出笼的。

28、波兰人对斯大林的深仇大恨从何而来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世界上从来就不曾有过什么公理，但是所有的波兰人都深信卡庭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他们必须爱戴的斯大林，而不是千夫所指的大屠夫希特勒。

　 5 月份，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波兰人那里搞到了“秘密报告”的全文，并将此报告发表。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产生的巨大的影响犹如原子弹爆炸，引发出了强大的冲击波。几十年来，斯大林的名字、斯大林的语录、斯大林的功绩、斯大林的画像和塑像无处不在，斯大林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意识中早就铸成了一种精神支柱。而现在，在赫鲁晓夫的报告面前，斯大林的神圣形象被打碎了，人们在心灵上所经受的震撼可想而知！

　 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冲击最大的是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苏联红军从法西斯德国手里解放的。它们都毫无例外地采用苏联的模式，用苏联的经验建立国家政权和进行建设。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国内也曾经搞过像斯大林那样的骇人听闻的政治清洗。当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揭露后，东欧国家的人民要求其领导人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出现了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要求摆脱苏联势力控制的强烈社会情绪。

　 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一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被弄得不知所措。当时正在莫斯科率领波共（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总书记波列斯瓦夫·贝鲁特表态时讲道：“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他经受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阖然病倒，没能随波兰代表团回国，于 3月12日在莫斯科猝然去世。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荡。亲莫斯科派立即成为众矢之的，改革派势力应运而生，迅速崛起。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波兰，一个匈牙利，表现得最为激烈。

　 这是因为波兰人民对斯大林有着刻骨铭心的深仇大恨。1938年，苏联（共产国际）解散了波兰共产党；1939年，斯大林又和希特勒签订秘密条约，希特勒从西边打，斯大林从东边打，生生地把波兰一切两半，各自揽入掌中。更不能原谅的是苏联人打完波兰以后，把近两万名被俘虏的波军军官集中到卡庭给屠杀了。后来这个事件在二战期间被捅了出来。但当时战争正在进行之中，斯大林矢口否认，说这事跟苏联红军毫无关系，是希特勒法西斯匪徒干的，因为正是德国军队占领卡庭后发现并公布的大量尸骨。战后，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他在战后的地位，世界上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有能力追究斯大林所犯下的这一灭绝人类的罪行。而人皆痛恨的德国军队对苏联红军提出的指控则得不到任何重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世界上从来就不曾有过什么公理，但是所有的波兰人都深信卡庭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他们必须爱戴的斯大林，而不是千夫所指的大屠夫希特勒。

　 斯大林死去之后，波兰人把他们存在心中多年的所有疑问都公开提出来了，而斯大林的继承人也不断地作出让步，向波兰人民承认错误。但唯有卡庭大屠杀性质太严重，太具有震撼力，苏联人仍然拒不承认。

　 爱·奥哈布担任波共第一书记后，顺应党内和人民的要求，坦率地承认党在过去犯下了许多错误，并在国内政策上进行调整，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如公开宣布1948年波共在斯大林授意下，对当时波共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批判和逮捕是错误的；数以千计遭到囚禁的无辜公民平反出狱；主管保安部门的政治局委员拉德凯维奇被撤职，社会的政治空气悄然放松。这时，波共也开始强调在国际事务中要坚持波兰的独立性，提出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等等。但是，时间不等人。波共领导人显然跟不上苏共二十大后的形势，没有对个人崇拜进行批判，也没有坚决检讨和纠正党在过去执政时期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对人民群众政治、经济上的要求估计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波兰人民的愤努无法得到消解，反对苏联的改革派势力也就越来越强大。

　 而忠于苏联的贝鲁特死在了莫斯科，奥哈布既要争取波兰人民支持，又不能不顾忌苏联的态度，所以弄得来改革派和苏联人都不欣赏他。苏联人无奈，只好在1956年10月眼睁睁地看着巳经越来越不听招呼的波共中央把哥穆尔卡从监狱里放出来，而且准备把他推上台。那时，在大多数波兰人心目中，哥穆尔卡是维护民族独立的政治家，是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的受害者，是最有能力和资格领导波兰前进的领袖。

　 1956年 6月上旬，人们的不满终于爆发了。波兹南市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原名采盖尔斯基工厂）的工人要求退还过去三年不应征收的税款，还提出改革工资制度等要求。由于波兹南省委无权答复工人的要求，工人们便推举了30人组成代表团，前往华沙同机械工业部部长罗曼·费代尔斯基谈判，期望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谈判时，部长答复说，减少税款是可以考虑的，但增加工资是不可能的。代表团回答说，如果拒绝了工人的要求，工人们将在 6 月28日举行罢工。

　 部长轻蔑地威胁道：“如果你们胆敢上街，坦克将会把你们碾得粉身碎骨！”

　 谈判破裂了，双方不欢而散。代表团通过电话向厂里工人传达了谈判失败的消息。

　 在 6月 27日的全厂职工大会上，工人们得知请愿失败的消息后十分愤怒，决定在代表团回来之前就到市区自由广场向市政当局请愿。

　 6月28日，斯大林机车车辆厂1万多名工人宣布罢工， 他们走上街头，向市中心的方向游行示威，沿途又有许多群众加入游行队伍，参加这次示威游行的波共党员超过了4000人。大约9点钟的时候，市中心自由广场及其附近聚集了五六万人。起初，游行队伍是有秩序的、平静的。队伍到达广场后，就派出了代表要求市委领导接见，但是市委领导拒绝接见，这使广场上的群众情绪激愤，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去华沙的工人代表团被保安局逮捕的谣言在群众中迅速传开，人群中激起了怒潮。有人高喊：“到监狱去!”“找到他们，把我们的代表救出来!”等口号。同时，有人打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标语牌：“我们不要空头支票，我们要面包和自由”、“释放政治犯”、“打倒秘密警察”、“俄国佬滚回去”。广场上空还一刻不停地响彻着愤怒的口号声。游行的人群冲击了姆温斯卡街的监狱，解除了卫兵的武装，放出了 257名犯人，并占领了武器库。后来又攻击了法院以及省公安厅的办公楼。在公安厅大楼前，发生了枪战，许多工人横尸街头。游行示威已经演变成为一场流血冲突。

　 波兹南发生的事件震动了最高当局。为了平息骚乱，波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出动军队镇压闹事群众，并决定由国防部副部长斯塔尼瓦斯瓦夫·波普瓦夫斯基指挥镇压行动。6 月28日晚，他和负责整个行动的约瑟夫·西伦凯维兹总理一起到了波兹南。波普瓦夫斯基将军从当地的两所军官学校和附近的训练营地抽调了部队和坦克，驱散了自由广场上的示威群众，对武装反抗者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一两天后便控制了局面。

　 在波兹南事件中，有5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323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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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一场大雨冲刷着波兹南街头的血污，这座城市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这一血腥镇压事件在波兰人民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愤怒。

　 参加中共八大的波兰轻工业部长米契斯瓦夫·马热茨在2005年6月28日接受波兰学者维尔布兰采访时说：“在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三次会见了由爱·奥哈布率领的波共4人代表团。我们甚至未曾意识到波兹南事件会对处理上海工人抗议事件的决定产生影响。毛泽东在同我们的谈话中强调指出，他向波兰人学到了很多东西：‘波兹南事件对我来说是一种警示，我们起初曾将上海工人的抗议游行视作反革命事件，但在接到我们驻华沙大使的报告后改变了看法。我们不得不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召来出席政治局会议，并做出了考虑工人要求的决定。情况如何呢？工人是有道理的。柯庆施同志带着新的决定返回上海，落实了工人们的要求和愿望，上海的秩序一夜之间便恢复了正常。每当我想起上海这件事，就会联想到波兹南，想到安定，想到我们大家都必须与工人阶级保持联系。’”

　 波兹南事件被平息后，波兰党和政府很快意识到镇压行动是不明智的，所以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矛盾的补救方式和抚恤措施。6 月30 日，在波兹南各墓地举行了53名死者的安葬仪式，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也分头参加了葬礼。7 月10日政府宣布，原来向采盖尔斯基工厂工人征收的650多万兹罗提(波兰货币名称）税款将分期偿还给该厂工人。机械工业部部长罗曼·费代尔斯基被撤职。但是，波共和政府的示弱恰恰向群众证明了他们的错误，此后波兰的局势就一直动荡不安，全国各地工厂罢工和游行示威此起彼伏，许多工厂成立了拒绝接受党和政府领导的工人委员会。

　 在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和处理方法上波苏两党发生了分歧，并由此发展成为波苏冲突的“十月事件”。起初，波兰党和政府也认为，波兹南事件是“帝国主义代理人”和暗藏的反动分子利用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挑起的，是反对人民政权的“严重骚乱”。后来波共领导人对事件的看法发生了转变。7 月18日，波共召开七中全会。奥哈布在报告中指出，党和政府应对波兹南事件承担主要责任。他说：“在寻找波兹南事件的原因时，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煽动者和帝国主义走狗的阴谋上去，那是错误的。通过对事件的分析，我们认为极大部分责任要归罪于中央和地方领导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他强调说，“波兹南事件是一个警告，它证明在党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重大错误。”根据这种认识，他在报告中提出应立即采取措施，克服党和政府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实行经济管理合理化和政治民主化，改善人民生活。全会根据奥哈布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政治、经济局势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波兹南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上的疏忽，指出在党的工作中严重存在着“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堕落和党内缺乏民主”。全会决定从实行经济管理合理化、政治生活民主化和改善人民生活着手，实行一条社会主义革新的路线，以缓和同人民群众的尖锐矛盾。全会为在1948～1949年“大清洗”时期被开除出党的前党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恢复了名誉。七中全会之后，围绕经济、政治体制的革新，党政干部更换的必要性等问题，党内外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党的革新路线，他们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人民的思想非常活跃，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辩论。社会主义革新的性质、范围和内容，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关于同苏共的党际关系和苏联的国家关系等问题，都是讨论和辩论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组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希望哥穆尔卡担任党的第一书记。

　 由于对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不同，波共内部出现了对立的派别。10月13日，波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和召开八中全会等问题。哥穆尔卡虽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列席了会议。会上主张改革派的力量占绝对优势，这使保守派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密电向苏联告急求援，并密谋策划一次军事政变，企图在八中全会召开前夕逮捕一批主张革新的领导人。本来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和处理，波苏两党就存在根本不同的看法。苏联《真理报》6 月30日发表的苏共中央声明说，波兹南的“反人民政权的暴动”是美帝国主义策划的，目的是推翻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在波共中央的看法转变后，苏共领导人仍然顽固地坚持这个观点。波共七中全会以后，波兰局势在急剧地变化着，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在各个领域实行改革措施，特别是把波苏关系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舆论越来越得到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使苏共领导坐立不安，担心东欧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会挣脱苏联人的控制，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连锁反应，因此要求波兰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波共中央以即将召开八中全会不能脱身为由，婉言谢绝了苏共的邀请，这更使苏共领导十分恼怒和担心，于是决定直接出马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阻止波兰的局势向背离苏联意志的方向发展。

民间学术英雄！！！

挽救学术腐败，希望也在中国民间！！！

幸喜中国还有民间的沈教授们！！

谢谢lxpii的转的如此好贴！！

29、发生在布达佩斯机场的戏剧性一幕

　 ──赫鲁晓夫的动作粗野得令所有的波共领导吃惊──挥舞着拳头恶狠狠嚷出一句：“我告诉你们，你们的阴谋绝对不能得逞！

　 沈志华从外交部解密档案中看到了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所作的种种努力：中国第一次打碰斯大林的“欧亚分工”，开始介入欧洲事务；以及波匈事件如何影响着中国迈向国际社会的进程。

　 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发回了波兰关于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反应，称“在波兰报刊及部分群众中泛滥着一股不满现实和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巨大浪潮。”一些关于苏联的政治笑话在到处流传，王大使发回的电报中提到了其中的一则：波兰人写信给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不是称自己是圣人吗？那他就不应该和列宁并排躺在水晶馆里，他应该去耶路撒冷，那里才是神呆的地方！赫鲁晓夫接到信后说，他们得开会商量一下。开完中央全会，赫鲁晓夫说“苏共党员不同意斯大林同志去那里”，群众问“为什么？”赫鲁晓夫说“因为那里容易复活，耶稣就是在那里复活的”。

　 显然，苏东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客观上需要外界的调节，那么中国是否具有参与处理危机的条件呢？对东欧诸国，毛泽东很早就发生了兴趣。不过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有明确分工：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仅东欧各国寄希望于北京，莫斯科也开始指望得到中共的帮助。此时的赫鲁晓夫越来越重视中共的意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真理报》全文转载后，受到苏联广大读者的拥护，苏共中央还把全文重新翻译后印发了20万册单行本，供全党学习。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时，苏联广播电台由著名播音员广播，并数次播放录音，使之尽量深入人心。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度的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到中国，了解中共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因为“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

　 1955年10月12日，波共中央决定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领导机关。核心的问题就是奥哈布让位，由哥穆尔卡取而代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把罗科索夫斯基拿下。

　 罗科索夫斯基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俄罗斯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参加了俄军骑兵部队，当了一名龙骑兵，十月革命后成为红军中的一名杰出的指挥员，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中，他因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而成为一名杰出的指挥员，后来他又作为精英人才，被选送到列宁格勒学校骑兵高级首长班深造。仅他这个班，就出了巴格拉米扬、朱可夫、叶廖缅科和他自己4名苏联元帅。从学校毕业后，罗科索夫斯基很快崭露头角，他的职务也迅速得到提升，1929年苏联和中国进行了一场短暂的战争，中国史称“中东路战争”，在这场为了维护沙俄政府从中国东北非法夺取的利益的战争中，担任第五骑兵旅旅长的罗科索夫斯基表现出色，于是在1930年晋升第七骑兵师师长，当时他手下的第二骑兵旅旅长就是朱可夫。1935年罗科索夫斯基担任第五骑兵军军长，被授予列宁勋章。大清洗时他却难逃厄运，由于在波兰出生，于是他被扣上波兰间谍等罪名入狱，至少两次被假枪毙，要他交代同谋，他一概拒绝牵连任何人，而且在受到非人虐待时没有对生命失去信心。他在监狱里一直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也没有乱咬人，更没有自杀，加上他的老上司铁木辛哥元帅为他说了很多好话，所以被判处死刑后未被押上刑场。在这期间由于苏军在苏芬战争遭到挫败，于是斯大林决定放一些人出来去打仗，罗科索夫斯基就九死一生的活了下来，并且又穿上了军服。1940年参加了苏联向比萨拉比亚的进军，然后担任了机械化第八军军长。在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中，罗科索夫斯基从战争开始的最困难时期到胜利，他一直是苏军中最出色的野战指挥官，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会战中的杰出功绩，使敌人闻风丧胆。他先后担任过第16集团军司令员，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顿河方面军司令员，中央方面军司令员，最后指挥苏联红军中拥有最强大兵力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他当年的下级朱可夫的指挥下攻占柏林，完成了对纳粹的最后一战，立下旷世奇功，晋升为元帅并获得了“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

　

　 1945年6月24日，是罗科索夫斯基一生中最为光辉的日子，这一天，他在莫斯科红场主持了胜利阅兵式，率领红军接受了斯大林的检阅。在这次阅兵式上，红军战士将在战场上缴获的数百面德军军旗掷到了列宁墓前，重演了历史上俄军将缴获的拿破仑军旗掷到亚历山大一世沙皇脚下的光辉一幕。

　 罗科索夫斯基在战场上功勋卓著，在情场上同样春风得意，他长得高大英俊，生性风流，仅仅是卫国战争期间在布良斯克方面军担任司令员时，就把大名鼎鼎的作家、诗人西蒙诺夫年轻美丽的妻子迷得神魂颠倒，主动投怀送抱，后来又和一位著名的女演员有了一个私生女。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召见他，对他说：“你还是回到波兰去，你当国防部长，只要你能把军队牢牢地控制在手里，波兰的政局就不会有问题。”

　 罗科索夫斯基不乐意，他早就从骨子里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苏联人。但斯大林当面布置的任务又不敢违抗，于是提出一个条件，希望斯大林能保留他的苏联国籍。斯大林答应了，这样，罗科索夫斯基就有了双重国籍。

　 这样的一个人，又从莫斯科回来掌握着波兰的国防军，自然就成为了波兰亲苏派的首领。这次哥穆尔卡上台，首先就是要解除他的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副主席，然后再撤掉他的国防部长职务。亲苏派马上把政治局会议上的情况密报给苏联驻华沙大使波诺马连科。波诺马连科立刻发了份特急电给赫鲁晓夫，说坏了，波兰马上要发生政变！

　 赫鲁晓夫得到这个消息非常惊慌，即刻通知波兰，不准召开八中全会，什么时候开，听我的指示。哥穆尔卡的态度也很强硬，说我们波共召开全会，凭什么要听你们苏联人的？难道我们连这么一点自主权力都被你们剥夺了？并回答赫鲁晓夫，八中全会19日召开不误。

　 18日，波诺马连科大使紧急通知波共中央，说由赫鲁晓夫同志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将在波共八中全会开幕当天抵达波兰。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向波共当时的中央第一书记奥哈布，和准备上台接班的哥穆尔卡提出，要求同意代表团前往华沙。奥哈布与哥穆尔卡则向苏联大使提出，希望苏联人不要在全会开幕当天前来，因为这将增加波共的工作难度，并可能引起波苏关系的复杂化。但表示同意代表团在晚些时候再来华沙，甚至表示准备在中央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就接待苏共代表团。

　 可是，赫鲁晓夫根本不理睬波共的这一立场，通过苏联驻华沙大使回应波共中央，苏联党政代表团将在全会开幕当天抵达华沙，

　 19日清晨，波兰人刚要开会，赫鲁晓夫亲自率领一队强有力的人物，由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华约组织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和一大批将军组成的苏联党政代表团不请自到，突然驾临华沙。

　 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的同时，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命令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了军事准备。俄国国防部的档案材料证明，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7空降师108伞兵近卫团已经完成战斗准备，54架里-2和45架伊尔-12飞机待命出发。驻扎在波兰西部地区的苏军两个师的兵力也在向华沙疾速推进，还从东普鲁士调动部队直奔波兰，并增派了在波兰港口的军舰，形成了对华沙的包围态势。

　 华沙机场事先没有得到通知，不准飞机降落，飞机在机场上空转了近一小时才降落。

　 人一着地双方就在机场大吵了一架。

　 那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幕。

　 赫鲁晓夫沉着脸走下舷梯，对排列在舷梯左侧西装革领的奥哈布、哥穆尔卡等几十名波共领导人视若无物，径直与排列在右侧，驻扎在波兰的苏联北方集团军的一大群勋章鲜亮，将星闪耀的苏联将军们逐一握手问好，然后才转身面对惴惴不安的奥哈布等波共领导人──他的动作粗野得令所有的波共领导吃惊──挥舞着拳头恶狠狠嚷出一句：“我告诉你们，你们的阴谋绝对不可能得逞！我们为你们的国家流了血，而现在你们却试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办不到，绝对办不到！”

　 哥穆尔卡挺身而出回答：“我们波兰人流的血比你们更多，我们绝对不会把我们的祖国出卖给任何人。”

　 赫鲁晓夫瞪着敢于当面顶撞他的哥穆尔卡明知故问：“他是谁？”

　 “我是波兰党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我曾经被斯大林下令，在监狱里呆了3年。”

　 赫鲁晓夫转脸瞪着奥哈布，故作惊奇地问：“谁让他来的？他到这里来干什么？”

　 奥哈布答：“哥穆尔卡同志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决定在今天就要召开的波共八中全会上选举他作为党的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气得大声叫喊：“反了！反了！这是一种公然的背叛行为！我们必须来，这不仅是波苏关系问题，你们巳经危害了我们在德国的地位，你们巳经威胁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哥穆尔卡在1951年1月11日与专程前来斡旋的周恩来会谈时说：“赫鲁晓夫不但公然威胁奥哈布同志，并伸出手指向波共领导们做出了一个粗野下流的动作。我们对此反应极为平静，不愿当着苏联将军和众多司机的面出现难堪的公众场面。然而我认为有必要抗议对奥哈布同志的攻击，以便维护奥哈布。赫鲁晓夫同志在机场上就要求波共八中全会延期召开，奥哈布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此时全体中央委员已经集中在贝尔凡德尔宫大厅等待全会的开幕。我们拒绝了全会延期召开的要求，同时请苏联代表团同我们一起去贝尔凡德尔宫，我们就在会场附近的一栋楼房里开始会谈。”

　 主人和强行闯进家门的“客人”登上汽车，向着华沙城里驰去。科涅夫和安东诺夫则与驻波兰的苏军将领驱车去了附近的苏联驻军司令部。

 

在贝尔凡德尔宫坐定后，赫鲁晓夫立即对波共中央领导们宣称：“我们必须去波共中央全会会场参加你们的会议！我们决定要对你们的事务进行强制性干涉，决不容许你们的意图得逞！”

　 面对这种令人发指的霸道行为，波共政治局委员们敢怒不敢言，奥哈布更是急得一头大汗。只有此时还不是波共中央核心领导班子成员的哥穆尔卡勇敢地对赫鲁晓夫说道：“如果你不从桌上撤走这把决斗手枪──即不收回对波兰党的威胁，我们就不和你们举行任何会谈。尊敬的赫鲁晓夫同志，我还想问一句，你今天气势汹汹地来到这里，是否准备逮捕我们？”

　 赫鲁晓夫悻悻地说：“我没这么说，也没有打算这样做。这只不过是苏共为了保卫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而迫不得巳对你们的错误进行的强力干预。我可以把我们的态度向你们表明，对任何可能威胁到经过波兰领土到达德国占领区的通道安全，我们都决不会掉以轻心。”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仍然坚持苏联代表团必须出席波共八中全会，并表示不同意波共中央提出的新政治局成员名单，说这个名单：“排挤优秀的共产党人，你们在为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开辟道路。政治局不能改组，你们的新候选人名单将把社会主义毁掉，我们有权要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

　 赫鲁晓夫让奥哈布马上把会议停下来。奥哈布和波兰党的领导们于是回到了会场上。但是，他们并没有“把会议停下来”，而是以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主持了八中全会的开幕式，决定原政治局集体辞职，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一个新的政治局。哥穆尔卡等四人进入了新的政治局。罗科索夫斯基被排除在新政治局之外。大会主席团还建议由哥穆尔卡担任波共第一书记。非常时刻，进展神速，完成这几项重要议程仅仅用了不到一个钟头。接着，刚刚卸下第一书记之职的奥哈布向全会简单通报了苏共代表团巳经抵达华沙的消息，建议暂时休会，因为苏共代表团正等着同波共治局会谈，大家都不要走，什么时候复会听候通知。然后政治局委员们又赶回来和赫鲁晓夫等人继续会谈。

　 短短一个小时之后，哥穆尔卡便以待任波共第一书记的资格，也就是波共领军人物的身份和赫鲁晓夫进行接下来的会谈。

　 谈判桌上出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现像，按照国与国谈判的基本原则，罗科索夫斯基作为现任的波兰国防部长，理应和波共领导们坐在一起，可是，他的位置却在赫鲁晓夫的左侧第一位。

　 双方的争吵在继续，而且越来越激烈。夜里9时，被哥穆尔卡的态度弄得暴躁不宁的赫鲁晓夫突然起身走到会议桌尽头处，伸手拿起电话要通了朱可夫，命令他的国防部长调动苏联驻波兰的所有苏联红军，以及在苏联境内的空军做好战斗准备，甚至公然说：“只要我一声令下，你就把华沙给我包围起来。”

　 哥穆尔卡愤怒地问道：“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样做，还把我们波兰统一工人党当成你们的兄弟党吗？社会主义阵营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吗？”

　 赫鲁晓夫语调轻松地回道：“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波兰同志们，华沙已经被包围了。不过，它也完全有可能仅仅是一次例行的军事演习。”

　 哥穆尔卡说：“不管你的真实目的如何，这些‘演习’在波兰社会的心目中都将被理解为公然向波兰党和政府施加的压力。我们强烈要求停止部队的调动，并将装甲部队撤回自己的驻地！”

　 其余的波共政治局委员们也都议论纷纷。

　 奥哈布愤怒大叫起来：“ 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能把我们拘留在这里而在外边发动一次武装政变的话，你们就错了，我们是有准备的。”

　 哥穆尔卡也毫不示弱地说：“赫鲁晓夫同志，除非你马上把军队调回去，否则我们就马上离开这里。在大炮瞄准华沙的情况下，我们拒绝会谈。如果你不马上下令停止苏联军队的前进，我就要去电台向波兰人民讲清楚今天发生在贝尔凡德尔宫的一切！”

　 哥穆尔卡还愤怒地责问罗科索夫斯基，背着波共中央私自下令调动波兰国防军队向华沙移动的目的何在？

　 其实，波兰改革派领导人早就对危急的形势有所估计，特别是在18日晚得知苏联代表团执意要来华沙时，就已经考虑到苏军可能进行武装干涉，并作了军事准备。华沙军区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成立军事和地方两个司令部，其任务是监督苏联部队的调动并及时向政治局报告，波兰海、空军也制定了反击苏军的作战计划。一些工厂和学校也建立起纠察队和自卫队，并向他们分发了武器装备。

　 面对波共领导人毫不妥协的态度，赫鲁晓夫只好压下怒火，扭头吩咐坐在他旁边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马上去向朱可夫元帅打个电话，传达他的指示：暂时停止军事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