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讲口极好,这是先天后天的因素混合造就的,没办法。同样的史实,在别人口里讲出来干巴巴的,让听众浑浑欲睡,而一旦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流泻出来,人物就鲜活了,故事就生动了,有主杆,有铺垫,起承转合,抑扬钝挫,讲起史实来犹如单田芳说评书,一忽儿杀机四伏,一忽儿铁马金戈,阴谋、奸诈、强横、妥协、貌恭实傲、笑里藏刀、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寡廉鲜耻、心如铁石杀人如麻绝非反面人物的专利,为了至高无上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切必要的手段不仅合理而且情有可原。国家关系紧张到剑拔弩张时,他能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旦进入蜜月期,又恰似阵阵清风扑面而来。 但,伶牙俐齿远远不是沈志华的演讲能吸引人的主要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同样一桩重大史实的全新解读,他的观点,他的论据,能让那些久在高雅学府殿堂的专家学者们耳目一新!专家学者们不会不知道,能作出全新解读,靠的绝非仅仅是敢发不同之声的勇气,而是丰厚的知识积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独具慧眼的发现能力,以及以水滴石穿般的坚韧孜孜不倦探寻真相的持久耐力。
史学家钱镇曾在一篇《沈志华其人其书其事》的短文中说出了他自己受到沈志华讲演冲击时的复杂感受:
“说句让学术界丧气的话,在某些学术研究领域,像沈志华这类重新回到学术界的家伙太具有杀伤力了。他过了金钱关,不把学术研究当作谋生手段,因此也就不必追随国家课题、不必瞄着市场需求,更无需看上级领导的眼色定选题,不用小心翼翼什么想法可以谈,什么想法不能谈。他不必考虑一时的功名利禄,恩想观念与一个长期厮混在学术圈里的专家学者大相径庭。他不畏惧说出格的话,别人对他的放胆也会格外宽容。他得以摆脱学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人事纠葛,也用不着非要在导师主编的书中熬更守夜地写出几个章节而该书出版后与自己全无关系,更不必违心地去研究自己并不擅长,或是并不喜欢的课题。”
中国史学界的各种从业人员,无一律外都是吃皇粮的体制内人员。而且从事史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大都过着苦行僧似的清苦生活,怎么会有一个既没有学历、又没有职称、还没有单位的“三无人员”眼着眼睛往火坑里跳?这人的脑袋里进水了么?
一位德高望重的权威人物好奇地问他:“沈先生,你的发言有文稿吗?”
沈志华毕恭毕敬地回话:“我带来了刚写就的论文,如果您有时间,请你指教。”
这位老专家拿去看了,当天就在会上对沈志华的论文大加赞扬,认为观点新锐,论据充分,文风也尤为生动。会后,这篇经过修改的论文很快就在中国史学界的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了。
从这以后,沈志华便作为“独立学者”经常出现在中国相关的历史学术会议上。
与所有史学界人不同的是,沈志华重新进入这个行当,并不仅仅靠着自己的出色研究成果,独特的解读历史档案与资料的能力,还靠着他经商赚来的大笔金钱。
沈志华是货真价实的个体户,没有单位,没有一分钱工资,但是他却有钱。钱对他来说真是个好物儿,这让他刚刚重回史学界,就占据了一个极为主动有利的制高点。因为囊中颇丰,他可以慷慨地拿出钱来,自己组织召开全国性的史学专题会议。
沈志华第一次尝式自费举办高层学术会议就大获成功。1994年,他决定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他特意把会址选定在当时在观念风气上相对于北京要开放宽松得多的深圳。因为中国人都知道,谈苏联解体不仅会涉及苏联共产党的种种错误,还必然要涉及到中苏关系,而中苏关系骨子里就是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关系,就是毛泽东和斯大林、赫鲁晓夫为了各自的国家民族政党利益而结下的恩怨情仇,莫说涉及的人物、史实,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充满了最敏感的政治,想避也没法避。虽然中共中央早就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晚年犯下的错误早巳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中国的事情就是如此奇怪,党中央都巳经向全世界承认的事,史学家要公开地、有根有据地来论证这位伟人犯下的错误,却成了一件犯讳的事。这样的会议倘若在北京召开,史学家们说得兴起时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一个不留神,很可能会议还没结束,麻烦就上门了。
而当时的深圳,被北京的某些有头有脸的老人斥为“除了天上飘的国旗是红的,全都变成了资本主义”。一部《血战台儿庄》演遍全国,唯独进不了北京城,为啥?老人们拄着拐杖拍着桌子咻咻叫:“我们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仗,如今看着他们成英雄,感情上受不了!”
资本主义虽然腐朽没落,虽然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有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允许人说话,只要你不真刀真枪动真格儿的,即便话说得稍微出点格,警察也绝对不会前来封门问罪。所以沈志华决定把这个必然要涉及到毛泽东晚年犯下的某些错误的会议,拿到全中国最“资本主义”化的深圳去开。住宿、伙食、会议所需的资料,全由他独自操办承担不算,他还在邀请函里特意声明,凡专家学者的单位舍不得报销飞机票的,全拿到他这儿来报。
组织高层学术研讨会议,组织重要课题的研究和对档案的翻译,做学术活动的赞助人、组织者,与受邀参加会议的代表比较起来,其地位、效果与影响力,显然绝对不同。
重返史学界十几年,沈志华一跃成为中国史学界的民间“老大”。他发表苏联史、中苏关系史、冷战史论文60余篇,出版了《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斯大林与铁托》、《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学术专著,并主编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等文献资料集。此外,他还有三百余万字已出版的著述。中国史学会理事的头衔落到他头上,中国、日本、韩国、意大义,以及台、港、澳学界各所著名大学争相邀请他去讲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术机构争相聘请他但任兼职教授和研究员。
2005年,巳经55岁的沈志华最终受几位同行鼓动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做了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界唯一的个体户,到老还是吃上了皇粮。
有朋友笑称,沈志华自在了大半辈子,老来到底被“招安”了。
沈志华却很认真地说:“本人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岁数,被‘招安’是个好事:第一,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就应该体制内与体制外相结合,如此才更有生命力;第二,一所大学能够接纳体制外的人员,说明当今社会的宽容和进步。无论如何,利用各种资源把研究搞上去,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发展有益无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