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双慧眼──沈志华教授与他眼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书连载）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这场打了将近三年多的战争终于停了下来。

　 毛泽东后来心有不甘地说：“如果再打八个月，我们可以打垮他们的全部阵地。假如在这之后进行和谈，我们可以争取得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为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

　 以上可见，朝鲜战争从始至终，都是斯大林在导演，何时打，何时停，也都是苏联人决定的。

　 人们一定会感到奇怪，毛泽东一向具有卓越的战略眼光，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几十年中，军事手段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在东北战场三国四方的争斗中也游刃有余，周恩来则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竟会死死抱定一个军事目标不撒手，而未能同时在外交战线有所作为？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暂时取得战争优势后见好就收，同时在联合国为周恩来创造一个施展其外交天赋的舞台？

　 究其原因，沈志华认为：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二、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三、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

　 可以想到的解释也许还有一些，但无论如何，此时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毛泽东被迫采取的长期作战和边谈边打的持久战方针，实际上表明战争已经处于他在参战以前竭力要避免的对中国最不利的僵持状态。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至于说到这场战争的得与失，中国人无疑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骄傲。军事上看起来双方打了个平手，志愿军无法把美国佬赶下海，美军也无法打到鸭绿江。但全面考虑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可以得出结论，美军大大的丢脸。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工业，装备一流，有最强大的海空军，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工业极其落后，部队装备差，开始时说不上有海空军，陆军装甲力量极弱，一个军的炮兵装备不如美军一个师。通讯后勤医疗等各方面的装备水平和美军相差更是天上地下。由于没有制空权，大部队白天无法行动，补给极为困难，美海军在志愿军入朝后虽没有大的行动，但其威胁却使得志愿军不得不将大批力量部署在东西海岸反登陆（志愿军最多时有79个师在朝鲜，其中53个师部署在东西海岸防美军再来一次“仁川登陆”）。在这么多不利的条件下，志愿军仍然能把美军从鸭绿江赶回三八线，使其蒙受“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歼灭几十万“联合国军”，并能牢牢守住“三八线”而不后退一步。虽然志愿军遭受过挫折，一些仗打败了，但无论如何，他们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战果是了不起的，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志愿军指战员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是民族的骄傲。

　 朝鲜战争对解放军的建设影响尤其深远，在与世界第一流军队的较量中，解放军从正反两方面都学到了很多东西，人民空军也在战火中迅速成长起来了。抗美援朝打破了许多中国人心中的崇美恐美情绪，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抗美援朝战争给当时千创百孔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共产党创造了奇迹，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抑制了通货膨胀，完成了经济的恢复，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中国就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朝鲜战场和经济战线的胜利使得无论敌人还是朋友，或是骑墙望风的资本家，都不得不佩服。抗美援朝对中国外交也带来了很多好处，国际威望提高了，国际上得到了尊重，苏联东欧等国家对中国也有了发自内心的尊重，西方国家虽然和中国关系不好，但中国赢得了尊严，成为以后双方发展真正平等关系的基础。

　 戴高乐曾对艾森毫威尔说：“与其等到中国政权强大得你不得不承认他，不如现在就承认他。”对于满清帝国和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他是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

　 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地位，赢得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从鸦片战争百多年来，中国屡受列强欺凌，十来艘军舰，几万人就能让政府屈膝投降，割地赔款，的悲剧，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1949年开国大典上，毛泽东说过一句惊天动地的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准确地说，毛泽东那时候表达的还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一种理想，而真正实现这种理想，正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所谓胜利，应该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而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况且，中国为此还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当然，就中国出兵决策的最初动因而言（国际义务和国家安全），战争的最后结局也算是达到了预期目的，不过，这些目标早在1951年初，即朝鲜停战两年半以前就实现了。问题在于中国此后又为重新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比较起来，按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

　 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总结前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和美韩军队在战场直接兵员损失的比例为0.7:1,此时中国军队伤亡约5.65万人，加上冻伤5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1/4。这就是说，由于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而使战争延长，中国竟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人员代价，而付出第二次代价所达到的目标，同两年半前相比，从军事的角度看，几乎是相同的，但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看，就相去甚远了。
　　决策失误所带来的后果，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员和兵力的损失，战争的延长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减少到30%，而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转入持久战，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如果说因情势紧急，中国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低息贷款全部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原计划仅4000万美元），尚属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从1951年起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就完全是战争长期化的结果了。当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致信杜鲁门指出，英国政府历来反对“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13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就在于不仅拒绝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人们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也是明显的事实。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不仅如此，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决议。10月27日，巴黎禁运机构中增设了专门控制和监督对中国实行禁运的中国委员会。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索普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已经有45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

　 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基本是靠苏联的援华工程实现的。苏联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而一旦中苏关系恶化，过分倚重于苏联的经济纽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鲁门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战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两岸统一终于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朝鲜战争的最大赢家，无疑是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
　　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发现，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和安宁。朝鲜战争大大加剧了以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状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被看作是“国际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冲突延长两年多的结果是助长了在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如军备竞赛和北约扩充及其军事化，同时也无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战争使美国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还迫使美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人们眼中的世界强国的副作用在于被认定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延伸”.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美国当时准备攻击中国。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夸口“感恩节前结束朝鲜战争”，许诺美军将士可以回国过圣诞节，均表明这支军队并没有攻击中国的意图。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后仍然以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这虽然有些一相情愿，但多少也说明它已经意识到借朝鲜战争攻击中国是不明智的。既然如此，那么中国出兵朝鲜是为了“保家卫国”又从何说起？

　 朝鲜战争双方道义上的差距，虽然没有在战争的直接胜负上体现出来，但在经历了数十年之后，最终还是体现出来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一方面，苏联在90年代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中国在毛泽东去世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朝鲜更是一个多年来连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都无法提供保证的边缘国家。而另一方面，韩国在70年代就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以美国为首的众多西方国家数十年来始终在稳定中不断发展。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和众多西方国家的日子不知道要比中、朝、苏好过多少倍！朝鲜战争的胜负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也不是由“停战协议”确定的，而是由冷战的最后结局决定的。

　 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国的军事将领们就曾对这场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过讨论。一片“英明”、“伟大”、“战无不胜”的逢迎声中，也有头脑不乏冷静，敢于直言的人。在1957年5月15日审议《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彭德怀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进程证明中国出兵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但也有不英明的时候，就是毛泽东否定了关于及时停战的建议，结果使战争延长了两年半。”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也认为：“如果那时停下来，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都是重大胜利。”

　 沈志华还希望能够纠正半个世纪以来的一种流行的说法。那就是所谓的“一位美国将军说过：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中国人拿这句话巳经自我陶醉了许多年，然而问题是它不是事实，而是有人故意在这句话上动了手脚，扭曲了它本来的含意。

　 这句话的确是当时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上将说的，但是他的原话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他讲这句话是因为：当美国在一、二、三次战役中连遭失败时，恼羞成怒的麦克阿瑟提出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把轰炸范围扩大到天津、青岛、北京、沈阳，只有这样才能遏制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不断补充壮大。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因为中苏有同盟条约，苏联一参战就是世界大战。布莱德雷也持这种观点，所以他说这句话有一个被省去了的重要前提：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他完全不是说朝鲜战争不该打，打错了，而是说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去是错误的。他的这个想法也是当时大多数美国政治家的观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以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正是沈志华根据俄国解密档案，进行分析、研判后，为人们勾勒出的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画面。

　　26、“那边的风一吹，这边的蚂蚊就出窝。”

　 ──有谁想得到，也曾步入舞池“潇洒走一回”的顾工，回去竟执笔告御状……这封密函直达“天庭”，引致天威震怒……这真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导致无数文艺界人士“夕贬潮阳路八千”

　 波匈事件同样是沈志华研究的重点之一。像沈志华和笔者这样的共和国的同龄人，以及更年长的一代中国人对波匈事件可以说记忆犹新，因为，它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以及无数知识分子的命运，结合得太紧密不过了。波匈事件发生后仅仅一年多，中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

　 毛泽东在进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探索时，对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根本问题的估计和处理，一开始就与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有所不同。这种背离现象的不断扩大，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对苏认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批判，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指出斯大林“1937年关于苏联越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错误公式”不符合苏联社会的实际情况，它作为“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大规模进行镇压的论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党和国家内的民主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苏共的新提法是，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苏联的阶级斗争矛头已主要转向了国际舞台，苏联国家消亡的过程已在进行之中，“国家管理的职能正在改变”，强制性国家机关“目前主要是防止外部敌人的阴谋的机关”。

　 毛泽东对这样的论述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在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东欧局势的动荡和国际上反共高潮的掀起，给毛泽东造成极大震动。他断言“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

　 毛泽东把匈牙利事件与中国国内出现右派分子活动的情况联系到一起，随即便发动了反右派斗争。为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指示要“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在各个机关、学校去演习，“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以利于“挤出脓疱”。

　 由此，毛泽东转而否定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的正确结论，也即否定了他过去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正确认识。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把主要精力从经济建设逐渐转向阶级斗争的同时，对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本意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产生了怀疑，对苏联的非斯大林化现象由最初的喜大于惧逐渐转变为惧大于喜，增加了对苏联的戒心，也影响了中国对苏政策的制定。

　 在反右运动中，当时的媒体大登特登什么“小匈牙利事件”，中国老百姓对“纳吉”、“裴多菲俱乐部”耳熟能详,谁要是与这些名词沾上边，不死也得脱层皮。

　 毛泽东形像地比喻为：“那边的风一吹，这边的蚂蚁就出窝。”

　 既然中国的“蚂蚊”也跟着“那边的风”出了窝，当然就要防患于未然，严加清除。中国当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民主党派的思想动向与波匈事件──主要是匈牙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造成了中华民族一段难以弥合的伤痛。甚至到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下去的时候，往他头上扣的黑帽子也是“中国的纳吉”，可见毛本人对波匈事件记忆犹深。

　 因为当时的中国媒体对纳吉，对裴多菲俱乐部全是一窝蜂谴责性的报道，以致于不但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就连许多蒙难者和他们的家人，也从来就不曾了解过真正的纳吉和裴多菲俱乐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纳吉者，即所谓的匈牙利事件罪魁祸首是矣，在中国除邓小平外，一般的小人物还没有资格领受这样一顶黑帽。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提起这首百多年来在全世界广为传诵的诗篇，人们便会想起它的作者──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1849年7月31日，裴多菲在瑟克什堡大血战中同沙俄军队作战时牺牲，年仅26岁,从那以后,裴多菲就成了爱国主义的代名词。　　

　 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气氛下，裴多菲俱乐部却一度成为带有不祥意味的名词。如果客观地回顾历史，人们便可以知道那位匈牙利伟大的诗人是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切与赞扬的“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英勇斗士”，他的诗作也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

　 裴多菲俱乐部这个词儿除了在反右运动中频繁出现，更与中国文化人的苦难结下了不解之缘。仅看看毛泽东针对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1964年“迎春晚会”所作的批示，便可知其厉害。
　　中国剧协自50年代中便开始在春节期间举办联欢晚会，并通常有"化装舞会"穿插其间。参加者自然都是戏剧电影界的知名人物，这也是表演艺术的大聚会。周恩来也曾出席过一届晚会，那次北京人艺的于是之扮演成高尔基，剧作家欧阳山尊化装成彩旦，谢添扮演卓别林，郭沫若也来了，他穿着一袭刚出访缅甸时友人送的和尚袈裟。周恩来到场即要化妆，但被剧协领导劝止并请他当化装评判。后来，黄苗子与郁风夫妇扶着齐白石老人进来，全场鼓掌欢迎，齐翁老迈年高，深居简出，能见到他的人真不多，加上又是齐翁的关门弟子郁风搀扶，所以没人生疑，连周恩来也上前握手寒喧。但到底座中不乏目光犀利的表演界老行尊，渐渐看出其中古怪，便上前拉扯齐翁的胡子，果然是粘上去的。原来他是画家叶浅予装扮的。于是满场欢声四起，被“蒙”了一回的周总理哈哈大笔着把最佳化装的桂冠判给了“假齐白石”。由此可见，50年代的文艺界确曾有过一段相对活泼、宽松的时光。

　 然而，到了1964年春节，中国剧协对是否循例举办晚会有了顾虑。因为，这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鼓角甚嚣尘上的年头。何况，就在春节前，毛泽东刚发下一个措辞严厉的批示，呵斥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部门，问题就更大了……”剧协噤若寒蝉，实在没那份心情组织迎春晚会。但是各剧院、剧团和电影界的中坚骨干大多主张延续这一传统，理由是在毛泽东“不下去不开饭”的指示之下，各表演团体长年都在农村厂矿基层巡回演出，好不容易回北京过个年，正好团聚迎春，并“庆祝”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带来的“戏剧丰收”。当时的“丰收”景象是，仅北京就有不同剧种的11台《千万不要忘记》在同时上演，此剧原名叫《祝君健康》，在毛的阶级斗争新学说下随风易名的。

　 于是，晚会张罗起来了。剧协可谓用心良苦，除了电影、舞会、灯谜、下棋、书画等传统节目，还特设了一个座谈会，让各剧种的《千万不要忘记》的11位饰演主角的表演者交流心得，务求这台戏的思想、艺术水准更上层楼。晚会开始，冠盖云集，星光烨烨。这些天真的艺术家岂会想到春天离他们竟是越来越遥远了，中国剧协的第八届迎春联欢是一个分水岭，它迎来的是漫长的严冬。

　 当晚来了两位穿军装的客人，他们是《解放军报》的小编辑顾工和刘天鸣。没人知道他们，军装成了最好的欢迎卷，剧协工作人员还是殷勤接待，照晚会规例在他们的胸襟别上绢花。当晚在政协礼堂共有一千好几百人参加联欢，没人给这两位无名小卒以特别的眷顾，这是事实。顾与刘大概有点自卑、有点失落，这都无从揣测。然而这俩军报的文艺战士却有着比满场宾客敏感得多的政治嗅觉，他们牢记着毛的最新指示，窥测文艺界的风向与波涛，果然瞅出了若干蛛丝马迹，第一是联欢会场的布置没一幅政治标语(其实有郭沫若手书的对联，内容是喜迎戏剧的春天与丰收);第二是舞会的开场白竟然称“女士们、先生们”；第三是舞会上有人跳“水手舞”与“伦巴”；第四是晚会穿插的即兴小品中，有人男女反串表演革命经典《兄妹开荒》；更有几个大男人穿戴“短裙”、“乳罩”，毛胳膊毛腿地大跳“小天鹅四人舞”……

　 有谁想得到，也曾步入舞池“潇洒走一回”的顾工，回去竟执笔告御状，本着“战士的责任感，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向毛揭发“首都文艺界的糜烂风气和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严重问题”。这封密函直达“天庭”，引致天威震怒。一千几百名晚会参加者无一漏网，全部向组织写出书面检讨。剧协奉命“整风”，继而扩大到文联各协会。毛泽东批示，文联各团体“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成为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极感震骇的中国剧协即刻调查，发现顾工的揭发(刘天鸣也联署)根本是罗织罪名。首先迎春舞会本来就是活泼与轻松，开场白已言必称“同志们”，后面加上“女士们、先生们”正是联谊欢聚场合的气氛调济。反串《兄妹开荒》的是空政文工团的一位京剧演员，用麒派声腔一人扮演两个角色。天鹅舞是哈尔滨话剧院的4位年轻演员反串“四人舞”片段，当然是个谐趣小品，但他们是向中央芭蕾舞团借来的正式舞衣，并非检举信中所言“短裙乳罩”。至于舞会上偶见的水手舞和伦巴，和华尔滋、探戈、狐步舞一样，都是国际性的交际舞，怎会变成顾、刘所言的“旧社会国民党政要官员和美国大兵”的“互相挑逗、舞姿淫荡”的东西呢?乐队从头到尾奏的都是《金蛇狂舞》、《江南好》、《春江花月夜》等民族舞曲，顶多穿插点苏联舞曲《红莓花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来宾多是演艺界著名人士，这本是其业务必修的基本功，舞步较为繁复多姿，不足为怪，然则与“旧社会”嫁接，真是奇想天开!顾、刘为行伍中人，在舞池中可能有点自惭形秽，但他们跳的也必然是与异性勾肩搭背的外来的交际舞，总不会是在舞池中大扭革命秧歌吧？至令人不解的是，顾工对给他们戴迎春绢花的晚会工作人员都要肆意抹黑，用“花枝招展”和“浓妆艳抹的妙龄女郎”来形容，进而强化其“不健康”和“糜烂风气”的结论。然而剧协经调查，当晚的工作人员全是本协会办公室、组联部、外联部的女干部，都是“孩子他妈”，只有一个“妙龄女郎”，是剧协一位干部的女儿，是个中学生……。

　 不过，剧协的调查已无任何意义，天子动怒，狂澜既倒，忙不迭的自我检讨之后，便是下放“四清工作队”，旋踵又是文化大革命。而且“裴多菲俱乐部案”波及的是全国文艺界，不知多少人为此挨整流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真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导致无数文艺界人士“夕贬潮阳路八千”……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这场打了将近三年多的战争终于停了下来。

　 毛泽东后来心有不甘地说：“如果再打八个月，我们可以打垮他们的全部阵地。假如在这之后进行和谈，我们可以争取得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为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

　 以上可见，朝鲜战争从始至终，都是斯大林在导演，何时打，何时停，也都是苏联人决定的。

　 人们一定会感到奇怪，毛泽东一向具有卓越的战略眼光，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几十年中，军事手段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在东北战场三国四方的争斗中也游刃有余，周恩来则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竟会死死抱定一个军事目标不撒手，而未能同时在外交战线有所作为？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暂时取得战争优势后见好就收，同时在联合国为周恩来创造一个施展其外交天赋的舞台？

　 究其原因，沈志华认为：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二、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三、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

　 可以想到的解释也许还有一些，但无论如何，此时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毛泽东被迫采取的长期作战和边谈边打的持久战方针，实际上表明战争已经处于他在参战以前竭力要避免的对中国最不利的僵持状态。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至于说到这场战争的得与失，中国人无疑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骄傲。军事上看起来双方打了个平手，志愿军无法把美国佬赶下海，美军也无法打到鸭绿江。但全面考虑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可以得出结论，美军大大的丢脸。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工业，装备一流，有最强大的海空军，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工业极其落后，部队装备差，开始时说不上有海空军，陆军装甲力量极弱，一个军的炮兵装备不如美军一个师。通讯后勤医疗等各方面的装备水平和美军相差更是天上地下。由于没有制空权，大部队白天无法行动，补给极为困难，美海军在志愿军入朝后虽没有大的行动，但其威胁却使得志愿军不得不将大批力量部署在东西海岸反登陆（志愿军最多时有79个师在朝鲜，其中53个师部署在东西海岸防美军再来一次“仁川登陆”）。在这么多不利的条件下，志愿军仍然能把美军从鸭绿江赶回三八线，使其蒙受“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歼灭几十万“联合国军”，并能牢牢守住“三八线”而不后退一步。虽然志愿军遭受过挫折，一些仗打败了，但无论如何，他们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战果是了不起的，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志愿军指战员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是民族的骄傲。

　 朝鲜战争对解放军的建设影响尤其深远，在与世界第一流军队的较量中，解放军从正反两方面都学到了很多东西，人民空军也在战火中迅速成长起来了。抗美援朝打破了许多中国人心中的崇美恐美情绪，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抗美援朝战争给当时千创百孔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共产党创造了奇迹，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抑制了通货膨胀，完成了经济的恢复，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中国就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朝鲜战场和经济战线的胜利使得无论敌人还是朋友，或是骑墙望风的资本家，都不得不佩服。抗美援朝对中国外交也带来了很多好处，国际威望提高了，国际上得到了尊重，苏联东欧等国家对中国也有了发自内心的尊重，西方国家虽然和中国关系不好，但中国赢得了尊严，成为以后双方发展真正平等关系的基础。

　 戴高乐曾对艾森毫威尔说：“与其等到中国政权强大得你不得不承认他，不如现在就承认他。”对于满清帝国和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他是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

　 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地位，赢得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从鸦片战争百多年来，中国屡受列强欺凌，十来艘军舰，几万人就能让政府屈膝投降，割地赔款，的悲剧，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1949年开国大典上，毛泽东说过一句惊天动地的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准确地说，毛泽东那时候表达的还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一种理想，而真正实现这种理想，正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所谓胜利，应该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而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况且，中国为此还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当然，就中国出兵决策的最初动因而言（国际义务和国家安全），战争的最后结局也算是达到了预期目的，不过，这些目标早在1951年初，即朝鲜停战两年半以前就实现了。问题在于中国此后又为重新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比较起来，按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

　 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总结前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和美韩军队在战场直接兵员损失的比例为0.7:1,此时中国军队伤亡约5.65万人，加上冻伤5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1/4。这就是说，由于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而使战争延长，中国竟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人员代价，而付出第二次代价所达到的目标，同两年半前相比，从军事的角度看，几乎是相同的，但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看，就相去甚远了。 
　　

　 决策失误所带来的后果，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员和兵力的损失，战争的延长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减少到30%，而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转入持久战，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如果说因情势紧急，中国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低息贷款全部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原计划仅4000万美元），尚属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从1951年起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就完全是战争长期化的结果了。当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致信杜鲁门指出，英国政府历来反对“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13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就在于不仅拒绝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人们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也是明显的事实。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不仅如此，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决议。10月27日，巴黎禁运机构中增设了专门控制和监督对中国实行禁运的中国委员会。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索普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已经有45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

　 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基本是靠苏联的援华工程实现的。苏联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而一旦中苏关系恶化，过分倚重于苏联的经济纽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鲁门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战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两岸统一终于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朝鲜战争的最大赢家，无疑是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
　　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发现，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和安宁。朝鲜战争大大加剧了以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状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被看作是“国际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冲突延长两年多的结果是助长了在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如军备竞赛和北约扩充及其军事化，同时也无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战争使美国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还迫使美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人们眼中的世界强国的副作用在于被认定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延伸”.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美国当时准备攻击中国。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夸口“感恩节前结束朝鲜战争”，许诺美军将士可以回国过圣诞节，均表明这支军队并没有攻击中国的意图。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后仍然以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这虽然有些一相情愿，但多少也说明它已经意识到借朝鲜战争攻击中国是不明智的。既然如此，那么中国出兵朝鲜是为了“保家卫国”又从何说起？

　 朝鲜战争双方道义上的差距，虽然没有在战争的直接胜负上体现出来，但在经历了数十年之后，最终还是体现出来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一方面，苏联在90年代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中国在毛泽东去世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朝鲜更是一个多年来连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都无法提供保证的边缘国家。而另一方面，韩国在70年代就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以美国为首的众多西方国家数十年来始终在稳定中不断发展。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和众多西方国家的日子不知道要比中、朝、苏好过多少倍！朝鲜战争的胜负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也不是由“停战协议”确定的，而是由冷战的最后结局决定的。

　 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国的军事将领们就曾对这场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过讨论。一片“英明”、“伟大”、“战无不胜”的逢迎声中，也有头脑不乏冷静，敢于直言的人。在1957年5月15日审议《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彭德怀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进程证明中国出兵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但也有不英明的时候，就是毛泽东否定了关于及时停战的建议，结果使战争延长了两年半。”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也认为：“如果那时停下来，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都是重大胜利。”

　 沈志华还希望能够纠正半个世纪以来的一种流行的说法。那就是所谓的“一位美国将军说过：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中国人拿这句话巳经自我陶醉了许多年，然而问题是它不是事实，而是有人故意在这句话上动了手脚，扭曲了它本来的含意。

　 这句话的确是当时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上将说的，但是他的原话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他讲这句话是因为：当美国在一、二、三次战役中连遭失败时，恼羞成怒的麦克阿瑟提出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把轰炸范围扩大到天津、青岛、北京、沈阳，只有这样才能遏制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不断补充壮大。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因为中苏有同盟条约，苏联一参战就是世界大战。布莱德雷也持这种观点，所以他说这句话有一个被省去了的重要前提：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他完全不是说朝鲜战争不该打，打错了，而是说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去是错误的。他的这个想法也是当时大多数美国政治家的观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以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正是沈志华根据俄国解密档案，进行分析、研判后，为人们勾勒出的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画面。

 

  26、“那边的风一吹，这边的蚂蚊就出窝。”

　 ──有谁想得到，也曾步入舞池“潇洒走一回”的顾工，回去竟执笔告御状……这封密函直达“天庭”，引致天威震怒……这真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导致无数文艺界人士“夕贬潮阳路八千”

　 波匈事件同样是沈志华研究的重点之一。像沈志华和笔者这样的共和国的同龄人，以及更年长的一代中国人对波匈事件可以说记忆犹新，因为，它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以及无数知识分子的命运，结合得太紧密不过了。波匈事件发生后仅仅一年多，中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

　 毛泽东在进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探索时，对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根本问题的估计和处理，一开始就与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有所不同。这种背离现象的不断扩大，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对苏认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批判，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指出斯大林“1937年关于苏联越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错误公式”不符合苏联社会的实际情况，它作为“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大规模进行镇压的论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党和国家内的民主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苏共的新提法是，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苏联的阶级斗争矛头已主要转向了国际舞台，苏联国家消亡的过程已在进行之中，“国家管理的职能正在改变”，强制性国家机关“目前主要是防止外部敌人的阴谋的机关”。

　 毛泽东对这样的论述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在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东欧局势的动荡和国际上反共高潮的掀起，给毛泽东造成极大震动。他断言“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

　 毛泽东把匈牙利事件与中国国内出现右派分子活动的情况联系到一起，随即便发动了反右派斗争。为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指示要“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在各个机关、学校去演习，“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以利于“挤出脓疱”。

　 由此，毛泽东转而否定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的正确结论，也即否定了他过去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正确认识。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把主要精力从经济建设逐渐转向阶级斗争的同时，对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本意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产生了怀疑，对苏联的非斯大林化现象由最初的喜大于惧逐渐转变为惧大于喜，增加了对苏联的戒心，也影响了中国对苏政策的制定。

　 在反右运动中，当时的媒体大登特登什么“小匈牙利事件”，中国老百姓对“纳吉”、“裴多菲俱乐部”耳熟能详,谁要是与这些名词沾上边，不死也得脱层皮。

　 毛泽东形像地比喻为：“那边的风一吹，这边的蚂蚁就出窝。”

　 既然中国的“蚂蚊”也跟着“那边的风”出了窝，当然就要防患于未然，严加清除。中国当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民主党派的思想动向与波匈事件──主要是匈牙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造成了中华民族一段难以弥合的伤痛。甚至到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下去的时候，往他头上扣的黑帽子也是“中国的纳吉”，可见毛本人对波匈事件记忆犹深。

　 因为当时的中国媒体对纳吉，对裴多菲俱乐部全是一窝蜂谴责性的报道，以致于不但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就连许多蒙难者和他们的家人，也从来就不曾了解过真正的纳吉和裴多菲俱乐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纳吉者，即所谓的匈牙利事件罪魁祸首是矣，在中国除邓小平外，一般的小人物还没有资格领受这样一顶黑帽。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提起这首百多年来在全世界广为传诵的诗篇，人们便会想起它的作者──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1849年7月31日，裴多菲在瑟克什堡大血战中同沙俄军队作战时牺牲，年仅26岁,从那以后,裴多菲就成了爱国主义的代名词。　　

　 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气氛下，裴多菲俱乐部却一度成为带有不祥意味的名词。如果客观地回顾历史，人们便可以知道那位匈牙利伟大的诗人是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切与赞扬的“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英勇斗士”，他的诗作也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

　 裴多菲俱乐部这个词儿除了在反右运动中频繁出现，更与中国文化人的苦难结下了不解之缘。仅看看毛泽东针对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1964年“迎春晚会”所作的批示，便可知其厉害。
　　中国剧协自50年代中便开始在春节期间举办联欢晚会，并通常有"化装舞会"穿插其间。参加者自然都是戏剧电影界的知名人物，这也是表演艺术的大聚会。周恩来也曾出席过一届晚会，那次北京人艺的于是之扮演成高尔基，剧作家欧阳山尊化装成彩旦，谢添扮演卓别林，郭沫若也来了，他穿着一袭刚出访缅甸时友人送的和尚袈裟。周恩来到场即要化妆，但被剧协领导劝止并请他当化装评判。后来，黄苗子与郁风夫妇扶着齐白石老人进来，全场鼓掌欢迎，齐翁老迈年高，深居简出，能见到他的人真不多，加上又是齐翁的关门弟子郁风搀扶，所以没人生疑，连周恩来也上前握手寒喧。但到底座中不乏目光犀利的表演界老行尊，渐渐看出其中古怪，便上前拉扯齐翁的胡子，果然是粘上去的。原来他是画家叶浅予装扮的。于是满场欢声四起，被“蒙”了一回的周总理哈哈大笔着把最佳化装的桂冠判给了“假齐白石”。由此可见，50年代的文艺界确曾有过一段相对活泼、宽松的时光。

　 然而，到了1964年春节，中国剧协对是否循例举办晚会有了顾虑。因为，这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鼓角甚嚣尘上的年头。何况，就在春节前，毛泽东刚发下一个措辞严厉的批示，呵斥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部门，问题就更大了……”剧协噤若寒蝉，实在没那份心情组织迎春晚会。但是各剧院、剧团和电影界的中坚骨干大多主张延续这一传统，理由是在毛泽东“不下去不开饭”的指示之下，各表演团体长年都在农村厂矿基层巡回演出，好不容易回北京过个年，正好团聚迎春，并“庆祝”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带来的“戏剧丰收”。当时的“丰收”景象是，仅北京就有不同剧种的11台《千万不要忘记》在同时上演，此剧原名叫《祝君健康》，在毛的阶级斗争新学说下随风易名的。

　 于是，晚会张罗起来了。剧协可谓用心良苦，除了电影、舞会、灯谜、下棋、书画等传统节目，还特设了一个座谈会，让各剧种的《千万不要忘记》的11位饰演主角的表演者交流心得，务求这台戏的思想、艺术水准更上层楼。晚会开始，冠盖云集，星光烨烨。这些天真的艺术家岂会想到春天离他们竟是越来越遥远了，中国剧协的第八届迎春联欢是一个分水岭，它迎来的是漫长的严冬。

　 当晚来了两位穿军装的客人，他们是《解放军报》的小编辑顾工和刘天鸣。没人知道他们，军装成了最好的欢迎卷，剧协工作人员还是殷勤接待，照晚会规例在他们的胸襟别上绢花。当晚在政协礼堂共有一千好几百人参加联欢，没人给这两位无名小卒以特别的眷顾，这是事实。顾与刘大概有点自卑、有点失落，这都无从揣测。然而这俩军报的文艺战士却有着比满场宾客敏感得多的政治嗅觉，他们牢记着毛的最新指示，窥测文艺界的风向与波涛，果然瞅出了若干蛛丝马迹，第一是联欢会场的布置没一幅政治标语(其实有郭沫若手书的对联，内容是喜迎戏剧的春天与丰收);第二是舞会的开场白竟然称“女士们、先生们”；第三是舞会上有人跳“水手舞”与“伦巴”；第四是晚会穿插的即兴小品中，有人男女反串表演革命经典《兄妹开荒》；更有几个大男人穿戴“短裙”、“乳罩”，毛胳膊毛腿地大跳“小天鹅四人舞”……

　 有谁想得到，也曾步入舞池“潇洒走一回”的顾工，回去竟执笔告御状，本着“战士的责任感，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向毛揭发“首都文艺界的糜烂风气和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严重问题”。这封密函直达“天庭”，引致天威震怒。一千几百名晚会参加者无一漏网，全部向组织写出书面检讨。剧协奉命“整风”，继而扩大到文联各协会。毛泽东批示，文联各团体“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成为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极感震骇的中国剧协即刻调查，发现顾工的揭发(刘天鸣也联署)根本是罗织罪名。首先迎春舞会本来就是活泼与轻松，开场白已言必称“同志们”，后面加上“女士们、先生们”正是联谊欢聚场合的气氛调济。反串《兄妹开荒》的是空政文工团的一位京剧演员，用麒派声腔一人扮演两个角色。天鹅舞是哈尔滨话剧院的4位年轻演员反串“四人舞”片段，当然是个谐趣小品，但他们是向中央芭蕾舞团借来的正式舞衣，并非检举信中所言“短裙乳罩”。至于舞会上偶见的水手舞和伦巴，和华尔滋、探戈、狐步舞一样，都是国际性的交际舞，怎会变成顾、刘所言的“旧社会国民党政要官员和美国大兵”的“互相挑逗、舞姿淫荡”的东西呢?乐队从头到尾奏的都是《金蛇狂舞》、《江南好》、《春江花月夜》等民族舞曲，顶多穿插点苏联舞曲《红莓花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来宾多是演艺界著名人士，这本是其业务必修的基本功，舞步较为繁复多姿，不足为怪，然则与“旧社会”嫁接，真是奇想天开!顾、刘为行伍中人，在舞池中可能有点自惭形秽，但他们跳的也必然是与异性勾肩搭背的外来的交际舞，总不会是在舞池中大扭革命秧歌吧？至令人不解的是，顾工对给他们戴迎春绢花的晚会工作人员都要肆意抹黑，用“花枝招展”和“浓妆艳抹的妙龄女郎”来形容，进而强化其“不健康”和“糜烂风气”的结论。然而剧协经调查，当晚的工作人员全是本协会办公室、组联部、外联部的女干部，都是“孩子他妈”，只有一个“妙龄女郎”，是剧协一位干部的女儿，是个中学生……。

　 不过，剧协的调查已无任何意义，天子动怒，狂澜既倒，忙不迭的自我检讨之后，便是下放“四清工作队”，旋踵又是文化大革命。而且“裴多菲俱乐部案”波及的是全国文艺界，不知多少人为此挨整流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真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导致无数文艺界人士“夕贬潮阳路八千”……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这场打了将近三年多的战争终于停了下来。

　 毛泽东后来心有不甘地说：“如果再打八个月，我们可以打垮他们的全部阵地。假如在这之后进行和谈，我们可以争取得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为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

　 以上可见，朝鲜战争从始至终，都是斯大林在导演，何时打，何时停，也都是苏联人决定的。

　 人们一定会感到奇怪，毛泽东一向具有卓越的战略眼光，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几十年中，军事手段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在东北战场三国四方的争斗中也游刃有余，周恩来则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竟会死死抱定一个军事目标不撒手，而未能同时在外交战线有所作为？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暂时取得战争优势后见好就收，同时在联合国为周恩来创造一个施展其外交天赋的舞台？

　 究其原因，沈志华认为：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二、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三、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

　 可以想到的解释也许还有一些，但无论如何，此时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毛泽东被迫采取的长期作战和边谈边打的持久战方针，实际上表明战争已经处于他在参战以前竭力要避免的对中国最不利的僵持状态。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至于说到这场战争的得与失，中国人无疑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骄傲。军事上看起来双方打了个平手，志愿军无法把美国佬赶下海，美军也无法打到鸭绿江。但全面考虑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可以得出结论，美军大大的丢脸。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工业，装备一流，有最强大的海空军，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工业极其落后，部队装备差，开始时说不上有海空军，陆军装甲力量极弱，一个军的炮兵装备不如美军一个师。通讯后勤医疗等各方面的装备水平和美军相差更是天上地下。由于没有制空权，大部队白天无法行动，补给极为困难，美海军在志愿军入朝后虽没有大的行动，但其威胁却使得志愿军不得不将大批力量部署在东西海岸反登陆（志愿军最多时有79个师在朝鲜，其中53个师部署在东西海岸防美军再来一次“仁川登陆”）。在这么多不利的条件下，志愿军仍然能把美军从鸭绿江赶回三八线，使其蒙受“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歼灭几十万“联合国军”，并能牢牢守住“三八线”而不后退一步。虽然志愿军遭受过挫折，一些仗打败了，但无论如何，他们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战果是了不起的，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志愿军指战员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是民族的骄傲。

　 朝鲜战争对解放军的建设影响尤其深远，在与世界第一流军队的较量中，解放军从正反两方面都学到了很多东西，人民空军也在战火中迅速成长起来了。抗美援朝打破了许多中国人心中的崇美恐美情绪，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抗美援朝战争给当时千创百孔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共产党创造了奇迹，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抑制了通货膨胀，完成了经济的恢复，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中国就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朝鲜战场和经济战线的胜利使得无论敌人还是朋友，或是骑墙望风的资本家，都不得不佩服。抗美援朝对中国外交也带来了很多好处，国际威望提高了，国际上得到了尊重，苏联东欧等国家对中国也有了发自内心的尊重，西方国家虽然和中国关系不好，但中国赢得了尊严，成为以后双方发展真正平等关系的基础。

　 戴高乐曾对艾森毫威尔说：“与其等到中国政权强大得你不得不承认他，不如现在就承认他。”对于满清帝国和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他是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

　 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地位，赢得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从鸦片战争百多年来，中国屡受列强欺凌，十来艘军舰，几万人就能让政府屈膝投降，割地赔款，的悲剧，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1949年开国大典上，毛泽东说过一句惊天动地的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准确地说，毛泽东那时候表达的还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一种理想，而真正实现这种理想，正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所谓胜利，应该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而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况且，中国为此还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当然，就中国出兵决策的最初动因而言（国际义务和国家安全），战争的最后结局也算是达到了预期目的，不过，这些目标早在1951年初，即朝鲜停战两年半以前就实现了。问题在于中国此后又为重新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比较起来，按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

　 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总结前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和美韩军队在战场直接兵员损失的比例为0.7:1,此时中国军队伤亡约5.65万人，加上冻伤5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1/4。这就是说，由于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而使战争延长，中国竟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人员代价，而付出第二次代价所达到的目标，同两年半前相比，从军事的角度看，几乎是相同的，但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看，就相去甚远了。
　　决策失误所带来的后果，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员和兵力的损失，战争的延长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减少到30%，而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转入持久战，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如果说因情势紧急，中国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低息贷款全部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原计划仅4000万美元），尚属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从1951年起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就完全是战争长期化的结果了。当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致信杜鲁门指出，英国政府历来反对“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13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就在于不仅拒绝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人们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也是明显的事实。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不仅如此，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决议。10月27日，巴黎禁运机构中增设了专门控制和监督对中国实行禁运的中国委员会。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索普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已经有45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

　 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基本是靠苏联的援华工程实现的。苏联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而一旦中苏关系恶化，过分倚重于苏联的经济纽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鲁门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战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两岸统一终于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朝鲜战争的最大赢家，无疑是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
　　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发现，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和安宁。朝鲜战争大大加剧了以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状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被看作是“国际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冲突延长两年多的结果是助长了在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如军备竞赛和北约扩充及其军事化，同时也无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战争使美国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还迫使美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人们眼中的世界强国的副作用在于被认定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延伸”.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美国当时准备攻击中国。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夸口“感恩节前结束朝鲜战争”，许诺美军将士可以回国过圣诞节，均表明这支军队并没有攻击中国的意图。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后仍然以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这虽然有些一相情愿，但多少也说明它已经意识到借朝鲜战争攻击中国是不明智的。既然如此，那么中国出兵朝鲜是为了“保家卫国”又从何说起？

　 朝鲜战争双方道义上的差距，虽然没有在战争的直接胜负上体现出来，但在经历了数十年之后，最终还是体现出来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一方面，苏联在90年代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中国在毛泽东去世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朝鲜更是一个多年来连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都无法提供保证的边缘国家。而另一方面，韩国在70年代就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以美国为首的众多西方国家数十年来始终在稳定中不断发展。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和众多西方国家的日子不知道要比中、朝、苏好过多少倍！朝鲜战争的胜负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也不是由“停战协议”确定的，而是由冷战的最后结局决定的。

　 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国的军事将领们就曾对这场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过讨论。一片“英明”、“伟大”、“战无不胜”的逢迎声中，也有头脑不乏冷静，敢于直言的人。在1957年5月15日审议《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彭德怀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进程证明中国出兵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但也有不英明的时候，就是毛泽东否定了关于及时停战的建议，结果使战争延长了两年半。”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也认为：“如果那时停下来，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都是重大胜利。”

　 沈志华还希望能够纠正半个世纪以来的一种流行的说法。那就是所谓的“一位美国将军说过：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中国人拿这句话巳经自我陶醉了许多年，然而问题是它不是事实，而是有人故意在这句话上动了手脚，扭曲了它本来的含意。

　 这句话的确是当时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上将说的，但是他的原话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他讲这句话是因为：当美国在一、二、三次战役中连遭失败时，恼羞成怒的麦克阿瑟提出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把轰炸范围扩大到天津、青岛、北京、沈阳，只有这样才能遏制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不断补充壮大。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因为中苏有同盟条约，苏联一参战就是世界大战。布莱德雷也持这种观点，所以他说这句话有一个被省去了的重要前提：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他完全不是说朝鲜战争不该打，打错了，而是说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去是错误的。他的这个想法也是当时大多数美国政治家的观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以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正是沈志华根据俄国解密档案，进行分析、研判后，为人们勾勒出的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画面。

　　26、“那边的风一吹，这边的蚂蚊就出窝。”

　 ──有谁想得到，也曾步入舞池“潇洒走一回”的顾工，回去竟执笔告御状……这封密函直达“天庭”，引致天威震怒……这真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导致无数文艺界人士“夕贬潮阳路八千”

　 波匈事件同样是沈志华研究的重点之一。像沈志华和笔者这样的共和国的同龄人，以及更年长的一代中国人对波匈事件可以说记忆犹新，因为，它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以及无数知识分子的命运，结合得太紧密不过了。波匈事件发生后仅仅一年多，中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

　 毛泽东在进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探索时，对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根本问题的估计和处理，一开始就与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有所不同。这种背离现象的不断扩大，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对苏认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批判，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指出斯大林“1937年关于苏联越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错误公式”不符合苏联社会的实际情况，它作为“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大规模进行镇压的论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党和国家内的民主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苏共的新提法是，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苏联的阶级斗争矛头已主要转向了国际舞台，苏联国家消亡的过程已在进行之中，“国家管理的职能正在改变”，强制性国家机关“目前主要是防止外部敌人的阴谋的机关”。

　 毛泽东对这样的论述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在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东欧局势的动荡和国际上反共高潮的掀起，给毛泽东造成极大震动。他断言“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

　 毛泽东把匈牙利事件与中国国内出现右派分子活动的情况联系到一起，随即便发动了反右派斗争。为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指示要“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在各个机关、学校去演习，“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以利于“挤出脓疱”。

　 由此，毛泽东转而否定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的正确结论，也即否定了他过去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正确认识。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把主要精力从经济建设逐渐转向阶级斗争的同时，对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本意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产生了怀疑，对苏联的非斯大林化现象由最初的喜大于惧逐渐转变为惧大于喜，增加了对苏联的戒心，也影响了中国对苏政策的制定。

　 在反右运动中，当时的媒体大登特登什么“小匈牙利事件”，中国老百姓对“纳吉”、“裴多菲俱乐部”耳熟能详,谁要是与这些名词沾上边，不死也得脱层皮。

　 毛泽东形像地比喻为：“那边的风一吹，这边的蚂蚁就出窝。”

　 既然中国的“蚂蚊”也跟着“那边的风”出了窝，当然就要防患于未然，严加清除。中国当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民主党派的思想动向与波匈事件──主要是匈牙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造成了中华民族一段难以弥合的伤痛。甚至到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下去的时候，往他头上扣的黑帽子也是“中国的纳吉”，可见毛本人对波匈事件记忆犹深。

　 因为当时的中国媒体对纳吉，对裴多菲俱乐部全是一窝蜂谴责性的报道，以致于不但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就连许多蒙难者和他们的家人，也从来就不曾了解过真正的纳吉和裴多菲俱乐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纳吉者，即所谓的匈牙利事件罪魁祸首是矣，在中国除邓小平外，一般的小人物还没有资格领受这样一顶黑帽。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提起这首百多年来在全世界广为传诵的诗篇，人们便会想起它的作者──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1849年7月31日，裴多菲在瑟克什堡大血战中同沙俄军队作战时牺牲，年仅26岁,从那以后,裴多菲就成了爱国主义的代名词。　　

　 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气氛下，裴多菲俱乐部却一度成为带有不祥意味的名词。如果客观地回顾历史，人们便可以知道那位匈牙利伟大的诗人是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切与赞扬的“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英勇斗士”，他的诗作也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

　 裴多菲俱乐部这个词儿除了在反右运动中频繁出现，更与中国文化人的苦难结下了不解之缘。仅看看毛泽东针对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1964年“迎春晚会”所作的批示，便可知其厉害。
　　中国剧协自50年代中便开始在春节期间举办联欢晚会，并通常有"化装舞会"穿插其间。参加者自然都是戏剧电影界的知名人物，这也是表演艺术的大聚会。周恩来也曾出席过一届晚会，那次北京人艺的于是之扮演成高尔基，剧作家欧阳山尊化装成彩旦，谢添扮演卓别林，郭沫若也来了，他穿着一袭刚出访缅甸时友人送的和尚袈裟。周恩来到场即要化妆，但被剧协领导劝止并请他当化装评判。后来，黄苗子与郁风夫妇扶着齐白石老人进来，全场鼓掌欢迎，齐翁老迈年高，深居简出，能见到他的人真不多，加上又是齐翁的关门弟子郁风搀扶，所以没人生疑，连周恩来也上前握手寒喧。但到底座中不乏目光犀利的表演界老行尊，渐渐看出其中古怪，便上前拉扯齐翁的胡子，果然是粘上去的。原来他是画家叶浅予装扮的。于是满场欢声四起，被“蒙”了一回的周总理哈哈大笔着把最佳化装的桂冠判给了“假齐白石”。由此可见，50年代的文艺界确曾有过一段相对活泼、宽松的时光。

　 然而，到了1964年春节，中国剧协对是否循例举办晚会有了顾虑。因为，这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鼓角甚嚣尘上的年头。何况，就在春节前，毛泽东刚发下一个措辞严厉的批示，呵斥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部门，问题就更大了……”剧协噤若寒蝉，实在没那份心情组织迎春晚会。但是各剧院、剧团和电影界的中坚骨干大多主张延续这一传统，理由是在毛泽东“不下去不开饭”的指示之下，各表演团体长年都在农村厂矿基层巡回演出，好不容易回北京过个年，正好团聚迎春，并“庆祝”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带来的“戏剧丰收”。当时的“丰收”景象是，仅北京就有不同剧种的11台《千万不要忘记》在同时上演，此剧原名叫《祝君健康》，在毛的阶级斗争新学说下随风易名的。

　 于是，晚会张罗起来了。剧协可谓用心良苦，除了电影、舞会、灯谜、下棋、书画等传统节目，还特设了一个座谈会，让各剧种的《千万不要忘记》的11位饰演主角的表演者交流心得，务求这台戏的思想、艺术水准更上层楼。晚会开始，冠盖云集，星光烨烨。这些天真的艺术家岂会想到春天离他们竟是越来越遥远了，中国剧协的第八届迎春联欢是一个分水岭，它迎来的是漫长的严冬。

　 当晚来了两位穿军装的客人，他们是《解放军报》的小编辑顾工和刘天鸣。没人知道他们，军装成了最好的欢迎卷，剧协工作人员还是殷勤接待，照晚会规例在他们的胸襟别上绢花。当晚在政协礼堂共有一千好几百人参加联欢，没人给这两位无名小卒以特别的眷顾，这是事实。顾与刘大概有点自卑、有点失落，这都无从揣测。然而这俩军报的文艺战士却有着比满场宾客敏感得多的政治嗅觉，他们牢记着毛的最新指示，窥测文艺界的风向与波涛，果然瞅出了若干蛛丝马迹，第一是联欢会场的布置没一幅政治标语(其实有郭沫若手书的对联，内容是喜迎戏剧的春天与丰收);第二是舞会的开场白竟然称“女士们、先生们”；第三是舞会上有人跳“水手舞”与“伦巴”；第四是晚会穿插的即兴小品中，有人男女反串表演革命经典《兄妹开荒》；更有几个大男人穿戴“短裙”、“乳罩”，毛胳膊毛腿地大跳“小天鹅四人舞”……

　 有谁想得到，也曾步入舞池“潇洒走一回”的顾工，回去竟执笔告御状，本着“战士的责任感，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向毛揭发“首都文艺界的糜烂风气和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严重问题”。这封密函直达“天庭”，引致天威震怒。一千几百名晚会参加者无一漏网，全部向组织写出书面检讨。剧协奉命“整风”，继而扩大到文联各协会。毛泽东批示，文联各团体“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成为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极感震骇的中国剧协即刻调查，发现顾工的揭发(刘天鸣也联署)根本是罗织罪名。首先迎春舞会本来就是活泼与轻松，开场白已言必称“同志们”，后面加上“女士们、先生们”正是联谊欢聚场合的气氛调济。反串《兄妹开荒》的是空政文工团的一位京剧演员，用麒派声腔一人扮演两个角色。天鹅舞是哈尔滨话剧院的4位年轻演员反串“四人舞”片段，当然是个谐趣小品，但他们是向中央芭蕾舞团借来的正式舞衣，并非检举信中所言“短裙乳罩”。至于舞会上偶见的水手舞和伦巴，和华尔滋、探戈、狐步舞一样，都是国际性的交际舞，怎会变成顾、刘所言的“旧社会国民党政要官员和美国大兵”的“互相挑逗、舞姿淫荡”的东西呢?乐队从头到尾奏的都是《金蛇狂舞》、《江南好》、《春江花月夜》等民族舞曲，顶多穿插点苏联舞曲《红莓花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来宾多是演艺界著名人士，这本是其业务必修的基本功，舞步较为繁复多姿，不足为怪，然则与“旧社会”嫁接，真是奇想天开!顾、刘为行伍中人，在舞池中可能有点自惭形秽，但他们跳的也必然是与异性勾肩搭背的外来的交际舞，总不会是在舞池中大扭革命秧歌吧？至令人不解的是，顾工对给他们戴迎春绢花的晚会工作人员都要肆意抹黑，用“花枝招展”和“浓妆艳抹的妙龄女郎”来形容，进而强化其“不健康”和“糜烂风气”的结论。然而剧协经调查，当晚的工作人员全是本协会办公室、组联部、外联部的女干部，都是“孩子他妈”，只有一个“妙龄女郎”，是剧协一位干部的女儿，是个中学生……。

　 不过，剧协的调查已无任何意义，天子动怒，狂澜既倒，忙不迭的自我检讨之后，便是下放“四清工作队”，旋踵又是文化大革命。而且“裴多菲俱乐部案”波及的是全国文艺界，不知多少人为此挨整流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真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导致无数文艺界人士“夕贬潮阳路八千”……

　　 27、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怎样出笼的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犹如原子弹爆炸，几十年来，斯大林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间是一种精神支柱。而现在，在赫鲁晓夫的报告面前，斯大林的神圣形象被打碎了，人们在心灵上所经受的震撼可想而知

　 波匈事件发生的背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东欧与苏联的关系；另一个是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众所周知，二战结束以后，整个东欧都成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特别是1947-1948年冷战爆发以后，斯大林对东欧由原来的比较开放、民主的多党联合政府政策，突然改变成了扶植共产党一党专政，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对于不同政见者进行残酷的大清洗，把二战期间在当地坚持反法西斯战争的武装力量的领导人来了个斩尽杀绝，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纳吉还算幸运，被关了起来。其它的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各个政党的领导人全被杀掉了，彻底肃清了可能会和斯大林离心离德的这些党派的领导人。而所有取而代之新崛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清一色都是唯斯大林马首是瞻的亲莫斯科派。斯大林的这种残酷粗暴的做法，就为后来发生的波匈事件埋下了一颗种子。

　 毛泽东在1957年一次会上说道：“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

　 1956年的确是多事之秋，东西方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就是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骚乱。波兰发生的事变，以及随后发生的波苏矛盾得以和平解决。而在匈牙利，抗议活动演变成为当局无法控制的动乱，直至苏军坦克轰隆隆开进了布达佩斯，一番轰击扫射后，事变才得以结束。

　 波匈事件的发生，直接的发韧就是这一年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

　 1956年 2月，严寒还包围着莫斯科，但克里姆林宫内气氛却很热烈，从14日至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这次大会是斯大林逝世后首次召开的苏共全国代表大会，是对苏联内外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加以确认的大会。同时，它也是结束“斯大林时代”的重要里程碑。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5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朱德。

　 在这次会议期间，最具有爆炸性的事情发生在24日下午大会宣布闭幕以后。大会于午夜11时30分又通知代表们还要举行一次会议，有的代表已经离开下榻的宾馆又被紧急召回，出席“已经闭幕”的代表大会。按照大会主席团的专门决定，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因此外国代表团没有被邀请。在这个秘密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也被称为“秘密报告”。报告以大量的、惊人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危害。

　 赫鲁晓夫首先公布了列宁给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的信。这封信斯大林在世时被严密封锁。列宁在这封信中对斯大林作了评价，指出“斯大林极其粗暴”，建议代表大会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务上调开，找一个比斯大林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更少任性的人代替他。斯大林后来所犯的全部错误，证明列宁的担心是完全正确的。这样，赫鲁晓夫首先剥去了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战友和合法继承人的神圣光环。

　 接着报告指出了斯大林滥用权力，对反对者或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先撤消领导职务，然后从肉体上消灭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的冤假错案，造成了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被逮捕和处决，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报告还谈到斯大林在农业和民族政策上的种种失误，也谈到了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和战争初期的错误，导致了红军的严重失利。报告披露了斯大林是如何制造和欣赏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并提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肃清个人崇拜的有关措施。最后赫鲁晓夫强调，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拿到党外去宣扬，尤其不准登报，以免为敌人所利用。

　 尽管赫鲁晓夫提出对这个报告要严格保密，但实际上他本人并不想这样做。苏共中央书记处在代表大会闭幕的几天后就发出指示，将报告的全文向党的积极分子传达，不久又在苏共所有基层组织全体党员会议上传达。所谓“秘密报告”很快在苏联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在二十大期间对个人崇拜现象的认识水平，显然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面。但即使这样，在全党和全世界面前提出否定斯大林也是极富冒险性和挑战性的，因为从本质上讲，批判斯大林无疑就意味着对以其为标志的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那么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

　 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只是在代表大会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

　 沈志华手中的档案表明，秘密报告的出笼绝非赫鲁晓夫个人行为，而是苏共中央集体决定的。

　 斯大林进入晚年以后，对他产生恐惧感的首先是他身边的人，克里姆林宫已经处于一种人人自危难以容忍的紧张状态。通过1952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斯大林把与自己同辈的“老近卫军”一个不剩地赶出了新的领导核心。党和国家大事都是在斯大林郊外的孔沃别墅的晚宴上作出决定，而能够被召来出席晚宴的只有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少数几个第二代领导人。即便是他们几人也整日战战兢兢，不知哪一天自己的名字也会从晚宴邀请名单中被除掉。

　 1953年2月28日，斯大林邀请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四人一起共进晚餐后突然中风倒下，五天后死去。虽然导致斯大林最后死亡的真实原因目前仍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虽然他们人人悲痛得流泪满面，却没有一个愿意看到斯大林能够苏醒过来。在斯大林昏迷和弥留之际召开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以及会议做出的对党和国际进行机构及人事调整的决议，充分证明了党内领导人急欲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便通过了关于“实行集体领导”的决定，并形成一个共识：今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担任可以凌驾于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之上的职务。

　 应该说，苏联领导层的“非斯大林化”实际上早在斯大林刚刚不醒人事之际就迫不急待地开始了，尽管步履蹒跚并充满了自相矛盾。

　 最先针对斯大林采取个人行动的是贝利亚。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星期，3月13日，内务部长贝利亚就命令成立若干侦查小组，负责重新审理包括著名的“医生案件”在内的一些重大案件，而这些案件都是斯大林生前组织的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重要内容。不到1个月的时间，“医生案件”得到平反。主席团还通过决议，赞成贝利亚采取措施揭露过去国家安全机构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尔后，根据贝利亚的倡议，在5月9日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虽然这些措施没有直接联系到斯大林，但是其逻辑的指向是清楚无误的。

　 6月22日贝利亚的被捕当然不是因为他所平反的案件大多是由斯大林批准的，不过处理贝利亚事件却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提供了一个讨论斯大林问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