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双慧眼──沈志华教授与他眼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书连载）

13、巨人较劲，谁是最后的赢家

　　──把真实的历史披露出来，肯定会让今天的中国人忍俊不住，啼笑皆非。因为故意扭曲这一段历史的动机，竟然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缺乏基本的经济观念所致。

　 沈志华有理由认为，还有两个问题，过去的史书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实之处。

　 其一，就是中苏友好条约补充条款里的所谓“第三国势力”问题。

　 附加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面的补充条款是因为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突然对上海进行的一场大轰炸而产生出来的结果。

　 经常对东南沿海城市广州、福州、杭州、南京、徐州，特别是上海的军事和经济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就空袭了26次。可以这么说，虽然整个中国大陆的地面被共产党占领了，但天空却依然还是国民党的，它的空军可以旁若无人地在大陆的天空进进出出，想炸哪儿就丢几个炸弹下去。最远能飞到四川成都上空撒传单，时不时还往你重要的地方空投几个特务下来。

　 1950年2月6日这天对上海的空袭最为严重。国民党空军出动B-25轰炸机和P-51、P-38战斗机共17架，轰炸和扫射上海，造成军人和老百姓死伤1400多人，炸毁民房2000多间。空袭的重点目标是杨树浦发电厂（发电量17万千瓦）。这次轰炸导致上海生产停顿，而且使全国物价上涨的风更利害了，本来就瘫痪了的经济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苏联驻上海的总领事弗拉基米罗夫向莫斯科通报了这次轰炸所造成的后果：“17架重型歼击机在同一时间对上海市的所有电站进行了打击,轰炸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以前曾属于美国人的一个功率最强的发电站，已经完全瘫痪。还有其他的发电站也部分地受到损坏。所有的工厂都停产了，电车停运，供水也中断了，公共部门及其附属企业也都中断了自己的工作。尽管投入了全部现有力量来修复美国人的这个发电站，也要经过10天之后，而且才能恢复20%的功率。持续的修复工作还遭到电站的美国主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千方百计地阻碍电站的修复工作”。

　 根据一系列资料，弗拉基米罗夫得出结论说：“是美国人实施的这次轰炸”。这位总领事还指出，“目前上海的居民，尤其是在政府和党的范围内，人们的情绪非常沮丧。所有的人都担心再度出现新的轰炸。已经做出决定，将工业企业基地转移到内地”。

　 这位领事的真名叫弗拉索夫，也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延安总部工作多年的苏联情报员彼得·弗拉基米罗夫（中国名字叫孙平），后来他的儿子弗拉索夫，根据其父在延安的日记整理和出版了著名的《中国的特区》（又译《延安日记》）一书。继上海的工作之后，弗拉基米罗夫被任命为苏联驻缅甸大使。

　 接着，莫斯科又通过其它渠道接到报告，蒋介石对1950年2月6日空袭上海的结果十分满意，欢欣鼓舞地召集了高级将领会议，要求扩大轰炸，并批准将轰炸行动扩展到北京、天津、汉口、南京、青岛、广州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为协助这个行动，美国人还帮助国民党加紧修复舟山群岛上的重要机场。

　 面对国民党的轰炸，新中国仅有的一点空军力量根本无能为力。当时中共只有接收、缴获和起义的国民党军队飞机113架可以升空，其中还包括运输机、通讯机和教练机，就作战能力来说，只能将就着保卫北京。所以，在接到上海市长陈毅的紧急报告后，刘少奇立即致电正在莫斯科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请求苏联给予帮助。

　 据中国史书记载，当时斯大林答应苏方派空军提供保护，但提出苏中要签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的活动”。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毛泽东只好让步。不过，书中没有提供材料的来源，其他历史文献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无论如何，苏联方面立即向中国派来了第一支空军部队。当然，1945年苏联在旅顺海军基地就驻有空军，但那不是为中国派出的。

　 上海市长陈毅赶紧打电报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说让国民党的飞机这么猖狂，怎么得了，必须马上请求苏联空军帮忙。刘少奇立即致电莫斯科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让他俩出面请求苏联给予紧急援助。

　 毛泽东和周恩来马上向苏联方面提出援助。苏联人立即加码，提出增加补充条款的问题。葛罗米柯拿出的补充条款主要强调，在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根据这一协定，苏联事实上独家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特殊的势力范围’，也就是沙皇俄国当年企图并吞到自己利益范围的那些地方。这样一来，即便中苏结成了同盟，中国实际上也只能处于‘小伙伴’的地位。

　 没有资料证明毛泽东对此提出过反对意见。

　 周恩来仔细一些，考虑到在东北的朝鲜人可不是个小数目，问了一句：“朝鲜人算不算？”

　 葛罗米柯回答：“朝鲜人没事，我们主要是指美国人。另外，你们尽快把日本人全部赶走。”

　 双方在“第三国势力”问题上没有发生任何一点争执。

　 斯大林也信守诺，1950年3月13日，派巴季茨基中将率领混合航空兵集团进驻华东的上海、徐州等地机场，协助中国进行空防。这支防空部队包括两个驱逐机团、一个混合航空兵团、一个探照灯团和一个雷达营，共有战机120架、雷达12部、探照灯72部。从3月20日到5月11日，以徐州机场为基地的苏联米格-15战斗机四次起飞迎击国民党空军，共击落6架轰炸机，一举解除了对上海的空袭威胁，还不断飞越海峡，对台湾进行报复性轰炸。

　 195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先后进驻徐州、上海机场，并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进行换装带飞训练。

 

　 紧接着爆发的朝鲜战争加重了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防空的任务，苏联空军第二批部队别洛夫师在1950年8月进驻中国东北担任防空任务，后来采用同样办法，将这支部队的装备作价移交给中国空军，计有米格-15喷气机122架，教练、通信机16架，总共138架飞机。同年10-12月，又有13个苏联航空兵师，其中9个米格-15、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师，1个拉-9歼击机师，2个伊尔-10强击机师，1个图-2轰炸机师，分别到达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协助担负上述地区的防空任务，并负责训练中国空军部队。这些苏联空军部队是到1951年7月的时候开始陆续回国的，中国空军当时有偿接收了其中12个师的装备。苏联空军在中国上空的出现，可以说是有力地保证了我们新政权的政治稳定和国防安全。

　 由于缺乏经验，中苏在这次军事合作中也出现过失误。1950年10月，中国空军从南京起飞的一架图-2轻型轰炸机进行训练飞行，因事先没有通报苏方，结果被苏军雷达发现，误认为是敌机，把它给击落了。

　 10月，巴季茨基部队奉调回国，其武器装备作价移交中国，计有米格-15喷气式飞机38架，拉-11活塞飞机39架，图-2活塞轰炸机9架，伊尔-10活塞强击机25架，教练机8架，共119架。从10月19日起，中国空军接管了上海的防空任务。

　 沈志华为“第三国势力”问题专门采访过视他为“自家的娃”的邓力群，问他共产党对驱逐第三国势力是什么态度？

　 邓力群回答：“我们欢迎，好得很嘛！要没这个条约，那么多的英国人、印度人还不全赖在新疆舍不得走。我们就借着这个条约，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了。”

　 其二是两个殖民地和四个股份公司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多次说两个殖民地，四个股份公司是苏联人强加给中国的。两个殖民地指的就是只剩下苏联势力的东北和新疆，4个股份公司则是指4家苏联人办的公司和企业。

　 沈志华认为，这同样是不真实的。为什么？因为包括新疆有色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在内的4家公司企业是中国政府向斯大林千求万求，斯大林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不得不对中国表示支持，才同意苏联与中国合股经营的，怎么在我们的传统历史中，反倒成了苏联人强加给中国人的？好像我们的主权迫不得巳受到了践踏。

　 把真实的历史披露出来，肯定会让今天的中国人忍俊不住，啼笑皆非。因为故意扭曲这一段历史的动机，竟然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缺乏基本的经济观念所致。

　 首先是巳经率兵进入新疆的王震打电报给西安的彭德怀，彭德怀又打电报给北京的刘少奇，刘少奇再打电报给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说苏联人在新疆的有色金属公司和石油公司里的人全撤走了，现在生产全停了下来，我们能不能和苏联人搞合股公司？尽快把生产恢复起来？十万火急，请尽快指示。

　 刘少奇得到这个电报，觉得办合股公司的意见很好，赶紧打了个电报给毛泽东，还加上了自己的意见，说：“我看关外可以搞合股公司，关内也可以搞，请你和苏联同志谈谈这个问题。”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就让周恩来去和苏联人谈。苏联人说，好，那我们就先搞这4家合股公司吧。3月27日，中苏双方就签订了搞这4家合股公司的协议。克拉玛依油田就是新成立的中苏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双方合作的第一批成果，而大连造船厂等一批大型企业则要搞得晚一点。

　 这样的事情，在经历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当代中国人看起来，是求之不得努力争取的好事。但是在新中国刚成立的那个年代，中国人的观念还非常保守，从平民百姓、知识分子到中央高级领导，都有一种强烈的共识，认为和外国人搞合股公司，就是出卖国家资源，出卖国家资源就等同于卖国行为。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即便做这种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也不得不瞒着掖着地偷偷干，不敢让老百姓知道真相。

　 可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报上公布以后，这4家合股公司的事被英国记者在报纸上捅了出来。中共中央马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可这事又很不容易得到人民的理解，所以毛泽东就只好不停地声明，这是苏联人强加给我们的，他是在不万得巳的情况下，为了大局才接受办合股公司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毛泽东头脑中的经济观念也不会比普通百姓好到哪儿去。当时斯大林同意贷三亿美元给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上很多人认为斯大林太小气，只贷这么一点。其实，他们不知道，不是斯大林舍不得贷，而是毛泽东不愿多贷。当时刘少奇打电报给毛说，是不是能争取多贷点款？毛回电说：“为什么要多贷？贷多了到时候还不得还。

　 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在中国的报纸上公布以后，官方组织了各种庆祝活动，认为是新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可是，也有很多青年学生给中共中央写信，说你们出卖了国家利益，宣布退出共青团，害得刘少奇赶紧跑到各地去做解释。

　 为什么？这里就涉及到当时中国人民对苏联人的民族感情问题。中共刚夺取政权的时候，除了党内上层对苏联表示友好，老百姓，特别是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因为历史的原因，几乎普遍憎恶苏联人，称他们为“老毛子”。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说法，“美国是白色帝国主义，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没一个好东西。”

　 这种民族情绪在东北表现得尤为激烈，因为东北人受“老毛子”的残害比全国其它地方的人民更深更烈。其它大大小小的事情姑且不论，单是震惊国民的海兰泡大惨案、江东六十四屯大血案，就让每一个东北人含血喷天，刻骨难忘！

　 1900年7月, 俄罗斯悍然出动10多万侵略军以“护路”为名。兵分五路大举侵入我国东北地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海兰泡是黑龙江畔的一个村庄，原名孟家屯，后改称海兰泡。1858年俄罗斯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后，将这里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1900年，这里大约有3.8万人，半数以上是中国人，他们长期以来就在这里耕种、作工、经商。当时大小商号有500家。1900年7月上旬，俄罗斯当局下令通知海兰泡的中国居民，中俄两国要打仗，要把他们送过江去，各家不许闭门上锁，7月15日下午，俄军突然封锁黑龙江，扣留全部船只，不准中国居民过江。7月16日，俄罗斯军队不问男女老幼强行将数千名中国居民，像关进兽栏子一样赶到了警察署。中国居民的住宅和商店随即被洗劫一空。附近的中国村民也横遭搜捕，凡进行抵抗的都被刺杀，由于被关押的人越来越多，警察署容纳不下，晚上居民们又被带到精奇哩江畔一个木材厂的院子里露天关押了一夜。第二天，第一批中国居民大约有3000多人，被俄罗斯哥萨克兵押往海兰泡北六英里的黑龙江边，途中掉队的都被俄兵活活砍死。当时江面最窄的地方仍有700英尺宽，水流湍急。连一只船也没有。哥萨克兵强迫中国人泅渡，先下水的立即沉溺，不敢下水的遭到俄军的射击和砍杀，半小时后岸上中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史料记载：“俄兵各执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鼻酸，重伤者毙岸，轻伤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岸，有随波力拥者过者80余名，赤身露体，昏迷不能作语，询知惨杀溺毙华侨有5000余名。”从7月16日至21日，俄军在海兰泡共进行了4次大屠杀，夺去六、七千中国人的生命。一份俄国的官方笔录说：“目击者的全部证词令人相信，这实际上不是渡江，而是把中国人斩尽杀绝和淹死。”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是沙俄侵占中国领土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从瑷珲县黑河镇对岸的精奇哩往南，直到孙吴县霍尔莫勒津屯对岸，面积约6600平方公里，人口达3万多。其中多数是汉人，也有满族人和达斡尔人。历史上这一带曾有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人们习惯地称它为六十四屯。按1858年《瑷珲条约》规定，黑龙江左岸中国人历代居住的六十四屯“照旧准其各所住屯中永远居住”，由清政府官员管理，沙俄“不得侵犯”。显然，即使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中国政府对江东六十四屯仍然享有主权。江东六十四屯当时归瑷珲副都统管辖。但实际上沙俄早就对这块中国人民所生活和开发的土地垂涎三尺了。沙俄军队在制造海兰泡大血案的同时，1900年7月17日，又把屠刀杀向江东六十四屯。他们到处放火烧房，把搜捕到的数千中国居民，先关在警察总部，然后转移到结雅河边的木厂院子里。从17日到21日，他们把数千中国居民分四批徒步押到海兰泡北边的黑龙江畔。沿途掉队的居民，全部被砍死；到达江边的，就被赶到江中，大都溺死；没有下水的，在江边也全被枪杀。前后遇难的中国居民达2000余人。沙俄侵略军血洗江东六十四屯之后，阿穆尔地区军事长官悍然宣称：“根据《瑷珲条约》规定一直归中国当局管辖的前满洲外结雅地区(即江东六十四屯)及阿穆尔河(黑龙江)右岸为我军占领之满洲土地，已归俄国当局管辖。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区。”中国人民长期辛勤开发的田地就这样被霸占，人民被迫离开了自己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
　　列宁曾经强烈谴责俄军在东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痛斥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并严正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

　 虽然当时的“东北王”高岗大搞亲苏活动，对苏联表示不友好甚至被当局视为罪名受到惩处，但这种来自民间的反苏情绪，在东北地区依然表现得极为强烈。因为苏联红军比沙皇的军队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在东北奸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弄得大白天年轻女人不敢上街。连曾协助贺龙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卢冬生将军也被抢劫的苏军士兵杀死。而中共当局只是“以大局为重”，称他“因公殉职”。面对苏联人光天化日之下对东北企业的抢掠，刘少奇却是这样解释的：“关于苏联搬运机器问题，老百姓有意见，部分官兵也骂娘。我们要这样教育他们，就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搬走，以免落在反动派手中用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作得对的。”

　 对于少数敢于出面公开谴责苏军残暴行为的“出头鸟”，当局也予以严厉压制。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萧军。萧军两进两出延安，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私交甚笃。后随着解放军进入东北，在哈尔滨创办了颇受群众欢迎的《文化报》。为借助萧军的名望，该报名义上由萧军私人所办，实际上是东北局宣传部全额资助。但由于卢冬生被杀后，萧军不顾保密纪律，擅自在《文化报》上登出了谴责苏军的文章，再加上《文化报》经常发表一些让领导看后不爽的文章，最后宣传部停止了对他的资助，腰斩了《生活报》，还把萧军派到乡下去搞土改，对其加强思想改造。

　 正因为苏联人在东北的种种恶劣透顶的表现，他们获得的不是东北人民的好感，而恰恰相反。在这样的前提下，毛泽东去苏联和斯大林结盟，自然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所以，毛泽东在去莫斯科之前，还专门召开了一个高层的政治协商会议，听取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们的意见。压倒性的意见都是劝毛泽东不能去。甚至还有一位著名的辛亥老人形像地说：“哪有中国的皇帝刚登基就去拜见外国皇帝的，咱泱泱中华大国，新朝伊始，从来都是等着外国使臣毕恭毕敬前来朝靓的啊？”

　 但毛泽东的想法与这些人完全不同，他要去见的是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一言九鼎的斯大林，谈的是有关新中国前途与安全的大事。他不主动去，以苏联的强大国力，以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难道你还能巴望他主动到北京来拜望自己？

　 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压力坚持来到莫斯科，如果最为重要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崩了，他回去也不好交待。所以毛泽东在好几次电报中都强调，对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的事要严格保密，只限制在小范围内。

　 许多当事人由于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与今天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开明进步的政治气候大不相同的原因，说了一些言不由衷、不太真实的话，造成了这段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历史的诸多残缺。沈志华认为，他在探寻中苏关系上史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让虚假的历史尽可能地回归真实。而且，他也愿意纠正一个过去的的看法，认为在中苏条约的签订上，中国吃了苏联人的大亏。他认为事实恰恰相反，真正吃了大亏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斯大林，而且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大的亏。斯大林从1924年坐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到他1953年去世，除了在二次大战期间和罗斯福、邱吉尔谈判时不得不做过一些让步，就社会主义阵营而言，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敢于不唯他的马首是瞻？从来都是他让别人吃亏，他从不会妥协让步，唯独中国来的这个毛泽东，心眼特多，脾气还特大，弄得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斯大林对毛泽东不得不两次做出重大让步的背后，其实就和他早就策划于密室中的朝鲜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就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与苏联人密锣紧鼓谈判时，另一场事关中国却又背着中国人的谈判也在同时进行着。

　 2月4日，金日成也同样在平壤与苏联驻朝大使兼朝鲜人民军总顾问什特科夫会谈，最后金日成决定用9吨黄金、40吨白银及15000吨有色金属矿石换取苏联1.38亿卢布的军火，组建3个步兵师；并要求苏联人答应把1951年给他的贷款提前用于1950年。

　 2月9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回电，苏联全部满足金日成同志的要求。

　 2月下旬，斯大林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替代了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兼任这一职务的苏联大使什特科夫，直接组织进攻南朝鲜的准备工作。

　 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3月9日，朝鲜照会苏联，“为了给人民军补充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并加强人民军，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至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随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装备的详细清单。莫斯科立即答复，同意朝鲜提前使用1951年的贷款购置武器装备。斯大林还亲自致电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

　 1949年6月，斯大林又给了金日成军用飞机100架，T-34坦克87辆，装甲车57辆，大炮230门，枪1万多枝。当然，与苏联提供先进武器装备给中国一样，所有军火都不会是免费的，全都得要北朝鲜人民在令后漫长的日子里为此买单。

　 斯大林从中苏条约基本定稿到3月中旬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就给了金日成相当于过去两年所给的军备，其唯一原因，是斯大林巳经决定发动朝鲜战争。

　 如此重大的事情，斯大林为何要瞒着正在莫斯科与自己会谈的毛泽东？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沈志华认为原因正在毛泽东访苏前和斯大林通的电报里，毛泽东在电报里与斯大林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正因为如此，尽管斯大林已经考虑了要在朝鲜半岛发动一场战争的问题，但他对正在莫斯科作客的毛泽东却只字未提。

　 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为了和他建立更加深厚的私人友谊，居然把他派到中国的特使科瓦廖夫呈送给他的秘密报告，以及高岗向他提供的中国共产党内高层的情况当面交给了毛。这等于出卖了高岗，也促使毛更加坚定地站在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科瓦廖夫在接受冈察洛夫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件事情。有意思的是，他这份批评包括毛泽东本人以及中共高层的秘密报告，竟然是在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途中，在毛的专列上完成的。

　 他说：“陪同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前夕，我巳着手给斯大林写关于中共的详细报告，并在列车上写完了。我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及其战友在内外政策基本问题的实际活动，与斯大林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比较。我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由莫斯科返回北平前不久，我获悉，斯大林把我的这份报告及其评论中共中央的密电交给了毛。这不算什么，他还把一份高岗寄给他本人的情报亲自交给了毛。很久以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一事。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迄今为止，还未找到能对斯大林这一行为加以解释和辩护的正当理由。’斯大林的行为成了后来排济高岗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我就清楚，斯大林这一行为，实际上巳经注定了高岗的悲惨命运。”

　 除此以外，斯大林还向毛泽东提出，为了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整理出来，由苏联给他出俄文版。毛泽东说他也正有此意，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来华协助完成这项工作。斯大林当即挑选了著名的哲学家尤金来华，为毛整理编辑文稿。尤金来华后，与中国同志一起完成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的编辑工作。看到毛泽东的译文文本后，斯大林大加赞赏，又指示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全文发表了《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拿到《布尔什维克》的样刊时，激动得哈哈大笑，高兴地对尤金说：“这才是苏联老大哥嘛，这才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嘛”。

　 后来尤金接替罗申，成为苏联驻华大使。

　 毛泽东回到中国以后，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便进入了蜜月期，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个人感情也愈加深厚。在斯大林的关注下，苏联援助中国上百个工业项目，并派了大批顾问和专家帮助中国经济建设，培训中国技术干部和接受中国留学生。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斯大林甚至同意与中国开展核武器技术合作，并在西北荒漠帮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技术试验项目基地。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惊闻噩耗，在菊香书屋里失声痛哭！他哭得那样伤心，连在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都说，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主席为一个人去世哭得如此悲伤过。

　　14、金日成为何能脱颖而出

　　──沈志华在论文与专著中披露的涉及到苏、中、朝三国的秘密档案就有数百件之多，而且还有相当部分都是中国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来往电报或会谈记录。如此大量的档案资料的公开，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新一波研究热潮。

　 1950年4月20日,沈志华出生的那一天，斯大林和金日成正在莫斯科商议和筹划发动朝鲜战争。也许命中注定，他会在半个世纪后要穷尽心智地来研究这一场战争。

　 在几年收集和整理俄国解密档案的过程中，沈志华陆续发现和找到了500余件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献，结合近年来中国公布的有关档案资料和口述史料，他深感以前人们对朝鲜战争起因和背景的了解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认真研究新中国建立后这样一段最为重要的、与每一个中国人都休戚相关的历史，并努力恢复其本来面貌。

　 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朝鲜战争史的研究，在美、韩、日，以及在中国，都深受重视。尤其是各国军事研究部门，对此项研究更是不遗余力。在中国大陆，虽然迄今几乎没有朝鲜战争史的研究专著问世，但十几年来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即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角度考察这场战争主要进程的著作，也同样数量可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军队的研究机构和军队研究人员出版的，真正由学术界发表的成果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军队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在战争研究上具有专业特长有关，却也得益于他们在资料上比普通学者占有近水楼台之便。但是，过去的研究工作中也还存在着相当明显的不足。第一是历史档案资料保存有限，一些关键性会议和重要事件没有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可资利用，回忆材料说法不一，再加上开放不够，以致留下诸多历史谜团。第二是军队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发表的成果，通常更侧重宣传目的，习惯于简单地论证“英明”、“伟大”，不太注重学术性，反映不出研究的深度，更缺少学术上的交流与交集。

　 90年代中期，即沈志华从莫斯科、华盛顿购回大批前苏联解密档案以后，其中有关朝鲜战争部分对中国史学界造成了一次又一次强烈的冲击。沈志华据此写成的《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50年后对朝鲜战争历史的考察和反思》、《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来自俄国解密档案的新材料》 ，以及专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均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如此大量的档案资料的公开，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新一波研究热潮。沈志华建立在档案基础上的一些崭新的观点，对朝鲜战争全新的解读，更引起了中外史学界的高度关注。

　 那么,就让我们随着沈志华深邃独到的目光，来重新审读那一场巳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让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战争吧。

　 1950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布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从而使中国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名义下参与了朝鲜战争。从客观效果看，由于中国的参战，朝鲜战争实质上演变成为中美之间的一场大战，朝鲜半岛变成了世界两大阵营对抗和冲突的战场，而且最终确定了中、美、苏三角关系及远东国际局势的格局和走向。因此，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及其原因，是近十余年来，国际冷战史研究最热门的课题，也是50多年来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当中最热门的领域。十年以前，中国方面的档案全部没有解密，所以研究的人特别多，主要是美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但全都是瞎猜，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档案。到底斯大林怎么想的？毛泽东怎么想的？金日成怎么想的？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十年后，各国档案不断地解密。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大量机密文件被公开。1994年金泳三总统访问俄国时，叶利钦把一大批关于朝鲜战争的秘密文件作为礼物送给韩国。在这样的情况下，迫使中国也不得不公开了一部分与此相关的档案。

　 但随之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大家拿着同一份档案，解读却大相径庭，争论也非常大。中国学者，美国学者和俄国学者、韩国学者、日本学者，看法更是不尽相同，特别是涉及到关于决策动机的问题。

　 简而言之，两个问题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者是因为很多档案还没有解密，比如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就有相当大一部分依然深藏不露，这就很难让人完整地了解到，决策的时候苏共中央高层是怎么样讨论的。即便是沈志华千辛苦万苦买回来的档案，绝大多数是斯大林或以斯大林名义在那一时期发出去的电报，或者他下达的命令、指示。会议纪录之类的文献巳经解密部分他全买回来了，但尚未解密的他就没办法了。二者，中国档案则是更多的还没有解密。当然还有很多是根本就没有档案，比如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的那几次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形成了历史的空白。没有档案的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不允许记录.所以沈志华现在就只能根据他巳经掌握的档案，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再加上其它与此相关的有记录的会议留下的档案资料，来对毛泽东当时作出的决定，或者发出的电报，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然后做出合理的推论与判断。

　 国外史学界长期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早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国领导人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和准备，甚至中国出兵朝鲜也是事先与斯大林和金日成达成协议的。前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材料公布后，韩国和日本更是出现了“东亚共产主义三角同盟理论”，认为朝鲜战争及中国出兵是毛泽东、斯大林和金日成早有预谋的。

　 然而，沈志华得出的结论与国外学者全然不同。他认为中国当时在朝鲜问题上的举措纯属被动行为，斯大林和金日成在策划朝鲜战争的过程中一直把毛泽东蒙在鼓里，毛泽东后来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是被迫的，派兵入朝作战更是迫不得已。沈志华从他掌握的文献中清晰地看到，1950年1月28日斯大林接受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收回中东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报告两天以后，也就是1月30日，就作出了发动朝鲜战争的决定。

　 斯大林经过冥思苦想，最终下定决心发动朝鲜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与苏联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1945年8月决定出兵东北对日作战以后，斯大林就巳经对战后远东的局势有了他的设想。波茨坦会议上，美国和苏联对日作战是有分工的，美国负责打太平洋和日本本土，苏联负责消灭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对于朝鲜半岛上的日本军队由谁负责，在波茨坦会议上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分工。主要是谁都没有想到战局会发展得如此顺利，美国人一扔原子弹，苏联150万大军立即分三路杀入东北，其中，苏联红军第25集团军挥戈进入北朝鲜，很快便占领了平壤，并立即乘胜向汉城挺进。

　 8月10日，美国人突然意识到整个朝鲜半岛倘若全被苏联人控制在手中，今后极有可能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产生威胁。美国国防部受命立即向苏联提出建议，美苏军队分区占领朝鲜半岛，接受日军投降。

　 美国国防部赶紧在这一天发布了第一号受降令，规定苏军负责北纬38度线以北，美军负责该线以南接受日军投降事务。

　 历史常常会因人为的因素而变得来让后人啼笑皆非。匆忙中承担划线任务的是美军上校查尔斯.H.博尼斯蒂尔。他铺开一张朝鲜地图，拿起鸭嘴笔，在狭长的朝鲜半岛大约各占50%的地方拦腰划出一条线来。这落在地图上的一道蓝色印痕，就是后来著名的三八线。假如博尼斯蒂尔上校把受降线划在鸭绿江或对马海峡上，人类恐怕就不会有不久后发生的那场战争了。

　 美国国防部单方面划完线后，并没有奢望苏联会接受这个方案，在预案中给苏联人留了很大的余地。沈志华从美国国防部解密的档案中看到，那时候就算是苏联人坚持要求把汉城给他们，美国人也是打算同意的。因为苏联红军巳经兵临汉城，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远在600多海哩外的冲绳岛呢。

　 但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国防部谁都没有想到，两天以后，斯大林回电说，行，就以三八线为界。当时美国人为斯大林近乎愚蠢的慷慨非常惊讶，甚至开玩笑说斯大林脑子出问题了，给他个讨价还价的余地他都不要。后来杜鲁门仔细看了斯大林的回电，才明白真要是严格地按照这样区分，斯大林可捡大便宜了。因为斯大林在电报中说，三八线可以，没问题，但是，我们苏联红军要求，所有东北亚地区的土地、海洋与领空均以三八线分界。

　 原来，三八线往东延伸，就把原属日本的千岛群岛和日本本土北海道也都划到了三八线以北。杜鲁门赶紧给斯大林回了个电报，说你们的要求可以商量，但这个事情不归我管，你们可以直接跟麦克阿瑟谈。斯大林自以为捡了个大便宜，给麦克阿瑟阿瑟发了个电报，马上下令巳经越过三八线的苏军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地区，另一方面则命令巳经控制了千岛群岛的苏军迅速进驻日本北海道。可没想到麦克阿瑟的口气相当强硬，回电说：“你们胆敢有一兵一卒踏上日本本土，我马上下令扣押你们在远东委员会的所有代表当人质。”

　 斯大林知道麦克阿瑟这个火气挺盛的老兵可不是说说玩儿的，真要打起来就笃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没办法，只好命令满载军队的舰队掉头返回千岛群岛，无奈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

　 对照这个时候斯大林为控制东欧国家，不顾一切强硬抵制英美势力的所作所为，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反应似乎并不十分符合斯大林的性格。因为，即使斯大林不愿因苏联红军强行在北海道登陆而与已经占据日本本土的美军发生冲突，他也完全可以为了报复麦克阿瑟的狂妄，不顾美国单方面提出的三八线而一举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毕竟这个时候苏军完全有条件抢在美军前面也给美国人一个难堪。

　 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欧洲和在亚洲表现得迥然两样？很简单，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对于遥远的远东地区，它的方针过去是，这个时候也依然是保持守势。既然是保持守势，依据斯大林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所提出的要求，苏联在东北亚问题上只满足于取得对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和把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揽入囊中，对于朝鲜半岛，斯大林没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准备任由美、苏、英、中四国托管后建立一个独立的朝鲜国政府。也正因为如此，苏军占领北朝鲜之后，不仅大肆拆运朝鲜北方的工厂机械以充作战利品，而且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任由民族主义者曹晚植担任北朝鲜临时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却没有像在东欧国家那样全力去扶植一位苏联国家利益的代理人。

　 斯大林后来开始全力扶植北朝鲜共产党，与美苏冷战的发生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

　 沈志华认为，直到1948年，美苏在欧洲已经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它在东北亚的政策依旧十分谨慎小心，因为它相信自己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完全无法与美国相抗衡。斯大林从来没有也不打算在朝鲜或朝鲜北方建立像东欧那样的卫星国。因此，苏联首先呼吁美苏军队同时撤出朝鲜半岛，而后宣布苏联占领军主动撤出朝鲜北方，并承诺给予朝鲜人充分的自治权力，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承诺给一些东欧国家的自治权。斯大林甚至不愿意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联盟性质的外交关系，也不愿意为他们统一祖国的事业承担责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国。

　 1945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盟国会议上，决定美、英、中、苏四国对朝鲜进行托管，因为朝鲜30多年以来一直都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没有军队，也没有行政官员，盟国觉得朝鲜人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所以决定先由盟国帮着管一管，所以占领南方的美军在南朝鲜成立了一个军政府，占领北方的苏联第25集团军在北朝鲜也成立了一个民政府。

　 1945年10月10日，苏联用“普加乔夫”号货轮把包括金日成在内的66名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受训的朝鲜军官送到元山港登岸。到了1946年初，苏联红军就逐渐地把权力向这批朝鲜同志手中转移。

　 在1948年以前，斯大林的战略布署一直是打算把北朝鲜控制在他手中，并没有向南朝鲜渗透的意图，因为通过1945年的中苏同盟条约，已经在中国辽东半岛轻易地获得了一个通向太平洋的不冻港，朝鲜半岛在他的棋盘上已无重要的军事价值。所以，当南朝鲜劳动党受到李承晚血腥围剿的时候，斯大林也坐视不管。他认为，既然三八线巳经划定，那么三八线以北是我的势力范围，以南是美国人的势力范围，他不愿意在这块没有军事价值的地盘上跟强大的美国人发生任何冲突。到1948年底，斯大林的第25集团军巳经把北朝鲜牢牢地控制在手里。而南朝鲜则不同，因为美国人在那里搞民主政治，左派右派整天在议会吵来吵去，没完没了，看上去显得乱纷纷的。而北朝鲜不搞民主，也不需要什么议会，所有事情就金日成一个人说了算，谁敢反对就是自取灭亡，所以秩序很快就整顿好了，经济巳开始恢复。斯大林觉得放心了，于是决定于1948年12月开始撤军。但斯大林提出的条件是，我撤，你美国人也必须撤。可美国人在南朝鲜搞的民主社会还是一个烂摊子，连究竟让谁上台的问题，也还没有确定。

　 当时李承晚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是金九。李、金二人各有优势。论威望，金九比李承晚大得多，死后被誉为朝鲜独立之父。金九号白凡，毕生投身于反日独立运动，曾多次被捕入狱。1919年朝鲜“三·一反日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后，金九和大批爱国志士流亡中国，寻求救国之道。当年4月，金九在上海参与组建韩国临时政府。1939年年，金九担任韩国临时政府主席，成为海外反日流亡运动的中坚。金九率韩国临时政府流亡中国期间，坚持从事抗日活动。为了证明了韩国抗日力量的存在，以及扭转韩国独立运动孤立无援的状况，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暗杀日本重要人物成为金九的主要斗争手段。为此，他策划和组织了多次著名的暗杀行动。1932年初，金九派李奉昌赴东京行刺日本天皇功败垂成。同年4月29日日本天长节这一天，他又派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日军举行的盛大庆典上，炸死日本驻上海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等日本军政要员。

　 1945年日本战败，金九带领韩国临时政府回国，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而积极奔走呼号。他坚决反对美国和苏联对朝鲜进行托管，支持南北朝鲜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民主选举，建立统一的国家。为此，1948年4月19日他穿过三八线，前去平壤与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商讨建立统一独立的新国家的问题。

　 1949年6月26日，半辈子策划组织暗杀重要人物行动的金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阴沟里翻船，倒在了前朝籍日军士兵安斗熙的枪口之一。不过，许多年后，金九却和中国的孙中山一样，被奉为朝鲜独立之父，受到了三八线两边的朝鲜人共同的尊崇和怀念，在如今的南北朝鲜，都塑有金九白凡的铜像。

　 金九被剌，替亲美的李承晚扫清了竞争对手，南朝鲜总统自然非他莫属。

　 苏联人要求美国同时撤军时，金九尚在，南朝鲜究竟该谁上台也还没弄清楚，美国人有些犹豫不决。斯大林也不管美国人的态度，下令苏联红军撤军，到这年的12月底，除留下3500名军事顾问，第25集团军全部撤回了国内。

　 苏联红军撤走后，美国国防部也在研究南朝鲜的局势，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与苏联人不谋而合，认为南朝鲜没有军事上的战略价值，驻军毫无必要，遂下令美军撤出，到1949年6月，美国人也撤走了。但和苏联人一样，也留驻有美军顾问团，帮助指导和训练南朝鲜军队。

　 如同南朝鲜政坛有李承晚、金九二虎相争一样，金日成也有一个有力的对手，斯大林最初看中的是曹晚植而并不是年龄太轻级别太低影响也不大的金日成。曹晚植在北朝鲜的地位相当于印度的甘地，在当时的北朝鲜是一位非常有威望的职业革命家。但是曹晚植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由盟国托管朝鲜，他到处发表演讲，质问美、苏、中、英列强：“凭什么我们朝鲜人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非要你们外国人来帮着管？”这就惹得斯大林很不高兴了，我把你扶起来你居然还敢不听我的招呼，那就下去好了。不久，曹晚植就莫明其妙地失踪了，怎么失踪的？传言离奇诡谲，多年来韩国学者费尽心血，想寻出真相，可没有档案，使这桩神秘的失踪案，成为了朝鲜近代史上一个至今也未能解开，而且很可能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曹晚植神秘蒸发后，斯大林让驻朝苏军顾问团重新推荐一个人，这次推荐出来的，就是金日成。顾问团给斯大林的推荐电报说，金日成又年轻又能干，是苏联支持和扶植起来的东北抗日联军国际旅（也称88旅）的一名出色的营教导员，在伯力生活训练了很长时间。

　 金日成的确很年轻，那一年才32岁。他心气极高，统一南北朝鲜是他最大的愿望。

　 对金日成的脱颖而出，美、韩两国学者长久以来的的看法是：斯大林看中金日成，就是因为他资历浅，影响力小，跟大名鼎鼎的崔庸健、武亭没法比，甚至与同样是在中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方虎山、李德山相比也难望其后背，手中没有实力，便于控制。再加上长期在苏联红军中生活，对苏联人有感情──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不受中共控制。

　 中共上层对当时的金日成全然不了解，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能够成为朝鲜新政权核心的理想人物理当是崔庸健、武亭这样的朝鲜同志，他俩的资格都很老，在朝鲜的影响也相当大。崔庸健毕业于中国云南讲武堂，是朱德的小师弟，后任黄埔军校教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后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高级指挥员之一。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因为需要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苏联人抢先把金日成等66名朝鲜籍军官送回了国内。崔庸健后来归国担任朝鲜民族保卫省省长（国防部长），战后晋升为元帅，相继担任人民会议常务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等要职，被称为“朝鲜的朱德”，1976年病逝于平壤。他也是少有能得以善终的延安派主要领导人之一。

　 武亭的一生比崔庸健更具传奇色彩，他也是年青时来到中国，1924年进入北方军官学校炮科，24岁时便在军阀部队里官至炮兵中校。1925年20岁时参加中国共产党，还是上海工人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后来进入江西苏区，成为彭德怀手下的一名战将。彭在其“自传”中，谈到了这位朝鲜部下：“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逼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彭德怀对武亭的信任还可见于《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彭德怀担心会和第一军团失去联系。由于没有向导，第一军团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为密码已经更换，他无法进行联络。他编了一本新密码，交给了武亭──一个可靠的朝鲜族党员，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派他去同林彪和聂荣臻联系。”

　 武亭后来又担任过中央苏区红军特科学校校长、红军首任炮兵团团长。长征到达延安后，成为中央军委的一名外籍委员，后来奉中央之命到太行山区创建朝鲜抗日义勇队。1945年8月11日，朱德总司令签署命令，着：“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但是日本三天后就宣布投降，使得这支军队失去了解放自己祖国的荣誉。

　 武亭率领7个支队数千名朝鲜抗日义勇军于11月20日抵达中朝边境城市安东，但是他们却被苏联红军拒之国门之外。独自前往平壤向苏联人申请入境许可的武亭被告知，允许部分干部回国，但是，他们必须“非武装地”、“以个人身份”回国──不是以军队或政党的身份。显然，武亭没有选择。朝鲜抗日义勇军遵照中共东北局的指示，就地改编成4个团，马上卷入到巳经爆发的中国内战之中。

　 10天以后，武亭率领82名干部──也就是后来延安派的核心──渡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苏联人为他们安排了一列火车，将他们送到平壤。没有激昂的音乐，没有飞舞的彩旗，也没有热烈的人群前来欢迎这些回国的职业革命家。只有几个苏联接待人员上来和他们握手，没有寒暄就匆忙地让他们上了等待在车站的卡车，并迅速消失在夜幕之中。他们被卡车送到太平洋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里。他们对平壤的政治氛围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未来的计划，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了军队，在自己为之奋斗的祖国里，他们就象一群过客，只能等待苏联人的安排。有些人陆续被安排了职务，离开了旅馆，但大多数人还留在旅馆里，等待他们的是不可知的命运。直到1946年1月，最后一位归国者才被安排了职位，离开了太平洋旅馆。

　 武亭是朝鲜人民的英雄，但是在苏联人看来，他和崔庸健一样，也是忠于中共的讨厌家伙。苏联对武亭和他带回去的延安派干部非常冷淡，但武亭却又享有很高的声望。在武亭回国之前的1945年10月28日，新成立的北朝鲜行政局选举中，缺席的武亭被选为第二号领导人──行政局副委员长，第一号领导人是曹晚植。当武亭回到北朝鲜，担任第二号领导人时，他又受到广泛的指责──因为他把随他从中国回来的干部安排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而排斥国内的以及来自金日成游击队的干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以后，失去了党内领导职务改任民族保卫省副相（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兼人民军炮兵司令的武亭更加失意。在1946年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武亭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扯开自己的衣襟，向震惊的同志们展示自己的枪伤弹痕：“看看这些伤痕吧，这都是我为了朝鲜而付出的代价，为什么你们现在只赞美他一个人呢？”

　 “一个人”谁都知道就是金日成，显然，这种只图痛快的感情上的发泄对性如烈火的武亭的政治生涯极其有害，金日成绝对不会对他的大不敬充耳不闻，他在等待下手的机会。

　　15、误会，还是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

　　──毛泽东根本不同意金日成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解决朝鲜统一问题，斯大林那时也没有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决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

　 1949年3月，金日成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携外务相朴宪永出访莫斯科，就急不可耐地向斯大林提出了用武力统一整个朝鲜的问题。

　 斯大林居高临下地教导他：“统一当然是好事，但是你不能用武力来统一，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你最好是通过政治手段，加强政治攻势，宣传社会主义是最优越的社会制度，让南北朝鲜的人民都跟着你走社会主义道路，然后你再组织游击队，潜入南方去进行破坏，清除反动的政治人物，这样里应外合，统一就能实现了。”他还特别告诫金日成，只有在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时，你的军队才可以越过三八线。

　 斯大林之所以没有同意金日成发动统一朝鲜的战争，一是此时中共尚未夺取政权，美军也还没有撤走，害怕美国介入，加之他认为金日成的军事实力远不及南朝鲜，对他缺乏信心。但是，他还是非常慷慨地给了金日成两亿卢布贷款，并同意人民军军官到苏联军事院校学习。

　 金日成的军事力量弱于李承晚，这是历史形成的结果。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大韩帝国签订《韩日合并条约》，宣布，韩国皇帝“自愿”将统治权交给日本天皇。日本控制朝鲜以后，推行了一系列诸如“皇民化运动”、“创氏改姓”等奴化朝鲜人的政策。就跟日本在台湾推行的类似政策所产生的后果一样，为数不少的朝鲜人被培植成了日本的忠实臣民，他们有的被强征入伍，有的自愿充当日本军人，为日本人做炮灰。根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二战中，朝籍日军共有24万之多，其中2万多人战死──这与台湾的情况差不多，台籍日军入祭靖国神社的炮灰也是2万多名──朝籍日军主要在关东军中服役。例如早期的关东军朝鲜混成旅团，就在日军的命令下，参加了进攻中国抗日名将马占山的“江桥战役”。而驻守中苏边境的关东军江原道大队，因士兵全部来自朝鲜江原道才得此番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些朝籍士兵又随关东军主力一同被调往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作战。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参加了伪满第6方面军“讨伐队”，后来担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高木正雄）。此外，日本还于1938年9月，秘密组建了一支由朝鲜籍士兵组成的特殊部队──间岛特设队，专门从事情报、破坏、暗杀袭扰等秘密行动。为加强对外籍士兵的控制，关东军要求外籍部队的指挥官必须要由日本人担任。按照这一惯例，间岛特设队队长由日本人担任，下级军官则可吸收朝鲜人参加，但士兵全部是朝鲜人。在战后远东法庭审判时，松井石根供认，最先在南京实施抢劫杀人强奸的第一支部队，就是他属下的朝鲜旅团。

　 20余万朝籍日军士兵当然并不说明他们全是自愿为日本效力的，但至少在后来的历史上，没有资料看到这些死心塌地为日本天皇效过命的朝鲜人干过什么好事。东京靖国神社里除了真正的日本鬼以外，也设有这2万多名朝籍日军官兵的灵位。这些韩奸大多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远东军事法庭受到审判的朝鲜人有148人，其中23人被判死刑。直到最近几年，韩国才开始对过去的韩奸进行清算，甚至这些韩奸的后代也受到了牵连。不久前他们一位刚上台的总理被迫辞职，就是因为被调查出其父曾是一个朝籍日本军人。

　 这样大一批日本战败后巳经被遣散的朝籍日军官兵，成为了刚刚组建的南朝鲜军队的骨干力量。同时，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反共最烈，亲美最甚的李承晚集团最坚定的支持者。杀害金九的安斗熙，便出自其中。

　 由日本人训练出来，并且绝大多数和中国人、美国人作过战的南朝鲜军队根本不把北方人民军看在眼里。自三八线成为军事分界线以来，发生在三八线的数千起冲突中，80%以上都是由南朝鲜军队故意挑起的。他们甚至还策划实施了一次极有影响的越境武装骚扰行动。1949年6月29日，南朝鲜军队派出由252名官兵组成的虎林大队，秘密越过三八线，袭击了靠近雪岳山和金刚山的一些人民军设施和朝鲜村庄，甚至还渗透到位于北纬39度的元山港附近的安边地区进行袭击暗杀活动。他们在朝鲜活动了两个星期后，202人被打死，包括被自己人打死的重伤员，只有50名幸存者回到了三八线以南。

　 与此相比，金日成刚刚创建的人民军力量就薄弱多了，连金日成自己也非常清楚，他的军队，根本不是南朝鲜军队的对手。

　 苏美两国军队相继撤出朝鲜半岛后，朝鲜冲突便表现为南北两个独立政府之间的朝鲜民族的内部斗争，而苏美两国则退居幕后进行操纵。朝鲜南北双方都有意通过武力方式解决朝鲜民族的重新统一问题，而在两大阵营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之中，金日成作为苏联占领军扶植和培养出来的北朝鲜领袖，在来自南方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他自然首先会想到求助于苏联，其次才是在抗日战争中与朝鲜结成紧密关系的中国共产党。

　 金日成把朝鲜没有自己的军队这事牢牢地记在了心里，他从莫斯科一回到平壤，就急不可耐地派内务副相兼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到北平郊外的双清别墅求见毛泽东。

　 一见毛泽东的面，金一就迫不急待地说：“毛主席，我们要解放南朝鲜，请你们给予帮助。”然后，向毛泽东递交上一封朝鲜劳动党给中共中央的信，信的中心意思就是请求中共把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交给朝鲜政府

　 陪同金一前去的，是代总参谋长聂荣臻。

　 毛泽东说：“好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嘛。但是你们现在不能打，你们要统一，得等我先统一完了，你们再动手。”

　 那是1949年的4月25日，百万人民解放军在5天以前才刚刚打过长江。

　 刚刚挥毫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距龙磐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毛泽东心情明显极好，他继续说道：“我先把中国统一了，再把部队往北边一调，很快就能帮你们统一。解放军穿人民军的军装过鸭绿江，他们也分不清楚谁是中国人，谁是朝鲜人。”

　 毛泽东还对金一说，他同意金日成关于南北冲突在所难免的看法，并认为即使美国不干涉，也会唆使日本参加对北朝鲜的作战。毛泽东表示对此不必担心，因为苏联和中国都坚定地站在北朝鲜一边，一旦情况需要，中国会派兵援助。但是，毛泽东同时也明确表示，他不支持金日成立即实行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