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新广汉 神秘三星堆

魅力新广汉 神秘三星堆

灵动之城！

魅力新广汉 神秘三星堆

三星堆祭祀坑前的小花！

魅力新广汉 神秘三星堆

静谧的三星堆祭祀坑

支持好图

　　史载，鳖灵在郫邑治水有功，受禅杜宇而为蜀王，是为开明氏，传十二世。这段历史是无庸置疑的，而郫也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解释：卑，是低矮的意思，而右边的偏旁，则表示的是堤坝。与防风一样，郫处在低洼地带。

　　所谓低洼，只是相对水势而言的，水低则高，水高则低。公元前七世纪，水的高度使郫邑都变成了低洼之地，可见，当时洪水之大，因为郫县地势较高。这说明了些什么问题呢？

　　（一）水从何处而来？

　　从下游？如果从下游而来，那么整个成都平原，一定是一片汪洋，而且，开凿都江堰，也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水只可能从上游而来。这说明，这个时候，宝瓶口已经开凿。

　　（二）鳖灵是怎样治水的？

　　是继续拓宽宝瓶口吗？还是堵住它？显然，都是不可能的。史传他“开金堂峡”，这才是真正科学合理的方式！这也是从科学的角度，对这个传说给予了肯定：它是真实的。

　　（三）都江堰的功能

　　都江堰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这是人尽皆知的。但它的原始功能，真的是这样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既然使郫邑都发生了严重的水患，那么，整个成都平原，已是汪洋一片。难道，古人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灌溉成都平原的么？

　　那又是怎么回事喃？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宝瓶口的开凿是人为精心设计的；二，它是给成都平原带来的毁灭性灾难的。它直接导致了三星堆古蜀国的灭亡。因此，宝瓶口的原始功能，是一项实施毁灭性打击的军事设施！

　　那么，究竟是谁实施了这一可怕的攻击呢？

　　《史记》与《左传》都详细的记载了，公元前589年，晋楚争霸，发生了著名的“鞍”之战，齐大败，楚出兵救齐，大胜，晋不敢与之抗衡。然后楚在山东的“蜀”会盟诸侯，规模之大，颇为罕见，使其霸业达到了顶峰。

　　历史是严谨的，特别是古人。而且，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后人使用先祖国号建国的；但历史都是把它们严格区分开来了的。为什么对山东这个“蜀”，没有加以任何的区分和解释呢？是史官没文化，还是因为在他们心中，这是一个不必解释的问题？不必解释，就意味着众所周知，这个“蜀”就是巴蜀的蜀。也就是说，与防风一样，有人灭了蜀并迁之于山东。这个人是谁？

　　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了许多与三星堆文化惊人相似的地方。专家们推测，三星堆古蜀国里，有一支重要的外来力量，他们就是来自山东“蜀”这个地方。这个推论是建立在黄河起源说的基础上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这种文化上的惊人相似。但事实恰恰相反。

　　三星古国灭亡后，蜀人出现在山东，其文化也出现在二里头的夏文化当中，灭它之人，不是夏禹，还会是谁呢？

　　这也破解了三星堆文化被人为破坏之迷。

　　三星堆神树，许多专家认为它是“建木”，也就是伏羲通天的“天梯”，这是非常正确的判断。建木上的鸟，不也意味着通天吗？因此，破坏神树，损毁鸟翅，就是“绝天地通”。这也证明了巴蜀之间文化上的高度一致。

　　同时，这个推论也从民俗学上得到了印证。为什么西鄙的巴蜀，她的语言却属于“北方语系”呢？因为“北方语系”，就是在巴蜀古语的基础上形成的。

补充一点：建木，是神话传说中伏羲通天地的一颗大树。现在看来，建木的意思，就是指人为建造出来的“木”！

鸟能够在天地间遨翔，因此，也被用以通天地。而那些奇怪的面具，则主要是反应一种鸟崇拜。

至于神像的那些巨大而握成环状的手，是否是拿着阴阳两仪图状的东西呢？

不必客气！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夏的含义，它表示的就是头和面具。

三星堆人，是巴人的一支，但她却最终被夏禹灭掉了。

 冯广宏　
　　
　 一、鹌鹑造型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众多铜器中，有许多鸟类造型。显然，这是三星堆人对鸟类产生的特殊情结。一方面，由于蜀地当时鸟类繁多，千姿百态， 使蜀人引以为豪； 另一方面，鸟类有灵活的翅膀能够自由飞翔， 甚至上达碧霄，进入人类难以到达的境界，使三星堆人十分艳羡； 鸟类还有种种不平凡的能力，足以令人产生敬畏之情，甚至让人崇拜。
　
　 在坑里各式各样的鸟型中，最为朴实的，莫过于 《三星堆祭祀坑》报告编号为 Ｋ２③：193－2的铜质残足鹌鹑。它残高5.2厘米，宽4.5厘米，体形甚小，似乎是某一器物上的附件。鸟的头顶较平，圆眼鼓出，接近顶部，好像青蛙。喙短而尖，颈子较粗，全身布满条带状的鳞纹羽毛；前圆后尖的贴身翅膀比较小巧，上有表现羽毛的花纹，没有尾巴；其足部业已残断。
　
　 对比一下鸡形目雉科鸟类，铜鸟形象与鹧鸪和鹌鹑都比较相似。鹧鸪体长约30厘米，毛色黑白相间，看上去好像鳞片，与铜鸟身上所表现的鳞纹一致。刘逵《吴都赋注》说：“鹧鸪如鸡，黑色，其鸣自呼。或言此鸟常南飞不止。”四川山鹧鸪叫声近似“获窝”，栖息于生有竹林或灌丛的山地，数量不多，现仅分布于雅砻江下游，成都一带少见。看来铜鸟形状虽接近鹧鸪，但可能不是鹧鸪。
　
　 鹌鹑形似鸡雏，长约20厘米。周身羽毛呈黑底白色的条带纹，成为它的显著特征；而铜鸟身上正明显刻画着这种条纹， 因此这一残足铜鸟可定为鹌鹑。上古先民以为小型鹌鹑是田鼠变的，因此 《夏小正》上就写有“田鼠化为”的话，就是鹌鹑。它肉肥味美，是古老餐桌上的名品；古书上常简称为鹑，所谓“鹑之奔奔”。《诗经·伐檀》也有“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鹑兮”的话。《本草纲目》说：“鹑大如鸡雏，头细而无尾，毛有斑点，甚肥。雄者足高，雌者足卑。其性畏寒。其在田野，夜则群飞，昼则草伏。”李时珍还指出：“鹌与鹑，两物也。形状相似，俱黑色；但无斑者为鹌也。”
　
　 《山海经·西次三经》“帝之下都”的昆仑之丘，有鹑鸟“是司帝之百服”，专门管理天帝的服装。体形素朴的鹌鹑却成为服装师，有点令人费解；因此《禽经》说这里的鹑鸟，并非鹌鹑，而是漂亮的赤凤。不过古代天文学的二十八宿分野中，南方朱鸟七宿即取像于鹑，居中的柳宿，名为鹑火，在汉唐铜镜上绘出的图像，却很像矮矮胖胖的鹌鹑。这七宿前部称为鹑首，后部称为鹑尾，就因为中间有这个鹑火。
　
　 残足铜鸟刻意表现鸡形目鹌鹑的原因，除了这种鸟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以外，恐怕还有内在的条件，那就是雄性鹌鹑相当好斗，让三星堆人乐于铸造。旧时民间娱乐，斗鹌鹑是其中之一。也许这种尚武精神， 才是当时人们所提倡的气质。
　
　 二、飞鸟造型
　
　 二号坑出土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就是报告编号为 Ｋ2②：94的铜质大型神树。这件宝器埋进坑里以前，就经过破坏者残酷地砸断和焚烧；通过考古人士精心修复后，通高3.96米。它的底面有一个直径约0.93米的座圈，圈上从3个方向用3个近似“人”字的树根拼接成座，高约0.37米；考古家认为可能象征着云气弥漫的三山。从这底座中心向上伸出一根圆杆，作为树身，由两段树干和顶上的树尖三部分嵌套而成。在分段的地方各有一个圆盘，盘上镂空成炯纹。在树根顶部和靠下两圆盘的上部，分别向外伸出3根树枝：因而全树3层共有9枝。每层树枝有两枝造型相同，即从基座伸出直干，通过套箍延伸出弯成拱门状的枝条，作下垂姿态；其末端接一小圆盘承接的花朵。花朵由3个花瓣构成，不过其中有一片花瓣异化成镂空的鸟羽状，横向伸出；中心部分是一个桃状的果实。在拱顶附近，又分出一小枝，带有小圆盘和花朵，花朵上面站着一只鸟儿。每层树枝中的第三枝，枝条比较特殊，它分出下垂的两岔：其中一岔与上述枝条造型相同；另有一枝有个鸟儿站在花朵上，它那下垂的末端也有花朵，花瓣正常，但像个喇叭似地朝向树外。神树的树尖顶部，业已残断，只剩下花蒂部分；上边是否还有枝条和立鸟，则不得而知。整个树身残高为3.59米。树根底座除了顶上伸出3根枝条以外，另从底圈上伸出一枝带有龙头的弯曲藤条，端部已经折断；现存部分还伸出4根下垂的枝子， 末端分别挂着小型的刀、纤细的人手、两叠的花蕾、较大的刀。这种怪异的构图，仅仅是艺术上的创新，还是另有深邃的文化含义？目前还未作深入的研究，甚至连报告描述得都不够准确。
　
　 大神树9个花朵上的9只鸟儿，全都背对树干，造型完全相同：均有不大的羽冠；鸟眼椭圆，向内带有明显的眼角；鸟喙稍长，末端下钩；喙上有鼻线和口缝，口缝前端有小的穿孔，可以穿进铜丝（也许代表啄蛇）。鸟身有羽毛图案，鸟尾上翘，鸟足显得强劲有力；所有鸟翅膀都被强力折断无存。坑内另有一件编号为Ｋ2②：194的残缺神树，只剩下底座和一根枝条，但在枝头的花朵瓣顶，竟然站着一只大难中漏网的鸟儿。它的造型虽与前述各鸟相同，但却有十分完整的翅膀： 它的双翼左右张开，翅膀弯折成90°，作起飞状。由此可知，前述那9只鸟的翅膀如果没有折断， 都应该是这种样 子。当前有许多三星堆研究者讨论器坑的性质时，笼统地归之于祭祀，还把种种器物遭到火焚、打砸和折断，说成是为了祭礼的需要，并引经据典地进行论证；他们为什么不仔细看看那些鸟的翅膀，想一想为什么大多数被折断，而独独漏网这一件？这明明是满门抄斩之时，侥幸逃出了一个伍子胥！在这样的背景下， 还能硬说是正常的祭礼吗？
　
　 这件残损得出奇的神树上，考古工作者找到了另一只鸟儿，编号为Ｋ2②：194-1。它高21.4厘米，比前述那些鸟儿略大， 但造型全同， 翅膀不幸也被折断了。它似乎可作上述各鸟的总代表。
　
　 神树上鸟种的判别，众多研究者已经讨论得比较透彻，大都根据《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么些话。《大荒东经》也有类似的提法：扶木“柱三百里， 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如此等等。汉王充《论衡·说日》介绍说：“《禹贡》、《山海经》言日有十。在海外东方有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楚辞·招魂》汉王逸注：“东方有扶桑之木，十日并在其上，以次更行。”这是中国人最古老的神话：当初天上有10个太阳，轮流从东方的汤谷出来。“汤”就是滚开水。由于古人相信大地的四边是海，太阳必然从水里爬出来，会把水弄得滚开。支撑着初升时嫩弱的太阳的，是海中一株叫做“扶桑”的特大树（直径就有300里），正是这树把一个个太阳轮流抬上天空。后来觉得树子是固定不动的植物，助升太阳不够恰当， 便想到有一种神鸟背着太阳升空，那便是“乌”，现在称为乌鸦。其所以选择这种比较普通的鸟类来背太阳，可能因为它们的毛色黑亮，那是被太阳长期烘烤出来的结果。这些神话，为普天下所共有，西蜀当然认同。同时，西部人承认太阳升起的地方，有这么一株扶木。
　
　 《楚辞·天问》“羿焉 日，乌焉解羽？”王逸注释说：“《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 堕其羽翼。”《淮南子·精神》指出：“日中有踆乌。”《论衡》说那是一种三足乌。汉代纬书《春秋元命苞》说：“乌者，阳精”；由于“阳成于三”， 所以有三足。由此可见，神话后来发生了转移， 背太阳的乌鸦跑进太阳当中去了。最后，太阳与乌鸦合为一体， 乌鸦就成为太阳的替身。按此推证，神树上的那些鸟儿，显然就是代表太阳的乌鸦，它们一共 9个，表示最初的9个太阳。
　
　 至于坑里神树究竟是不是扶木（ 扶桑），目前还有着不同看法。《淮南子·地形》“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原来“若木”的末端也有着十日。《山海经·海内经》指出：“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按《水经注》的说法，那若水就是雅砻江，位于四川西部。《大荒北经》“ （一作灰） 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文选·月赋》注引此经，下文还有“日之所入处”一句。可见若木和十日，也可以算是西部的产物。神树有可能就是若木。不过，无论扶桑和若木，书上都没有明确说它们有9根枝条；倒是《海内经》描写的建木，虽然“百仞无枝”，但“上有九，下九枸”，是弯曲着的枝，枸是卷曲着的根，倒很像神树的模样。
　
　 乌鸦是四川常见的雀形目鸟类。有一种大嘴乌鸦， 体长可达60厘米；通身黑色，有粗大的鸟喙， 鼻孔附近有着长毛，腿脚强健；神树上的铜鸟也具有这些特征。乌鸦比较机警，飞的时候不断地回头张望，发现危险，就急速鼓动双翅，飞向远处。它们平时喜欢结群，多时可以形成几百只聚在一起的团队。清晨鸦群沿河谷飞来，上午和下午频繁觅食，中午就在附近的树上休息，傍晚再按原路飞回栖息地；生活很有规律，可说是随着太阳的升降而作息，也许这就是古人把它们和太阳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古代还把乌鸦作为提倡孝道的样板，据说在幼鸟长大之后，常常觅食反哺其母，传为佳话。
　
　 此外，坑内还出土一件编号为Ｋ2③：193-9的铜鸟头，颈部以下完全残缺，宽11.7厘米，高7.4厘米，带有浅的冠羽，喙部较长，有镂空的口缝。形态与神树上的铜鸟一致，也应该就是乌鸦。
　
　 可是编号为Ｋ2③：301-3的铜鸟，就比较特殊。此鸟宽15.4厘米，通高27.8厘米，立在一个穹顶圆座上，下面似乎可与另一柱状物套接。那鸟的形状更像乌鸦，很浅的冠，略钩的喙，上翘的尾，强劲的足；可是背部却高高耸起一支云形羽翎，尖端有膨大有孔的3支翎毛，仿佛另加了一根翅膀，于是就把它带进了神圣的领域。它或许是古蜀人心目中神化了的飞乌，名副其实的太阳鸟。
　
　 与此性质相近的，还有编号为Ｋ2③：193-4的鸟形饰。它器形扁平，宽6.5厘米，残高9厘米。平面上呈鸟形，腿足残断。冠羽作双歧状，下钩的鸟喙比较厚实，口缝前端有一穿孔，套着一个铜丝圆环。鸟身有波状横纹，翅膀上抬，端部并向前勾卷，纹饰华丽。尾羽上下分岔，上岔上翘呈关刀形，尖端折断；下岔形如双勾云雷纹。另一件鸟形饰编号为Ｋ2②：70-9，宽7厘米，高13.1 厘米。鸟头与上述器物相同，只是缘端穿孔没有贯穿物。奇怪的是喙壳上和头顶上分别耸起一支高高的刀状羽，与下面翅膀延伸出来的刀状羽基本平行， 排成一个“川”字。这两件鸟饰的基调似乎都是飞乌， 但已刻意使之神化。
　
　 三、鸾凤造型
　
　 在二号坑中， 还发现一些羽毛华丽的铜质鸟类。编号为Ｋ2②：213的一件比较典型，似是小型神树顶部的立鸟，宽4.5厘米，高8厘米。它站立在残断的三瓣花中间果实上面，头上耸立着3支冠羽，羽端膨大成桃形，上有穿孔，以表现像孔雀那样的漂亮羽毛。鸟眼圆大，内眼角明显；喙端下钩，穿有一孔，贯穿着一根铜丝，表示它能够操纵蛇类。鸟身上有显示羽毛的鳞纹，双翼以贴身的云纹加以表现；尾部略翘，尾羽十分突出，分为上下两股，每股各有3支与冠羽相似的翎毛；其中向下弯曲的3支羽孔中，都贯穿着扭成“8”字形的铜丝，用以表现孔雀尾屏的那种艳丽，或者竟表示尾羽上盘着蛇类。
　
　 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海内西经》说，立在昆仑丘上面的“开明兽”的西边，“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它的北面，“凤皇、鸾鸟，皆戴盾。”可见鸾凤这一类的鸟，本是蛇类的克星，因而二号坑所出那只嘴上衔蛇、尾上穿蛇的铜鸟形象，定为鸾凤，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这只铜鸟造型，补充了近4米高的大型神树顶尖残缺之不足。推想在神树顶上，原先可能就站着这样一只克蛇铜鸟，统领下面那9只太阳鸟。因为它是古人视为神圣的鸾凤，担任鸟儿的领导完全够格。
　
　 《山海经·南次三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一作鹄或鹤），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这鸟全身都写着道德信条，类似今天的人体广告，岂不可敬！郭注引《广雅》说，凤的形象是鸡头、燕颔、蛇颈、龟背（今本作鸿身）、鱼尾，具有5种动物集合的特征。《说文》引“天老”的话略有不同：“凤之象也，鸿前、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腮）、龙文、龟背、燕颔、鸡喙”，集合了10种动物的体态，更为神圣。与凤相近的还有鸾鸟，《西次二经》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翟，就是野鸡。《说文》说：“鸾，亦神灵之精也。赤色，五采，鸡形；鸣中五音。颂声作，则至。周成王时，氐羌献鸾鸟。”相当于红腹锦鸡。
　
　 不过，鸾凤毕竟是神话传说中的鸟类，与现实还存在一定距离。最接近铜鸟模样的现实鸟类，恐怕要算鸡形目雉科的孔雀。雄性孔雀体形颇大， 头上有折扇状的羽冠，尾羽延长出巨大的锦屏； 毛色不但五彩斑斓，而且带有金属光泽，目前多产于云南，大概古代四川也不罕见。由于孔雀具备各种彩色，因而成为鸾凤的原型；又因中原比较少见，于是产生出许多故意夸张的说法，附会成神话鸟类。
　
　 与克蛇铜鸟造型相近的，二号坑中还有编号为Ｋ2③：239-1的残足铜鸟。它宽11.6厘米，残高7.2厘米。头上冠羽形状也是端部膨大有孔，但并非 3支，而是一前一后两支，前短后长。鸟喙较尖， 上有穿孔。左右翅膀都呈上下分岔（右翅残损）；扇状的尾羽同样是上下分岔，上岔并排有4支羽翎，但下垂的下岔已折断无存。这件造型所表现的，也应该是传说中的鸾凤之属，只不过华丽的程度有所淡化，较为朴素而已。鸟类中（如孔雀）雌性远比雄性淡朴，与人类正好相反；因此这件铜鸟当为雌性。
　
　 编号为Ｋ2③：296的铜神坛顶部左右装饰，也有羽毛华丽的神鸟。鸟的云纹状冠羽高耸，上端业已折断；鸟翼上翘作飞翔状；尾羽上下分岔特别夸张，构形仍是冠羽那种云纹，但上岔也被折断。鸟眼较大，钩喙上有穿孔；鸟足相当强劲。鸟体连同它上耸的冠羽、尾羽，构成了神坛顶部的左右支柱。从它们所居的位置和形态来看，应当也属于鸾凤这种神话鸟类。
　
　 四、鹰隼造型
　
　 二号坑出土一件铜鸟头的造型，十分引人注目。其编号为Ｋ2②：141，体形较大，通高40.3厘米，纵径38.8厘米，横径19.6厘米，有着浅浅的羽冠，眼睛很大，眼角下弯。出土时，还能见到眼珠周边涂有朱色。鸟喙内钩，口缝处也有涂朱； 这表明它备受三星堆人的重视。鸟的颈部平截， 颈背及左右颈根各有一个穿孔，可见当初是钉在木质或铆在铜质的身躯之上的。
　
　 铜鸟所表现的主要是力量；所涂的朱色，应当表示血色。它显然就是隼形目一类的食肉性猛禽。此类在群鸟中体形最大，喙部强利，视觉敏锐； 而且翅膀发达，善于疾飞和翱翔；腿脚有力，钩爪锐利；足以在鸟类中称王称霸。这种鸟，应该是古蜀人崇拜的对象。
　
　 鹰隼类众鸟有不同的名字，《本草纲目》引《禽经》说：“善搏者曰鹞，窃玄者曰雕”；“骨曰鹘，曰鹞，展曰 ”；“小而鸷者皆曰隼，大而鸷者皆曰鸠。”李时珍说：“鹰，以膺击之，故谓之鹰。其顶有毛角，故曰角鹰。其性爽猛，故曰 鸠。”相传上古时代的少昊氏的五个官职，就是以“鸠”来命名。“盖鹰与鸠同气禅化， 故得称鸠也。”这类猛禽虽然强悍，在古人眼里它们也有仁慈的一面。“鹰不击伏，隼不击胎；鹘握鸠而自暖，乃至旦而见释。此皆杀中有仁也。”
　
　 与此类同的还有一件可以悬挂的鸟形铜铃，编号为Ｋ2②：103-8，通高14厘米，宽8.1厘米。顶上有个钮环，穿有“8”字形的链子。鸟头上有浅羽冠，眼睛颇大，眼角下弯；鸟喙内钩，与前述铜鸟头几乎是一个模样。鸟头以下，用两大片羽毛显示鸟身；前后各出一支小翅，分开如“八”字形；巧妙地构成铃身。铃舌作獠牙状。显然，这又是一件鹰隼造型。
　
　 现实中的鹰隼，令人生畏的地方，也就是令人称羡的地方。鸟类的利喙和锐爪，虽然比人类强劲，但人们可以制造更加锐利的武器，超过那些鸟族。可是鹰隼的劲翼，人类还制造不出，因而无法像它们那样在高空飞翔。这一点鹰隼大大超过了人类。仅仅能够飞翔，那还不算神奇；神奇的是鹰隼们能在高空看清地面上的一切，包括奔跑的小兔。只要它们认为必要，就能一掠而下，准确擒拿。它们那种特殊的视力，人类也无法模仿。所以三星堆人便对鹰翼和隼目崇拜之至。不过这并非崇拜翅膀和眼睛本身，而是崇拜翼和目所产生的能力和能量。在二号坑里，还出土了5件“眼形饰”，其造型为眼睛与翅膀的组合。71件“眼形器”，菱形眼眶中间鼓起眼球，那是概化了的组合翼眼。此外还有33件“眼泡”，单纯是鸟的眼睛；有些眼睛制造得特别鼓，充分向前努出，极力表现其中凝聚着的能量。有些考古家提出：蜀人有一种“眼睛崇拜”习俗，即主要据此而言。结合到篆体“蜀”字的写法（就是突出眼睛的人），加上三星堆大型铜面具圆柱形的眼珠；证明那种对眼睛的最大夸张，皆为崇拜眼睛的结果。这些论点甚有道理，可惜未从根源上解释蜀人为什么要崇拜眼睛，而不去崇拜鼻子或耳朵。如果联系到鸟类眼睛锐利上头来，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冯广宏，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源自：《文史杂志》2006年第1期

 
　
 

　　萧易

　　文明在成都平原何时起源，何时达到鼎盛、又何时消亡？这些答案隐藏在遗址中。从4500年前的宝墩遗址到三星堆、金沙，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十二桥，它们组成了古蜀文明的脉络。而仅仅在2000余年的岁月中，古蜀文明便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萌芽、发展、兴盛、衰落的全过程。目光西移，跟同在北纬30度的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相比，在世界范围内，古蜀文明是否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有何独特的魅力和创造力？把文明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才能客观地得到答案。

　　外来民族入侵成都

　　宝墩人曾靠不断的迁徙来获得肥沃耕地与野兽，以维持原始生活。这种迁徙阻碍了文明的发展，长达800年之久。紧随宝墩之后的是三星堆文明，考古学上，三星堆可以分为4期，第1期便是宝墩文化。也就是说，一群宝墩人迁徙到这里，开始了又一轮的拓荒。

　　此时，一些可喜的变化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迄今发现的三星堆古城只有一座，此前的宝墩古城却至少有六座。为何有着长期迁徙习惯的宝墩人在三星堆改变了生活方式？唯一的解释恐怕是他们的生产方式、部落面貌在此时已有了根本转变，他们能够安居一处，无需迁徙奔波。

　　数百年前，古苏美尔人也有过类似转变：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森林并不茂盛，焚林成地是行不通的；加之此地民族、部落繁多，也不能总靠迁徙过日子，古苏美尔人将青铜引入农业中来，用青铜铸造生产工具。在耕地变得贫瘠的情况下，仍能维持从前的粮食产量。

　　参照苏美尔人的经验，宝墩人的生产工具此时或许已有了很大的改进。然而，当他们还沉醉在革新工具的喜悦中时，一场猛烈的变革已经迎面而来。

　　3700年前的成都平原已不再平静，一支迁徙部落成了宝墩人有力的竞争者。两支部落在成都平原相遇，并上演了远古时期的一幕幕生死。这支外来部落很快占据上风，相比宝墩人，他们或许经历了更多的磨砺和挑战，在成都平原这张温床中成长起来的宝墩人一败涂地。

　　文明的传承

　　我们称这支新来的部落为三星堆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未给后人留下太多的线索，给人的印象则是介于羌人与氐人之间。在岷江上游，羌人、氐人之间屡有战争，并不和睦，古羌人在西南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举族迁徙，任乃强据此认为这支新来部落是羌人。但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是纵目的──传说中的氐人便是一个纵目的民族。到底是氐还是羌？目前谁也解不开这个千古谜团。

　　同样的一幕也曾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演。古苏美尔人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却无力捍卫。公元前2000年上下，包括闪族阿摩里特人在内的若干游牧民族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一个以巴比伦为中心的强大帝国。几乎与此同时，山区的依蓝部落也从东部突袭美索不达米亚，将苏美尔据为己有。由于马的驯服，马拉战车的发明和金属盔甲的传播，使游牧民族成为此时世界最恐怖的军事力量之一，其首领汉谟拉比成为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新的统治者。

　　羌人、氐人取代宝墩人，游牧民族以武力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新的主宰。为何我们关注的古老文明会如此孱弱，乃至不堪一击？尤其是古苏美尔人，他们的文明曾经在全球范围内无可比肩。不过，事实上，文明的发达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强大，短暂的武力可以建立帝国，却建立不了文明。中国古代史上蒙古称雄，仍袭宋制；清兵入关，秉承明俗，便是最好的注脚。

　　这一点，汉谟拉比无疑心知肚明。在他的游牧子民夺得政权后，他便令其放弃了游牧生活，被击败的古苏美尔人成了他们的老师。这个游牧民族对农业很是重视，当时的一个文献便生动地指出了这一点，一封信的作者写道：“难道你不知道田地是国家的生命么？”汉谟拉比这个开明的决策使得数年之后他的国土便“像充满了粮食的粮仓一样”。同时被继承的还有楔形文字与青铜铸造技术，北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矿产是汉谟拉比最感兴趣的金属之一。

　　古苏美尔人消失了，他们的文明却流传下来。这就给了后人一个启示：在两个敌对甚至有过战争的民族之间，文明也是可以传承的。由于史料语焉不详，我们并不能准确说出三星堆人究竟在哪些方面受到过成都平原土著文明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无疑也是存在的，三星堆出土的陶器就有宝墩文化的痕迹。民族的改变，终不会影响文明的进程。相反，强大的外力往往能够摧毁文明本身存在的桎梏，反而给文明带来新的活力。关于此，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巨作《历史研究》中有精妙的阐述。他说，文明的发展，是外力不断刺激的结果。这个外力可以包括很多因素：生产方式、民族，甚至是战争。在三星堆人接过文明火炬的几百年后，国家出现，城市规模扩大，青铜技巧成熟，三星堆人真正达到了文明的新高度。

　　古苏美尔人的文明传至古巴比伦人手中，开始高度发达，一系列“世界最早”是对它最好的注脚：世界上最早的学校、议会、税法、法典、药典、农历、史诗陆续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现。奴隶制已臻成熟，汉谟拉比颁布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维护奴隶主的利益。祭司手中拥有一些近乎可怜的神权，整个古巴比伦的神权与王权都掌握在汉谟拉比手中。曾经有这样一首赞美歌在美索不达美亚平原上广为流传：“让恩启神永远巩固你的王位，并让他长日和长年地把王笏赐给你！……你是国家和千千万万人的国王，你是人民的仁慈的祭司！”

　　大约距今3000多年前，成都平原上第一个国家产生了。这个新生政权掌握在两群人手中，学者孙华认为，统治三星堆的有两群人，一种梳着“辫发”，一种梳着“笄发”。三星堆古国的神权掌握在“笄发”手中，“辫发”们则拥有世俗的王权。

　　古老城市的千年繁华

　　汉谟拉比虽大权在握，却深谙古巴比伦商业中心的地位，不愿横加干涉。古巴比伦处在高加索到波斯湾和叙利亚到伊朗高原两条黄金商路的交叉点上，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保持商业中心的地位差不多达两千年之久。汉谟拉比法典第104条规定，粮食、羊毛和油类是国家商品，第237条又加上了枣子。依蓝地区的铜矿、银矿，亚述地区的铅矿则是古巴比伦人最盼望的东西。

　　兴盛的贸易使古巴比伦成为东方最繁华耀眼的都市之一，各国商贾争相把这里当做财富的天堂，趋之若鹜。阿富汗、伊朗的宝石，黎凡特地区的木料、石料畅销一时。而据学者邹一清考证，古巴比伦最重要的一条贸易线，是从波斯湾到印度，向北延伸进入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古国。三星堆正是这条贸易线的东方起点。

　　与古巴比伦出口粮食、羊毛等原始商品不同，蜀道艰难遥远，商贾运货不便，周期漫长，若非受暴利驱使，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的。成都平原上的蜀锦和蜀布却有这样的魅力，引得异域商贾往来如梭。蜀锦昂贵，只有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印度河流域的奴隶主才享用得起。来自南亚的象牙和海贝是三星堆人梦寐以求的商品，这可能也是三星堆遗址出土众多象牙、海贝的原因。

　　象牙是祭祀的必需品，海贝是财富的象征，却不是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原料。三星堆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交换的却是祭祀所需的象牙和象征财富的海贝。由此看来，贸易在三星堆古国只是一种经济附属物。三星堆是一个神权的都城，贸易永远是为祭祀服务的。历史上，三星堆人对神灵的崇信程度几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个国度的子民们似乎甘愿为神灵献出一切，就连国家最珍贵的青铜都毫无保留地献了出来。

　　青铜的辉煌

　　中国的商王朝曾经铸造出了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大型青铜器。然而，国外考古学家对商代青铜器却多有诟病，他们认为，商朝塑造的都是像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那样的大型礼器，很少有充满生命活力的神、国王、巫师等大型雕像。中国考古学家根据《史记》的记载，苦苦寻找传说中秦始皇铸造的“金人十二”，以回击国外考古学家，却久久未果。谁知1986年，答案却意外在成都平原揭晓了。

　　谁会想到，代表青铜文明最高成就的青铜雕像，会在西南内陆腹地的成都平原上出现。铸造这些青铜器的不是秦始皇，而是更早的三星堆人。在他们铸造的900余件青铜器中，有111件青铜雕像，包括全身的青铜大立人和戴着黄金面具的青铜人头等众多款式，样样精彩，“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使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国外考古学家自然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青铜文明，历来为世人称道，在全世界仍在新石器时代徘徊时，古苏美尔人已成功铸造出了青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是青铜的独享者。在三星堆人创造力的刺激下，古蜀国也迈入青铜时代，并与古巴比伦一起成为青铜时代的佼佼者。不过，它们的青铜文明的代表物却是不尽相同的。

　　三星堆青铜器大多出土于祭祀坑之中，祭祀看来是三星堆人铸造青铜的主要动力。出土的青铜神树、鸟身人像、神坛无不具有玄妙的色彩，青铜似乎是三星堆人供奉神灵并希望与之交流的主要载体。古巴比伦人的青铜大部分用来铸成农具和青铜兵器，他们的青铜部队曾经战无不胜；古埃及人则把青铜制成了生活用具，比如鱼钩和针。

　　数千年前，奢侈的三星堆人用青铜铸造出一些带幻想的人物雕像，并深深地埋入泥土之中。他们既奢侈又有创造天才，然而，其奢侈正是中国青铜文明最需要的。处在文明之巅的三星堆人用青铜的方式，给世人留下了3000年后的赞美和惊叹，也使成都平原成为了一个散发着青铜魅力的伟大国度。
 
 
 来源:成都日报

这样的资料不敢看记者的。

记者把我们吓坏了。还是想看专家的。

希望这是专家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