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新广汉 神秘三星堆

但古蜀文明又具有自成一系的鲜明特色,与中原文明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或差异不仅表现在礼仪制度、观念习俗、宗族或部族构成、社会生活、艺术情趣等诸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中原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应该说,正是由于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种农业体系。从而促进和形成了南北文化体系发展的各自特色。”殷商时期的古蜀王国,不仅在三星堆和金沙各自建立了雄伟的都城,而且有着同中原一样灿烂而又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在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辉煌文明中心,作为这样一个文明中心,古蜀与中原一直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有着文化上的交流和经济上的往来,但古蜀与中原这种关系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呢?

苏秉琦先生就曾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资料越来越多的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目前全国还有五十六个民族,在史前时期,部落和部族的数目,一定更多。他们在各自活动的地域内,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是可以理解的。”三星堆考古发现等大量材料提示的辉煌的古蜀文明,以及古蜀文明和中原文明的交流与影响,便是很好的例证。虽然三星堆出土遗物显示出很多外来因素的的特征,但外来文化影响却只占据次要位置,而且在模仿过程中大多有新的发挥,其文化的特色一直显示出浓郁的本土特色。

段渝先生认为:“从卜辞看,蜀与殷王朝和战不定,是国际关系,而不是方国与共主的关系”,“卜辞对蜀绝不称方。而卜辞所见之蜀,均在蜀之北疆重镇陕南地,不是蜀的中央王朝。可见蜀王不是殷代外服方伯,蜀国并未成为殷王朝的外服方国。考古资料可以得出同样结论……按照商王朝的内、外服制度和匠人营国之制,王都必定大于方国之都,故卜辞屡称商都为‘大邑商’……但蜀都却大于早商都城,又与中商都城不相上下。如将蜀国纳入商代外服体制,显然是严重逾制,在当时根本无法想象。只能表明蜀国都制与商王朝都制分属于两个不同政治体系,二者之间不存在权力大小的区别”。在三星堆时期,古蜀王国灿烂的青铜文明始终保持着较为自己的鲜明特色,显示出其国势足以与中原殷商王朝相抗衡。蜀与商是相互独立同时又有着较为密切的文化与经济交流,是分蜀于南北两个文化体系的文明中心。

其实,从三星堆,金沙文明与中原殷周文明的关系的对比中,得出来的结论与我们印象中的传统观念中对上古史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出入。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殷周的文明发达水平是高于周边地区的,周边都是蛮夷之地,从孔子因为管仲协助齐桓公成霸政,带领诸侯们顶住了周边蛮夷的进攻而赞扬其“仁”,再到马克思那个著名的落后民族征服拥有先进文明的民族后,反而会被被征服民族的先进文明所征服的的理论,我们与我们的先辈们总习惯于站在先进文明的持有者的立场上,怀着对于拥有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的优越感与自豪感中去看待问题。而随着地下出土资料的日益丰富,就如三星堆和金沙文明等的发现,我们不禁惊呼,或许我们原来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是不准确的,而之前,那段不那么准确的历史记忆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要思考这个问题,恐怕还要先搞清楚”历史记忆“这个词的含义,它与历史事实的关系又是什么。是过去曾发生的事实吗,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流行于中国的新史学,是将文献视为过去客观事实的承载物,一篇历史文献的价值在于叙述了多少真实的过去,因此,考古资料被视为比文献史料更客观,更值得信赖的遗存,客观反映过去人类的行为与文化结构。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成果下,所认同的一种观念,但,历史事实--这个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就真的只是被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所反映吗,我们一般人记忆中的历史事实包括历史学家记忆中的历史事实,与真正纯粹意义上的客观历史事实又相差多远呢,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人们的历史记忆呢?

台湾学者王明珂在他的一篇论文中对于历史记忆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且称之为‘历史记忆’在一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籍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个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如诠释‘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我们’中哪些人是被征服者的后裔;‘我们’中哪些人是老居民,是正统、核心人群,哪些人是外来者或新移民。在‘历史记忆’的结构中,通常有两个因素--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在‘时间’中延续与变迁。因此‘历史记忆’可诠释或合理化为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分配、分享关系。……此种历史记忆常以‘历史’的形式出在一社会中。与一般历史学者所研究的‘历史’有别之处为,此中历史常强调一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众的根基性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s),因此我也曾称之为‘根基历史’。”

回到本文最开始讨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记忆中对中国上古史的印象会与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那么不吻合呢,看了王明珂先生对于“历史记忆”的看法,多少会对我们有些启发。也让我们多少了解了关于对于商周文化的历史记忆形成的由来找到的一些思绪。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现在大家对于历史学本身的反思与研究,没有对于西方先进史学理论的借鉴与思考,也没有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三星堆、金沙文明的发现也只是多增添了一些地下出土文物而已。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现不难看出,所谓中华文明的形成其源头是多元的,而且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交通极度不便利的情况下,是互相有所影响的,而为什么在传统观念上人们的历史记忆中中华文明的源头却是一元的,其他地方都是未开化的野蛮地区呢?如果说过去是由于时空条件的限制,例如史学理论的落后,信息流通不便,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以及现在很多时候所采用的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方法(如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加到历史学研究当中)。那我们现在无疑是处于一个研究历史的相当幸运的时代,例如本世纪初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的发现与研究,就开拓了学术的新领域,引起了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我们应该从多元的,联系的与发展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去分析与对待史料,尤其是处于今天这个资源可以共享,并可以用其他文明产生发展的过程作为参照研究的时代,有了更先进的研究方法与手段,更应该为后人有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历史记忆”而努力。


石青清,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源自：《湘潮》2007年第10期
　
　

三星堆文明衰落新解



廖红丁

[摘要]
本文以全新的视角对三星堆“祭祀坑”中的种种令人不解之谜和三星堆文化衰落的原因作出了新的解释,提出了新的观点。
[关键词]
祭祀坑；青铜器制作；奴隶；起义


我们现在知道古蜀有非常高的文明，发达的青铜冶铸、玉器制造和黄金制造等技术以及那与中原地区那么不一样的风格，文明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基本上都源于1986年那一次惊人的大发现──三星堆的两个大“祭祀坑”。它们的被发现将古蜀推上了中华文明的另一个中心位置。但是，令人十分不解的是这两个“祭祀坑”中的器物都是被砸毁并被焚烧后掩埋了的。而这些器物都是非常贵重和制作精美的金、玉、青铜和象牙等。古蜀人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对于他们来说十分贵重和神圣的器物？是古蜀人自己干的吗？如果不是古蜀人自己干的，又会是谁干的呢？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古城自此以后被废弃，三星堆文化从此过渡为十二桥文化。古蜀的青铜文明也从其顶峰开始走下坡路，在这以后再也没有达到三星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的高度。
1986年在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两个大“祭祀坑”，其中一号坑为长方形土坑，口大底小，坑口长4.5-4.64米，宽2.3-3.48米；坑底较平，长4.1米宽2.8米，深1.46-1.64米。坑的四角基本为正东、西、南、北方向。坑内填有黄褐色五花土，经层层夯实。
一号坑内出土有金、玉、石、骨、陶、象牙等质料的文物300余件以及海贝和3立方米的骨渣。据发掘者根据现场情况分析，埋入的器物是按一定次序投入的。其中玉戈、璋等形制教大的玉石器主要在东部坑壁的东端；玉凿、玉锛、石斧等形制较小的放置在坑的西南；大型铜器如人头像、人面像、铜尊等主要分布在坑的西南部；象牙主要在坑的中部；金杖则出土于坑的中部偏西。出土器物的类型主要有，青铜器：跪坐人像、头像（可分三种类型），爬龙柱形器、虎形器、罍、尊、盘、器盖等；金器：金杖、面罩、虎形饰；玉器：璋（有四形）、戈（三形）、凿（分六形）、锛、瑗、锄、斤、匕、斧、佩以及石器、象牙、海贝等。
二号坑也为长方形，坑壁微斜，长5.3米，宽2.2-2.3米，坑口至坑底深1.4-1.68米，坑底长5米，宽2-2.1米。坑底西南高，东北低，坑内填五花土，填土经夯打。
根据发掘现场情况分析，坑内的遗物投放也是有一定先后次序的。表现为三次投放，因此遗物亦可分为三层：下层主要为大量的草木灰烬、碳屑、小型青铜器、青铜兽面、青铜树枝、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贝等；中层主要为大件的青铜器，如大型立人像、太阳器、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尊、罍等；上层则为60余枚（节）大盎门齿纵横交错在一起。这些遗物在清理时，大部分都杂在灰烬骨屑里，并留下明显的烟薰火烧痕迹。其后再投入大型的青铜容器、青铜人像、头像、人面、树座等；最后放入象牙。大青铜立人像腰部断成两截，分别位于坑的中部和西北部。……头像和面像尤其是人面像，大部分被打坏或烧坏。[1]
很显然，这两个“祭祀坑”里的器物都是人为投放进去的，并且是有意破坏以后掩埋的。而且这两个坑里的东西都是非常贵重，非常神圣的器物。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蜀时期这些器物可以说是他们所有的大部分宝贝，也是他们的主要精神寄托。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毁坏这些宝物并且掩埋它们呢？是古蜀人自己干的这件事吗？关于这个问题，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疑惑，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的假说，这些假说是：
1、“祭祀坑”说。这是目前学术界占主流的认识。并得到众多同行的认可。该说认为两坑是三星堆古蜀国民进行祭祀后的遗迹。其中包括“燎祭”与“瘗埋”的过程，即将祭物用火焚烧后埋葬。致于祭祀的对象则为天、地、山川及祖先神祗等。
2、“厌胜”说。这种说法出现较早，其比较注重青铜像和神树是被毁掉后埋掉的──对这奇特现象，从民族学材料入手，从古代巫术的概念出发，认为这些神像“不灵”而加以打击、虐待、丢弃或烧毁，以此来刺激灵物。在此基础上，“厌胜”论者还进一步推测“厌胜”活动与蜀地洪水及战乱有关，并而联想到古蜀世系中的杜宇、开明氏的政权更迭。[2]
3、鱼凫灭国器物坑说。该说认为这两个坑是古代四川最初王朝更替的结果，即鱼凫被另一新兴势力杜宇所灭，鱼凫族最后的王及其宗族被杀，其王杖等宝财被烧毁埋葬（一号坑）。他们的宗庙被捣毁，其以祖先蚕丛像为主的众神像、礼器等被打碎、烧毁后“抛入随意挖的小土坑内”（二号坑）埋掉。这即如《国语.周语》中的“入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的写照。
4、窖藏说。此说以彭县一带多次出现巴蜀时期的窖藏器物和三星堆遗址内有几个玉器窖藏为据，并指出一、二号坑的器物放置与坑的形制和中原祭祀坑不一致，认为可能是因灾祸骤起，主人弃窖而落荒而逃走；其时代背景当在杜宇和开明交替之间。这一说法实际上是对本世纪70年代冯汉骥先生对广汉窖藏坑说法的继承和发展。
5、“庆胜”埋葬坑说。该说认为这是杜宇灭掉鱼凫后，杜宇氏用战败国鱼凫的社树、社神和所用的礼器来祭祀自己的祖先而专门设立的祭祀坑；而且两坑为同一时代，均在殷末周初。至于两坑的器物、器形的不同，是杜宇氏在“庆胜”埋葬时曾有所区别有关。[3]
6、“蜀王”大葬墓”说。该说认为，由于一号坑内发现有大量烧骨，提出两坑的埋葬乃“死于非命的蜀王”；但该说对于蜀人行火葬以及埋葬形制等方面，却未见有力之论证。[4]
此外还有“器物坑”说、“埋葬坑”说以及“宗庙破坏”说等，都和上面诸说大同小异。
笔者认为以上诸说都不能圆满地解释这两个“祭祀坑”里的种种谜团，如：为什么这两个坑都是事先挖好的，它们是做什么用的？或者说它们原来准备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坑里的器物都是被破坏了以后才丢入坑里呢？这两个坑是同时形成的吗？难道这些器物都是古蜀人自己所掩埋的吗？如果不是他们自己埋的，会是谁呢？会是敌国的人干的吗？
要了解这两个“祭祀坑”的秘密首先应当知道这两个“祭祀坑”是预先挖好的还是临时所为。在考古发掘时我们已经知道在挖掘这两个坑时都是作了精心准备的，如一号坑有严格的方向，有墓道，两个坑都经过夯实。很明显，这两个“祭祀坑”都是预先挖好的。
显然，“厌胜”、“庆胜”、“窖藏”、“蜀国灭国器物”、“蜀王大墓”等说法对此都不能作圆满解释，如果按照以上假说，掩埋者完全可以随便挖个坑埋掉了事。那么掩埋者会不会刚好利用古蜀人挖好的这两个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符合这个假设的就只能是掩埋者与古蜀人不是同一种人。首先我们来看看“厌胜”说，如果真是古蜀人认为这些神像不灵而要对其加以毁弃，他们未免也太大方了吧，如果这些青铜雕像是他们的列主列宗，那就更不可能了，世上没有一个民族会对其祖先下如此“毒手”的，所以，当后面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时候，那么，前面预先挖好坑就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了；其次，“庆胜”说会不会呢？当然也不会，胜利者对敌人的重器应该是作为战利品而不是毁掉，哪怕是敌人的礼器，何况在金、青铜都十分贵重的古蜀时期，何况，胜利者更不可能精心挖一个坑来庆祝他们的胜利吧；再其次，“窖藏”说的可能性更不存在，“窖藏”东西当然是为了以后再用，哪有将以后要用的东西砸碎、火烧后再“窖藏”呢？既然窖藏的目的都不存在，那么，为窖藏而精心挖坑就更不可能；再再其次，“鱼凫灭国器物”说，此说认为是四川最初王朝更替的结果。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是胜利者即使不用失败者的祭主礼器，也不会把这些贵金属抛弃不用，何况有些掩埋物并非是礼器，二是掩埋物显然是分别属于两个族属的，我们已经知道古蜀王国是由两个族属的人联合而成的，[5]如果真如该假说认为是杜宇灭掉鱼凫的话，鱼凫是氐羌族系的，杜宇被认为是濮越族系的，而被掩埋的祭祀物里又被认为是以上两个族属的器物都有，那么，杜宇怎么会砸毁、掩埋代表自己祖先的器物呢？不会埋葬自己祖先的神像，当然也就不会预先挖坑了；最后，“蜀王大墓”说，该假说也站不住脚，首先，三星堆遗址地区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现有大墓，没有大墓，当然也就不可能是为了给某位蜀王陪葬，其次，如果那些青铜人头像都是古蜀人的祖先，并且有一位还是最早的祖先（蚕丛氏），那有后辈用自己祖先来陪葬的呢？不会预先挖坑的理由同上。最后，火烧陪葬品一般都是烧掉死者生前的常用物品，而不是烧掉显然是用来祭祀用的礼器，更不会去烧自己祖先的神像。那么，以上假说都不可能话，“祭祀坑”说是不是站得住脚呢？
笔者认为“祭祀”说也是站不住脚的。一是祭祀者怎么可能将自己的祖先砸毁了来进行祭祀呢？二是怎么会两个族属的人都会这样来祭祀呢？他们的宗教观会刚好一致吗？三是在古蜀那样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他们会将如此贵重的器物这样处理吗？该假说显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如果以上假说都不成立，而“祭祀坑”却又确实存在，是怎么回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回到这些掩埋的器物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由谁制造出来的这个问题上。

古蜀的青铜器冶铸应该开始于夏末商初，在宝墩文化和鱼凫文化中，我们从来没有见到有铜器发现，也未出土过炼铜炉、坩锅、铸型、炼渣等与铜器有关的遗迹和遗物。[6]因此，古蜀的青铜冶铸技术应该来源于成都平原以外的地方。当时中国在三星堆文化分布及四川地区以外，夏代前后有两个早期铜冶铸的中心，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是西北的甘青地区。根据学者们的考证，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文化遗存发现的青铜冶铸技术应该来源于中原地区，或者是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很大影响。[7]学者们在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从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铸造方法、铸造工艺、铸后加工、施纹工艺等方面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影响下而发生，并自始自终得到了中原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三星堆器物坑青铜器表现的合金成分、铸造方法、工艺原则、铸造工艺和装饰工艺，才体现了与中原地区商文化青铜器基本一致的总体趋势。[8]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巨大，其重量在一千千克以上，这还仅仅是古蜀人在三星堆其宗庙里所用的青铜器，古蜀人的青铜用量肯定要比这个数量大得多。我们知道，成都平原周边地区没有铜矿床，（最近有报道称在彭州市和龙门山发现了古铜矿床，但还没有得到是否与古蜀人有关的确认。）特别是没有制造青铜器所必需锡、铅矿。经曾中懋先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的铅进行同位素科学测定，证明其来自于云南。我们也知道，云南省铅、锡和铜矿的蕴藏量都是非常丰富的，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器所用的原料应该是来自于云南。我们也知道，青铜器的成品与原料之比至少在1：5甚至到1：20以上，考虑到古蜀时期的冶铜技术水平有限，这个比例应该取偏大一些的1：15。也就是说只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就需要原料在15吨以上。再加上古蜀在兵器、生活用具、生产用具和其他较小的祭祀场所所需要的礼器、祭祀品等上的需要，古蜀每年至少需要几十吨青铜制品，换算成原料就需要近千吨。在古蜀时期，成都平原与云南的交通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不但道路条件艰难，路途遥远，运输也只能人背马驮，个别地方才可以船运。想一想共和国用了多大力量才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修通了成昆铁路，就应该明白在古蜀时期他们有多难！这样庞大用量的青铜原料如果用人力来运输，假设平均每人背75千克，就要10000人才能运输古蜀每年所需的750吨原料，这些运输的人员每年平均运输2趟，就需要5000人。还不算为这些运输人员提供后勤服务和安全保障的人员，不算开采和冶炼、加工的人员。如果把这些人员全都算上，保守一点计算，古蜀光是为了取得青铜制品就需要20000人以上。以三星堆这样大规模的“城池”，再加上制造玉器、陶器、石器、修房子、城墙等各种建筑物以及农业生产的人员，古蜀需要的劳动力至少要在20-50万人以上。而这些人中有许多应该是奴隶。我们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都曾发现过双手反绑的跪坐石质或铜质的人像，这些造像的发型显然与其他的青铜人像造型不一样，而面像或无双眼或做呲牙裂嘴瞪眼像，与古蜀的两大平等统治族属氐羌族和濮越族显然不是同一族类。关于这些奴隶的来源，笔者认为应该是古蜀在为了取得云南的矿物资源，必先打同川云之间的交通，其间的土著和云南的土著应该就是古蜀人所虏掠的对象。从三星堆出土的那几尊奴隶造像可以发现他们与古蜀人像貌、发式等都有明显的不同，而古蜀人的周边地区只有川云间和云南地区有为古蜀提供大量奴隶的可能。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古蜀时期需要大量的奴隶劳动，而这些奴隶主要来源于川云间或者是云南地区。后来，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蜀的部分人经川云通道逃到了越南北部，他们在那儿继续生存了下来。在越南北部红河地区考古发现的瓯骆国，越南历史上也称蜀国的玉璋等器物与古蜀的器物惊人相似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也间接证明了古蜀人对川云间的陆上通道是非常熟悉的。
这些奴隶被虏掠到成都平原来以后，就开始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他们要为奴隶主开荒种地，修建各式房屋，修建防洪设施，还要为奴隶主开采、运输和冶炼各式青铜制品，要为奴隶主制造各式金器、玉器和陶器，甚至还要在重大的祭祀礼仪上充当牺牲品或陪葬。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只是奴隶主的工具和财产。而这些奴隶在沦为奴隶之前，有些人说不定还是本地的奴隶主或者头人呢。
所以说，通过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我们知道古蜀应该至少有三类人群存在，即源于氐羌族系的人、源于璞越族系的人和来自云南或者川云间的奴隶，他们的族系与上述两个族系的人不同，而且来自川云间或者云南的奴隶的数量还不少。但这些奴隶的存在却被一些学者所忽略了。
又据专家考证，三星堆的那两个“祭祀坑”是同时（黑体字为笔者加黑）掩埋的，而坑中的主要器物的制造年代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掩埋年代应当是一致的，其时间不会晚于商代末期。而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彼此相对年代关系的确定，器物坑与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关系的确定，对我们认识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性质具有重要的作用。[9]
那么，三星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笔者认为一定是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或者造反事件，就是这次起义造成了三星堆的衰落。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三星堆是古蜀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那里有古蜀人的大型宗庙，因为古蜀是由两个平等的族属组成的，所以在三星堆应该有两个族属各自的宗庙，宗庙里供奉有各自族属的列祖列宗。每年古蜀人都要举行多次大小不等的各种祭祀仪式，这是古蜀人祈求祖先和神灵保佑风调雨顺、祛病消灾、战胜敌人、团结族人的神圣仪式。在一些重大的仪式上甚至可能杀活人来祭祀。在某一次大型祭祀活动前，两个族属的人在各自的宗庙前各挖好了一个大坑，准备要杀活人祭祀，而这些活人当然只能是奴隶了。但这一次，奴隶们在知道自己的命运后，当然不甘心，于是在一位奴隶（这位奴隶有可能原来是一位其部落的头人，甚至有可能也是一位自己族属的奴隶主。）的带领下，在古蜀人的祭祀仪式开始前，提前造反。他们捣毁了古蜀人的神庙，将他们平时最痛恨的古蜀人的祖先──青铜头像和神庙里的各种祭祀品砸烂，抛入本来是用来杀祭他们自己的大坑里并点火焚烧。这两个“祭祀坑”相距大约三十米远，正因为它们是分属古蜀两个占统治地位族属的神庙的，所以这两个坑应分别距所属的宗庙较近，奴隶们当然会就近将古蜀人宗庙里的器物抛入坑中，这也就是为什么“祭祀坑”里器物的风格有差异的原因。再因为古蜀人宗庙里的祭祀品摆放是有一定顺序的，奴隶们在搬运这些东西时应该是由外及里，由小到大，由易到难，这也解释了“祭祀坑”里的器物似乎有分层、分次现象的原因。
奴隶们在干完这一切以后，当然不可能继续留在成都平原，而是一路杀回了自己的老家。这也就是为什么古蜀在三星堆文明以后其青铜文明突然衰落的原因。首先，古蜀人自那以后被迫断绝了青铜原料来源的通道，因为这些奴隶们的家乡正好是在古蜀取得原料的必经之路上，奴隶们回去以后决不会再允许古蜀人轻易地从其地盘通过，而且，奴隶们通过接触较他们先进的古蜀文化、技术以后，比原来要强大得多了，较原来更有能力抵御古蜀人的再次进犯。而没有了原料，古蜀人当然就不能再铸造像三星堆那样精美、庞大的青铜器物了；其次，奴隶们的造反必然会给古蜀带来极大的冲击，必然造成古蜀社会的剧烈动荡，有可能原来处于优势地位的某个部族的头领在这次奴隶造反中丧命，而这个部落因此一蹶不振，从而多个部族开始了互相争斗，并进一步造成了古蜀的衰落。《华阳国志》里只记载有周灭商时巴曾派兵支援而未见记载蜀派兵支援也可间接证明蜀那时已经衰落了，他们因“国力”衰落而无力支援或者自己内部四分五裂而无暇顾及，这从紧接三星堆文明的金沙青铜文明（金沙文明在三星堆文明前就已经存在，但三星堆文明衰落后金沙文明并没有随之衰落，而是有一定的发展。）显然比不上三星堆的青铜文明辉煌也可以看出；最后，奴隶们的造反也必然会杀死一些熟练的工匠，破坏一些生产工具，也有可能有一些熟练工匠本来就是奴隶，他们也乘此逃亡了。
笔者认为，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矛盾是必然存在的，有时也是非常残酷的，他并不因政治需要而被淡化，被忽略或者被强调，被放大。在西方有被记入史册的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而在中国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过古代的大规模奴隶起义，也没有发现过任何古代大规模奴隶起义的历史遗迹。不是没有发生过，而是没有人记录过，也不是没有发现过，而是没有认识到。如果三星堆遗迹真的是一次伟大的奴隶起义给我们留下的遗迹的话，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应该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发现。因为它不但让我们发现了古蜀高度发达的文明，那么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青铜、金器的艺术造型和包含其中的文化内涵，他还让我们知道了古蜀发生过的一次剧烈的社会动荡。看着那“祭祀坑”，仿佛把我们带入到那个发生社会激烈动荡的场景，成群的奴隶高举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劳动工具甚至石头扑向古蜀人的宗庙，将古蜀人供奉的神和祖先撤下来砸碎，欢呼着抛进本是为他们准备的“祭祀坑”中烧毁、埋掉。他们烧掉一切他们可以烧掉的东西，砸毁一切他们能够砸毁的器物，杀死平时给他们带来痛苦和死亡的主人。奴隶们的起义造成了古蜀的衰落，使古蜀从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顶峰跌落，并再也没有恢复。
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为我们填补了这方面的历史空白，让我们看到了一次严重的社会对立产生的社会动荡和这次动荡带来的严重后果，为我们带来了一次鲜明、生动的奴隶起义的实证。现在怎么评价它都是不为过的。



2008年3月17日于成都红运花园

[1]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
[2]参见林向：《蜀酒探源──巴蜀的‘萨满文化’研究之一》，《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一辑。
[3] 胡昌钰、蔡革：《鱼凫考──也谈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专辑》。
[4]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
[5]参见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6]同上。
[7]同上。
[8]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9]同上。

三星堆青铜人头造像新考


廖红丁

[摘要]
本文对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的青铜人头像，特别是那尊凸目面具所表现的究竟是什么？是神还是人？为什么其眼睛要表现得如此凸出？等作出了一个新的解释。
[关键词]
青铜雕像；凸目面具；蚕丛氏；甲状腺亢进



古蜀那令人感到震惊和神秘莫测的辉煌灿烂的文明主要来自于三星堆遗址的两个“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青铜人物雕像。这些雕像共有82尊，包括全身人物雕像、人头雕像和人面具。其中，全身人物雕像有10尊，最大的就是那尊著名的大祭师像（青铜大立人像）。他身着华丽的“燕尾服”，双手呈握物状举在其胸口，似乎正在捧着什么东西向神灵祈祷；还有三尊眼睛异常突出的青铜人面像，其中一尊最大的宽达138厘米，高65厘米，厚0.5-0.8厘米的青铜人面像眼球呈极度夸张的柱状，突出眼眶达十多厘米，薄薄嘴唇的大嘴几乎与面部等宽，耳朵像戈一样大小，突出于双颧的斜上方的奇特古怪造型的青铜大面具；还有与真人一般大小，面部表情几乎一样的，但是发式、服式和脸型可分几类的青铜人头像，这些人头像中有几尊的面部敷有金箔，所有这些青铜人头像的面部神态几乎完全一样，庄严肃穆，睁着有眼无珠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占去面部一大半的宽度，大大的像戈一样的大耳朵的耳垂上都有耳环孔，都有一个略带勾的大鼻子。在三星堆博物馆里，在这些青铜人像面前你会感到庄严、肃穆，你会不由自主地觉得阴森、恐怖。在这个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青铜人头像构成的环境中，你会觉得自己似乎回到了3000多年前的古蜀人的大神殿，正在聆听大祭师祭祖或者是请神送鬼。但是，这些青铜人头像究竟是什么？古蜀人为什么要供奉他们？青铜大立人是大祭师吗？他的手中究竟捧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几尊青铜人头像的面部会敷有金箔？特别是那尊柱状眼球突出眼眶达十多厘米特大青铜人面具究竟是谁？是人还是神？那双奇特的柱状眼珠其寓意究竟是什么？
以上这些问题，包括青铜人头像源于何处都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争议。学者们认为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青铜人物雕像，不但在古代巴蜀地区，而且在夏商时代的整个中国范围内，都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不论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找不到这些文化因素的来源，也丝毫找不到它们发生演变的任何序列痕迹。这就意味着，它们是借用了中国以外某文明地区的文化形式，并且根据蜀人自身的某种需要，制作而成的。[1]本文不对古蜀的这种青铜文化源于何方或者是否有所借鉴作探讨，而只对这些青铜人头像是什么和其寓意何在作一初步的探讨。
有一种意见认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雕像应为中原古文献中记载的“尸”。有学者已对这种意见进行了反驳，他们说：从《礼记》中有关“尸”的大量记载来看，所谓“尸”其实是用男女儿童作为受祭代理人，从没有任何文献提及以青铜或其他雕像为“尸”。此为古今定论。从夏商周三代“立尸”或“坐尸”的情形，不仅不能证明有什么青铜雕像之“尸”，相反，却正好证明三代本无以偶像代“师”之制，此即古人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由此也证明了三星堆青铜雕像绝不是“尸”。[2]
但是，这座高大的青铜大立人究竟是什么呢？他手里到底握着什么东西呢？笔者认为这座青铜大立人就是古蜀人的大祭师，正因为古蜀是一个君、神合一的所谓“王国”，大祭师应该是他们的最高精神领袖，也有可能其君主也就是大祭师，他们的身份是合二为一的。在古蜀国，君是拟人神，有生命、有灵魂、有意志，是替天行道，为上天的神代言的人神，他们往往要借助祭师的力量来通达上天，来传达神的意志。于是，君也有可能会直接扮演祭师的角色，借助于法器的神秘力量，施展法术（举行各种仪式），俨然成了神的代言人。正是由于祭师在古蜀有着无可比拟的地位，所以古蜀人才会铸造这样大的一尊穿着华贵衣服的青铜大立人像。并将其安置在古蜀人的神庙或者宗庙里。
有人感到奇怪，说由于这尊青铜雕像的重心太高了，很容易倒。如果铸造这尊像不是为了要安置在什么地方而是有其他什么目的，那么，他就有可能不是什么巫师了。这尊像能不能立起来，立起来后会不会倒呢？古蜀人是怎么将他立起来的呢？其实这一点都不难，这尊青铜雕像的底座是一个空心的方形锥体，只要先在地上埋一个木桩，木桩露出地面的部分做成空心底座内腔的形状，然后将大立人安上去就会非常牢固了。又有人猜测，大立人的双手做捧物状，他到底捧的是什么东西？笔者认为，他一定是捧着一根大象牙，首先，大立人的双手是作环状，右手在上，左手在下，而环的大小与象牙的粗细是差不多的，其次，大立人的双手环握的中心有一个角度差，不在一条直线上，这一点令许多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而这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是捧的象牙，正因为象牙是弯曲并略有扭曲的，而且一头粗一头稍细，某一根象牙应该刚好可以安装到大立人的手中。古蜀时期成都平原有许多大象，古蜀人又是猎象的好手，他们把猎象看成是勇武和富足的象征，认为洁白、粗大的象牙是供奉他们的神和祖先的最好祭品。这就是为什么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会有那么多象牙出土的原因。显然，古蜀人并不是把象牙用来制做工艺品和生活用品，因为从来没有出土过古蜀时期的用象牙制作的这类器物，（金沙遗址出土有切成片状的象牙，但未见象牙制作的器物成品）但是却出土了如此大量的象牙，这只能说明象牙的用途主要是古蜀人用来祭祀和供奉祖先的物件。因此，在古蜀人的祭堂里，青铜大立人（大祭师的形象）是手捧着一根洁白、粗大的象牙在向上天和祖先祈祷。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最让人感到惊奇，让人感到不可思意的是那三尊眼睛异常突出的青铜人面像，其中一尊超大的青铜人面具，他那双粗大的柱状眼球突出眼眶达十多厘米，鼻子又高又宽且略勾，大嘴宽阔上翘，占去了几乎整个脸的宽度，给人以神秘微笑的感觉，他的双耳既大又尖，向两侧横向伸出。在铜像的前额及两侧的上下，共有五个长方形穿孔，可以通过这些孔将面具固定在像设上。[3]这尊青铜雕像的体量是三星堆所有青铜像中最大的，也是最奇特的。相比其他青铜人像而言，这尊铜像与真人有非常大的区别，而其他青铜人像除了眼睛和嘴有一定的夸张以外，与真人并无太大的区别，并且其他青铜人像的头部形态基本是一致的。只有这尊青铜人像特别夸张，特别神秘。他究竟是什么？是神还是人？如果是人，会是谁？他的眼睛为什么会呈柱状并且突出眼眶那么多？其中有什么寓意？为什么要将他的像做这么大？
有人在看了这尊奇特的雕像后联想翩翩，认为这表现的是外星人，并进而认为古蜀文化有地球外文明的因素，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是不值得相信的。也有人认为这尊青铜人像是神。认为在中国先秦时代，神像突出表现其眼睛，是原始崇拜中具有的特点之一。并举出辽宁建平、凌源县间的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红山文化“女神”的彩绘泥塑头像，其双眼用绿松石镶嵌，显得额外突出[4]。商周时期的单独的铜神像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出土双面铜神像、陕西城固苏村出土的铜像等，他们的形态都有圆眼突出、双耳尖刺的特点，其眼球中的圆孔还有可能插入其他材料的瞳子（尤其是大洋洲铜神像）[5]在陕西西安市老牛坡、歧山县贺家村、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等墓葬中出土的人面形铜像，都是镶嵌于盾牌之上用来恐吓敌人的神像，这些神像的眼睛也都是双目圆睁且突出，与普通人的面部造型不同。[6]他们还认为，根据古代文献对一些具有神性人物的描述中，如远古五帝传说中的虞舜，因其眼睛有“重瞳子”，所以名为重华[7]，其形象被汉代的人描绘为“有人方面，日衡重华”或“龙颜、重瞳、大口”[8]
。舜为重瞳，其眼睛究竟是一种什么形状，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他的眼睛肯定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才会被视为灵异。（黑体字为笔者所加黑）此外，凸目的形象在中国传统傩戏神面具中也还可以见到。由此可见，三星堆这三具眼睛特别的人形铜面具是神而不是人。[9]

虽然一些学者引用了众多的古籍和考古发掘报告来证明三星堆的那三具面具所表现的是神而不是人，但仍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所有其他神的眼睛都没有这尊神的眼睛突出，也没有回答这尊青铜雕像的眼睛为什么会这样突出。既然神是人根据自己的形象造出来的，那么这尊“神像”又是根据哪个人的形象造出来的呢？虽然学者们引经据典，找了很多依据，但笔者仍然认为理由并不充分。学者们举出的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个造像的眼睛有三星堆的青铜雕像那样突出，所有那些造像眼睛的突出程度远比三星堆的那几尊凸目造像的眼睛要小得多，也就是说那些造像的眼睛突出最多只达量变的程度，还远未达到三星堆凸目造像的眼睛那样达到质变的程度。红山文化的那尊“女神”像的眼睛也只不过比常人的稍突出一点，并没有使人感到非常特别，应该是一种平常的艺术夸张手法，都是在正常的范围内。远的不用去找，大家去寺庙看看佛像就可以知道，许多佛像的眼睛也是被刻意夸大了的，特别是金刚的塑像，但他们最多给人的印象也就是怒目圆睁而已。而古蜀人的这几尊雕像究竟表现的是什么？他们的眼睛如此突出，其寓意何在？要解其中之谜，笔者认为首先应当了解这尊雕像表现的是谁？如果认为是神，也应该知道这几尊造像是古蜀人根据什么人的形象造的神？
关于凸眼球的青铜像究竟是谁的问题，有学者持如下看法：他是古蜀的开国元勋──蚕丛氏。任乃强先生在其所著的《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中考蚕丛氏得名说：“丛者聚也（《说文》）。自聚为集，被聚为丛，故丛聚之字并从取。蚕丛氏始聚野蚕于一器而采桑饲养之，使便于管理。结茧于簇，则茧无遗佚。选蛾交配，则种可优良。产卵于皿，则卵不散乱而便于冬藏控制孵化。凡此种种，皆今世养蚕者遵奉之法而导始于聚饲者也。野蚕性不聚食，共初强之聚食，须经多次失败。迨其成功，则使制丝之术成为一次飞跃，故世遵行其法者敬之，颂为‘蚕丛氏’。不言丛蚕而曰蚕丛者，羌语宾语在谓语后。盖其时蜀族仍为羌之一支，群羌称之如此。”邓少琴先生《巴蜀史迹探索》引《诗经.圝风.东山篇》“蜎蜎者躅，蒸在桑野”指出说，“躅（躅通蜀）为野蚕，经蚕丛氏之驯养而为家蚕，此为古代蜀人大发明，故以蚕丛称之。”我国典籍中的蚕桑之神大致有三。其一为嫘祖娘娘。宋代高承《事物记原》卷九：“黄帝四妃西陵氏（嫘祖）养蚕为丝。”因她教民养蚕缫丝，被祀为神。嫘祖娘娘已被证明为出生于岷江上游的氐羌-蜀人氏。其二即为青衣神──蚕丛氏。《三教搜神大全》卷七载，蚕丛常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死后，乡人感其德，为之立祠祭祀。冯鉴《续事始》引《仙传拾遗》则载：蚕丛，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给民一蚕，“民养之蚕必繁孳，罢则归蚕于王。”其三为蚕花娘娘，亦称“蚕姑”、“马头娘”、“马头神”。起源亦早。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四说：“古时，有人远征，家惟有一女，并马一匹。女思父，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吾将嫁汝。’马乃绝缰而去，至父所，父疑家中有故，乘之而还。后马见女辄怒而奋系，父怪之，密问女，女具以答。父乃射杀马，曝皮于庭。女至皮所，……皮蹶然起，卷女而行，父还失女。后大树枝得女及皮，乃尽化为蚕，绩于树上。”马头娘的故事亦广泛流传于川西。其实，嫘祖-蚕丛（青衣神）-马头神传说在四川民间乃属一回事，或曰三蚕神实为一神，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纵目。早有《荀子.赋篇.蚕赋》即说蚕“身女好而头马首”，以为蚕首如马首，而马目即似‘纵目’。任乃强先生以为，之所以以蚕首比马首，系因‘蚕丛出于牧羌，善养马，既又创养蚕，恒以良马和蚕丝与华夏贸易，故华人谓‘蚕与马同气’。于天驷为蚕，天马为丛辰，护持蚕命。故俗于饲蚕之月禁杀马，而绘蚕丛神像作马头。华夏周秦之俗如此，汉魏晋世亦当如此。故晋人传马头娘故事（崔豹、程雅皆晋人）。[10]
而又根据传说和《华阳国志.蜀说》说，最早的蜀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也”。有学者对“纵目”一词也有其他解释，如认为“纵目”是额头中间长了一只眼睛，并与传说中的二郎神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不管怎么说，传说中的蜀王始祖──蚕丛氏的眼睛非同一般则是可以肯定的。

由民间传说和古籍我们可以得知，古蜀人的一部首先发明了养蚕、缫丝，该部落因此而被称为蚕丛。后因该部落一女子嫁给黄帝（黄帝之四妃嫘祖）和另一女又嫁与黄帝之子昌意而将养蚕、缫丝技术传与中原大地。这是历史上古蜀人第一次伟大的技术输出，是一次伟大的技术发明，也是古蜀人最伟大的技术输出和技术发明。现在怎么评价这次技术发明和技术输出都不为过。一般来说，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人们已经有了社会分工，女人主要负责采集和饲养。因此，古蜀部落的一位妇女在采集时发现野蚕吐丝结茧并进而发明了缫丝、养蚕，这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当古蜀的这位伟大的妇女发明养蚕、缫丝后，她自然会被族人尊为神，并进而奉为本族的首领。就象现在如果某人有重大的科技发明，会被人们和社会加上许多耀眼的光环一样，这位伟大的古蜀妇女更会被其族人神化并进而被奉为神。那么，后人为什么会将其描述成一个双眼成柱状突出的神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位伟大的妇女应该是一个甲状腺亢进病患者，甲状腺亢进病是一种至今病因及发病机理未明的疾病，这种病的特点之一就是眼睛呈恐怖状突出，而且这种病妇女与男人的患病之比在1比4到6之间。在古蜀时代，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患了常人看来有些奇怪的病，会被人们认为是魔鬼附体，说不定还会被族人赶走甚至处死。但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一个被族人认为是有不可思议的重大发明的人身上，她身上的缺陷就不会被认为是缺陷，而会被认为是异于常人的神奇之处。蚕丛部落的这位伟大妇女因身患甲状腺亢进症，双眼突出，本来是一种疾病，一种身体上的缺陷，但就是因为她发明了养蚕、缫丝，为古蜀人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而且这个贡献在常人看来是那么神奇，所以一定会被人们认为是有神佑，并进而被人们尊为神。这位伟大的妇女最终就成了古蜀的一个神和古蜀人的第一位“国王”，并且是古蜀人最值得骄傲的一位伟大的神，而神身上异于常人的地方当然就是优点了，古蜀人并且会把她眼睛突出的特点一代一代地夸大，直到一千多年以后她的眼睛就被人们夸大成三星堆遗址里的样子了。但为什么在“祭祀坑”里出土了三尊大小不一而造型基本一致的凸眼青铜人面具呢？有学者根据这一点提出置疑，认为如果说那具大的凸目青铜造像是蚕丛氏的话，作为古蜀人始祖的造像应该只有一个，而在三星堆二号坑却出土了三个，那两个是谁呢？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三尊青铜造像应该都是表现的同一个祖先，即蚕丛氏，只是这些青铜造像的应用场合不同罢了，大的凸目造像应该是固定在古蜀人的神庙里供人祭拜，而小的青铜造像则用在其他场合，比如移动的场合。我们在同一个寺庙里不是经常可以看见有多尊同一佛的大小不一的造像吗？
由于古蜀没有文字，后世人的记述当然就只能是根据人们的传说和作者的附会。于是，古蜀第一代蜀王的“纵目”问题就成了一个谜，后世人对“纵目”就有了多种解释。应该说，三星堆“祭祀坑”中凸目青铜雕像的发现为我们解开蚕丛氏“纵目”的真相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实证。它形象地告诉我们神话是怎么来的和神是怎么被人造出来的。
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中还出土了数十尊与真人头大小相当的青铜人头雕像。这些头像的面部表情基本一致，都带有一种严肃、神秘、庄重的表情，只是发式、服饰和脸形有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中，有几尊头像的面部包敷有金面罩。这些青铜人头像究竟是古蜀人用来做什么的呢？是古蜀人的神还是他们的祖先？为什么有几尊头像要包敷黄金面罩呢？
面对这一大批青铜雕像，尤其是其中的青铜人头雕像，学术界对他们的性质、功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似乎一时无法从中理出一条清晰的头绪，找不出它的发生演化脉络。学者们一般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全球最早利用青铜制造雕像的，黄金面罩最早也是产生在美索不的达米亚，而最著名的就是古埃及的图坦卡蒙木乃伊脸上所覆盖的黄金面罩。而在古代中国却似乎没有这种传统，但三星堆青铜雕像的发现却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古代中国不但有青铜人物雕像和用黄金做的面罩，还很精美。因此，有学者认为三星堆的这些青铜雕像是由西亚传来的。那么，三星堆的这些青铜雕像会不会是外面传来的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也是要解决这些雕像是用来做什么用的。那么古蜀人做这些雕像干什么呢？有学者认为这些青铜像既然是出土于“祭祀坑”，所以应该是具有宗教祭祀礼仪功能，换言之，这些青铜雕像是古蜀人在一次宗教祭祀活动后将其掩埋的祭祀品。但是，首先，这种假设是在肯定“祭祀坑”就是起祭祀作用的前提下做出的，而“祭祀坑”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其用途现在还有相当大的争论，如果“祭祀坑”不是用来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而是有其他的用途，或者这个“祭祀坑”本不是用来掩埋坑里发现的那些器物，而是原本要掩埋其他祭祀物呢？如果是这样，其假设就从根本上站不住脚了。其次，应该没有哪个民族会奢侈到将这样大量的贵重器物砸毁、掩埋的，就是其敌人也不应该这样，更不要说是自己举行宗教祭祀活动所为，何况如果认为凸目大雕像是古蜀人的祖先的话，就更加不可思议，哪有将自己祖先的造像这样砸毁掩埋呢？
笔者认为，这些青铜雕像应该是古蜀人历代王或者首领的造像，他们原本都是放在古蜀人的宗庙里的。古蜀人是信奉祖宗崇拜的民族，这些雕像即是他们的列祖列宗。古蜀人的这种习俗（铸造青铜人头像和在头像上覆盖黄金面罩）有可能受到外来的影响，如四川盆地经云南-缅甸-印度的通道有可能在那时就已开通，西亚的某些技术、意识也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古蜀人。但是，古蜀人的这些头像的艺术风格与西亚或埃及的头像在艺术风格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如西亚及埃及的头像比较写实，而三星堆出土的这些头像却比较抽象，最显著的不同是三星堆的头像除了那几尊显然是奴隶的造像以外，都是有眼无珠。前面笔者已经论证了那具凸目的雕像就是古蜀人的第一代王──蚕丛氏，既然蚕丛的雕像都在“祭祀坑”里，而且该雕像是古蜀人最伟大的祖先，那么其他的雕像为什么就不会是古蜀人的祖先呢？最伟大的祖先的造像当然应该是最大的，而其他祖先的头像当然就要小一些了。其中那几尊覆盖有黄金面具的青铜头像就应该是在古蜀历史上有过伟大贡献的祖先了。因此，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里发现的这些青铜人头雕像都应该是古蜀人的列祖列宗的头像，他们原本都是放在古蜀人的宗庙里供人祭祀的，由于古蜀人没有文字，古蜀人将其祖先铸成头像放在宗庙里也是他们记录历史的一种方式。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在三星堆的两个大“祭祀坑”里发现的那几十尊青铜人物造像有的是古蜀人的大祭师的造像，他手捧象牙在向天和祖先祈祷，那三尊双目凸出的青铜人面具造像是古蜀人最伟大的祖先──蚕丛氏的造像，其中那尊最大的凸目造像供奉在古蜀人神庙最显眼的位置，另外那几十尊青铜人头造像也都供奉在神庙的其他位置，而那些奴隶的造像则代表活人在向天和祖先祭祀。
[1]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2]同上。[3]同上。
[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5]《新干大洲商墓》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1997年。[6]（1）陕西省博物馆等《陕西歧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1期，（2）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商代墓地的发掘》。[7]《史记.五帝本记》：“虞舜者，名曰重华。”《正义》：“目重瞳子，故曰重华。”[8]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一-帝王部-引《洛书.灵准听》和《孝经.援神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9]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10]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

作者：王晖  

《孟子·离娄下》所记楚国史书称名为《梼杌》,楚国的史书为什么称为《梼杌》?前人说法不一。笔者把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人头像、立人像的用途,与同样说法纷纭的《孟子·离娄下》所记楚国史书《梼杌》的性质及“梼杌”名源、形制结合起来考察,则使我们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梼杌”是长江流域巴蜀楚地以断木做成的先祖祭主之状,而青铜立人像是木质先祖祭主的仿制品,青铜人头像用青铜做成再套在断木之上的先祖祭主。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弄清楚青铜立人像和青铜人头像的性质,而且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古文献中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史书为何称之为“梼杌”的原因。

一、“梼杌”名源与三星堆青铜立人及人头像形制考

《孟子·离娄下》曾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在此说春秋战国时各国史书通名为“春秋”,但晋国楚国还有自己的特殊名称,晋称之为《乘》,楚称之为《梼杌》。楚国的史书为何称《梼杌》?古人主要有两种解释一)赵岐等学者认为是用来记述恶人恶行的史书。赵岐《孟子章句·离娄下》云:“梼杌者,嚣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因以为名。”赵岐认为梼杌是“嚣凶之类”用来“记恶”,后来许多学者都沿袭了此说。(二)吴承志认为“梼杌”作为史书名称本为《春秋》,也就是《韩非子·备内》中的《桃左春秋》,省略而讹为“梼杌”;其本义是“断木”,引申为用于书写的木牒。

我们认为,赵岐的说法是不对的,而吴承志的说法则有对有错。

先秦时期的“梼杌”有三个含义,一是楚国的史书名称,此见于上言《孟子·离娄下》。二是凶狠动物之名,此见于旧题汉东方朔《神异经·西荒经》。三是古史传说中“梼杌”与浑敦、穷奇、饕餮均为凶人,后被流放到西方,居于西方的允姓先祖。据《孟子·离娄下》所说,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史书各有自己的异名,晋国史书叫《乘》,楚叫《梼杌》,鲁叫《春秋》。但按照《墨子·明鬼下》所言其时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国语·楚语上》申叔时也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可见“春秋”实际上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史书的通名。如果按照赵岐《孟子·离娄下》所说,楚国史书《杌》是专门记载“嚣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难道楚国史书只记述楚凶顽坏人而不记载其他的人与事吗?这显然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的。《楚语上》申叔时说用《春秋》来教育当时的贵族子弟,其目的是“耸善而抑恶”,这应该是结合楚国的实际情况来说的。这也说明楚国的史书也是有善有恶,不是全都是恶人恶行。不全是恶人恶行,怎么能用《梼杌》这样的“嚣凶之类”去作为“记恶之戒(诫)”呢?笔者以为,赵岐及后来附和的学者是望文生义:因为这是按照古史传说时代谓四凶族之一的“梼杌”是恶人,便认为楚史书《梼杌》也就是专门记述恶人之书了。实际上它们可能仅仅名称相同罢了。

清人吴承志《横阳札记》卷十对《梼杌》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孟子)章句》解“楚之《杌》”云:“梼杌者,嚣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因以为名。”亦非。《说文·木部》“梼”篆解云:“断木也。从木,寿声。《春秋传》曰‘梼梼 ’。”“ 梼”篆解云:“断也。从木,出声。读若《尔雅》梼‘无前足’之梼”。“梼杌”正文当作“梼梼”。《韩子·备内篇》:“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人主弗知,则乱多资。’”“桃左”即“梼梼”:“桃”、“梼”字通,“梼”借作“屈”,草书为“梼”,因误为“左”。《梼梼春秋》本四字为名,《孟子》避与下《春秋》之文复,省二字。“梼梼”本义为“断木”,施于《春秋》,当是木牒代竹简,因之立名。古时竹简与木札依字数分别为用,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史记字多应书于竹简。楚国无策,以木为牒,与他国不同,是以别谓之《梼梼》也。

这一段话有对有错。对的是,他把楚国史书“梼杌”是“梼梼”,本义是《说文》所说的断木;并认为《韩非子·备内》中的《桃左春秋》本应是《梼梼春秋》,梼、桃字通,“梼”借作“屈”,草书、左形体相近而误写“屈”为“左”。这是对的。但他解释本为“断木”之义的“梼梼”何以成为楚国史书名称的原因时说,这是因用竹简书写史书长文,用木牒书写史书短文;并且楚国无竹简之“策”,便只有用木牒来记录历史了,便用木牒之义的“梼梼”来代替楚国史书的名称了。吴氏所说只是想当然之辞,楚国的实际情况与他所言正好相反。其言不当有二:一是吴氏的概念有偷换之嫌。“梼梼”本义是“断木”,与书写历史的“木牒”并非一词,二者缺乏必然的关系。二是春秋战国时多用竹简作为书写历史的工具,很少用木牍。现在在过去的楚国大地上出土的也多是竹简,木牍很少;而且特别是楚国地处南方,其地多竹;竹子作简用于书写远比把木头制成木牍要容易得多,舍弃常见、好用且容易削刮处理的竹简,而去用不易处治的木牒,显然不合情理。何况现在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出土的竹简多在楚国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