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古蜀文明又具有自成一系的鲜明特色,与中原文明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或差异不仅表现在礼仪制度、观念习俗、宗族或部族构成、社会生活、艺术情趣等诸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中原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应该说,正是由于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种农业体系。从而促进和形成了南北文化体系发展的各自特色。”殷商时期的古蜀王国,不仅在三星堆和金沙各自建立了雄伟的都城,而且有着同中原一样灿烂而又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在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辉煌文明中心,作为这样一个文明中心,古蜀与中原一直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有着文化上的交流和经济上的往来,但古蜀与中原这种关系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呢?
苏秉琦先生就曾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资料越来越多的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目前全国还有五十六个民族,在史前时期,部落和部族的数目,一定更多。他们在各自活动的地域内,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是可以理解的。”三星堆考古发现等大量材料提示的辉煌的古蜀文明,以及古蜀文明和中原文明的交流与影响,便是很好的例证。虽然三星堆出土遗物显示出很多外来因素的的特征,但外来文化影响却只占据次要位置,而且在模仿过程中大多有新的发挥,其文化的特色一直显示出浓郁的本土特色。
段渝先生认为:“从卜辞看,蜀与殷王朝和战不定,是国际关系,而不是方国与共主的关系”,“卜辞对蜀绝不称方。而卜辞所见之蜀,均在蜀之北疆重镇陕南地,不是蜀的中央王朝。可见蜀王不是殷代外服方伯,蜀国并未成为殷王朝的外服方国。考古资料可以得出同样结论……按照商王朝的内、外服制度和匠人营国之制,王都必定大于方国之都,故卜辞屡称商都为‘大邑商’……但蜀都却大于早商都城,又与中商都城不相上下。如将蜀国纳入商代外服体制,显然是严重逾制,在当时根本无法想象。只能表明蜀国都制与商王朝都制分属于两个不同政治体系,二者之间不存在权力大小的区别”。在三星堆时期,古蜀王国灿烂的青铜文明始终保持着较为自己的鲜明特色,显示出其国势足以与中原殷商王朝相抗衡。蜀与商是相互独立同时又有着较为密切的文化与经济交流,是分蜀于南北两个文化体系的文明中心。
其实,从三星堆,金沙文明与中原殷周文明的关系的对比中,得出来的结论与我们印象中的传统观念中对上古史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出入。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殷周的文明发达水平是高于周边地区的,周边都是蛮夷之地,从孔子因为管仲协助齐桓公成霸政,带领诸侯们顶住了周边蛮夷的进攻而赞扬其“仁”,再到马克思那个著名的落后民族征服拥有先进文明的民族后,反而会被被征服民族的先进文明所征服的的理论,我们与我们的先辈们总习惯于站在先进文明的持有者的立场上,怀着对于拥有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的优越感与自豪感中去看待问题。而随着地下出土资料的日益丰富,就如三星堆和金沙文明等的发现,我们不禁惊呼,或许我们原来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是不准确的,而之前,那段不那么准确的历史记忆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