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礼仪
幸晓峰 考古发现说明,新石器时代我国已盛行祀神活动,依郭沫若言已有了“礼”。早在距今5000年前后,黄河中上游地区仰韶文化时期,已出现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人形彩绘和陶塑,还发现用作宗教祭祀的场址。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大型祭坛、神庙、积石冢等祭祀活动场所和女神陶塑。距今5300—4200年良渚文化时期成型的玉器琮、璧、钺等用于事神的玉器和刻在玉器上的人、兽面像。夏代已见于文献记载的礼仪制度,五礼具备;商代礼仪更加复杂和规范。晚商至商周之际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已具有规模较大、规格较高、比较规范化的祭祀礼仪制度,乐舞仪式已成为礼仪的主要形式之一,并表现出长江流域礼乐文明与黄河流域礼乐文明融合的迹象。 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各类器物,在祭祀礼仪的不同仪式中被使用,只不过它们不是传统考古学中称为“实用物”的生产生活资料,而是古蜀国举行大型祭礼仪式中使用的器物,或者是献祭给神灵的物质。 我们对三星堆—金沙祭祀礼仪的研究,一方面参照原始艺术研究理论,通过与世界各地出土文物的比照,考察器物的功用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当代学者对清人秦惠田《五礼通考》礼仪的编排和阐述,对三星堆—金沙遗迹和出土文物中蕴涵的祭祀礼仪内容、形式、风格等进行分析和初步解释。由于中国礼仪非常复杂,而巴蜀文字又尚未解读,我们的分析只能是一种尝试,诚望得到专家指导。 面具和神树 三星堆—金沙文化商周时期的祭祀礼仪,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祭祀已成为族群或国家最重要的活动,出土文物不论是玉石器还是青铜器,都很精致、豪华,这些奢侈的人工艺术品,显示出祭祀的内容丰富、规模大、规格高,其中最高等级的祭祀仪式,由首领或者蜀王主持,以乐舞仪式享祭“神”、“祖”。二是出土器物既有早期祭祀神的玉石器,保留了原始宗教信仰的特质,又具有高度发达的青铜艺术制品和比较成熟的礼乐仪式的特征,打上了国家文明的烙印。 祭祀礼仪中不同用器和组合,是构成祭祀礼仪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除青铜器物群中人形塑像外,典型的祭祀礼仪用器还有面具、神树、祭坛、祭祀场景,以及各类礼器、乐舞用器、化装等。我们选面具、神树和神坛几种最重要的形式加以讨论。 面具。面具是原始艺术中常见的艺术品,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现代原始部族中依然保留着这种形式,往往作为舞蹈或者戏剧的道具,世界各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中可以找到原始人类带着跳舞的艺术图像。新石器时代的面具,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主要是陶制的石制品。 我国出土史前及三代时期的面具数量较少。在学术界,一般把史前时期的人面彩绘图像或人面塑像作为表现人类原始宗教信仰的器物。从严格的意义上看,人面图像虽然可以反映出面具曾经被使用,但却不是独立的个体雕塑品的实物。面具主要用于乐舞仪式中,或者带在脸上,或者作为场景装在柱子上面。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共有37件,青铜面具、人面像和人形塑像合起来超过100件,的确是世界考古发掘的又一大奇迹。 三星堆出土面具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真人大小的肖像型面具,5件。其中一号坑出土人面像和人面具各一件,金面罩一件,都是肖像型,这3件器物的使用方法应该相同,是祭祀礼仪中受祭者的替身,由活人承担,古文中称为“尸”。祭祀中设尸,从虞舜到周代,延续了4代。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头像,应当是祭祀主持者的肖像,主持者是神的受祭者,可能就是最早的“尸”,周代设尸多由孙子辈份中挑选,已与前世君王代神受祭的内涵不同。面具和金面罩的使用,是受祭者视自己为神的化身手段。3件器物应该是不同祭祀活动或是不同时期祭祀用品。二号坑出土金面罩2件,形制和制作工艺都与一号坑金面罩相同,也应是“尸”所带面具。另出土4件罩着金面罩的人头像,进一步证明在三星堆文化揭示的祭祀礼仪中,面具是一种重要的形式。直到金沙遗址时期,又发现了金面罩,说明蜀人祭祀礼仪用器是比较规范的,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面具是其中主要形式之一。 另一类是出土于二号坑的怪诞型面具,共32件。其中人面具20件,兽面具3件,兽面像9件。兽面像大小与肖像型面具大小相当,有穿孔,可戴在脸上。怪诞型人面具的形制较大,面部形象狰狞恐惧,似人、似兽,眼、耳、鼻、口夸大扭曲,人兽合一。耳垂、眼角、嘴角、眉心多处穿孔,留下2到5个孔,有的孔在耳垂、下唇,有些孔被作为嵌挂所用,而有些孔可能为插入羽毛、花朵、果实所用。有的面具出土时,眼睛、嘴唇等部位还有涂朱、描黑的痕迹。最引人注目的是3件兽面具突出的眼睛,许多人称为的“纵目”,至今对它的象征意义,仍众说纷纭。这些特征与原始艺术中的面具特征是何等相似,它们或者是雕塑家梦中的形象,或者是幻想中的形象,在古人的眼中,他们是神祗,他们注视着人间的行为,他们能够决定人类的命运,正是这些怪诞型塑像,承载着原始艺术的特征,把它们无限放大,无限夸张,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冷峻、最令人不可思议的面具。其实它们的作用很明确,正如许多学者所论,它们是用于布置祭祀场所的器物,在表演艺术中称为“道具”,它们的用法和表义也很明确,被固定在柱子上或其它建筑物上,制造一种神圣的环境,增强神秘感。从三星堆一号坑到二号坑的百年时间,面具的数量和制造水平、艺术技巧快速提高,反映出古蜀祭祀礼仪活动的不断发展和繁盛,也反映出国家宗教统治的加强。可以判断,三星堆-金沙商周时期的祭祀礼仪,伴有乐舞仪式(专题讨论)。而用在仪式中的面具,作为布置“场景”的“道具”,使三星堆—金沙文化具有了艺术的特征,在艺术价值上,可与希腊酒神庆典媲美。 神树。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大型神树2件,以及小型神树的残片。Ⅰ号大型神树(k2②:94)通高396厘米,树干残高239厘米。主要特征:圆座,拱形三足连接树干,顶端残缺;三层树枝,各分三个弯曲垂柳形树叉,共9枝;树枝上有9个花朵,花朵上立9支鸟;树底干一侧有一只攀龙。Ⅱ号大型神树(k2②:194)通高193.6厘米,树干残高142厘米。主要特征:圆座,拱形三足,相间圆座的三面各起一方台,方台上各有一跪座人像,高19厘米。由于残缺严重,其它部分可参照Ⅰ号神树分析。 树的造型用写实手法,树的原型为“都广之野”的“建木”,在学术界已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可知当时的成都平原上多见高大的树木,金沙遗址河床中深埋的残树干就是大树的原型。神树在祭祀礼仪中的作用怎样呢·神树是祭祀社稷神的标志性器物,古代祭祀礼仪中的地神有山川、四望、江河、湖海等,还有一种最为普及的祭祀活动,即对“社稷神”的祭祀。远古时期氏族部落祭祀社神,以各自崇拜的树木为“社树”,比如夏后氏用松树,殷人用柏树,周人用栗树,周代以后用木制或石制的“田主”替换,与“神主”相同。周礼祭祀社稷神在社稷坛举行,天子到大夫,按等级立社,祭祀的目的是“祈谷”,春秋两季举行正祭,祭祀坛上立象征神位的“田主”。 三星堆出土神树为“建木”,也应该是古蜀人崇拜的“社树”,用在祭祀社稷的礼仪中,祈求丰收。铜树上挂满了花朵和果实,神鸟站立在中央,树枝上悬挂着铜铃、响器,伴随“鸾鸟自歌,凤鸟自舞”,传播着“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是谓沃之业”(《山海经·大荒西经》)的丰收喜悦。这幅春播秋收的图画,让我们体验到,古蜀人的生活和祭礼中不乏丰润、恬静、愉悦和清朗的风格。 对树神祭祀的“社稷”之礼,被后人神化后,又演绎出“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淮南子·坠形篇》)的神话传说。《山海经·海内西经》和《大荒西经》记载两则关于夏后启乘龙上天得《九招》,歌《九辩》、《九歌》的神话传说,与祭祀礼仪中的乐舞仪式和歌名结合在一起,加上众多的乐器和舞具,无可争辩地证明古蜀王国有着发达的祭祀乐舞,由于乐舞被作为祭祀中的仪式,祭祀的规格达到最高等级。三星堆出土神树不止一棵,也应用在不止一次祭祀活动中,I号神树无论规模和造型,都可以与立人像相比,当为蜀王亲临祭礼仪式中大型祭祀的用器,伴有乐舞仪式,神树具有了“道具”的作用。II号神树造型与I号神树类同,不同之处是圆形底座上的3个跪式人像。这3个人像是祭祀者,遗憾的是手臂已残,无法恢复两手平推姿态,所持器物不得而知。三星堆出土刻有祭祀乐舞图边璋上,内圈10个人像也为跪式,可作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