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新广汉 神秘三星堆

三星堆1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重近五百多克,这是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金杖系用纯金皮包卷在木杖上而成,推测是一柄木芯金皮杖,长1.42米,高度齐肩而无杖首。三星堆这柄金杖,从形制上看,与西亚、埃及较晚时期的权杖相似,属B型为无杖首式长杖,三星堆三期文化距今3600~3000年,即出现青铜、金等器物的时期,与古代近东出现的权杖相比在年代排序上也处于偏晚的位置。

(2)纹饰方面

权杖描绘图案是古代近东权杖的一个显著特点,其通常“是在杖首或杖身顶头部有图案,描绘胜利者的功勋,或叙述某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而三星堆金杖也在杖身上端刻有平雕图案,画面为鱼凫王国图腾等,同样涉及国家与权力等内容。可以说三星堆金杖上的图案也具有类似的含义,只不过已经变成了有强烈古蜀文明特点的内容和形式。有学者认为:金杖上图案,人头代表着蜀王及其权力;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具有龙的神化般功能。而能够上天入地,交通于神人之间的使者,正是蜀王自身。所以,金杖不仅仅是一具王杖,同时也是一具神权,是用以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和法器。

(3)功能方面

有学者认为在世界各大古文明中,都有物质形式的国家权力象征系统和最高权力象征物,以此作为权力的物化表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古文明里,是用权杖象征至高无上的神权和王权。权杖成为国家权力、宗教权力和经济特权的代表已是学术界不争的事实。如图四、五汉谟拉比法典石碑上半部浮雕上的太阳神像手执无杖首短杖,既是王杖,也标志着神的权力。其实“在古代埃及,法老们不仅是国王,也是神的代表,其权力具有王权与神权的双重性质。”

在古代中国文明中则是用“九鼎”象征中原王朝至高无上的王权。根据先秦文献记载,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朝部用“九鼎”作为“宝鼎”象征政权,在历史上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传统。王朝的更替与代兴,九鼎便易手。商周考古资料表明,中原王朝确有形制众多的青铜鼎,并已形成了与史籍记载的礼制相合的用鼎制度。而中原王朝用杖之俗始于周,《礼记》和《吕氏春秋》中论及用杖之事均为王朝授予70岁以上退休大夫。如前所述,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三星堆金杖是古蜀国王权象征的权杖,这与华夏中原用“九鼎”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传统有着很大差异,表达出古蜀国有着与中原同时期的文化具有不同的来源与内涵。

此外,就近东或爱琴文明而言,神庙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均属礼器。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雕像群也是具有宗教礼仪功能的礼器,与近东雕像的意义完全相同,与中原所出雕像主要充作装饰的情况相去甚远。

2、外来文化因素的传播

以上论述说明,“杖这种原本普通的器物作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独占权力的特殊象征物,原来是西亚的一种地方性文化形式。随着西亚文明之风的四向吹拂,这种文化因素及形式也被带至世界其他文明地区。古代埃及、爱琴海诸文明无不深受此风浸染。后来的历史还表明,世界上许多地区、许多国度,都先后使用权杖标志其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追根溯源,大概都与西亚文明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显而易见,三星堆金杖是古蜀国王权、神权最高象征物的标志。从上所述得知,“其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或中国其他区域,却同古代近东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文明区域约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因为“从青铜雕像、权杖、全面罩以及相关文化因素的起源和发展上看,近东文明这些文化因素的集结相继出现在其他文明当中,并不是偶然的,它们具有传播学上的意义,这一点早为国际文化史学界所公认”。

3、外来文化因素传播的路线

目前学术界认为中国与近东文化交流主要有三条线路:其一,经河西走廊西行出西域的北方丝绸之路;其二,经北方草原西行的草原丝绸之路;其三,从成都南行经云南至印度再至中亚和西亚的南方丝绸之路。考古资料说明,“巴蜀文明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在公元前十四、十五世纪时就已存在,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就是经由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邹一清在《先秦巴蜀与南丝路研究述略》一文说:在《史记》、《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里有所提及早期巴蜀有通往西方的道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任乃强、童恩正、方国瑜、饶宗颐、桑秀云、藤泽义美等境内外学者论述了从成都起点由云南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抵中亚商道的大概情况。学术界为了将它与北方丝绸之路加以区别,根据地理位置,将其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其年代远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这条线路最长,途经国家最多,可谓古代亚洲的交通大动脉。

众所周知,成都平原孕育出发达的古蜀文明,据《华阳国志·蜀王本纪》记载,先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字、开明等诸氏族建立的统治王朝。传说开明氏统治蜀国,传位至十二世,公元前316年被秦所灭,古蜀文明融入中华文明。邹一清先生对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演进中对外贸易进行了比较,她认为:新月平原沃野千里,至迟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原始社会狩猎人群就到平原北部丘陵定居。约在距今4500~3700年之间,诞生了以宝墩城为代表的古城群。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城市──三星堆。公元前1400年左右,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跨入青铜时代,从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海贝、象牙、金杖、青铜像中的文化因素中看,这时的三星堆文明有繁华的商贸,同时也与域外、海外进行贸易交往。

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被公认是全球最早形成的人类文明。到公元前4000年前后,以苏美尔文化中乌鲁克、乌尔、埃利都为代表的平原城市正式形成。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考古中,表明那时的两河流域诸城与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埃及、阿富汗及伊朗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400年前后,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化城市存在期间,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处在国际贸易的中心位置,东起古印度,西至爱琴海文明地区,南到古埃及,北达土耳其和伊朗高原。在最著名的东西贸易线,即从印度到爱琴海的贸易线上,古蜀由南方丝绸之路进入西亚的贸易也在其中,这条贸易线的延伸就达古蜀成都。

综上所述,古蜀文明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三星堆外来文化因素说明,“古蜀文明是一个善于开放、容纳、改造和多元、多方位地对待世界文化的古文明,是一个富于世界特征的古文明”。三星堆金杖就是一个例证。


张曦，四川外语学院法语系

源自：《四川文物》2008年第1期

作者： 慧绘  

　　我国何时开始酿酒?《说文解字》上说杜康是酒的发明者。杜康史无确载,是传说中的人物,《说文》把这项“专利”给他,是不可信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我国酿酒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喝酒已成风气了。比如《尚书·微子》、《尚书·酒诰》、《诗·大雅·荡》等,都说商纣王“好酒淫乐”,造“酒池肉林”,最后因贪酒色而亡国。西周铜器《大盂鼎》铭也说:“唯殷边侯甸粤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殷代青铜酒器被发掘出来的品种与数量,也可以证明殷商时嗜酒成风,酿酒业十分发达。

　酿酒业的发达,说明殷商时期中原农业的发达,社会的富庶。而这一时期,处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蜀国则并不亚于中原地区。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酒器特别丰富。陶器有:盉、杯、尖底盏、觚、壶等;青铜器有:罍、壶、尊、方彝等。其中,仅瓶形杯数量就达几百件。这种杯外形如瓶或筒,具体式样又有差异,典型器形为:侈口似喇叭形,束颈,腹壁向上斜收,平底,全器的最大径在底部。有的在颈部加一圈附加堆纹。器形细长,高低从几厘米到十几厘米不等,最高的约13厘米左右,容量约为100毫升,酷似现在北方烫酒用的小瓶。

　最值得一提的是青铜制品六鸟三牛尊和三鸟三羊尊。六鸟三牛尊共两件,口径分别为49厘米、47厘米,通高分别为56.5厘米、52.6厘米;在肩折处立雕有三个突出的牛头,牛头上和相邻两头牛之间各铸一鸟,作浮游状。其牛角向上微弯,似现在水牛的图像,鸟站在牛头上。牛眼用云雷纹代。整个造型不求形似,而求神似,透溢出一种威严的气氛。三鸟三羊尊亦两件,口径分别为42.6厘米、40.4厘米,通高分别为45.5厘米、41.6厘米;肩上立雕有三个羊头和三只鸟。羊头的眼雕为小眼,长有向后盘曲的一双大角。整个形象和现在的绵羊极为相似。它们都是用以盛酒的,但如此造型,在中原地区的商周出土青铜酒器中极少见;然而却与湖南华容(长江中游)及陕西城固(汉江上游,属长江水系)出土的青铜尊的风格颇为接近。

　至于其他青铜酒器,如二号坑出土的两件四羊铜罍,也制作得十分精美:小敞口,短颈,方唇,斜折肩,矮圈足,肩、腹、圈足饰有繁复的凸弦纹、饕餮纹和云雷纹等。外缘及器壁上用补铸法铸雕四个羊头,羊角卷成云形。二号坑还有一件四鸟四羊罍,羊角向外作左右勾曲状,造型甚为奇异。

　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古蜀青铜酒器在成都平原其他地方也有出土,主要出于墓葬和窖藏。据统计,已达一百余件,主要器类有罍、壶、尊、钫、缶、勺、鍪等。它们大多与中原形制相同,也有少数明显地带有巴蜀地域特色。这是那一时期长江上游文明既与黄河流域文明交往,又相对独立发展的一项有力佐证。

　三星堆以及成都平原其他地区出土的古蜀酒器,当然还有力地说明了成都平原的酿酒历史至少可上溯至商代。在历史上,成都平原曾酿造出郫筒酒、临邛酒、清醥、乳酒、烧酒、锦江春、竹叶青、薛涛酒等。而史有明记的成都平原酿酒的最早记录,则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华阳国志·蜀志》说:蜀王移治郫邑后的九世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这是指蜀国开始仿效西周礼乐制度立宗庙,祭以恬(甜)酒,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前后。早年在成都市百花潭中学校园内出土的战国早期错金铜壶上的宴乐武舞图像,便表现出古蜀贵族们赏乐观舞、举杯豪饮的情形,形象地佐证了当时成都平原的酿酒业盛况。

　 需要说明的是,九世开明帝“始立宗庙”后的醴酒乃是一种“汁滓相将”的甜酒,即所谓“酿之一宿而成体,有酒味而已”的薄酒、浊酒。那时的人们一般都是酒与糟一同吃的。袁庭栋先生说:“这样的吃法是不会浪费粮食的。”这在宋代蒸馏酒(即通常所说的烧酒或白酒)出现以前大致都如此。三星堆文明时期酿酒业的发达,反映出古蜀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比较丰富的一面。那时候,人们可能就已用醴酒来祭祀图腾、神灵和祖宗了。所以,当九世开明帝仿周制“始立宗庙”时,才可能按照传统继续在宗庙里祭以醴酒。在此之前的祭祖,则是在旷野的祭坛里进行。

　郫邑曾是杜宇王族和开明王族的蜀国首都。这里的郫筒酒,有可能便是早蜀醴酒的遗存。

　郫县郫筒镇(今郫县城关)内曾有两口怪井,一方一圆,水清甘洌,皆坐落在郫筒池的水池间;且此井汲水,便波及彼井水动。明人曹学佺因之称奇,曰“鸳鸯井”。又,曹学佺《蜀中名胜记》:“井畔产巨竹,刳为筒,汲水而酿,包以蕉叶,缠以藕丝,信宿香达于外。”这样,郫筒镇便靠着鸳鸯井和大竹筒──郫筒这两件一方尤物,酿制出名噪千载的郫筒酒(至今还是川菜,特别是川味鱼烹调中,不可或缺的名料酒)来。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三月,杜甫从阆州(今阆中市)返成都途中作过一篇《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一有云:“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沽。”诗人想着又能和好友严武共食丙穴鱼,同饮郫筒酒,不禁喜上心头。南宋时,做过四川制置使的诗人范成大,亦留下有“草草郫筒中酒处,不知身已在彭州”的诗句。而今四川著名美食家车辐先生也夸耀说:“我们四川郫县郫筒酒厂出了一种‘甜黄酒’,不亚于绍兴加饭酒。”他指的这种“甜黄酒”,其实就是郫筒镇一种传统的郫筒酒──“桂花陈酿”。这种桂花酒,苏东坡在谪居惠州时曾酿过。据林语堂先生考,其“酒精含量不多”,“有点像微酸的淡色啤酒”。苏东坡在杭州太守任上时,对朋友感慨道:“可恨蜀山君未见,他年携手醉郫筒。”所以,他后来虽在数千里外的岭南,也要自己动手酿制以解馋。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秋至十三年春,康熙帝第十七子果毅亲王护送六世达赖喇嘛还藏途中路过郫筒镇,忆起古时与此相关的风流韵事,不由得飞毫写下“酴醿传香”四个大字。

　酴醿酒工艺乃蜀人首创。据成书于6世纪中叶的《齐民要术》卷七讲:蜀人以流水渍小麦曲,取其汁水和米煮成饭,加工后,“合滓餐之,甘辛滑如甜酒味,不能醉人”。后来的郫县人大概在此基础上改大坛密封为竹筒密封,信宿(连宿两夜)便酿成,时间短而又可口。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酿酒业的兴旺发达。今天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内发现的数量惊人、品类繁多的各种陶质酒器中的那种腹部圆鼓的高领罐,大致就是酴醿酒的酿酒器。其“领高、口直,十分适宜封口密闭,既可避免杂菌入侵滋生,又可造成有利于发酵的厌氧条件。”而它的下腹部成反弧内收,则便于受热;小平底虽不稳却宜于埋在灶坑边的热灰中保温。段渝先生认为:“这种酿酒器皿是很符合科学要求的”,它反映出三星堆先民独特的创造性与鲜明的审美个性。

源自：《文史杂志》2008年第2期

这个系列真有价值:)

──兼论巴蜀虎形器物

作者： 李绍明  

　 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收集到青铜虎形牌饰一件,长43. 4厘米、宽13. 2厘米,厚0. 62厘米。虎为单耳,张口,露四齿,虎首前伸,虎尾拖后略卷,作行走状。此件遍体镶嵌绿松石,背面有两组对称环钮。断代为商代。此件造型生动,制作精美,为不可多得的文物。现结合有关资料对此略作评述。

　关于虎形器物,在三星堆遗址中曾有多件出土。如三星堆一号祭祀坑曾出土一件虎形金箔饰。标本K1: 11—1。采用金箔锤拓而成,出自标本K1: 11青铜人头像内腔中,可能是在填埋入坑时混入的。虎头昂起,张口作咆哮状;眼镂空,耳巨大,身细长。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奔跑状。通身压制“目”字形虎斑纹。高6. 7厘米,长11. 6厘米,重7. 27克。又如在同一坑内出土一件龙虎尊,标本K1: 158、258。出土时一侧被火烧熔化,器内装有经火烧过的玉石器残片、海贝和层层粘结在一起的铜箔件及炭化物。口沿线,不能复原。喇叭口外侈,束颈,颈上有三周凸弦纹,宽肩,深垂腹,腹的最大径接近肩部,平底。高圈足微敞,肩上铸高浮雕的三龙呈蠕动游迤状,龙头由器肩伸出,圆眼,高柱状角,尾上卷,身饰菱形重环纹。器肩目云纹为地。在腹部和肩部龙头下有扉棱,将腹部花纹隔成三组,每组花纹主纹为高浮雕的虎和人。虎,巨头,肥耳,尾下垂,尾尖上翘。虎颈下铸一人,人手屈臂上举齐肩,两腿分开下蹲。地纹为羽状云雷纹。圈足上端有三个十字形镂孔和三周凸弦纹;下端有三组双身兽面纹,每组兽面纹之间有一只扉棱将花纹隔开。颈残高12. 2厘米,肩径32厘米,肩宽7. 6厘米,圈足径21. 6厘米,圈足高12厘米,残高43. 3厘米。再如同祭祀坑内出土一件虎形器,标本K1: 62。虎身作圆圈形,四足立于一圆圈座上。圆眼,尖圆形大耳,昂首,竖尾,尾残。张口露齿,身肥硕。圈足径7. 8厘米,虎身长11. 4厘米,残高10. 8厘米。

　 此外,在成都市青羊区金沙村遗址中亦出土多件虎形器炉,时间在晚商至西周,较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时间略晚。此中如石卧虎一(2001CQJC: 211),长28·44厘米,宽8. 94厘米,通高19. 88厘米,重量5, 457克。为蛇纹岩雕成,呈灰黑色。石料的自然斑纹近似虎斑纹,虎口、眼、耳等处涂有朱砂。虎呈卧式,昂首、直颈、张口露牙。虎头和颈较虎身大,略显夸张。前爪前伸,后爪向前弯曲卧于地上,显示出后腿有强劲的力量。又如石卧虎二(2001(QJC: 684),长28.8厘米,宽8. 42厘米,高21. 5厘米,重量5, 644克。为蛇纹石化橄榄岩雕成,灰色。右前肢残断,左残肢残损。作伏卧状,方首向上昂起,大口张开,四角各有一颗犬牙。口、眼、耳等处均涂有朱砂。此二石虎型式极类似。此外,在金沙村遗址出土的玉器上变粗虎纹,如玉双阑戈形器(2001CAJC: 141)的部有雕刻的一虎;金沙村遗址“梅苑”东北部发掘区一相当西周早期灰坑中亦出土圆雕石虎一件,其时代可早至晚商。

在晚于上述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巴蜀青铜器物中亦多有虎的形象出现。如1972年11月,在四川郫县红光公社独板树出土的一件虎纹青铜戈,戈援部还有一行十余字铭文。四川峨眉符溪亦曾出土虎纹双结跪人铜戈。至于被视为巴文化典型器物的青铜虎钮錞于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虎钮錞于曾出土于四川涪陵小田溪及湖南溆浦大江口巴人墓葬中,有关此物的文献记录达数十项之多,而现今存的也还有百余件。虎钮錞于大量分布于川(渝)、鄂、湘及其毗邻地区,其时代从战国延至汉代,说明这一带的古代民族的崇虎习尚。总之,在巴蜀地区早到殷商晚至近现代虎形器物或装饰一直盛行不衰。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虎的民族。在中华民族核心华夏人形成之前,中华大地上居住着众多族系,都有崇尚虎的习俗。这与他们的自然环境有关,也可说是他们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体现。从现今考古资料来看,出土的最早虎形物可上溯到距今6, 000余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蚌壳砌成的龙、虎图案。此处发现三组图案:第一组中间为一男性骨架,东侧砌龙,西侧砌虎;第二组为龙虎合体;第三组为龙背骑有一人(或鹿),龙朝东、虎朝西作奔驰状。这反映出当时人的原始宗教观念与审美情趣。此外,距今5, 000余年前的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有虎首玉璜,石家河文化中有玉虎,殷墟亦发现玉虎、石虎。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均说明此一现象的广泛存在。

中国在历史上是个多虎的地区,尤其是在上古时代,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密布,更加适宜虎等动物生存。加以虎性勇猛,易为古今人们所崇敬。在我国石器时代,据研究主要反映南方古代民族的《山海经》中就有不少关于虎的记载。如《大荒经》对虎的记载有16处。其中《大荒东经》载:“有神人,人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大荒南经》载:“有人方齿虎尾,名曰祖状之尸。”《大荒西经》载:“又有神,衔蛇操蛇,其状如虎首人身,四蹄长肘,名曰强良。”这些虎人同体的神人,应是古人对虎崇拜的一种型式。又如《大荒东经》所载的有苏国、中容之国、司幽之国、白民之国这四国,皆有“虎、豹、熊、罴等等”,及至明代学者陈继儒作《虎荟》一书,将我国古代有关虎文化的资料加以汇集,可谓是集大成之作。

　 巴蜀地区同样是个多虎的地区,尤以巴地为然。《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世本》谓,巴人先祖“禀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这是当地多虎,巴人以虎为图腾崇拜的真实显照。又如同上列传言:“板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以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驽,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也说明当地虎多以及虎患严重的状况。正由于此,巴人中重要的两个支系,一支禀君主人崇虎,而另一支板人射虎,皆是与真实的虎有关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至于巴地的虎钮錞于以及巴蜀青铜器上的虎纹图案或图语,一般均认为与巴人文化有关。

其实,巴与蜀地相连,自然环境亦大同小异,故蜀地从来也是多虎地区。本文前面所引出土的众多虎形器物的实际便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再者,蜀地多虎延至明末清初的见于诸多记载。成都平原在战祸之后的清初虎患为害,新都、广汉乃至成都城区都成虎、狼击没之地。由于巴蜀地区在古代多虎与虎患,故虎成为当时人自然崇拜乃至图腾崇拜的对像就不足为奇了。1972年11月,在郫县红光公社独柏树出土的一件虎纹青铜戈,有研究者认为是蜀人之物,但也有人认为是巴人器物。如果我们结合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那件龙虎尊(标本K1: 158、258)上镌刻的高浮雕虎和人的关系来看,二者就有极其相似之处。笔者以为这都是以人虎的形象,均系含有某种宗教意义的人祭,是原始宗教中的普遍现象。同时,以人虎的人祭亦并非仅为巴人所独有。这两件器物反映出了当时蜀人亦有此种风格,故以这两件器物为蜀人之物是没有问题的。在类似的环境与客观条件下可能出现相似的文化现象,这倒不一定就是文化传播所致。

此外,还有的研究者认为:蜀人的虎崇拜来自于蜀的先民──古老的氐羌,以至于今这一崇虎习俗还保留在氐羌的后裔──现今的藏缅语族的许多民族中。虽然我们认为蜀人的来源与古氐羌族系有关,但有关各族对虎崇拜的形式、内涵与缘同均不甚相同。故此中有的可能有关,而有的则不一定有必然联系,这必须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李绍明,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源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3期

──漫话巴蜀图腾系列之一

作者：  白剑  

　  中国四川三星堆发现了一处宏大的古代文明遗址,出土了一批大型青铜器,其中有近三米高的青铜树、大型青铜立人像等,引起世界瞩目。不过,对出土的青铜图腾系列,至今的解读尚不令人信服。笔者已出几部专著,粗略地对其进行了系统解读。本文试图更细致地分析纵目青铜人像的“纵目”。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组器中,有一件独特的器物,一般认为是“纵目人面具”,并采用民间的“千里眼”、“顺风耳”传说予以解释,但却缺少证据。

　  笔者认为,华夏古人流行一致的图腾神系。我们可以从古老的神话系统入手,来寻找此神的身份。

　在华夏“昆仑神话”体系里,只有一个神具有“纵目”造型。《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记:“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

　文中传记烛龙之形就是“直目”。过去的学者多将其译为“眼睛竖生”或“眼睛是直的”。在先,东晋郭璞认为是“目纵也。”三星堆博物馆将其定名为“纵目人面具”,也是依此一传。烛龙在古代“五行”神系分布中为南方火神,形为“纵目大耳”。古传的“烛龙”就是一只口衔火把在天空照明的龙;又衍生出“烛阴”,裂变为夫妻二人。三星堆还出土有一具略小一些的“纵目人面具”(题图),应该就是祝阴。稍后,烛龙、烛阴又双双传为城隍庙主。火神又是灶神。在中国民间年画中,火神烛龙、烛阴夫妻总是双双出现。而在离广汉三星堆约三十公里的绵竹,古传的火神年画《灶神》两侧,还配有一副说明画中火神形象的对联:“人间司命主,天上耳目神”,强调火神的大耳与纵目。

　 人类早期传说的神明,都是有透穿宇宙的神眼。其源自对龙蛇神灵的崇拜,进而将“眼镜神”腹背的花纹当作神眼。于是,我们在全世界各民族的图腾中都发现了用龙、蛇之躯装饰神眼的图腾。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只陶盘上,有一日纹,又被装饰成人面,在相当人面眼睛的位置上,出现了一对螺纹。这便是用风格化了的蛇形装饰神目的通行作法。此日面上还有鱼纹,是典型的北方女神标志。整个图语表达为“太阳圣母”之意;联系到其中的“螺”,或可指“螺日女神”。

　无独有偶,三星堆也出土了这样一件青铜器,为双鸟拱日之形,两只鸟头背向,头顶着一只日盘。日盘上也塑出人面,有明确的双目;但在眼睛一周,却有两条蛇形缠绕。此型命意与上述“日面”一致;还特别注意了用双鸟头“背”向来表明这是“北方女神”。因为古汉语中的“背”就是“北”,“北”字就是两人背相构形。

　用蛇饰眼的习惯从古至今都在苯教中流行。古传的神明就是龙蛇,后来虽演为人形化,但古人也没忘记在这些神头上、身上及各个地方配饰神蛇,以表明此形为龙蛇之神。苯教中在神面上用蛇饰神眼的手法比较丰富:有的直接用螺形“盘蛇”表达,有的则将蛇头作为人面的眼睛,蛇身则顺脸颊而下,尾交于口牙。

　 美洲印第安人有完全一致用龙蛇之躯装饰神目的风俗。著名的墨西哥蒂亚瓦纳科太阳门上,有密布的浮雕图腾。最尊贵的门楣中心有一个用多种图腾组成的人形太阳神。此神一手执规,一手执矩,头饰一周有日光射出,日光中又夹杂着龙形。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双目──是由两条倒坐的龙形构成。而这类龙型几乎与中国北方草原古代的龙完全一致,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猪龙”。

　 中美洲玛雅人神面的蛇饰更为丰富明确,有的以蛇形绘制在神面上,有的干脆(当然是制陶技术发展到允许的时候)就在陶制神像面上塑出立体的蛇形,这就是早期传说的真正的“纵目神”。它确切无误地告诉我们,早期人类传说的神明之目,均为蛇目;同时确切地表明,玛雅人神话系统中也有“纵目神”!

　中国古传的烛龙,本质上就是火龙。火龙有摧毁万物的能力,因而古人最乐意请用火龙驱逐鬼。古传的舞龙活动中,也主要是舞火龙(水龙由龙舟代替)。中国民间制作的龙也渐趋向于制作火龙,所以有意将制作的龙眼长长突出,与三星堆青铜烛龙之纵目惊人一致。这正是烛龙的“纵目”扩大到各方神龙的深刻传承之表现。

　古人重视神灵眼睛的事实也在世界各民族中体现,甚至于采用只用眼睛代表神灵的作法。这在中国上古也流行过。二里头及三星堆出土的众多“眼睛”就是证据。西亚有一座庙中全是绘制的眼睛;印度佛教中的佛神也常用一双眼睛象征;埃及神庙中的象形文字中,也多有眼睛。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夫人赫拉身着孔雀装,并将孔雀羽上的斑纹充作她的神目。基督教认为“上帝无所不在”,就是指上帝有一双神眼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每个人的言行。可以肯定,三星堆纵目烛龙面上的“纵目”,就是风格化的龙蛇之躯。

　至于纵目烛龙(火龙),似乎也是人类共有的图腾,如西亚神话中也有“一条吐火的龙从南方飞来”的传说;苯教中也有人面形的“大红司命主”;佛教中的“广目天王”,也有烛龙的“广目”特征;南美洲也有青色的火龙。它们早期应当出自同一原始形象,今天仍在各民族中传说;当然已有变异。


白剑，广元市文化局

源自：文史杂志2008年第2期

.作者：夏之顺  

　引言

　历史悠久的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市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三星堆遗址从发现至今已有七十多年。1929年月亮湾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坑时发现了一坑精致的玉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建国以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发掘,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石器、金器、青铜器、玉器。特别是1986年在三星堆发现了两座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造型奇特,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轰动了世界,被称为上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从这些文物出土可以看到三星堆与外界关系密切。

　1.青铜像
   
　 三星堆出土了众多的青铜雕像,其中青铜大立人像是已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青铜铸像,通高260厘米,重达180多公斤,全身人物雕像多达10尊,最小仅高3厘米。它比我国历史记载的秦始皇灭六国后铸的"十二金人"早近1000年,比西方赫赫有名的德尔菲御者铜像、宙斯铜像早700年以上,被称为"铜像之王"。

　在夏商时代的整个中国范围内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中,都找不到这种青铜雕像群文化因素的来源,但在西亚和埃及却又找到相似的事例。据冶金史记载,全球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早在公元前3400年前,便开始使用青铜制造雕像。乌尔就发现有公元前3000年的青铜人头雕像,埃及第六王朝法老佩比一世及其王子,塑的就是一大一小两件全身青铜雕像。早古埃及的文献中,这类雕像的制作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

　从青铜大立人像的穿着来看很显奇特,青铜大立人像神情端庄、肃穆,赤足站在神坛之上,头戴华冠,身批华丽的服饰,双手及赤足带镯。这种男性手脚同时戴镯的穿着打扮,既不是古代不巴蜀,也不是西南和中原民族的人体装饰习俗,在中国各民族中也很难找到相似的情况。但是这种装束在印巴次大陆却比比皆是,他们从古至今的文化传统中足可信手拈来,比如泽世著称的青铜女雕像就是如此。这些相近现象表明了古蜀国文明与南亚文明进行过文化交流。

　2.神树
   
　二号坑掩埋数株被砸烂的青铜树,出土后经拼合,其中最大的一株青铜树高约390厘米,它是三星堆文物中最大的一件铜器,也是商周时期乃至世界上3000年前最高最大的单件青铜器。

　 青铜树下为圆环形底盘,三叉支架构成一个山形树座,座上满绘云纹。枝干三层,每层三枝,每一枝上有一鸟,枝端各有一颗果实,整棵树共有12颗果实,飞鸟10只。树干侧面有一条蟠龙蜿蜒而下,前爪落在底盘上,另外还有短剑、"人手"、"火焰状圆盘"等大量饰物。无须阐释,这棵青铜树当时是众神交通天地的神树,是一种各具特殊含义的宗教祭祀品和象征物。

　从神树上的装饰上看可能与中国古代的扶桑树和十日神话传说有关,表明神树是太阳的住所,是一个光明永驻的神圣天堂。类似青铜神树,在南亚和西亚也可找到相似的例证。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王陵出土过黄金神树,树上塑有长找翅膀的山羊。公元前2100年的安那托利亚神树上塑有各种人物和动物雕像,古埃及的浮雕神树图案上,也刻有奇珍异果和飞禽走兽。克里特人生动描绘爱琴文明的克诺斯壁画,将神圣的树、树枝和鸟作为女神的象征;南亚的古印度,由于深受近东艺术的影响,雕塑中也有不少反映神树的作品,其代表作就是药师女和神树的结合,很有趣的是三星堆一共出土了三棵青铜神树,两大一小,树座呈圆形。一棵神树的底座上,还配有武士形象的铜人雕像,铜人是背对树干面向外的跪姿,是一个虔诚的神树守卫者形象。这种情况竟与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弗雷泽在其名著中所描写的情景一致,有一次表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

　3.海贝之见证
   
　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最早使用的货币也是海贝,可见,海贝在古蜀的货币也应是"外汇储备"。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有数量可观的海贝,总数量近五千枚,那么它们会不会就是古老的货币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出土时,这些海贝多数集中与祭祀坑的铜尊、儡铜和青铜人头像的头部之中,且多数磨有穿孔,估计是为了便于穿线作朋所致。弥足珍贵的是还发现三枚仿海贝形制作的青铜贝。据鉴定,海贝的品种有虎斑贝、环纹贝、齿贝和拟贝,以环纹贝和齿贝居多。四川本不出产海贝,这些微不足道的小海贝,数千年前竟然穿越前山万水,纷纷来到川西平原聚集,这些小海贝不会无缘无故跑到遥远的内陆来。最大可能是云南及南亚发生了商贸往来,这里存在着一条交通线,称为"西南丝绸之路"。

　我国在夏商周时期以贝为货币的记载颇多,而巴蜀用贝史无记载三星堆颇多,而巴蜀用贝史无记载三星堆出土的海贝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以实物证实这件事。这些海贝的品种,既有商代中原各地的用贝品种,又与云南江川、晋宁滇王墓中出土的海贝相类似。研究者认为,它们是产于印度洋、西太平洋海域的贝类,其中环纹贝主要来自于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地。三星堆出土的环纹贝,日本学者称之为"子要贝",是古代流行于南亚次大陆、印度洋北部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货币。中国云南从汉代至清代几乎均使用贝币,连《马可波罗游记》都说昆明一带"用白贝作钱币"这白贝就是在海中找到贝壳,他又说大理"也用白贝作钱币"。

　看来三星堆这种穿孔海贝,是古蜀王国同外国进行商品交换流传过来的。它们是蜀王用以对外交换的一种货币,从性能上讲相当于现代使用的外汇,估计主要充当同南亚地区商品交换的媒介物。祭祀坑中与海贝一起还出土了一部分海生动物青铜小雕像,形状似龟、甲鱼、墨鱼和其它鱼鳖。这些也旁证了古蜀与古代印巴次大陆早有交往的事实,这种交往是通过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古蜀身毒道"进行的,南方丝绸之路开通的年代很久远,从海贝出土的年代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可能.三星堆的海贝是古蜀人直接与印度洋北部地区进行经济交流的结果。没有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影响和交流,也就是不会有人类文明,无论是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爱琴文明还是玛雅文明、印加文明概莫例外,三星堆海贝及其三星堆文化就是一个例证。

　4.丝绸的交流
   
　蜀道很早就与丝绸贸易有关,古蜀国的丝绸自古称奇,不仅产量大而且品种也多,很早的年代就驰名中外。湖南、湖北江陵一带的战国时期的楚墓中曾出土大量织造精美,花纹绮丽的织锦,专家鉴定就是蜀锦的实物证据,而且汉魏隋唐时期由长安进往北方丝绸之路上,大宗贸易的丝绸织锦也是蜀锦。这在考古学上已有证据可以证实。在一些史记载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蜀是中国丝绸的发源地,从战国楚墓中曾出土大量织造精美的蜀锦来看,蜀地的丝绸也在秦灭巴蜀前已取得巨大的发展直至后来西汉进一步行销全国。巴蜀丝绸曾从南北两路将古蜀文明带向四面八方承载这种传递的,当时彩虹的蜀道。

　结论

　三星堆与世界文明的相互影响,说明早在4000年前的古蜀先民不仅是一支善于接纳外来文化的民族,也是一支积极向外输出优秀文化的民族;他们没有封闭的盆地意识,盆周的高山深谷挡不住充满开放精神的脚步。这种文化开放意思,这种对待文化交流的热情姿态,打开了四川盆地文化开放风气的先河,这种优秀的热情姿态,为后人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和借鉴。


　夏之顺，信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源自：《大众科学》2008年第8期

分析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