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新广汉 神秘三星堆

一、南迁的三星堆人向南开拓

据《华阳国志》等记载:“蜀亡始,肇自人皇,历夏、商周”;近代著名巴蜀史专家任乃强研究:上古之时,中华先民从西北青藏高原下到甘肃、青海,然后分两支,一支东出黄河流域,一支翻越唐古拉山,沿长江上游南下……目前大多数学者已达成研究共识: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部份的三星堆人是在8, 000年前亚州人东部人类的一次大迁徙中形成的。近期考古证据显示中华先民原居古昆仑山(甘青高原)北麓,以采集果实和游牧狩猎为生,使用玉石器,崇拜太阳神。后来为躲避大型猛兽袭击,下到青海、甘肃一带,逐渐从游牧转向早期农业活动,先民们逐水草而居,已有“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古朴意识。明嘉靖本《山海经》记载:从古昆仑山走下九个部族,聚会成纪(今甘肃天水),相约向南方“都广之野”进发,推戴先到的人皇伏羲为领袖,领导各部族在那里建城、造房、制作各种车船工具、发明文字、研究天文数术……传说伏羲发明早期八卦易经,提出“道”的概念,追求创造发明,生产、生活有序,而又四通八达,相互联系,变化无穷的道理。神话是历史的影子,这个颇有意思的神话故事告诉我们,远古的先民们已经知道和向往数千里外南方的“都广之野”(现在四川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准备南去那里生息发展。中国远古最多伏羲和女娲的神话,神话说“古者,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于是女娲去成都附近的雅安炼五色石补天(即五色美玉,女娲系女性,人类的母亲,玉代表阴柔、纯洁,故归女娲掌握,这是中华民族自古珍爱玉石器的本源来历)。伏羲八卦“天地位干西北,坤西南,以西北为阳爻,坤西南”这符合中国地理西北高而东南低的总态势,中国的山脉河流由西向东,中国的西南横断山脉包括怒江、澜沧江及长江上游、金沙江以东、大渡河及岷江流域,以南怒江至云南元江的云南高原,这里峡谷的山顶几乎与青藏甘青高原同高,亚热带河谷在2, 000米以下,在气候上受到太平洋东南季风、印度洋西南季风影响,是我国雨量和水源丰富的地区,十分有利于南北交通,既是游牧和农业的交替带,又是民族的迁徙走廊,所以中华先民五六千年前甚至更早,东出黄河流域至于海,同时必然又选择向南的大迁徙。在中华最多的神话传说中,养蚕缫丝具有重要的地位,《山海经·海外北经》说:“欧丝之野大踵车,一女子跪树欧丝”;被选中为代表丝绸的蚕丛部族,居先民们自北向南迁徙的松茂古道叠溪,那里石崖上镌有“蚕陵重镇”的远古标识;另一掌握蚕桑技术女性部族首领嫘祖,则居今日成都平原北缘,当年三星堆古国范围内之盐亭,随着三星堆建城都广之野,发展起明显的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首先是蚕桑丝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成都平原东迄南充、阆中;南至乐山、犍为、宜宾都成为蚕桑养殖及丝绸生产基地,这种经济布局延续以后数千年直到今日。三星堆出土大量远古青铜天文几何测绘器具,一度被今人误读为“太阳器”、“眼器”,足见以伏羲为首的三星堆部族5, 000年前就已制作今天世人必须学习的几何原理,它们早于欧洲欧几里德几何数千年。为了氏族发展壮大,寻求生存的山林川泽资源,以及提高天文数术的可靠度,伏羲和它的部族三星堆后人曾又有两次东行迁徙,他们从广汉三星堆出发,沿巫山、巴东、湖北当阳、太湖湖州(今浙江良渚)、山东任城(今山东龙山),以古老八卦数术工具测量日出日落定点,他们测定的中国三条日出、日落运行轨迹线,正是八卦的六个方位;四川广汉与湖州(今浙江良渚)恰处“申”、“辰”之位,同在今日北纬30°线上,这是令人惊异不已的“榫合”;文献记载:伏羲“位居东方,以含养蚕化”,他和他的三星堆部族沿途所至,同时带去了三星堆精美的玉石文化和蚕桑技术。据此或可认为这些地方应有与三星堆类似文物出土,令人惊奇的是上世纪我国考古工作者陆续发掘山东龙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出土惊世文物中,都有与三星堆文化割不断的关系,这难道又是“偶然”的巧合?上述有关伏羲八卦易经中国上古科技数术信息多见于中国古代天文、地理、历算、风水、占星和地方志书中,反映了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数术理论和科技水平,可惜他们历代受到儒家排斥。西洋科技传入以后,它们又都被一古脑儿扫入“封建迷信”之列。这是中华民族巨大的历史损失和后来科学发展延缓的重要原因。由于三星堆文物的出土,许多学者开始对这类书籍关注,披沙沥金发现真理。中华勤劳、智慧的先人披荆斩棘,徒步褴褛南下都广之野与当地原生民族融合,建立了人类5, 000年前独步全球的“技术文明”(《剑桥插图中国史》)。随着手工业、游牧业、农业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加,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城市群和生产各种金、玉、铜器工艺作坊的专业街区,显示三星堆已进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生产已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开始第三次重要分工:一个专事交换的商业阶级产生了,他们不直接生产,但使生产者免却交换的辛劳和风险,他们的产品扩展到很远的市场,一个漫长的南方交通网络逐渐形成,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必然就会发生。

最初可能只是个人、家庭、部族之间的一般交通,后来出现了商人运输物资的马队、车船,后来随国家政治、外交、军事的需要及宗教、文化的传播,发展为官道、国道。南方丝绸之路在直观上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北方丝绸之路不同,它穿山越岭,蹬道盘盘,“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李白),有时则浮舟江海,有的河流湍急,势如奔雷。三星堆人发展了发达的水路航运,甚至已发明了双身的船艇。也出现了一种体型较小、宜于爬山越岭、载物驮货的笮马商队,“山间铃响马帮来”是南方丝绸之路终古不绝的风景……

这条起自三星堆穿越5, 000年时空的南方丝绸之路,起点为都广之野(今成都平原天府之国)的广汉三星堆,后移到成都,从成都出发,自蜀入滇,南下缅印,北上阿富汗、巴基斯坦,经西亚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斯河诸国,今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约旦、以色列抵古埃及或经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土耳其直抵西腊)约长2万多华里。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古之牦牛道(阿坝、西昌),南下经邛崃、雅安、荥经、汉原、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大姚、西折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南行至乐山、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大关、昭通、曲靖、西折昆明,楚雄至大理。两道会大理后又继续西去,经保山、腾冲,出德宏,抵缅甸八莫;也可从保山出瑞丽抵八莫,而入域外。

南方丝绸之路由蜀入滇后,有西路、水路、东路通缅印。西路由缅甸八莫进入印度阿萨姆地区;水路由红水河下航越南北部。东路从云南昆明,经弥勒,渡南盘江,经文山,云南东南、河江、宣光,沿盘龙江(清水河),抵越南河内。返过来由越南入滇,经通海北至晋宁,再至昆明,走上滇蜀之间的五尺道,上抵宜宾直达成都。

南方丝绸之路从蜀入滇至西亚,历史上称此为“滇缅道”、“蜀身毒道”则由滇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至中亚、西亚。

以上由蜀入滇再分别进入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时代已经可以走通,以后各代继续扩展,殷商晚期西周初期推翻三星堆最后一位鱼凫国王的杜宇,就是从云南昭通(朱提)北上灭蜀;杜宇灭蜀后建都于郫(今郫县)。上世纪末考古工作者在那里掘到4, 500年郫县古城遗址,三星堆余部退往东南今成都金沙。公元前300年,秦、楚争霸,楚威王遣大将庄蹻攻至云南滇池,但被秦军从背后截断了归路,只好留在昆明称王建滇国。秦为击破滇国,扩修自四川宜宾经川南高县、筠连和云南昭通至曲靖的山间小道为“五尺道”,《汉书》明确记载:“五尺道”早就存在,按秦制将此道由三尺改为五尺。公元前4世纪三星堆已灭亡800年,杜宇建立的十三代蜀王政权也灭亡了,这时又有一次大的人口迁徙,在秦军强大兵锋胁迫之下,古蜀安阳王率众六万,沿牦牛道(今凉山西昌和阿坝地区)折向云南经仆水(杜江)、劳水(元江)抵越南红水河,建瓯雒国。公元180年,汉将赵陀在南粤(今广州)自立为王,灭瓯雒,今越南首都河内尚存遗迹。汉武帝遣中郎将唐蒙讨伐赵陀,唐蒙从商人处了解到赵陀最爱吃的枸酱产自蜀,许多成都、宜宾商人往夜郎销售枸酱。夜郎国临样柯江(贵州北盘江),武帝命唐蒙率精兵出四川宜宾安边的古僰道(今高县、筠连、镇雄)、平夷(今贵州毕节)、汉阳(今贵州威宁水城),在重重山路上凿成宽一丈多的栈道,出奇不意兵下红水河进入广州,南越灭亡。这条道同时成了从蜀郡直达南粤海边的商路。东汉末年,诸葛亮南征,四川商人深入南中贸易也走的这条道。唐时南昭雄踞滇南,数次北上大掠成都,兵连祸结,诗人杜甫《兵车行》记录了其时战乱之苦。唐加固关隘,维修道路,称此道为石门道。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安南通天竺(印度)四条道,其中之一是五尺道,从昆明大理、保山过怒江和龙川江间的诸葛亮城进入缅甸和印度,同时它可以东向和现在的越南连接。

滴水可以穿石,行行重行行,千沟万壑汇大江。数千年以前远古中华先民的向南迁徙,在三星堆生息长达2, 000余年,同时继续向南开辟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国际通道。谁能想到,这条蜿蜒曲折的山路竟然延续数万里,远达海外的印度、波斯、埃及和古罗马帝国;汉唐以后,随着中华国力增强、国威壮大、贸易文化交流频繁,政治、军事、宗教需要,它逐渐构成十分复杂的交通网,成为纵贯亚州的交通线,成为古代欧亚大陆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

二、中华丝绸衣被天下

1986年广汉三星堆出土独具特点、自成体系的大量青铜人像、金、玉、陶器,繁荣而规模化的城市文明,幻异色彩的人体装饰艺术、满布凤鸟的通天神树、显示南亚文化特征的成吨象牙以及人兽共体的多种玉石圆雕。这对事前毫无文化准备的当代人带来了异乎寻常的文化震动,无论中外研究者,好长一段时间都不能用已有的文化参照对三星堆的神秘和不可知性作出圆满解释;随着三星堆文化的继续出土和深入考查,当我们的目光渐渐集中到三星堆发达的丝织服饰以及与之同时存在的沟通世界的南方丝绸之路,骤然明白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及其对人类文明不可低估的影响。1986年三星堆出土高2. 9米青铜圆雕立人,不仅身形魁伟、气势宏大、工艺精致,居世界记录第一;同时它在丝织工业史和服饰工艺史上的首创意义也是永不可被磨灭的。这尊三星堆青铜立人圆雕穿着与中原华夏族“右衽”大相异趣的长袍“左衽”,即前襟在左腋下开启扣合,上有窄袖、燕形衣尾,紧身长袍上有一由左而右披肩,一根饰有方格纹的长带由左转到右腋,于后背结成两个花结,使披肩紧束而又美观。令人惊叹的是青铜立人衣饰的繁褥华丽,三重衣有不同的装饰图案。三星堆人的高超缝纫技术已能满足他们的巫师和王者对高贵服饰的要求,用针、刀、剪熟练裁制出龙纹、国字形纹、方格形纹、异兽纹以及各种神秘的人首纹,披风上那头张嘴、颌下有须的龙文饰更加显示了高妙的手工提花刺绣技术。三星堆已在服饰上明显区别了等级,与三星堆青铜立人同时出土的青铜跪人像,右衽、素面,长袖短衣,腰系带,下身穿犊鼻裤,没有装饰图案……也反映三星堆服饰的多样化。感谢三星堆艺术家们在三星堆人像圆雕上给后人留下了上述服饰图案,得以千秋万世保存下来。

如果我们判断青铜立人为4, 000多年前的作品,那么人类从新石器时代走到制作如此宏大精致青铜器的时代,非再加1, 000年以上不可:看一看我们从唐宋到明清器物和某种艺术风格,哪怕些微变化差不多总是要经千年以上,上古时期这种变化或许更为不易;而1, 000年以后才有殷商的青铜器,殷商青铜以礼器、生活器为主。四五千年前,三星堆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含量很高的丝织服饰商品,可见国力雄厚、技术发达、百姓殷实,他们要继续向南取道与域外通有无;同样多数还处于以树皮、兽皮简易为衣的域外远近诸国自然十分羡慕、向往,而争与三星堆发生联系,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汉书》记载:唐蒙见夜郎王多同“厚赐”及赠与大量丝绸。《汉书》又说:“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愿加入汉武帝自夜郎奇袭南越王赵陀的行动。这件历史上与丝绸有关的军事、外交事件,就发生在南方丝绸之路的五尺道上。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记述: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后回国向武帝汇报,他在西域大夏(今阿富汗)看到从中国蜀地运去的竹杖和夏布,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夏布。问曰:‘安德此?’大夏人曰:‘吾夏人往市之身毒(古印度),身毒在大夏东南,去海千里,……有蜀物。’”《汉书》还更确切地记载说:从身毒国行数千里,可以遇见蜀郡商人做买卖。张骞是个细心人,他计算汉在大夏西南1万2千里,身毒在大夏东南几千里,能在大夏看到蜀物,断定:“此其去蜀不远矣!”他知道蜀郡临邛以西二千里有身毒国,由此判断“蜀和身毒必定早有道路可通”,这也说明秦汉以前南方丝绸之路已存在了。《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古罗马)“又常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以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这说的是把丝绸加工成绫罗再与它国贸易。这条道路上其他国家也记录了和三星堆的交流,记录古代犹太人和公元前西亚历史的《旧约》,其中的《以赛亚书》、《以百结书》两次提到中国的丝绸“耶和华如此说……这些人从秦国来”(希伯来原文作希尼·sininm,学者考得希伯来文秦字系蜀字的译文)。成书于古巴比伦人攻陷耶路撒冷,将以色列掳至巴比伦之后的《以百结书》记载,耶和华说:“我也要使你身穿绣花衣服,用丝绸为衣披在你的身上。”

公元前4世纪脱烈美的《地志》中记有一条:丝绸之国,名为赛力斯(seres)。希柏来文sininm,希膜文sinac,英文china,均是梵文cina转译同为蜀。自古身毒至今印度妇女服饰皆以丝绸为主,为贵重;印度文学中描写丝绸之处俯拾即是。印度孔雀王朝大臣考地亚著《国事论》说:支那产丝与纽带,夏人常购至印度。

奥地利学者从一具古埃及21王朝(前1080年)木乃伊中发现蜀地丝绸,这不会是从北方丝绸之路传去的,而是经南方丝绸之路运去古埃及的。2003年在北京举行埃及文物展览,展出一具木乃伊(女, 30-50岁),头发上有一块蜀地丝绸,属于三星堆时期。

三、丝绸之路也是青铜之路

如上所述, 1986年广汉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惊世文物中青铜器占了最主要地位,其光彩炫目,竟使近半个世纪许多学人把这些青铜器作为三星堆断代主要依据,犯了一个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一下子直接进入青铜时代的,它之前必须经过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三星堆进入青铜时期前,应有一个辉煌而漫长的“玉石文化时期”,这已为近来的研究逐渐证明。好比我们不能因为核子爆炸是在1960年我们就把共和国断代为1960年,而不是1949年一样。

在对三星堆和南方丝绸之路相互关系的研究中,举世无双的三星堆青铜文化逐渐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认为:人类发明冶金术至今已6, 000年,是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首开其端,他们制造了杰出的青铜人像和器具;前2900年冶金术传至埃及,埃及人创造性地在青铜像上贴上薄薄黄金,掌握了当时世界上这种独一无二的“高科技”;前2500年传到南亚古印度河上的拉享佐·达罗城,印度人发明了铜焊,他们制作僧侣和舞女铜像,举世无双。根据中国学者提供的材料:中华青铜器起于前1766年~1200年的殷商时期,这把中国掌握金属冶炼推迟了1000年;有的学者认为南亚的古印度河文明与中国的黄河流域文明相距遥远,又有崇山峻岭阻隔,且黄土高原不以产铜著称,青铜合金重要原料“锡”只有南亚和云南有。但汤因比毫不怀疑中国人的智慧勤劳,他认为历史在其间打了一个盹;他猜测:冶金发达的南亚地域与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之间、长江中上游应有一个人类冶金技术高度发达的重要环节。果然, 1986年中国西部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三星堆这个大型世界区域文明被找到了,它的青铜文化震动了世界,这是当代历史考古优美伟大的乐章。汤因比将人类冶金术的这条传播路线称之为“青铜之路”,这恰与中国南方丝绸之路相重合。

中国是冶金术的原发生地之一,三星堆、夏、商都有证据可考。对三星堆青铜器成份分析,它们的原料主要来自成都平原边缘的亚热带地区、龙门山和金沙江流域,如:严道(荣经)、邛都(西昌)、灵关(芦山)、徙(天全)、彭州、青衣(雅安)、朱提(宜宾)以及滇南。但它的异域风格和超越中原达到世界青铜文化顶峰,南方丝路诸国和各民族肯定起了影响和促进作用。首先是来自蜀滇道的影响,滇自古产铜、锡、铅、锌,也有学者测定许多三星堆青铜器铜、锡原料来自云南。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出土青铜文物,与三星堆青铜器造型、风格、功能使用都极其相似:都使用杖象征政治和宗教权力。都喜刻人、鱼、鸟图像,都爱在青铜器的顶端或盖上制作多种人物、动物群像……滇蜀两地的青铜戈上都多有太阳纹、人纹、鸟纹。这是两地青铜器相同而异于中国其它各地区的。是三星堆影响滇文化?还是反之,学界尚存争议,但互有影响,促进了发展这无庸置疑。

既然三星堆文明沿南方丝绸之路传播,与丝绸之路各民族互相滋养,随着这条道路的国际范围日益展开,滋养愈来愈丰富,风格越发多彩,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手、足踝都戴方格纹的饰物,这应是南亚文化的影响。三星堆许多青铜制的海洋生物雕像,生动可爱;三星堆还出土产于印度洋深海的古印度居民常用于交换的虎齿贝,说明两大民族很早就共同走向海洋。三星堆和金沙都出土了千只以上巨大象牙,但却无一块象骨骼,通过古生物学鉴定,他们是经过南方丝绸之路,从南亚印度阿萨姆邦交换来的,该邦至今仍为印度著名产象之区。

三星堆出土金杖、金面罩、青铜立人、金箔铜人头、神兽面具、神树等,在中国和巴蜀本土都找不到文化渊源;却从同一时期南方丝绸之路所联系的南亚、近东、古埃及、希腊文化中寻找得到一致的发展方向:青铜人头和人像乃是公元前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后来传至南亚古印度河拉享佐·达罗城;权杖文化源于西亚欧贝德文化第四期,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半叶;黄金面罩则为埃及独有,后流行于西亚乌尔、迈锡尼文化;反映生命和神灵意象的青铜大器神树也遍及南方丝绸之路诸国:阿卡德宗教场面上的生命树、乌尔人泥版浮雕毛织物上的神树图案;古代以色列《旧约》中亚当、夏娃故事:亚当、夏娃分坐一棵神树两旁,和三星堆一样树三层,每层三枝,每枝三只鸟,一条能言蛇从树上蜿蜒而下,三星堆神树上也有一条蜿蜒而下的神龙……;在雕像人物面部风格上,三星堆青铜人物受外域影响尤其明显:高鼻、深目、阔鼻、杏叶大眼、颧骨低平、高鼻梁、直鼻尖、阔嘴下勾,有的下颌下有一道直达双耳后面的胡须。为什么三星堆没出土一只青铜鼎?鼎,源于三星堆陶器,但后来和以人像为主的青铜器却分道扬镳,成为中原青铜器主流,国之重宝。三星堆多种青铜人像也反映了南方丝绸之路各地域多种国家民族的形象。还不可忽视的是,中华先民在艺术上特有的喜好创作巨大雕塑的意念,也是经南方丝绸之路传递的,继三星堆那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青铜立人圆雕,我们沿南方丝绸之路可见仁寿大佛、荣县大佛、乐山大佛、安岳卧佛、缅甸佛塔、吴哥石窟,许多令世人心生敬畏浮屠巨像,他们是三星堆艺术沿南方丝绸之路的辉煌产物。

四、南方丝绸之路生生不息

中华文明史上持续2, 000余年繁荣的三星堆文明于公元前1200年前商末周初作为一度控制南方广大地区的政权消失了,但以后3, 000年中国历史中,它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所走出的南方丝绸之路并未停止,一个持续2, 000多年的伟大文明是不死的,它会永远汇入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之中。在秦汉隋唐它继续开拓壮大,成为这一时期许多重大政治、军事、外交、宗教活动的大舞台;汉代南方版图的稳定,唐代中华文化的远播欧亚;印度佛教的北传……都以这条伟大的道路为主干。中华民族数千年奋斗建立的三条国际通道之一:北方丝绸之路被辽、金、契丹、元的铁骑遮断,沙漠的生态环境变得异常严酷;从成都出发的南方丝绸之路和东南海上丝绸之路,艰难撑起中华民族继续向全世界的开放交流。南方丝绸之路又一度成为亚洲人类文化迁徙的走廊。多种民族文化反复在这条路上碰撞、冲突。至到上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全面封锁中华民族的对外通道,中国军民在悠久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上与日军进行长达四年的浴血搏战,著名的滇缅公路就是各族人民修筑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段现代公路。南方丝绸之路生生不息。进入21世纪,它对于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继续发挥巨大作用。抚今思昔,人们慨叹,人类与大自然密切结合,会创造出伟大的奇迹,先人的勤劳和智慧鼓舞后人奋然而前行。


吴红,四川大学综合科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中华文化学会三星堆金沙学术专委会主任

源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3期

以上两篇力作可以讲基本上解开了三星堆文化所有密团。三星堆青铜、金玉技术源于古埃及、两河流域，经古波斯、印度到三星堆，而后传入中原。四大文明古国的兴起有其内在和必然的联系，从时间到考古都相吻合。三星堆青铜、金玉技术应有西亚工匠参与。而中原冶金术应是南方丝路的受益者，不会是自成体系。有不当之处请拍砖。

作者：  张曦  

在中国川西平原的区域性考古中,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极为重要。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数以千计的艺术珍品,其中尤以“三星堆金杖”引人注目。三星堆1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金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463克。由于出土时成圆筒状,专家们推测它当年是包附在一根木棍上的,由于埋置时间太长,木棍已碳化,故只留下呈圆筒状的金箔。金杖上端刻有两两相对的4只鸟和被穗形叶柄的箭射中的四条鱼,其中两组一支箭射中一条鱼,中间有鸟腾飞,箭羽尾部有一组头戴五齿高冠的人面像。整个金杖流光溢彩、气势非凡。发掘报告称:相传蜀王中有名号“鱼凫”者,鱼凫为鱼鹰。这柄金杖可能与传说的鱼凫时代有一定关系。从图案内容来看,可能与巫术祈祷仪式有联系,推测是一柄巫术用杖,或为“魔杖”。

自三星堆金杖出土以来,由于出土文物特色鲜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从出土之日到现在,提出了相当多的观点。学者们纷纷从金杖制作、形制、文化内涵等方面,探讨其文化来源,发表了诸多个人观点,对金杖的功能及纹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总结,认为迄今为止尚无公认的结论。大家争论的焦点主要是金杖的功能和纹饰两个方面:

其一,有关金杖上的纹饰,大部分学者认为是部落图腾的标志。有人认为“鸟应是杜宇族的图腾象征,因传说杜宇死后化为杜鹃鸟。鱼则是后来开明氏(即鳖灵)的图腾象征,传说其为楚人,死,其尸随江而上,至蜀复生”,这正是外来开明氏取代杜宇族时激烈战争的反映,也有学者持同样观点“鱼代表鳖灵、凫代表杜宇”,“人面代表蚕从,鱼、鸟代表柏灌、鱼凫及杜宇”,反映了《山海经》中“颛顼死即复苏,是为鱼凫”的记载;也有人认为“鱼和鸟为祖神崇拜的两个部族联合组成的鱼凫王国”,蕴示了“鱼凫族”灭亡或式微的神话或历史或“图案表示鱼凫王灭亡之意”;此外,还有“蜀人顺应或模拟巫术原理而雕刻成的一幅渔猎祈祷图”、“鱼变鸟图是氐羌先祖承继的昆仑神之一”、“有可能是古蜀祭司特有的助他升天的入地和见神视鬼的神灵、矢为通天的中央之柱”、“人面为太阳神,飞鸟代表族属,箭代表神权”等等说法,甚至于有学者认为“射鱼纹”金杖是与生殖崇拜有关的“祈求部族或王国兴盛的法器”。

其二,有关金杖的使用功能,有“蜀王通神的法器”、“金杖为法杖”、“金杖代表王权、神权、财权的权杖”、“灵杖”说,大部分学者都赞同此说法。

事实上,随着近年考古资料表明,巴蜀地区发现大量外来文化因素,以及近东地区巴蜀文化遗迹的发现,使得人们认识到古代巴蜀在早期中外关系史上重要地位。“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成为学术界热门话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段渝先生对此做了全面的研究,他认为:三星推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物全身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等,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于巴蜀本土的文化,在巴蜀本土完全找不到这类文化因素的渊源。在殷商时代的全中国范围内,同样也找不到这类文化形式及其渊源。甚至于有学者提出更为大胆的说法:三星堆金杖是“象征着王权的宝杖”,而“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地区闪米特(Semites)人建立的政权,三星堆文明实质上更是闪米特文化的遗泽”。而其实“揭示先秦汉晋时期巴蜀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进而延伸到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历史意义,已成为当前学术界面临的一大新课题”。

　　
古代近东文明作为区域性文化,主要指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北非的埃及文明。由于西方文明中有若干因素渊源于近东文明,所以有的西方学者也把近东文明作为整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研究。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像等具有明显的近东文化风格,可以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代埃及出土文物中找到踪迹。段渝先生说:“考古学上,至少有三个证据构成的文化丛,可以表明这些文化因素渊源于古代远东文明。这三个证据,就是青铜人物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

1、权杖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

全世界许多文化都用权杖标志权力,其最初根源即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一点,己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美索不达米亚,又称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是世界文明最早起源的地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核心区在今天的伊拉克、伊朗西部、叙利亚地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发端自苏美尔文明。公元前4500年左右,灌溉农业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兴起,不久,城市开始出现;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文字诞生,随后,苏美尔城邦国家形成。在之后的2000多年时间里,巴比伦人和亚述人通过军事征服、经济扩张、文化交流等手段不断发展并传播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在美索不达米亚,国家的王权受到三种限制:法律、贵族和祭司。其中以祭司最有势力和特权。国王是神的代言人,其权力由神授予,而神的代表是祭司。祭司代表神授权给君王时,一般都有庄严隆重的仪式。在老百姓眼里,人君如果不从祭司手中获得权杖,就不能称之为名正言顺。青铜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用权杖标志神权和王权的传统,在这些地区多次出土过权杖实物,而且在当时的石刻、雕塑和绘画等艺术品中比比可见。

其一,权杖实物,最早见于西亚欧贝德文化第4期(UbaidIV),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代前半叶。欧贝德文化主要指西亚铜石并用时代晚期文化,以20世纪初在乌尔(伊拉克)附近发现的欧贝德遗址而得名。年代为公元前4300~前3500年,晚于埃利都文化,早于乌鲁克文化。分布范围遍于美索不达米亚并远传至沙特阿拉伯东部,典型遗址为埃利都遗址、欧贝德遗址等。20世纪后,作过较多发掘研究的主要为英国考古学家L.吴雷等人。在以色列的比尔谢巴(BeerSheba),也发现了公元前3300年的铜权杖首,在死海西岸以南恩格迪(Engedi)的一个洞穴窖藏中发现铜权杖首240枚、杖首80枚。1931年在乌尔第九次发掘中,位于小神庙的地窖中出土了古巴比伦时期深褐色石羊头杖首,高8.0厘米、颈部直径5.0厘米。此外,在对乌尔的数次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类似的羊头权杖首。可以说羊头杖首作为神性的象征符号在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材料中得到了确认。羊头是位于冲积平原西南角的埃利都的地方神──埃阿、恩基神的象征。这个羊头物最早出现在古巴比伦时期的滚筒印章上,到公元前20世纪与前10世纪晚期较为常见,像羊头兽杖首这样的神性象征物在本质上是权势的象征物,这些象征物通常是用来确保收获物、收税款等税款的公正分配与贮存。

其二,权杖的形象资料,在现存法国卢浮宫中通高2.25米石碑上可以看到,此石碑1901年为法国考古队在伊朗古城苏萨遗址发现。石碑上刻有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第6代国王汉穆拉比颁布的法典条文,它是世界上迄今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法典。值得注意的是石碑上端刻有汉穆拉比王站在太阳神夏马西面前接受权杖的浮雕像。

2、古埃及也有使用权杖的传统古埃及也有使用权杖传统,早王朝初期埃及文字中的形,便是权杖的象形。如著名的国王的石制调色板,我们能够看到这种象形文字,这个国王的何露斯名(Horus-name)通常读作那尔迈(Narmer),可能是早王朝时期第一王朝的第一个君主(约公元前3100年)。那尔迈调色板(KingNarmer sPalette),这位统治者军事上的胜利就像法老其他图形的表达权杖一样被记载下来,调色板的大部分画满了那尔迈正在用他的权杖击倒战败者的生动场面。从权杖附加上神圣的、具有魔力的特征来看,可以推断,在埃及早期权杖应用背后应存在着宗教的、功利主义的目的。此外,在埃及其他考古中,曾“发现过大量各式权杖,既有黄金的,也有青铜的,有学者认为与西亚文化的传播有一定关系”。埃及古墓内最重要的装饰特色是刻着该墓主人姓名及头衔的浮雕。如在塞加拉发现的古埃及第四王朝时期的《坟墓浮雕》(约公元前2613~2498)雕像高96·5公分,第五王朝《坟墓浮雕》(约公元前2498~2345),雕像高100.9公分,墓主人都手持权杖。第五王朝的《梅提的雕像》(约公元前2498~2345年),梅提是位领主,又是枢密院顾问,及真理女神玛特
(Maat)的祭司,其手中也握权杖。第六王朝《孟奇区的假门》(约公元前2345-2181年),假门石碑( false-doorstela)通常被安置在旧王国石室坟墓(mastabas)内,它被视为是一个“魔法之门”,经由此,死者的来生可享受实质的或仪式上的供养。孟奇区(Mechechi)是法老王宫内官员们的总管,在于死者的8个肖像雕刻中有7个雕像人物手中握有权杖。直到古埃及的第19王朝、第20王朝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期间贵族雕像手中都握有权杖,如坦尼斯出土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高77厘米,国王手中就握有权杖。

3、青铜人物雕像群和金面罩最早发现于近东

三星堆祭祀坑除出了金杖,还出土了青铜人物雕像群和金面罩,这些造型最早发现于近东。据段渝先生统计,在两河流域“公元前三千年初,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开始形成了青铜雕像文化传统”。在乌尔(Ur),发现了这个时期的青铜人头像。在尼尼微(Nineveh),发现了阿卡德·萨尔贡一世(SargonlOfAkkad, 2800 B, C·)的大型青铜人头雕像等。此外,还有石雕人头像。如拉格什城邦的统治者古迪亚的石头像(约公元前3000纪晚期,拉格什第二王朝)。况且许多地方出土青铜头像上覆盖黄金面罩。如叙利亚毕布勒神庙地面下发现的一尊青铜雕像,亦覆盖着金箔。埃及的黄金面罩,最著名的是图坦哈蒙王陵内发现的金葬脸面具及金葬具,图坦哈蒙国王手中也握有金杖。

在埃及, 1896年发现了古王国第六王朝法老佩比一世(Pepi I, 220OB. C)全身青铜雕像。古埃及文献记载青铜雕像铸造年代提前到公元前2900年。中王国以后,埃及青铜雕像制作之风愈盛,如在卡纳克(Karnak)遗址就发现了大量青铜雕像残片。在印度河文明中,摩亨佐·达罗城址(City Site ofMohejo-daro,2500-200Oor1750 B. C)发现青铜雕像,虽然不多,但制工颇精,有舞女、车子和动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