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新广汉 神秘三星堆

 结语
　
　 三星堆—金沙出土器物是用于古蜀国祭祀礼仪的贵重器物,不同的器物及其组合,揭示出祭祀礼仪在不同时间,以不同内容和不同形式举行,每种仪式都需按照规定的程序完成,整个祭礼活动是以动态行为进行的。主要形式如面具、神树、神坛等组成大型祭祀仪式中心场景,表现出古蜀国已具有比较规范的礼仪制度,特别是乐舞的出现,代表着古蜀王国最高等级的祭祀规格。
　
　
　
　 幸晓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源自：《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

还是顶一下吧

十九世纪末年，有法国植物学家至瓦屋山考察植被，看到瓦屋山的奇特山体，慨叹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诺亚方舟”。近日读到谭理事关于古蜀人源的文章中，也有类似看法。

 
. 绢子　　

　 中国古代的乐器大致分作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质料， 称“八音”。其中尤以石、土历史最为悠久──按徐中舒先生言， 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吕氏春秋·古乐》说：“帝尧立， 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 乃以麋革各置缶而鼓之； 乃拊石击石， 以象上帝玉磬之音， 以致舞百兽。”
　
　 这段记载， 反映了当时上层统治者对音乐舞蹈艺术起源的认识， 虽然不足取， 但其所提供的中国音乐舞蹈史的资料， 却是当引起重视的。其中帝尧命“以麋革各置缶而鼓之”的“缶”即是土陶所制， 又称土鼓。此外， 在古乐“八音”中， 与缶同为土陶质地的还有埙。而“八音”中的石， 即《吕氏春秋》中“拊石击石”之石， 指石磬； 细分起来， 又有石磬与玉磬两种。据说， 磬的历史比缶、埙更为久远， 且被音乐研究者们誉为“古代乐坛之王”。
　
　 近些年来， 在河南、山西相当于夏代时期的古老遗址中， 都有石磬出土。山西夏县东下冯出土的石磬， 是打制而成的， 保留着原始风貌， 其年代距今约 ４１００ 余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石磬是磨制的， 形制比较粗犷， 其年代距今约 ３８００ 多年。１９５０ 年安阳殷墟武官大墓出土的虎纹特磬， 长 ８２ 厘米， 高 ４２ 厘米。其虎纹（刻纹）线条生动流畅， 轻轻敲击， 即可发出悠扬清越的音响。
　
　 在四川， 与商磬时代大致相近的则是 １９２９ 年广汉农民燕道诚父子在毗邻三星村的月亮湾挖出的可视为三星堆遗址第一批出土文物中的那块玉石磬。其磬面经过精心雕琢而光滑细腻； 形制精湛规整， 有如曲尺。质料似蛇纹岩， 呈棕灰色。外边长２７．５ 厘米， 内边长 １１．８ 厘米， 博宽 １１．８ 厘米， 厚 １厘米； 折角上部有圆穿孔， 用以悬挂。原已断为两截， 后经广汉市文管所拼对黏结复原， 现敲击之， 音质仍清脆优美。
　
　 按葛维汉、林名均及郭沫若先生的推断， 月亮湾出土的玉、石、陶器， 其“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沈仲常、黄家祥先生则将其，时代判为“大约与中原的商代相当”。因此， 这块“曲尺”形玉石磬，与后来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年代大体一致； 它也应该同后者一样，被视作为在三星堆建都立国的古蜀人的器物。按古蜀帝系推算， 其
　 时大约是鱼凫王朝主蜀以及鱼凫王朝与杜宇王朝嬗替之际。
　
　 对于磬的创造者， 大致有四说。其中之一是《周礼·冬官·考工记》所记磬氏造磬说。有研究者揣测， 这磬氏与造钟的凫氏可能是同一人， 或许就是古蜀王朝的鱼凫氏。不论此推测是否合理， 总之， 在商至周初之际尚在三星堆立国的古蜀人拥有“曲尺”形玉石磬──这古蜀乐坛之王， 这却是难于否认的事实。
　
　 此外， 有意思的是： 这广汉磬竟与周代中原磬的形制完全一致； 拿幸晓峰先生的话来说，乃是符合《周礼·考工记》关于石磬制造标准（ 均一一对应） 的一个罕见的实物例证。而广汉磬与中原磬的这种“完全一致”现象，则正应了郭沫若先生在 １９３４ 年７ 月 ９ 日从日本写给月亮湾遗址发掘者之一的林名均先生的信中的论断：“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当然， 这接触究竟孰先孰后或曰孰主动孰被动并不重要， 因为文化的接触既是一种双向对流， 即会互有主从； 并且， 在此项内容或此块领域可能给予对方之影响要早些、多些者， 极有可能在彼项内容或彼块领域则处于相反状况。所以， 只要认可中华文明的发源乃是多元或曰“满天星斗”式就可； 再进一步，以为处处、事事都是古蜀文化领先，便颇有“夜郎自大”的味道了。
　
　 话又说回来， 在音乐艺术方面， 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国实不亚于发达的中原地区。因为古蜀人除了拥有先进的磬以外， 还拥有那一时期华夏范围内另一先进乐器铜铃以及陶埙等其他乐器。铜铃乃我国最早的青铜乐器。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各式铜铃多达 ４３ 件， 其形制、音质， 在国内出土同期文物中堪称上乘。陶埙出土于三星堆遗址“房屋密集的生活区内”。埙大致同缶、磬一样，也是“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为一种吹奏乐器， 其音“刚而浊”。在上古乐器中， 埙往往同箎连吹，《诗经·小雅·何人斯》在“伯氏吹埙”句后， 便是“仲氏吹箎”， 后世多用以喻兄弟和睦。《诗经·大雅·板》有“如埙如箎”句， 毛传曰：“如埙如箎， 言相和也。”
 
　 源自：《文史杂志》2006年第6期
 
 

 娟子 

　　
　 有学者曾提出, 20 世纪20 年代末至30 年代初在广汉月亮湾出土的那具外径70.5 厘米, 重达百斤以上的大石璧, 当是古蜀人的一种货币。此说反映在郑德坤先生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广汉文化》里, 认为大石璧是古代的一种货币, 并以此与太平洋上叶玻岛巨大的石璧状货币相比较; 而戴谦和先生则认为其与后代的环钱有关。
　
　 以大石璧作货币, 在世界的一些民族学资料中确有所见。只是, 殷商时期的古蜀人, 已经拥有了海贝等作货币, 大致是不会再以大石璧作为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的。因为其太沉重, 不能携带; 而像太平洋叶玻岛或雅普岛居民那样陈列于家门, 又似不可能。一则处于文明社会的古蜀人大致无此异域原始部落的风俗; 二则如此进行商品贸易, 似乎难以促进古蜀文明社会的经济繁荣。
　
　 不过, 对于广汉遗址内发现的大石璧的实际功用, 一些学者则提出衡权说。衡权是指权衡器或称衡器, 即天平或砝码。此论以张勋燎、冯汉骥、童恩正先生为代表。
　
　 我国衡器产生得很早,《尚书·尧典》记尧时代即有“同律度量衡”之说。大致说来, 衡器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 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三星堆文明时期, 由于尚不知杠杆原理, 没有发明秤,所以不论被衡( 即称) 的物品有多重, 权石的重量都必须和它相等, 这就是所谓“权与物均而生衡”。从《汉书·律历志》看, 权石的种类有铢、两、斤、钧、石,一石的重量达120 斤, 这与广汉月亮湾出土大石璧接近。联系到月亮湾出土玉石璧也形成从小到大的组合系列, 所以, 冯汉骥、童恩正先生认为, 广汉月亮湾大石璧应是权衡之石。两先生进而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周某些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石璧, 有可能就是这种衡石。”
　
　 笔者认为, 关于广汉玉石璧衡权说的认识是含有合理成分的。因为迄今为止对三星堆古遗址的发掘, 尚未发现其他可以充当衡权的东西, 故而暂且将衡权同玉石璧联系起来看, 是应当允许的。此外,除了广汉遗址外, 长期以来, 在成都羊子山等地也发现大量的大小、厚薄、轻重有序的石璧。这样, 我们便可以将上述石璧—衡权说放大到包括后来立都于成都的整个古蜀国的范畴内去思考了。
　
　 从情理上讲, 在上自商代, 下迄春秋战国时期的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范畴内, 古蜀国是应当拥有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以及能够“均物平轻重”的衡器的。否则, 是不可能支撑起一个人丁兴旺、经济发达而使四海企羡、商旅纷至的发达的古蜀社会的, 是不可能架构起一个堪与商周中原文明相颉颃的同样为国人骄傲、同样可以彪炳史册的举世瞩目的三星堆—成都文明的。
 
　 源自：《文史杂志》2007年第1期

. 
  顾问　

　　
　 在中国，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先秦考古中，三星堆遗址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这里，学术界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精美艺术品，尤其是其中的“三星堆金杖”特别地引人关注。中外学者在数量可观的论著中，对这件奇异器物发表了诸多个人观点。季智慧认为金杖整个图案与鱼尧有关，其中鱼代表“鳖灵”，凫代表“杜宇”，胡昌钰、蔡革认为整个图案表示鱼凫王灭亡之意，段渝认为“鱼·鸟·矢·人”正反映了《山海经》中“颛顼死即复苏，是为鱼凫”的记载，白剑将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的“鱼变鸟”图与《山海经》中“颛顼死即复苏，是为鱼凫”的记载相联系，并认为金杖上的“鱼变鸟”图是氐羌先祖承继的昆仑神之一，邱登成认为金杖图案中的人面代表蚕从，鱼、鸟代表柏灌、鱼凫及杜宇，所谓“矢”实应是穗形木柄，与蜀人稷社崇拜有关同，屈小强等认为金杖为代表王权、神权、财权的权杖，陈德安等认为“鱼被射杀，鸟又连箭杆，带鱼成队飞来，是蜀人根据顺势或模拟巫术的原理雕刻出的通过巫术而希冀捕鱼成功的渔猎祈祷图，展览说明《三星堆传奇──华夏文明探索》认为金杖整个图案主体为:神鸟负箭射之鱼飞来，具体内涵未详论，杜正胜认为罄个图案蕴示了“鱼凫族”灭亡或式微的神话或历史，陈立基的认识类陈德安先生在《三星堆报告》中所持观点，他在其论著中还转述有两种观点:有人认为“这是象征分别以鱼和鸟为祖神崇拜的两个部族联合组成的鱼凫王国”;有人认为“鱼能潜渊，鸟能升天，鱼鸟图案象征着金杖具有上天入地的功能，是蜀王通神的法器”，刘少匆认为鱼·鸟为吉祥图，箭代表威武，人为王者，整体是具有吉祥图案的“灵杖”，黄剑华认为人面为太阳神，飞鸟代表族属，箭代表神权，黄剑华又认为此金杖为法杖，罗明赞同此杖为王杖或权杖的观点，并认为:“鱼、鸟、矢”图案表示的是“矰矢击杀鱼、凫的会盟大礼”，鱼、凫为两个族图腾，鱼、凫两族是蜀王统治的“本钱”，陈淳赞同此杖为王杖或权杖的观点，并认为:“鱼、鸟、矢”图案中的鱼、鸟“有可能是古蜀祭司特有的助他升天的入地和见神视鬼的神灵”，“矢”为通天的“中央之柱”，刘学堂认为“射鱼纹”器物与生殖崇拜有关，应为“祈求部族或王国兴盛的法器”。李复华说:“鸟应是杜宇族的图腾象征，因传说杜宇死后化为杜鹃鸟。鱼则是后来开明氏(即鳖灵)的图腾象征，传说其为楚人，死，其尸随江而上，至蜀复生。出土金器上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鱼的形象可怕凶猛，十分不善;或者鱼头上插着箭头，箭尾还带着鸟羽，显然表明了鱼、鸟之间的敌对关系。笔者认为这正是外来开明氏取代杜宇族时激烈战争的反映。金杖应是蜀王的权杖，上面的图案应该不是一般的图案，而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象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说中蜀王朝的更替并非没有依据”、“《华阳国志·蜀志》则称:‘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鱼亮凫……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家，……遂禅位于开明，……’〔这种王朝的更迭己反映在三星堆、金沙出土金器上的鱼、鸟、人的图案中，它们记录了三星堆以前传说中的王朝，即部落是以鱼、鸟等为图腾的，它们曾在这一地区有过较大的发展”
　
　 笔者在研习古籍、金文等文献时，发现于三星堆金杖图案尚有另一解释模式。以下，笔者也将自己的有关考证结论予以论述，并就教于学术界。文献列举及分析
　
　 (1)《遹簋》(《三代》8·52·2):“佳六月即望，穆王在莽京，呼渔于大池”。
　
　 (2)《攸鼎》(《三代》4·13):“佳十月，王在莽京，辛卯，王渔于口池，呼口从渔”，从《遹簋》看，《攸鼎》此铭的两句可补全为:王渔于大池，乎渔从渔，即王射鱼于明堂辟雍，并由渔师协助。
　
　 (3)《静簋))(《三代》6·55):“佳六月初吉……，王令静司射学官，……王以吴来、……邦周射于大池。”
　
　 (4)《伯唐父鼎》(《中华文史论从》，1981年第4期):“乙卯，王飨莽京，王贲，辟舟临舟龙……，王格，乘壁舟，……〔用)射 、 虎、貉、白鹿、白狼于辟池……”
　
　 (5)《麦方尊》(《西清古鉴》8 .33):“……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鸿禽……”
　
　 (6)《淮南子·时则训》:“季冬之月，……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射鱼，以荐寝庙”;《吕氏春秋·季冬、纪第十二》:“是月也，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以荐寝庙”，高诱注《吕氏春秋》曰:“天子自行观之。”，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注》据《淮南子·时则》言:“非观鱼，乃射鱼也”，其论甚是。我们知道，一般的渔，当属《榖梁传》所谓“卑者之事”，观鱼，则类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隐公五年》(中华书局，1989年版)中所论，多指“戏乐之事”，而天子所行之荐寝庙之事，显然属于重礼，从文献记载可知，此类重礼，天子必自射其牺。象《国语·楚语下》载:“天子帝郊之事，必自射其牺”，《左传·隐公五年》藏嘉伯云:“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牙齿、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榖梁传》言:“礼，尊不亲小事，卑不贪大功。”，《礼记·月令·季各》孙希旦集解:“是月鱼美，于始鱼而天子亲往，为将荐寝庙，重其事也”。
　
　 (7)《尔雅·释天》、《公羊传.桓公八年》等文献称“尝”为“秋祭先王”，《诗·小雅》、《礼记·礼制》、《周礼.春官·大宗伯》等文献有相似的记述。本文所论的“尝鱼”之“尝”意为“尝新”，而非特指“秋祭先王”的“尝祭”，这从《礼记·月令》的具体记述及孙希亘等人的解释中可以明显看出。《国语·里革》有载:“古者大寒降……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此中之“尝”从语法角度似可释为“尝祭”，实际并不正确，首先其季节即与“秋”不符，所以“尝之寝庙”可能应为“尝之荐于寝庙”之略。
　
　 《三礼》及《颂鼎》、《望敦》、《寰磐》等文献中均载有与“寝庙”有关的内容，从这些材料看，寝庙中当置有先王的木主。天子、诸侯荐于寝庙之牺牲即是献于先王的。
　
　 (8)从《麦方尊》等可以明确论定，西周之时肯定已有明堂辟雍类建筑，从湖南澧县城头山、太谷白燕F504、祀县鹿台岗I号建筑基址、广西武鸣“崖墓”等材料来看，辟雍的存在是有其考古学基础的。另，古代文献论及辟雍，每每强调其“四方”的特征:
　
　 刘向《五经通义》言及辟雍、泮宫时语:“诸侯不得观四方，故缺东南，半天子之学，故曰泮宫”。
　
　 李尤《辟雍》言:“辟雍岩岩……双观四张”。
　
　 《三辅黄图》论辟雍为:“水广四周”。
　
　 《独断》言:“天子曰辟雍，渭水流四面如璧”。
　
　 《白虎通义·辟雍》:“垣宫名之别尊也，明不得化四方”。
　
　 《诗·大雅·灵台》，《毛传》:“水旋丘如璧，四方来贺者均之也”。
　
　 于明堂、辟雍强调“四方”以及古天子行礼于明堂、天室时注重“观四方”等论点，学界或会据《天亡簋》“王凡三方”予以反证，我们并不以为然。据笔者研究，《天亡簋》铭的内容主要是记载武王“受命帝国”(《史记·封禅书》)后，据贯例而行“封禅”之事的，其中“王凡三方”与《史记·封禅书》中桓公所说的北、南、西三方的语境是一致的。
　
　 三星堆金杖图案的含义及金杖性质
　
　 从所述的文献可以看出:
　
　 a:西周之际，明堂、辟雍或大池肯定是存在的。
　
　 b:天子在季冬之月，为行荐寝庙之礼，会在明堂、辟雍或大池或辟池之中亲自射鱼，获鱼后，以犬等合之，再荐于藏有先祖木主的寝庙，即尝新于先王。又因为古时论于明堂、辟雍，多强调四方，论及“礼射”时，也多强调四方，象郑玄注《礼记·大射仪》言:“礼射唯四”，所以，天子于明堂辟雍行射鱼之礼时，也会表现“四方”的特征。又三星堆金杖时代虽然未及周代，但与其构图一致的金沙“鱼、鸟、矢、人”冠带已近周初，所以可由此知，商晚期与周初的这种射鱼荐于寝庙以尝先王之礼的内涵及模式是相似的。据此我们当可以就三星堆金杖及其图案给出合理解释，其图案意为:其中的巨鸟代表时王，其与鱼、矢图的组合代表时王于明堂辟池中行射鱼之礼，鸟负鱼、矢向两神人而来，代表时王向两位祖先行尝新之礼，“鱼、鸟、矢”图为四组蕴含“辟雍四方”、“礼射唯四”的古仪。循此，则此金杖准确地讲当属于“祭杖”。
　

相关问题讨论
　
　 1.三星堆“鱼、鸟、矢、人”金杖上的巨鸟代表时王，而巴蜀历史上柏灌、鱼凫、杜宇三族群均可视为鸟，我们在本文中已证明金杖上的鱼是季冬荐于寝庙先王之鱼，与一般所论的捕鱼之凫既“鱼凫”中的“鱼”并无直接联系，所以我们可以由此获得一个重要信息，即在此金杖上巨鸟所代表的时王这前，其族群可能有二位先王统治过蜀地。如果三星堆神树上的巨鸟与“柏(树)灌”可关联的话，则此金杖上的巨鸟当代表柏灌族群在当时的王者。
　
　 2.在金沙遗址曾出有一件饰有与三星堆金杖类似图案的金冠带，其上有四组“鱼、鸟、矢”图和四个人面。在三星堆遗址中出现过类似的人面。从我们所论的文献看，此“鱼、鸟、矢”图为四组，仍是为了强调了明堂“辟雍”或“大池”的四方，其四人面当代表时王的四位祖先。此四位人面与三星堆金杖上人面造型有别，如果三星堆金杖所属时代属“柏灌”族群的话，则金沙冠带上的人当属“鱼凫”族群的四位祖先。注意，金沙冠带上曾出现过双“鱼、鸟、矢”图绕同一人面的状况，因而出现有一人面单独存在的情形，这可能是由于此金带作为冠饰、而冠饰又强调正面的原因使然。
　
　 3.三星堆金杖与金沙金冠带图案中的人面不一致，但是鸟的造型基本相同，这告诉我们，以三星堆金杖与金沙金冠带为礼仪之物的祭祀主体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却可能具有共同的远祖、共同的祖先象征物或曰图腾。当然，亦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以三星堆金杖与金沙金冠带为礼仪之物的祭祀主体确实属于不同的族群具有共同的远祖、共同的祖先象征物或曰图腾。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此类鸟本为神鸟，区域内可视为不同族群的祭祀主体都以之为最高层次的图腾或崇拜物，所以时王均以之为其神化的象征，就象在新石器时代，从东北到东南，不同的统治或祭祀主体有不少均以猪或猪龙为最高层次的图腾或崇拜物一样。虑及在三星堆遗址中曾出现过与金沙遗址金冠带上四个人面类似的圆形铜人面，又从金沙考古学面貌与三星堆考古学面貌特别是在高层礼仪方面具有相同性的特征看，第一与第三类说法较有可能。
　
　 结语
　
　 三星堆、金沙文明是古蜀文化研究中的重点，深刻理解这一文明的关键之一便是应对其中的奇异器物予以合理阐释。本文以考古学材料为基础，同时通过对相关古籍及金文文献的检视，初步论证了三星堆金杖图案的内涵及相关问题，从文中可以看出，笔者的观点与学界目前的诸多看法很不一致，限于笔者学疏，欢迎学界予以斧证!
　
　
　
　 顾问，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
 
　 源自：《江汉考古》2006年第2期

　　■宋明

　　5月15日，笔者在凉山州语委采访时，古籍科科长、古彝文专家阿余铁日语出惊人：“我认为，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巴蜀图语’是古彝文！”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向外透露此信息。
　　起因是这样的，去年10月，他到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考察，当看到三星堆出土的“巴蜀图语”时，他被震惊了，此前无人能破解的这些“巴蜀图语”，在他看来是那么的亲切。“这是古彝文。”
　　三星堆遗址作为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是上个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代表了长江流域当时文明的最高成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考古专家在三星堆遗址没有发现可以辨识的文字，只发现了一些类似文字的神秘符号，这些符号同四川、重庆等地发现的符号一样，被称为“巴蜀图语”。一些专家认为，如果能解开“巴蜀图语”之谜，也将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阿余铁日拿出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趣说三星堆》，翻到其中有一个兵器文物图的页码。笔者看见，文物上有几个“巴蜀图语”符号。阿余铁日并没有正着看书，而是倒着看，这样一看，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便变成一个个他熟悉的古彝文。他用彝语念这几个字，笔者听不懂，只得用汉字音记下这6个字：“洁、勒、堵、折、作、米”。阿余铁日直译道：“戟是翅展著名。”意译是：“这种兵器叫展翅戟。”他还用彝文写下这几个字让笔者与书上的三星堆“巴蜀图语”相比较。
　　之后，他又翻到此书的另一页，那里有两列“巴蜀图语”。他说，现在他只有一个符号没弄明白，其他的都已识别出为古彝文。他直译那句他认得出来的“巴蜀图语”，念道：“阴阳结合的面容。”也可译为“男人女人结合的面容。”笔者看见，里面有一个字就是他曾经写过的古彝文“脸”字。
　　他还翻到书中的一段文字让笔者看：“古蜀语言与彝语一样，是主语在前，宾语在谓语之前，形容词、指示代词、数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语之后。”三星堆出土的“巴蜀图语”不多，对于“三星堆‘巴蜀图语’就是古彝文”这个观点，他还在求证之中。作为从事语言文字的专家，此观点并不是轻易提出来的，他已研究了几个月。
　　他说：“古彝文是彝族先民创造的古老文字，经历了不可逾越的‘实物文字’、‘写形写影’、‘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等阶段。‘巴蜀图语’是许多民族的先民共同创造的，其中应该有彝族的先民。”
　　阿余铁日出生于雷波县，小时受当毕摩的舅舅的影响，跟着学习毕摩文化，识得古彝文。曾在中央民族学院进修，并通过成人高考进入西南民院学习，此间他的古彝文知识有了长足进步。在州语委工作的17年一直从事古彝文工作，一直与来自全州各地的毕摩们一起整理、编辑古彝文书籍，他对古彝文掌握得更加深入。他编辑出版过《彝文字形探源》等书。最近又在编写《古彝文象形字探源》，这本书将收录3000多个古彝文象形文字。
　　笔者在他的工作室里看见，他写的许多古彝文象形文字妙趣横生。只是现在，他将这些古老的文字与千里之外的三星堆联系起来了，无论是古彝文，还是三星堆的“巴蜀图语”，现在都变得更加神秘起来。三星堆“巴蜀图语”真是古彝文？这还需要众多专家的考证。如果三星堆“巴蜀图语”真是古彝文，那么，凉山彝族与三星堆文化又是什么关系？
　　据悉，6月阿余铁日将再到三星堆博物馆，他期待能够进一步识别和破解“巴蜀图语”。

 
 

  何茜　
　　
　 “三星堆文化曾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远播海内外，一路走来，对我国西南地区文化的发展也形成了影响。”日前，在三星堆博物馆举行的“三星堆与南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众多专家形成了这样的共识。
　 　　
　 三星堆在南方丝绸之路起点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丝绸西运罗马的交通道路。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唯一的中西交流通道，它由长安出发，西经河西走廊，出西域，至中亚，然后抵达罗马帝国。
　 　　
　 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著名学者童恩正、李绍明等正式提出的。据考证，作为中国古代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初步开通，它以成都平原为起点，经云南，入缅甸，抵印度，是中国古代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贸易交往的国际交通线。南方丝绸之路与北方丝绸之路一样，同为古代将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联系起来的国际交通线，而且其使用年代明显早于北方丝绸之路。特别是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其具有多元文化来源的复合型文明引人注目。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指出，“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齿货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而在云南大理、禄丰、昆明、楚雄、曲靖以及四川凉山等地均有发现。把这些出土海贝的地点连接起来，恰是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刚刚在起点上。”
　 　　
　 三星堆青铜文明源远流长三星堆的崛起、兴盛、衰亡，充满了神秘色彩，三星堆灿烂的青铜文化及其所体现出来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
　 　　
　 1986年，三星堆出土了913件青铜器，造型独特，风格完全不同于巴蜀本土文化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它们到底来自哪里？
　 　　
　 考古学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以西亚为首的近东地区。据介绍，美索不达米亚是世界青铜铸造技术起源最早的地区，并由此向古埃及、巴尔干、古希腊、印度河方向发展传播，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与世界这些地区青铜器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上也相对较晚，而考古学证据更表明，巴蜀文明与近东文明的接触、交流在公元前１4至15世纪就已经存在了，并且正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段渝认为，“这正说明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多元的古文明。”
　 　　
　 三星堆青铜文明在接受外来文明的同时，也向西南地区辐射。研讨会上，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李学勤表示，三星堆文明的辐射影响了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对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凝聚及整合融入中华文化圈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段渝也认为，三星堆青铜文明诞生年代较之滇文化古远，较早地渗入和影响了滇文化。例如，上世纪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群中出土的青铜器，有的与三星堆青铜文明惊人相似。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肖明华发言说，三星堆青铜文化是目前西南地区最为发达的，而滇青铜文化中与之相似、相同的因素，正好说明南方丝绸之路上三星堆青铜文化的传播。
　 　　
　 重估三星堆文化价值李学勤高度评价了三星堆，“三星堆文化发现迄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估，三星堆是有着相对独立起源和发展脉络并且高度发展的区域性文明，应该放眼于更大的文化范围内研究。”李学勤表示，三星堆文化处在南丝绸之路的枢纽位置，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之有着密切关系。
　 　　
　 李先生进而认为西南丝绸之路是欧亚学研究的起点，以前不是欧洲中心论就是中国中心论，从来没有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现在开始，应该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三星堆文化正是枢纽之一。接着，李先生讲到了商代的对外西南通道，列举了三条证据，一是剑桥大学收藏的一片武丁时期的甲骨，经鉴定来自缅甸以南；一个是香港南丫岛大岗遗址出土牙璋，形制年代接近三星堆，越南出土四件牙璋，与三星堆出土的牙璋接近；一个是台湾发现某武丁时期甲骨上包的织物，非丝非麻，经鉴定是印度木棉，证明了商代后期西南对外的通道不仅存在，并且是畅通的。
 
　 源自：《四川日报》

.
石青清

1986年,在三星堆发掘的两座大型器物坑的时代为商代晚期,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一下子就吸引了海内外学者的目光,大家无不惊异于其文化的独特和高度发展。在相当于中原殷墟的年代,成都平原竟然存在如此发达的青铜文化,实在超出人们的预料,包括三星堆,月亮湾在内的古城址的勘察认定,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关于巴蜀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至此已全面改观。

而在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许多规整的长方形土坑,埋着大量的玉、石、青铜礼器。这些坑的大小、数量、组合、特征略有不同,但形状、长宽高的比例、器物的摆放方法、基本的种类、组合规律、器物的功用都很类似,出土文物也绝大部分为神器和礼器,很少有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和战争武器。这些都说明了这批土坑所具有的宗教性质和礼仪性质。而在三星堆遗址中目前发现的最精美重要的文物,都出于这类坑中,表明祭祀活动在三星堆文明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突出反映三星堆文化特色的一种重要遗存。因为古蜀国是独立性很强的文明中心,三星堆文化的精神信仰具有与中原不同实质和特征,正是这些实质与特征,才构成和创造了这一独具特色的古代文明。

在人们还没有从三星堆的震撼回过神来的时候,2001年2月又在成都市青羊区西郊的金沙村发现了金沙遗址,到现在已经陆续出土了金器、玉器、石器、铜器、象牙骨器等珍贵文物2000余件,此外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和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等,与很多重要的遗迹现象。金沙遗址出土的精美文物同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一样,具有鲜明的个性,与中原文明与其他区域文明并不完全相同,而是独树一帜,别具特色,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特别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饰,其中太阳神鸟金箔饰采用镂空方式刻画出光芒四射的太阳和四只绕目飞翔的神鸟,那充满动感的图案是如此神奇绝妙,简洁洗练的表现手法更是精湛绝伦,堪称是世界古代艺术史上的瑰宝,国家文物局更是将其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