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场官司是灶户发工资掺毛钱和短数引起的。
前清光绪十几年（1885一1895年）间，烧盐工人有工可做的不到两千人，而耍起要找工作做的就有三、四千人之多。灶户乘机加重剥削，打工钱掺鸡眼毛钱（小如鸡眼），又有短数，还不掉不补。
工人们异常忿恨，自愿每人逗二十文钱，作打官司的费用，和灶户打官司，打的结果，毛钱照掉，少数照补，但要工人赌咒发誓。
三、关于工资、津贴、牙祭、烟钱和遗散费的斗争
烧盐工人的工资，早同八大号协议定为：
火圈花盐每口八百文。上手，以五口计算为四吊钱；下手，以四口或三口计算为三吊二百文或二吊四百文。
直到民国初年，因米价上涨太多，才添成每口一吊钱。
后来改用大铜元，每枚有当二十、五十、一百、二百等等，银价逐渐上涨，物价跟着跑，工人生活日益困苦。
经会上首人与十大视（视商拥有多数灶圈）及灶商开会协商，经过几次增加，加至每口十九吊五百文时，改为银元，按二十四吊合一元，后又改为二十吊合一元。烧巴盐的和烧炭花盐的，各依其所烧圈额，仍分别上下手计算。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起，伪法币开始贬值，灶商和盐务官厅以为是临时的，不愿改变工资。除原有工资不动之外，改加津贴，在商会解决之后又加一元，隔年把天气（即隔一年时间又加八角）为三元。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徐开第任东场场长，规定不分什么场产工人，每人每月都津贴三元。烧盐工人原有的三元不动。这时场商的盐价、卤价，系按细目核价，工资、津贴多少，照样核算入卤、盐价内，与场商没有关系，没有用够工人的，还有点好处。
因此，开会讨论时不大开腔，不象以前那样光跟工人扯皮。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每人每月又增加五元，后再增五元。
到了同年十月，规定来井挑票盐的盐担子，要挑两斗米进来，才能挑一担盐出来，米每斗定价八元，外间更高。遂定每个工人每月照这个价钱买米两斗。以后米价上涨多了，又增加一次津贴，但是没有一个标准，直至1941年（民国三十年），米价每斗涨至二十四元（外间已涨到三十几元）止，才没有X米。因为米价随时都在涨，随时都在请场署，场商办事处添津贴。由于没有标准，工人吃亏不小。
拖到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在井神庙国民党市党部大礼堂开会，盐务局长郑福楠和我（舒自称，当时是伪工会干事）都参加了，才议定每个工人以全家五人计算，除工人本人跟着资本家吃以外，工人每月照米价六斗发钱，场产工人都是这样和烧盐工人扯平了，唯机车工人略高一些。
这样就把工资津贴合二为一了。那时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哪知米价不但天天涨，并且时时涨，工钱拿到手，还没有走到粮店，米价已经上涨不少，根本买不到应得纂那样多的米，后来又才根据实买米价，仍然补发津贴。
但是，递公事到盐局、场署、工会、场联处去天天催，最侠也要一个星期才能得到答复，等到津贴到手，还是买不到计算津贴时那样多的米，工人仍然吃了大亏。
这种状况，一直拖到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二月，虽定为以实物六斗米打账（发工资），但是许多资本家仍不按月打账，故意拖欠工资米，拿去做生意，到解放时还拖欠很多。致使工人生活濒于绝境。
牙祭，每人每次吃肉天平秤半斤。
清朝时每月两次，辛亥革命后每月三次。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起，每月六次。
这从表面上看，工入好象还吃得不坏，而实际上，许多资本家把伙食包给单位管理人员，从中大肆鼓扣，工人并没有吃到规定的那么多肉。
所以盐场上有吃“浮汤肉”（即放几块肉片在白开水内）之说。
此外，资木家为了榨取工人更多的剩余劳动，获得更大的利润，不惜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发给工人所谓“轮子牙祭肉钱”。
从民国十几年起，烧一个夜轮子（起一回盐为一轮，以前每昼夜烧一轮，此时改为两轮），有半斤牙祭肉。这是因为盐岩水比黄黑卤咸，资本家想多烧，把围子（盐锅弦上加土砖）改矮了，图多烧盐，大家跟倒碾轮子，既不管盐质变坏，更不顾工人累死累活。
表面上是奖励工人（包括烧巴盐的和烧炭花盐的）每入每月有十五斤轮子牙祭肉钱，可以改善生活，实际上中间的问题很多，也是有名无实。
这是如同盐场上从前搞的“脚脚红”那样，要碓工的命的另一种剥削形式。
至于烟钱，火花盐烧敞口（票盐包子不封固，上面铺一层粗颗粒）的，每包（重二百多斤）白盐六十文，青盐（下烟子变色）每包一百文，捆盐（引盐）每傲（约十万斤）四吊八百文。
这是用小钱时的规定，用铜元时，工人就吃亏了。用法币时，由于通货膨胀，无法计算，就无形取消了。
关于遣散费，以前是没有的，工人被开消，有一天算一天工钱。坐灶的喊工人进柜房算账，工人就要发抖。这就是“倒甑子”，钱拿到手就离开，没有二话可说。
伪工会成立后，才由劳资双方议定：解雇工人必须工管科批准。如没有被开除的理由而为资方解雇的，资方须付工人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
谁知实行不久，就出了问题。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国民党市党部的书记长睦光禄和他的爪牙高定渊，支使烧盐匠出身，在侯策名的正通井坐灶的林泽甫解雇工人，不按规定发给解雇费，想把这个钱打来吃起。
许多工人把林泽甫找回炎帝宫讲理，林仗恃有睦光禄作靠山，仍横蛮已极，激怒了工人群众，将他痛打“滚水”之后，拖到井神庙国民党市党部，找哇、裔二人拚命。
众怒之下，打毁了一部份房窗家俱，眼看要抓到哇光禄时，宪兵队开来了，开枪乱打，登时打死一人。
反动宪兵把工人驱散以后，东场场署的调查员（特务）就喊工人夏益周、傅子舟（绰号鼓眼毫子），一个姓金的和一个姓毛的四个人去谈话．一齐逮捕起来，解到内江，关在宪兵队里，牢死了姓金、姓毛两人。其余两人，后来转解沪州，又把夏益周牢死了。剩下傅子舟一人，关到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才被释放回来。
经过这次斗争，遣散费才站住脚的。
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工人要争得一点点经济利益，真是谈何容易！
盐场上有个老规矩，过年工人可吃酒肉六天，过大年（正月十五）、端阳、中秋吃一天。
后来资本家为了盘算工人，改为干包：过年给五百文，过节给二百五十文。
以后虽然随着物价的上涨，钱有所增加，但物价涨得更快，工人并买不到原来那样多的东西吃。
最可恨的是国民党市党部吞吃工人福利金。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场盐细目核价时起，每担加有伪法币十七元，名为工人福利基金。当时自贡年产原盐增至五百二十余万担，每年收入为八千八百四十余万元，那怕伪法币不值钱，但这个数字确实不小。真正用在工人福利上的为数很少。
在1947年至1948年间，伪盐务管理局有一个什么指导委员会的工人死了，他们晓得福利基金内有工人死亡抚恤开支，找着伪工会的负责人引去，领得伪法币一万多元。
因为没有公布，很多人都不晓得，所以开支很少，绝大部份都被他们侵吞了。
四、灶头的特权
整灶工人的揽头，名叫灶头。
在某一眼井见功出火，要打（康）盆（木制大盆覆于井口之上，以分散瓦斯）或者新井要预打（康）盆的时候，如喊某一整灶工人去打，或者由井主找他的有关系的、想沾光的井在炎帝宫挂了名字的人去打，这个人就永远是这个井的灶头。
就是井主换了人，灶头也不能更换。
井见大功后，不管出火多少，都照圈口计算，每口每月付给灶头整灶工钱由九十文到一百五十文。
灶头雇长工住在灶上，吃井主的伙食，工钱由灶头付。
灶头从中享受特别权利。
如全井火圈二百口，灶头收入十八吊至三十吊，雇四名长工，只支付工钱四吊八百文至九吊六百文。永远享受，直至火圈彻底熄灭，不能回复为止。
民国初年，改为每口一角、一角五分，工钱亦随之改变，灶头都坐吃“老人股子”, 只拿钱不做事。
至1931年（民国二十年）前后，新火井见功，如葆真等井，是棍子班（新起的内行）出身干的，即由本井在炎帝宫挂名字，自己请工人，这个“老人股子”才算打消了。
但并不是整灶工人受到了实惠，而是资本家少出了钱。
五、有关轶闻故事
(1）每年办炎帝会都要唱戏。
在正会的头一天，要请厂绅和十大视的负责人，他们都穿靴戴顶的送长钱火炮来庙，敬神看戏。
炎帝宫演戏，因大殿上供有关圣人，禁止唱三国戏。如来客不知，点酒戏点了三国戏，支客的首人便劝客改点。
两边抱楼男女分坐，不准混杂。男孩满了十二岁，就不准去女抱楼，更不准演伤风败俗的淫荡戏。女抱楼坐的是工人家属，照例要留一间坐李四友堂的女客。这是因为修庙子时，右边抱楼地基缺少一角，由李四友堂捐补上的，故这样来酬报李家。
(2）资中县人骆成嚷（名公啸）中了状元以后来自流井，看见炎帝宫纯是烧盐工人自己出钱修造的，是他处没有的，送了庙上的一块匾，一般人把它叫做状元匾。
（3）自流井的大地主、大袍哥王槐古，占有郭家烟火井地皮很多，他对炎帝宫也很感兴趣，送庙上全付响锡鸾驾（帝王的仪仗）。每隔几年派人来擦洗打整，换须子，漆把子，所以办会摆出来时，都是亮煌煌，新崭崭的。
(4)1930年（民国十九年），四川军阀刘文辉为了刮钱，拍卖官公营庙会产，盐商恐怕工人闹事，于他们不利，乃由商会出面，主张不变卖炎帝宫角产，因此才得保留下来。
(5）邓可玉对庙上有功劳，死了之后，庙上把他葬在黑沟。又有李长春者，据传在李永和的队伍来井要烧庙子时，他跪在地下不起来，哭请保留，结果保存下来了，对庙上功劳不小，死后，也葬在黑沟。每年清明节庙上首人齐去上坟。七月半做孟兰会（僧道念经荐亡），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列在前头。
(6）当过总首（襄力）首的人死了，由家属拿起蜡烛、长钱到庙敬神报丧，庙上照例烧纸送礼。以后，每年孟兰会总首烧四个包（冥钱）黝首烧两个包。
附注：这篇材料是舒文成在1960年间口述，由罗筱元记录写成初稿的，张致和在加65年改写，现在这篇稿子是根据两稿整理的，尽量使用口述人的语言。
1980年1月10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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