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可玉
自流井烧盐工人的行会组织―炎帝宫
舒文成口述
罗筱元 张志和 王柔德整由
我的父亲是烧盐工人，我十几岁时也学烧盐，干了五十年。当过炎帝宫的首事和伪工会的干事，在现退休家居，过着美满幸福的晚年生活。现就我所知道的有关炎帝宫的历史，说明如下：
一、炎帝宫的缘起和会规
前清嘉庆初年（1896年）间，自流井的烧盐工人，多数是外地来的江津、南川人，本地人很少。
他们为了联络乡谊，互相帮助，解决困难，约了一个会筹集基金。开始用来“放堆金会”（放大利的名称，如借一吊钱（一千文）分六个月还，每月还二百文，过了期还要罚款），放利的对象就是工人，借款人须保上加保。
在积了百把吊钱以后，就在半边街同发井前的太平缸侧修了一座小小的土地庙，兴起了土地会。
工人闲班（注）时，就在此地聚会玩耍。参加土地会，须缴纳底金；三斤菜油的钱。
后来入会的人一天一天地增多了，积存的钱也一天一天地多了，嫌这座土地庙小了，想把它搞大些，并把土地会改名为火神会。但是搞不起来。
注：工作一天一夜．休息一天一夜，工作日叫当班，休息日叫闲班。
有一个本地人邓可玉，是个秀才。他对人不拿架子，起初帮忙写字，后来帮着出主意。他认为火神没得出处，应该改供炎帝，炎帝是神农皇帝，炎就是大火，全会工人都赞成。
炎帝宫之名，就从此而来。
但是，有些人习惯了，还是叫炎帝宫为火神庙。
邓可玉为工人欢迎入会后，提议以会上积存的钱，在菜子桥地方买田土一股，年收租谷三十多石。
后来又买河对门老地名地宝街陈大婆的地基和二间土柱（筑）瓦房。
因为是修庙子，陈大婆相让，才去一百二十吊钱，就在这里修建炎帝宫。
庙是逐渐修造起来的，开始于嘉庆年间，道光五年（1825 年）第一次培修，咸丰四年（1854年）又进行第二次培修，第二年（1855年）竣工。
修建炎帝宫庙字时，已有会员一千多人，但经常有工做的只有几百人。没有工作的私有工作当闲班的会员，都来尽义务搬运石头、石灰和泥土。因此花费不大，整个创建及培修工程才花一万多吊钱。
炎帝宫订有许多条规制度。
在庙上设总首六人，任期三年。
（襄力）首一人，任期一年。
总首分为三担（即三班），每担二人，一担管经济，二担对外、打官司，三担看管庙子。
黝首分为五担，一担支客、外交，二坦帮帐（管帐是外请的）, 三担买办，四担管厨，五担杂务，都是义务职，就是为庙上办事，请短班子的钱也是自己出，所以没有什么开支。
当过（襄力）首的可以当总首，当过总首的，只当一次，不能再当。
更换首事，要由原任提出，经大家赞成才行。
当选后，原任就是保人；有亏挪舞弊情字，要照数赔偿。
会上规定会员在资本家灶上烧盐的劳动定额，
火花盐：上手每人烧火圈五口，下手烧三、四口；上手二人共烧十口，下手一入烧三、四口为一排。
上手，烧一天耍一天，叫十五班；
下手，天天烧，叫三十班。
巴盐四口为一连，上手二人，下手一人。
炭花盐四口大锅挂两口小锅为一连，上手二人，下手一人。
未入会的人不准当上手烧盐。
接班人（新上工的）不准与下班人（解雇的）见面。
不准有偷盗行为，有即开除出会。
会员看见或晓得不说的同罪。
不准赌钱、吸洋烟、酗酒、打架、吵骂。
处罚，看情节轻重，最重的是开除，开除之后，不准更名入会。
其次是处罚演戏若干本（或若干天）的戏钱，神灯若干对，每对价钱十六吊或二十四吊；灯油若干斤，每斤价钱六十四文。
刘抗不缴款的人，曾经用绳索捆起，拴在戏楼下柱头上，非缴清不放。
会员间遇有纠纷请会上处理，须先交“押席金”三吊二百文，等于两桌酒席的钱。
自原告先交，酒席由首事、证人、原被告同吃。
会上接受原告的请求后，就用红纸请帖请原被告和证人上庙。这叫“打传帖”。
谈判时，先敬神，然后由首事往天楼上提出跟这事有关的会规木牌，当众宣读后，才一开始谈话。
原告坐左边，先谈话；被告坐右边，后说话。都不准跷脚、举手、高声、咳嗽、吐痰，如犯了每次就罚点神灯的菜油四十斤。
证人乱说、犯规，同样受罚。
三任富顺县知县的陈锡鬯，有一回素衣小帽来庙私查暗访，看见我们发一传帖，说我们的规矩好。
烧盐工人的登记入会，每次须由会上首事大家议定，叫做“开簿”。
一次只挂十六天，编为十六个字，每天一个字。
开始时，每人须交会金二吊八百文。后改为四吊八百文，六吊八百文，八吊八百文。直到1913年（民国二年）都是八吊八百文，未加。
1913年“开簿”时挂名入会的有四千多人，经常工作的只有两千多人。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开簿”挂了九百多人，每人收大洋五元又搭铜元八百文。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开簿”挂了四千多人，每人收法币一元。入会要有一个会员当保人，并将入会人的生庚年月写在簿子上。
除了严禁已经开除的人，更名混入外，任何人都可挂名登记入会。
但新会员太多了，会影响老会员的工作机会，故每次“开簿”只限十六天。
“开簿”的期间，是几年或几十年一次，要看实际情况，如老工人死的多了，工作的机会增加了，或者外面要求入会的人太多了，就办一次“开簿”。
没有挂名入会的人，可以当下手，但每年交庙上的香钱要多一倍。
烧盐工人每年要交两次香钱。每次，上手交二百八十文，下手交五百六十文。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增加为法币一角二分。
（有关烧盐工人的月工资情况请参见《四大家族》系列贴）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又增为金元券五角，上、下手一样。整灶工人照火圈计算，亦抽两季，每口每季二十文，名为“灶香”。这是使用小钱时的底子，以后币制改了或物价涨了，都按此比例增加。
如上所述，在炎帝宫初期，就有了一套条规、制度，都是由邓可玉想出来，同大家商量规定的。条规分条刻金色或红色的字于退光漆的木牌上，存放在正殿右边，挨近厨房的楼的天楼上面，有事才提下来。制度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头道山门进门左手戏台的耳楼底下，以免损坏。
烧盐工人的受雇和解雇权，以前完全操在灶主手中，只要跟东家、坐灶（管理操作的职员）有关系的人，就是手艺不好，也可以工作，相反就不行。
会上对工人的工作，没有什么保障。
伪工会成立后，盐场公署设有工管科，灶主雇工，须请工管科派；有小过失或手艺不好须要调换的，也必须经过工管科；解雇，开除更要经过该科批准，炎帝宫不能过问。
至于解雇，灶主须付给三个月工钱的遣散费，这项规定，是死了几个人才站住脚的。详情后面再说。
二、会内会外的几场官司
第一场官司是同八大号打的。
成立庙子的时候，灶主多半是陕西人，共有八大家盐号，名曰八大号，设在陕西庙附近的八店街上。
八大号不愿我们有庙子，更不愿我们在工作时间、工钱、伙食上都议有一定的规矩，如会上限制每人至多烧花盐五口，八大号不准限制，愈多愈好；
会上主张每月工资一两银子，八大号不出这么多。
会上主张有当班、闲班，八大号不答应有闲班；
会上主张每人每月伙食食米一斗五升，八大号只说吃饱，不定米量。
会上主张伙食菜油一斤，八大号也不定量。
会上主张每人每天小菜钱四文，八大号只出三文（光绪末年才添为五文）
商量多次都说不拢，八大号就认为是大逆不道，察官究办。
会上推举邓可玉负责跟他们大打官司，费用由大家逗。
这时邓可玉的老伴已死，家中只有一个女儿，住在菜子桥佃农家中，邓可玉搬到庙上来，只吃饭，用点很少的洗浆零用钱，女儿的伙食由庙上供给。
官司打了几年，拖延不决，后来打上了省。
邓可玉将去成都时，跟庙上的首人说：“我如果拖死了，我的女儿由庙上供到十六岁，办一铺一盖，“打发”（出嫁）了就是”。
到省上问了几堂，最后一堂问了就“封印”（清朝的制度，官把印封了，不再理事，正月间才又“开印”) ，八大号用钱行贿，这堂问来把邓可玉关起了。
原告很得意赶回自井过年。
邓可玉知道事情不妙，也出钱买通，另以一人来冒名顶替入狱。自己白天坐桥子，夜晚跑路，赶回庙子，才在烧“子时香”。稍微睡一下，吃点东西，大初一早晨亲自提起“手信”（糖果烟茶之类的礼品）去与对方拜年。
对方大吃一惊，初一天不说什么，一样摆茶摆酒招待。
因此。他们晓得炎帝宫有人，是不好惹的，乘机下台，面子上说邓可玉讲礼信、有人情，官司不再打了，照会上提出为工作时间、工钱、伙食标准等，作为双方同意的规定。
只是在银钱换价问题上，发生了一个插曲。那时一两银子换制钱七百多文，八大号说银子少了不好分，钱又零星，可以定为八百文钱一口。
当时工人们还说“老陕”“厚道”，后来银价涨，米价也跟着银价涨，工人倒吃了老陕的亏。
这场官司没有打输，和解下来，邓可玉的女儿出嫁时，庙上还是给她办了一铺一盖。
第二场官司是打死陈莽（读平声）三事件。
发生在1860年（清同治）问，李永和的队伍来过白流井以后。
当李部尚未来井以前，庙上借过贵州庙一千吊钱，出有借票。还钱时，贵州庙一人说：“兵慌马乱时，借票搞落了”。后来有人在灰包（堆）上拾得，送来庙上，要十吊钱的谢礼。庙上首人以钱是还了的，还有“过户”，不肯出谢礼。
于是拣倒借据的人，把它交给贵州庙。贵州庙的首人见财起意，硬向庙上凭票要钱，打成官司。
庙上首人以曾经当过总首的陈莽三能言会说，叫他去富顺县城堂候审，受审后坐轿回井要会上开轿钱。首人以不合规矩，不出。
陈莽三大发莽气，要去下菩萨的灯笼，又搭起楼梯要上房子下瓦来卖钱，首人挡住不准，陈就餍了。以后他就往贵州庙“湾”（说那边有理），要炎帝宫出冤枉钱。
首人无法，才打传单召集“花户”（全体工人）开会，看如何办，众人大怒，登时把陈莽三找来，他还是蛮横无理，总首问众人该怎么办了众人一齐喊：“把他打死！”蜂涌向前，拳打脚踢，一达往外拖，一边拿起板凳在后头打，拖出庙门，甩在河里淹死了。
众入推举四个人来顶案，其中有一个姓周，绰号肥头。他们在神前吃了血酒后，拍着胸膛说：‘决不拉稀”（意思是硬背到底，不承认打死人），并且立下规矩：每人每月由庙上付给四吊钱养家，儿子养齐（到）十八岁为止，女儿养至十六岁，办一铺一盖“打发”；受的刑由庙上出钱医。
四人上堂成了红衣犯（倩制，杀人犯披红衣），解省三次，拖死了一个“师爷”（做呈词出主意的人）。后由叙州府判决：“六月炎天，河水陡涨，河中打来一个无名汉子，炎帝宫一首事等看见心难忍，打捞起来”开脱了案。这是周肥头亲自跟我讲的，是同治年间的事。
第三场官司是因为打错了人，打输了。
炎帝宫首人，每季到灶上找工人收香钱时，照例手中拿着几块烟蔑片（捆叶子烟用的竹片），如果遇见未挂名字就烧盐的人，即用蔑打之后撵走。
有一次，打错了人，那人不依，打成官司。
因为错打了人，这场官司就打输了。
庙上自知无理，也就不愿再往下打了。
第四场官司是大、小会的纷争。
民国元年以前，炎帝会内有部分工人成立了一个财神会，称为小会。他们看见大会（炎帝会）举首人，贴红报，也要照样办。
大会首人以他们破坏了规矩，把小会的人开革了二十一个，并且不要他们在炎帝宫办财神会。
两会的人就打起官司来了，打到富顺县，三费局想“拾包袱”，叫小会出一千两周行（三成军用票，七成银元）银子，由局头请富顺、荣县、威远三县的知事和十大枧到富顺开会，每口火圈添工钱二百文，并送大会一道“乐善好施”的匾来和解。
两会首人看到自己人打官司，外人得钱，不答应这个办法，官司也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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