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最后一个为鲁迅抬棺者文章提交者:眼看手勿动 文化散论 巴金:最后一个为鲁迅抬棺者 (中国)和讯网 (2005-10-26) 瞭望东方周刊/吴芳兰 郑焰 走了,最后一个抬棺者 “我总觉得‘信仰’这个词对‘五四’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有的地方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 1936年,鲁迅去世。在为他抬棺者中,有当时32岁但已经文名赫赫的巴金。 2005年10月17日19点零6分,这位最后一个在世的抬棺者辞别了人世。 当晚8点,记者赶到上海华东医学院。很快,上百名记者将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闪光灯闪个不停。一些巴金的读者也自发地出现在医院的门口。 “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显赫的死了。”一位在场的出租车司机说。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教授认为,巴金是一个鲜活的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发展的模本和个案,他用“胚胎──形成──高扬──分裂──平稳──沉沦──复苏”来描画巴金一生人格发展的轮回。 从信仰起步的文学 1927 年 1 月 25 日 , 23 岁的巴金踏上了从上海港口驶往法国马赛的法国邮船,他要到无政府主义的故乡去寻求真理。此前,这个叫李芾甘的青年, 17 岁时读到了《告少年》和《夜未央》这两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作品,欣喜地发现,“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 “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怀着这样的信念,1923 年,20岁不到的巴金离开了成都的旧公馆,去上海南洋中学,后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补习,遇到了一大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友。 陈思和教授认为,无政府主义的两大思想核心: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两大思想核心在当时的中国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 邮轮经过30多天的航行,终于到达巴黎。“1927 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 其间,巴金接到大哥的来信,发现他和大哥的感情越来越深,思想却越来越远,这让他十分痛苦,遂产生了以写作小说的形式,让大哥更深地了解他的想法。 1928 年 8 月,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完成, 1929 年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刊》上,从 1 月号起连载了4期,并第一次使用“巴金”这个名字。 无政府主义让他走上了创作的道路,巴金毫不避讳此点。许多研究者认为,巴金的作品都可以找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子。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善良的个人,邪恶的社会”,而这即是巴金作品的主题。 对信仰的近乎热恋情人般的执著,终其一生,是巴金精神世界的不变基调。“我总觉得‘信仰’这个词对‘五四’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有的地方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陈思和表示。 “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 “在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树立着五座校友的铜像,依次排开分别是鲁迅、胡风、巴金、严济慈、袁隆平。这里是巴金的母校,1923 年底,19岁的巴金曾在这里学习,当时的校名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特别注意到这些铜像,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分别是 20 世纪中国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象征。巴金铜像前的四个字“掏出心来”是巴金亲手题写的,几个字浓缩了 20 世纪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他作品的全部。” “巴金一生都为之努力,连同他朴实而真诚的愿望,也是 20 世纪中国乃至现在的奋斗目标。巴金是 20 世纪中国精神的代表,他一生的探索是整个中华民族探索的缩影。”钱理群教授表示。 1931 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为年轻的巴金赢得了巨大的声誉,27 岁的他已经是沪上声名斐然的作家。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还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7 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社会急剧动荡,巴金始终没有停止过写作。“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 “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 “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 陈思和用了“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来概括巴金,“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种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以后,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这才成了一种青年的偶像”。 将萌芽培养成树木的人 1957年,巴金同靳以一同创办了《收获》杂志,担任主编。《收获》的办刊宗旨为:“多出人,多出作品”,如今它仍然是中国文学的一块重镇。 “处处想到作者和读者,没有私心,不为名不为利”的思想贯穿着巴金的整个编辑生涯。他曾说:“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因为他认为“新作者的‘处女作’常常超过成名作家的一般作品。 “作为编辑工作者,你们应当把自己看作这个园地的园丁,你们做的不仅是介绍、展览的工作,你们还有将‘萌芽’培养成树木的责任”。 在中国现代文学位列“鲁郭茅巴老曹”中的曹禺,就是巴金所发现的。当时在靳以处,巴金看到存放了两三年的曹禺剧本《雷雨》,一口气读完,被深深吸引,决定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 3期发表。 1936年1月,他又将《雷雨》编入《文学丛刊》第1集单独出版。 而刘白羽、萧干、卞之琳、臧克家等,都是由于巴金编辑出版了他们的处女作,才得以在文学界崭露头角。萧干始终认为文生社是他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他说巴金“不仅自己写,自己译,还促使别人写和译;而且为了给旁人创造写译的机会和便利,他可以少写,甚至不写。” 上个世纪80年代,从维熙、谌容、张洁、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年轻作家,同样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是,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 巴金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1934 年创办《文学季刊》,到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50年代初在平民出版社工作2年,担任两社总编辑,再到1957年创办《收获》至今。文学评论家陈丹晨认为,这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化圈。- 不能原谅自己 《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柴爱新/北京报道 “他生前已经看够了各种表演,在他去世之际,不要急于把各种溢美之词加在他的身上。”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的文学成就不是最高的,他之所以如此受人瞩目,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随想录》,当大多数人陷于控诉,把自己当成无辜的受害者时,巴金首先揭发的是自己;二是支持建立现代文学馆,向世人展示真实的文学史。”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最后一篇文章还在道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文坛兴起了“伤痕文学”,作家们忙着诉说这场浩劫留下的伤痕。而此时,已经70多岁的巴金,忙着写他“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散文集)。 他为自己曾经的文章和行为感到深深的不安,在《怀念胡风》中,他写道:“五十年代我常说作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些“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巴金究竟做过什么让他感到如此羞耻的事情呢? “《巴金全集》是收录巴金的文章最全的,他写过的文章都在里面。”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但记者在《巴金全集》里没有找到这些文章。 “可能是碍于情面,不愿把巴金的伤疤展示给世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博士吴德利解释道,“如果不是巴金自己在《随想录》里写出来,很少有人知道那时候他写过什么。” 主动揭起这些伤疤的是巴金自己,在《随想录》中可以看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曾经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冯雪锋的“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连”。 “在对胡风、丁玲和冯雪锋等人的批判中,上面要求他写文章,巴金不得不表态,因为他当时任上海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但是在这些文章中,编辑加了很多话,不是巴金的本意。巴金的言论在当时疯狂的批判和揭发风潮中,实在算不了什么。”陈思和说。 虽然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巴金也用自己的笔把它记录下来,提醒自己和世人不要忘记。 在《怀念胡风》一篇里,他仔细地写下了自己曾经在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中写过三篇稿子。第一篇,《人民日报》的记者来上海组稿,他写了《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表了态”;第二篇,为了过关写《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批评胡风“作贼心虚”;第三篇,本来是批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志愿军与朝鲜姑娘恋爱的,但是经过编辑的修改给“胡风集团”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巴金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说“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 《怀念老舍》是《随想录》中让人注目的一篇文章,对老舍的死,巴金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真是罪该万死,怎么能不把他保护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