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经风霜的世纪老人巴金11月25日将迎来其101岁华诞。昨日，学者余秋雨在上海档案馆以“巴金与一个世纪”开讲，拉开了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举办的“走近巴金”系列文化讲座的序幕。每周一次的这一讲座将历时一个月，巴金侄子李致、学者孙郁、陈思和将先后以《巴金教我如何做人》、《鲁迅与巴金》、《〈家〉的解读》为题进行讲演。 文学成就：高觉新形象奠定地位 “文学的价值在于对集体潜意识的碰撞”──荣格的这一文学观被曾研究艺术心理的余秋雨奉为真理，他认为，虽然巴金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笔不是最优美、形象不是最生动，但只因他在《家》中塑造出了高觉新这一典型形象，就足以具有奠定其泰斗的地位。 余秋雨说，并不是每个人的潜意识都具有传播和阅读的价值，正像许多意识流小说会使读者造成阅读上的障碍，只有超越个体的、普遍的集体潜意识才闪耀着文学的光辉。 巴老的《家》、《春》、《秋》是对中国一个世纪生存轨迹的概括，面对变动，高觉新中庸得那么诚恳，彷徨得那么好心，协调得那么艰难，最后却造成了全局的崩溃和个人的失败。这一形象具有“原始心理模型”的意义，在那一时代，无论是国家的掌门人还是一个家庭的主人，都具有这样的典型性格。“具有原始心理模型的文学人物，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少见。”余秋雨说。 创作态度：以文学为本位抗争 “高觉新这一形象的塑造还只是巴老成就的一半而已，在我看来，巴老发出的最振聋发聩的声音还是在1962年5月9日。”1962年5月9日，在上海市文代会上巴金发表了关于作家的勇气与责任心的谈话。明确指出，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是文化建设者，一部分是文化破坏者，文化建设者的力量远远不敌文化破坏者。因为破坏者潜伏在暗处，不发声音，一旦建设者发言或者写文章，破坏者就会跳出来拿着框框和棒子找毛病，让文化建设者无法生存。 余秋雨表示，这一讲话很快被美联社报道，当然给巴老带来了灾难。在左倾弥漫时期，巴老能够以文化为本位，从文化上进行抗争，而没有从政治意义上进行抗争，说明他所具备的不仅仅是斗争的勇气，其思维水平也超越了郭沫若等当时从政及被迫害的文人。巴老这一切中左倾要害的讲话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发言之一，也是巴老最值得纪念的成就。 反思社会：“说真话”用心良苦 看得出余秋雨对巴老的名言“一个人总要说真话”感触最为深刻。他表示，“说真话”，这简单的道理，却需要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反复强调，恰恰说明在中国社会中，说真话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我也是在被很多谎话侵袭，又说过很多谎话后才意识到说真话的意义。”余秋雨说。鲁迅认为，中国文化是“瞒”与“骗”的文化，中国民众尤其喜欢欣赏假文化的热闹，同时不知不觉地集体参与假文化的制造。西方用宗教精神解决这一问题，而在我国，却很少见到造谣者的忏悔。他表示，正因如此他才不愿继续写下去，因为在一个充斥谣言的世界中写作没有意义。 “前些年有人批驳巴老的‘说真话’，指出真话不等于真理，应该说真理，这股质疑的势头一度很猛烈。但仔细想想，我们一生听到过多少真理，最终又发现有多少真理都是插着假话的翅膀飞翔。事实上，批驳者提出的是一个假逻辑，真话与真理并不构成对立面，真话的对立面是假话，与真理并不是惟一性的选择。” 余秋雨认为，巴老的“说真话”看似简单，却用心良苦。
东方早报 陈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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