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汶川县发生8.1级地震，成都震感强烈!

2008年07月07日 现代快报 长平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的问题，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就能觉察，真可谓路人皆知。有关部门敷衍塞责，一意孤行，民意受屈，真可谓怨声载道。北京大学三位法学教授王锡锌、沈岿、陈端洪站了出来，向北京市发改委、市交通委、首发公司分别提交了3份政务信息公开申请，在得到并不满意的答复之后，将进一步采取行动。与其说他们坚守了专业立场，不如说他们坚守了知识分子的良知。
　　这件事情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专业，一是审计，二是法律。前者已于今年2月有了初步定论，国家审计署发布的公告表明，利用财政资金和部分银行贷款建设的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总投资11.6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65亿元。而这条公路从1993年开始收费，至2005年底已收取32亿元，估算剩余收费期内还将收费90亿元。后者则有今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保障。据此条例，任何公民都可以依法提出申请，看看这条公路共收了多少钱，都用到哪里去了。但法学教授毕竟更熟悉法律，更懂得诉讼的程序和技巧。更多的，我看到他们是在贡献自己的专业信任度和影响力，也是在向民众示范如何据法力争权利。正如一些评论所期待的，他们的申请和抗争可以成为一个样本。也许这三位教授觉得他们只是尽了本分，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尽到了自己的本分。尽本分的前提，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
　　北大三位法学家利用专业知识为妇孺皆知的常识问题寻找解决的途径，而一些专家学者则利用专业知识为同样妇孺皆知的常识问题进行开脱。
　　近段时间以来，知识分子的良知再次被晾晒到阳光下。知名作家余秋雨罔顾灾民失去孩子的哀痛和了解孩子死因的权利，“含泪劝告”他们“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面对死难者和失踪者，欣欣然填词曰:“纵做鬼，也幸福”。他们的行为引得舆论大哗，公众惊呼:知识分子良知何在？
　　其实，在余秋雨和王兆山先生的背后，是更多专业知识分子的表演。
　　震区的校舍问题，一些建筑商都已经承认，教育部门也在组织调查，记者拍回的现场照片也可以看见那些倒塌的水泥板里连钢筋都没有，但一批专家却异口同声地认为，建筑质量无法认定，法律责任无法追究。其中身为成都理工大学深部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的朱介寿教授，还不惜跨领域充当心理学和社会学专家，称“幸存者应该心怀庆幸，理性看待地震及其引发的各种损失，理性面对未来，以积极的心态谋划好今后的生活”，“因灾死亡、失踪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
　　当舆论愤怒声讨范美忠丢下学生独自逃生的行为时，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我们的社会都已经具有了很高的伦理水准，甚至到了可以道德苛求的地步。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余秋雨、王兆山和朱介寿等人并非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而在正常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总是被视为公众良知的代表。如今知识分子实践良知，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左拉那样高喊《我控诉》，付出被流放的代价。北大三位法学教授的行为表明，温和地坚持自己的专业立场，也可以为民请命。

源自： 华龙网—时代信报  2008-07-07 08:49
-张兰军

5·12地震发生后，鲁靖自动请缨赶赴地震最严重的北川、绵阳、都江堰等地做抗震志愿者。在抗震救灾过程中，鲁靖曾经历生死考验从未退缩，被称为“抗震美女”，而今在博客发表惊人言论：“嫁人就要嫁‘范跑跑’！”(《新快报》7月6日)
　　鲁靖此番言论，只不过表达了其个人的一种想法，外人不必太在意。充其量，我们可将其看作是一个表演、一种炒作、一类耍小聪明式的“自言自语”罢了。可事实上，我们的媒体如获至宝，我们的众多网友更是一腔正气，口诛笔伐，俨然要将鲁美女此番“美愿”炒熟搞烂。
　　不错，作为现代文明社会，人们需要有正确的是非、美丑观，需要有高尚的社会道德与情操。但所有这些，绝非是只论别人是非长短，不问自己行为好坏就能办到的，而是应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范美忠凭借一番别样的奇谈怪论，“勇敢”地跑下去了；可关于范跑跑的讨论，还远未停止。眼下，鲁靖依仗一句“嫁人就要嫁‘范跑跑’”，又大胆地站出来；一轮新的是非荣辱之辩，恐怕又要呼之欲出。其实，高尚的社会道德，不只是辩出来、嚷出来的，更是千千万万的社会成员，用自己的行动实践出来的。一万句漂亮的言辞，比不上一次实实在在的行动。
　　笔者认为，只要我们自己心底无私，光明磊落，那不妨走好自己的路，让“范美忠”们，让“鲁靖”们，去“自言自语”吧！


  荐文只做思考，不完全代表本人思想，有见解说见解，望勿作无谓的人身攻击。  欢迎分析问题，探讨问题。

2008年07月07日 　 源自：中国吉林网
李振忠

7月6日《新快报》报道：鲁靖，5·12地震发生后，自动请缨赶赴地震最严重的北川、绵阳、都江堰等地做抗震志愿者。在抗震救灾过程中，鲁靖曾经历生死考验从未退缩，被称为“抗震美女”。她回京后曾闭门大哭3天，后在博客发表惊人言论：“嫁人就要嫁‘范跑跑’！”
“真实的小人！远远好于虚伪的君子！”这种言论早已经出现于凤凰卫视的辩论之后，真小人与伪君子，究竟哪一个更可爱？或者说，哪个更适合于公共社会？“在这个被谎言充斥的世界”里，“范跑跑”是真实的，但他未必坦荡荡，范自己也偶尔感到“内疚”，面对学生有时也感到“脸红”，在这种真实的“感召”下，有人反认为其有君子之风，毕竟范没有说假话嘛，然而，这只是“在这个被谎言充斥的世界”里难以找到真理的绝望表现，在某些人看来，君子稀罕，伪君子太多，小人反而很可爱，然而要知道，真小人与伪君子都无法拯救道德，将两者放在一起对比，真小人更不可造就，因为铁定了要做小人的人，比伪君子更难以成为君子，一个正在行凶的暴徒，恐怕不比一个伪卫道士更安全一些，一个彻底的流氓，恐怕也没有伪君子来得可爱，关健的一点，是小人是彻底的小人，伪君子还有一层道德的遮羞布，怎么能说真小人远远好于伪君子呢？
“嫁人就要嫁‘范跑跑’！”笔者倒不认为鲁靖糊涂透顶，而宁可相信她是在用这种言论反讽“被谎言充斥的世界”，俄罗斯有“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的歌唱，人们宁愿相信这是俄罗斯女性的一种与现实对应的理想化丈夫形象，毕竟普京给俄罗斯带来了复兴，而这种复兴对于俄罗斯来讲，又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希望，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可以成为当代俄罗斯年轻女性的理想，而我们出现了“嫁人就要嫁‘范跑跑’”的“理想”，并且网上网下出现了“范跑跑”更可爱的“网民基础”，难道人们不能从这种反讽当中得到点什么吗？
“没有亲历过那场灾难的人，都没有发言权！”这恐怕太绝对了点，灾难有无数种表现形式，一个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其实都经历过大大小小的灾难，而由此得出“范跑跑”是现代男性的典范，则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越是大灾大难，越能历练英雄，在个别人眼里，却练出了一个“范英雄”，可惜，“范英雄”充斥的世界，是一个懦弱的世界，跑跑的世界，不顾学生死活而只顾自己逃命的世界，他连母亲都可以不顾，会顾到老婆？因此说，“范英雄”救不了道德，更救不了世界，拿这种作践道德的态度救道德，拿真小人回击伪君子，恐怕谁都不会得到什么，只能使真小人与伪君子一同推动道德的堕落。
“范跑跑”与伪君子只能使“谎言充斥的世界”越陷越深，拯救“谎言充斥的世界”，归根结蒂还要真实的英雄，而这样的英雄并不少见。



荐文只做思考，不完全代表本人思想，有见解说见解，望勿作无谓的人身攻击。  欢迎分析问题，探讨问题。

文章作者也是个糊涂虫， 竟把“小人”=“坏人”、“恶人”。

这是个传媒疯狂的时代。炒作疯狂的时代。炒糊、炒焦、炒烂、烂的一塌糊涂。

童年：乌托邦时代的尾声

　　我于1972年出生在中国西部省份四川南部的一个小县城的郊区农村。隆昌这个地方对我来说谈不上什么有益的影响，它没有任何文化传统，仅仅因为交通便利而成为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它的过度商业和世俗跟我的气质格格不入，也极度不利于我的成长。我的父母皆是文盲，家里的墙壁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画像。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儿子，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本就非常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负担。但父母并没有因此而视我为多余的人，反而给了我最多的爱。由于父亲的不负责任，我的母亲用她瘦弱的身躯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庭重担，她给我的爱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大的温暖，这样的爱永远沉淀在我的心灵深处，使我在面对黑暗的时候始终不至于整个被黑暗所吞噬。我从小脾气暴躁，性格倔强，内向孤僻，不那么讨人喜欢，以至于我的一些亲戚都认为我恐怕不适合在这个社会生存。但幼小的我也表现出一些在我父亲和一些邻居看来非同寻常的一面。比如我还没上小学就在兄长的影响下学会了看简单的书籍，能做一些加减乘除的计算，达到了小学三年级左右的水平。于是我父亲一直认为我是神童，也许他希望有一天他能为有我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不过是数理逻辑智能较一般人为强而已。

　　我一九七九年上小学，我读书的时候小学语文课本上第一课就是毛泽东和华国锋坐在一起的画面，毛对华说：“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这是我出生和童年时期经历的七十年代！毛主席死和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四岁，没有任何对此一重大事件和对文革的记忆。但我有关于农村公社化和集体所有制的记忆，尤其是这样的制度带来的贫困甚至饥饿留给我刻骨铭心的印象。记得每年过了春节就是荒年，家里煮的稀饭，我怎么捞也无法从其中捞出多少米来。但孩子永远是天塌下来也不关心的，他们不承担家庭的重担。因此，家庭的贫穷和时代的荒谬只是通过它带来的压抑气氛让我感觉到，更多时候，我依然是一种孩子式的无忧无虑。今天孩子的生存竞争从他们刚出生时就开始了。他们从小就得参加钢琴小提琴，绘画奥数等各种培训班。而我没有任何此类的额外负担，田间山野是我的天地，我在毫无作业压力的情况下自由自在地在大自然中长大。我们的玩具基本都是自己制作，我有捉鱼捞虾，听着知了吱吱地叫着夏天的童年！于是后来每次听罗大佑的《童年》，我都会沉入美好而温暖的回忆之中。我或者与伙伴嬉戏，或者一个人独坐自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白云，静静地沉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不着边际地幻想。在这么小的年龄，我的心灵深处就有一股莫名的忧伤，就是我感觉到这个形而下的世界没有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总在渴望和向往着遥远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事物。与其它孩子相比，倔强孤僻，心灵比较敏感丰富，数理逻辑方面的智能有那么一点点出众可能是我独特的地方。

　　我对阅读和现实之外的世界的向往和痴迷是与生俱来的。家里没有任何藏书，哥哥姐姐的教材就成了我的阅读对象，我还阅读了大量的连环画，主要是各个朝代历史演义的连环画，印象最深的童书是《丁丁历险记》。但没有读到多少在今天看来有价值的好书，比如安徒生童话，我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才尝试去阅读。七十年代的童年经历让我保留了对那个集体狂欢的乌托邦时代的一点点记忆，不至于像八零后的孩子那样，仅仅在书上读到关于那个年代的文章，或者听过来人讲起那个时代，仿佛在听遥远的荒诞而神奇的传说。

　　英雄幻想的青春年代

　　从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开始，时代明显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的能量得到空前的释放，我从此不再饿肚子了。而在流行文化层面，邓丽君的私人情感叙事代替了集体主义的宏大颂歌，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射雕英雄转》让所有人为之疯狂，香港成了某种文化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图腾。花衬衫，喇叭裤，长头发，墨镜，尖头皮鞋，三羊牌录音机成了时髦青年的标志。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和反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高山下的花环》等电影都激起了我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

　　据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回忆说，八十年代是理想的年代，是诗歌的年代，是精神的年代，是民主自由的宏大叙事的乌托邦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因为我成长于小县城的郊区农村，年龄又小得多，这样的文化思想的启蒙和追求理想的氛围基本上没有影响到我。我只是在九十年代以后通过各种途径的阅读去回顾和想象性地经历了这样的精神氛围，了解了那些历史事实和他们的思想。这十年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英雄幻想的阶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同学给了我一本武侠小说《残肢令》，我当天中午就没有回家吃饭，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神奇过瘾好看的小说，它极大地满足了我对超能力的渴望和行侠仗义的英雄幻想，此后我的阅读就进入了十年的武侠时代。由于我在数理逻辑智能方面超过一般学生，由于我好学深思，由于我记忆力惊人，也由于我心思单纯而集中，因此，尽管我上课很少听讲，作业也经常完不成，在学习上下的功夫很少，但在老师同学家长很看重的学习成绩方面，我却总是佼佼者，每次考试都感觉到轻松无比而且总是优胜者！我多余的精力，太多的幻想憧憬和情感热血没有地方安放，于是几乎全部投射到了武侠小说上，幻想自己是行侠仗义的英雄！我走在路上看，躲在树林中看，上课偷着看，躺在床上熬夜看，看完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看陈青云柳残阳卧龙生武林憔子，我几乎看完了整个县城能找到的所有武侠小说，以至于我的一些同学感到吃惊，一个成天看武侠小说的人怎么考上的北大？后来回忆起这十年的阅读经历我懊悔不已，痛不欲生，为什么就没有读到一本对我的精神发育和思想启蒙有价值的好书呢？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好老师或者有思想的朋友将我领进思想和精神的世界多好！不仅如此，我巨大的生命能量在武侠小说中还不能得到完全的释放，因此又买来各种武术杂志自学练习武功，我买所有体育杂志，买所有军事杂志，而对缠绵悱恻的琼瑶类小说根本不屑一顾。此一时期我的老师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呢？八九年初中毕业的时候，班主任看着我的毕业照摇头说：“你看你的照片多么木呐啊，你太不机灵圆滑，怎么能讨人喜欢呢，以后混社会难啊！”

　　这个时代的政治状况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腐败。中国官员的普遍腐败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八十年代中后期，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单纯而有正义感的我对此难以接受，这种感受和简单的义愤影响了我后来高考时的志愿填报。

北大四年：精神分裂中的痛苦觉醒

　　出于对官员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的愤怒，我决定报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我幻想成为一个法官来主持正义。但阴差阳错的是，因为高考考得比较好，我被北大历史系提前录取了。这个时候我并没有预料到上北大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没有预料到它将怎样影响我的思想和人生轨迹，只是觉得考上北大对我来说像梦一般，我之前其实根本没敢做这个梦。当时北大在我心目中是如此的神圣和高不可攀，以至于哪个专业我都根本不在乎了。在正式走进燕园之前，我不能不提到在石家庄陆军学院一年的军训。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对军队充满了向往，但军训一年把我对军队的幻想憧憬击得粉碎。军队的专制和模式化极端不适合我，这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当局对我们的洗脑，他们强迫我们学习毛选邓选，这是我极端不能容忍的。因为听美国之音的缘故，我受到中队区队官员的批评，他们还收缴我的录音机。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服理不服权。他们的蛮横做法激起了我强烈的反抗情绪。但是，我得说，这个时候我二十岁了，还没有接触到任何思想资源，没有受到过任何高人的指点，只是一股本能的反抗情绪。一年军训结束，我长出一口气，噩梦终于结束了！我期待着进入北大的新体验新感觉，我激动兴奋地憧憬着！

　　提起北大，我的感情很复杂。除了当初引起争议的一篇《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我没有再就北大说什么。其实刚进北大，我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觉得眼花缭乱，傻了！本科的课基本是博导来给我们上，虽然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思想和学识够糟糕，但肯定比我的高中历史老师强得多，至少他们不给标准答案了。但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北大现在的老师中已经没有几个坚守知识分子良知，追求超越价值以及纯粹而执著地守护精神圣火的了，要那样的老师，回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找去吧！现在的北大之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优秀的教师，而在于它的校园文化氛围，具体的来说，就是由每天的各种讲座各种文化社团以及喜爱阅读普遍好学的学生活跃起来的校园文化氛围！最初两年，我不断地穿梭出入于各种讲座，并且省吃俭用购买了大量的各个方面的人文思想类书籍。当然，你不要指望这个时候在北大的课堂和讲座上还有老师能发出异端的声音，能成为你的思想启蒙导师。要知道，九十年代初无论是北大还是整个中国思想界都是方经大难，处在万马齐喑的状态。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个时候真正有思想有血性的大学老师要么流落江湖，要么被赶到国外，要么被抓进了监狱。既然如此，有对我耳提面命直接影响过我的大学老师或者说思想导师吗？没有，肯定没有！那么我又如何在黑暗中沐浴到启蒙的光辉并逐渐在蒙昧中开始痛苦地觉醒呢？

　　促使我觉醒的因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精神分裂的痛苦促使我开始思索。那时候我的一些同学纷纷争取入党，他们在为以后进入政府机关谋求更好的前途做准备，看着他们如此有抱负如此热衷于自己的权途，我为自己的不思进取感到惭愧，我也萌生了当大官挣大钱衣锦还乡的理想。但我这人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太过诚实，不善作伪！我从来不习惯于说违心的话，于是参加起党校学习班来无比痛苦，入党申请书写得无比艰难，这个时候我开始痛恨自己的诚实，成大事业者不拘小节啊！你连这点厚黑功夫都没有，怎么在这个社会上混啊？我对那种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却面不改色的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我开始感到怀疑，为什么我要在这个社会这个体制下生存得好就必须把自己变得虚伪？必须说假话必须不诚实？必须要首先泯灭自己的良心把自己变得更坏？到底是我们国家的体制，文化和国民性都出了问题还是我有问题？或者都有问题？这种无法忍受的精神分裂促使我在痛苦中开始了思索。

　　另一个思考的起点是文化大革命。我是历史系的，而且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但现实却总是让我骄傲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热情受到挫伤。比如初中的时候开始学数理化，我却发现自然科学中的定理公理发现几乎全是欧洲人弄出来的，为什么就没有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呢？中国这么牛，为什么却这么穷为什么武器这么落后呢？尤其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我的伟大祖国怎么还能在二十世纪上演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荒唐闹剧呢？对文革的反思让我开始思考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及共产主义的历史，政治运作和理论逻辑等等。

　　此一时期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是李泽厚。今天的李泽厚因为没有与时俱进，已经没有太多值得说的了。但我永远要感激他！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对中国传统中“实用理性”思维的揭示给了我极大启发，让我知道中国文化基因中总的来讲缺乏超越性的价值准则和非功利的纯粹爱智的精神；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解释模式在我看来至今都没有失效，中国人总的来说不追求个体自由价值的终极意义，而是把它作为手段纳入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李泽厚还高扬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并一定程度上以个体存在的偶然性来反对决定论，这种观念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个体意识的觉醒。此一时期对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和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阅读让我头脑中长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经济学开始受到冲击！这两本书也是我最早接触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此一时期不能不提的还有《顾准文集》这本书，我惊讶于一个文革时期的思想者达到的思想深度，我吃惊于他对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以及计划经济的深刻到位的批判！

　　北大四年的觉醒不光是思的觉醒，还有个体存在意识的觉醒，我开始对功利化的人生价值感到不满足，开始感受到存在的孤独，虚无和荒诞，感受到终极意义和神圣价值缺失导致的生命迷途和无家的悲痛。无论是挤入官场追逐权力还是走进商场追逐金钱都不是我内心真正的渴望。因此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强烈地感觉到人生的迷茫和选择人生道路的困惑。我甚至觉得，这些虚无缥缈的痛苦都是我喜欢读书带来的结果。

　　上了大学之后返观中小学所受的教育，我觉得那个时候接受的文科知识基本上都是用来欺骗我们的伪知识，教育的理念也不是打开学生的视野并让他们去自由思考追求真理并获得真正的生存能力，我觉得自己整个青少年时期的美好时光都被浪费得太可惜了，太多的学生在当局的愚民教育中上当受骗了！一方面基于这样的希望后来者不再重复我的悲剧的推己及人的情怀，另一方面这种教育理想的追求也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我追求超越性价值的冲动，因此，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主动选择了到四川自贡蜀光中学教高中历史。

　　未完待续……

自贡三年：孤独绝望中的呐喊

　　理想主义者一开始往往是天真的，自己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接受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思想，就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能够理解和接受。这样的天真注定了我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一九九七大学毕业之后主动选择了到自贡蜀光中学教高中历史。在上近现代史的过程中，我力图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以及国民性进行系统的反思；我还就教科书中对某些历史事件的遮蔽进行揭示，就教科书评价历史时的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进行纠偏，比如关于抗日关于反右关于文革；同时我还在课堂上鼓吹三权分立，鼓吹新闻自由；我还试图唤醒学生追求生命价值的意识和个体权利意识。

　　但我显然对中国的学校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的封闭保守和功利冷漠都估计不足！我惊世骇俗的各种言论很快就通过学生的嘴传到了家长那里，传到了同事和学校领导那里，校长多次给我打招呼，要我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威胁要停我的课！人们以看待疯子的眼光看待我，把我视为迂腐的怪人狂人！一个同事说：“你不适合在中国生存，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当然，别人如何看待我是无关紧要的，不被理解本身就是所有先驱者共同的命运。但这种不理解和嘲弄也说明了我面对的环境是如何的恶劣。没有人理解和支持，我一个人能改变得了什么呢？校长同事观念的极度僵化保守和应试氛围的极端疯狂都让我感到如置身荒原，孤独而声嘶力竭的呐喊无人回应，我猛烈地以头撞墙，却被无形的墙反弹回来，我精疲力竭却似乎什么也改变不了！一年之后，我的血开始逐渐冷却下来，我的内心极度的分裂焦灼和痛苦，难道我就要这样过一辈子而对现实完全无能为力？经常，我一个人深夜徘徊在自贡清冷无人的大街上，不知道路在何方？

　　为了思考问题所在，探询生命、教育和政治社会的出路，压抑绝望中我继续通过阅读寻找精神资源。这个时期我没有上网，因此错过了早一些在网络上寻找到同道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读到了余杰摩罗的书，虽然没有获得什么思想的启迪，却产生了吾道不孤的感觉；这个时候也看到了何清裢的《现代化的陷阱》，朱学勤的《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终于有人在真实地描述我们身边的现实了！但此一时期，陪伴我孤独心灵给我力量的更多的是鲁迅的著作。无论是狂人的发疯体验还是先驱者的孤独体验，以及对麻木的庸众的体验，还是生命的虚无黑暗体验，我都在鲁迅那里寻找到了共鸣。而鲁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瞒和骗”的揭示和批判，尤其得到了我深深的认同。因此，在我的教育理念中，真实，真诚，真理，自由，独立，批判这些词语就成了关键词。这三年对我来说不啻于是三年生命的熬炼或者说灵魂的炼狱！借用鲁迅的话说，我终于知道自己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当理想遭遇现实，当从书斋走向社会，天真的幻想很快就会破灭，世界永远不会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坚持，奋起还是消沉？继续追求理想还是融入功利性追求的世俗生活？适应环境，改变环境还是寻找理想环境？适应非我所愿，改变非我所能，因此在自贡教书三年之后，我选择了逃离压抑的环境去寻找理想的环境！到中国媒体的天堂广州去！也许我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

　　媒体生涯：真实自由是一个梦

　　我这人总是不满足于简单的物质生存。总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有那么一点超越于肉体生存之上的意义。就我本人而言，干不了教育，新闻媒体是另一个选择。我不喜欢市民报纸而喜欢《南方周末》那样的媒体，通过媒体揭示社会的真相，批判政治和社会现实，引领观念变革，推动社会前进。但以我当时的经历和人脉来说，我没有机会进入那样的媒体。体育也是我的爱好，在大学同学，当时的《南风窗》新闻部主任翁宝的推荐下，我到了当时刚创办的《南方体育》实习，但因为与南体编辑群的个性差别太大了，短短一个月的实习之后我就走了，也曾在2000年欧洲杯期间到这次首先报道我的文章引起争议的《新快报》体育部实习，但也没有留下来。其实我同学所在的《南风窗》就有机会，但我还是觉得《南风窗》的尺度太紧了，看着还远不够痛快。就是这样我还听同学说，他们经常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我一想，你们《南风窗》那样不痛不痒的批评，骂捧结合的格调，我连看都提不起兴趣，做起来更不会有劲！在当今中国，真实自由的媒体工作也许本就是个天真的乌托邦梦想。这一番近距离的对中国最自由和最有批判精神的媒体的了解对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当我在自贡的中学教书并感到压抑绝望时候，我憧憬着自由而充满活力的南国城市广州。当我真的接触了广州媒体的时候，绝不妥协的性格使我连这样的媒体也无法接受。我实现梦想的地方在哪里啊？这次是彻底绝望了！我又想回到中学教书。从孩子开始吧，成年人已经总体上完蛋了！于是我又到了私立广州华美外国语学校教书。

　　再次回到讲台我吸取了在自贡教书的教训，一开始还是比较克制，但我不是一个具有内心分裂能力的人。在我没有意识到中学教育中学文科教材的荒谬性的时候，我能够考上北大，而一旦我不再相信那些骗人的东西，我就无法再做教材的传声筒，我只能按照我通过阅读了解到的历史事实以及领悟到的思想以及自己独立思考的心得体会来引导学生思考和面对真实。因此，我的克制只能是有限度的，也只能是短时间的。在课堂上讲着讲着，我就会自由发挥起来！要我克制自由思考和言说的欲望以及追求真理的渴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追求真理本就是人的天性，只是我们的教育长期被工具化和意识形态化，这使得它早已遗忘何为对真理的追求和批判精神了。在总体思想封闭的背景下，我这样异端的思想言论是注定要引起轰动的。很快学生家长就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了我的反动，他们打电话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告状，中学部校长赶紧来听我的课，我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何况，就算意识到什么我也不会在意，照样按照我的个性自由地上课，在课堂上我对邓小平和蒋经国进行了比较，肯定了蒋经国，校长一听吓坏了，这还了得，敢批评我们伟大亲爱的小平同志？他赶紧去跟老板汇报，马上决定停了我当天的后面两堂课。我曾把中国教育的希望寄托在私立学校身上，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不受体制束缚的自由，有充分的自主权，就如私营企业一般，应该充满活力和创造精神。但现实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公立学校确实体制僵化，封闭保守，不思进取，但在现有体制下，公立学校要开除一个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且公立学校不怕关门，私立学校却最畏惧这个，如果他们不果断把我这个反动分子赶走，国家某部门完全可以威胁关了私立学校，这样他们的所有投资都会付诸东流，于是他们更加不敢不能容忍异端。我的第一次教书生涯将近三年时间，而这次只有二十一天！没有政治自由，没有多元化的空间，私立学校的出现对改变中国教育僵化封闭的现状几乎毫无意义。

　

　这个时候我还能到哪里去呢？我终于谋求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媒体工作，就是广州日报大洋网足球频道做网络编辑工作。这个工作待遇一般，不需要什么创造力，但中国媒体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自由，至少在体育和娱乐两个领域实现了。你想批评足协领导、教练还是球员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无须内心分裂，当然，也没有什么价值感。而我自己是狂热的足球迷，所以对这个工作还是有一定兴趣的。这样混日子混了两年，拷贝粘贴的工作是典型的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体力劳动，不需要任何创造性。这样的工作对我这种追求意义又喜欢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时间长了显然也是难以忍受的。

　　理想的中学和媒体环境都没有，我又能到哪里去呢？与自贡教书时候一样，我内心感到无比焦灼和绝望，依然常常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徘徊，路在何方？这个时候我又产生了到大学做学问教书的念头，大学总比中学自由一些吧？做学问毕竟还是我曾经的梦想吧？但是，没有哪个大学会要我这个毫无名气的本科生，要进大学我必须读研读博！但当英语准备好了之后，政治书却让我愤怒地下了决心，我他妈一辈子也不考这狗屁研究生了！

　　经过朋友的介绍，我来到了位于北京昌平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经济时报》理论版做实习编辑。一方面我对经济不是很感兴趣，另一方面我约的秦晖萧雪慧等人的稿件都很难发得出去，这个编辑还是做得很郁闷很憋气。这个时候我在网络上认识的朋友，杭州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郭初阳介绍我到杭外去教书，是教语文！听说杭外很自由，听说他们校长很宽容，听说杭外的老师学生都很好，而与教历史相比，教语文显然可以更多地回避政治问题。我可以只关心审美，从而不用痛苦地精神分裂！杭外让我记忆深刻，我喜欢那里的教师群体，我喜欢那里天赋不错而且求知欲很强的学生，我喜欢这个学校宽松的氛围。但是由于我在指导文学社办阅读刊物的过程中让学生在刊物上介绍了李慎之，朱学勤，奥威尔，王实味和林昭等人物，有些老师看了之后大惊大怒：这还了得，太反动了！于是又是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告状！再加上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石世昌本来就看不惯我，这次我又没能在这个学校呆下来，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实现教育理想的环境，我的内心充满遗憾！这次事件给我的一个教训是：我太锋芒毕露，太操之过急了！真是性格决定命运！我更适合做猛打猛冲的闯将，却不适合做一个妥协中的坚持者！

　　这次事件之后我又回到了广州，企图继续谋求媒体的工作。无论如何，我都在这两个我自己认为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圈子里转来转去。我甚至怀疑这是我的宿命，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否则为什么离了这两类工作我做别的什么都觉得毫无价值，没有意思呢？那么多人经商不也是很愉快吗？经过朋友的介绍，我有机会到《羊城晚报·理论版》工作，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问理论版负责人张子秋女士：你们的自由度有多大啊？她说：“我转载一篇《人民日报·理论版》的文章，也被值班副总编和谐掉了，理由是为报社五千员工的饭碗着想！”我一听，这样的自由度，还做个屁的新闻？于是宁愿饿饭宁愿接受朋友资助我也坚决不接受这个工作了。

　　中学教育：我心中永远的情结

　　这样大半个中国倒腾了一圈，这次我真觉得自己彻底走投无路了！绝望透顶了！我颓废得连跟家人都不电话联系了！以至他们都以为我自杀了！我真的想过自杀吗？没有，反抗绝望，这是鲁迅给我的精神支撑！我这个人生命能量和意志力都很强，不会轻易放弃和认输！这时我突然想起成都的一个教育杂志《教师之友》以及它的执行主编李玉龙，这是一个采访过秦晖的教育杂志，李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教育媒体人！如果不能在学校教书，通过媒体来团聚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孤独的有教育和社会理想的教师也不错啊！能够借这个平台传播一些思想和新的教育理念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啊！做这个杂志甚至结合了我的教育理想和媒体理想！在做《教师之友》的过程中，我对教育开始有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并广泛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教育现实，结识了不少有理想有思想的中小学老师，我们还举办了不少活动来传播新的教育理念。做这样扎实具体琐碎的事情对我的阅读和学术追求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改变中国教育的价值之大也是毋庸置疑，因此我无怨无悔！

　　但是中国的现实永远是无情的。《教师之友》杂志社隶属于四川教育出版社，因为出版社与某教育机构的一场交易，杂志被某机构拿过去并改名。《教师之友》杂志成了消失的记忆留在那些曾被它点燃过激动过的教师读者心中！一年多的《教师之友》编辑生涯也是我生命中无法磨灭的美好回忆！这是最接近我理想的一次工作经历！

　　我又失业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读书，看碟，然后颓废！我施展才华和实现理想的地方在哪里？

　　2005年下学期，通过朋友李镇西老师的推荐，我受聘到都江验光亚学校任IB语文教师，IB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大学预科课程。在到光亚学校之前，我根本不知IB为何物？在拿到它的教学大纲之后，我感到耳目一新，IB母语课程没有统一编定的教材，却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书目来供我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以及学生的具体状况来进行选择；它的教学方式非常灵活，强调启发学生的思维和发挥学生创造性以及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它的考试方式非常独特，让学生写论文，写文学评论，还进行口头考试！我可以自由地实践我的教育理念追寻我的教育理想！在这三年间，光亚学校校长卿光亚先生给了我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给了我最大的自由度！虽然在某某部门的压力下，卿校长不得不辞退我，我又一次失去了一个实现教育理想的空间！但无论如何，对卿校长给予我的理解支持和包容，我都永远心怀感激！

　　我做一个工作从未超过三年，本来这次可能打破这一个人记录。但因为5·12地震的发生，因为我第一个跑到操场，因为我发在闲闲书话里的那篇《那一刻地动山摇》的文章，我又将失去工作了。同样来自后极权国家的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都说：“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政权不过靠暴力和谎言来维护统治，因此对付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说出真实，哪怕丢掉工作也要说出真实！”这是我虔诚信奉的思想，我也坚决实践了它，并因为说出真实而多次丢掉工作！为了心中自由的理想，我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人生充满偶然，这种偶然性正是我所迷恋的，如果人生的路程都按部就班，是早就设定好的不可更改的程序，那么人生将因缺少意外而变得非常没有意思。因为这次事件，我的教书生涯或者永远地结束了，但我的学术生涯将重新开始，思想的开拓将更加勇猛坚决锐利！我将系统地思考中国文化，社会，政治以及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将通过自己的言论来影响中国社会的进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从而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全文完

文章提交者：国士   

顶，自由思考的一个大脑胜过无论多少的猪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