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推荐蒋介石任成都市警察局局长

⊙ 魏道尊／文

　　在抗日战争的中期即1940年，蒋介石以国府主席、最高统帅之尊，兼任四川省主席，许多人都知道。对于蒋介石任成都警察局局长的传说，知悉者却很少。蒋介石为啥会任成都警察局局长？蒋介石真的就职了吗？蒋介石并未来川，又是谁任成都警察局局长呢？欲知端的，请看下文。
　　1917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并向日本大借外债，出卖国家权益。孙中山为保护“约法”，于当年7月率一部分海军南下广州，揭出护法大旗，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领导护法斗争。
　　不久，蒋介石应孙中山电召，从上海到广东，任粤军部作战科长，张群也在大元帅府任参军。
　　这时，四川督军熊克武支持孙中山护法，请求孙中山派一位才识胆略俱佳的能员到四川任警察厅厅长或成都警察局局长。孙中山环顾左右，只有蒋介石没有重要任务，可去担任此职，于是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未到过四川，对川中政局一无所知，便前往张群处请教。
　　张群与蒋介石（当时名蒋志清）系保定军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结为兄弟，交往甚笃，故两人常相会谈。张群听蒋介石一说，知蒋介石愿离粤人蜀，便对蒋介石说，熊克武为人一贯骄横自大，对孙先生亦多不买帐。况且你与熊克武既无一面之交，又对川中政情不甚了解，现在仅凭一纸书信入川，料想不会十分如意。万一去了，合作不好，不欢而散，反失去了粤方发展机会。不如请孙先生另修一函，介绍熟悉川情之人去见熊克武。你可在上海安心暂住，等待孙先生另有发展时，取得适当工作，自比入川好得多。
　　蒋介石听了此话，觉得张群分析有理，便决心不去四川。同时，蒋介石也听出了张群话中有回四川的想法，便有意成全他。蒋介石对张群说：“你说得有理，我决定不去四川了。如果在孙先生面前推荐你去见熊克武，你如何来报答我？”张群听了蒋介石半开玩笑的话，大喜过望，嘻笑着回答：“我如由兄之介，得到好差事，我一定按月汇上海三百元作你的生活费。你如在孙先生处得意了。我立即辞掉四川的事再来跟你。”蒋介石说：“这倒不必。”
　　蒋介石第二天去见孙中山，说明自己对川中情况生疏，又不是四川人，去了也难以立足，请先生重修一书，推荐张群见熊克武。孙中山听蒋介石说自己不去四川，还要另荐一人，心中十分不快，对蒋介石说：“你如不愿入川，我亦不勉强，张群虽是四川人，为人如何，我亦不太了解，不便向熊克武推荐，原介绍信还我。”蒋介石闻言，面目绯红，呈上原信。孙中山展阅后，将信撕毁，投于纸篓中。
　　蒋介石回到寓所，只好把孙中山不肯另荐别人去见熊克武的事如实告诉张群。张群惆怅良久，忽然灵机一动，将孙中山致熊克武的信中措辞一一记起，遂大胆假冒孙中山书信一件，除略述孙、熊两人过去情形一番客套外，请熊克武一定为张群在四川有所安排。假信造好，他就秘密入川，去见熊克武，竟弄假成真，被委派为成都警察局长。这件事，蒋介石被蒙在了鼓里。
　　一天，孙中山召见蒋介石。蒋介石参见礼毕，未及落坐，孙中山面有愠色，将一电文掷给蒋介石。蒋介石展开一阅，原来是熊克武来的，内容是“已遵命委张群为成都警察局长”，不由大惊失色，汗水从额上流了下来，急忙对孙中山说，“张群去四川，我原来不知，熊克武来电说遵命委派，必定是张群假冒先生的信，请先生回电否认，由熊克武追究。”
　　孙中山看见蒋介石急成这个样子，脸色缓和下来说：“去电否认，似可不必，你既不知此事，我可以原谅你，但张群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非正人君子，你以后不近他为是。”蒋介石听了喏喏连声而退。
　　这件事，蒋介石对张群确为不满，但又见张群处事工于心计，长于策划，日后可以引为谋臣，不满之情也就烟消云散了。
　　l9l9年，成都学生响应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展抵制日货、劝导商人不要买卖日货的活动，举行示威大游行。担任成都警察局长的张群，肤色黄黑，身躯微胖，态度温和而严肃，骑着高头大马在后押队，指挥警士沿途维持秩序，保障安全，颇得社会各界的称赞。

雷康在将中正题字的“上清宫”门前留影。光线太差，我还在山上拍了许多照片，但效果都极差
地点：青城山景区·青城山镇·都江堰市·成都市
时间：2003-11-11 15:09:56
图片摄影：徐建

当年毛泽东语出惊人：“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里”。

　　在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是一位极为复杂的重要人物。他统治中国大陆20余年的功过是非已有公论，但他退踞台湾后的施政内幕还鲜为人知，特别是他关于“一个中国”问题的所做所为，人们知之更少。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当局声明：“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自所公认”；“联合国无权讨论台湾问题”。

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惨败，蒋介石集团逃到了台湾。国民党退踞台湾之初，政治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长期依赖的美国，出于对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对国民党蒋介石已失去了信心，推行“等待尘埃落定，任其自生自灭”的弃蒋政策，使国民党进入了“外交上最黯淡的一个时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在反复权衡利害后选择了继续“扶蒋反共”的政策。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同日，杜鲁门下令美国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6.27”声明，使台湾得到美国武力的保护，这对于陷入绝境的台湾当局，犹如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对于美国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不仅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进行了强烈谴责，蒋介石也并未因有求于美国而随声附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的分裂图谋进行了抵制。

6月27日当晚，美国政府向台湾当局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第七舰队“已奉命阻止大陆攻台”，蒋军应停止出动海空力量攻击大陆。美国政府的备忘录体现了妄图策划两岸分裂的阴谋。对此，台湾“外长”叶公超奉蒋介石之命发表声明，接受美国关于防卫台湾计划的原则，但对备忘录持有保留态度，并做出如下几点声明：1.在对日和约签订前，美国政府对于台湾之保卫，自可与“中国政府”共同负担责任；2.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自所公认。美国政府在其备忘录中的上项提议，并不影响“中国政府”对台湾之主权或开罗会议关于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3.台湾当局“接受此项建议”，并不影响“中国政府”领土完整之立场。这表明台湾当局既依赖于美国，乞求美国的武力保护，但又不完全依附于美国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当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台湾，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又给了中国收回台湾的机会，蒋介石的确抓住了这次难得的历史性机会。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举行会晤，商议战后有关问题。开罗会议的一项内容涉及到日本战败后台湾的归属问题。蒋介石在会议期间据理力争，坚持要收回台湾。在当时罗斯福眼里，支撑中国抗战局面的，除了美国人就是蒋介石了。由于美国还需要蒋介石的抗战拖住日本，所以对蒋介石提出的收回台湾的正当要求，罗斯福就无法拒绝了。于是，中、美、英三大国就战后的台湾归属问题终于达成协议。1943年11月26日，三大国发表了《开罗宣言》，其中明确规定：三大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迫使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归还中国。蒋介石后来在60年代曾说过：“我最恨的是日本人，因为当年他们把我们的东北和台湾都抢走了，还使我落了个卖国的名声。”这样，开罗会议为中国战后收复台湾确定了基调，也就是说，《开罗宣言》已明确了台湾归属中国的地位，台湾根本不存在“地位未定”之说。

　　但是，美国政府此时已不顾历史事实和自己的承诺。1950年9月20日，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台湾地位的“福摩萨问题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联大上“要求把台湾问题作为一件具有特别及迫切重要性问题列入议程”，正式向联合国提出了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也立即遭到台湾当局的反对，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声明“联合国无权讨论台湾问题”。

　　在中国政府及台湾当局的共同强烈反对下，在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下，美国企图以“台湾地位未定论”来分裂中国的阴谋终于没有得逞。

　　第一次台海危机，美国欲使“台湾问题国际化”，蒋介石申言“‘汉贼不两立’，为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与台湾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联系日益加强，美台关系进入了所谓的“蜜月”时期。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出任新一届美国总统，他任命了坚决反共的杜勒斯为国务卿，出于从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战略出发，美国政府决定进一步密切美台关系。1954年上半年，美台开始磋商签订旨在针对中国大陆的《共同防御条约》，但因对条约的适用范围产生分歧，一时还未达成协议。在获悉这一消息后，为表明解放台湾的坚定立场，毛泽东当即做出决策，由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从1954年9月3日起，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实行“惩罚性打击”，第一次台海危机随之爆发。

　　同年12月，美台双方在华盛顿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台海危机使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美国图谋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但自知作贼心虚，因为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从未脱离过中国的管辖范围，美国若为此卷入一场中美战争，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在国际舆论上也会孤立无援。美国权衡利弊，为避免中美开战，艾森豪威尔希望蒋介石能主动放弃沿海岛屿，这样也给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扫除了一大障碍。

　　1955年1月28日，美国策动新西兰出面，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讨论台湾海峡“停火问题”，目的是通过联合国安排海峡两岸停火，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湾当局虽然迫于美国的压力，同意了新西兰的提案，但对美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是持反对态度的。2月8日，针对美国策划“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活动，蒋介石申言“决不放弃收复大陆的神圣责任”，指责所谓“台湾海峡停火”的提议，驳斥“两个中国”的谬论，强调“大陆、台湾皆为我中华民族领土，不容割裂”。2月14日，蒋介石答中外记者时说：“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汉贼不两立’，为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

　　鉴于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台湾问题出现复杂化、国际化的形势，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对美台的政策，决定通过谈判缓和台湾海峡的局势。1956年1月30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了“力争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3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即将赴台的有关人士时请他们传话给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还说：“蒋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台湾回归祖国以后，“一切可以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毛泽东还说可派代表回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周恩来还对蒋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做了具体说明。

　　不久，中美两国也进行了秘密接触，举行了大使级谈判。在谈判中，我方表明了“一个中国”的严正立场，拒绝美国关于“台湾海峡停火”等建议，坚持美国舰队及其他武装力量退出台湾。在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下，台湾海峡局势开始有所缓和，美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图谋被挫败。

　　第二次台海危机，杜勒斯策划“划峡而治”，蒋介石不屑一顾：“那只是片面的声明”，“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在大陆沿海岛屿骚扰和破坏，也为了配合中东地区反美侵略斗争，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大小金门实行猛烈的炮击，第二次台海危机从此爆发。

　　金门炮战打响之初，美国第七舰队决定为国民党军护航，在台湾海峡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对大陆意在“不战而屈人之兵”。当时解放军福建前线指挥员请示打不打美国军舰？毛泽东当即命令：开炮当美舰护卫着“国军”运输船队还没到料罗湾，解放军头一轮炮火打过去，美舰便立刻调头逃跑，根本顾不得“国军”了，美国“纸老虎”原形毕露。随后，美国政府立即宣布《共同防御条约》不包括金门、马祖，逼压蒋介石放弃。美军高层人士分析认为，从军事上讲，金马远离台湾岛，必须重兵防卫。一旦共军动手，海上运输线立即切断，此实乃兵法所谓之死地。从政治上讲，若台湾想“独立”，金马历来为福建属地，与大陆近在咫尺，眼睛看得见，大炮够得着，正所谓“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枪炮“走火”，便可引发大战。中共若进攻金马，收复失地，名正言顺，国际舆论无可非议。此时台湾若出兵增援，则正好授人以柄；若坐看金马陷落，则民心士气尽失。有鉴于此，美国舰队如继续推行其冒险行动，则有可能在台湾海峡“摩擦走火”，于是美国政府遂决定改战争“边缘”政策为“脱身”政策，而“脱身”政策与其蓄谋已久的“划峡而治”的险恶用心又是联系在一起的。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美国认为蒋介石把为数众多的部队布置在金门、马祖是相当愚蠢的。他放出风说，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劝说蒋介石撤出金马。显然，美国政府企图以抛出金马来换取中国大陆让步。以分割台湾与大陆的最后一点联系，在台湾海峡划出一条永久停火线，从而达到“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目的。

　　对台湾当局来说，金马在军事上所处的不利地位，蒋介石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但美舰的“临阵脱逃”，使蒋介石感到美国佬并不可靠，并且他看穿了美国政府“划峡而治”的真实意图。10月1日，他对美联社记者说，金马等沿海岛屿是台湾的屏障，也是远东的前哨据点，金门防线地位的重要性没有改变。针对杜勒斯9月30日的讲话，蒋介石深表不满，并显得不屑一顾：“假如杜勒斯先生真的说了那句话，那只是片面的声明”，“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在台湾当局的默许下，台北多家报刊纷纷抨击杜勒斯“背信弃义”、“不怀好意”，台湾“外长”黄少谷则指责杜勒斯为“国际政客”。一时间，杜勒斯这个台湾当局的“老朋友”被骂得狗血喷头。

　　与此同时，毛泽东更是以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眼光，敏锐地觉察出了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指出台湾当局若放弃金马，势必造成台湾与大陆相隔得更远，扩大台湾与祖国分裂的状态，将更为不利于统一祖国。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毛泽东决定调整对台政策，将金马留给蒋军驻守，以作为牵制蒋介石的绳索。随后，金门炮战变成了长期化，单日打，双日不打，逢年过节宣布放假，停止炮击，使两岸紧张局势走向了缓和。金门炮战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实际上打的是“政治仗”，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高超的战略思想和策略艺术。

　　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达到了“共鸣”，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语出惊人：“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因为他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含糊”的。同年12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首批被特赦的杜聿明等11名国民党战犯时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

　　1960年初，美国对华政策有所变化，一方面继续从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台湾蒋介石当局，意图借此打开缺口，推行“划峡而治”的分裂政策，另一方面设法增加与中国大陆的接触，寻找新的折衷方案。美国种种只顾自身利益的所作所为加深了美蒋之间的矛盾，给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时机。

　　同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特别强调：“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毛泽东的这句话被会议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说：“对于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随后，周恩来提出了颇为宽松的四点具体意见：一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均委于蒋；二是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系由中央拨付；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是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周恩来还请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给蒋介石，指示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做政协委员，并要求他们照顾好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

　　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所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一系列对台方针、政策，对台湾当局和蒋介石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蒋介石一直在高唱“反共复国”的调子，但他多次明确地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接受两个中国”。可以说，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问题上，共产党与国民党、毛泽东与蒋介石是不谋而合地走到了一起

蒋中正的身份证

蒋中正的调情照片

蒋中正的调情照片

歪的哦，这个杂照的下来哦？

　　宋子文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1万多件资料，是宋家最后的秘密。宋美龄去世之后，胡佛研究所终于在近日公布了这批材料。档案馆内，正在翻阅宋子文档案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俊义向记者介绍了这些鲜为人知的史料。

　　这批档案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宋子文亲历西安事变时记下的日记。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戏剧性也是最神秘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主要参与者为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宋子文和宋美龄。其中，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一方面稳住南京政府不要轰炸西安，一方面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谈判。尽管有关西安事变内幕的许多说法或当事人回忆已陆续见诸报刊和书籍。但宋子文的亲笔日记，因其不是为发表而写，反而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事实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后，宋子文日记记述的时间从20日抵达西安当天“探路”开始，到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用英文写成，为打字稿，但其中要点和人名均为中文亲笔手写，共15页。

　　蒋介石痛哭绝食

　　宋子文20日上午10时乘飞机抵达西安，“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17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1、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3、发动抗日运动；4、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

　　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蒋介石性命堪忧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

　　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张、杨)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张学良)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与张、杨甚至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唯一结论：和平解决。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张学良扣没蒋遗嘱

　　21日上午11时，宋子文在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前1小时再次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交给他几份遗嘱，是分别写给全国人民、夫人宋美龄和他两个儿子的。蒋要宋先将遗嘱给张学良过目，但张过目后扣下了蒋的遗嘱。宋子文写道：“(张)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　　蒋还要求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前来西安，并劝宋子文也不要返回南京。但当时宋子文已拿定主意，心中有了一个救蒋介石一命的初步方案。

　　“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1、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2、由戴雨农(戴笠)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3、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三点方案得到了张、杨的赞同。而且，张还特意给宋美龄和戴笠写了信。但张同时表示，“倘西安发生战事，蒋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宋被怀疑策划西安事变

　　宋子文执意返回南京后却发现，他离开才一天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失去对他的信任，因为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被扣在西安，居然平安而归。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此地之气氛系对我能够回来充满不信任。”“我还听张公权之姐的某朋友言，张公权称，西安事变系我一手策划。”

　　宋子文到南京后，首先与宋美龄、宋蔼龄和戴笠商谈对策。他们均赞同宋的方案。然后，宋才向国民党要员汇报张、杨提出的四项条件和他的计划。

　　宋子文记录道：“熊(式辉)说，他担心委员长在西安会违心被迫接受彼等条件。我言，以彼如此了解委员长之为人，竟谓委员长会被逼违心签字，我甚感惊讶，此系对其人格之污辱。

　　何(应钦)问，汉卿(张学良)为何提出让戴雨农去，让蒋铭三去是否亦出同样目的，他们是不是欲逼其透露我方军事计划？我答，目前时间紧迫，质疑彼等动机毫无意义。

　　叶(楚伧)评论道，站在政治委员会立场言，只要委员长在遭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

　　但宋子文回南京的主要目的是说服南京方面暂勿攻打西安。他告诉南京政府要员，绝对不能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让我直截了当回答，委员长是否希望军事解决。此问题我因先前曾与蒋、孔二夫人讨论过，故便模棱两可地答曰，若能寻得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不希望看到再发生内战。”

　　根据宋子文日记，当晚和第二天上午，政府要员都在开会讨论他的建议。结论是“停战期缩为3天，根本未提停止地面进攻，仅言将停止飞机轰炸”。

　　张、杨要求召开名流大会

　　宋子文22日携宋美龄、郭增恺、戴笠及蒋鼎文飞抵西安。蒋介石与宋美龄团圆后态度进一步转变，同意妥协，指定宋美龄和宋子文为其与周恩来谈判的代表。

　　宋子文写道：“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 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要告诉周，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他保证将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重组国民党后，倘若共产党尊其为服从总理，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

　　但张、杨23日上午的建议令宋子文大感意外。他们提出，由蒋介石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一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大会，出席者应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冯玉祥、孙夫人、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大会作出决议后，蒋介石才可离开西安。宋子文说：“我对如此条件甚感失望，因为我了解南京方面的态度，他们不会接受。”他提出了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大会反建议。

　　宋子文拒绝组阁

　　当天，蒋介石让宋子文与张学良一道去见周恩来。周告诉宋，中共已原则上同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若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他们欲支持者非委员长个人，而系出于民族之大义。”23日下午，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已开始讨论国民政府新内阁人选。

　　“彼等一再劝说由我组阁，但是，我告诉他们，出于政治及个人原因，我绝对不会领导现在之内阁，且亦不会参加。他们坚持让我执掌财政部，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对获取其日常之开销有信心。他们对外交部长人选不能为亲日分子亦甚关切，我与他们讨论了几名人选，我建议由徐新六来担任，徐系一热情民族主义者，同时本人又未有如此多色彩，因而不会让日本人解释为：他的任命即意味战争之来临。关于军政部长，他们建议，此人不应有名无实，而应是委员长真正可倚赖者。因为亲日，交通部他们不想要张公权担任，而海军部他们亦不愿由陈绍宽担任。”

　　张学良：杨虎城不放人就打死他

　　宋子文与宋美龄一道向蒋介石汇报了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复：

　　一、 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祥熙)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 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 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 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张学良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

　　“我将上述答复交予张、杨及周，他们似甚为满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当日深夜，周拜访了蒋夫人，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单寒暄了几句。”

　　至此，西安事变看来已经和平解决。但24日上午，局势突然发生逆转。首先是张学良的部下不同意在蒋介石未履行部分承诺的情况下就放其离开西安，二是张学良为此与杨虎城闹翻，张甚至说杨不同意放人，尽可开枪打死他。

　　宋策划蒋介石秘密出逃

　　宋子文记载，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不满地离去。　　宋子文认为，“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故形势极为危险。张在城周仅有一团，遂命其部队做秘密准备，以防突袭。”

　　宋子文与张学良策划应急之策，两人讨论了将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突然离开西安的可能性。但后来“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的监视之中。”他们最后商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先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

　　周恩来说服杨虎城放蒋

　　25日，张学良继续与杨虎城谈判。周恩来在宋子文陪同下面见蒋介石。据宋子文记录，“蒋称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宋子文向周恩来提出，必须让蒋介石即速离开，因为“再行耽搁只能令局势进一步复杂，战端一开，难以平息。……”。“(周恩来)答应尽其所能，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

　　蒋介石当天召见张、杨，说尽管他们做法系叛变行为，但他原谅他们。他所允诺之一切均会履行。宋子文与蒋一起动身前往机场，乘波音飞机离开西安，4时30分抵洛阳。宋子文的日记到此为止，引起中国和世界瞩目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尚有三个附件未公开

　　宋子文档案中另有资料证明宋子文一直很关心照顾被软禁的张学良一家。1947年，东北闻人莫德惠专程到台湾探望张，宋子文打电报给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严家淦，要求台湾银行拨台币20万元给莫德惠，转交张。

　　而杨虎城就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了。杨虎城长子杨拯民于1944年底致电宋子文，恭贺他出任代行政院长，“家严虎城，自民国二十六年返国，即遭拘禁，迄今六载有余。今值世伯长政中枢，敢恳姑念旧谊，鼎力斡旋，俾其重获自由……”宋子文指示秘书说，这封电报不要回了。

　　遗憾的是，在宋子文日记中，原来曾附有三个非常具有史料价值的附件，即：附件A，宋子文第二次陪同宋美龄赴西安前南京方面交给他的一份停战条件；附件B，周恩来12月24日上午交给宋子文的中共方面所提出的解决西安事变办法的备忘录；附件C，宋子文12月23日下午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讨论新内阁人选情况的备忘录。但在公布的档案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三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蒋介石(1887年—1975年)，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光绪 三十二年(1906年)，在中学读书时即向家里提出要求到日本学习军事。 赴日后，因非公费派遣，不能入军校，只能就读于东京清华学校。这 一期间，结识陈其美等。年底回国。次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 堂，学习炮兵。三十四年春被派往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由陈其美 介绍，加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宣统二年(1910年)冬毕业后， 人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当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爆发后回 国，受已任上海都督的陈其美的派遣，率先锋队百余人赴杭州，参加 光复浙江的战斗。随后任沪军团长，与陈其美及师长黄郛结拜为把兄 弟。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宣告成立中华革命党，他被派往上海、哈 尔滨，协助陈其美从事反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 华革命党解散，他居上海，同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有来往。 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后，他于1918年至广州， 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半年后任第二支队司令，驻福建。因受 排挤回上海，与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的生意。1922年，粤军总司令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在永丰舰避难。蒋闻讯赶到广州登舰护卫四十余 日，得到孙中山的信任。1923年 2月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参谋长。 8月赴苏联考察，回国后满口革命词句，得到孙中山的器重。1924年 国共合作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在军校，培 植个人势力，支持反共分子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打击共产党人和左派 学生。他组织领导黄埔军校师生参加镇压广州商团叛乱、东征讨伐陈 炯明等战斗，获得声誉。1925年 8月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0 月，率师进行第二次东征，歼灭陈炯明叛军。1926年 1月当选为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2月兼任国民革命军总监。1926年 3月 制造“中山舰事件”， 5月提出“整理党务案”，打击和排斥共产党 人。1926年 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在共产党 的推动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国民革命军打垮了军阀孙传芳和吴 佩孚的部队，光复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四省，并继续向浙江、江 苏、安徽、河南进军。在北伐胜利的形势下，他的个人**野心也进 一步膨胀。 12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但蒋主 张迁往南昌，企图直接控制。随后又唆使暴徒在江西、安徽制造一系 列反共事件，肆意破坏孙中山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 大政策，并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发动“四一二”政变， 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7年 4月18日， 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 6月取得冯 玉祥的支持，于 7月实现宁汉合流。后因在同汪精卫、李宗仁等派系 的矛盾中处孤立地位，被迫于 8月下野。12月，抛弃妻妾，同宋美龄 结婚，从而通过宋氏家族和宋美龄的姐夫孔样熙家族，加强了同美国 的联系。1928年 1月，重任总司令。 2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 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与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组成四个 集团军北上，战胜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束了北洋军阀对中国北方的统 治。10月，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为实现个人**，蒋 介石企图裁减冯玉祥等异己势力的部队，加剧了同他们的矛盾，接连 发生蒋桂(李宗仁系统)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锡山)战争。他凭借 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支持，采用收买拉拢、分化瓦解等? 手段和军事上的优势，逐个战胜各派武力，又击败汪精卫、胡汉民等 派系的对抗，巩固了**统治。 1930年12月至1931年 9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江西、湘鄂 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连续进行三次“围剿”，都告失败。“九一八” 事变后，他奉行不抵抗政策，阻挠军队和人民抗日，致使东北地区迅 速沦陷。他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面在日本侵略者面 前节节退让，一面又于1932年 6月对工农红军实行第四次“围剿”， 失败后又于1933年10月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经一年 激战，红军被迫突围长征。蒋介石又派兵进行围追堵截，并继续“围 剿”陕北等根据地。1936年12月12日，奉他之命在西北“剿共”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毅然将蒋介石扣押，实行兵谏，逼他抗日。在 中共和各方调停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他被迫停止“剿共”， 停止内战，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形成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先后在上海、南京、 晋北、徐州、武汉等地同日军作战，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速战速 决、灭亡中国的妄想。但由于他实行不发动人民群众的片面抗战的路 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因而不能抵御装备占很大优势的日军，华 北、东南和华中大片国土失陷。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 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汪精卫等叛国投敌。蒋介石仍表示要继续抗战， 但又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感到不安，乃实行溶共、 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并不断制造摩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英、美等同盟国推举为中国战区最 高统帅，派中国远征军到缅甸，与英美军队联合对日作战，打通了中 印公路。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一面依靠美国将其远在西南和西北大后 方的军队运往沿海地区，同时命令日伪军在原地守备，以阻止在敌后 坚持抗战的人民军队收复国土；一面同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 谈判，并签订《双十协定》。但随即以“接收主权”为名，大量派兵 到东北，抢占战略要地。1946年 6月，他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 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 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在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后，于次年被迫 改为向山东和陕北两地重点进攻。在其主力屡屡被歼后，1947年 7月 转入战略防御，至1948年 8月又转入重点防御。从 9月起，在辽沈、 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他赖以发动内战和维持统治的主力基本被消 灭。1949年 1月，他被迫宣布“引退”，但仍在幕后操纵。 4月，他 拒绝接受国共双方代表谈判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解放军乃渡过 长江，向全国进军。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 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终结。12月，蒋介石退据台湾。此后，他 以“反共复国”来维持在台湾的统治；但又反对“台湾独立”、“两 个中国”，保持了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1975年，病卒。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书信选集》中，有一封周恩来在1970年5月27日给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丁江的信，编者所加标题为“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行老”。信中写道： 康国雄事，可告陕西派人至汉中工业管理学校一查，如确实因群众茫然于历史知识而对康国雄实行专政，虽病不许治，病倒亦不许与家属通音信，未免过分。可许其回京至康妻陈泽琴处治病，病愈再另作下乡安置。 众所周知，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出面保过不少人，但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康国雄何许人也，竟能得到周恩来专门保护？ 《周恩来书信选集》的介绍：“康国雄，是四川银行家、企业家康心如之子。五十年代起，在北京机械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一九六九年随该校迁至陕西汉中。一九七一年因病回京治疗。一九七七年正式调回北京，在朝阳区职工大学工作。” 原来，当时的康国雄只是一名普通教师。周恩来为什么会对这个无名小辈施以援手呢？ 1997年1月，康国雄(右)访问台湾时与蒋纬国见面 蒋介石很喜欢幼时的康国雄，经常拉着他的手在山间散步，还请他到自己的别墅中玩。康国雄因此被诬为蒋介石的“干儿子”，历次运动中为此吃尽了苦头。 事情得从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说起。 康心如与美丰银行 康国雄之父康心如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1920年代后期，康心如收购了中美合资美丰银行全部美股，改为中资经营，几经奋斗，终于成为内地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除经营银行外，他还投资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等。其弟康心之、康心远也拥有若干企业。抗战期间，康心如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蒋介石指定为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在任上，康心如倡议定重庆为陪都，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推进抗战大业作了不少贡献，同时，他对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也给过不少资助。 周恩来与康家兄弟都有来往。康心之的女儿康岱莎是共产党员，跟周恩来一起从延安回到重庆，周恩来特意安排她留在重庆做她父亲的“统战”工作。 1949年底解放军接管重庆后，康心如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后又担任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 1957年2月，周恩来到重庆休假时，专门去城里胜利大厦旁冉家巷看望康心远，康心远的妻子王棣华和胞妹王同华，跟邓颖超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好友。周恩来还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干部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 “反右”中，康心如被划为“极右派”，撤职降级。经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有关情况后，获准迁北京定居。 “蒋介石的干儿子” 康国雄是康心如的小儿子，1950年代初期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作教师，但他有“历史问题”──抗战期间，为躲避日机轰炸，康心如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修建了别墅和防空洞，康国雄在那里与常来汪山散步的蒋介石偶然相识，公务繁忙之余的蒋介石，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学生，常跟他聊天，拉着他的手一起在山间公路上散步，并曾请他去黄山别墅玩过一次。此事本来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1950年代初期“肃反”运动中却被人诬告，从此康国雄背上了“蒋介石的干儿子”的黑锅，政治运动一来就要遭到审查，“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多次遭到批斗。 康家因此请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以求得帮助。于是，就有了周恩来三保康国雄之事。 周恩来第一次指示 1968年6月，章士钊为康国雄之事写信给周总理： 四川康心如、心之兄弟，公所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该兄弟为冲击对象，自不待言。经过两年之困心衡虑，不幸心之于半年前体不从心，先行淹殁；而心如奄奄一息，展转床褥，加以其子国雄，横遭蒋贼义儿之诬，禁不起老牛舐犊之忧虑，病上加病，又复祸不单行，小将们忽有康某为官僚资产阶级之谴责。因此不胜恐惧，致函于钊，求为转达崇阶，冀在万死之中冲出一条生路。情节原件俱载，恕不亲缕。惟公怜而生之，无任为友呼吁之至。 这封信什么时候发出，周恩来什么时候收到的？不得而知。周恩来对此信所反映问题作出的指示，是在一年半以后。 1969年底“备战”高潮中，北京机械学院奉命迁陕西汉中。这时正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接受审查的康国雄，因父亲康心如病逝，暂缓离京，料理完后事，于12月中旬被押到了汉中。 在康国雄动身赴陕西前夕，“专案组”一位同情他的黄先生私下告诉他，周恩来总理对他的问题，有指示传达下来，大意是：对康国雄的家庭及其本人的历史问题，不予追查，一律按民主人士处理。 如果发现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但未发现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不予追究；若发现其有严重的政治活动，要上报中央进行处理。 对康国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问题要给予照顾。 要文斗，不要武斗。 据说，机院“军宣队”为此曾考虑让康国雄留京待分配；在“清队”阶段，康国雄每晚可以回家住宿，与周恩来的指示不无关系。 但是，当时正值“清队”高潮，“阶级斗争”压倒一切，周恩来的指示未能得到认真执行。 周恩来第二次指示和章士钊的叹息 康国雄到汉中后，由于长期受到审查批判，不能很好休息，健康状况恶化，出现了心慌、疲乏、血压升高等症状。他要求到汉中专区或县医院去看病，报告了几次才获批准。到汉中县医院检查后，大夫建议他回北京治疗。 康国雄把大夫开的证明拿给“军宣队”，遭到痛斥。康国雄悄悄把情况写信告诉妻子，要她再去找章士钊求助。 于是，章士钊又给周恩来写了信(原文无标点，□为潦草难辨之字)： 重庆康氏昆仲，系钊数十年来之旧友，其门风及一切祖□，皆与蒋介石一无旁涉，此钊所能确切保证者也。不幸抗战时期，康氏在重庆对岸之汪山置有别墅，每周末全家弟兄即归山休息一二日。不料蒋贼亦采取同一办法，因不期与诸康同时至山，遂有康家儿郎与蒋相遇于途而被要遮不放之事。时康心如之子国雄年不过十一二岁，钊该时亦正倚居山上交通银行宿舍，可知此种情况足资察证。……纷扰期间，心如兄弟两人相继物化其家，以文化革命濒于结束，凡儿女等等有职位者俱遵照国家号召分别下放，于是国雄由北京工业管理学校(注：此为章老误记，应为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省汉中农村，此乃事势之所必然，国雄应须遵守。不料国雄转入新校之后，该校□□一口咬定他是蒋贼干儿，实行专政，有病不许就诊，劳累不许歇。三数月间，以致国雄病倒在校，音信不通……国雄之妻陈泽琴是医生，现在朝阳区104干校医务室服务，号称能手。据陈流涕陈述，为此并求钊处代为向钧院恳请，可否暂将国雄调出汉中学校，交与该妻陈泽琴负责医治。一俟病有转机，再由该院发落。 1970年5月27日，周恩来根据章士钊的信，专门给国务院直属口的军代表写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封指示信。 事后得知，这位军代表只向机院了解了康国雄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康国雄有“三反言行”，正在接受审查。那位军代表便未按照周恩来信中“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行老”的指示办理，而自作主张向章士钊口头回复说，“康国雄无病，他有三反言行，现正在受审查。” 周恩来给那位军代表的这封信，交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后，就被束之高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那位军代表被调回总后勤部接受审查，从此周恩来对康国雄的有关指示就更无下文了。 第三次指示和“五一六分子”的戏剧性命运 不久，“清查五一六”运动又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康国雄又被说成是“五一六分子”。他急忙把情况写信告诉家人，要妻子找章老再向中央反映，强调他身体有病，要治病；“干儿子”的事并没有解决，他们还在用这个罪名整他。 当时，对受审查的人有“帮促组”，十几个人，天天进行“帮促”，实即批斗、逼供。在康国雄那个“帮促组”召开的第一次“表态会”上，就要他交待为“五一六”做过什么事情。他十分恼怒地说，“‘五一六’是反周总理的，我曾经求周总理帮助，我怎么会反他呢？这根本讲不通嘛！”他还辩论说：“你们总结‘五一六’分子有三大特点：一是出身好，我却是大资本家的儿子；其次，历史上无辫子可抓，我却一直被怀疑为‘蒋介石的干儿’；第三，造反早。而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在‘牛棚’里劳改。‘五一六’的这些条件没有一条与我沾边。”批判他的人诡辩说：“初期是这三个特点，由于你的能量大，所以‘五一六’又把你吸收进去了。” 1972年12月下旬的一天。机院教职工到汉中大学礼堂参加全院大会。康国雄也被押到会场。 在杀气腾腾的气氛中，一个已被分配到大连的学生，被抓回来接受批判，他“揭发”康国雄是“五一六骨干分子”。 大会结束后，要康国雄立即交待。康国雄只好把写过的材料又写一遍。 几天后，他被叫去连部办公室。连长例行公事地问康国雄问题交待得怎样了，然后打断康国雄的声辩，突然说：“院党委讨论了你的问题，认为你确实有病。党委作了个决议，同意你回北京治病。” 康国雄听完此话，顿时意识到，一定是周总理又有批示下来了！他立即大声说：“感谢党中央！”连长问康国雄什么时候走，康国雄说，“今天就走！” 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引起不小震动。一时间议论纷纷，许多人到连部去提意见。出于无奈，只好召开了全连大会，就康国雄的问题，作出解释：“康国雄的父亲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革命有贡献，康国雄的确有病，党有统一战线政策，按政策给予照顾；康国雄的问题并未了结，治病回京后继续审查。” 周恩来这次批示的具体内容，康国雄是在返回北京后才知道的：第一机械工业部打电话到机院留守处，询问该校是否有一个名叫康国雄的人，当得知确有此人，现在陕西汉中后，就转告说：“周总理指示：他有病，应回北京治病。” 这时已是在“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更高了。这一次，他的指示终于得到执行。 康国雄回到北京后，先安排在朝阳区“七二一大学”，“七二一大学”撤销后，参加了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创办。到1980年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时，要为周恩来给丁江的那封信作注，到处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康国雄，但因章士钊原信将他的工作单位错写成“北京工业管理学校”，结果费了许多周折，好不容易才在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把他找到。

美国已经把蒋介石的“保甲连坐”政策发扬光大──兼评费卢杰之战

从美军的“虐俘事件”到今天的“杀俘事件”，都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不免让美国大兵多了几分“处在世界关注中心”的得意。我今天要说的不是这些小事情，而是针对美国始终一贯的政治手法和美军在海外作战的一贯行为模式。

就一般人的善良愿望而言，总是希望把战争对象限制在武装对抗的团体中间，希望减轻战争对平民的伤害，在战争中间还希望对那些失去作战能力的角色不再体现战争意志的战俘给予人道待遇，在联合国的推动之下，各成员国代表对此达成了多项共识，订立了多个公约。

问题在于区别平民和战士是需要成本的，特别是对于战场的特定环境而言，为了保持识别平民或者战士的时间，常常是给对手留下了抢先进攻自己的时间，因此是否愿意承担这一收集识别信息的成本和风险，就成为执行联合国公约的最大障碍。在一个极端上，是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越战争，中国的军队与当地的民众不是处于敌对关系，当地平民和中国军队是互相支持关系，中国军队当然就能够执行很好的区分战士和平民的政策，中国的志愿军也不会因此而承担成本和风险。

而美国军队的每一次侵略性出击，在国外几乎都是与当地平民处于敌对状态，因此被攻击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美国大兵总是有“见人就开枪”的强烈冲动，本质上这是在“高风险”条件下的自我保护意识在起作用，按照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在高风险中间美国大兵倾向于进行“逆向选择”。从南朝鲜的老根里大屠杀，到越南的大屠杀，到今天他们在伊拉克的胡乱开枪，都是这样一个“逆向选择”的结果。如果要美国大兵放弃大屠杀政策，前提是美国政府放弃对外侵略战争，放弃与世界各地人民为敌的政治选择。美国大兵的大屠杀政策，本质上是与当地民众敌对程度的一个度量指标，越是不正义的战争、与当地民众的敌对程度越高，美国大兵搞大屠杀的选择就越频繁。

在美军大屠杀问题上去追究美国大兵个人罪行，说他们品质不好，或者说是某个官员没有很好履行管理责任，要他们个人出来承担法律责任，都是一种对公众的误导，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行为，真正应该被追究的应该是决策不正义战争的美国政客及其背后的垄断利益团伙。美国政府动用法律武器去对待自己的大兵，要相应的官员辞职以承担管理责任，本质是要掩盖真正的关键──战争不正义性及其后果，而且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重申：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要把不正义战争永远地进行下去，因此任何实质性的反省都是不能接受的。

既然不正义战争、与当地民众为敌的战争还要继续进行，那么对于美国政客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美国战争机器的效率和成本问题，必须设法降低自身承担的成本和风险，所谓的“低阵亡战争”或者“零阵亡目标”，实际上是政客们对美国大兵的一个安慰：你尽可以选择当兵、你在战争中间被伤害的概率极低。要在与当地民众敌对性很高的战场上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战争伤害的成本和风险尽可能地转嫁出去，这就需要由非美国人、非作战人员来承担成本和风险了。由非作战人员去承担伤亡的策略，不仅施诸外国民众，而且美国政府也对内实施，我们在伊拉克侵略战争期间看得很清楚：美军的许多后勤工作就是被分包给所谓的“合同商人”承担的，伊拉克抵抗组织也常常抓获或者打击这些未美军服务的“商务”人员。作为战争的惯例，后勤问题通常是军队自己解决的，这样不仅有利于军队的统一管理和调度，而且后勤行为军事化肯定是有利于减少总伤亡的，但是美国政治中间降低军队伤亡已经成了一个政治目标，成了一个“政治挂帅”的问题，因此总的损失数字就无法进入考虑了，美国政府就选择在军人之外承担更高的后勤伤亡代价，去降低军队伤亡数字，即便是军外伤亡高出几倍也在所不惜。

美军拥有对反侵略战士的技术装备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美军的伤亡。但是更重要政策是把战争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他国平民，说到底就是要实施蒋介石曾经执行过的“保甲连坐”政策。老蒋当年为了把“围剿共匪”的成本转嫁给老百姓承担，在局部地区曾经实施过“保甲连坐”政策，把老百姓的人身安全作为“管理手段”使用，试图用这种方式割断共产党与老百姓的有机联系，促使老百姓在自己的切身利益之外去关注政府的安全和稳定问题。老蒋当年大致上只在符合民众能够突破的信息成本的范围内实施，基本上只是在人们大致上相互了解和熟悉的小村落范围（保甲）内进行，美国接过这个政策并发扬光大，把实施“保甲连坐”政策范围扩大到有30万人口的费卢杰全城。

根据美国实施的这个“保甲连坐”政策，费卢杰的成年男子要么屈辱地出城去接受美军的折辱，要么留在城内成为美军射击的目标。在这里美国政府是直接地把伊拉克人的“人权”和“生命”，作为“减少死人的目标管理手段”来运用的，这给中国精英阶层中间那些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精英们脸上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想来他们的脸面上不免有点火辣辣的感觉，假如精英们还有脸皮的话。为了降低美军的伤亡数字，特别是在执行了“保甲连坐”政策的各种宣示之后，美国大兵这一次是被政府和军方明确授权向伊拉克平民开枪了。伊拉克的冤死鬼也决不会白死，也许伊拉克每多死一百个平民，还总能减少几个美军的伤亡，以帮助实现美国的“低阵亡战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