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设中学与少年中国学会 文／常崇宇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的前一年，在四川成都，有一位面容清瘦、衣著单薄的少年，背负简单的行囊，跨进了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的大门。十六岁的王光祈，是在三年前才从他的家乡温江来到成都，在胡雨岚创办的成都第一小学堂插班读书的。此前他在家乡的私塾念过六年书，具有比较深厚的古诗词及文学根底。他是四川温江县鱼凫镇小河村人,家境贫寒,父亲王梦生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他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母亲罗氏虽然有一定的文化,能背诵许多古诗,但也不得不靠做手工和伯、叔们的接济来维持生活。王光祈的祖父王再咸（字泽三）是一位诗人，著有《泽三诗抄》，他于清朝咸丰年间考中举人，随后在北京参加过两次会试，都名落孙山，不得已滞留北京，靠教馆维持生活。王再咸教过的弟子中，有两人是大名鼎鼎的，这就是后来相继出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和赵尔丰两兄弟。王再咸烟瘾很大，生活潦倒，没有多少积蓄留给后代。他去世后，赵氏两兄弟念及老师的教诲，经常接济孤儿寡母。王光祈考入分设中学丙班后，赵尔巽特地从成都当铺的罚款中拨出纹银一千两，交给两个商号存息，年支息银四十多两，供母子两人生活，使王光祈的生活得到保障。
分设中学是成都高等学堂的附属中学，位于南较场成都高等学堂附近。校长刘士志因为不甘心“附属”的名份，特地申请把“附属中学”更名为“分设中学”，以表示这是一所半独立性的学校，但其经费仍然来源于高等学堂，设备可以借用高等学堂的，再加上刘士志本人的声望，所以学校办得很出色，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前来报考。
就在王光祈进入分设中学的同一年，另一位少年也风尘仆仆地来到成都，考进了分设中学的丙班，与王光祈同班。十三岁的魏时珍出生在四川省蓬安县周口镇魏家坝，和王光祈的家世十分相似的是，他的祖父魏宝珊也是前清举人，当过大足县的教谕、蓬安县玉环书院的院长和成都锦江书院的教师。魏宝珊的著作刊行于世的有《论语汇通》、《王阳明学》、《个人修身》、《兵学地理》及《农学汇编》等多种。魏时珍从六岁开始读书，在祖父的督教下，在家苦读七年，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奠定了深厚的文史基础。
这一年，十七岁的少年李劼人也考进了分设中学丁班，与王光祈和魏时珍同校就读。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很早就去世了。幼年时李劼人的父亲到江西做官,他被寄养在外婆家读私塾。后来他也随母亲去了江西,因为生活不安定,学业时断时续,一度还进印刷厂当过排字工人。十五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因为腿有残疾，行走不便，家庭的生活重担便落在他的身上。父亲在江西去世,灵柩要运回成都,在祖坟安葬,年幼的李劼人不顾长江三峡山高路险和重庆至成都道路的艰险,硬是把这一切办理妥当。1907年春他考入华阳中学,因替朋友打抱不平,得罪了监督,学校认为他违反了校规,他愤而退学，次年考进分设中学,由于成绩优异,下一年由丁班升入丙班,遂与王光祈等人同班。
１９０９年秋季，十四岁的翩翩少年周太玄（原名周焯，太玄是他的号）也考进了分设中学，编入丁班，成为王光祈等人的学友。他祖籍四川新都，幼年时随大伯居住在雷波县，后在峨眉小学读书，毕业后回到成都，进入分设中学。
这年十月，已经在嘉定府中学堂读了两年多书的郭沫若（当时名叫郭开真），受到学校的无理斥退，离开该校。他早就不满足于憋在穷山恶水的家乡，很想张开翅膀去拥抱世界。他先是坐轿子，后来又坐鸡公车，辗转来到成都。１９１０年他持介绍信报考分设中学，原以为他是被斥退的，担心不被录取，没料到学校的都监督（人称都喇嘛）当场就叫他应试，亲自把笔墨借给他，鼓励他“不要辜负了我上好的笔墨”。郭沫若被当场录取，因为他已经有了两年半的中学学历，“文字做得都还通顺”，就插入丙班。
在郭沫若进分设中学的前一年，出身于四川省隆昌县一个官僚家庭的十六岁少年，也考进了分设中学，插班进了丙班，成了比郭高一年的先后同学，他就是后来成为国家主义派首脑人物的曾琦（字慕韩）。１９０８年他曾经就读于桂林中学堂，当郭沫若１９１０年进入分设中学的时侯，他已经废了学，所以两人只能算是先后同读过丙班。在郭的眼中，他是个十足的“老夫子”，念英文连字母都记不清，上体育出左足摆左手，走路连两尺宽的沟都迈不过，但他的旧文学根底还是不错的。
１９１０年成都高等学堂停办了，分设中学丙班和丁班的同学转到成都府中继续学习。成都府中是成都市石室中学的前身，１９０２年初创时定名为成都府蒙养师范学堂，先后多次更改校名，王光祈、魏时珍等同学转入该校的时候，校名已更改为“成都府中学堂”，校长为刘咸荣（豫波），到１９１２年他们毕业时，校名又更改为“成都府中学校”，改由刘冕（东塘）担任校长。
王光祈一生勤奋刻苦，从事音乐学理论及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主要在于“少年中国学会”的创立。１９１２年王光祈从成都府中毕业后，在成都及家乡温江刻苦攻读诗人及名家（陶渊明、孟浩然、王维、柳宗元等人）的诗作。１９１４年他经三峡出川到北京，想通过当时当了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谋得一个职位，用以糊口。不料赵对他说：“你来北京之前，为甚么不先给我打个招呼？你今天突然来找我，叫我怎样给你安排工作？这样吧，你先在旅馆里住着，等我慢慢给你想办法。”然而北京的物价高昂，王光祈身上没带多少钱，幸而上海还有许多朋友，可以帮忙，就只身来到上海。不久赵尔巽为他在清史馆谋得一个书记员职位，他便回到北京。后来他考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眼界骤然开阔。
１９１８年６月３０日，王光祈联络李大钊、曾琦、周太玄等七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会议推选王光祈担任筹备处主任，周太玄为文牍，李大钊为临时编辑部主任，由王光祈起草并经讨论通过了“学会规约七十条”，规定学会的宗旨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筹备期共一年，第二年正式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
“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时间，是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从学会的宗旨看，基本上是一个学术团体，肩负着改造社会的职责。“少年中国学会”何以能在众多的学术团体中独树一帜，产生巨大的影响呢？原因在于它吸收的会员中，包含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以及众多党外精英，而且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学会非常重视。据有关文献考证，毛泽东是在１９２０年１月，经王光祈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还介绍恽代英、赵世炎、张闻天和刘仁静等人参加了学会，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这么多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的领袖人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参加该学会，无疑抬升了学会在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的作用。１９４６年，毛泽东曾经向周太玄询问过能否恢复“少年中国学会”这个组织，解放后又两次托陈毅在成都打听王光祈的下落，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视，对于王光祈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力，无疑是一种肯定。
魏时珍是最早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也是最早通过“少中”的刊物《少年中国》，与王光祈一道把爱因斯坦本人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介绍给国人的数理学家。作为一位数学家和教育家，他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但由于他参加过青年党，刚解放就进了政训班隔离“学习”，“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冲击。（其实他在青年党内只不过是个“票友”，很少参加政党活动。）解放后他所处的环境并不安定，使他在教书育人方面虽然得以尽其所能，而在数学和物理学领域的内在潜力，却难以完全发挥。
魏时珍与王光祈的亲密关系，从他门在分设中学读书时就已建立。某一年他们两人同到学校报到，忽然看见墙上贴了一张布告，写着：“王光祈、魏嗣銮桀骜不驯，不准住校，监督示。”他两都是外县人，离开学校，何处安身？只好托人向监督（即校长）求情，回到学校，自此他们建立了“共患难”的友谊。１９１５年魏时珍在德国人创办的上海同济医工学院工科先修班学习时，有一天正在学校广场上散步，忽然看见一位衣着单薄的青年向他缓步走来，仔细一看，原来是王光祈，因为工作没有着落，生活困难，特地从北京来到上海，求助于魏。魏时珍虽然也并不富有，但还是掏出身上仅有的两块钱为王光祈洗尘，在法租界环龙路附近的一个小酒店点了几份小菜，要了五加皮酒，两人一边对饮，一边畅叙别后思念之情。此后王光祈常来同济医工学院住宿和就餐，只要没人向德国人打小报告，德国人是从来不过问的。后来赵尔巽给王光祈在北京安排了工作，王就回北京了。五年后（１９２０年）的阳春三月，魏时珍用教书挣来的近千个银元作两人的路费，与王光祈同船离开上海，到法国和德国留学。
解放后魏时珍虽然屡经波折，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他工作勤奋，勇吐真言。有鉴于“四人帮”当权时大搞“批林批孔”，辱骂孔子，而欧美诸国精通汉学的人不少，深恐这些外国汉学家读到此类辱骂孔子的文章，耻笑堂堂中华读书人竟然少有坚贞之士，而“徒知媚上取寵”，他草拟了上万字的“孔子论”，“四人帮”倒台不久，就予以发表，文章辗转传到台湾出版。他和王光祈的友谊，以及早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这段经历，也使得魏时珍更加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崇。
斐声中外的作家李劼人，１９１８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是该会最早的会员，曾担任“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书记和《少年中国》的编译员，还创办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刊物《星期日》。传说他曾经与分设中学的同学王光祈、魏时珍、周太玄、曾琦、郭沫若等人同赴郊区聚会，模仿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举止，相约共同挽救危难中的祖国，虽然不能同生，死后亦当同葬此地。这当然只是一种愿望，不可能实现。不过当王光祈在德国突然患了脑溢血，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在莱茵河畔的波恩医院逝世后，他的朋友沈君怡写信征求了魏时珍的意见，把王的骨灰运回成都。正巧这一年李劼人从城里疏散到城外沙河堡的乡间，在一处菱角堰塘边修建了一座黄泥筑墙的简易住宅，取名“菱窼”，就把骨灰存放在“菱窼”，勉强算是实现了当年的愿望。一年后李劼人又从乐山运回一块青石，为王光祈立了碑。
周太玄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从成都府中毕业后，于１９１３年赴上海，就读于中国公学政治经济专门部，１９１６年毕业后，先是在上海，后来又去北京担任多家报纸的翻译和编辑。在北京他结识了李大钊，为了“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他参与创建了“少年中国学会”。１９１９年周太玄赴法国勤工俭学。１９２１年８月２７日“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分会”成立，他当选为书记。１９２４年周太玄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毕业，进入巴黎大学研究院，１９３０年获得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教育工作岗位上和生物学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国共两党领导人对“少年中国学会”都非常关注。三十年代中期，蒋介石两次到成都，都问起了学会在成都还有哪些人，第二次还专门约见了魏时珍和周太玄，听取他们对四川工作的建议，并告诉他们可以直接写信给他。１９４５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宴请民主人士时，也问及能否恢复“少年中国学会”这个组织，由于学会成员早已分道扬镳，周太玄只好如实相告，学会是难以重整旗鼓了。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的曾琦，１９１９年赴法国留学，１９２４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主张“内驱国贼，外抗强权”，宣传国家主义，后被选为为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他创办的《醒狮》，在国内也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与郭沫若、阳翰笙等人组织了“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声援群众的爱国运动，但对郭起草的《五卅案宣言》持不同意见，发生争论，郭愤而向同志会请求辞职。１９２５年６月３日，包括“醒狮周刊社”和“少年中国学会”在内的１２个团体，在新创刊的《公理日报》上联名报道五卅惨案真相和反帝运动消息。１９４５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桂园寓所约见青年党左舜生（左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１９２１年《少年中国》杂志编辑部迁至上海后，由他主持编辑工作）等五人时，曾经不无风趣地说：“你们是中外扬名的‘醒狮派’，你们只消朝墙角打个喷嚏，蒋介石他老先生也会吓得两腿颤颤的哩！”
“少年中国学会”一共存在了六年多的时间，先后加入学会的有一百二十多人。成立的时间虽然不长，影响却十分深远。学会的创办人和成员中，不少人来自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及后续的成都府中。“分中”培养出的人才，在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史中，终于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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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身卡
关于合约的态度，当日本投降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中国对一）盟国必须尽最大的努力，辅助日本真正民主势力的成长，使日本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与人民思想，能获得真正的改造，以根绝军国主义的复活。我们的宽大政策能否成功，全要看我们这种势力是否切实与成功。（二）中国对日本并无任何过份的要求，但中国是一个饱受日本侵略而抗战八年以上的国家，在决定对日和平条款的时候，自不能不要求其它盟邦承认我国在和会中应有一种特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