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推荐蒋介石任成都市警察局局长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众口一词，几成铁案。前些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这样，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还有若干问题并未解决。这些问题是：

蒋介石是什么时候得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他的反应是什么？

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对策是什么？

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真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吗？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认为问题已经彻底弄清楚了。

一、蒋介石迟至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

9 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上午早起后，即与宋美龄同谒中山陵。其后，参加国府会议，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9时半，登永绥舰，往南昌督师“剿共”。当日日记云：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军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嘱陈、蒋、蔡等应之。如果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应难见效也。

1931 年初，蒋介石因政见分歧，软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引起国民党分裂。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同年4月，何应钦调集湘鄂赣闽四省军队，对中共领导的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他在舰上所考虑的只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广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解决宁粤对立问题；一是如何对待江西的共产党。完全没有涉及东北问题。

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在当晚10时，是不是当日蒋介石早已写完日记，后来的“事变”和对张学良的应变指示都没有写进日记呢？不是。

9月19日，蒋介石有一通致张学良电，中云：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

此电现存手迹原件。“皓”，19日，“戌”，约当9点至10点之间。可见，蒋介石得知“事变”是在9月19日晚到达南昌之后，其消息来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变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从张学良处得到任何消息。自然，也不可能对张学良有任何指示。

过去所有关于蒋当晚如何指示张“不抵抗”的说法，有些甚至是很具体的、活灵活现的说法。例如，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上引蒋电可证，郭说不确。郭维城到1934年才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的说法应出于猜想和传闻。

又，蒋亲自审定的《事略稿本》称，“十九日，公舰到湖口，换船，经鄱阳湖，抵南昌，忽接急报迭来云。”将《事略稿本》所述与上引蒋致张电两相印证，可以确认，蒋是在“事变”发生整整一天之后才得到“事变”消息的。当晚，他写下的日记是：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

二、“不抵抗”命令确实发自张学良

在公开的函电中，最早出现“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他们于9月19日上午8时左右致电张学良，报告说：“日兵至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又称：“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

张学良接电后，即于19日发表通电，中云：副司令行营效日（19日）来电云：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

20日，南京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我未抵抗日军轰击”的标题下，发表了张学良的上述通电，“不抵抗主义”五字遂首次公之于文字。

源自：南方都市报
张电所云，虽系转述臧、荣二人来电，但是，臧、荣二人不会也不敢杜撰“不抵抗主义”一词，它一定出自9月18日深夜张学良的口头指示。关于此，荣臻报告说：……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

“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当然就是“不抵抗”。“当经奉示”云云，说明张学良的指示是立即做出的，并未经过请示或研究。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曾说：

……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当时是（此句听不清），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情。

张学良承认，是他“回到家里下命令”，至于“命令”的内容，很遗憾，在关键的地方“听不清”。

不过，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著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讲得很具体：……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

张学良要荣臻“切戒我军勿乱动”，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其实，关于和荣臻的通话内容，张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已经讲得很清楚、准确。9月19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

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可见，张学良和荣臻的通话主要内容，就是“绝对不抵抗”，而且，还有一句：“尽任日军所为”。结合上引《杂忆随感漫录》所述“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等语，可证张学良对荣臻的指示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决定。

9月19日晨，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干部张学铭、于学忠等人会议，再次肯定“不抵抗主义”。报道说：

张皓（十九日）晨在协和召东北干部，开紧急会议，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并电顾维钧、汤尔和来平，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一面电呈中央。

张学良与荣臻通话时，“事变”刚刚开始，张学良只知道“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但是“事变”的发展很迅速，日军很快就占领营口、长春等许多东北城市，侵略意图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张学良仍然坚持主张“不抵抗”。9月22日，张学良得悉日军有向哈尔滨推进之势，致电东省特区长官公署转护路军司令部说：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维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保安全。

此电虽无“不抵抗”之词，但内容与“不抵抗”无二致。当时，国民党大佬李石曾、张继、吴铁城在北平，都和张学良讨论过“事变”问题。9月23日，吴铁城致电蒋介石报告：对沈阳事件，汉兄等主张始终不抵抗，但以急速解决为妥。

如果说，“事变”初起，荣臻刚刚以电话向张学良请示时，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但是，这时已经是“事变”后的第5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判断失误可以解释的了。

12月21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辽西重镇锦州，张学良仍无坚决抵抗打算。同日，他致电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称：“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

其后，蒋介石下野返乡，25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在此情况下，东北军曾与日军有所交手，但仍于1932年1月2日放弃锦州，退入关内。不久，蒋介石复出。同年6月，汪精卫等自南京飞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19日，汪、宋会晤张学良，动员张在山海关地区与日军“小加抗战”，但是，仍然受到张学良的坚决拒绝。关于这一过程，张学良回忆说：

见面之后，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

这时候，东北早就全境沦陷，日本已于当年3月成立伪满洲国，并且进一步觊觎华北。蒋当时的计划是，要求张学良撤换庸懦无能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兵“占据热河，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威胁山海关，令倭寇使之不敢窥窃平津”。蒋认为：“救国御日之道，莫此为要”，曾在日记中表示：“致函汉卿，督促其实行之。”因此，蒋介石托汪精卫带给张学良亲笔信的内容，并不如张学良所述这样简单。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张“小加抗战”，“作一个战争姿态”，但是，对于一个渴望洗雪家仇国耻的爱国将领来说，不正是提供了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吗？至少，可以乘机要求南京政府发奋备战呀！然而，张学良仍然毫不动心。

三、多年来，张学良一直坦承个人责任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状况下，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张学良也仍然坚持“不抵抗主义”。对此，张学良在许多场合，都如实叙述经过，坦承个人责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

张学良这一段日记承认自己“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并没将责任推给别人。

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

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

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1991 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其它的资料还有很多，无须再引了。可见，从1946年1月3日的日记，到1991年的答问，张学良始终完全承担“不抵抗”的责任，从未涉及别人。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杨天石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民网北京6月23日电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出版座谈会” 昨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报告厅召开。杨天石、杨奎松、章百家、徐焰等国内民国史和近代史研究方面的多位专家学者悉数到场。会上，与会学者针对杨天石先生的此部新著，从蒋介石日记的专题研究出发，深入探讨了民国史研究的成果、缺憾、发展及动向。学者们认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是近年来国内民国史研究、蒋介石研究的一次新突破。

一、还原真实的蒋介石 还原历史的真实

对于本书的出版，作者杨天石很谦虚，认为还有不满意的地方；而对于这些年的近、现代史研究，他认为离高度的科学性和真实性还有很大的差距。《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最大的出发点，就是要还原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还原历史的真实。对于这一点，与会学者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徐焰说：“这本书确实从历史出发，为我们解读了很多历史悬案，尤其是蒋介石抗战期间与日本秘密谈判、重庆谈判时期蒋介石的真实想法，这些东西过去确实都不太清楚。过去我们写东西，往往只知己、不知彼，很多东西都属于自己猜测，搞到第一手资料是很不容易的。”

学者吴思说：“阅读本书，可以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带着同情和理解去看这段历史。只有把真相拿出来，我们才能够踏实地去看历史的真相，研究真实的历史。”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郭德宏认为，近现代史中有些结论、提法、概念应该根据历史的真实材料加以清理，对不符合历史的东西应该加以改变，使国民党史、近现代史，使历史越来越真实。

二、新材料、新视角、新突破

几位学者对近三十年来的民国史研究进行了梳理。上一世纪的民国史研究，尤其是蒋介石研究，虽然也有成果，但多少都受到史料的局限。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认为，在诸多研究者中，杨天石以“新的姿态”出现，努力发掘新材料，采用新视角，形成了蒋介石研究的新突破。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杨天石就长期研究蒋介石日记的“类抄本”和“仿抄本”，及“大溪档案”，多次赴美、英、日等国阅渎相关历史档案。2006年、2007年，作者又两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阅读陆续开放中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因此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王奇生说，“杨先生是国际学术界最早看蒋介石日记的；看蒋介石日记时间最长，也是看的最全；同时利用蒋介石日记做研究做得最深、最有成就的学者。”

社科院研究员严如平认为：“杨天石这部书，很多是专题研究，多了很多新的探求，破除了或者人云亦云的，或者以物传物的情况。比如有关证券交易、中山舰事件，软禁胡汉民等，很多过去都是简单的结论或者一种成见，杨天石把它具体化了，而且寻根溯源，做出很科学的评价。杨天石把对蒋介石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科学的水平。”

三、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和可靠度

座谈会上，几位学者针对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和可靠度问题，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讨。蒋介石记日记，究竟是为了示人，还是只用于自己纪录？

北大教授牛大勇提出疑问，如果蒋介石潜意识中考虑到日记会被别人看到，史料的制作者有这种心理，那么日记的真实性就会有一定折扣。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耿云志也认为，蒋介石用心写日记，千方百计要把日记保护起来，保存起来，应该会考虑到他的日记将来会被当成历史资料使用。严如平认为，蒋介石日记有相当大的可靠性，但也不能全信。但杨天石“很重视日记，同时很注意第一手资料，档案资料、文件、信函，以及对立面的观点。因此，他作出的结论比较科学，有根据。”

对于这个问题，章百家做出了非常客观地总结：“蒋介石的日记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有些政治人物记日记，只记什么事，但不写具体的内容，更不写自己对这个事的看法，当时的想法。而蒋介石的日记比较大的特点是记了事，而且写了自己的具体想法，还有自己的判断。第二，不管蒋介石是不是想留给后人看，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蒋介石当时的想法。一个重要人物的日记，跟其他档案、材料和回忆是有很大差别的。日记是这个历史人物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写下的东西，他作为一个重要人物，可能知道某件事情的开头，但并不能完全预测这个事情的结果，日记比回忆录可能更有价值。因为回忆录经常是已经知道结果以后倒过去，更会有意识地掩盖一些东西。日记可能更客观地反映历史人物在历史过程中的思考。”

四、蒋介石的功与过

关于蒋介石的功过评判，是研究蒋介石和民国史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会上，多位学者也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耿云志认为，通过蒋介石的日记资料，可以使我们对蒋介石看得更真切、更全面。他说：“对蒋介石的研究，使得一些学者有了真正理论上的勇气，去面对一个真正的蒋介石。在这个过程里，杨天石先生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

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陈铁健旗帜鲜明地赞同杨天石的结论：“我赞成杨先生的三句话，第一句话，蒋介石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二句话，蒋介石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第三句话，蒋介石有功也有过，有大功也有大过的人物。这三句话很能概括对蒋介石的研究，包括国民党党史的研究。”

此次座谈会在作者杨天石的发言中结束。他认为，在写出一部科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征程中，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有很大的差距。蒋介石研究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如果蒋介石研究不清楚，如果国民党史研究不清楚，民国史的研究，包括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研究、民国史研究还任重道远。


出席这次座谈会的学者和嘉宾有：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及《中国哲学》编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专家委员会委员。
耿云志，胡适研究专家。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章百家，中美关系研究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徐焰，军事史专家，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博士研究生导师。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美关系研究专家。
杨奎松，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
郭德宏，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刚，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刘志琴女士，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王奇生，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雷颐，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
陈铁健，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
严如平，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
吴思，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徐思彦女士，《历史研究》主编。
李广洁，山西人民出版社社长。
石凌虚，山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尚红科，北京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苏里，万圣书园总经理。

文章提交者：天会亮   

现在大陆还不宜自称还原历史的真实
因为没有学术自由！
只要天朝还在
大陆所做的研究都只能是遮遮掩掩的

所不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的

只希望这些学者把资料保存好！或者写2套书

一套现在可以出版,一套是真正要流传给后世子孙的

文章提交者：天会亮   

大陆出的书, 要经过天朝审核

就像这里的发言一样

真不知道在这种环境中这样的研究敢说多少真话？

还有敢不敢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与角度来看历史？而不是一党的立场

一旦真的还原历史,天朝能承受得住吗？

许多的书, 都要分内地版与海外版

许多到大陆发行的书,内容都必须有所删减

请问这样能找到真相吗？

文章提交者：cbnsjtu   

大过阿，居然在国内feihuan不除的情况下，搞一部四six constitution,还把army不得干政的条款写进了constitution!大过阿，大过阿！

在如今的理论界、舆论界、宣传界甚至网上论坛，“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似乎已经天经地义无须探讨了。可是除了漫画似的攻击性宣传之外，我们又没有发现任何严肃的证据。稍微像点样子资料，无非是美军飞机帮助运兵，还有美国总共给了60亿美元贷款，显然，这是一个夸张的数字，在美国的账单上这个数字是20亿。此外还有美国军事顾问指挥蒋军进攻解放区这类斩钉截铁却没有任何实例支持的指控。

总之，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宣传中，没有具体的例证。即使最具体的运兵问题，也是在日本投降的时候。作为抗日的盟国，帮助中国政府军抵达日本占领地区便是帮助内战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比空运国民党先遣人员还早一天即1945年8月25日，同样是美国军用飞机将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肖克、罗瑞卿、陈赓、肖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傅秋涛、王近山、聂鹤亭、邓克明、张际春、滕代远、刘澜涛、郑维山从延安紧急空运到前线指挥部，为中共抢占地盘做出了巨大贡献。只需看一下，这批中共将领中，除邓小平之外，包括十大元帅中的四个、十大将中也是四个。基本上包罗了中共抢占东北、华东、华北的全部指挥核心人员。如果他们靠走路回到自己的地盘，需要跨越封锁线、敌占区和漫长的崇山峻岭，至少要两个月，什么菜都凉了！毛泽东在获知这批大将平安到达后，立即复电蒋介石，次日即赴重庆谈判。可见这次空运是何等重要！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内战究竟有哪些动作呢？

我们查找历史资料发现，在1941年以前，美国政府关心的只是整个中国对日本战争进展情况，对于中国的内政问题没有关心的迹象。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政府可以说是破天荒地首次对中国内政表示了干预性意见。而这首次干预，竟然是以替中共说话为标志的。

美国的态度无论在时机上还是程度上，都是很关键的。在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之前的1940年冬季，国共两党在华中的地盘摩擦已经十分激烈，10月15日结束的黄桥战役，新四军陈毅部在八路军黄克诚部配合下歼灭国民党军韩德勤部主力两个师1.2万人；在新四军整个战史中，我们找不到它打击日军的任何稍微像样的战例，却在消灭国军的战役中显示它的辉煌。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有：“陈毅是个好同志。”的最高指示。

皖南事变之前的11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计划“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即从五十万人中至少调精兵二十万分路打入彼后方。如采此方案，则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在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11月18日电刘少奇、黄克诚：“听任东北军与韩德勤打成一片是不利的。”19日作军事安排后电告叶挺、项英：“苏北即须进行一个局部战斗，攻占淮阴、宝应两县间地区，隔断韩、霍两军，打通苏皖联系。”苏联对毛的这些举动也极其不满，苏联驻中国首席军事顾问崔可夫宣称，自1940年9月“百团大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结束了对日战争。”

而当时苏联给蒋的军事援助正在进行中，蒋介石因为担心对新四军的反攻会导致苏联援助的中断，犹豫了一阵，但他毫不怀疑美国的援助。12月，蒋得知苏联对中共的消极抗日极为不满，而毛继续对莫斯科阳奉阴违。苏联与中共之间分歧已经十分明显，于是发动了皖南事变，歼灭新四军军部七千余人，作为对黄桥之战的惩罚。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叶挺交付军法审判，通缉项英。20日毛致电周、彭、刘：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中央决定将驻各地办事处逐步撤销，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呈报任何文电。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并且破裂是蒋发动的，对我甚为有利。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

因此，我们看到，并不是美国介入导致国共内战。相反，在美国介入之前，国共已经打得不可开交，而且，彻底决裂大打一场也已迫在眉睫。内战局面已见端倪。鉴于当时中共事实上处于弱势，且老毛在党内领导地位虽已建立尚不巩固，王明威胁仍然存在，于是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实际对共产党有利，也就不算“干涉内政”了。

1941年1月24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国共两党冲突表示不安，明确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暂停对华贷款计划的实施。接着罗斯福总统派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主任戴普莱（Despres）前往中国告诫蒋介石：“在我看来，这所谓的共产党与国民党间相同之点殆多于相异者。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消除歧见，更密切的合作，以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戴普莱则进一步解释：“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

2月14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专门会见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会谈。此为美国高官与中共的首次接触，事情本身和选择的时机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美国不会听任国民党用武力对付中国共产党。因为美国官员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团结和稳定至感关切。”

苏联在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同时，也继续要求中共克制，不能使抗日统一战线破裂。在这种时刻罗斯福的明确表态，对蒋而言是出乎意料的。为了避免同时与苏、美翻脸，导致中国的抗日战争失去国际援助，蒋不得不顺从美、苏的压力。1月底，蒋在河南发动一次抗日攻势，日本集中五个师团与国军激战豫东南，又调动六个师团从豫北进攻国军。国军伤亡惨重，主力撤至豫西。毛出了一口鸟气，立即于2月2日电令“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7日毛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面动态（情报）》上加按语：“截至今日止，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的态度，日本向河南的进攻，美英苏的外交压力，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中间派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等原因，已经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象征。”

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便采取对中共有利的逼蒋态度并非偶然，罗斯福刚刚竞选胜利，在他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美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期待着出现一个建立在人类四项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普天之下人人都有言论自由。第二，普天之下人人都有以各自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第三，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于匮乏的自由；通俗些说，就是用一种经济上的协议来保证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过上健康的和平的生活。第四，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通俗些说，就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彻底裁减军备，使任何国家永远都不能够对邻国做出任何武装侵略的行动。”

在这个基本国策的指导下，美国在3月通过了租借法案，中国列入租借法案借贷国。赫尔国务卿拒绝日本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中国领土行使权力和停止援助中国的外交建议，反而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并宣布这是美日谈判的基础。7月22日美国终止对日全部谈判；26日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8月2日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同日英、荷也禁止向日本输出铜、黄麻、生铁、镍、钴等物资；7日美、英、荷进一步冻结日本资产。这一系列严厉措施使日本难以忍受，特别是石油的禁运。9日日军统帅部正式通知：“中止本年在北方行使武力之企图。” 放弃进攻苏联的企图。

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讲话：“我们已到了对日本一切可能忍让的尽头。对它，除了坚定的政策和武力以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8月9-14日，罗斯福与邱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公布了世界秩序的构想，一致确定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反对法西斯主义、保卫民主主义；9月6日日本天皇亲自参加决定“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11月7日在获知日本决心打击美国的情况下，美国制定备忘录：1.不派遣军队援华；2.美国义勇部队援华应在最大限度进行；3.加强对华援助；4.对日本发出最后通牒。26日赫尔国务卿致日本备忘录（最后通牒），不仅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还要求日本与其他国家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和治外法权。美国的态度终于使日本不能忍受，12月7日日本进攻珍珠港。

美国遭受攻击，与它对中国的支持直接相关。1941年12月1日下午2时5分至4时裕仁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进攻美国。这次会议决议称：“美国的态度彻头彻尾说的都是蒋介石要说的话，一直唱高调，空谈理论，唯我独尊，顽固无礼，令人遗憾。”“若容忍之，不但要抛弃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成果，‘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也必须放弃，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即使在攻击珍珠港的“作字第一号机密命令”中，也强调：“帝国对美国始终维持友好的态度，但美国对我国维护东亚权益、进行自卫所采取的措施加以干涉。最近，该国援助蒋介石政权，阻止我方迅速处理日华事变，最后断然实行经济绝交。”“英国援助蒋介石政权，和它结盟的各国及美国共同合作，妨碍我们的东亚建设计划。”“中国靠美英的援助，抗战救国的恶梦未醒，用全国焦土抗战企图对日本全面抵抗。”“如果我们打算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击败中国背后的美英等国。”这个命令对苏联的描述是：“帝国相信如果不进攻苏联，苏联也不会对我们开战。”
我知道我们有许多御用文人会说：“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废话！难道中国抗日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任何国家首先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但自己的利益是否兼顾或者伤害别人的利益则是另一回事。至少在这个时期美国是支持正义的。这些御用文人必然“只惟上”地回避甚至颠倒黑白地歌颂斯大林，难道斯大林承认满洲国、低价卖给日本中长铁路、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停止对华军援、撤回援华航空队等反倒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只因为当年毛泽东说苏日中立条约符合中国利益，这些人们便绞尽脑汁找出些维护的理由罢了。

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为首订立《联合国家宣言》，中国首次以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2月7日美国国会又批准国民政府获得5亿美元财政援助；因为美国的压力，英国也借贷5000万英镑。这两笔款项超过国民政府全年预算。罗斯福还致电蒋：“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罗斯福决心帮助中国战胜日本并建立世界大国的地位，成为战后制约日本的强大力量。我们不认为美国是纯粹为中国决定政策，美国制定政策为的是美国的利益和民主制度的理想。但美国的政策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对中国是一种帮助。美国完全可以与苏联一样只为自己的利益向日本妥协，甚至与日本结盟。如果那样做，世界上没有人能击败日美军事联盟，美国也不需要牺牲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在对日战争中，美国牺牲了92540人，战伤228182人；击毙日军1587814人，击伤日军60872人。被击毁舰艇133艘；击毁日舰324艘。损失商船98艘，计519772吨；击毁日商船2259艘，计8141591吨。损失飞机21555架；击毁日机43125架。以上数据均采纳损失国政府自己统计的数据。
而且，美国自1941年起，就已经完全破译了日本的“紫色密码”，完全了解日本的进攻美国的企图。它从一开始就决定采取正义立场：“站在被侵略国家的一边。”罗斯福总统宣布要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向英、苏、中提供武器援助总额达470亿。而它自己对德、日作战消耗的巨大的经费更达2940亿美元。如果美国也像斯大林一样要求加入德意日联盟，世界又将如何？退一步说，假设美国如同斯大林一样，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承认“满洲国”，我们又将会如何？

我们继续开头的话题。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高思（Gauss）给国务卿的报告中称：“共产党的力量更多地是来自国民党的错误。”另一位外交官戴维斯（Davies）为史迪威（Stilwell）准备的备忘录更是认为蒋介石的目标是确保他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他尽可能保存实力而指望美国或者俄国的军事力量打败日本；因此只有在确定对日作战消耗的军事装备会有更多补充时，他才可能发动对日攻势；他甚至可能把租借物资都囤积起来而不是用于对日作战。美使馆参赞文森特（Vincent）预言：国民党领导集团将难以在战后继续统治中国，因为“他们惟一共同特征和共同目标是希望维持国民党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从不考虑民众的利益和社会变革的需要。以上意见在美国当时的历史文件中都有保存。于是罗斯福同意对中共情况作深入了解。

1943年1月，美使馆二秘谢伟思（Service）提交《国共形势》备忘录，指出：国民党已经无法战胜共产党，如果忽视中共，不顾一切支持国民党将妨碍中国抗战并妨碍战后中国的和平及重建。戴维斯报告更称国民党“普遍缺少社会觉悟、公众信任和责任感”，“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盛行，贪污受贿司空见惯”。他认为国民党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可避免地会挑起内战，建议“在中国共产党地区设立总领事馆，并向派驻军事观察团”。

面对如此之多对蒋政府不利的外交报告，美国国务院1月下旬考虑由美国大使馆派一名军官访问中共控制区；2月远东司建议：“有必要对这种局势进行认真的研究，并考虑采取任何适当的行动以促进中国的统一。一种可能的行动路线是派遣美国官员访问共产党控制区。这样可以获得双重利益，既可以向中国人表明我们对整个问题的关切，同时又可以使我们得到有关这个问题各个方面的更多的情报。”

罗斯福认为这些外交官提出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1943年9月他对副国务卿韦尔斯（Welles）说：他认为，战后最麻烦的地方是中国，因为极可能爆发内战，从而把苏联和西方都卷进去。范围和危险性都将比西班牙内战更严重，为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美国政府需要及早采取预防措施。但向共产党地区派驻美国政府官员，会被认为是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举动，但为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是不能太照顾国民党的面子的。

中共对美国外交官的反映是欢迎的。周恩来1943年3月对戴维斯说，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到陕北、山西等敌后根据地去搜集情报并常驻那里。而蒋介石对此则愤怒异常，他给宋子文的电报称：美国对中共的态度“更使共党鸱张无忌，而使我政府对中共之处理，更增困难，不惟不能阻止共党之内乱，适足以奖励我国之内乱也。”需要说明的是，中共满心希望美国与之建立官方性质的关系，毛泽东后来甚至提出访问美国见罗斯福本人；而美国则不可能背离中国政府去与反政府势力建立官方联系的，这是一个外交原则问题。另一方面，蒋介石虽然愤怒，却又不肯失去美国军事与财政援助。更何况罗斯福正在魁北克会议、莫斯科会议竭力说服苏联、英国，承认中国为世界四大强国地位。

1943年1月开始，在美国的表率和压力下，西方在中国拥有特权的11国全部与民国政府签约，正式放弃所有在中国的特权。11月，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终于成为四大强国领袖，尽管斯大林抵制他而拒绝参会。罗斯福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发挥稳定东方局势的作用。对这点，他已经在发布《大西洋宪章》时已经与邱吉尔争辩多时，他明确要求英、法在战后放弃在亚洲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内。以至于邱吉尔勃然大怒：“我当英王首相的目的，并不是来主持大英帝国解体的。”罗斯福并不退缩，他宣称：“殖民地制度就等于战争。”

早在年初的卡萨布兰卡，罗斯福就已经宣布：“世界四大强国──美国、英国、中国和苏联，在打完这次胜仗以后，应该负责建立世界的和平。这四大强国应该担负起重大的责任，帮助全世界一切落后、不景气的殖民地区推广教育，提高生活水准，改善人民健康。而当有一天这些殖民地区域能够达到成熟的阶段，它们应该享受独立的机会──只要全体联合国公认它们已经有了足够独立的资格。” 在开罗，罗斯福与蒋不仅谈论抗日战争，而且讨论战后的马来亚、缅甸、越南甚至印度等原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英、法在战后不应该回到亚洲。这使蒋介石兴奋异常。

但老蒋不知道，罗斯福对他并无好印象，认为蒋夫妇只是机会主义者：“而我决不想在她的国内使人知道我是她的一个敌人。可是目前在中国有谁能替代蒋的地位呢？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领袖。蒋氏夫妇固然有很多短处，可是我们却不得不依靠他们。”罗斯福还说：“我对蒋政府的性质表示不满。我告诉他这种政府绝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我告诉他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言和，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他表示同意。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同意了。他同意组织一个民主的政府，只要我们能够保证让苏联答应尊重满洲的边境。”蒋介石的“同意”显然是应景的，在中国，只要蒋、毛的领袖地位存在，联合政府只是一句空话。这两位都是强烈的内战决胜者，都崇尚“战争解决问题”，民主在他们眼里都只是一块遮羞布或攻击对方的武器而已。

但老蒋毕竟要对罗斯福表现一下，回国后他就承诺：在抗日战争结束一年后，制定宪法，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罗斯福1944年2月9日致电蒋：美国需要立即派遣一个军事观察团到陕北、山西、华北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工作。老蒋不予答复，但只得让一步。下旬蒋解除了对共产党根据地已经实行五年的新闻封锁，正式批准外国记者采访延安。正是美国的压力，外国新闻界自1939年就没有到过的延安，现在可以去了。

当罗斯福首先提出要求蒋接受延安组织联合政府之后，美国外交官们更直接地提出类似主张。戴维斯首先上书国务院，主张美国出面迫使国民党同意改组政府。美国大使高思建议：“由委员长召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派别和他一起组成军事委员会或最高指挥部”。国务卿赫尔也致电高思：总统和我仔细考虑了你的意见，我们赞同使中国政府成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的一切努力，而“一个代表中国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并在蒋介石领导之下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机构，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形式”。1944年7月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国共两党的军队，当天美国参赞艾切森（Alcheson）立即拜访行政院长孙科、高思大使也随即拜访宋子文、戴季陶，商讨后他又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这个建议。除此之外，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6月20日来华，带着罗斯福关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第四次要求，华莱士软硬兼施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首批9人到达延安，毛泽东亲自撰写社论表示热烈地欢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8月7日第二批9人也到达延安，组长是美军情报官员包瑞德（Barrett）上校。观察组给美国的报告充满了对共产党的赞誉，史迪威更明确说：“我们必须想法把武装交给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他甚至计划亲自到延安，商讨用美国武器装备五个中共师的问题。这个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宣布“实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18日称为“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共正式获得国际地位，这个地位完全是美国竭力为之争取的。

美国的这个举动并非只是军事需要，它纯粹是为阻止国共关系恶化的一种措施。美国国务院给陆军部长的公函明确指出，派这个观察组的原因：A.国共关系不断恶化对中国对日作战极其不利；B.如进一步恶化将导致严重危及中国政治统一的内部冲突，即内战；C.并且可能在将来引起中国与苏联关系复杂化。观察组的基本任务是：为美国政府寻求“应以何种最适合的方式才有助于友善地解决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而包瑞德上校则明白无误地告知中共中央：观察组不仅仅收集军事情报，它还将调查共军对美国援华军备的需求情况。

以上一系列举措，无论从动机还是效果说，都不能令人信服美国是在“扶蒋反共”或者“挑起内战”。毛泽东当时自己也说：“防止中国发生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影响。”他表示希望美国在延安设立总领事馆。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8月中下旬，谢伟思在与毛、周的谈话中介绍了美国政府希望成立包括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毛、周虽然很兴奋但仍存犹豫，担心会过分刺激国民党。8月18日周恩来致电驻重庆的代表：目前提出改组政府、实行民主能否获得各党派的响应以及地方实力派的同情？23日毛与谢伟思谈话时依旧回避联合政府问题。中共驻重庆代表的回电对这个建议表示很乐观，于是9月1日毛在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上强调：“是谢伟思说，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思大使，要促进中国的联合政府，谢伟思问我的意见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会议批准要求废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口号。4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驻重庆代表林伯渠：“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

下旬毛泽东对此作了平生少有的自我批评：中国政治的重心已经逐渐发生了转移，而我们自己却常常估计不足，思想上赶不及，总是认为天下还是姓蒋的，没有能够及时想到和提出改组政府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人反而走到我们前面去了。（参见：《毛泽东年谱》，中，第546-547页。）由此可见，毛泽东向老蒋争取政府权力，恰是美国鼓动起来的。

由此我们知道，美国外交人员在1941-1944年四年时间里，非但不是“扶蒋反共”，正相反，从罗斯福总统到普通外交官，屁股都坐在中共一边。所不同的，这种倾向并非鼓励中共推翻老蒋建立另一种独裁统治，而是企望国共合作的民主政府。1944年5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文件中宣称：“美国并未承担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次年1月，华盛顿明确告诉魏德迈：“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这与罗斯福在开罗把蒋介石定位为“一个封建军阀”、并对史迪威宣称要找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来替换蒋介石其实是一致的。华莱士副总统1944年6月28日从昆明致电罗斯福：“现在，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当前中国没有哪一位领导人或哪一个集团明显有力量接管政府。不过，我们可以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对他施加影响，使他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起色的政策。与此同时，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使我们能在更有希望的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

“蒋介石充其量只是一笔短期投资。据信，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

罗斯福并非对中共的社会理想感兴趣，但他显然是以美国式代议制民主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他希望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以便在战后担负起亚洲稳定的责任。但“蒋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进步思想”，为了不使中国在对日战争中垮掉，他也只能试图改变中国政府，把日益强大的共产党拉进联合政府是符合美国战时利益的。“扶蒋反共”并不符合美国战胜日本的利益需要。

蒋已经忍无可忍，但他只能把怒火发在史迪威身上。他在8月底抗议道：美国军事观察组鼓动共产党向政府叫板！而观察组正是史迪威领导的。1944年9月6日，罗斯福派出的特使赫尔利到达重庆。其实赫尔利并非美国政府的重要人物，罗斯福便曾轻蔑地称之为“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之一。这是罗斯福安抚蒋和美国反对派对美国政策日益增加的不满作的安排。罗斯福交代他的任务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调遣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赫要求委任为大使却落空了。但蒋称其为“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感到有了面子，7日接见赫尔利时表示史迪威可以继续调遣中国军队。

缓和没有持续多久。9月19日罗斯福从魁北克致函蒋：“只有你立即采取行动，才能维护你多年斗争的成果和我们支持你做出的努力。否则就会招致军事灾难，到那时，无论是政治考虑还是军事考虑，都将付之东流。”他还要求给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的权力，以避免那种灾难发生。这种类似于最后通牒的函告，也因为在1944年内，吸纳了相当数量的美国军备却反而打败仗的蒋军嫡系部队所导致。

美国的态度终于使蒋介石无法忍受，他宣告：“既然我已经弄清楚，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与我合作，而且他自以为他是被任命来指挥我的，那么，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 1944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双十节”讲话，宣布要在抗日和维护领导权两条战线作战，并警告外国别干涉中国内政。这里的“外国”显然指美国。然后蒋告知赫尔利说：史迪威“是伙同共产党来推翻中国政府的”，这个政府已经受到严重干涉。1972年，一本据说是蒋介石授意的《史迪威事件》在台湾出版，书中详尽地述说美国当年在中国是“扶共反蒋”。只是尚未得以阅读此书，不知老蒋授意是如何描述的。

赫尔利马上报告罗斯福：“就我所知，再也没有像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才干的中国人了。蒋介石和史迪威是势不两立的。您面临着是要蒋介石还是要史迪威的选择。”28日，史迪威被罗斯福召回国；高思大使辞职。高思对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说：“我们应该把整个中国政府抛弃掉。”罗斯福11月17日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他的战时对华外交遇到空前绝后的挫折。这事不能说与他对中国统一失望没有关系，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也不可能对次年2月雅尔塔协议轻易同意斯大林要求没有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如果认为中国已经不甚可能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力量，罗斯福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也不奇怪了。我觉得，如果蒋能用毛对待斯大林的态度对待罗斯福，雅尔塔的秘密协议也许不会存在了。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继任的杜鲁门总统继续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我一直在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继续这样做下去，直至我们能使它们联成一体。”但赫尔利确实没有起到良好作用，不但美国官方普遍抱怨这位夸夸其谈的蹩脚外交官，杜鲁门总统也早想罢免他。11月15日，杜鲁门召回赫尔利，当赫尔利提出辞呈并以为总统照惯例会挽留他时，正中下怀的杜鲁门马上批准了他的辞职。

到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投降之前，所谓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是不成立的。

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占领了东北。斯大林立即用缴获的日本武器以及部分苏联、捷克武器，还有德国武器，（例如莫文骅将军就曾经警告傅作义，他所属的部队每个师都配备了两门世界上最大的大炮。这种炮是德国制造的。还有美国提供给苏联的美制武器，无确实证据，不提。）据苏联档案数据，提供了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苏联、捷克武器。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日本已经投降，这些武器肯定不会用于打外战的。

斯大林显然不象美国人那么迂腐，他一边在公开与中华民国政府调情，另一方面却用大量武器装备中国的反政府势力。并直接使用东北的苏联军队，帮助这个势力控制东北。其根本目的就是苏联的利益需要。至于中国的内战，他是不希望消失的，同样为了苏联的利益。因为此时斯大林一方面必须考虑同美国的表面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他也不相信毛泽东能够打败蒋介石，他扶持中共获得更多地盘和更强大的武装，为的是获得在联合政府内更有利的地位。这与他在欧洲的方针也是一致的。

他几乎是强迫毛参加联合政府，重庆谈判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毛泽东是不情愿的，但又不得不听从斯大林的指示。后来他耿耿于怀一生的“斯大林不准革命”，就是指的这半年时间内中共服从“和平民主新阶段”差一点放下武装进入联合政府。而斯大林1948年承认错误，也同样是为这个阶段给毛施加压力，强迫他与蒋介石合作。

美国始终在一相情愿地撮合中国的联合，还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对驻华军事部门的限制是：“美国部队和物资不得用于对抗中国人，除非用作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1945年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训令魏德迈：“不得损害美国的基本原则即不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这条训令明确美国的原则是不允许任何支持蒋介石政府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

马歇尔在1945年12月下旬到中国来调停，为了给马歇尔调停以支持，杜鲁门总统于12月15日发表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和联合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是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但美国深知这个政府是“一党政府”，如果把这个政府的基础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党，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改革。美国政府主张由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国民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之在中国国民政府得享公平有效的代表权。美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完成中国政治团结所必要的详细步骤，应由中国人民自行决定。杜鲁门还给马歇尔提供了一个诱饵：美国愿意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只有一个条件，必须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来接受和使用这笔贷款。

如果说，在1945年8月以前毛泽东还处于弱势，美国以压蒋和谈尚有一线希望的话，在苏联暗中帮助下，不但有了足以装备百万大军的武器弹药，还已经在东北站稳了脚跟的毛泽东就根本不可能再有任何希望了。奇怪的是，以如此巨大数额的军火支持中共的苏联，从来没有人说它在挑动中国内战！无论如何，美国援助的还是合法政府，苏联援助的是叛乱势力；援助合法政府的在挑动内战，援助叛乱势力的反倒在维护和平了？

马歇尔调停被说成是帮助国军吃掉共军，更不知从何说起。12月20日马歇尔抵上海，刚进入国泰饭店，就给魏德迈阅读的美国政府指示纲要：“你的使命是使中国的各派对抗力量，即国民党、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三派达成和解，实现联合。须说服他们，为了将来治理中国和中国人民，一定要联合组成统一的政府机关。”常驻中国的魏德迈明确告知马歇尔，这是无法完成的使命。国民党决不肯让出一丝一毫的权力；而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党决心要夺取全部权力。“他们永远合不到一起来。那个指示行不通。”因此分歧，马歇尔与他的老部下魏德迈长久以来形成的亲密关系到此结束。

22日马歇尔抵重庆，23日周恩来等即前往拜访；毛、蒋、马成为三方最高决策人。决定成立军调部执行处，通过共产党提议：国民党放弃对赤峰、多伦的要求，仍由共军占领；共产党同意国军开进东北接收主权；立即停战并停止一切军事调动。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分别发布停战令，毛亲自签署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同意整编全部中国军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协议允许国军“为重建中国主权的目的”继续进驻东北。

中共中央1月21日给重庆代表团、27日给东北局的指示都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源于苏联的压力。因为苏联要求在东北“无论如何不要作战”，否则将引起“把美国部队引进满洲的极大危险。”这样做的好处是获得“一定的合法地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实际占领地区，最后将实行“民主选举”。确实，周恩来1月17日转给毛的苏共中央意见：中共不应想苏维埃化，应决心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中共如再不停战，美国空军会压下来，要对美国有足够估计。

在美、苏两国的压力之下，国共合作现出一片曙光。毛泽东要求苏联、英国都参与调解，但斯大林拒绝参加。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内心情是不舒畅的，于是他称病告假，让刘少奇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于是这个“和平民主新阶段”后来成为刘少奇的主要罪状之一。其实毛始终决策着中央的重大举措，2月1日，通过周恩来向蒋传达他关于军党分立、长期合作的意见，并表示愿意亲自参加联合政府。

马歇尔提出整编方案：中华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国家最高统帅，统率海、陆、空三军；全国陆军编为60个师，其中20个归中共领导；海军、空军均接受中共部队，不少于总兵力的30。按马歇尔的方案，中共控制的军队将占三分之一，而且进入从未有过的海、空军。蒋介石勃然大怒，竟然破口大骂。经他修改过的方案共军只占五分之一，而且没有海、空军的份额。不过这个方案也于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以《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通过了。

马歇尔主张按照军队化的原则，主张混编国共双方的军队成立国家的国防军。毛于2月6日复电周恩来：“马歇尔所提主张按西方民主制度改变中国军队制度及军人思想的办法，对破坏国民党及许多军队的原系统是彻底的，但事实上今天行不通，可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经过11天的争吵，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还是于2月25日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该草签的方案规定：全国陆军编为108个师，每个师不超过14000人；其中中共军队为18个师，分驻华北、华中、东北等地。中共军队除整编者外，还可以以保安队形式存在。

毛泽东2月9日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3月4日，马歇尔抵延安，受到毛泽东为首的各界热烈欢迎。毛在宴会上致词夸赞马歇尔道：“一句话，就是帮助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中国人民感谢各位的努力，中共也感谢各位是努力，并准备一切努力来做这些事。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全国人民合作万岁！”3月11日马歇尔回美国述职并张罗因和平而给的贷款，并组织美国军事顾问来华充任整编国共军队军官的教官。

其实无论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暗自盘算消灭对方，对于美国所期盼建立的民主中国他俩都毫无兴趣。之所以事情能进展到这个地步，完全因为美国和苏联分别施加的压力所致。

其实真正在中国挑动内战的正是斯大林。他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正式承诺，把中国东北交给民国政府接收。但实际上却要求八路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接管沈阳乃至东北全境。毛泽东在重庆拜会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时，该大使告诫：“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治与不准国民党派兵事，给美蒋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1945年9月14日，苏军驻东北司令马林诺夫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卫斯别夫（其他文电又译为贝鲁罗索夫中校）赴延安，并接彭真、陈云等回到东北。造成国共争夺东北的局面。仅马歇尔调停告一段落时，1946年2月13日，即毛泽东夸赞马调停之第四天，共军即进攻秀水河的国军，歼灭五个营。

中国的内战是世界东西方局势趋向紧张的直接结果。在二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强迫毛泽东、美国紧逼蒋介石，国共双方出现了短暂的缓和。时间从1945年8月中旬到1946年3月上旬。毛泽东说斯大林“不准革命”正是这个时期。这个“不准革命”中，斯大林并没有忘记对中共的扶持，恰恰相反，他给予中共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火和物资援助，以及积极主动的扩张地盘的要求和援助。2月9日斯大林发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要与资本主义决战拉开冷战序幕之后，他开始考虑建立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要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替代已经取消了的第三国际。下旬，斯大林命令东北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过去苏联顾虑世界和平，态度较软。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完全可以强硬些。强烈要求中共调集更多部队进东北，以便趁苏军撤退之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3月8日，苏军突然撤出抚顺、吉林，将政权交给中共接收。9日，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沈阳苏军将于13日撤退，希望中共占领，沈阳以南也将不向国民党移交，一切苏军撤退地区，中共可以自由破坏。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刘少奇均指示东北局，沈阳至哈尔滨沿途苏军撤退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民党去接收。但苏军已交我接收的安东、通化、延吉等地，我不能让。这其实也是毛泽东13日电周恩来时的指示：“国军可以接收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

苏军代表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询问：你们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允许国民党派五个军到东北来？并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中共均可“放手大打”，也希望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让国民党进兵。甚至抚顺、营口等地也应力争双方都不驻兵。

苏联意见的改变使毛泽东的病也好了。3月15日毛致电周，并转告东北局：“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请在谈判时注意不要答应国民党。”同日出席政治局会议，确定“以内战代替世界大战前途，至少是迟滞大战的爆发。”16日致电周恩来：“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能让出地方。”“过去让彼占领锦州，现又让其占领沈阳，即是履行协定，一切应到前方与前方将领去谈。”批评周恩来。17日致电东北局并转周恩来：“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请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优势，以利谈判。”18日林彪攻克四平街，歼国军三千人。20－25日周恩来回延安接受批评，要求他改变对美国的软弱态度。

23日毛致电东北局及林彪：“你们应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同时立刻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消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25日致电彭真、林彪：“美方急欲停战，蒋方被迫亦不得不停战。”“打一两个好胜仗，以利谈判和将来”。26日致电东北局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美蒋急于停战之目的在于使我不能进占哈、长、齐等市，解除反动武装，而利于蒋方接防，请考虑推迟数日再在东北停战协定上签字。”28日致电彭真、林彪：“在苏军撤退后及可能条件下，我必须于数日内以敏捷手段歼灭长、哈、齐三市一切顽军武装，控制全市。对于国民党非武装人员一律软禁，但不得侮辱及杀害。”30日再次致电东北局，重申28日电令内容。往下毛泽东电文因篇幅原因略。有兴趣者可以参阅《毛泽东军事年谱》等著作。在这些文电里毛泽东自己已经道出：“美方急欲停战”这一事实，与宣传中“美国挑动内战”完全相反。

3月22日夜（请注意本通知与毛23日电文及时间的“巧合”。），苏联大使通知国民党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前全部撤退完毕。同时苏军以瘟疫、交通不便等各种借口推延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以配合共军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的长春路，便利共军迅速接防苏军撤退的各个城市及战略要地。27日，在马歇尔催促下，国共达成派遣停战小组到东北调停的训令，但其实已成一纸空文。29日，苏军通知东北局，苏军同意尽速撤退长春以便中共占领。4月上旬，苏军向中共移交北满日军武器库，仅机枪就在万挺以上，炮数千门。苏军要求中共派主力部队控制长、哈、齐等市郊区，以便苏军撤出时顺利夺取三市。并明确表示，希望中共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让蒋介石、杜鲁门双方都不能达到目的。4月14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军队立即向城内国民党军发动攻势，首次使用坦克、大炮等重武器，19日完全占领该城。

4月18日，回美国述职的马歇尔回到中国，他走以前的和平局面已经被“马歇尔勾结蒋介石挑动内战”搅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了！

从美国的利益需要出发，一个联合政府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在全世界扩张的就是代议制民主制度，任何形式的独裁或专制制度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正因此，罗斯福总统要求蒋介石联合中共实现中国的代议制联合政府；杜鲁门总统给中国的五亿美元贷款的惟一条件就是给联合政府。如果美国“扶蒋反共”，早在共产党更弱小的1943年，还往前，1941年1月便不会要挟蒋介石让他容纳共产党。
1946年6月26日，以蒋军进攻中原解放区为标志，内战爆发。7月29日，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建议下对华实施军火禁运，宣传中所称美国给予国民党的9亿战争剩余武器其实并非武器，只是小型船只、车辆、建材、空军补给品、通讯器材。美国收款1.75亿美元。8月，杜鲁门总统给蒋介石本人发了措词强烈的照会，斥责他对中国的自由派人士进行“凶残的暗杀”，“使用武力、军队和秘密警察”来达到本党的目的。军阀和反动政客在蒋介石中国所起的作用引起美国人民“极大的恶感”，如果蒋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美国舆论就不能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贵国。”

美国并开始撤退原来驻扎在中国的军队，从2.5万人减少到1.2万人。甚至在1946年7月底，美军车队在北平南部遭中共部队袭击，打死若干美国士兵，马歇尔除了认为这是延安方面对美国的最终告别之外，并没有借此事件发难。

6月13日、14日在美国参、众两院提出的《美国军事援华法案》受到毛泽东等强烈反对，马歇尔与国会领袖商量后，将其搁置。拖到8月第79届国会结束自动成为废案。马歇尔还设法使《军事使团法案》未获议会通过。

于是在中国只有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向美国请求派出军事顾问团。这个顾问团仅以帮助中国训练军队和向蒋介石本人提供作战意见为目的，后来增加了监督美国援助的军用物资的使用情况的任务。这个顾问团限定编制915人，（陆军750人，海军165人。）除徐州装甲学校和天水骑兵学校有少数教官之外，该顾问团被严禁参与长江以北的任何训练活动。因此，《中国现代史词典》、《民国史大词典》等所谓“1948年底扩大到1万人”，“指挥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之类，毫无事实根据。至今没有任何证人、证言或者书面证据证明美国军人介入过任何战斗。1948年11月，来日无多的蒋介石一反当年坚决拒绝史迪威调遣中国军队的态度，几次向美国呼吁，要求美国派遣高级军官来华指挥中国军队。美国代理国务卿洛维特（Lovett）不客气地回答说，中国在遭受巨大挫折之后，要求美国政府接替指挥中国军队是毫无道理的。正相反，11月26日下令限期撤出顾问团所有人员。至1949年1月29日，美军顾问团连同他们的家属全部撤离中国。

由以上情况得知，美国政府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扶持蒋介石挑动内战的历史事实。相反，美国一直企图撮合国共两党，痴迷于实现中国军队的统一，并使军队完全国家化；执著于实现代议制联合政府；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以稳定亚洲局势。美国的错误在于根本不了解中国，无论蒋介石或者毛泽东，都热衷于专制与独裁，根本不会买账民主的代议制的。

毛泽东以意识形态的需要，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头子，因此，在贬损美国方面是不在乎有没有事实根据的。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曾经长驻延安，与毛、周等中共领导私交甚好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却被毛泽东无端指控：1951年北京却宣布破获一个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美国特务团伙，企图用迫击炮轰炸天安门暗杀毛泽东。指挥操纵者就是在台湾的包瑞德上校。包瑞德说：“这种指控是臆造的，是毫无根据的。说真的，我这一生中从未策划过暗杀什么人，不管是为了公务还是别的什么”。后来北京向包瑞德表示了歉意。包瑞德说；“要不是有七个人被定罪，这本来是很可笑的。”只是，相对于那些被处决的人来说，包瑞德还算幸运者。

因此，毛泽东扮演反美急先锋的角色，首先是为了讨好斯大林，后来则是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因为美国确实是以强大的经济以及军事实力，阻止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扩张。直至1970年代，毛泽东大力援助越南反美，阻止了越南方面对美国的和谈建议的响应。到1973年，越南党和政府接受苏联建议，不顾中国的劝说以及大量增加援助的诱惑，自己决定同美国举行巴黎和谈。终于使美国撤军，并很快就最后获得解放南方的胜利。由此，越南共产党认定中共支持他们同美国打仗是别有用心，使越南蒙受不必要的重大牺牲和损失。而苏联才是越南的真正朋友。越共中央委员黄松1976年7月在瑞典对记者发表谈话：“今天同苏联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这一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这个讲话发表的时候，毛泽东还活在人世。他肯定获得了这个讲话，也尝到了拼命反美的苦果。直至今日，越南的政府和人民，对美国的好感远胜于对中国的好感，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遗产。只有那些政治利益既得者和愚昧的孝子贤孙，才会闭着眼睛为老毛的反美政策叫好。他们并不理会这个政策对国家和民族带来多少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