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推荐蒋介石任成都市警察局局长

是啊,抗战是他爷爷打赢的。

陈学林中式马列辩证法学得好，充分发挥了我档在基层的润滑剂的作用，在我档各级官员拼命向外转移资产和家庭成员的特殊历史时期，我们需要陈版主这样无知又无私、自觉拍马的好青年，需要这样的青年运用中式马列辩证法的精髓，将一切渐渐昭然的历史事实，用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向着有利于我档各级官员目前需要的方向作“一分为二”的辩证。

在当今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的三角战中，蒋介石当年的“文胆”陈布雷竟没有被任何一党恶评，对于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来说，实在罕见。

国民党推崇陈布雷有其原因，因陈跟随老蒋逾二十年，是蒋介石主要文稿的撰写人，直到四八年自杀。共产党方面，近年中国大陆出版多本陈布雷传记，有很多正面评价。像根据陈布雷的二十九本日记写就、去年出版的《陈布雷大传》就是其中之一。该传记指出﹕陈布雷不贪婪权势，不谋求高官厚禄，是一个品行端正的知识分子。而民进党方面，或因陈布雷的长孙陈师孟成了台独大将，不便置评，或因陈布雷和民进党隔世隔代，没有任何交集。

在台湾的蓝、绿政治分野中，当年撤到台湾的国民党高官显贵的后代，几乎 清一色支持国民党。而陈布雷的孙子陈师孟却选择了支持民进党、赞成台独，并且出任过民进党中央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要职，其独特性，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几年前就在台北结识了颇有陈布雷温文尔雅之风的陈师孟先生，但一直没机会就他的身世长谈。最近他和夫人到美国度假，邀朋友们到他们位于新泽西的住宅聚餐畅谈，而我则把这次聚会变成了一个专题采访。



陈布雷　　陈师孟

●“当代完人”不许子女从政

陈布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确实是个独特的人物，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虽处权力中心，但他却不争名逐利，始终谦恭、低调，一直保持着传统中国文人的淡泊、清高之风。在抗战胜利之际，很多国民党大员争相中饱私囊，他却两袖清风，甚至在物价飞涨、国库严重吃紧、人人争储黄金之际，把家里的金银兑换成国家的金圆券，以助国家解决危难。他死时床下只有七百金圆券，当时只够买两袋米。虽然他的自杀使正处于败境中的蒋介石难堪，但蒋仍亲写挽联“当代完人”，并办隆重葬礼。

陈布雷有七子二女。虽然陈卷入中国时代巨变的政治漩涡，但他却不许孩子们从政，要他们学务实的专业。所以，他的七子全部听从父训，均学医农理工。只有二女陈琏，其母因生她过世，被起小名“怜儿”而受骄宠（“琏”是怜的谐音，古之祭器，陈布雷要女儿不忘生母），中学时代遇到共产党老师，再加上丈夫是中共学运领袖，因此她很早就加入共产党，中共建政后曾任团中央少儿部长（其夫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陈琏被迫离婚，并不堪批斗羞辱而跳楼自杀，年仅四十八岁（和其父自杀相差19年零6天）。

陈布雷的九名子女，只有长子陈迟（陈师孟父亲）到了台湾，还是偶然所致﹕国共内战之际，陈迟在美国攻读农业硕士。在他毕业后乘船返回上海、途径日本之际，听到共军占领上海的消息，当时中共广播要船直开上海，不要改航。但船长却当机立断，把船开向了基隆，由此改变了陈迟一家的命运。而陈布雷留在大陆的子女，则都在政治运动中受冲击。

●祖孙选择有异曲同“理”

1948年秋，陈师孟在美国出生整整一百天时，他的祖父陈布雷在南京自杀。但对于这个长孙，陈布雷还相当有感情，亲自为其起名“斯孟”。后来在台湾注册户籍时，被写成了“师孟”。陈师孟很有其祖父之儒风和内秀。他以法商组“状元”的成绩考入台大，后来留学美国，获俄亥俄州大学经济学博士。

陈师孟十八岁就加入了国民党，父母自然也是倾向国民党。五十年代初，蒋介石曾“召见”陈迟，问了两个问题，一是对目前的工作是否满意，二是有无困难，需不需要帮助？当时在一家糖厂工作的陈迟回答说“没有”。召见虽简短，并只有一次，但它说明蒋仍记得陈家后人，想予帮助。以这样的政治背景，以及他本人的资历，陈师孟如果像祖父一样跟随国民党，在两蒋时代会很有政治前景。但陈师孟却走了另一条艰难的人生之路﹕支持台独。

在这一点上，陈师孟似乎继承了祖父的一种气质。陈布雷并不喜欢政治，去世前还说，不懂政治。陈布雷能进入权力中心，是因写得一手好文章而被蒋介石器重礼聘。蒋的主要文告等，均出自陈布雷手笔。像抗战周年时蒋发布的著名《告全国军民书》，写得颇有古代《出师表》之磅礡气势。连中国当时另一个政论文高手、《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也深为折服，赞为“琳漓酣畅，气势旺盛，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在当年国共两党的选择中，陈布雷选择了国民党，这在当时是一种真正的智慧，因为国民党起码保护私有财产、遵守基本的社会秩序；而共产党以暴力和欺骗起家，后来建立了邪恶帝国。而国民党撤到台湾后，则实行欺压台湾人的专制殖民统治，相比之下，民进党代表的是民主进步的力量，因此陈师孟今天选择民进党，和当年陈布雷选择国民党，本质上有异曲同“理”之处。

●走出“大中国”的迷障

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统治，任何有基本自由主义思想的文化人都会反对。当年在反国民党独裁中，有很多外省知识分子，像李敖、柏杨等等。但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大中国”的迷障，都反对台湾独立，其实就是反对台湾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但陈师孟为什么不同？

首先，由于父亲在台湾南部的糖厂工作，所以陈师孟的青少年时代不是住在台北国民党的“眷村”，而是在南部和台湾孩子们一起长大。所以他不仅能说一口地道的台语，而且他的朋友也多是台湾人。因此在心理上他视自己为台湾人，而不像那些眷村长大的外省子弟那样，有一种自身优越感，也和本地人有心理距离。这种和台湾人的亲近感，使他日后没有多大障碍和“转折点”就走向了尊重台湾人民自决权的道路。

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件，使他对国民党专制的恐怖有了切身体验。七十年代初，他从台大毕业、也服完了军役，正考虑何时出国留学。突然有一天，他被“警总”约谈，劈头就是一顿谩骂般的训斥。后来他才明白，原来是母亲从海外寄信来，希望他尽快到美国深造，主要的考虑是，学业最好是不间断地一气念完。当时所有的海外信件都被警总拆开检查。母亲劝儿子尽快出国留学，就被视为“不爱国”，“想逃跑”，并被痛斥。这事实在让陈师孟震惊不小。当时蒋介石政府刚被驱逐出联合国，政治气氛更是紧绷。

许多台湾人都是到美国留学后，对民主有了直接感受，对台湾问题开始从新的角度审视，也更无法忍受蒋家的专制。陈师孟在美国期间，更接受和信奉了自由主义、民有民治民享等人民自决的思想。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作为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他没有“不爱中华民国”，而是回到了台湾，到台大教书。当时正值卡特政府和中共建交，许多台湾人往美国大逃亡，而陈师孟却率全家回台湾定居。他去中华民国驻美领馆办理手续时，领事非常吃惊，特地出来向他表示敬意。

回到台湾后，陈师孟则受到了曾和雷震合办《自由中国》杂志的外省知识分子傅正的影响。人所共知，雷震当年主张建立“中华台湾国”；而傅正则写过“中止一党专政”、“国库不是国民党的党库”等文章，进而跨越反专制，主张民族自决，并成为民进党创党“十人小组”成员。陈师孟认同傅正的思想理念，钦佩他的道德勇气，也追随了他的选择，退出了国民党，进而加入了民进党。九十年代初傅正去世之际，陈师孟陪伴在他身边。

●蒋带到台湾的黄金成“古董”

由于学经济出身，陈师孟对中共对台湾的经济统战和打压感受强烈，他认为台湾要健康、繁荣地生存下去，必须摆脱中国。不少反台独的中国人强调，台湾的经济腾飞，主要靠当年蒋介石带到台湾的黄金；台湾要独立，先得把那些黄金还给中国。对于国民党带到台湾的那些“神秘黄金”到底用在了哪里，担任过中央银行副总裁的陈师孟，曾去过位于新店山洞的“金库”查看。他说当年蒋介石带去的黄金，估计只有三百多万两，迄今仍有不少储放在架子上，它们形状不一（因多是当时用金圆券从民间换来），且成色不足（很多只有九二），根本达不到九九．九九的可用标准。如果说那些金条对台湾最初的经济稳定起到了作用，那也多半是心理上的，而并不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陈师孟曾建议把那些黄金运到瑞士等地成色加工，但被高层否决，担心泛蓝炒作，演变成政治风暴。

身为外省人而支持台独，在国民党天下，不仅处境艰难，更会被外省人视为“叛徒”而遭责骂，甚至仇视。台湾人主张台独还“有情可原”，而外省人支持台独则“天理不容”。陈师孟曾收到过二百多封黑函，有侮辱恐吓，有破口大骂，甚至还有威胁要杀掉他全家。很多黑函中还塞有诅咒的冥纸等。陈师孟说，黑函绝大多数来自外省人。就连他家的邮箱都遭殃，被人灌进剩饭剩菜，还有用过的保险套等。他父母也反对他的选择，母亲辞世前还不谅解，劝他“赶快退出民进党吧！”

●不是血缘和种族的“台独”

但陈师孟对民进党的支持却更进了一步。他不仅进入民进党高层，而且在1994年陈水扁选上台北市长，邀他做副手时，毅然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可谓“舍命陪君子”。在陈水扁二千年当选总统后，陈师孟再次应陈水扁之邀，做了总统府秘书长。但由于他在立法院表示国号、国旗都是可以改的，遭到泛蓝攻击，同时由于内部政策意见相左而离开总统府。

民进党执政后，由于权力分肥难以均衡，无数台独前辈、大老、各路曾流血、牺牲、坐牢的英雄等等，都等着分享胜利之后的一杯羹；一不满足，有人就反戈一击。诸如民进党内出现了许信良、陈文茜、施明德等一波又一波的脱党、倒戈者。但陈师孟失去权力位置之后，却没有那种失意和逆反心理，反而仍热情、执着地为台湾人仗义执言。在施明德领红衫军倒扁时，陈师孟不仅没有应和，反在台湾发行量最大的《自由时报》发表痛斥施明德的长文，指出蓝军红军要用街头运动推翻民选总统，就是摧毁台湾的民主。该文写得逻辑缜密、论理透彻，文字也有气势，颇有陈布雷之风。

陈师孟的“台独”，不是出于血缘、种族，而是一种理念认同。因此他显得比台湾人还要“台独”，还要坚定。

从陈布雷到陈师孟，祖孙选择了不同的政党，走了不同的人生之路。但如果陈布雷九泉有知，以他的正直个性，以及对理想的追求，也没准儿会赞成长孙的选择呢！

幸好陈布雷已经死了，不然一定要会这个不肖子孙给气的吐血而亡

蒋介石日记：颠覆国共官论

　　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长达五十余年的蒋介石日记曝光。台海两岸的学者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这两年来的缜密研究，一致认为这些日记具有高度真实性及权威性，颠覆国共两党过去的官方论述，将蒋介石从“伟大领袖”的神坛上拉下来，也从“人民公敌”的祭坛上拉下来，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既展现蒋的民族气节及抗战功绩，也暴露他的人格特质上的优缺点。日记中的种种细节，推翻了两岸历史教科书的论述，势将改写中国近代历史。
　　这儿黄昏的余晖有一种目眩的感觉。落日照在史丹福大学校园的钟楼上，衬托校园西班牙式的建筑，映照出一种如幻如真的光晕。来自台海两岸的学者，走出胡佛研究院的大楼，刚好可以见到这幅和神州大地很不一样的风景，嗅到加州南湾区徐徐吹来晚风的气息。他们过去从没想过，会在美国的土地上，走进一个前所未知的中国历史世界，发现了颠覆国共正统论述的历史秘密。
　　他们来自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会、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知名研究机构。众多学者都沉迷于蒋介石龙飞凤舞书法中所隐藏的秘辛。这是“旷古绝今”的历史宝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两岸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说。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长达五十多年、以千万计的文字，不仅记录了蒋的隐私（如蒋嫖妓及色欲，详见四十四页专文），也揭露了他各项重大决策时的心理状态。
　　这大半个世纪的日记，也使蒋介石走下了国民党的神坛和共产党的祭坛，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再是国民党论述中“主义、领袖、国家”中的不可一世、永远正确的“伟大领袖”，也不是共产党论述中的“卑鄙、卖国求荣、不敢抗日的人民公敌和资产阶级吸血鬼”。
　　但来自两岸的学者都同意：蒋介石日记显示，他是极有民族气节和风骨的领袖，也一直在努力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但也陷入个人性格的限制与时代的局限性之中，使这位曾经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权力的男人，背负著“失去中国大陆”的历史苦果而于一九七五年在台湾去世。
　　但蒋介石日记的全面出现，也逐渐让蒋介石回到中国民间，超越国共斗争的框框。千秋功过，让日记成为各方评说的最新依据。
　　胡佛档案馆的规定是，目前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五年的蒋介石日记，都已向外开放。任何持有照片身份证明的人士，都可以入内阅读日记的影印本。但规定，不能带手机、照相机或任何摄影器材进去，也不能自带纸笔，而只能使用胡佛档案馆提供的纸笔。
　　但不少研究学者其实更关注蒋介石到台湾后的情况，尤其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五六十年代白色恐怖事件、雷震因组织反对党而被诬为“匪谍”坐牢，更不要说台湾当时的文字狱事件，从柏杨、李敖、陈映真等因“思想问题”而入狱的冤案。学者都希望从蒋的日记中看到他当时的想法，以及他如何对付台湾上升的民主力量。
　　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是争取蒋介石日记“暂存”史丹福大学的关键人物。祖籍湖南的郭岱君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美国俄勒冈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总统府新闻秘书，她一九九七年辞职后在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任副教授。二零零零年起担任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两年多前说服目前担任国民党中常委的蒋方智怡将蒋日记暂存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郭岱君说，蒋方智怡做了一个勇敢和明智的决定，让蒋日记可以在胡佛研究院专业的档案保存技术下，安全地保存起来，客观、公正、公开地让全世界的学者使用。蒋日记原来是在蒋方智怡的丈夫蒋孝勇手上。蒋经国把日记交托给蒋孝勇，他过世之后，蒋孝勇在一个机会里把日记都拿出去了。后来蒋孝勇生病，临终前嘱咐蒋方智怡，他说：“这些资料非常珍贵，一定要找到适当的场所保存，整理、运用。”
　　如何说服蒋方智怡？郭岱君说，她曾透过一些管道了解到蒋方智怡一直想寻找一个专业的、客观的适当地方来存放两蒋日记。她并没有要自己占有，而是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将日记好好保存，并且公开给学者研究。郭认为胡佛研究院是非常合适的：一方面是它的专业，二是胡佛研究院拥有强大的研究群，三是史丹福大学在世界上的声望，第四，当今两岸政治情势，台湾目前政治情势不稳定，中国大陆也还不成熟。
　　前后谈了近两年的时间，蒋方智怡于二零零五年的夏天终于同意。虽然暂存胡佛研究院，但蒋方智怡认为，这些资料是元首的资料，她不愿意它们永远流落在外国，她希望将来有一天这些日记还是要回到中国土地上。
　　按照合约，蒋介石日记开放前，内部只有四个人可以看。胡佛研究院代表是郭岱君和马若孟(Ramon Myers)，蒋家就是宋曹利璇（宋美龄幼弟宋子安的次子宋仲虎的夫人），还有一位是秦孝仪的学生、代表蒋家从台湾去的潘邦正。宋曹利璇不但代表蒋家，还代表宋家和孔家看日记和资料。她是蒋宋孔三家年轻一代目前在美国唯一可以自由使用中文的人。
　　郭岱君说，内部阅读蒋介石日记的进度目前已看到一九六二年了。她将和方智怡商量，如果她同意，希望尽快再开一批。她非常希望把五十年代日记都开放，因为五十年代是整个国民党在台湾发展的关键时期，蒋介石领导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都奠定了台湾日后发展的基础
　　为了保护原件，目前公开的日记都是影印本。胡佛研究院与蒋家有工作上的协议，有关隐私，例如蒋辱骂什么人或提到他人极大的隐私，而其本人或直系亲属还在世，就暂不开放；或是有关蒋家个人极度隐私，像是疾病之类的，都暂不开放。但根据合约，这些暂不开放的，在二零三五年也全都会开放。目前资料暂不开放的极少，万分之一都不到。胡佛研究院很负责，暂不开放的会“盖住”，并注明暂不开放，学者看到的是一块黑的框框。
　　影响近代中国非常深远的关键人物蒋介石的日记曝光后，两岸三地学者络绎于途，赴美研究日记里的“历史密码”。各方学者认为，目前暂存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势必改写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的历史论述，改写中国现代史。
　　“蒋介石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足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详读过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已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后，中国大陆研究蒋介石的权威学者、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等同院士）杨天石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现任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吕芳上也认为，在蒋介石日记以及大量史料公布之后，民国史应该重写。
　　一直以来蒋介石抗日的态度是争议焦点。蒋日记呈现出他是民族主义者。蒋在日记里看得很清楚，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讲：“中日难免一战。”蒋认为日本要看到中国亡国，“日本必亡中国”。他知道中国没有能力对抗日本，所以，他尽量拖延正式开战时间，让中国争取时间备战。
　　杨天石发现，一九四五年孔祥熙下台是蒋亲自拍板的；蒋介石对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弊病其实知之甚详，曾主张将中国国民党改名为“劳动国民党”；一九四三及四四年蒋的日记记载有：美国人想把孙中山儿子孙科捧出来取代我。后来蒋亲自约见孙，痛骂他误党误国。还在日记中骂孙为“阿斗”，是“总理的不肖子孙”。
　　吕芳上刚从美国胡佛研究院研究蒋日记返台，他说，蒋介石日记对民国史研究的另一重要价值是，补足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蒋一九二三年底访俄的感受、北伐后期东北易帜秘密交涉、一九三零年二月汤山事件蒋介石和胡汉民关系的恶化，日记里都有蛛丝马迹的线索，也有的是详细心路历程的描绘。
　　连续两度前往美国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吕芳上认为，蒋的日记呈现他从平凡人到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奋斗历程，显现他从不同的环境中，自我修练，走上政治之路。过去对蒋的评价呈现两极，有人认为蒋是伟人，也有人认为蒋是流氓，各有观点。吕芳上强调，蒋不是圣人也不是坏蛋，历史应还给他本来的面目。
　　吕芳上说，过去海峡两岸官版定调的书，年轻人不看。现在正是重写历史书的适当时机。吕芳上强调：政治是一时的，学术是长远的，应运用新材料重写民国史，回到比较公平、客观的论述。
　　多年来，蒋介石在两岸有不同的形象，是两个极端的评价。国民党把蒋介石称为“千古完人”、“世界伟人”、“民族英雄”；而共产党有一段时期称蒋介石为“独夫民贼”、“人民公敌”。
　　胡佛研究院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公布之后，过去两年多，各国学者、记者汇集于胡佛研究院，研究来自台湾的蒋日记，为的是还原历史的真相，探索当时决策人物蒋介石的内心世界，为中国百年来的发展找出历史的脉络。
　　蒋介石在两岸的历史地位翻转，一个蒋介石，两岸各自表述。到底历史的真相为何？蒋介石日记的曝光，经学者研究后，正是改写历史的开始。
　　中国近代历史转弯处，蒋介石是重要的转折决策者。
　　蒋在日记中提到几件事情显示，蒋早已是孙中山心目中的接班人选。例如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蒋日后在日记中自白：“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刺陶当时没有日记。多年以后他在日记中提及。


杀陶成章得中山信任
　　民国成立后，国民党改组，国父孙中山先生觉得这党的纪律不够，需要改组，加强党的纪律。这时候，两个主要人物反对，他们认为：我们都志同道合在一起，你不该说要对党主义、对总理效忠，还有签字、盖手印。这两人一个是黄兴、一个是陶成章。这两人反对最力。黄兴与世无争，不赞成，就走了，未与孙中山先生争执。陶成章却在大大小小会议上公开骂孙、批评他，甚至公开说要倒孙。
　　孙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人，他也没有对陶怎样。这时，是陈英士向蒋提到陶的问题。蒋其实是跟著陈英士的。当时，陶已耳闻有人要对他不利。躲到医院里，想暂时避避风头。但是，蒋还是找到他。蒋与另一个人一起刺杀陶成章。蒋认为革命大业，陶为什么来搅局。
　　郭岱君说，过了十多年后，蒋在日记中曾说到，他认为他做了一件总理孙中山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他觉得“总理信任我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从未向总理报告，他也未和我提过，但我相信总理心中是有所感的”。这也说明蒋在国民党权力竞逐中胜出，也是有很多原因，包括：他个人训练、背景、气魄、眼光，和相当的政治上的技巧。
　　对日抗战前后，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到底为何？郭岱君说，中共权威学者张海鹏坦承，他是抱著点怀疑来看蒋介石日记的，结果却不得不承认，蒋确实是民族主义者。
　　当时，蒋曾在日记中每日写上“雪耻”二字，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自我惕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也是蒋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最强烈的时候。蒋在日记中以“日倭”、“倭寇”称呼日军。他抗战到底、拒绝与日本和谈的思想，可能在此期间首次出现。
　　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暗中筹划扶植汪精卫政权，并于香港释放消息，指称蒋如愿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孔祥熙主张派人和日本谈判。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杨天石说，过去他读到这一批示，以为蒋主要是批判传话的天津市长萧振瀛，现在才知道，蒋其实是同时批评萧和孔祥熙，可见蒋确实是坚决反对与日本和谈的。
　　据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指出，对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蒋的日记著墨不多。当时，在蒋来说他思考的是整个中国的问题。直到后来事件扩大了，死了很多人，他发现事情严重，因此他在日记里觉得是“人谋不臧”，他认为是人事问题，换句话说是怪陈仪，要付很大的责任。后来他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和监察委员杨亮功来台调查。他们回去之后据实以报。陈仪数次要求要派军队，蒋在日记中一再强调“勿滥杀无辜，除首恶者”。
　　蒋介石的日记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除了一九二四年遗失外，一共有五十五年都是完整的。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的原始日记可能遗失了，于是，蒋在一九一七年摘要回溯记录。终其一生，蒋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不停的记载日记，由二十八岁一直记到八十五岁，五十七年时间，蒋介石以中国书法的行书写日记，平均每天花一个多小时，记述自己的心路。即使兵马倥偬，也从不间断。
　　公开蒋介石日记时，日本的《产经新闻》、《读卖新闻》、共通社都派人来到胡佛。《读卖新闻》甚至派了一个记者住下一个星期，专门看日记。郭岱君问,《读卖》记者：你到底想看什么？他说，日本人想知道蒋介石对日本的爱恨情结。郭岱君介绍说：“蒋在日记里一方面很恨日本人，称他们是‘日倭’、‘日寇’。说日本就是要看到中国人亡国，说他们要‘谋我’、‘灭我中国’。但又熟知日本的长处，他训话时，又经常骂部下不如日本人。”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潘邦正是四位可最早阅读蒋介石日记原稿的学者之一。潘邦正已看到一九六二年蒋日记了。对于新内容，潘邦正说，依照规定，尚未开放的内容不能透露。潘邦正指出，蒋介石日记的开放，重新引起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热潮。主要因素为蒋日记的内容包涵广阔，尤以政治、外交、党务、军事、经济、农业、工业、财政最为丰富。除了日记本身之外，蒋还在日记里记大事、剪报、反省、札记，或个人档案。一本日记大约四百页，每页以两百字计，一年有八万字。预估至少有四百多万字以上，量很大，内容也很丰富。
　　许多人关心蒋介石日记的真伪。亚洲周刊实地走访并且采访相关学者，求证存放于胡佛研究院的
蒋介石日记内容的历史真实性。


日记真实性受肯定
　　历史学者杨天石说，胡佛档案馆所藏蒋日记是原件，而且内容真实性很高。因为他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蒋在日记里写了许多个人隐私。他这样一部日记原没有公开的打算，真实性当然就比较高。
　　促成蒋日记存放胡佛研究院的郭岱君指出：“蒋在早期年轻时的日记，确实是真实反应他内心的想法，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国家元首，根据他的日记，年轻时他还想去做生意，搞股票，还想到美国留学。北伐之后，他在军事上成为重要人物，尤其是抗战时，他成为国家领袖，下笔之间也许有分寸。但是，看过内容就知道，这日记还是他个人重要纪录，是他治国及修身的参考。”
　　过去研究蒋介石的主要依据包括：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类钞，里面收录的是蒋青年时代的老师、后来成为其秘书的毛思诚所抄录的日记摘抄本。还有台北国史馆所藏《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等五种抄本、以及秦孝仪所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篇》也摘录了蒋的不少日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杨奎松说，过去读过一些经过蒋介石自己事后修改或国民党机要人员整理的蒋介石日记等文献。不过，这些经过摘编过的日记，有些在不同的篇章，会出现“同一天同一段文字里，不一样的表述或内容”。
　　详读过各种摘抄本的中国历史学者杨天石说：蒋日记公开后，摘抄本的价值就小多了。杨天石曾远赴台湾、日本与美国查阅蒋介石资料。他指出，过去所见到的蒋介石日记，都是经过修编的抄本或节录本，而胡佛研究院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则是原件，可以“深入历史细微处，看到那些大历史背后的枝蔓”。
　　不过，正当中国大陆逐渐比较客观的评价蒋介石之际，国民党于二零零零年在台湾失去执政权，民进党执政，蒋介石成了“去中国化”的攻击目标。民进党在台湾进行一连串“去蒋化”行动，今年三月十四日高雄市政府将中正文化中心改名文化中心，并连夜拆移蒋介石在该中心的蒋介石铜像，切割成两百多块，震惊全台，引来国民党与民进党“护蒋”、“去蒋”之争。
　　曾任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副主任、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会欣指出，近二十多年来，随著大量原始档案的陆续开放，海峡两岸意识形态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宽松，因而中国大陆有关民国历史的研究已由“险学”变为“显学”，成为海内外众多历史学家共同关注的焦点。
　　为了采访蒋介石日记内容，亚洲周刊记者从两岸三地、亚洲到美洲，历经长时间的调查、采访，在蒋介石“伟大领袖”与“人民公敌”的两极形象中穿梭，而蒋介石日记像全新的地图，引领历史学者与中华民族，穿越传说中的魔幻迷雾，跨越流言与神话的丛林，发现被尘封已久的历史宝藏。


蒋介石小档案
　　又名蒋中正，祖籍江苏宜兴。一八八七年生于浙江奉化。一九零八年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辛亥革命后开始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东北易帜后，名义上统一了全中国。一九三七年，领导中国军民对日本入侵者宣战到一九四五年取得胜利，也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导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中兵败退往台湾。一九七五年，在台湾逝世。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总裁、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务，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做的比说的更重要！！

美国总统杜鲁门曾把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称为“一个掠夺成性的、侵略成性的国家”，自1939年到1945年门，苏联从芬兰、波兰、中国等8个国家共掠夺土地近69万平方公里，人口2200多万。
　　
　　1944年10月10日，斯大林抓住中国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国共两党争端日见明显的良机，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议”的形式，把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收归己有”，面积近12万平方公里，人口10多万。这一回，对斯大林而言，只是故伎重演，早在1940年8月，斯大林就通过“苏联最高苏维埃决议”，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并入苏联”。
　　
　　作为当时中国政府代表的蒋介石，对苏联政府的“决议”当然不能接受，这是蒋介石与斯大林交恶的开端，不过，真正的决裂则发生在“东北接收”上。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与苏军在长春就“接收东北”开始谈判。
　　
　　苏联一方面宣称“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政策”，一方面通知国民党政府，“所有东北的工业企业均为苏军的战利品”，并暗示，假如国民党政府同意苏联的要求，苏联政府将不允许中共在满州扮演公开的角色，而让他们充当一种纯粹的地方力量。
　　
　　这对蒋介石而言，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蒋介石始终没有同意苏联政府的要求。为了求得斯大林的谅解，1946年12月，蒋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前往苏联面见斯大林，商谈“两国经济合作问题”，无果而终。
　　
　　1946年1月13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凡东北境内的一切敌产均归中国政府所有。
　　
　　苏军驻东北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对此回应：同意把东北工业企业的设备留在满州，但同时提出苏联得到“重工业股份的51%、轻工业股份的49%”。蒋介石再次拒绝。
　　
　　马利诺夫斯基则表示：战利品问题解决以前，苏军不愿意离开满州。与此同时，却开始大规模拆迁搬运东北工业设备，并说是以雅尔塔的一项协定为依据。美国国务院随即发表声明指出：“美国与苏联政府并无关于中国东北‘战利品’之秘密或其它协定”。
　　
　　鉴于苏军在中国东北的“恶劣行径”，1946年5月，杜鲁门总统命令他的战后处理赔偿私人代表鲍莱率领考察团来中国调查。
　　
　　鲍莱考察团于5月17日至7月15日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考察团最后估计：苏军拆运东北工业设备的价值，共8亿5千8百万美元，而弥补转移、损坏和一般损失的全部重建费用，约达20亿美元。鲍莱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说：“苏军抵达满州工业区后，就开始有系统地没收粮食与其它存储物资，并且在1945年9月初就开始有选择地搬运工业机器”。
　　
　　1947年1月29日，苏联《消息报》承认，从满州撤除的设备总价值为9千7百万美元。

有机会，帐会一笔一笔地清算清楚的……

蒋介石，曾被西方媒体评为远东地区骨头最硬的领导人，其性格坚强倔强，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时候奋起抵抗。在外国人看来，抗战简直是发疯，可是他不畏强暴，宁肯战死也不作亡国奴，其性格之坚毅可见一斑。尤其是抗战前景最暗淡的时刻，连曾经的革命领袖汪精卫都投降了日本。其实汪精卫并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他曾经刺杀清朝摄政王，也曾在狱中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烈诗句。在我看来汪精卫只是对抗战丧失了希望，再加上对权利的欲望才走上了投靠日本的路，也许在他看来，他也是在救中国，不过他也许不了解或者说不愿意相信日本人的奸诈与无耻，以为他能够带给中国人民和平──没有奴役的和平，然而事实正好与他所想像的相反。
　　
据蒋介石的二儿子蒋纬国将军说，蒋介石那时候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因为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撑到什么时候！而且没有任何一点外援。在西北，有共产党的军队在发展，在咄咄逼人；而国军内部有许多军阀的部队，又不一定能指挥得动。他所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
　　
那时候是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日本人已经锁死海岸线，中国的外援完全依靠滇缅公路。当时的日本竟要求英国人封锁滇缅公路，向他们承诺：“你帮我切断滇缅公路3个月，我就可以把中国摆平，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攻击希特勒……。”那时候我们被掐得简直没有办法。
　　
当时在重庆，深夜，蒋纬国经常听到委员长在洗澡的时候，会长声大叫，有的时候喊“天”，有的时候喊“妈”。他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抒发自己的压力。
　　
尽管有这么大的压力，他也没有屈服。可以想像他肩头的担子有多重，整个民族的命运都在他的肩头。9.18的时候他在日记中曾经写到“拼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万一失败，那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危急存亡。可是就在这种压力下，他也没有屈服，足见其性格之坚毅。
　　
对于这么一个坚强的军人，我们很难想像他哭的样子，然而正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他哭了，嚎啕大哭，甚至哭的不能自已。那是在1928年7月6日，北伐军各路总司令、各路总指挥在北平西山碧云寺举行祭典孙中山先生的祭灵大典。
蒋介石目睹孙中山遗容，忽然抚棺恸哭，冯玉祥、阎锡山也频频挥泪，全场气氛非常哀伤，惟独李宗仁在一旁肃立，没有掉一滴眼泪。蒋介石哭了很久还未停止，冯玉祥只好走上去劝了许久，蒋这才止住了哭，将仪式完成。
　　
祭典完成，蒋介石回到含青舍，对宋美龄说：“方祭告总理时，闻哀乐之声大作，虽欲强抑悲怀，仍泪满襟臆，体力几不支矣！及瞻仰遗容，哀痛更不能胜。”
　　
蒋介石，一个对于我们生于大陆的人来说，可以说是一直把他当作恶魔来看待的。我们的教科书里面关于他的形容词很多，比如什么汉奸、叛徒、人民公敌等等，可是当我们了解了真实的历史的时候才知道蒋介石是个什么样的人。大陆的舆论一直指责蒋介石不抗日，可是事实是他带领国军进行了8年艰苦的抗战，在经历了22 次上百万规模的大会战和牺牲了300多万军人、200多位将军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像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法国那样屈服。而对于下令东北军不抵抗的事，张学良也给予了澄清，是他下令，而不是蒋介石。对于许多澄清蒋介石的证据，我们已经养成了习惯──不相信的习惯，总是持着怀疑的态度。这也是拜中国的教育所赐，不过上面这些资料都是来源于中国官方的。
　　
我们不妨用小人之心来猜测一下，蒋介石会不会是装哭？对于历史人物，总会有许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三国演义》读得多了，自然会对政治人物对号入座，所以猜测蒋介石是像刘备摔孩子一样，认为他是显示忠诚，收买人心。可是他对宋美龄是不会说谎的，从后面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知道，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感情是真挚的。就像日后他的遗嘱中说得那样：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势力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三民主义为无形之　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唯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
　　
对于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只是一个创造者，创造了这种学说，而蒋介石却是这个理想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在1942 年，蒋敦促美国率先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10月9日，美英两国通知蒋，愿意与中国谈判缔结新约。蒋在日记中写道：“接获美英自动放弃在我国治外法权，重订新约之通告，此乃总理革命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将由我手中达成，中心快慰，无以言喻”。蒋介石是忠于孙先生和革命先烈还有我们民族的，正像他在 1931年得知日寇侵略东北时的日记所写的一样“拼我一身 以报我总理！ 报我先烈！报我民族！”。统观他的一生，也确实实践了他的誓言“敬遵总理遗嘱、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
　　
而有意思的是，在祭灵大典的时候，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个人对待孙先生的遗体的态度有着微妙的不同，可以说明四个人对孙先生、对国民革命、对民族都有着不同的心态。蒋介石抚棺恸哭、不能自已，他对孙先生和其他三个不同，比他们更深。而冯玉祥和阎锡山对孙先生恐怕没有太大的感情，不过他们还有些人心在，所以被蒋介石感染，也流下了泪。让人注意的是李宗仁的态度，他自始至终没有掉一滴泪，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对于三民主义，对于中国的感情不是很强。在后来的反叛国民政府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李宗仁其实内心深处只是军阀的思想，对于如何忠于国家实在是不感兴趣。打着抗日的旗号反蒋，其实是在干分裂国家的勾当，而且这一切也是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的。
　　
我知道的蒋介石的第二次哭，是1937年，在朱培德上将的葬礼上。这次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蒋介石面容哀恸，官方说法是蒋介石对这位北伐、剿共尽心尽力的老将的去世感伤不已。
　　
第一次哭，那是对孙先生的忠诚所致，其实更深层的是对民族的忠诚，而不单单是对孙先生个人的忠诚，第二次哭，那是对部下的爱护。待上以忠，待下以仁，蒋介石用眼泪洗刷了那些对他的污蔑言论。

幼稚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