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四川理县桃坪羌乡为例
⊙ 李绍明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桃坪乡位于该州东部岷江支流杂谷脑河畔，是一个羌族聚居地区。桃坪乡有桃坪、增头、古城、佳山、东山等五个自然村寨，其中以桃坪村寨的建筑最具特色。雄伟的碉楼、石砌的民居、自然的供水系统将整个桃坪村寨联为一体，为羌族传统建筑中的一朵奇葩。且当地民族风情浓郁、文化积淀丰厚，早已蜚声中外，成为到阿坝州者不可不去之地。近年来桃坪羌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纷纷前往考察研究。20世纪末期四川大学与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组团对该地考察并形成《四川省理县桃坪羌族乡1988～1999年度羌族社会历史文化调查研究》，即是此中重要成果之一。
桃坪乡属羌语南部方言地区，又具有这一地区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对桃坪乡历史文化的研究可以揭示出这片地区历史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桃坪乡的面积毕竟有限，我们在探讨该地历史文化时，还必须涉及与此相邻的有关地区并加以考虑方能奏效。本文仅对桃坪远古文化、桃坪历代建置与族体、桃坪铁林等三寺民间信仰等三个问题，进行必要的讨论，是否之处，请读者予以指正。
一、桃坪远古文化
桃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未经科学发掘，仅有一些实物被采集者发现。如桃坪寨杨天林家中有块磨制石锛，宽6厘米，长约13厘米，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器物。据他介绍，石锛出土于该乡佳山寨的黄泥巴坪。1998年春，四川大学与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组成的“羌族社会历史文化合作研究课题组”在桃坪寨和佳山寨调查时，在很多农户的家里还发现了不同类型的石斧和石锛，据了解这些石器均出土于佳山寨山坡。此外，在与桃坪相去不远的理县薛城乡箭山寨，以前还发现过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该遗址约1500平方米，文化层距地表深3.5～4.5米，文化层厚0.35～0.8米，内含大量泥质灰陶、粗砂泥质红陶、粗砂泥质褐陶、夹砂红陶以及烧红土块、木炭硝，还有磨制石器、彩陶片等。该遗址同汶川县威州姜维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一样，主要为本地区粗砂陶文化，经测定属新石器晚期遗存。根据陶片纹饰风格与甘肃马家窑文化极其相似，反映出二者间的某种内在的文化联系。由此可见，桃坪一带自远古以来即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桃坪除远古文化外，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还在佳山寨出土有“石棺葬”。石棺葬是我国古代先民以石材（片石、石板、卵石）构造墓穴而葬的一种形式。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主要集中在岷江及其支流杂谷脑河、黑水河一带，也在与此相邻的大渡河上游小金东部等处有所发现。这一带石棺葬的年代约在西周至东汉对期，延续时间相对长久。一般认为该区石棺葬的墓主与古代氐羌族系的冉駹人有关。在桃坪佳山寨，1984年阿坝州与理县文物管理部门共发掘了15座石棺葬及一个祭祀坑，其时间由秦至汉初乃至西汉中晚期不等，为当地古代民族的活动提供了实物佐证。从出土文物得知，当时这一带的民族已进入农耕与畜牧并举的阶段，其社会经济与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
二、桃坪历代建置与族体
据文献记载，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在岷江上游两岸已有古氏羌人的存在。公元前310年秦惠王遣张仪和司马错统一巴蜀后，即将岷江上游一带和盆周的都江堰及彭州等地纳入版图，设立了湔氐道。“道”是当时一个以管理少数民族为主的县级地方政权。湔氐道的范围很广，今桃坪地方亦在其管辖之内。当时这一带的族体泛称氐
羌，虽不可确指，但他们与现今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诸民族，尤其是羌语支的民族应有族源上的联系。
迄至秦汉之际并延至西汉初期，岷江上游一带存在着一个称为冉駹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其中，以冉和駹两个部落为大，故习惯以冉駹概称这些部落群体。有关冉駹的情况，《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均有记载。当时，这一带是多族体的地区。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说：“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又如《华阳国志·蜀志》说：汶山郡本蜀郡北部都尉，孝武元鼎六年置。……有六夷、羌胡、羌虏、白益峒
九种之戎。以上说明当时这一带有着众多族体，但何以《史记·六国年表第三》张守节《正义》又说“禹生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呢？盖由于这里所说的“西羌”是个泛称或总称，与当地的多族体并无矛盾，只不过说明此时在当地众多族体中，以氏羌系的民族为主或为多而已。
当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今川西北设置汶山郡时，又于该郡之下设置了绵 、湔氐、汶江、蚕陵、广柔诸县。其中的广柔县即在今理县一带，而县治即在今桃坪乡的古城村。此后，历经东汉、三国、两晋诸代，广柔县相继存在，直到南朝刘宋时才因社会动荡而被裁撤。由此可见，桃坪一带自汉迄晋一直在中央王朝管辖之下，当地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域，但与中原却有密切交往，其经济文化均受中原较深的影响。桃坪佳山寨的石棺葬中出土有不少中原古钱币，如秦代半两和汉代五铢等即是最好的说明。
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10年），重新在岷江流域恢复建置，定名汶州并于桃坪相邻的今通化乡置石门镇。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又在今理县杂谷脑以下一带置定廉戍与薛城戍以进行管理。今桃坪一带又于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设置了金川县，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改名为
通化县，县治亦在今桃坪乡的古城村。迄至唐代，设于今桃坪古城的通化县的县治与县名均未改变，仍为管辖川西北一带的会州（或南会州、茂州）所属诸县之一。
隋唐之时，桃坪一带羌人究竟有何称谓？《元和郡县志》于“通化县”云：“本汉广柔县地，周武帝于此置石门镇，隋年皇十六年以近白狗生羌于金川镇置金川县。”这是说当时的白狗羌部落与金川县（治今桃坪古域）相近，但当时的金川县是否为白狗羌部落呢？于此《新唐书》卷42《地理志》云：“维州维川郡下，武德七年以白狗羌户于姜维故城置，并金川、定廉二县。贞观元年羌叛，州废县亦省，二年复置。麟德元年二月，自羁縻州为正州，仪凤二年以羌叛复降为羁縻州，垂拱二年复为正州。广德元年没吐蕃，太和五年收复。寻弃其地，大中三年首领以州内附。”由此可知，金川与定廉两县当时也有白狗羌部落，只不过时而依附于唐，时而依附于吐蕃而已。白狗羌部落当时不仅分布在唐代维州（州治今理县杂谷脑），也分布在与维州相邻的保州、坝州一带，亦即今理县及黑水县这一带地方。至于白狗羌如何得名？按白狗在一些史籍中又作白苟，应为羌语的汉译，极可能与当地古代的一支羌人的领袖名为白苟（白构）有关。至今岷江上游羌民口传的史诗《羌戈大战》中即说：羌民原本生活在西北大草原，后因战争与自然灾害，有九支羌人向西迁徙，其中的一支在途中又向南移动，率领他们的“阿巴白构是大哥”。此后，这支羌人逐步迁来岷江上游及涪江上游定居，逐步发展并形成为今日的羌族。据此，今桃坪一带的羌民应与唐代的白狗（白苟、白构）羌部落有着族源上的联系。
宋代，泛称岷江上游一带少数民族为“蛮”或“夷”，也包括今桃坪一带羌族的先民在内。宋时，于今理县一带仍置威州（治今理县薛城），管辖保宁、通化二县，桃坪属于通化县。迄至元代，保宁、通化二县继续沿袭下来。明、清两代均在今理县置保县，桃坪归属保县。清干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废杂谷土司，以该土司原辖地与保县合并，改置杂谷厅（后改理番直隶厅，厅治仍在今理县薛城），该厅管辖桃坪未变。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理番厅为理番县（后又改为理县）。在历史长河中，桃坪的行政区划虽时有变迁，而桃坪的居民也有延续与更迭，但这里上自秦汉以来，迄今二千余年，一直是羌民聚居地区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三、桃坪铁林等三寺民间信仰
在桃坪一带的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中有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地方，即铁林、天元、白空等三座寺庙所反映出的羌族历史与文化特点。此三寺今分属理县桃坪乡和通化乡，排列在杂谷脑河北岸相近的三个山头上。这三个寺庙可谓是羌族传统信仰的典型神庙，其祭祀的神祗及形式均属羌族所固有，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研究价值。
铁林、天元、白空等三寺羌民传统信仰的状况，最早见于记载的是美国学者葛维汉（DavidCrockettGraham）所着《羌族的习俗与宗教》一书。他在此书中说：“从理番（按：指当时理番县治薛城）过河的山上有座寺庙叫白空寺，内有三块白石被作为神灵来供奉。有四名汉族巫师负责照看神庙，为免除灾病，这一带的羌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都要来此地祭拜。人们烧香祭供，牦牛、羊和其他牲口常常养在寺庙近处，它们不是作为有罪之身被放生的。本来人们可以在适当时候把它们杀了吃，但却通过放生作为一种积德手段”。在此之前，还有另一位英国学者陶然士（TomasTorrance）也曾在他的一本着作《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中国西部的土着居民》中有过类似的叙述。他说：“神性是一个整体，不容对此抱怀疑态度。神还被视作三位一体。对这种宗教概念的准确特性，难以下界说。但他们为了支持这种信念，在屋里较高的墙上立有三块白石头，在某些神龛和庙宇立有三块的石头，也许还根据他们的崇拜理由，在它们两者后面各设三个祭坛。他们有一间空荡、简陋的祭祀房，那是一间真正的神殿，尽管不含有这个词华美和现世的意味。那里就安置着的石神。神庙就建在灌木丛或矮树丛中，有时就在附近，有时一英里左右，有时却得到山顶上”。这极可能是他对羌民白石崇拜的一般概述，或许也包括着他所见到的铁林寺等三座羌族神庙内的情况，由于其叙述较为简单，现已不知其详了。以上两位外国学者所述的都是新中国建立前的情况，亦为迄今仍存在于当地的客观事实。我国着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马长寿亦曾于新中国建立前的1937年和1941年两次赴羌族地区考察。他在其后所着《氐与羌》一书中对铁林等三座神庙作了如下叙述。他说：“茂汶各地羌民来源是多元的。试以威州西南杂谷河南岸佳山三寨羌民为例。据入达寨一个70多岁的杨姓老人说：‘三寨最早的居民来自距上孟董沟进头寨还有二日程的莫尼谷挑。再早莫尼谷挑的羌民来自产牦牛的康藏地面。’佳山寨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传说，康藏某一地区有兄弟三人，最幼弟名白拉拉，留居康藏；长兄名白安安，迁到佳山寨西面的白孔（空）寺；次兄名白西西，迁到西山寨，今两地都立有庙宇，纪念他们祖宗的渊源。西山寨的白王庙有三块白石，纪念他们的祖先驱逐戈人（葛人）出境的事。佳山寨白孔（空）寺每年公祭一次，参加公祭的村寨，除佳山、入达二寨外，西山六寨、增头三寨、牛罗二寨、九枯六里的羌民都来致祭，所以叫做‘还牦牛愿’。买牛的价由西山六寨、增头三寨、牛罗二寨公摊，佳山寨则出黑羊一只。牦牛到达通化，便由通化的居民焚香迎接，然后每到一寨，各寨羌民迎送，直到白孔（空）寺，献牛于神。从这一事实说明佳山、入述、西山、增头、牛罗、九枯的羌民祖先又是从康藏地区来的。”马先生引用这段资料，主要在于说明羌族来源于西北以及其族源的多元性。因此，我们以往在编写《羌族史》时，又再次引用了他的这段调查资料而加以申述。实际上，上述羌族这一民间信仰与习俗还有其自身深刻的文化内涵。
最近新编的《理县志》对此也有一段明确的叙述：“理县羌民的神庙，只有通化乡的西山村山顶的‘白空寺’、桃坪乡增头村的‘铁林寺’、牛山村的‘天元寺’，寺内皆供白石。相传这三寺的菩萨是来自草原的三兄弟：白西西、白哈哈、白身小身小，由于他们‘显圣’护卫羌民，清末民初，羌民才择地修白空寺供奉白西西；修铁林寺供奉白安安；修天元寺供奉白哈哈。民国时期，来此三寺者络绎不绝，特别是白空寺，一时香火不绝，草原男女藏胞不辞长途跋涉亦常结伴来此朝山还愿。铁林寺影响较大，民国时期，汶川县信众还给该寺赠送木匾：‘泽被绵虒’。由于年久失修，各庙均已残破。又谓：正月初九在白空寺举行的玉皇会。当时县属‘三番’（按：即旧番、新番、后番，今茂县曲谷、雅都、维城三个乡）、‘四土’（按：即梭磨、卓克基、松岗、党坝四个土司区，今马尔康、黑水县一带）及邻近的善男信女，不辞长途跋涉，务于初八赶到。该寺海拔高，曾发生上香者被雷击毙几个。……但虔诚的信徒们，仍不以为惧，甚至有为父母消灾祈寿、许愿‘拜香’的，自山脚一跪一拜直至山顶。会期由寺庙供应斋饭，每餐几十席，朝山的人除给寺庙捐献‘功果’外，有的还以牦牛、羊、雄鸡放生在寺庙后山，以求消灾免难，多子长寿。”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见到羌族民间传统信仰的一个发展过程。
本来羌族信仰的原始宗教尚停留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乃至某些图腾崇拜阶段，其特点便是万物有灵和多神信仰，而多神又均以白石作为象征加以祭祀，本无寺庙的存在。后来因受邻近汉、藏等民族的人为宗教文化的影响，于是才修建起自身的寺庙。这便是桃坪、通化的铁林等三座寺庙的由来。此三座神庙所祭祀的皆是这支羌民传说中的祖先“白”氏的三兄弟。他们或与“白石”崇拜有关，或与古代的“白苟”羌部落有关，尚难作出定论。此实际上为一种将祖先崇拜加以公众化和地域化的形式。羌民原始宗教信仰本无寺庙，桃坪铁林等三寺建寺的历史亦均在清末民初，迄今也不过百年左右，可见羌族信仰中这种由无寺庙向有寺庙的过渡与发展，也仅是近代才发生的事。值得注意的是此三寺中供奉的神仍是羌族诸神的表征三个白石，而非其它塑像。这可说这三座羌族神庙尚保留着羌族民间信仰形式的精髓，但它却已经向寺庙过渡了。这一羌族信仰形式的个案为自然宗教向人为宗教发展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据闻白空寺中，近来村民还建了一些泥塑木雕的神像，不过尚未完全取代作为白石象征的神之主体地位。我们从此亦可看到羌族传统信仰的形式迄今亦仍在发展和演变之中。总之，桃坪铁林等三寺在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与文化学上的意义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事。
李绍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兼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源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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