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

　
　 第一次系狱地点是在彭泽，这一点在上引《新唐书》“璘起兵，逃还彭泽”及《自荐表》“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已有清楚交待。系狱的时间，引文中有“璘败，当诛”之语，考之两《唐书》，“璘败”一事发生在唐肃宗至德二载（757）二月。此次系狱由“当诛”之极刑改为免死，在朝中全仗名将郭子仪“请解官以赎”竭力相保，在地方则由时任江东采访防御使的崔涣（曾相玄宗，出为江淮宣慰使）直接援手，朝野上下并力施加影响，才得以减轻李白罪责(李白集中有多篇狱中上崔相诗可证)。这就是《自荐表》中“前后……推覆清雪”的“前”一次。由于此次死罪非宋中丞所解，故《为宋中丞自荐表》不可能作于本年。
　
　 退一万步讲，即便宋、李二人早已相识相交，即便宋曾在李白前次陷狱时就援手解救，但宋若思也不可能在永王璘谋逆甫平，就冒天下之大不韪，作《荐表》于肃宗，要求对李白不贬反褒、不责反用。永王璘谋反发生在安史之乱初期，其时叛军猖獗，两京（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沦陷，唐王朝军民与安史叛军浴血奋战，匆匆在灵武登基的唐肃宗新政权，执政伊始便处于生死存亡危急之秋。永王璘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向其兄唐肃宗争夺皇权，悍然兴兵东南，妄图割据东南奥区沃野，一时全国震惊，军民共愤。李白卷入此事，被朝野上下视为“世人皆欲杀”（杜甫诗句）的不赦罪人。郭子仪以征讨安史叛军领兵统帅的赫赫地位鼎力相救，也才得以解脱李白死刑，但仍没有办法阻止唐肃宗对李白“长流夜郎”的重判（按大唐刑律，“长流”是仅次于处死的重刑）。因此，宋若思以小小地方官职（其时宋任职地方刺史），岂敢视此事如儿戏，为刚刚免死判流的“谋反”之人求情，并且还要得寸进尺地向皇帝“特请拜一京官”？考宋若思一生为官老道，颇有谋略城府，不可能如此不谙政治气候，在至德二年（757）那种不合时宜的特殊政治背景下作出推荐李白的不识时务之举。换言之，仅就宋若思官场历练的政治经验而言，也不大可能在此时不知深浅地贸然推荐涉“反”之人。更何况，至德二年李白“当诛”的死罪并非宋若思所解，而“当诛”免死之后，他仍然是钦定罪犯“长流”夜郎的罪人，宋若思怎么可能在此时把李白揽入幕府，引为参谋？也就是说，至德二年李白是一个以“待流”之身陷于牢狱的囚犯，接着（次年）便是押解流放上路，怎么可能有分身之术自由自在地和宋若思来往相交，并洋洋洒洒为宋写出上列包括《为宋中丞自荐表》在内的一系列诗文呢？所以，《自荐表》写作时间，其非至德二年（757）无疑。
　
　 李白第二次系狱，地点则是在寻阳，时间在流放夜郎返归后。如上录《新唐书》所称：“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这一次解狱脱罪，即《自荐表》中“前后……推覆清雪”的“后”一次，是宋若思亲自出面“推覆”的结果。这次脱囚，宋若思不仅免其牢狱之灾，还将李白引入幕中作参谋，并向朝廷推荐了他。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便是此时写成的，写作时间应是上元二年（761）。我们这样说，除上述理由外，主要还有李白《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囚参谋幕府因赠之》一诗为佐证。正如诗题所示，“中丞宋公（即宋若思）”带兵入河南路过寻阳时，曾脱李白狱囚，弄清宋若思“以吴兵三千赴河南”的时间，李白脱囚入幕并作《为宋中丞自荐表》的时间也就迎刃而解了。
　

　 宋若思以吴兵三千赴河南之事，诸史没有明确记录，但也并非毫无蛛丝马迹可寻。我们考证，此事发生在肃宗上元二年（761），在唐廷第二次收复洛阳前夕。具体情况是：
　
　 其一，宋若思率军“赴河南”，是唐廷上元二年军事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考《资治通鉴》肃宗上元二年条记载，其年二月，唐肃宗错误判断形势，以为安史叛军已经不堪一击，不顾李光弼等统兵将领反对，强行下敕命令唐军“进取东京（洛阳）”，与叛军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展开决战。结果，唐军大败，“步兵死者数万”，叛军乘北邙之胜，寇申、光十三州。军事形势变化需要唐廷增调兵力，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唐廷以李光弼都统河南、淮北、山南等诸道兵马，令其“赴河南行营”，重新组织对安史叛军的总攻大决战。其时，诸道兵马纷纷调集河南，宋若思率吴兵三千从江南（“吴兵”即江南兵）“赴河南”，即是这次总体战略部署中的一次局部军事调动。
　
　 其二，从李白诗文内容本身看，也透露出若干内证信息。李白《中丞宋公云云》一诗，有“风高初选将，月满欲平胡。杀气横千里，军声动九区。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戎虏行当剪，鲸鲵立可诛”之句。诗中“戎虏行当剪，鲸鲵立可诛”，表明安史之乱虽未结束，但天下形势已然分晓，叛军败局已经明显，故李白诗才说其“行当剪”、“立可诛”。这和上元二年（761）总体形势发展趋向十分吻合。虽然当时唐军有邙山之败，但唐廷重新部署兵力，积极谋划向安史叛军发起最后的大决战━━洛阳会战。洛阳会战是唐廷彻底消灭叛军，结束安史之乱最关键的一战，尽管这次大战发生在宝应元年（762），但其前期准备在上元二年（761）已经开始。从诗人对形势发展趋向的正确把握和对安史叛军“行当剪”、“立可诛”的准确判断，透露出此诗的写作时间当在上元二年（761），也表明宋若思军次寻阳脱李白之囚就在这年。
　
　 其三，李白寻阳之狱获解后，还作有《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表文有“皇朝百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窃号，肃乱中原”之句。考唐自武德元年(618)立国，至上元二年(761)为144年，犹可粗称150年；若是至德二年(757)，仅为140年，何得称150年呢？
　
　 以上分析，可定宋若思军次寻阳脱李白之囚是在上元二年(761)。由于此时距永王璘谋反事变已过了五年之久，肃宗政权已渡过难关转危为安，对李白涉永王璘之事已经淡漠。故此时宋若思才可能既解李白之囚，又延之入幕引为参谋，还向朝廷推荐李白加以重用。因为这次推荐，李白代宋若思作了《为宋中丞自荐表》。从李白方面看，他已“屡经清雪”，“实审无辜”；从宋若思方面看，此时表荐李白已经没有什么政治风险，即使达不到目的，也不致招惹政治上的麻烦。
　

　 上元二年(761)李白作《自荐表》，其时57岁，与李阳冰《序》载李白生于神龙之始（705）完全一致；与李华《墓志》载李白享年“六十有二”、卒年当在大历元年（766）也彼此吻合；又与李士训《记异》称李白“大历初”尚传《古文孝经》一事并不矛盾。所有这些，都说明《为宋中丞自荐表》作于上元二年(761)的重新定位，是完全成立的。
　
　 总之，李白系狱有前后两次，时间、地点及解救之人皆有不同。《自荐表》云“前后”推覆清雪，魏颢《序》称“屡经洗雪”，都说明了这一点。曾巩不明究里，将两事合在一起，反诬《新唐书》有误。王琦从曾之说，作《新唐书李白传笺识》云：“《新史》以为赦还之后，在寻阳坐事下狱，而宋若思释之者，以一事分为二事，非也。”殊不知，不是《新唐书》“误分”，而是曾、王等人“误合”。把不同时间、地点发生的两件事情误合为一，必然导致影响李白生卒纪年的重大“误说”──李白“年五十有七”时于“至德二年”作《自荐表》。由于《自荐表》作年是李白“年五十有七”的定格座标，曾、王等人以此错误座标为依据迁就己说，就必然陷入上文所说的臆断李白卒年，然后反推《自荐表》的制作年代；又以自推臆断的制作年代，来反证李白生年的循环论证之泥潭。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在逻辑上也有问题，固不足信。
　
　 二、清代以前李白生卒年旧说辨误
　
　 根据新出史料，我们已能够证明李白生于神龙元年、卒于大历元年了。那么，其他诸说的依据如何？症结何在呢？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从古以来有关李白生卒的不同说法。
　
　 自宋至清，学界一直流行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说，但其享年又有62岁、64岁两说，故生年也有长安元年(701)和圣历二年(699)两说。
　
　 一是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2岁说。清王琦《李太白年谱》“唐长安元年”条：“太白生。”其自注云：“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李华作《太白墓志》曰年六十二，则应生于长安元年。以《代宋中丞自荐表》核之，《表》作于至德二载丁酉，时年五十有七，合之，长安元年为是。”接着，王琦进一步阐述说：“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碑》云：‘神龙初，潜还广汉。’今以李《志》、曾《序》（曾巩《李白集后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此说在李白生卒年诸说中影响最大，不仅旧时学人率多从之，而且目前流行的各类文学史、李白研究专著、辞典等等，也大多采用此说。
　
　 此说的最大症结，在于无视李《序》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不仅臆断曲解，而且毫无根据地擅改其中的关键内容。考之李《序》，根本没有王琦所谓“《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的明示或暗谕，因为其原文是：“公（指李白──引者）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的“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乃李白“疾亟”时托李阳冰为其整理文集及李阳冰为文集作序的时间，不一定是李白的卒年。王琦“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之论，是出于对“疾亟”的误解。病重即死固然有之，但是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亦是常事，王琦把“疾亟”理解为已死或既卒，因而作出“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的误说。这里姑且不说李白是否真正卒于此次“疾亟”之时，即便就“公又疾亟……枕上授简，俾予为序”的前后文意连贯分析之，也决不能视“疾亟”为死亡，否则，李白既已“疾亟”身死，何又能再对李阳冰“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呢？更重要的是，李士训《记异》表明，李白这次“疾亟”后四年的“大历初”（766）仍在人世，其不卒于宝应元年亦可知矣！因此，王琦《李太白年谱》臆断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从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再看王琦对李白生年的考订。王琦定长安元年（701）“太白生”，其立论依据是根据其臆断的李白卒年为宝应元年（762）往后推出来的。问题是：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既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因此，由此逆推的出生于长安元年（701）的结论当然也就不能成立。

　
　 此外，上引李《序》和范《碑》明明记载：李白乃其父于“神龙之始”或“神龙初”逃归蜀中所生，“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在此均指神龙元年（705）。王琦却称：“今以李《志》、曾《序》（曾巩《李白集后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今考李《志》和曾《序》原文，皆无李白生于何年的明确记载，二者的差异只在于对李白享年的不同认定：李《志》称李白“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曾《序》则曰：李白“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在这里，曾《序》所言李白卒年“是时宝应元年也”明显有误已如上述，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李、曾二文所载李白纪年内容无论怎祥“参互考之”，也找不出“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的蛛丝蚂迹。何况武则天“神功”
　
　 年号系万岁通天二年七月改元，至十一月又改元为圣历，神功年号仅仅历时五个月，就年初观之当为万岁通天，就年尾或次年观之则为圣历，无由称“神功之始”或“神功初”。如果说李《序》或范《碑》在流传过程中某一版本偶然有误，还可理解，怎么所有版本、各类文录两文都一齐误为“神龙”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实在太小！王琦擅改“神龙”为“神功”，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换言之，王琦所云“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没有具体找出一条令人信服的史料凭证或版本依据，故其说根本不能成立。即便如王琦所说，李白生于“神功”之初(697)，而“卒于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的享年应当是66岁，与王氏本人所认同的62岁的享年又不能合，也与其用以“参互考之”的曾《序》所言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不合。考订失据，臆断曲解，必然导致王琦《李太白年谱》关于李白生卒年问题的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王说谬误，其他不加深究步王说后尘率尔从之的各类专著、辞书等，自然也随之谬误。
　
　 清以前李白生卒年颇有影响的另一说，是生于圣历二年(699)、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4岁说。曾巩《李白集后序》：“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曾《序》不仅是曲解李《序》误定李白卒年为“宝应元年”的始作俑者，而且第一个站出来否定唐李华《墓志》李白“六十有二”说，将李白享年定为64岁。到南宋初，薛仲邕又据曾《序》之说撰《李白年谱》，将李白生年定在圣历二年即公元699年。王琦在论及薛《谱》定李白生年问题时说：“《旧谱》（即薛《谱》）起于圣历二年己亥，云白生于是年。按曾巩序，享年六十四。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自宝应元年逆数六十四年也。薛氏据之，故曰白生于是年。”[20]既然薛《谱》定李白生于圣历二年（699），是完全依据曾《序》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享年“六十有四”之说向后“逆数”的结果，那么，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依据何在呢？
　
　 曾巩首开李白诗文系年研究，对李白诗文创作年代“考其先后而次第之”，由于他有这番工作，后人也相信他的结论有如他自称的那样：来自“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细详其所谓“白之诗书自叙”能够有助李白生卒享年考订者，主要还是那篇李白代宋若思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由于李白在该《表》中自称“年五十有七”，因此，认定了该《表》的制作年代，便可考定李白的生年了。曾巩在《李白集后序》中，非常看重并重点转述了《自荐表》中相关内容，但恰恰是这篇具有内证作用的《自荐表》，提供了否定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强有力证据。兹录曾《序》云：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寻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贳，而若思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荐白才可用，不报。是时白年五十七矣。
　
　 文中称及“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的“上书”，正是李白所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一文。根据曾《序》文意，认为李白此文作于安史之乱发生之“明年”即天宝十五载（756）。然而，即便按本年李白57岁顺推，至宝应元年(762)即曾《序》认定的李白“卒年”，李白享年连虚岁计算也只有63岁，与其“六十有四”之说不合。更何况，李白作《自荐表》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是在756年。原因很简单，李白因永王璘谋反失败坐系下狱，此《表》是脱狱入宋若思幕府之后作的，这一点曾《序》自己也有明述。而考诸史籍，永王璘兵败是在至德二年即757年2月，李白下狱、脱冤及被荐等一连串事情，都是在永王璘兵败之后发生的事。而天宝十五载（756），这一系列事情均没有发生，李白又怎么可能为宋若思作《自荐表》呢？显而易见，李白作《表》时间，至少都是至德二年（757）以后的事。由于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已被曾《序》定死，因此，李白“五十有七”的年代越往后，与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距差也越大。由此，曾《序》重点转述的一条有关李白“五十有七”的纪年材料，不仅丝毫无助于其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成立，反而无情地否定了他据之构建起来的说法。由于曾《序》再也没有为其李白享年“64岁说”提供佐证，因此，其对唐人李华《墓志》李白“六十有二”之说的否定，从根本上不能成立。曾《序》李白“64岁说”既无凭无据，不足为信，那么，南宋“薛氏据之”，“自宝应元年逆数六十四年”以定李白生年为圣历二年即公元699年的说法，自然也是无本之木，难以立足成论。
　
　 自宋至清，关于李白生卒享年只有上述两说互相角力，而以清王琦之说占据优势，影响最大。两说的共同毛病是曲解李《序》中的“疾亟”一词误为宝应元年（762）李白已卒，却无法交待李《序》和范传正《墓碑》的“神龙之始”或“神龙初”李白方生的问题。由于疑窦尚多，分歧没有解决，因此，关于李白生卒年问题的探讨，还将继续进行。

 
　 三、当代学人李白生卒年新说商榷
　
　 20世纪以来，人们又对李白生卒年展开了新的探讨。这场探讨，首先在于纠正了历史上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误说，将其卒年向宝应以后作了下延。
　
　 首倡其说者是李从军《李白卒年辨》，该文提出：李白并非“卒于宝应元年（762）、终年六十二岁”，而是“卒于广德二年(764)、终年六十四岁”。《卒年辨》首先否定了唐李华《墓志》所载的“62岁说”，认为“这个墓志，乃是伪作”。其理由有四：一是该志“终唐之世，乃至北宋前期，均不见文献记载”；“古本李白集中，也未附此文”；“《文苑英华》收李华所作碑铭十余篇，唯独没有该志”。二是志文本身“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之句，“泄露了天机”。认为“青山北址”即范传正《李公新墓碑》所载从初葬地“龙山东麓”改迁“卜新宅于青山之阳”的“青山之阳”，“而元和十二年李白墓迁葬于青山北址时，李华已去世五十年了!又怎么可能作（此）碑文呢？”三是范传正碑文称《新墓碑》，是相对于龙山李白墓的刘全白《李君碣记》旧碑而言，而刘《碣记》并未言前已有碑，“可见原龙山旧墓无碑……所谓的李华碑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四是此志文字“短得可怜”，与李华所撰其他碑铭“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殊异”，“仅就碑铭文字本身来看，亦非李华之作。”
　
　 上述认定李华《墓志》为“伪作”的发难，是《卒年辨》一文立论之关键，但该文所列四条理由，都经不起推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李华所作《李白墓志》自宋以来都载诸李集，并无伪造迹象；“青山北址”并非“青山之阳”，李文犯有南北不分的错误。其次，李文将树于墓前的碑碣和埋于墓中的墓志混为一谈，以不见地面的墓碣而否定地下的墓志存在，其误明显更不可取；还有，《李白墓志》短于李华所撰其他墓志，也不能成为定其真伪的铁证。李华未给李白写长篇志文，实有其自身的苦衷：他因安史乱军攻入长安时逃散未及，被强署伪职，两京收复后，他也成了罪贬之人闲居江南，作为与李白有相同遭遇并且也是待罪之身的李华，除了惺惺相惜，一唱三叹外，还方便对李白生平作过多的议论吗？
　
　 另外，《卒年辨》对曾《序》李白“64岁说”极备推崇，推测说：“《李（白）集》中原存有关‘唐广德以后事’，曾巩所云‘终年六十四’盖由此出。”这就大错特错了。考广德年号自763年起始，而曾《序》明明白白记载说：李白“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曾巩既已认定李白宝应元年（762）就死了，怎么可能会再据763年以后的“唐广德以后事”来延长其享年呢？
　
　 《卒年辨》一文的毛病，在于缺乏根据地否定传世李华《墓志》和误解曾《序》李白享年“64岁说”的立论依据，由于该文以此持论的两大支撑均不能成立，故其李白“终年六十四岁”之说当然也不能成立。但也需要指出，《卒年辨》一文对李白宝应以后诗文的考订非常可贵，通过李白诗文的内证否定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说”，这是该文特别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亦有人与之呼应以示信从。
　
　 继李从军《李白卒年辨》之后，阎琦《李白卒年刍议》又出新论，提出李白享年63岁，卒于广德元年(763)说。

　
　 阎文对《卒年辨》疑伪李华《墓志》大为赞赏，以为该《志》“即使不伪，亦必然有严重的夺误或漶漫”；“年六十有二不偶的‘二’”，“值得大大的怀疑!”《刍议》通过考辨李白《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中有“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的行迹和“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的节令，考定李白至当涂投奔李阳冰，时间应在宝应元年初冬。并认为，本年十一月虽然李白“疾亟”病重，但“事实上李白病渐有好转，差不多又活了一年，到广德元年(763)才去世”。
　
　 《刍议》根据刘全白《李君碣记》“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之语，认为代宗广德二年（764）正月下诏拜李白为拾遗时，“并没有李白的死讯传到朝廷，朝廷推荐李白的人，也必然约略知道李白尚未死。”接着，进一步推论：“李白的死，当在广德元年(763)年终，与代宗之诏是前后的事。倘若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即李白死后一年多，乃有代宗左拾遗之诏，这显然不大可能。”《刍议》明确表态：“同意李从军关于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的主张，却不能同意他的李白卒于广德二年、享年六十四之说。”
　
　 阎文的可取之处与《卒年辨》同，都突破了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旧说，并且，《刍议》还较《卒年辨》作了更多寻求李白文集内证的考察，这是非常宝贵的。但其毛病也与《卒年辨》同，也是建立在怀疑和否定李华《墓志》基础上的。由于《刍议》在否定李《志》李白享年“62岁”说后，对其“63岁”新说始终拿不出直接史料证据，只凭一系列“约略”、“倘若”、“不大可能”之类的推测遽下定论，因此，阎琦《刍议》“63岁”新说同样失之无据。此外，《刍议》对与其新说相抵触的李白乃“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出生的唐人《序》、《碑》等原始材料，始终只字不提，似有故意回避之嫌。
　
　 问题没有解决，于是林贞爱撰《李白身世及生卒年代新考》[26]，对李白身世和生卒又作新的考辨。林文认为：“记载李白身世及出生年代最原始最权威的材料，要数李阳冰的《草堂集序》。这篇序文不仅对李白家世的变迁，而且对李白的出生时间、地点、名字的来源都作了交代。既是诗文集的序文，也是作者小传。是今天我们研究这一伟大诗人的宝贵文献。”由此，林文立论主要围绕李《序》展开，确信李白是其父“神龙之始”从流放地逃回四川所生，但具体出生年月，则又不是李《序》所说的“神龙之始”即元年（705）。这是因为：“李白父母归蜀时，先流寓嶲州(今四川西昌市)，后内移定居绵州彰明青莲乡时才生李白的，因此公元705年不可能是李白降生之年，应考虑神龙二年(706)是李白降生之年比较合适。”这样，李白生年被林文定在神龙二年（706）。至于李白的卒年，林文认为：“历代研究者确信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仅仅是李阳冰作《序》之日，而《序》中虽言李白‘疾亟(病重)’，但未言其卒。”由此可知，在李白卒年问题上，林文与上述李从军《卒年辨》及阎琦《卒年刍议》的看法完全一致，均对自宋曾巩以来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之说予以彻底否定。
　

　 那么，李白究竟卒于何年？林文认为李华《墓志》可信，在对该志的流传情况和内容作了考证后，林文称：李华《墓志》“虽没有说具体年代，却说‘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现知李白生于神龙二年(706)，后推六十二年，便知诗人卒于大历二年(767)。”于是，李白神龙二年(706)生，大历二年(767)卒，享年62岁，便成为林文《新考》的最终结论。
　
　 林文新说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进一步廓清了因袭前人曲解“疾亟”而臆定李白卒年的迷雾，更在于肯定了唐人李《序》及李华《墓志》的原始性和可靠性，把李白生年考辨导入史有明载的“神龙”范围，使这一问题开始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是，林文所定李白卒于大历二年（767），是根据其自定706年为李白生年后推算出来的，缺乏必要的佐证。而且，横亘于林说面前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无法解释诸家所谓“至德二年”（757）李白作《为宋中丞自荐表》时已“年五十有七”的问题。因为，若按“至德二年”李白“五十有七”推算，大历二年（767）李白卒时当为67岁而不是林文赞同的62岁。这一问题不能回避也没法回避，鲠骨在喉无法解决，于是，林文干脆果断：鲠骨并不存在──“《为宋中丞自荐表》是伪作，不是李白所写”。这样一来，林文虽肯定了人之所否的李华《墓志》，却又否定了人之所肯的李白《自荐表》，不仅步上述诸说后尘也擅疑古人，而且因疑及李白诗文而较之走得更远。我们上文已根据新史料对《自荐表》创作年代进行了重新定位（即上元二年作），该表不仅不伪，而且可作为确定李白生年的佐证。林文囿于“至德二年”作表的年代误说而对表文本身加以否定，犹之乎人正影斜，遂因影而疑其人，在方法上是不可取的。故其结论虽然较前稍有进步，但立论仍然乏力，不可能成为定论。
　
　 上述宋以来有关李白生卒纪年诸说，主要毛病都是回避或无视唐人文献的原始性，不同程度地歪曲、擅改或疑误原始记录，为迁就己说擅疑古人，肆意否定传世文献。因此，对李白生卒纪年问题，仍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我们的出发点是，让本来简单，但却被上述诸说因回避、曲解、疑伪而引入复杂的问题回归原本。基于此，我们认为，对自来相传的唐人文献李《序》、范《碑》及李华《墓志》业已明言李白生于“神龙之始”或“神龙初”，享年“六十有二”，已经没有必要再作讨论或另立异说，因为这已有新出史料为有力佐证。
　
　 只是有一点需要辨析，以公元纪年划线，李白生年究竟是“神龙之始”的705年，抑或是林文据范《碑》“神龙初”推定的706年？李白生活下限的“大历初”，究竟应定在元年（766）抑或是二年（767）？就通常习惯而言，某一年号之言“初”者，其范围往往具有一定的伸缩性，既可是改元当年，也可是次年或稍后。但这种“初”的伸缩范围，是以该年号本身的时间容量和跨度为转移的，某些年号时间很长如唐“开元”有29年，“初”的范围可稍宽而延及次年或稍后，大历也有十四年，李士训的“大历初”也可能“初”至元年以后；但是，如果某些年号时间很短，其初年就应是建元当年，“神龙”年号便是如此。神龙（公元705年1月—707年8月）总共不足三年，“初”的范围显然不可能占去三分之二而延至次年，这一点李《序》“神龙之始”已经点明。由于李《序》直接受托于李白，较之范《碑》更为原始，范《碑》“神龙初”实际是对李《序》“神龙之始”的转录和改写，时间概念完全等同，二者均指公元705年。李白生年一定，其下限“大历初”的“初”也就自然明白了：李白生于神龙元年，享年六十有二，其卒就应是大历元年，即公元766年。
　
　 结语
　
　 探求李白生卒年，本当以其同时代诸人的记载为准，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新墓碑》所言李白之生年，李华《墓志铭》所言李白之享寿，李士训《记异》所言李白活动之下限，皆当时人记当时事(甚而是当事人记所历事)，为我们清楚地记录了李白生活的时段（即705──766之间）。遗憾的是，从前学人惑于“卒于宝应元年说”，对以上信史文献多致怀疑，或谓《李序》“神龙”为神功之误，或改《李志》“年六十二”为“六十三”(或六十四)，或疑《自荐表》伪托不可信，等等。我们认为，在对李白生卒纪年的辨析中，凡是以疑伪传世典籍、擅改序跋传记等原始资料为基础建立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剪除枝节，廓清遮蔽，重返唐人第一手碑志、序跋原始资料并以之持据持论，才是我们考察李白生卒纪年实事求是的态度。
 
　 源自：儒藏网

那我旅游了20几年了。

[转帖自《新华网》]

张继合

很多古典诗词，已成为公众耳熟能详的语句，人们往往能脱口而出，掰开揉碎地解释，几乎到了约定俗成的地步。其实，随着现代生活远离古代社会，诸多常识性的文字也日渐生疏，难免后世生吞活剥，以讹传讹。仅举五个手边的例子，便可见一斑。


（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床，不是卧榻的意思；而作“井栏”解。

《辞海》里明确注释，床是“井上围栏”。李白此诗作于唐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现在的湖北安陆。古人把“有井水处”称为故乡。诗人置身在秋夜明月下的井边上，举头遥望，顿生思乡之情。


（二）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船，不是船只；而是“衣襟”的意思。

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了当时八位著名的诗人，其中一段专门写李白的醉态。据说，唐玄宗想亲自召见，李白先生仍然保持一副牛哄哄的高人派头儿。所谓“不上船”，并非不登龙舟；而是敞开衣襟，连扣子都不系。《康熙字典》里明确记载：“衣领曰船”，“或言衣襟为船”。


（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不是云霞的意思；而是指“零散的飞蛾”。

这个句子，出自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要了解王勃此序的意义，当时当地的风物不可不晓。对此，宋代吴曾在其《能改斋漫录·辨霞鹜》中说：“落霞非云霞之霞，盖南昌秋间有一种飞蛾，若今所在麦蛾是也。当七八月间，皆纷纷堕于江中，不究自所来，江鱼每食之，土人谓之霞，故勃取以配鹜耳。”宋代俞元德也在其《莹雪丛说下》中说：“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世率以为警联。然落霞者，飞蛾也，即非云霞之霞，土人呼为霞蛾。至若鹜者，野鸭也。野鸭飞逐蛾虫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齐飞。”由此看来，“霞”不是云霞，而是一种飞蛾。另外，“落霞”之“落”并不是“飘落”的意思，“落”在句中与“孤”相对，意思当相同或相近，是“散落、零散”之义。零散的飞蛾被孤单的野鸭在水面上追捕，就形成“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千古绝唱。

（四）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屋漏，不是屋子漏雨；而是一个方位名词──屋西北角。

杜甫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其中“屋漏”二字历来被解释为屋子漏雨。“屋漏”首先是一个名词，它是屋内西北角的特定名称。《尔雅·释宫》：“西南隅谓之粤，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宦……”《辞源》修订本“屋漏”条的第一个义项是：“房子的西北角。古人设床在屋的北窗旁，因西北角上开有天窗，日光由此照射入室，故称屋漏。这句诗以借代的修辞方式，举出室内的两个具体地方，“床头”和“屋漏”，代指整个屋子，是列举部分以代整体。两句诗是说：整个屋子都没有干地方了，但还是雨脚如麻下个不停。不直言漏湿而说“无干处”，下句的“雨脚如麻”才无语义重复之嫌。


（五）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所谓“红酥手”可作红润的手指，还可解释为一种点心。

陆游著名的词作《钗头凤》，写给表妹唐婉。词中以“红酥”形容红梅蓓蕾之色，是个令人陶醉的字眼儿。陆游用“红酥”来形容肤色，便寓有爱怜之意。另有一说是点心，“红酥手、黄滕酒”等，都是桌上的饮品糕点。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还是共同努力，广求甚解吧；否则，祖宗的根脉便越丢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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