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的民风民俗图片集(雷康拍摄)索引

多了一分知识。

王先生对羌族的文化民俗的研究,本人深表敬意.

作者:周毓华  



    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包括藏汉两民族在内的中国很多民族都与羌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许多民族都流着羌族的血液。”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羌族为中华民族内部的其他亚文化族群提供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各族群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做出了卓越贡献。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羌族人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又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羌族的物质文化遗产相比,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更深的层次展现出羌族族群厚重的历史记忆。它们体现了羌族族群的民族记忆,负载着羌族族群从古到今在诞生、发展、延续过程中的集体记忆,是探究羌族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中华民族内部其他族群的历史文化,理清中华民族发展脉络所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



    一、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国情,在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民间文学类、民间音乐类、民间舞蹈类、传统戏剧类、曲艺类、杂技与竞技类、民间美术类、传统手工技艺类、传统医药类、民俗类等10个类别。我们在对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时将以《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为标准。凡是属于《公约》规定范畴的,我们就将其纳入研究范围。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在展开研究时也考虑到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并将其纳入《公约》的规定之中。



    二、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羌族没有文字,只有本民族的语言,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羌族的民族文化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代代相传的,因此,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我们认为,对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理论上的分类研究非常必要,搞清楚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标准将它们对号入座,然后再进行深入调查、展开研究,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在实施保护时防止走弯路,走错路,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逐步确立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使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下去。




(一)口头传说和表述




1、神话



    最著名的有叙述宇宙来源的神话《太阳和月亮》;叙述世界起源的神话《开天辟地》;叙述人类起源的神话《造人种》、《人神分居的起源》;叙述羌族起源和祖先神的神话《木姐珠与斗安珠》;追忆和赞颂羌族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神话《羌戈大战》;讲述羌族民族英雄的《赤基格补》;叙述盗火神话的《燃比娃取火》等等。




2、传说



    羌族传说中最著名的是关于大禹的传说,羌族认为大禹是自己的祖先,传说大禹出生于羌族地区的石纽山刳儿坪。从古至今,羌族地区一直流传着很多关于大禹王的神话传说,已经形成了本民族的大禹神话传说体系。这类传说主要有:《大禹王的故事》、《石纽投胎》、《刳儿坪出世》、《洗儿池血石》、《禹床》、《望崇山》、《途禹山》、《禹背岭》、《采药山》、《夏禹王治水》、《杨雄探禹穴》、《李白拜禹穴》等。除此之外还有人物传说:《赵金玉的故事》、《杨贵妃初浴飞沙关》、《陈昆救难》、《黑虎将军》;史实传说:《羌族立地根据》、《计杀高土司》;地方传说:《太子坟》、《撂官岩》、《萝卜寨》、《卧龙》;动植物传说:《羊角花的传说》、《吉祥鸟的传说》《荞麦的来历》;风俗传说:《羌笛的传说》、《云云鞋的传说》、《背弯刀的来历》、《吊狗节》、《口弦的来历》等。




3、歌谣



    羌族的歌谣在羌族文学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其数量不计其数,是羌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反映了羌族人民的历史、文化、生产、生活、习俗、宗教、道德和思想感情,表现出羌族人民的价值观、审美观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羌族的歌谣题材广泛,按其内容可分为劳动山歌、情歌、生活歌、仪式歌、时政歌、古歌、历史传说歌、儿歌等八类。羌族民间歌谣与羌族人民密切相关,产生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断创造、累积、检验后传承下来的灿烂诗篇,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通过了解羌族歌谣就能理解羌族传统文化的社会功能,能够抓住其文化内部的深层内核。




4、民间故事



    羌族的民间故事繁多,是羌族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比较著名的有:《火的由来》、《白石神》、《荞子和麦子》、《打酒》、《董家九老爷》、《凤凰鸟与胡豆鸟》、《吊狗祭山》、《云云鞋》、《萝卜寨的传说》、《索桥的传说》、《两口子馍馍的来历》、《石头娃娃》、《神仙包》、《周仓背石塞雁门》、《周仓扫岷江》、《羌族文字失传》、《獐子、鹿和金丝猴》、《熊家婆》、《山燕池》、《穷人王老幺》、《自讨没趣的头人》、《姜旺灭鬼》、《苦命的牧羊娃》、《父行子效》、《伊碑莫思》等。

(二)表演艺术

羌族民间音乐非常丰富,现在仍然在羌族民众中广为流传,并不断创造出新的音乐。主要有羌族多声部、羌族古歌、情歌、赞歌、酒歌、祭奠歌、山歌等丰富多彩的歌谣,羌笛、羊皮鼓、口弦、小锣、手铃等乐器的演奏。

1、羌族歌舞

羌族民歌以演唱本民族历史的歌和礼仪歌最多,并且保留着原始古朴的风貌。千百年来,羌族的民歌曲调经过无数歌手、“释比”的不断加工改进,使它的曲调越来越完善丰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吉农吉刹》是羌族祭祀山神、庆贺丰收等活动中所演唱的风俗歌的总称。一般有两套演唱曲目,一套有12首,由十几位50岁以上的老人坐唱,一领众和,前后呼应,曲调平稳。一套有14首,边唱边跳,载歌载舞,节奏鲜明,旋律流畅、简洁。羌族“多声部”唱法以二声部为主,有四声部、多声部、男女混合唱法。曲调由低到高(由一个小二度音程向大二度音程呈阶梯形上行),直至演唱者的嗓音无法再高时,突然来一个四、五、八度音(不固定)的大弧度降落。演唱时不受场地及时间的限制,无论男女,均可演唱。演唱时分领唱、轮唱、重唱。其音乐古朴典雅,激情奔放,抑扬顿挫,体现了羌民族奋发向上、勇于进取的精神。

《萨朗舞曲》在羌族乐曲中最为著名,是羌族音乐的代表性作品。这些曲调音域宽广、声音粗犷、旋律优美、感情奔放、豪壮有力,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羌族民俗不可分割,也是最为生动的部分,充分展现了羌族人的精神面貌。

羌族的舞蹈主要分为两大类:祭祀性舞蹈和自娱性舞蹈。“铠甲舞”是羌族民众世代相传的一种古老的祭祀性舞蹈,主要在祭祀祖先时跳。舞者人数一般在8-12人,身穿用生牛皮制作成的铠甲,头戴插有锦鸡翎子的头盔,腰扎红色布带,手持长枪、长矛、刀、剑等武器,身背弓箭和猎枪,由长者领头,先排成长蛇阵,发出“嘿哈、嘿哈!”的吆喝声,后转为圆圈舞,再转为两阵作厮杀状,有2-3名长者用唱词的形式向人们诉说先人的丰功伟绩,叙述与其他民族的战争历史,一时间,铜铃声、吆喝声、低沉的歌唱声、武器的碰撞声不绝于耳,营造出一种悲壮苍凉的战争场面。表现了羌族先民为了保卫家乡而和敌人展开激烈斗争的英雄气概,告诫后人要牢记历史,缅怀先人,团结一致,保卫家乡不受侵犯。

“哈日”是羌族先民征战、演兵的舞蹈,由各寨寨首带领羌民在“议话坪”举行。主要做冲杀状,口中不断发出吆喝声,并且不断变换队形,是古羌人在出征前演习、操练、祭祀、祈求胜利、鼓舞士气的舞蹈。由于参加人数众多而显得气势恢宏,场面异常壮观。

“巴戎”是羌族妇女过领歌节时所跳的舞蹈,参加者均为女性。中老年妇女领头,手持铜铃,边唱边舞,其他女性随后,一人唱,众人和,舞蹈频率由缓到急,不断变换歌词、队形,最后要由年老女性祝酒,致词,并相互敬酒。

“羊皮鼓舞”羌族释比做法时的舞蹈。羊皮鼓是羌族“释比”的主要法器,相传古时候羌族人是有文字的,写在树皮上,后来在人们睡觉时,一只白山羊偷吃了经书,羌族从此没有了文字,醒来后,人们就杀了白山羊作成皮鼓,只要敲动它就能回忆起羌族的经典并演唱出来,从此形成了跳羊皮鼓舞的习俗,为羌族“释比”所专用,并形成了一定的套路。

“萨朗舞”就是羌族的锅庄,意思是又歌又舞。舞蹈时人数不限,是羌族人民最常用的抒发感情的娱乐形式。“萨朗舞”分为两种,在喜庆时跳的是“喜事萨朗”,在丧葬时跳的是“忧事萨朗”。届时人们围火塘或篝火饮酒唱歌,然后在善舞者的带领下手拉手围火起舞,男女或分开或混合跳舞,边跳边唱。

2、羌戏

羌戏的戏种主要有与信仰活动相关的“释比”戏,喜庆欢快的“花灯戏”。“释比”戏有72出之多,内容涉及羌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颂祖先》、《唱婚嫁》、《招财进宝》、《求雨》、《求女儿》、《纳沙》、《不奢川》、《莫初阿》、《火里亚济》、《斗旱魁》等,它的剧目数量可谓古老剧种之冠,其演出地点不限。《木姐珠剪纸救百兽》、《羌戈大战》、《赤吉格补》等著名戏剧都是在羌族神话传说的基础上演化而成的。

除“释比”戏外,还有“花灯戏”。主要剧目有:《元宵观灯》、《夫妻赶会》、《采莲船》、《五歌放羊》、《山伯送友》、《杨三姐说媒》、《二郎神镇妖》、《安安送米》、《樊梨花》、《上山打柴》、《鸿雁传书》、《兰桥戏水》、《湘子渡妻》、《二十四孝》、《七仙女下凡》、《薛仁贵征东》、《孟姜女哭长城》、《天宫赐福》等。至今仍在流传的《狮子舞》的唱词分为两种,一是《花灯十二月》、一是串户《拜年》。

如前所述,羌族只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羌族的“释比”戏“、花灯戏”都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曲本,其剧目全凭口传心授,一代一代地不断传承。

(三)社会风俗、礼仪、节庆

1、羌族的人生礼仪

羌族的人生礼仪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葬礼等。随着历史的发展,羌族的诞生礼和成年礼不断弱化,而婚礼和葬礼却极度膨胀起来,在羌族人的一生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羌族的年节习俗

在年节习俗方面,羌族除了过我国传统的春节以外,还有本民族的年节──羌历年。羌历年,羌语称为“日美吉”。羌族民间把春节叫做“过大年”,把羌历年叫做“过小年”。一般在农历十月初一举行,持续三到五天,具有欢庆丰收,向神还愿,祈求来年平安的意思。届时,要封山,不能上山砍柴、打猎,不能下地劳动,全寨男子身着新衣,在神林前杀牛宰羊祭祀神灵,举行大型的祭礼,然后走家串巷,载歌载舞,举族共庆。

祭山会,是羌族祭祀山神、祈求神灵保佑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林木茂盛、地方太平的大典。届时由“释比”主持,跳神作法,演唱历史传说、史诗,教育后代团结一心,共同维护家族利益。祭山会一般以村寨为单位,由全寨的成年男丁参加,寨中年满12岁的男孩要带祭品、礼物参加并行冠礼,禁止女性在场。祭祀活动一年举行一次或几次,各地不一。

“瓦尔俄足”即领歌节。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举行,只准女性参加,是羌族的妇女节,从初五开始的三天中妇女们不用干活,身着节日盛装,走进山林,尽情高歌、跳舞,享受节日的快乐。如果当年寨中有女性凶死,就不举行领歌节,顺延至来年。

(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1、羌族“释比”的宗教经典

羌族“释比”是羌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羌族原始宗教的执行者,他们世代传唱的宗教经典是羌族重要的精神财富。羌族的宗教经典分为《上坛经》、《中坛经》、《下坛经》。《上坛经》用于神事,在祭祀天地神灵时用。《中坛经》用于人事,在人们的婚丧嫁娶等仪式上用来祈福迎祥。《下坛经》用于鬼事,在驱鬼辟邪时用。《上坛经》有:《息》、《笛》、《罗细》、《戴细》、《出》、《日补》、《吉》、《壳》、《日不合格》、《木姐珠》、《苦涅巴》、《索》等,共12部。《中坛经》有:《息》、《笛》、《日》、《缔》、《蔑》、《叶》、《日莫》、《日佐》、《日布》、《萨》、《厄》、《巨泽》等,共12部。《下坛经》有:《质》、《迟》、《鄂》、《德》、《则》、《米亚》、《遮》、《蔑》、《里依》、《模》、《尔》、《司》等,共12部,三坛经总共36部,但“释比”的基本经典为24部。上文说的神话传说大都是以“释比”经典的形式流传的,例如《赤吉格补》、《羌戈大战》是中坛经,《木姐珠与斗安珠》是上坛经,后人将它们整理出来,归为少数民族民间叙事诗的范畴。

2、羌族“释比”的图经

《刷勒日》是羌族“释比”的宗教经典,是一部无文字说明的图像经典。该图经为折叠式两面绘图,长176公分,宽16公分,有图108张,分为九个部类,主要有《祭祀图》、《大葬图》、《婚配图》、《幸运图》、《箭位图》、《蛇神图》、《驱邪图》、《生肖图》、《属相图》等,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羌族原始宗教内核,羌族的所有宗教经典均在此经上展开诠释,被“释比”视为圣书,是羌族的文化艺术瑰宝。

(五)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1、羌族挑绣艺术

挑绣是羌族传统的民间工艺。羌人从头到脚都被羌绣所包装,羌族妇女心灵手巧,人人能刺绣,从小就学会了挑绣的手艺,挑花时不打样,不画线,用五色丝线或棉线,凭娴熟的技巧在蓝色、红色或黑色的棉布上绣成绚丽多彩的图案。挑绣方法有扎花、什字挑花、盘花、帖花四种。图案以动物、植物纹为主,除此以外,还吸收了如字纹(寿、贵、万)、云纹、夔纹等图案样式,大概有一百多种图案。

2、羌碉的修建技术

碉楼是羌族最具有民族特色的物质民俗。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羌族就以其精湛的建筑技术著称于世。《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今岷江上游一带羌族先民的伟大创造:“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这种充分利用当地石头砌石为室或垒石为碉的技艺,经过羌族人民的不断发展创新,成为羌族建筑艺术的代表。羌族的碉楼具有抵御外敌、保护家园,贮存物品、保护妇孺、压龙脉、民族象征等功能,更具备很高的人文价值。羌族修碉楼时,充分考虑到地形地势,一般选在沿河谷的高山上或半山腰有耕地和水源的地方依山而建,数十家聚居为一寨,然后分台筑室。选材时充分利用河边取之不尽的石块和山上的黄土,施工时不绘图,不吊线,也不用柱架支撑,全凭经验修建。羌族的这种建筑技术被周围的其他兄弟民族所学习,形成了川西北藏东南的高碉文化圈。

3、羌族“千年木锁”的制作技艺

历史上,羌族地区在大门上普遍使用木锁而不用铁锁,现在有的羌寨还在沿用木锁。精巧的木锁质地坚硬、不易损坏、不易腐烂、用时长久,由于木锁的使用寿命能和碉楼相始终,而碉楼往往能伫立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不倒,因此木锁就被冠以“千年木锁”的美誉。

(六)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指的是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与传统的文化活动的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过去羌族人凡有大事都要召开由村寨全体成年男丁参加的会议──议话坪大会,共同商议解决,参加大会的每一个人都有发言权,充分体现了羌族人从古代传承下来的民主之风。至今羌族地区还保留着大事召开村民大会商议的古风。羌族每逢羌历年、祭山会都要在村寨附近的神林中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羌族的各个村寨中都保留了一块较大的活动场所,供大家举行各种娱乐活动时用,称为“坝”。羌族家里的火塘和堂屋是家人的主要活动场所,这些都属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文化空间的范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三、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羌族民族民间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一样,经历了三破三立的曲折过程,即遭受到三次大的冲击,也迎来了三次机遇,而且两者如影随形。前两次冲击都是政治运动的结果,破坏的大多是物质文化遗产,很多名胜古迹遭受毁坏,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方面的遗产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例如,羌族的“释比”经典、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叙事诗等都是在这几次运动中得到发掘并以汉字的形式保留和流传下来的。而第三次冲击对羌族传统文化的消解是最彻底、最全面的。改革开放伊始,人们就迫不及待地要摆脱传统的生活方式,追求一种现代化的新型生活方式。这种文化消解和重构的过程一直还在延续。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的今天,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空间日渐狭窄,基础日亦薄弱。现代生活方式对它的消解,以及自然性破坏、建设性破坏,都对其存在形态构成程度不同的危害。以上所论述的一些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失或者濒临灭亡。由于缺少继承人,人死技亡的现象一再发生,很多遗产成为无人能解的千古之谜,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因此,尽快实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显得极为必要。但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遗产得到外界的关注后,人们片面地去开发它的经济价值,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保护文化的重要性,如对古老村寨的过度旅游开发和一些手工艺品的大量机械复制。

(一)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取得的成就

目前,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属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有《羌语简志》、《羌族民间故事》、《羌族民间故事集》、《羌族民间故事选》、《羌族民间文学资料集》;叙事诗有《木姐珠与斗安珠》、《羌戈大战》和《赤基格布》等。自从国家开始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羌族地区各级政府积极行动起来,取得了新的成就。在《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中,“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艺”和“羌族瓦尔俄足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至此,羌族已经有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二)羌族地区所开展的工作

羌族聚居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开始关注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全州范围内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确认和申报工作,准备初步建立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州、县两级名录;确认了一大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使羌族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工作初见成效。

2006年阿坝州在素有“云朵上的街市”、“古羌王遗都”之称的阿坝州汶川县萝卜寨,举办了“首届中国古羌文化艺术节”。集中展演了羌族非物质文化的精华部分。

阿坝州政府下发了《阿坝州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阿坝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确定了第一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羊皮鼓舞、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艺、羌年、羌锈传统刺绣工艺、苏布士(古羌释比文化)、瓦尔俄足节等名列其中。

(三)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难就目前来说,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面临三大难题。

1、一些依靠口传身授方式加以承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由于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提倡和普及,羌族的传统生活方式被颠覆,像羌族多声部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只能在很偏远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才存活了下来。羌族丰富的民间故事由于后继无人而出现了人亡歌息的局面,青少年儿童也不再像以前一样缠着祖辈们讲故事了,而去观看极富感官刺激的各种电视电影节目或者玩电脑游戏去了,羌族民间故事也丧失了对羌族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作用。羌族独特的“释比”文化也已经陷入了濒临消失的境地,出现了人亡艺绝的现象,现在在羌族地区能完整演唱《上坛经》、《中坛经》、《下坛经》等宗教经典的羌族“释比”寥寥无几,由于“释比”从产生伊始就不是一种谋生方式,而是为羌族人服务的“福利性”职业,收入不高,又太辛苦,年轻人不愿去学,因此也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由于国家和平稳定,羌族碉楼也失去了修建的必要,碉楼的修建技术也面临成为“死”文化的困境……诸多例子举不胜举。

2、法律法规建设的步伐不能及时跟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需要,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还缺乏相关地方性法律法规的保护;管理不健全,保护工作缺乏制度要求和保护标准。收集、整理、调查、记录、建档、展示、利用、人员培养等工作相当薄弱,保护管理资金和人员不足的困难普遍存在。

3、羌族地区宣传力度不大,羌族民众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正确的认识,保护意识淡薄。

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够独立存在,其无形性使得羌族在对它进行保护、传承和延续方面都有一定困难。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僵死不变的,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变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因为我们的不当保护而中断了自然演变进程。因此,我们的保护手段应当是多样化的,但前提是保持其原生态,不要人为中断其按自身规律进行的演变,而要充分尊重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感谢四川省理县李家骥先生、汶川县周辉枝先生,汶川县的王治升端公、茂县的任永清端公、龙国智端公在作者调查时提供的帮助。)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总论和若干濒危珍贵遗产抢救》(05XMZ042)“羌族卷”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周毓华,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源自：《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杨东晨,周五龙


文献与考古资料证明,黄河上游(今甘肃及青海东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分布着土著氏族和从黄河中下游徙入的一些氏族,即黄帝时称的“西戎”,均从事原始农业及渔猎。尧舜时,又迁三苗于三危(今甘肃敦煌),“变为西戎”。约在距今六千多年前,部分戎人称羌或氐,其裔族与炎帝西迁支族融合,尊奉炎帝为祖先。氐羌族的历史,比禹要早二千多年。随着家庭饲养业的发展和草原的形成,虞夏之际西戎(含氐羌)走上半耕半牧之路。夏末商初,西戎大部分转为游牧民族,少部分仍以半耕半牧为生,商代甲骨文对戎、氐、羌已多有记载,西周亦然。西戎分布于今甘肃以西的广大地区,历史悠久。其支族羌落的分布中心,则是在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后向东南、西部迁徙。

一、秦献公时期西羌部分人迁入川西北

西戎(以羊为图腾)民族集团中的羌族,传说祖先是炎帝或三苗,均不确。战国时出现羌人祖先是戎人无弋爰剑的记载。《后汉书·西羌传》载:秦厉共工(公元前476—前443年)时,戎人奴隶无弋爰剑伺机从秦国西逃。秦兵追击,无弋爰剑藏于岩穴中,秦军放火烧,神兽护而不死。无弋爰剑出岩洞后,路遇一女,结为夫妇,居于三河(今黄河、大通河、湟水)地区,羌人推举其为豪帅。“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无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无弋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无弋爰剑教羌人“田畜”,不可信。因羌人在夏代前就是定居农耕之民,夏初就已过着半耕半牧的生活了,商代羌人转入了游牧经济形态,勿需再教其“田畜”。秦献公(公元前384—前362年)向西扩土,无弋爰剑之孙卬担心被秦军灭亡,便率羌落离开湟水(今甘肃西南与青海东部)西迁。卬的侄子忍和舞不愿意随走,便留居湟中(今青海湟水流域)。《后汉书·西羌传》云:“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西迁的卬之“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牛种,越嶲(治所在今四川西昌东南,辖境相当于今云南丽江及绥江两县间金沙东、以西的祥云、大姚以北和四川木里、石棉、甘洛、雷波地区)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西汉设郡,治所在今四川金堂县东,东汉移于今广汉北,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文县,陕西宁强县以南,四川旺苍、剑阁、蓬溪以西,潼南、遂宁、新都以北,什邡、北川以东地区)羌是也;或为参狼羌,武都(西汉治所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南,东汉移治今成县西,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武都、成县、徽县、西和、两当、康县及陕西凤县、略阳等地)羌是也。”这就是说,尧舜至春秋时期,川西北是华夏、蜀、东夷的多民族分布区。战国时期秦献公以后,嘉陵江以西的重庆市潼南,四川遂宁市(辖射洪、蓬溪)、成都、德阳、绵阳、广元市、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均又迁入了羌族。四川成都、广汉、广元、绵阳、雅安、汉源、汶川、理县、西昌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反映出各族皆为农耕先民。如绵阳边堆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石生产工具,系农耕先民用物。理县、广汉、汉源、广元等遗址出土文物也是如此。商、周时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新繁水观音与竹瓦街铜器窖藏,新都桂林、雅安沙溪等遗址,出土的文物也证明蜀国或部落为定居农耕民族。春秋战国时期,四川、重庆地区主要是巴蜀文化,另外又出现了“西南夷”民族地区的石棺葬、石板墓、大石墓文化。两种文化互相交错,但也各自有比较集中的地区,说明秦朝前四川、重庆为蜀、巴、羌、华夏、东夷(后两族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已迁入)等多民族分布区。巴县、成都、什邡、彭县、广汉、大邑、峨嵋、犍为、荣经、芦山、涪陵、绵阳永兴等地的船棺葬、墓葬,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巴蜀民族为主体,亦有别的民族;石棺葬主要发现地是在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流域。如茂汶(今分为茂县、汶川县)城关、撮箕山、营盘山,理县佳山寨,雅江县呷拉,甘孜县吉里龙,钅卢霍县卡莎湖,宝兴县陇东,汉源县大瑶,盐边县温门、马尔康孔龙村等地,均发现了石棺葬,反映出与蜀、巴族的墓葬文化有别。尤其是茂汶牟托战国中晚期(与羌族徙入时间相当)的石棺葬(3个墓坑),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铜器、漆器、竹器、丝织物、毛织物等,十分丰富。“据出土器物分析,除石棺葬本身的地方性文化因素外,青铜器和玉石器又与川西平原蜀文化遗址同类器物相似;一批铜礼器则具有中原文化的风格,如‘与子鼎’及其铭文等;另一些铜牌饰、铜铃等又具有滇文化因素。这些无疑为研究岷江上游石棺葬与川西的平原的蜀文化、中原青铜文化和滇西的青铜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提供了资料。”我们认为这些文化(即“四江”流域)恰好反映了战国中晚期这些地区已有蜀、华夏、羌、古越、蛮等多种民族,且多与蜀族结合,以定居农耕为业(含羌民)。李绍明考证:“据文献记载,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在岷江上游两岸已有古氐羌人的存在。公元前310年秦惠王遣张仪和司马错统一巴蜀后,即将岷江上游一带和盆地周围的都江堰及彭州等地纳入版图,设立了湔氐道。”因此,《史记·六国年表》、《蜀王本纪》、《吴越春秋》、《三国志》、《帝王世纪》、《竹书纪年》等所载的禹生石纽(今四川省北川禹里乡),战国前是蜀、华夏、蛮等族的故地,战国晚期后(秦汉)为羌居地。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的《氐与羌》认为:“先秦时羌族的分布在河西走廊(今属甘肃)之南,洮、岷二州(今甘肃东南部)之西,他们分布的中心在青海东部古之所谓‘河曲’(黄河九曲)及其以西以北各地。”又云:“爰剑之孙卬害怕秦国的攻伐,率领同族的部落南下,出赐支河西数千里,与留在湟河和河曲(今青海东部)的众羌不相交通。后来他的子孙分为三支:一支越嶲羌,在汉代越嶲郡(今四川西昌东),大渡河的南边,称为‘牦牛种’;一支广汉羌,在汉代广汉(今属四川)郡的西北,称‘白马种’;一支武都羌(今甘肃东南)。”即战国晚期后迁入蜀地的羌族,在秦汉时期形成了几个大的种落。汉、羌等族人民,像祭祀祖先炎帝、黄帝一样祭祀禹王,是天经地义的优良民族传统和美德。2006年7月27日至30日,我们亲临北川,领略了大禹故里、羌族(含汉族)之乡的民族和谐风情,感受了各族人民建设新北川的激情和风尚,情不自禁地吟曰:“治水英雄大禹,生于北川禹里。肇始中华文明,功盖三皇五帝。”

二、四川西北部羌族的发展和演变

自从在6000多年前由西戎的一支形成羌族后,分布在陇山以西的广大地区,中心分布地一直在今青海湖以东至洮河流域以西。历三代、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羌族已分布在今甘肃、青海、宁夏南部、四川中部及西部,新疆东境、云南、贵州北境亦有。大部分以畜牧为业,少部分定居农耕。东汉时期,羌族有150个种落。“有以动物图腾命名的,如白马、牦牛、参狼、黄羝、黄牛、黄羊等;有以父名母姓为号的,如研、先零、烧当、滇零、比铜钳等;有以地名为号的,如黑水、白水、赤水、葱茈、勒姐、卑南等。此外尚有当煎、效功、虔人、沈氐、傅难、巩唐、罕、乌吾、钟存、彡姐、累姐、离湳、狐奴、牢姐、当阗、全元、且冻、莫须、发羌及唐旄等。”《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族分布地“南接蜀、汉徼外蛮夷(今贵州),西北(接)鄯善(今新疆罗布泊楼兰)、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　女更(寡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重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迹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也。”这些风俗习惯,是草原、山区、气候、环境所造成的,重视繁育人口,英勇无畏,吃苦耐劳,以流血战死为荣,富有斗争精神。迁居于自然条件较好地区或与汉族融合者,则从汉俗,说汉话,学习汉文化。四川的羌族,绝大部分至东汉时已汉化,只有在山区或水草区者,还保持羌俗。

(一)白马羌种落

白马羌是西羌的一支,一般认为是因以白马为图腾而得名。另一说是甘肃文县铁楼一带的白马藏族祖先,作战勇敢,爱骑白色战马,战死后被人们奉为神,遂以白马(称达朵)为种号。马长寿教授考证: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一百多年内(即秦献公时期),羌族就从黄河上游的赐支河曲徙至岷江上游了。汉代时白马的故城在今四川松潘县西北。“蜀郡的白马羌显然是因白马岭以及汉末置的白马县而命名的。在此白马羌的东南,隔安县山地而与广汉郡的绵竹、什邡、德阳等县相望”。“白马岭的羌人是茂汶羌人的祖先”,是由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经四川“松潘西北的白马岭”迁入茂汶地区的。秦汉时期白马羌主要分布在广汉郡,地域较广,以今甘肃文县、陕西汉中、四川广元、绵阳、德阳、广汉、阿坝地区较为集中,且多已汉化,成为汉朝的郡县之民。《史记·西南夷传》说:西南夷中以“白马最大”,“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东汉伏吾忌《西羌传》云:“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西汉时期汉羌关系较好,东汉羌族强盛,时有战争。《后汉书·西羌传》云:“汉桓帝建和二年(48年),白马羌千余人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治所在今成都)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汉军镇压了今四川北部、甘肃南部及青海东部的羌人反抗,斩或招降羌人多达20万人。从此白马羌销声匿迹,直到西晋末年氐人杨氏建立仇池国(在今甘肃成县)后,羌族人才复见于文献记载,即白马羌依附于仇池国,与氐人和睦相处,加之二者一直连称,遂有白马羌、白马氐、白马羌氐等称谓。《华阳国志》云:“自汶山、龙鹤、冉駹、白马、匡用五围”。其中的“白马围”在今四川省北川县界,晋代在此设的白马县,后更名为兴乐县。“今北川县西北有白草河,南坪县有白水江,平武县、文县(属甘肃)有白马江、白马村、白马山、白马峪、白马乡、白草村、马尿水等地名,当与白马羌分布有关。”即今四川绵阳、阿坎及甘肃陇南地区,从秦汉起一直是白马羌的分布地。又因氐羌联称不分,加之西晋末年仇池(在今甘肃成县、武都一带)氐人杨氏国人的徙入,故又称白马氐或白马氐羌。如《汉书·地理志》“武都郡”下,颜师古注引东汉人应劭曰:“古白马氐羌”;《北史·氐传》云:“氐者,西夷之别号,号曰白马”;唐代李贤等的《括地志》云:“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何光岳释:“其实氐羌杂居,互相融合,有时称白马氐,有时称白马羌,但总而言之,皆为羌族分支,以白马为图腾,分布于今甘肃陇南文县、四川平武、南坪一带,演变成为现在的白马藏族。”有的今还称羌族。南坪邓至羌,后来也融合入了藏族。

(二)冉駹羌等

冉与駹合称为冉駹羌(亦称氐),又称西南夷。它的形成是在秦末。“迄至秦汉之际并延至西汉初期,岷江上游一带存在一个称为冉駹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云:“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为汶山郡(治所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北,今分立为茂县、汶川县,东汉末移入今汶川西南,辖境相当于今四川黑水县、邛崃山以东,岷山以南,北川、灌县以西)。至地节三年(公元前27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一麦为资,而宜畜牧。”马长寿先生曰:“汉代的冉駹即隋唐的嘉良夷,亦即近代的嘉戎”。“今四川茂、汶、理三县,以岷江为界,自岷江以东多屋宇,以西多碉楼。且愈西而碉楼愈多,从杂谷脑至大、小金川,凡嘉戎居住之区,无不以碉楼为其建筑之特征。大体言之,碉楼的分布与嘉戎的分布是一致的。只有茂县岷江以西、黑水以东一带的羌人,大部分已经戎化,所以他们的碉楼建筑亦很多。”《史记·六国年表》《正义》云:“禹生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即西汉时这里已是以羌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区。他们善于养畜,会炮制药材和煮盐,以补贴衣食之用。东汉时冉駹羌融合入钟羌,名称消失。汉顺帝时期(126—143年),马贤多次镇压钟羌,羌人失败后归依益州刺史。三国时,钟羌融合于汉族。阿坝南坪、黑水县在汉代时还有黑水羌、白水羌,后融合入汉族。绵阳市平武、阿坝州松潘县还有黄羊羌,明清时融入汉族或藏族。汉代时今松潘、若尔盖地区还有黄羝(石)羌,晋代时又北迁于今甘肃天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汉明帝永平年间(54—75年),益州刺史朱辅(今河南商丘人)政绩突出,招抚汶山以西羌、夷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归服汉朝,可见川北、川西羌人之多。

(三)青衣和牦牛羌等

以穿淡黑色衣服而称谓的青衣羌或青羌,汉代时居四川盆地的青衣水流域,曾建立青衣国(在今四川雅安市宝兴县),有今芦山、宝兴、天全、荣经四县地。以牦牛为图腾的号牦牛羌,汉代时活动在今四川邛崃山脉和大渡河一带,又发展至今汉源县。《氐与羌》云:“牦牛和参狼谷、白马岭一样,原来也是一个地名”。“牦牛道却牦牛县,包括了大渡河东西、今四川芦山县西北至康定北部大渡河西南、今石棉县至九龙县一带。其范围很大,北部属于汉代汉嘉郡(故治所在今四川名山北),南部属越嶲郡。”郡中有牦牛羌四千多户。这一带还有笮都夷。《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云:“笮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笮都县(今汉源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即其为羌人的一支,分布在今四川清溪、盐源、冕宁等地。又云:“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为沈黎郡(治所在今汉源)。至天汉四年(公元前96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牦牛(今邛崃),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今汉源),主汉人。”青衣、牦牛、笮都羌等,后来演变为今凉州的彝族,或阿坝的藏族,平武县白马藏人每年初六、初七都跳“曹盖舞”,头上饰物有牦牛尾,为牦牛羌的习俗。

三、绵阳和阿坝地区羌族的事迹

汉代是诸羌处于强盛时期,在与汉朝交往或战争中或败或被迁而促进了民族融合。三国至晋,羌族活动较少。东晋十六国时期,羌人姚苌在长安(今西安西北)建立后秦国,羌人吕光在姑臧(今甘肃武威)建立后凉国,北魏时羌人梁勤在宕昌(今属甘肃)建立国家,称宕昌国。四川北部的羌人,直到隋唐时才又见于记载。《隋书·地理志》云:“汉阳、临洮、宕昌、武都、同昌(今四川南坪县东北)、河池、顺政、义城(今四川广元)、平武(今四川平武东北)、汶山(今四川汶川、北川),皆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皆务于农事,工习射猎。”这就是说,岷江两岸从战国末迁入的羌族,和汉、氐人民一起,至隋朝时已将原始的荒山僻野开垦为宜于种植的良田。主要农作物有麦、粟、豆类及蔬菜,还有可做麻布的麻类植物。民风朴实、勤劳、勇敢,不畏强暴。《隋书·苏孝慈传附苏沙罗传》曰:“冉駹羌作乱,攻汶山(今四川汶川县)、金川(今理县)二镇,沙罗率兵击破之。”《旧唐书》载:茂州(治所在今四川茂县,辖境相当今北川、汶川、茂县等地)都督府下有九州为羌地;松州(治所在今四川松潘,辖境相当今阿坝地区)都督府下有104州为羌地。这些州的地域很广,有四川北部与西部,还有甘肃、青海一部分。今大渡河、雅砻江一带,唐中叶时有八个羌种落。《旧唐书·东女国传》载:剑南西川(治所在今成都,辖境相当于今成都平原及其以北以西和雅砻江以东地区)节度使韦皋,对少数民族采取招抚政策,以孤立吐蕃。于是东女、白狗等羌落归依,被安置在维、霸、保等州(约在今阿坝、绵阳一带)之地,“给以种粮耕牛,咸乐生业。”大渡河、雅砻江一带“西山八国”(种落)及其附属种落,在归依后也受到韦皋的优待。宋代时多与西方的党项等羌发生战争,蜀地羌落安然无事。“元代羌人微弱,近汉人之地大多已融入汉族;则近蕃人游牧之地又多融入蕃族,以后成为藏族;也有因受蒙古人统治而融入蒙古族者。羌人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小,而影响很小,故史籍记载有少。”清代已有藏族之称。

明清对四川藏族记载较多,说川西北藏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置有茂州、松州卫等。对羌族的记载不多,羌藏的统治政权合一,即都属于茂州卫、松州卫。川西北的羌族与藏族一样,对民族压迫不满。《明史·四川土司》记载:“白草者,石泉(今四川北川县)诸羌也”。名称以白草河而得。“东路生羌,白草最强,又与松潘(今属四川)黄毛鞑相通,出没为寇,相沿不绝”。“凡上下十八寨,部由素强,恃其险阻,往往剽夺为患。”白草番、青片番均以两条河水的名称而得名,两个羌落均在今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明代称番。明代中叶羌落增至28寨,清朝多达48寨,人口达2万左右。羌人对政府的压迫和剥削不满,经常聚众反抗。清道光《石泉县志》记载:明清时期,对石泉(今北川)县境内的白草、青片羌用兵11次。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白草番攻陷城堡,居民被杀掠。二十五年(1546年)白草坎番陷平番堡,次年劫石泉、羊角、白泥、大方等处。巡抚张时彻、都督何卿率军4万平叛,“擒渠魁黑煞、李保、白石儿、撒哈等,俘斩九百七十人,克营寨四十余处,毁碉房四千八百柒拾余处,获马、牛、器械、储积各万计”。在西至土门,南至安县、绵竹,北至龙安(今四川平武)周围设关堡35个,驻军数千人防守。万历五年(1577年),巡抚王廷瞻率大军围剿,白草羌等归降。清康熙二年(1663年)松潘总兵保德成率军围剿青片羌,攻占五落之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璇坪场羌民何富元率众200人起事,打富济贫。咸丰十年(1866年),羌民千余人起义,攻打坝底堡,击毙团首唐杰。次年,青片羌等千余年攻打麻窝、白什等镇,打富济贫。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后,羌人李兴渤等在北川招募羌、汉人组成“靖国军”,响应革命军。可见北川等地的羌民,自古以来就富有反对压迫、剥削的斗争精神。明清时期,先后在北川、汶川、茂县任命或封的羌人土司或巡检,有苏氏、董氏、何氏、坤氏、郁氏、啖氏及孙氏等。

星转斗移,历经四千多年沧桑的羌族同其它兄弟民族一样,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大部分演变为藏(先秦和秦汉称西羌,魏晋至宋代称蕃、吐蕃,元明称吐蕃、西蕃、乌斯藏,清代称吐蕃、西蕃、藏,民国至今称藏族)、彝(先秦称西羌,秦汉至北朝称叟、昆明,隋唐称乌蛮,元朝至民国称罗罗,新中国建立后称彝族)等族,称羌族(古今一直称羌)的只是一少部分。“今羌族人口约85000人(1978年),主要分布于四川茂文羌族自治县,有一部分居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北川等地。1990年,北川县羌族58098人。几乎绝大多数不通羌语,全采用汉文、汉语(夹杂一些羌语词汇)。”据北川政协文史委员会赵主任介绍,今日县内有羌民9万多人;另访问得知:理县有羌民1. 5万人,茂县有羌民10万余人,据羌族同志介绍,有的县内羌民则祭祀祖先炎帝,有的祭禹王等。他们还说,羌人对火也很崇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炎帝(以火德王)的崇奉。问到对无弋爰剑的崇奉的情况,多说不知有这位祖先。由于汶山(今汶川、茂县、北川)是大禹的出生地,所以迁居汶山的羌人均奉治水英雄大禹为祖先。尤其是北川的羌、汉人民,还营修了禹王庙并塑像,世代祭祀,香火不断;平武县的白马、木座、黄羊、木皮乡等,羌人比较多;南坪县草地、郭元沟、郭元堂、罗衣坝、马家、保华、安乐、钭坡乡等地,羌人也比较多。1978年统计,平武县有羌民1700余人,南坪县有羌民4000余人(甘肃文县有羌民有4700余人)。从他们都敬“二郎神”、“白马神”、跳头羊舞等习俗看,尽管历代变化情况复杂,但川西北的羌族还是认为自己是白马羌的后裔。生产、生活、习俗、语言、文字等,与汉族大同小异,羌(含藏族)族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2]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考古五十年概略[A].新中国考古五十年(1949-1999)[C].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 375-381.
[3][6][10][14][15][16][17]何光岳.氐羌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203-204. 293. 292. 261. 264. 266.269.
[4][5][7][8][12][13]马长寿.氐与羌[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80. 88. 89. 153-154. 24. 22.
[9][11]李绍明.羌族历史文化三题──以四川理县桃坪乡为例[J].民族, 2006, (2): 23-25

杨东晨,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源自：《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