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9-8日：初拍基督教恩光堂

雷康／编

　　我，一个平常心的人，十分敬业地、真实地记录下我身边所发生的事，我的口号就是：我见证历史，我求真历史，我延续历史。

　　在我住房的附近有一条十分清幽、二面是墙的窄巷子──四圣祠北街，在其17号有个四川神学院。我有个老习惯，常常晚饭后要散散步，甩甩手，让每天坐在电脑前的身躯活动活动；也让自己的思绪走出房子，任意暇想。有时是到《四川日报》社门口，顺便看看报窗上的各种报纸；有时图个清净，就是到四圣祠北街，围着二医院转上一圈。算来也有12个年头了。

恩光堂内景·星期六
地点：四圣祠街·锦江区·成都市
时间：2001-9-8 8:50

恩光堂二楼俯视·星期六
地点：四圣祠街·锦江区·成都市
时间：2001-9-8 09:04

恩光堂外景·星期六
地点：四圣祠街·锦江区·成都市
时间：2001-9-8 9:14

杨小凯教授是被海外公认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他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其中50年代就是湖南省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杨教授近几年在中国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在中国知识界有很大的影响。杨小凯：基督教和宪政 ● 杨小凯 今天的题目是基督教和宪政。我所说的宪政不是指宪法或民主政治。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共和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上层阶层，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男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有分权制衡制度，有确定，公平，透明，非歧视的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特别是权力转移的规则；政治上没有垄断，有进入政治的自由，政党自由（结社自由，所有政党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禁止政治和宗教迫害。英国1688年之后实现的宪政有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最近政党轮替后才实行执政党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的制度。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有利益冲突。政府搞国营企业就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80年代中国政府鼓励下级政府创收也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90中中国政府禁止军队经商，及最近中国政府规划四统一，禁止下级政府创收搞小金库，就是朝这一宪政游戏规则的进步。美国的成文宪法的特点是,其主要条款全是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 严格保护人民的天赋权利不受政府侵犯。 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众院是按选民人数选出, 却要受不是按选民人数选出的参院的制衡。选总统的选举团则是众院（民主）和参院（共和）的折衷。所以以选民人数算得票少的小布什可能赢得票多的戈尔。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当然总统的任命权受国会制衡，也难得有机会运用此任命权（有个空缺才有机会）。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和宪政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民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普选制，这在英国是1830年后才实现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后，苏联式宪法否定了共和制度和宪政的实质，但却实行了没有所有党派平等竞争的（或无差额选举的）普选制。这是一种没有共和制度和宪政的民主。从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宪政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而私有财产观念来自圣经中的十戒。宪政的另一基础是法治。法治不同于以法治国。前者以宪法司法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一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 我对基督教和宪政关系的认识与我信主的过程有关。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里，那时候我的同房有一个基督教徒，他那时被关在看守所。那个教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贴了份大字报，被判了十年刑。他在监狱里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政治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被判刑之前还向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我1983年去美国了，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太太（小娟）为了学英语得到帮助就去了查经班。查经班那些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基督徒当时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在我们大陆来的人看来这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的理由。和当时其他出国的人相比，我相对不太受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当时不太相信唯物论这些东西。我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我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是，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我们从美国搬到澳洲来以后，1989年我们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经济学》。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看它本身的运作在经济上是怎么样维持的。那一年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教会 。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成见，我觉得你要了解一个东西，先要爬进去，再爬出来。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包括从学习西方语言了解基督教文明。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后来我信主了以后，要找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帝存在的最好的证明，一个是教会存在了两千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连续不断的存在两千年，这是很难找到的。我们也可以说还有别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哈佛大学的教授Shileifer等人也作了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他们把经济表现和意识形态作回归分析，就发现有些宗教对经济起着阻碍作用。有些宗教，像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平──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起着促进作用。这有着非常多的证明。它起的这个作用是很复杂的，跟我们中国人信的历史唯物论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些经济史学家，比如说North ，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在一个国际竞争环境中就会反馈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和我们大陆来的人相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很不一样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陆来的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人，特别迷信科学。什么东西都要用是不是科学来衡量。但是政治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这个制度不是从科学来的，不单不是从自然科学来的，甚至不是从社会科学来的，它是从信仰来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使人认为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就会有一个叫做Social Sanction（社会反对和禁止）的机制。在美国，执政党去录反对党开会的音，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连当时总统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朋友都会反对。从政治利害而言，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盟友是不应该反对尼克松录反对党会议的音。但他们听到录音带的消息后大都背叛了尼克松。为什么？他们有一个意识形态，这种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国人却认为这种行为可以接受。他们不理解尼克松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录音带而下台。中国政府抓持不同政见的人时，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里不是说老百姓，是说掌权的人，与掌权的人最亲近的人对迫害不同政见者也不反对。为什么？他们也有一个意识形态，认为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这就是我的第一阶段，我就是从一种理性的角度，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找到很多证明，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像哈耶克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 的东西。你如果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这个就是证明。Shleifer及同事作了些经验研究，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宪政秩序、经济表现就好。比如说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澳洲。荷兰、英国也是新教占优势的地方，这些国家（除荷兰外），它们的文明，它们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它们的经济表现就非常好，它们的秩序就不断扩张。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教占优势的这些地区，都是从英国那个早期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很小的岛，一千年之内发展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历史证明，从社会科学来说就是这样的，从客观上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第二阶段我就开始克服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刚才我说的虽然承认基督教的正面作用，但要让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还是一种理性的、崇拜科学的态度。我后来就读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叫做哈耶克，的书，他对宗教的分析使我受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是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妈妈爱孩子，不是理性的，从个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妈妈不应该管孩子。但妈妈爱孩子对人类生存是最关键的。不爱孩子的妈妈就会绝后。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过资格考试，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能不能在外国留下来。当时我的太太就怀孕了。如果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你可不可以承担得起？当时我们可能要回中国，我们已经签了约，只能生一个孩子。回去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种理性计算的最优决策，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效用最大的最优决策，就是绝对再不能生孩子了。但是 我太太去查经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她就说我们不能堕胎。现在想起来这个决策真正是太好了，但是它绝对不是以理性为基础。我们还可以讲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有了电脑，有更发达的东西，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祖先他有一个非理性的爱好，就是他喜欢讲话，他乱叫，嗷──，不像有些动物不太叫。当时如果用理性计算成本收益，你就会觉得这个讲话没什么意思，它也不能给你多少吃的，如果你要决定算计好了讲话的经济成本和收益，再去拼命讲话的话，那你就会计算这个讲话会导致文字，有文字才有文明，有文明才有宪政，才会有工业革命，才会有电脑。如果你要这样计算，我们的祖先不会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你要算好了才去用理性来讲话，也可能永远不会讲话。永远不会变成现在的社会文明。当时我们的祖先就是遵循非理性的这种冲动，你也可以说它是信仰。他就觉得想这样讲，结果后来就出现了很多事情。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举很多例子。世界上的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 ，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要认识到宗教和非理性的东西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不会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基督教，而是像妈妈爱孩子，像我们的祖先喜欢讲话，他就有一种冲动信这个。信基督，很多东西就会产生。不同的动物信不同的东西。如果你信翅膀，老是想动翅膀，后来变成鸟了。人们迷信不同的东西，就会发展出不同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信基督教，你为什么不去信佛教，它也是信仰，也是非理性的，它也会产生一个文明，就是佛教文明。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问题，有太多的证据证明，基督教新教文明是别的东西根本没法跟它比的。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基督教文明是最有潜力的，过一千年、两千年会不会还是基督教好呢？两千年、三千年后还有没有基督教呢！我想引用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说，我们人类生活行为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和平平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共识，比如说偷东西要受罚。我们有这种共识，有警察抓小偷。没有这些东西，你会想象不出社会会怎么样。比如洛杉矶大地震的时候，警察突然就不灵了，有那么多人在大街上抢劫，美国那样的一个社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是在那一个短期内，就完全退到了原始社会。实际上我们不了解我们这个制度有多复杂。它是建立在很长期的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所以，一个宗教意识形态形成一个东西，你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老想改革，创造一个新制度。他们老是喜欢讲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你是没法创新很多东西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等很多东西约束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社会会乱到一塌糊涂。一个真正了解制度的人，他不会老是说要创新、要改革，他会说要尊重传统。正象普通法尊重先例一样，先例就是法。这个世界上传统是很重要的，在长期历史上经过筛选的意识形态真正成功的，这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你不能轻易的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而且成功的东西往往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要人们服从权威，老老实实交税，也是尊重传统的。哈耶克觉得传统起重要的作用，财产权、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制度是多么复杂的一个事情。那些激进的改革、革命，制度创新往往是给社会造成灾祸的。我看了哈耶克的这些东西以后，就对宗教有一种敬意。这是我的第二阶段。如果说一个人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以前我会说他迷信，没有受过教育，那我现在会尊敬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的人们。从我个人的经验，当你年纪大了，我会发觉迷信理性往往犯错。这里讲个笑话，经济学家，包括得诺贝尔奖的，他们的经济决策常常错得一塌糊涂，经常会亏钱，卖房子最便宜时卖，买房子最贵时买。反而是他们的没学过经济学的太太做出正确的决策。你有了很多这样的经验，你就会发觉太太们有良心，或者她有时候看起来和你的精细计算不一样，但是她们有时候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时候你就会慢慢地对非理性产生一种敬意。你就不会像刚出国的时候那样，说这是迷信，是不科学的，以这样一种轻率的态度来看待她们。哈耶克的宗教思想实际上还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想法，他说宗教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长期的国与国竞争中，那个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意识形态，就会胜出。他比较了法国的天主教和英国的新教，天主教对人的行为都有一些跟新教不一样的地方。它就影响到制度和法制，他们的国家(法国)就老是有革命、动乱，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搞不好，就像中国人一样，相互斗来斗去。他每发生一次革命，就会把殖民地卖给英国人，他的秩序就不能扩张。新教就没有这些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她的游戏规则，就适合社会的持续和平和正义的持续扩张。一个小小的英国，法国人根本看不起的，英国最早的国王都是住在法国的，他不愿意住到英国去。最后的结果是世界上都说英语，不说法语。法国人像中国人一样，不服气，他们老想讲法语，开全世界法语大会，但是有什么办法？这是哈耶克的观点，当然哈耶克的东西比这个深刻多了。他对唯物论，对一张口就是改革，就想制度创新的态度是有很深刻的批判的。

基督教为什么会这么成功，这是很值得去研究的事。基督教里边有几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Free agency，他说上帝虽然是万能的，但他永远尊重让人自由选择。他不会说要用专政来强迫你选择。也就是说他对别的宗教不会用暴力去压制。他爱人，甚至爱敌人，宽恕，还有不把人划分为等级，基督耶稣爱最低贱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形成像《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正义的制度的基础。不管你相不相信有没有耶稣或人死了会不会活，你也得相信这本身就是一个神，就是一个灵。他真的是一个人类社会长久和平的基础。但是这还不是宗教信仰，这还是像哈耶克的观点，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 基督教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个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就是说买者卖者如果没有第三者来沟通买卖双方，有时候明明是一个互利的买卖都做不成的。但是如果有了第三者仲裁，就是如果我们讲价讲不好了，请个与此没有利害冲突的第三者来给我们定一个价，这样一般就容易成功。所以要使一个社会运作得很成功的话，这个第三者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跟社会科学哲学都不一样，社会科学哲学都不是第三者，因为它都是在游戏中玩游戏的人。我是经济学家，我就是社会中的一个人，我有我的效用，我有我的目标，我不是第三者，我跟人家都有利害冲突。但是宗教他崇拜一个现在你还看不到的人，耶稣，他在天上，他跟你没有利害冲突。他不跟你争利，不跟你争钱，不跟你争超级大国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而一个和平的秩序，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就像一个买卖做成功，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一样。有很多国家完全没有宗教，像我们中国古时候，完全相信孔孟的哲学，哲学不是宗教，它没有第三者功能，因为孔夫子就是今天说的Consultant (顾问) ，他有利害关系，他要讨好国王拿钱。要有国王重用他，他才能够生活。他对国王就比较宠，他对国王进行规劝。但是在基督教里边，上帝对国王有一种威吓作用，你如果欺负老百姓，镇压穷人或对没有钱的人不公，迫害反对派，你死了要去地狱。这个功能哲学家孔夫子是没有的。这就是所谓宗教的功能。但是基督教有一些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他无条件地禁止一些行为（十戒）。为什么基督教发达的地方经济也发达？这有很多原因，我刚才只讲了前一个原因。我们在做生意的中间，这信教的人有一个取之有道的承诺，他不会去搞你的鬼。而信教的人平均来说这个承诺比较可信。所以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大公司可以发展起来。没有基督教文明，只有小家族公司，大公司搞不起来。发达国家有政府和商界形成共识的best business practice codes(最佳商业行为准则)，共十条，搞财务和管理的专家都知道，这对大公司的公司治理起关键作用。但最佳商业行为准则源自圣经的十戒。这种基督教经济上的好处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也是罗衣思指出的，要有一个永久的社会和平，就要有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它要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即不管你在什么地位，不管你是小偷还是警察，是被告还是原告，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模糊面纱的原则很难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产生。因为模糊面纱的原则是说，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不能替自己着想，要替自己的对手着想，就是基督教说的，爱你的敌人。为什么美国、英国、澳洲的制度这么好，因为他们满足了模糊面纱的原则，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他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要考虑自己的对手，要去照顾他们的利益。这个怎么能做得到？第一个你要有爱敌人的想法。第二个你要有害怕下地狱的恐惧。你怎么才会有恐惧呢？你一定要信。这是没有理性的信。只有信的人才会在有权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不是只替自己去着想，而是替敌人去着想。而不能象孙中山那样，当总统时就要选择总统制，在野时就要内阁制。也不能象毛泽东那样，在野时要真正的民主，一旦执政却要搞专政。 你说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政府制度这么好，刚才我说的这两条就很重要。而要信，就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你要信死后有天堂地狱，你才会恐惧下地狱。你看基督教的国家，不会像中国那样，当了皇帝以后娶一千个老婆。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圣经上说的要一夫一妻，违背了这个要下地狱。但是如果我不信它，我不怕它，你讲它一百遍我还是娶一千个老婆。就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所以信在这里是起关键作用的。而这个信绝对不是理性。但是这个后果又是理性的，信的人，国王信，特别是掌权的人信，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就会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宪政。所以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如果用实践去证明死了人可以复活，你怎么去证明？但是信的人他在个人的灵上他会经验到。这又讲到了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它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用经济学家现在最时髦的一句话，它是一个所谓复杂性的理论。复杂性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都是由分子构成。人和所有生物的分子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分子的不同的组合，就是这个简单的构造的差别，对不同动物不一样，就会变成不同的物种。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什么利益，就相当于分子。但是我这个人和其他人怎么组织起来，就像一个社会的遗传基因一样，像分子的不同的组合。这东西由什么决定？由行为规则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你说爱你的邻居，你看到那个在基督教文化下长大的人，他搬到新地方，首先敲邻居的门，跟他们互相认识，他就有这种跟人打交道的意愿。那我们中国人，住了两三年，隔壁是谁都不去问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差别，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意识形态决定人的行为差别，行为差别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会怎么样，这是由宗教决定的。基督教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爱敌人，他替敌人着想，他有Free agency，尊重别人的选择。他又是排他性的，别的都是假的只有基督是真的。但是他又从来不强迫别人，这就是所谓的Free agency，让人自由选择。这些东西是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伊斯兰教排他，但它不尊重别人的选择。伊斯兰教掌权的或占优势的国家，它有时候不尊重别人，或者是儒教掌权的一些国家，有些时候它就会镇压跟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它讲Free agency。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基督教在天主教还没有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在那个时候，宗教迫害等等都有，赚钱是坏事，不能收利息等等。宗教改革以后，把人的价值改变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上帝交流，不要上级批准。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组织教会。正当的发财是上帝的选民。这些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你死我活的），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后以前的大量政治投资都废弃了，因此输了不认输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而1917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是关键的 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观点。但是我刚才讲到我进入第三阶段的时候，我就从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它就是信。信就不是社会科学，它是非理性的。我信，我是非理性的。有些人说，我一定要看到耶稣，给我看一个上帝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复杂性理论，要看到上帝才信实际上是一个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分子的关系不同，它可以出现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社会现像。而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你就叫它灵好了！所谓这个复杂性的关系，完全一样的基本元素-分子，它的关系结构不一样，就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物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灵。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它一定要看见每个分子。DNA怎么排列？这个关系是看不见的。还有比这个更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这个灵，不是分子本身决定的，你是狗、是猫、是人，而是分子间的关系-灵决定这个东西。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看一个上帝，但这个灵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经验的精神经历。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东西，它决定人与人的关系。很多政治组织，它没有基督, 它的生命不超过三百年。但基督教中基督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续了一千多年。这个灵有多大？其他政党都有灵。这个意识形态虽然它不叫神，它叫别的东西。它也是信一个东西，你说给我看看三个代表是什么，他也没法给你看。但是他用这个东西来建立共产党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上帝，基督，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有感觉，这个感觉太真了！你还要什么东西证明？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学，那你永远跨不过这个门槛，你永远到不了灵的世界，你永远停留在这个分子水平上思想问题。你不要以为共产党没有灵，它也有它的灵。它也没有办法给你证明它的三个代表长着几个鼻子、几个眼睛。但是它要靠这个东西来运作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而我们这种精神生活共同经历过的这种经验，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就是圣灵。所以你如果慢慢从迷信科学、迷信理性走到这一步，你就可以跨过这个门槛、走向信仰了。跨过这个门槛只是个开始。我第一次相信这个灵，是因为我每次做错事了，即使没有人谴责我，也没有人发现我做的坏事要惩罚我，但我会觉得过不去，于心不忍。像有一个良心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它就是上帝的声音。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有这个东西，都有良心。再坏的人，比如说杀人犯，他晚上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为什么？有良心，有圣灵在他里边对他说话。从我个人经验，去年九月份我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就说，你这次没有办法治疗了，我们所有的措施只是减轻你的痛苦。我原来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永远要从理性算计成本效益，为什么要这样做，总要讲出个理由来。现在没有理由可讲了。你信科学，现在科学救不了你了。人到了尽头了。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开始祷告。所谓祷告，那时只是说要上帝救我这条命。那时我真的感到教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很多教会的朋友来给我祷告，你看，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给我找药等等。然后我就一边养病一边读《圣经》，读很多这方面的书。开始有人跟我说，你真的信了基督教，你现在就死或你四十年后再死，在神的那里只是一瞬间，差别不大的。我心里好痛苦，我现在就要死？你读的书越多，你过了这个门槛，你不再用理性而是用信仰，用灵来想问题的话，你就会发觉，嗷，我不应该求上帝来给我一条命啊！我应该相信上帝，灵会得救，就有永生了。上帝让你做什么，你现在死还是以后死，你就听从他好了。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我现在跟我们的莫那什大学的同事一起搞了一个超边际分析，在国际上评价还不错的。上次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到我们学校来当着校长的面就说，现在世界上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莫那什大学的这个研究。我们当时都受宠若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现在就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可能压住了很多年轻人，我就早点去了，那他们就发展了。如果他不让我现在去，那他就是要我传福音给更多的中国人，跟他做更多的事。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轻松了，你不会在恐惧中生活。但是有时候有反复，像我们这样，事业上还算成功的。过去很看不起没有成就的人，现在自己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因为明天你可能就是一堆骨头了！再也不会摆架子了，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你都会去尊敬他。当然这是受《圣经》的影响。如果我没读圣经，我会信别的，我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是我这个人，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做出来的，就老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就想办法治病，就不能把自己交给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祷告。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或祷告了很久没有灵的感受。小娟也是在跟上帝做事，有一个ALPHA COURSE，就是教你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认识上帝。我也在学这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它也是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办法证明上帝和耶稣是真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介绍这个。像我这样一个非常理性、数学上计算精确极了的人，我都说，不光从信仰上说，而且从逻辑上说，它真是无懈可击的。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录像带或这本书。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文字记载的，文字记载都是主观的，对不对？因为都是有人写下来的。所以在圣经记载的故事和凯撒大帝所记载罗马历史的故事，在主观性方面是没有什么实质差别的。你要找出客观标准来证明哪一个在逻辑上更可信。比如说考古学家的考据学定的一些标准，用考据学的客观标准来说，圣经上的故事是最可信的。比罗马史还要可信，比中国的春秋战国史还要可信。另一类是我们个人灵性的经验，是你的思想活动的，灵魂活动的，这个东西跟科学所证明的不是一样的。作为基督徒，我有过一次祷告流泪的这样的经验。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人、数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而且我这个人难哭的很呢，把我抓到监狱里判十年刑我都没哭呢！这种灵性的经验那么多人的经验，这个东西是事实，这就是见证。你说这个东西不算，一定要分子才算，分子之间的关系不算，那你一定会没法了解那个是猴子，这个是人，他们的分子都是一样的。你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而这个不信基督教、只信旧约的犹太人为什么跟人家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而约束国王、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一定要那个人信，这个约束才有效。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好，阿富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中国隔几十年要乱一次，为什么有这个差别？这就是信仰的差别。中国人信儒家，不信天堂地狱，孔夫子劝皇帝做个好皇帝，皇帝还是要三千个老婆，他不怕，他不怕下地狱，因为他不信。我的这个病，这又是一个见证。按照医生科学的说法，我今天根本不会在这里。我每天祷告好多次，已经一年了。和我同类情况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九月份、十月份，有人到医院去看我，我根本不能讲话。那时候医生说我的右肺整个都是硬的了。我一讲话，气就喘不过来。一两个月后，有些好转了，我都不能讲一个小时。我现在都讲了多长时间了？去年十月份我走路走半个小时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也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一起给你祷告。那现在大家都看到我的情况，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我开始打网球了，还玩帆船！我也开始讲课了，瘤子消失了。很多兄弟姐妹给我作见证，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我的这一段的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你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分子水平上想问题。你就是升高，学点复杂性的灵，同样的分子，不同的组合，会完全出不同的物种。而这个不同的组合就是灵，就是不同的灵魂。 源自：《天则》

> 一直不是很喜欢梁家辉的电影，但这部《南京的基督》却让我一次次泪盈于睫。 > > 影片中，梁家辉与同学到秦淮河边游玩，遇见刚到都市的靖子， 那一刻，他被靖子的纯洁和美丽深深地打动了。在同学的竭力撮合下，他们在妓院举行了婚礼。随后，隐居在一幢小河环绕、绿树成阴的房子里，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 > 梁家辉的偏头痛不治而愈，尘世的纷扰也远离了他暂时宁静的生活。 > 他教靖子写字，还教她做爱。在这部电影里，人性的本能被他们渲染成一个又一个唯美的画面。他的苍桑、忧郁和靖子的单纯可爱形成鲜明的对比。 >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屋外的树叶渐渐被秋风染成枯黄，片片飘落，只有河水还一如既往地流淌着。 > > 在初雪飞扬的一天，一封从日本远道而来的家书打破了他们宁静的生活。靖子这才知道他有家室，当初的婚礼不过是一个游戏。她又怒又悲，冲到河畔的草地上，疯狂地撕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大眼睛里盛满了无以复加的悲哀。 > 呼呼的寒风吹着细细的雪花漫天飘舞，却怎么也带不走她的爱和伤痛。 > 梁家辉回到日本后，靖子在思念中日渐恍惚。为生活所迫，她被父亲卖到妓院。不幸染上了性病。她的病越来越严重，神智越来越不清醒，但她整天都在笑。因为她相信总有一天仁慈的基督会把她的男人带回来。 > 接到同学的信后，梁家辉匆忙赶到秦淮，准备带靖子回日本治病。当他看到病入膏肓的靖子时，自责和痛楚象一条鞭子无情地抽打着他的心。 > 去火车站的路上，靖子头戴着梁家辉的帽子，紧紧地依偎在他怀里。一阵寒风吹落了帽子，她笑着去追，长长的秀发在风中飘动，风吹得帽子一路翻滚，就象她追不到的那份情缘。影片中，圣经音乐背景下，靖子一伸手想抓住帽子的瞬间，却一头栽倒在铁轨旁，很久很久没有起来，等到梁家辉抱起她时，她已永远的闭上了那双美丽的大眼睛，脸上还有隐隐的笑容。 > 也许，能死在爱人的怀中，是她最后的期盼吧。 > 看到这里，心被无尽的悲伤侵润着。一直以为，死在爱人怀里，是一生中最幸福的事，可是，看见梁家辉悲伤的容颜才知道，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紧紧抱着最心爱的人，却是千呼万唤也唤不回来了。 > 因此，在影片的最后，梁家辉选择了上吊自杀，以这种残酷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 > 《南京的基督》虽定位为三级影片，但整部影片充满着凄美与缠绵的故事情节，导演并以唯美的画面表现了一种人性和人体的美感，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完整清晰，影片沉淀了相当的艺术魅力。 >

蕊寒香冷说：整部影片充满着凄美与缠绵的故事情节，导演并以唯美的画面表现了一种人性和人体的美感，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完整清晰，影片沉淀了相当的艺术魅力。

这个我认为就是比老谋子的更有内涵！都有追求王尔德那种唯美的唯美！

蕊寒香冷你说呢？

⊙ 杨剑龙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三年五月号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於对基督教文化的偏至态度，长期以来人们对基督教文化持有一种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以致於形成了谈教色变不正常的社会氛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浓郁的英雄主义语境中，由冰心、许地山、老舍等拓展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色彩便隐没了。在文化大革命打倒”封、资、修“的”革“文化”命“的狂热岁月中，基督教文化更是成为受批判遭鄙视的对象。改革开放以后，在向西方开放的过程中，在对於西方文化思潮的热情关注与引进中，基督教文化也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对象，诸多有关基督教神学的着作先后被翻译进来，各种宗教的活动也逐渐走向正常，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在小说创作中逐渐出现了一些带有基督教文化意味的作品：竹林的《地狱与天堂》1、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2史铁生的《关於詹牧师的报告文学》3、《钟声》4、北村的《施洗的河》5、张行健《田野上的教堂》6，等等，这使新时期小说创作中呈现出特异的色彩。在这些小说中，或描述在文化大革命年代的磨难中以基督教的信仰获得心灵的慰藉，或叙写在歧视宗教的氛围中对於基督教的反省与决裂，或表现在罪孽深重中对於基督教的皈依而得到拯救，展现出在中国社会世俗化语境中的基督宗教的独特情境。


一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摧残人性惨无人道的时代，它不仅摧残着人们的肉体，还摧残着人们的心灵。一切善的、美的事物都被否定了、被打倒了，在丑陋的与美好的事物被彻底颠倒转换之后，人们的心灵往往失去了平衡，人们企图保持自我内心的一点清净与平衡，宗教往往就成为一些人内心对於世俗抗争的栅栏。丁光训主教曾经说：”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传教的自由被剥夺了，连崇拜的自由也被剥夺了。“7竹林的《地狱与天堂》、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就以主人公对於基督教的依恋，来抗拒动乱的世俗社会的压抑与摧残。《地狱与天堂》中的女主人公李宁，她的父母年轻时流落到南洋谋生，父亲在当地反华排华的骚乱中被打死，母亲努力实现父亲的遗愿，竭尽全力将女儿送回国。基督徒的母亲以基督的话语告诫女儿：”万能的主教导我们，要爱人，宽恕人。当有人打了你的左脸颊的时候，你要把右边的脸颊送上去；当有人想要你半件外套的时候，你要把外套脱下来送给他。我的孩子，要记住圣经里的这些话，这是你回到祖国，在亲人的怀抱里处事做人的规矩，千万不要忘了。“母亲将一个小巧精致的十字架别在了女儿的胸襟上。

　　回到了祖国的李宁，与年轻的共产党员革命烈士的后代王烁相恋，各自的信仰之间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当李宁告诉王烁她信仰基督、并遭到班级里的同学们批评时，虽然王烁理解地说：”看来你心目中基督就是真善美，你有一颗沉浸在教义中的圣洁的心。“虽然王烁说：”宗教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宗教里有些道理也体现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的东西的向往。“但他却批评李宁说：”但是，仅仅把耶苏当作偶像来崇拜，让大家安於自己的命运，那么，天国的理想是不可能达到的。“他对李宁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信奉的是马列主义。“在王烁的梦境中，出现了耶苏与马克思的对立与矛盾，在梦中他见到胸前挂着十字架站在上帝身边的耶苏，他却想到”耶苏一定也忍受不了人间的邪恶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才逃到天上去的“，当他想去询问耶苏时，却来了一个大胡子老人，对他说：”孩子，不要去找耶苏，他宣传的是宗教迷信，这是想让人民永远当奴隶和受压迫的麻醉剂，请相信我的革命的理论吧，我的理论是使一切受苦受难的人翻身解放的钥匙。“基督教的博爱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梦境显示了主人公王烁内心爱情与信仰之间的剧烈矛盾。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在无线电研究所工作的李宁受到了冲击，因为有海外关系，她的宿舍被抄，让她交代与信仰基督教母亲的关系，交代其回国的动机，并让她亲手焚烧了《圣经》、抛开了十字架，李宁以其真诚与刻苦的精神自我改造脱胎换骨。造反派头头褚明觊觎她的肉体被拒绝后，褚明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她打成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现实生活的磨难中，李宁彻底否定了基督教宽恕的教义。她在内心中说：”请宽恕我吧，妈妈！──如果现在有人来打我左边的脸颊，我一定以加倍的力量来还击他的右边脸颊；如果现在有人要抢我的外套，我一定要扒下他的外套来！“她被送进了疯人院，却责问道：”我疯了么？不，我没有疯，发疯的是那些阉割马列、亵渎真理的人！“小说中王烁对李宁说：”实现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天堂。当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伊甸园的时候，罪恶的黑手却在悄悄毁灭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要把人间变成地狱……“小说以一个带有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叙写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冲突。

　　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女主人公南珊，她的爷爷楚轩吾原为国民党国防部高级专员，曾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代理军长，1948年淮海战役中投诚於解放军，后担任市政参事室参事、市政协委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受挨斗。南珊的父母长年流落国外，由於家庭的这种境况，南珊少年时就遭到孩子们的笑骂责打，文化大革命中的倍受歧视凌辱的遭遇，南珊暗暗以基督耶苏作为其内心的安慰与救赎者，在告别爷爷、姥姥带弟弟登车赴农村插队时，她告诉爷爷说：”我还应该感谢一个不可测的力量。是他在我完全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的时候，使我变成了今天的样子。这使我非常感激。这力量是伟大而神秘的，有人说，那是一个神圣的意志，有人则说那是一个公正的老人。我更愿意相信后者。我相信他高踞在宇宙之上，知道人间的一切，也知道我的一切。我并不怀疑我的生命和命运都受过他仁慈的扶助。因此，尽管我不可能见到他，但是我依恋他，假如他真的存在，那么当我终於有一天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一定为我自己，也为他所恩赐给我的家庭，向他老人家深深鞠躬，表示一个儿女的敬意。“显然是基督的信仰和博爱给了她心灵的慰藉，使她能够在逆境中忍受磨难，以坦然平静的心态面对磨难。

　　作品中还刻画了一个对南珊有着深深爱慕之意的青年李淮平，他的父亲李聚兴原任解放军第五纵队参谋长，参加了打败国民党二十五军的淮海战役，与投诚的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代理军长楚轩吾有过一段交往。李淮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成了抄南珊家的红卫兵，当他听到南珊深爱着基督时，他惊呆了：”南珊说的是上帝，上帝啊！基督教，这是个多么虚幻的神灵！我怎么能想象，南珊竟会向它去寻找心灵的寄托。这是令我震惊的。一个善良的少女，在她还很年幼的时候，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树立稳固的信念，为了使自己的心灵获得安宁的气息，她在那古老而荒谬的传说启示下为自己创造了，不，是为自己虚构了这座神圣的殿堂和这位仁慈的永恒主宰。是他创造了她，还是她创造了他，她从此再也不会和任何人去纠辨清楚这混乱的因果。就像人类在上万年的宗教史中从来也没有讲清楚过一样。“但是，爱慕着南珊的李淮平内心却这样思索：”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尽管在我们的语言中，上帝与魔鬼是同义词，尽管我从党那里受到的一切教育都根本否定这个概念的存在，但南珊心中的信仰却不会使我产生一丝一毫的恶感和虚伪感。这一切在她心中都完全是真实的。我好象突然发现，她的心灵越往深处就越广大得不可思议。在那冰清玉洁的心中，蕴藏着多少丰富的知识，在这些知识的底层，又贯穿着多么深沉的哲理。而这一切的中心，还有着这样一座整个人间，乃至整个宇宙都不能容纳的金碧辉煌的世界！“在这段话语中，既坦现了长期以来我们对於基督教的否定与歧视的观念，也揭示了李淮平对於南珊信仰的真诚与坦然的感觉。信仰的截然不同，使这两个年轻人之间有着观念的距离与情感的鸿沟。

　　小说以主人公李淮平的视角与心态叙述故事，以李淮平与南珊的几次相遇交代人物间的交往与情感：早晨在春光明媚的树林中读外语时与南珊的初次结识；当红卫兵抄家时与南珊的邂逅；送朋友去插队时在火车站听见南珊与其爷爷的对话；十二年后在泰山上与在省外事局当翻译的南珊的巧遇。在泰山上巧遇中，任中条山舰航海长的李淮平怀着对南珊深深的歉疚之意，他认为当时的抄家给南珊的家庭带来了破坏和冲击，而南珊却十分宽容，甚至说”在那个时候，当整个社会都被敌视和警惕武装起来的时候，你们能那样对待我们一家人，应该说是很难得了“。作品还设计了一位外国军人波西宁上尉，对待这位崇拜上帝的军官，南珊却责问道：”您这样的军官大概都是相信上帝的，但是你们却用手枪打碎了多少无价之宝的脑袋。“而对於宗教十分陌生的李淮平却告诉波西宁上尉，”在我们的国家中，全部军官都是共产党员“。波西宁上尉却说：”我很高兴。我钦佩共产主义者们。我认为你们是人类中另一部分充满了理想和献身精神的人。当然，你们相信阶级斗争的学说，而我们相信伦理与道德的力量。但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应该妨碍我们互相谅解与合作。那么，让我们在和平的事业中为保卫人类文明而携起手来吧，上帝和马克思大概都会同意我们这一代不发生冲突。“李淮平却回答说：”恐怕你低估了我们的战斗性。但是尽管阶级斗争的学说在我们的纲领中根深蒂固，今天我仍然要说，但愿如此。“在李淮平的心中，基督与马克思仍然是势不两立的，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可能得到调和。

　　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通过南珊与李淮平之间的几次交往，既控诉了文化大革命对於人们肉体与精神的伤害，也表现了南珊在对基督教的信服中寻求心灵的平静，又揭示出其在接受了宗教的宽恕精神中对於非人道作为的不满与愤懑，而在李淮平身上却体现出其内疚姿态中对於阶级斗争观念的执着坚守。

　　竹林的《地狱与天堂》、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当属”伤痕小说“的范畴，作品立足於揭露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对於人性人情的摧残与践踏，在涉略基督教的信仰时，作家总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予以描写，又常常主观地以两极对立的观念来看待与描写基督教的信仰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与冲突，常常显得过於偏执与主观，显示出过往岁月中对於宗教态度怀疑否定的惯性意味。

二

　　在新时期作家中，史铁生是一位具有宗教精神的作家，由於其后天残疾使他常常思考生与死的重大问题，他常常以一种宗教意味的话语解说人生。他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8他将文学创作的使命视为”探索一条全人类的路“9，认为”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10.在史铁生的小说创作中，《关於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钟声》是描写基督教牧师生活的小说，沁出浓郁的宗教的色彩。

　　《关於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描述了一位获得过神学、史学两项硕士学位的基督教会的主讲牧师、如何退出基督教转而追求马列主义的经过。詹庆生十四岁上到药铺作学徒，由於他勤俭聪慧，为小老板所赏识。他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在情投意合的药铺老板女儿白芷的鼓励下，他决定弃商就学。他在一个机缘中被选进了小教堂的唱诗班，每逢礼拜日照例去小教堂唱诗，后来他竟决心去学神学，并考上了一所著名大学的神学院，靠工读自助拿到了神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一所教堂里任职。在传教时他说：”耶苏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救星，在他伟大精神的照耀下，苦难众生都有机会得救，唯逆来顺受的宿命论者除外。“却招来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怒目，甚至怀疑他与共产党有牵联。解放后，他开始怀疑有神论，并说：”有神论者都是因为并没有弄懂基督教的真谛，马列主义才是苦难众生的大救星！“他甚至认为宗派帮会只能使人虚伪、狭隘、愚昧，他对基督教作了犀利的批判：认为主是伪善的，主是骗人的，主是愚昧的。他开始信仰马列主义了，并认为马列主义是主张科学的，而不是主张迷信的；马列主义从来只讲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要求人民跪倒在其面前”欢呼颂扬“；马列主义是靠真理来团结人民的，而不是依靠结帮拉派来稳固自己的统治，认为这就是马列主义伟大於任何宗教的原因。詹牧师於1953年自动退出教会，之后在一所私立小学任教务副主任之职，1955年他又自动辞去了这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住过牛棚被隔离审查过一年多，后经内查外调确认其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其后他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还从事人防建设。经街道居委会推荐，他当了六年临时工，负责传呼电话。他充满着善心爱心，常常为大伙做好事，常年义务为大家打扫厕所，并不收一点报酬，每天给邻居老太太取牛奶、倒垃圾，直至其73岁时病逝。

　　小说通过对於主人公詹牧师从学习神学到退出基督教的过程，既展示了解放以后社会语境对於基督教徒的压力，也坦现了詹牧师复杂的内心世界。他早年的一位教友说：”詹鸿鹄一向是赶潮流的，没有自己的主见，50年代他退出教会时把宗教贬得一钱不值，后来教会重新恢复活动时他又来祝贺。“可见詹牧师内心并未真正否定宗教。他甚至曾经托人和主讲牧师何少光提起要”重新“出山”“，却被拒绝了，怕他甚么时候又反戈一击。詹牧师死后，家人发现在他贴身穿的衬衣兜里的小塑料包儿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全家福，一张是当年获神学硕士学位时的留影，还有一个镀金的小十字架。这可以见出在詹牧师的内心深处，仍然没有彻底放弃基督教的信仰，只不过在特定的语境中他的赶潮流的性格使他脱离了宗教，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益处，在他生命历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基督教对於他的影响但是根深蒂固的。

　　史铁生的《钟声》以主人公B 的口吻叙说了其当牧师的姑父如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放弃信仰筹建乌托邦式的大楼的故事。B 还不到一岁的那年，父母就离开了故土，B 跟着爷爷在北方农村的一个镇子上长到五岁。镇子上没有学校，爷爷带他坐火车到城市里的姑姑那儿上学。姑姑家住在教堂边，姑父就在教堂里当主讲牧师。姑父对於新中国的降生特别兴奋，他认为上帝所应许的那个乐园正在实现，”一个没有人奴役人，没有人挨饿，没有贫穷，没有战争、罪恶、暴行，甚至没有仇恨和自私的乐园就要实现了“。他认为上帝把全世界梦寐以求的、把全人类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那个人间天堂最先给了我们的祖国。姑父因此而退出教会放弃了圣职。”姑父说他的信仰已无可挽回地改变：我们为甚么要向这虚幻的天空呼吁？我们为甚么要相信并感恩於那并不存在的上帝？我们千百年来祈望於他的他都置若罔闻。“姑父站在讲台上无比激动地说：”现在，并不靠上帝的垂怜和恩赐，一个实实在在的乐园就要建成了！一个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的社会已经到来，所有的人都将丰衣足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们千百年来的梦想已经实现！……让那个无用的上帝安息吧。“退出教会的姑父总是忙於翻来覆去地摆弄一堆图纸，上大学时学建筑的姑父构想建一座上万人住的大楼，有公共食堂、公共浴室、公共娱乐厅、公共阅览室、公共电话间的人间乐园。姑父兴致勃勃地对人们说：”这座楼？对，这座楼里的一切都不分你我，都是大家的。听我说，你听我跟你说，你要相信我你就别害怕也别难过，在那个我给你讲过的乐园里，连所有的孩子也都是大家的孩子，连所有的父母也都是大家的父母，所有的欢乐和困难都是大家的欢乐和困难。你听我说，所有的人都尽自己的能力工作，不计较报酬，钱已经没用了，谁需要甚么自己去拿好了。你听我说，在那儿所有的孩子都是兄弟姐妹，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你要是信得过我你就别担心，那个乐园马上就要实现了，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劳动之余大家就在一起尽情欢乐……“这是大跃进时代共产主义理想的乌托邦式的构想，这种虚拟的世界当然不可能实现的。

　　姑父退出教会的第二年冬天，教堂就关闭了，后来在一场暴风雨中教堂倒塌了，在大炼钢铁的狂热岁月里教堂的钟被人弄去炼钢，在教堂的地基上造起了一座红色的居民大楼，与姑父构想的乐园相去甚远。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姑父退出教会筹建乐园的过程，既展现了大跃进时代的迷狂和虚幻的时代氛围，也揭示出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思想改造过程中对於宗教信仰者的冲击和影响。谈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基督教的状况时，丁光训曾经说11：

　　受冲击最厉害的是这样一些基督徒：……他们发现，革命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振奋人心的成果，而基督徒改造中国的设想却显得微不足道。这一对比大大动摇了他们对自己从事多年的基督教事业的信心。……作为中国人，他们欢迎解放和改革；但是，作为基督徒，他们该怎样重估自己的信仰？一大批信徒离开了教会，去参加了他们认为更有力量的组织。

　　史铁生的这两篇小说生动地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基督徒退出教会走向革命的坎坷历程。

　　史铁生的《关於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钟声》带着”反思小说“的韵味，他从对於历史的回溯中展示主人公放弃宗教信仰而投入马克思主义怀抱的过程，在人物尴尬的处境与不幸的经历中展现主人公这种转变的无奈与无助，以揭示荒谬年代中的荒谬思维与举措，从而反思了时代氛围对於宗教信仰的沉重压力，以及展示出在这种压力下基督徒复杂的内心世界。

三

　　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面向世界努力走向现代化的途中，在制定诸多适应新形势的政策的过程中，对於宗教的政策也得到了调整，北村的《施洗的河》、张行健《田野上的教堂》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新的状况。

　　北村在1992年皈依基督后，他的创作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用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12，发表了《施洗的河》、《情况》、《张生的婚姻》、《孙权的故事》、《消灭》、《水土不服》等充满着宗教意味的小说，而长篇小说《施洗的河》是其代表作之一。小说通过恶贯满盈主人公刘浪在对於人生价值的追问中皈依基督过程的叙写，表达出其”被“逼”向信仰是一种必然结果“13的思想。小说中的刘浪原是医科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他继承了父亲的产业，成为樟板城蛇帮的帮主，在与马帮帮主马大的争强斗胜中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他杀人越货、奸淫妇女、贩卖烟土，成了一个精神空虚性格冷漠的残忍之徒，他强迫手下卧在铁轨下忍受火车在头顶疾驰而过的惊吓，他心理变态杀死无辜的妇女，他将为刘家勤恳工作数十年的老花工辞退，他一怒之下将钟爱的猎犬杀死，作家刻画了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形象，并突出地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突出人物对於生存价值的追问和探询。小说没有着力去写刘浪在樟板与龙帮头领马大的争斗，却着意写出刘浪在罪恶世界中精神的虚无，对自我生存意义和价值的追问和探询。小说中无论刘浪多么颐指气使随心所欲，但他的内心始终是空虚的，他对这世界始终是厌倦的，他的精神始终是绝望的，他始终过着一种”死不了与活不成“的生活。他甚至独自一人居住在与世隔绝安静空旷的墓穴中，在那里他独自为”自己完全没有意义的生活“而哭泣。然而，躲进墓穴的刘浪仍然拂不去内心的苦痛：

　　穴居人告别那个世界来到这个地方，充满了这个时代具有的一切颓废特徵：庞大、坚硬、空洞和令人窒息。他生活在这里就像被堵住了喉管，面对空荡荡的飘着粉尘的空气，张着嘴可是无法发出声音。

　　小说中执意描写刘浪内心难以排遣的空虚感、绝望感。

　　他的恶行已经把他的身体蛀空，剩下一些经过消化的完全无用的粪便和垃圾，充塞着这个空空的躯壳，最后充塞他的大脑，使他的想法趋於荒诞，由垃圾制造出来的思想问道：为甚么穴居？

　　为了躲避这个污浊的世界而迁进墓穴的刘浪，处於绝望中愤愤地叩问这个世界：

　　……为甚么我不想活又死不了？为甚么让我想活又不给我路？为甚么给我钱财又要让我饥饿？为甚么给我房屋又不让我安居？为甚么给我眼睛又要给我黑夜？为甚么不干脆弄瞎我的眼？

　　北村执意设计让恶贯满盈的刘浪走上皈依基督之路，先设置了从教会中学毕业的医科大学护理专训班的女学生天如，她穿着朴素的蓝色学生装，常常带着《圣经》静静捧读，她常常劝说刘浪”我们都如迷途羊，各人偏行己路“，”你要成为他的羔羊。她说。你要得救“。在这位”神情里有安慰“的圣洁脱俗的女子面前，刘浪不禁自惭形秽时时检点自己，他内心深处真正爱上了她，她参加了前线福音医院的护理队，刘浪永远忘不了她。充满了神性的天如似乎是最初启迪、导引刘浪走出黑暗的神的天使。小说以刘浪之语说道：”呵。我掉进了一个深渊，这地方渊面黑暗。我知道她要拉我，她已经伸出手来，可是我钩不着她。“天如在作品中的出现，更多地是一种神性的喻义，昭示着刘浪的走向神性皈依基督的必然。小说设计了一位传道人的形象，是他将刘浪从水中的淤泥和芦苇中拉上岸，他对刘浪循循善诱地说了诸多的传教的话语，终於使刘浪皈依了基督，这位神秘的传道人似乎是耶苏的化身。施洗后的刘浪身上也溢出浓郁的神性色彩：”他常常在聚集中唱歌，又拿了椅子坐在会所前的草地上，望着整齐的田亩，心情像被一双手梳洗过一样清晰。他完全如一只温顺的羔羊，手里抱着一本圣经，让阳光临到身上。“他彻底地变了一个人，安祥平静、宽容温顺。他可以将满脸是天花疤痕的丑老太看作是自己的母亲，他可以宽恕仇敌执着地向匪首马大传教。在他引导马大去霍童受洗的路上，他坐在船上一边读圣经一边观风景。北村居然这样描写此时的刘浪：

　　刘浪仿佛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从那个世界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的树木和河流，以及觅食的牛和羔羊，从那里他可以把一切交托，因为万事都已预备。站在那个地方，他要看见病牛回生、哑巴开口、荒野生长、枯草歌唱。

　　刘浪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子，远离了悲哀和痛苦，神迹将在其面前展现，他的身上充满了神性。

　　北村以无情之笔淋漓尽致地剖露刘浪身上人性的缺失，在对其自我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叩问中，突出刘浪的苦痛的内心世界，从而使刘浪走上皈依基督之途，从而表达出北村”没有神，人活着就没有意义“的思想14.

　　北村的《施洗的河》、张行健《田野上的教堂》不以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思想对立的视角叙写故事，也不从反思历史的眼光构想情节，作品将对於基督教的皈依与信服作为叙写的主要内容，强调基督教信仰对於拯救人们灵魂的重要作用，强调基督教信仰对於改善人际关系提倡奉献精神的重要意义。

四
　　”五四“时期，陈独秀曾经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说：”我们不用请教甚么神学，也不用依赖甚么教仪，也不用藉重甚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苏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我们今后对於基督教的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那耶苏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污浊坑中救起。“16在”五四“反传统的氛围中，将西方文化引进以拯救祖国启蒙民众，在这种时代的语境下，冰心、许地山、庐隐、苏雪林、郭沫若等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就努力弘扬基督教的博爱、宽恕、牺牲精神，以表达对於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与否定，对於民众的启蒙与对於人道的呼唤。
　　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具有基督教文化意味的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品不同，作家们并没有鲜明的启蒙意识，也并不努力弘扬基督的精神，而是生动地展现出基督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坎坷命运，无论是竹林的《地狱与天堂》、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於文化革命中的磨难中对於基督的皈依，还是史铁生的《关於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钟声》对於新成立后牧师放弃宗教信仰的描写，抑或是北村的《施洗的河》、张行健《田野上的教堂》对於基督信仰力量的推崇与礼赞，都生动地展示出基督宗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曲折与沉浮，赓续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基督教文化在文学中表现的传统，使自新中国成立后被割断的文学脉络得到了延续。
　　中国现代作家常常接受《圣经》的影响，在小说创作中或借用《圣经》的典故，或模仿《圣经》的叙事，或接境《圣经》的人物，使作品中洋溢着浓郁的基督教色彩。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并不关注作为文学文本的《圣经》的影响，而只是叙写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当代社会沉浮中的变迁与命运，在反映基督教信徒的命运变化与历史的嬗变中，将人物的复杂心理心态细腻地描写了出来，塑造了诸如李宁、南珊、詹牧师、B 的姑父、刘浪、季春寒等当代基督徒的人物形象，以其各自不同的性格充实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人物画廊。
　　从总体上观之，中国新时期作家缺乏中国现代作家深厚的基督教文化的学识，他们对於基督教文化的接触与了解往往是浮光掠影的，他们也常常缺乏《圣经》文本的阅读与研究的背景，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常常过於简单地看待与描写基督教文化，或简单地将基督教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作截然对立的描写，或将对於基督教的皈依视为拯救世人唯一的出路，思维的单一与绝对也构成了作品构思的简单化，甚至有时造成对於基督教文化某些方面的曲解。在这些作品中，往往就缺乏现代作家作品中的深刻与深厚，常常在对於基督徒生活的浮光掠影式的叙写中，缺乏对於人生的深刻启迪与感悟。
　　德国作家库舍尔在谈到神学与文学时说：它们要打开对宗教感兴趣者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在文学领域实际上可以发现一块独创性的语言练习、创造性想象和勇於反省的绿洲。这片绿洲将为那些古老的宗教问题注入新的时代活力。对那些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们，它们则可传递信息，告诉他们，宗教──不管是基督教、还是非基督教，不管是肯定的、还是有争议的宗教──都一再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
　　宗教与文学历来有着不可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当代文学的创作中，作家们必须努力去开拓与耕耘这片绿洲，为宗教与文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1．竹林：〈地狱与天堂〉，《芙蓉》，1980年第4期。
2．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十月》，1981年第1期。
3、4．史铁生：《关於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钟声》，见《史铁生作品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5．北村：〈施洗的河〉，《花城》，1993年第3期。
6．张行健：〈田野上的教堂〉，《山西文学》，1995年第9期。
7、11、15．《丁光训文集》（上海：译林出版社，1998），页60、91-92、65-66.8史铁生：〈我与地坛〉，《上海文学》，1991年第1期。
9．史铁生：〈答自己问〉，《作家》，1988年第1期。
10．史铁生：〈自言自语〉，《作家》，1988年第4期。
12、14．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
13．见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花城》，1996年第6期。
16．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第3号。
17．昆伯尔（Hans Kung ）等着，徐菲、刁承俊译：《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页55。

杨剑龙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基督教是在众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内部在圣经的理解上常发生意见分歧。他们通过开普世的代表会议，通过讨论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形成统一的纲领和教义，这是一种民主机制，是一种协调基督教内部的分歧和维系基督教统一的方法。西方当代的民主制得益于基督教的普世会议可能多于希腊罗马的共和政体。新教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强调，圣经的字字句句都是真理。他们认为，凭借每个人自己的信仰和上帝的恩惠，就能够认识上帝所启示的和耶稣所亲授的真理，这否定了教皇的代理作用；否定了少数教会领袖对圣经的解释权，提高了个人的自主性，为西方近代自由民主运动作了精神准备。基督教为民主提供了文化因子有： 1.人的原罪性和有限性学说，为权力制衡和法制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思维诱导和最终的理论根据。 人有选择的自由。人可以听上帝的话，服从上帝的旨意，这意味着选择了善；也可听蛇的话，违背上帝的禁令，这意味着选择了恶。既然人有选择的自由，人就要承担选择的责任。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最初听上帝的话，在伊甸园里过着幸福的生活；后来经不起引诱，听了蛇的话，犯了原罪而承受苦难。上帝因人犯罪而处罚人类，但上帝仍然爱人类。由于罪是要赎偿的，人本身没有能力来赎偿这个罪，所以上帝的独生子化身成人，以其在十字架上的死替人赎罪，克服人离弃上帝的罪况，使人与上帝重新修和。这就是耶稣基督拯救的意义。这种拯救是上帝白白施于人的恩典，所以被称为“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意味着使人从罪恶的状态中警醒过来，决心做一个与上帝重新修和的新人。 加尔文神学认为，即使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身上仍然有残余的罪性，今生今世难以达到完全。 有限且有罪的个人所组成的任何政府都是有限的，也都受到罪的污染。每个政府都有各自的区域和界限，各司其职，互相监督。无论是个人、家庭、教会，还是国家，都不能扮演救世主（savior）的角色，只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仆人（servant）的角色。 人为罪人，这是基督教的基本观点。圣经里说的罪，是指人违抗上帝的旨意，妄想僭越上帝的地位以及行不义之事。人若将无限的价值加到自己人生的有限性中，就陷入到骄傲的罪性中。个人骄傲的罪有三类：权力的骄傲，知识的骄傲和德性的骄傲。（1）权力的骄傲，表现为人不承认自己的软弱，想通过攫取权力操控他人来克服、掩饰自己的软弱。（2）知识的骄傲，即理性的骄傲，它集中表现为人把自己有限的知识当成绝对真理。知识原本是某一方面有限的知识，却妄以为是终级的知识。知识的骄傲来自于人类不知自己的心智的有限性，来自于人欲掩饰知识的有限和知识所沾染的自私色彩。（3）德性的骄傲，乃是有限的人以他有限的德性为终极的义，以他有限的道德标准为绝对的标准。灵性的骄傲直接由道德的骄傲产生，表现为人将自己视为神明，将自己的偏私标准和有限成就当作无上的善，这是人的罪性的最后表达。团体的骄傲是个人的骄傲的集中表现，并且比个人的骄傲更加严重，它追求自私目标的行动更加不受限制，较个人更为专横，虚伪、自私和残酷。国家崇拜是团体的骄傲的最高峰。 正因为人的罪性，人人皆有犯罪作恶的可能，必须用制度来制约个人的权力，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人如果不受限制，什么罪恶都能干得出来。历朝历代的皇帝、官员、警察、军队，由于自己就是法律制定者、执行者，故作恶多端、丧尽仁义天理。而那些有信仰的国家的首脑、官吏，由于知道有个高于自己的上帝，由于坚信来世会受到审判和惩罚，即使他们拥有作恶之后不受现实惩罚的权力，他们也不逾越规矩，不为一己之私丧尽天良。1992年1月美国副总统奎尔说：“世界历史上的专制暴政，并非人类不幸的根本原因。专制暴政有人类灵性上的根源，这就是不承认人的有限性，不承认人人都有原罪。哪里的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对人的信赖之上，而没有超越个人、政党及其‘主义’之上的信仰作为文化的、心理的基础，哪里就难免滋生专制暴政。” 保罗&＃8226；蒂利希说，人的生存勇气首先是“接受自己的有限性的勇气”。正因为人的有限，人应该谦逊而不独断；人应忏悔而不是指责；应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正是承认每个人的有限、无知这一事实，社会才需要自由与宽容。而长期受到“人定胜天”教育的中国人，很难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很难从狂妄的迷雾中脱离出来。没有“原罪”，便没有民主。对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专制的灵根；意识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则是民主的起源。 《圣经》里有个故事：有妇人犯通奸罪，依摩西的法律当乱石砸死。法利赛人把这案子交给耶稣裁决。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砸她。人们听了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离去了。结果，没有一个人敢把手中的石头砸向这位妇人，耶稣放了她。假如那人群中掺杂着一个中国人，这妇人就遭殃了，准有一块石头击中她的命门，叫她一命呜呼。中国人不承认人人有罪，只承认“个别人是没有罪的”。为证明自己没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诬陷别人。仇恨、争斗就难以避免。愈窝里斗，愈发罪孽深重。最终有一个人会让天下人知道他是最清白、最高尚的，此人就是皇帝。自古皇帝加尊号，可以用十几个最好的词藻，九五至尊以自我神化为乐。此等教化下，普通百姓也无自我反省之心。一块石头，在《圣经》里是检验人皆有罪的试金石，在中国却进入了一个很不光彩的成语：“落井下石”。 神才是人类道德、法律的源泉和根基。公元890年，阿尔弗烈德(Alfred)国王──英国惟一伟大的君王，他把摩西十诫及耶稣的金律做为英国法律规条的基础。1215 年总主教兰顿(Stephen Langton)使用以圣经为基础的英国法律，拟成了英国《大宪章》。文件一开始就说:“恭承神恩，英格兰国王……”由此可见基督教因素对人权、自由的重大影响。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表明，没有教会法，没有一连串的宗教改革，现代西方法文化的基本质素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为狂信”。宗教是信任的根基，是法律产生的根基。由于法律来自上帝（摩西十戒），因此法律高于国王。国王犯罪也应推上断头台，总统有错也遭弹劾。任何人都不能在法律之上，只能在法律之下。人们在法庭作证都要手按《圣经》发誓，这是借助于上帝不许说谎的命令，迫使人们讲真话。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它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不仅能知人们做了什么，而且更知人们想什么。所以，在上帝面前讲假话是逃不过末日审判的。西方民族具有好讼精神。为一、二元钱的琐事打官司常见诸报纸，这种好诉精神来源于基督教的平等正义，凡事讨个说法、弄个明白。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西方法治文明的进程。 2.上帝按照它的形象造人的说法为人奠立了极高的地位，极大地提升了人的主体性，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尊严、自由和平等，这种意识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 《圣经》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应当是平等的关系。“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出埃及记21：24)。这段教导的精义是要求人们要限制报复的程度，保持对等原则，报复不能超过原罪行造成的伤害。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的巴比伦“汉摩拉比法典”里也有这样的记载，“一个人如果毁掉别人的眼，则应以毁掉他自己的眼为惩罚”。上帝颁布律法，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有限的报复来约束无休止的杀戮，是对没有反抗能力的弱者的保护，这正是体现了上帝的大爱。除“以命还命”的罪外，都可用赎价去替代。“子不必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以西结书18：20）。相比之下，中国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连座制则是多么惨无人道！“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民数记27：8）。“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寡妇说：若他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歌林多前书7：8）。《圣经》中上帝借他的使徒之口给人类这种人性上的自由、平等与尊重和妇女解放的教导，比起儒家倡导的妇女从一而终、女人只能守寡、男人却能三妻四妾的婚姻奴役，不知文明多少倍！看看皇帝刘邦的诗：“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 基督教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建立起所有的人一律平等的观念。基督教主张信奉基督的人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上帝的臣民；无论是国王还是平民，无论是奴隶还是公民都处于主的恩惠之下。基督教每一座乡村教堂的基本格局、基本功能、崇拜礼仪和崇拜对象，都同王公贵族甚至皇帝宫内的教堂完全一样。罗马君士坦丁大帝接受了基督教，并参加崇拜仪式。有一次，他的随员发现有一位讨饭的也和君士坦丁大帝一起崇拜，认为高贵的皇帝不应该和低贱的人在一起崇拜。君士坦丁回答说，在上帝面前人与人没有贵贱之分。普通的基督徒，也是同王公贵族处于同等地位的。一个下等阶层的基督徒，完全可因其信仰虔诚而得到比堕落腐化的王公贵族更高的尊敬。反之，神职人员、王公贵族甚至皇帝本人，都被视为带有原罪的人，在宗教方面是无法趾高气扬或享受特权的。著名的卡诺莎城堡事件就是一个明证。 为什么人人平等的观念只有在神权关系中才能确立？因为：人是有限的，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在自身之内求得平等的对待。贺卫方先生最近慨叹：中国的法院越来越成为迫害人权的阵地；法院里的司法伦理已经跌破了底线。跌破底线是由于人心中的正义缺乏一种超验的支持。所以要重建伦理的话，必须使正义有一个更高的来源，超越于人本身。只有在人之外设定一个超越的第三者，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社会的正义才能确定起来。这个第三者既然是与人有区别，不是上帝又是什么呢？ 无神论者和经验主义者不承认有普遍的人权，就从实质上否定了人权。一个无神论者当他要求别人尊重他的生命权利如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时，却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你既然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人不过是动物中的一种而已，相信动物社会的法则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优胜劣汰，那么当你面临别人的欺凌压迫时，按无神论的人生观理当逆来顺受，你有何权利抱怨呢？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能安然接受别人的欺凌[象刘少奇]。这是无神论者无法自园其说的哲学难题。当我们否认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否认了生命的价值、权利、意义和尊严，不可避免地要沦落到动物界血腥专制的奴才境地。 3.上帝作为全能的主宰和绝对的正义，在人心中是超越一切的权威。当人的良知直接与之沟通时，人就获得了独立评判人世间一切事情的勇气和准则。这时，人具有超越性。 《圣经》里有个故事：美丽善良的姑娘苏姗娜遭人诬陷，一个名叫但以理的青年在上帝的启示下，凭借正义和智慧解脱了苏姗娜，并使恶人受到了惩罚。这一案例以上帝的名义昭示了两种司法精神：一是正义精神，坚信上帝的天启“切不可将无辜者处死”，所以他能够以无畏的精神主持公道，惩恶扬善。二是理性的精神，但以理不是简单地凭一种信念为无辜者辩护而是以超众的智慧，采用将两名证人分别询问具体情节的方法，最终使诬陷者漏洞百出。可见伸张正义不仅需要一种无畏的精神，更需要有一种过人的理性。 4.公平的规则要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模糊面纱的原则是说，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在制定规则时，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要照顾对手的利益。这是正义秩序的起码的要求。怎样才能做到模糊面纱的原则呢？第一，你要有爱敌人的意识；第二；你要有害怕下地狱的恐惧。只有信教的人才会做到。信仰上帝能树立一种谦卑，人就会自觉地约束自己[如华盛顿]。这样外在的民主监督加上内在的自觉就会使一个制度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 5.领导就是服务、人民至上的观念。耶稣为门徒洗脚，他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不但没有一点作威作福的意思，反过来，是要为天下的人舍命（《马可》第10章43～44）。在这里，耶稣规定了领导就是服务，同时也等于间接否定了一切以暴力手段把持领导权以谋求一家一党一派利益的丑恶现象。民主政治对领导人的要求是：领导人勇于或乐于辞职，不应当有过分的权力欲，而只应忠实地为神为民工作；领导人应当具有诚信的素质，使他具有实现选民意志的能力。“上帝选民”并不意味着自命不凡，自觉高人一等，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地对待别人；相反只意味着应谦卑柔和地实行上帝之家，服侍帮助他人，在世间努力惠及每一个最小的“小子”。在耶稣心目中，普通的人民，是人类活动最高的目标，他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路加》第9章48节)。人民至上，领导就是服务是耶稣为人类幸福确立的至高无上的政治原则。 中世纪最早提出民主的是加尔文教派；而最早推翻暴君的是路德教派的人。1989年的大变革还证实了基督教的民主功能。在波兰，一个虔诚信教的造船厂电工瓦文萨竟成了自由工人运动的核心，率先瓦解了一党专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东德不少教区牧师把教堂向市民敞开，为他们的抗议活动、为有思想的年轻人上演戏剧和创作诗歌提供了讲坛和场所，直到后来教堂里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为止。在成千上万的东德人选择去西方之后，他们涌上街头，在德国历史上发动了第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一个正派的、关心他人但又不热衷于政治的蒂米什瓦拉新教牧师挺身而出抵制其苟且偷安的主教，结果无意中激发了一场革命，导致了罗马尼亚共党暴君的倒台。所以，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及其教会组织，实行民主是极其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