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9-8日：初拍基督教恩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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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化学刊》是实行匿名评审制度的学术性的出版物，自2001年起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每年两辑。《学刊》由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并得到国际科技教育服务机构（PESI）支持，设有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对话、基督思想家研究、基督教理论与经典读解、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研究、基督教与社会伦理问题研究、以及汉语基督教史料等专栏，力图为国内外以及教俗两界的学者提供一片开放的园地。各专栏名称均选自基督教初入中土时的景教文典，以示纪念。 有关建议、捐助或交换刊物，请寄： 100872 北京海淀路175号中国人民大学7号信箱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电话/传真）：010—62514619 / 62512244 电子邮件：rdjdjyjs@mail.ruc.edu_cn 订阅单请直接寄至出版社： 100009 北京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宗教文化出版社发行部联系人：陈虹霞 陶静 电话：010-64095215 64095216 传真：010-64095215 汇款户名：宗教文化出版社开户银行：北京工商银行安定门分理处帐号：0200001109014407165 税号：11010310147853x 国内邮购价：每辑30元，每年60元，批发价请与出版社另议。国际邮购价：每辑20美元，每年40美元。 《基督教文化学刊》发刊词暨征稿启事 世界上的真理并不多。我们所关注和我们所能论说的一切，其实都是以既有的文化积累为前提，都是古老真理的延续或者前人思想的引申。 世人探寻真理的途径却很多。因此才有各自独立、而又彼此相关的信仰和文化，才有不同信仰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或碰撞，才有精神信念的分享和文化创造的更新。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与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范型。其科学、人文以及社会体制的各个方面，无不浸透着基督教的内在精神。因而国人所谓的“西学”，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导源于基督教的观念、学说和文化。 西学之东渐，使得百年来的中国文化问题始终离不开西学与国学的相互砥砺，离不开二者在认知方式、社会统序、生存态度、价值体系上的一系列磨合。其中的争论和辩难，往往成为传统或现代、持守或开放的主要标志。 而在近年的中国，对历史沉疴的反思以及与现代世界的融和，使我们发现自身的文化处境实际上与西方日渐相似。这既使更多的对话成为可能，又使体用之争、优劣之争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我们所需要的，已经不是过于直接地走向一个相对简单的结论，而是在争论和辩难的途中稍事停留。 从中国学人的角度讨论基督教文化，便应当是一次这样的停留。在平和的停留之中，应当包含着对西方文化精神的追索，也应当启发出对中国文化内涵的透视；它可以借助基督教文化的理念为参照，却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生存经验为根据。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切入深层的中西思想对话。 《基督教文化学刊》由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并得到国际科技教育服务机构（PESI）的支持；第1-4辑曾由东方出版社和人民日报出版社承担出版发行工作，第5辑以后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基督教文化学刊》每年出版两辑，对于全部稿件均实行严格的匿名评审制度。本刊特别欢迎有关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对话、基督教思想家研究、理论与经典读解、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研究、基督教与社会-伦理问题研究、汉语基督教史料研究、书评及新书介绍等方面的来稿；所设栏目的名称，均选自基督教初入中土时的景教文典，以示纪念。 追求真理，就是与贤者交谈、与智者交谈、与“他者”交谈，并且默默地倾听和独语。本刊愿以“和而不同”为鉴，为中外学人、教俗两界的神交提供更多的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 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简介 杨慧林 一、建所宗旨 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学研究方面有着比较悠久的传统。近些年，人文学自身的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向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方向拓展学术视野，从而对基督教及其文化的关注已属必然。特别是我校的哲学系、中文系、清史研究所等单位，活跃着一批在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研究方面兴趣浓厚的学者，并已经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中文系的西方文化理论研究、哲学系的宗教思想史研究、清史所的近代差会研究等等。为了使不同专业、不同层面的研究形成一种合力，中国人民大学批准我们以中文系为依托，打破专业界限和系所界限，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以便为学界同仁的相关探索、交流与合作提供更多的机会。 孔子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力求以此为鉴，广泛吸收各相关专业以及国内外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才，联合中外学人、教俗两界，逐步形成一个一流的学术群体，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研究领域中，切入深层的中西思想的对话。 二、组织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95年底。为了便于合作并充分发挥研究机构的职能，我们采用聘任与课题相结合的组织方式。 在行政方面，研究所聘有兼职工作人员6人，以保证日常工作的落实；在学术方面，研究所设有学术委员会，聘请相关学者担任学术委员，同时研究所还以研究课题为媒介，聘请研究人员长期兼职或进行短期合作。此外，中文系“西方文化理论与宗教”专业方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也参与研究所的学术活动。 目前，研究所所长由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杨慧林兼任；学术委员会主席由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刘小枫兼任。 三、合作项目 自19995年以来，研究所已经同十几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与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国际科技教育服务机构及人民出版社合作、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多伦多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杜宾根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合作等。 四、学术刊物 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与国际科技教育服务机构及人民出版社合作，从 1998年起正式出版《基督教文化学刊》（每年两期）。《学刊》主要栏目包括： 1.道无常名（理论与经典讲解） 2.浑元之性（基督教思想家研究） 3.化通玄理（基督教与社会、伦理问题研究） 4.法浴水风（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对话） 5.镜观物色（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研究） 6.法流十道（汉语基督教史料研究） 7.书殿翻经（书评及新书介绍） 8.和而不同（学术讨论与回应） 9.罄集明宫（学术动态） 五、研究所主要研究人员简介 章安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近年的代表性著作为《西方文艺理论史》、《现代文学批评史》（翻译）等。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总监。近年的代表性著作为《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等。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副系主任。近年的代表性著作为《罪恶与救赎：基督教文化精神论》、《追问“上帝”：信仰与理性的辨难》等。 黄克剑: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近年的代表性著作为《人韵》、《寂寞中的复兴》等。 六、近两年来研究所承担的主要研究课题 1、现代西方论与古典文论的渊源关系 项目源自：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课题 项目主持：章安祺 2、中世纪欧洲文学与基督教 项目源自：国家教委社科基金九五规划课题 项目主持：杨慧林 3、“西方文化与基督教”书系 （含《C.S.LEWIS作品译丛》、《基督教与西方文学译丛》、《汉语基督教研究资料汇编》） 项目源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委托项目 项目主持：黄克剑、钱秉毅、许志伟、梅瑛 4、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基督教影响 项目源自：欧盟──中国高等教育合作计划 项目主持：杨慧林 5、西方文化与基督教研究合作交流 项目源自：加拿大维真学院 项目主持：杨恒达、梅瑛 联系地址：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慧林中国北京海淀路175号中国人民大学7号信箱邮编：100872 电话及传真（Tel/Fax):（86-10）62514619 电子邮件（E-mail):huilin@public.bta_net_cn The Institute of Christian Culture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Directorrof.Yang Hui-Lin P.O.Box 7,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P.R.China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印尼警方10月29日透露，一伙不明身份暴徒当日在中苏拉威西省攻击一群中学女生，并将其中三人斩首，另有一名女生严重受伤。

　　据美联社报道，被攻击的是一所私人基督教中学的女生。当天，他们在前往上学途中，走过一个可可种植园时遭到埋伏。袭击者非常残忍，将三名女生斩首后，把他们的头部扔在离身体几公里远的地方。

　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在中苏拉威西省，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人数相当。印尼的基督徒大多是华人。2001-2002年，该省曾发生一次宗派流血冲突，造成约1000人死亡。

去年印尼海啸后，中国政府动用中国国库资金，并动员中国人民向印尼捐款，总额为5亿人民币。

上个月，印尼海军击毙3名中国渔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发言中声称，印尼和中国是友好国家。。。。。云云

我们国家怎么这么仁慈..

我很痛心啊!

亲爱的党啊,我们难道不可以强硬一些吗??

中国有句古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仲尼就是孔子，这句话是说如果没有孔子，中国历史就会如长夜一般。实际上有了孔子，万古还是长夜。为什么这么说呢，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他的名著《晚清70年》中写到，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长期停滞，2000年如一日，社会结构实际上一直没有改变，就象毛泽东所说：“千载犹行秦法政”，政治上2000年来是皇帝专制的家产官僚制，经济上2000年来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很多人思考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催生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为什么中国在落后西方国家三四百年时间后，在1978年才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1993年，我到深圳的时候问当地人，为什么深圳与香港只有一桥之隔──罗湖桥，以前就只有深圳人偷渡香港的份，香港为何经济发展地那样好，法律制度那样地健全？这里制度是一个明显的原因，但制度背后的文化、思想、宗教信仰才是催生制度的根本原因！
　　我们国家经历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市场经济最终没有在我国诞生，我们是移植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过来的。影响中国两千年的，最重要的是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优点我们今天先不谈了，我在这里只谈谈它对市场经济的诞生形成的巨大的阻碍作用：
　　首先．儒家是一个高度尊重现实和传统的人生伦理系统，它不追求来世，也不会有来世与今世的对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探讨我们死后到那里去的问题，他也不关心来世、得救和永生，儒家里面没有一个超越现实世界之上的属神的国度。没有一个永恒的批判者和公义严厉的审判官，没有一个有尊严荣耀的人的形象和美好世界参照系统。孔子觉得我们的生命是祖先传下来的，所以特别抬举祖先，形成了祖先崇拜和所谓的“祖宗之法不可变”。这种2000年来尊重传统，反对变革秩序、反对改造世界的观念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其次，儒家的自我修炼、内圣外王的人生信仰系统也只给士大夫阶层享用，至于社会上占80%的凡夫走卒、商人农民的生活与工作没有信仰上的价值，所以根本上贬低了职业和工商业的意义，这也是老百姓得不到信仰关怀、使中国民间社会巫术迷信、异端邪灵泛滥的原因。中国社会的“官本位”现象是来自于儒家的，所谓“学而优则士”。“我”读《四书五经》就是为了当官，商人做到一定程度一定要搞个红顶戴戴，甚至不再经商而去从政。我去沿海一些地方，那些企业家名片写的是县政协、市政协、省政协什么的。官本位思想还在作怪，商人有了钱买官，不会扩大再生产。这是中国企业无法作大的原因之一。
　　最后，儒家对金钱没有赋予超越的、信仰上的意义。儒家一方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表现出对金钱的藐视，另一方面儒家由于没有超越此世的理想、没有人活着的目的是荣耀上帝这个理念，所以儒家最终将现世中的福、禄、寿与死后的声名不朽，来作为人生的目的。金钱在这里只具有很现实的意义，金钱成为满足个人欲望和自己活得更好的一种手段。所以中国社会真正的状况是“天下熙熙，既为利来；天下攘攘，既为利往”。但这个“利”或者说是金钱没有任何超越性，没有信仰的价值，所以中国古人逐利的劲头是催生不了市场经济的。
　　这样一个文化根基导致中国2000年如一日，直到1978年才开始真正出现私营公司、股票等组成的市场经济。
　　那么市场经济最初诞生在什么地方呢？是印度吗？是埃及吗？是伊拉克吗？不是的。这些国家和国家中的人，虽然都有对金钱的贪欲，但为什么发展不出市场经济来？跟马克思齐名的著名社会学家韦伯认为市场经济的诞生跟对金钱的贪心一点关系也没有，反而跟特殊的文化宗教有密切的关系，他考察了各国经济发展史，得出的结论是，在基督教新教诞生的地方，如荷兰、瑞士、英国、美国，最早诞生了市场经济，是新教伦理催生了市场经济，为什么说是这样呢？
　　在我看来，新教，也就是我们的基督信仰的三大方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是新教的积极入世倾向，一个是天职观，一个是预定论。
　　首先我们说基督信仰的积极入世。基督徒主祷文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我们必须将信仰实践出来，将上帝的旨意贯彻在地上，也就是一定要将真理贯彻到现实生活中，而不要悬在半空中下不来。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以及佛教，道教等等，都是宣扬一套离世、逃世修行的人生观。我去温州雁荡山，发现山里面很多道观、寺庙，而基督教堂不在深山老林中，基督教堂是在闹市中。这说明基督教是积极地入世的、是要拯救世人的。
　　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家加尔文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他没有说在阿尔卑斯山上的修道院才是修道院，而是现实的这个世界才是我们真正需要修道的地方，而我们的工作、生活是我们在世界这个修道院中修道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要贯彻在我们在世上的方方面面。正象〈〈哥林多前书〉〉中所说的：“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麽，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荣耀上帝自己，而且上帝要借基督徒来荣耀、得胜这个世界，上帝要在地上的任何领域败坏魔鬼撒旦的恶行。〈〈马太福音〉〉中还教导我们，要我们作光作盐，也就是要基督徒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作标杆、作明灯、作防腐剂。这样一种积极入世的信仰观念，无疑能最大限度地推进地区、国家和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其次我们讲马丁·路德提出的天职观。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认为只有神甫的职业才有信仰上的价值，才是神圣的，才是上帝的呼召。而马丁·路德提出每个基督徒的职业都是上帝的呼召，都是非常神圣的。马丁路德说：人人是祭司，人人有呼召。每个人都是全时间敬拜上帝的神职人员，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上都是在全职侍奉上帝，每个人的职业就是他信仰的方式。宗教改革时才真正出现了职业这个概念，职业一词是calling。call是呼唤、呼叫的意思，calling，含有“召唤、神召”的意思，意即上帝在天上呼唤你、命令你以何种方式来荣耀他。职业即是天职，是上帝安排的任务，这是职业最根本定义。calling也是我写的两本书的英文名字。
　　就象在〈〈歌林多前书〉〉中所写的：“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天职观大大提高了普通人职业的地位，使日常工作获得了尊严和权利，使不事生产的社会阶层和默想的行为失去了卓越的地位。天职观尤其给予了工商业信仰上的价值，就是作生意、赚取财富、经营企业也是在响应上帝的呼召、是calling、是神圣的敬拜。天职观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敬业、勤俭、理性计划等现代职业精神诞生并得到强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准备了强大的精神资源，它还使卑微的民众及其职业获得了社会地位和信仰价值，撼动了统治阶级，成为走向民主社会的强有力的推动力。
　　另一个对现代社会的成型有根本影响的基督教思想就是加尔文的预定论。被誉为“美国之父”的法国神学家加尔文，是一个在我国被忽视的人物。其实他的思想带领了奠定美国基业的早期清教徒，建立美国的清教徒完全是被他的神学思想引导的。在我的那本〈〈天职〉〉一书中讲的就是清教徒精神。清教徒精神成为美国建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加尔文的预定论认为，上帝在创世之先就拣选一部分人为上帝的选民，只有他们才能获得拯救，其他的人命定要下地狱。这样的拣选是上帝主权决定的，任何人类的行为、巫术、圣礼都无法改变上帝的旨意。也就是人的得救完全在于上帝，与人的一切无关。就如〈〈以弗所书〉〉所写的：“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罗马书〉〉上也说：“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
　　人是否得救完全是上帝预定的，这就排除了人的任何迷信、巫术、圣礼甚至烧香、磕头、献冷猪肉、贿赂神灵等手段，将人的行为排除在外，也将人干预神灵世界的可能性完全排除了，将得救的确据完全地指向了现实的社会中，基督徒的眼光不再盯着圣礼、属灵的世界，或象极端的灵恩派特别关注方言、医治等灵恩，而是将眼光关注在现实世界中。正如〈〈申命记〉〉中所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而凡是上帝的“选民”，他蒙受的恩典就永不会失去，而凡上帝拒绝赐予恩典的人，不但不可能用带着巫术性质的方法获得恩典，而且也没有任何其他方法来得到它。基督徒必须成为上帝的“工具”，必须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来“证实”他是选民，必须踏实作明显的事情。因为除了社会生活以外，其他的一切途径都是我们人所无法干预的，属于“隐秘的事”。
　　那怎么知道自己是得救的呢，一靠坚信，二靠社会生活证明你是上帝的选民，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事务上见证神的荣耀、找到自己得救的凭据。
　　预定论使基督徒更加坚信自己是“选民”的一分子，以终身的所有作为来荣耀上帝，只要因信称义、确信自己是得救的，就在凡事上荣耀神，就不会再干一件坏事。而且确信自己是得救的，就要把工作、生活中的每一寸光阴用来荣耀神。如此才能得到被上帝拣选的确证。若他有一丝丝自我怀疑，或在行为上偏离了选民应具的德行，那恰好证明他不够“资格”得救，只能抱怨其命运。如此只能使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行为更加地圣洁。
　　预定论使基督徒积极地介入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事务，并用这些事务上的符合上帝心意的果效来验证自己基督徒的名分。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们应该尽力在凡事上、在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中荣耀上帝，用上帝之道指导并变革社会中的经济、法律秩序，并在工业、商业、贸易等职业中尽力工作和不断扩大再生产，在增进财富上荣耀上帝，就如清教徒布道家约翰卫斯理所说“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把挣钱上升到天职、上升到神圣的责任伦理的境界。为上帝的荣耀尽力挣钱，为上帝律法的缘故尽力省钱，为耶稣的爱和邻人之爱而去捐钱。我们知道，美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都是在清教徒捐赠建立的神学院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有了捐献，才能有公共事业的发展。所以，把财富当作荣耀神的事物、而非理解为形而下的事物的观念才能促进经济整体发展，才能催成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社会整体的良性发展与进步。
　　通过天职观与预定论，新教催生了市场经济的精神，也就是资本主义精神。我们了解了历史，就知道了市场经济的精神根源在哪里，我们就不会舍本逐末被一些乌七杂八、似是而非的观念所误导。
　　我们看到了新教伦理在历史上的功用，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在自己的企业中运用新教伦理打造我们的企业文化。现在，美国很多大公司的企业文化都建立在新教的根基上。我们看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是以新教伦理为基石的企业文化呢？这样的企业文化有5个特点，今天我们简单地讲一下。
　　一是信仰先行，也就是企业文化、价值观要先行。《马太福音》中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人有了信仰才能确立一生的意义和职业生涯规划，而一个企业有了信仰、价值观才有方向和凝聚力。青岛海尔的张瑞敏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说他在企业中不仅扮演工程师角色，还扮演“牧师”的角色，就是天天讲、周周讲、月月讲，树立职员们新的人生观、职业观、职业精神。
　　湖南梦洁家纺公司获得了2005年企业文化先进单位，其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也是第一。这与他们将爱作为企业文化的宗旨和根基有关。这是一个以爱为核心的企业，在它的企业内刊《梦洁·爱家》中写道：梦洁企业文化核心：在以“爱”为基石的付出中成就荣耀。梦洁公司的统一的行为规范：1，洁身自好；2，善待他人；3，爱人如己。
　　爱不仅改善我们的公司文化，也提升公司的目标和我们人生的目标。虽然我们每个企业的直接目的是赚取利润，但在牟利这个目的背后，有着更高的、终极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对人类、对他人、对世界的爱。惟有爱，使我们的经济活动和每天的工作充满了意义，使我们的牟利活动和赚取的财富得到了永恒之光的关照。
　　二是员工与企业家要共同认为在企业中工作是侍奉上帝的方式，我们被按立、呼召成企业人员。对工作要神圣，要将工作与自己生命信仰的实现联系起来。2005年6月份，我们接待了美国著名职业精神著作《爱上星期一》的作者约翰·贝克特先生，他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用暖气炉生产商──美国贝克特公司总裁。他在我们召开的一次近200多名职业人士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演讲。他说，他为什么把这本书起名“爱上星期一”呢？这是因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大多数职业人士“讨厌星期一”，星期一标志着一周的工作又开始了，标志着烦躁、劳累等状态又要重复了。
　　贝克特先生讲他年轻时非常喜欢星期天，因为在美国星期天是做礼拜的日子，大家穿得漂漂亮亮到教堂里唱赞美诗，亲戚朋友们欢聚在一起，非常高兴愉悦。但是一到星期一，想起又要面对繁重的工作，他就开始心生厌烦。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萌发了去当牧师不再工作的念头。
　　后来发生的众多事情使他的思想有了很大改变，他首先感到自己在企业中的工作与那些牧师的神职一样具有神圣的价值。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不能生活在星期一与星期天的割裂状态中。他在对我们的演讲中说，工作就是敬拜，是你信仰的一部分，而星期一是星期天的延续，所以要“爱上星期一”。
　　第三，利润是途径，不是终极目的。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跨国公司竞争力》课题组在研究世界500强时发现：他们树立的企业核心理念几乎很少与商业利润有关。摩托罗拉公司： 保守高尚的道德操守，对人永远的尊重。福特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中有一项是：让每一个人都用得起汽车。这两个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似乎与自己的商业利润无关，更强调的是人类的永恒道德规范和对社会的责任。沈阳的华夏人企业，将企业目标定为： 把福音传遍世界各地，成为上帝爱中国的见证。这些高远、神圣的目标赋予了企业永恒的价值，企业不仅不为此经济效益下降反而更加地好。
　　学经济学的人第一天要上的就是理性人假设，就是人要以谋求利润为行为的第一动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教伦理打破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也就是人单凭着荣耀神反而才能发展出市场经济、反而才能是国家富强；而人仅仅凭着对金钱的贪欲，反而发展不出市场经济来，反而使企业短视、不能成长壮大。
　　第四 企业文化中要彰现爱，以及相关的谦卑、服务、尊重人等理念。我们的社会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爱，而企业中、公司中缺少的也是爱。南方的好多企业，各级主管对待同事与下属员工，有时连起码的人道也没有。我到温州乐清市讲座时，有很多职工向我反映当地从来没有周末的概念，有时候一整年都没有休息的时间，这实际上是把员工当机器而没有当作人来看待。江浙一带企业劳资关系还算是不错的，以前很繁荣的珠江三角洲一带，现在发生了民工荒，原因就是长期对劳工的非人待遇遭到了自发的抵制，现在广东的老板们尝到了没有工人的苦果。
　　《南方都市报》报道的阿星事件，是因为主管克扣员工工资而导致杀人的，而《中国青年报》评论的王斌余杀死多人案，也是贫富矛盾、劳资矛盾激化造成的，在这些案例中，我们看不到丝毫人对人的爱来，看到的只是人对人的欺压、残酷和血腥的报复。我最近看了深圳的一份《晶报》，说深圳龙岗区一家手袋厂由于有了夫妻房，而使工厂效率大为提高，至少提高了三成。让人性中的正常需要得到满足，这是人道的最起码的表现。就是在监狱中也有不少探监专用的夫妻房，更何况我们的企业呢？有了对人的爱，人的尊严才能得到保障，员工才能时刻为企业着想，才能焕发出自己的热情和才干出来。
　　在大城市的职业人士中，我们是否也贯彻了爱的精神了呢。只要我们留心一下媒体，就会发现公司中也极度缺乏爱。对女职员的性骚扰不时发生、各级主管的蛮横无礼常常激发下属的反抗和冲突、钩心斗角的办公室政治、功利而没有人情味的公司文化等。我们在这种没有爱的文化中工作，自然没有微笑也没有效率。
　　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世界各国首脑都对她恩戴仰慕的特蕾莎修女，是一个对爱最有发言权的女士，她将她的生命奉献在了救助和关爱印度加尔各答穷人、老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身上。在一次美国克林顿总统的早餐会上，当载着特蕾莎修女的轮椅缓缓推进来时，在座的美国精英人物们都全体起立向特蕾莎修女致敬。在这次总统早餐会上克林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所做的事，再过几年人们就会忘记；而特蕾莎修女所做的事情，将永世长存、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特蕾莎修女说的：“许多人误解了我们职业中的工作，我们的职业就是爱。”
　　最后一点，企业要树立信仰第一、家庭第二，工作第三的理念。企业中的工作，不是为达成其他事情的手段，工作本身就是目的，在工作中实践信仰，将信仰放在引领工作的第一位。我们一般的企业也宣扬一种为了工作不顾家庭的观念，实际上这是与人的生命原则不相符合的。家庭是实现每个人生命信仰的最根本基地，是体现永恒的爱的最基本的单位，是生命的基础训练营。如果确认工作是人实现生命信仰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家庭就必须置于在工作之上。英特尔副总裁、首席CTO帕特·基辛格是非常热爱家庭的职业人士，他始终将家庭放在工作之上，他在探讨如何平衡信仰、家庭、工作的书《平衡的智慧》中写道：“信仰第一、家庭其次、工作第三，这是我的次序安排原则。”
　　时大鲲，是摩托罗拉中国前总裁，他在GE干了14年，曾陪同杰克·韦尔奇受到邓小平接见，他是位非常热爱家庭的职业人士。他与妻子陈女士1977年结婚后一直非常和睦恩爱，两个孩子也聪明懂事，各自事业发展得不错。时大鲲先生在一次记者答问中指出：“我倒认为若想有一个充满喜乐平安、和谐丰富的生活，次序是相当重要的。我的人生次序可以用5F来概括：信仰（Faith）、家庭(Family)、公司(Firm)、娱乐(Fun)、未来(Future)。信仰比家庭重要，家庭比事业重要。很多时候，我遇见冲突的时候，我就是以这个原则来选择和确定的。”
　　以上五点可以说是以新教伦理为根基的企业的5个基本特征。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所讲的，我们从对儒家思想的对比中，看到了市场经济的起源和它背后的精神到底是什么，看到了新教思想在人类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所起到的伟大作用。我们也看到以新教伦理为根基的企业文化的特点和它的积极意义。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经济领域中被赋予天职的职业人士，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自己的工作中，在自己的企业中，努力实践信仰、活出信仰，使周围的每个人、每个企业、甚至整个国家，都能成为有生命、有信仰、有呼召、充满荣耀和和谐的上帝国度中的一分子。谢谢。

这篇文章肯定是基督教徒写的。

是谁在元旦晚会上的讲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