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汶川县发生8.1级地震，成都震感强烈!

从四川大地震看堰塞湖到盆塞海古史初探

──兼评李学勤先生在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

习强  金鑫  刘文传
（四川省绵阳市）

摘要：李学勤先生北川之行后不到十个月，一场震撼世界的5.12四川大地震，不到两分钟就夺取了近十万同胞的生命，上百万个家庭遭灾，整个北川县城几乎被摧毁。这一历史性的巨大灾难，也许会以我国的历史科学和地质科学的进步为补偿。
关键词：远古文明 大地震 非高斯性 大围坪

一、盐亭县百年笔塔倒下

1、谢兴鹏遇难

2008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北川文化馆5名正式工作人员在这次地震中全部遇难，北川知名的羌文化研究专家谢兴鹏也是北川万余名遇难者之一。

谢兴鹏，汉族，57岁，出生在盐亭县两河镇谢家坝。1957年7岁时随父全家从盐亭迁到北川。大学毕业后任过教师、编辑，后来到县志办工作。生前职务有中国先秦史学会禹羌文化研究基地副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文化研究所所长、北川羌族自治县羌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副秘书长。他对禹羌文化非常热爱，撰写了大量禹羌文化方面的书籍，并为保护禹羌文化四处奔走呼吁。就在遇难前，他还刚刚制定出大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5·12大地震不仅使大量北川本土大禹文化研究者失掉了生命，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中的400多件羌族文物悉数被毁，而且还使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勒石村聚居遗址、克枯栈道、无影塔等，无不遭到毁灭性破坏。

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先生在追念谢兴鹏的文章中说：老谢是我去年八月在北川讲课时认识的一位学者。5·12大地震之后，我多方联系都无他音讯。现收到北川县委宣传部长韩贵钧的短信“老谢遇难了！”我真不敢相信。老谢很有造诣。那次我有意提了不少关于大禹和羌族的问题，都没难住他。让县上领导非常高兴，并当即决定大干。老谢做事认真，功力扎实。我讲课时他听得特别专心，又是录音又是笔记。由于我没有讲稿，县委叫老谢整理录音作为工作通报下发。老谢不负众望，第三天就从网上传来近三万字的稿件，质量很高，甚至把我没记全的几句诗词名言都补上了，我十分感动，稍加修改就发回给他了。我读过他几篇论文和今年4月他在《大禹文化》创刊号的序言，感到其文观点鲜明，言之有理，不乏新意。他认为大禹文化的核心是水文化，大禹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今年3月末，老谢还干了一件颇有轰动效应的大事，就是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有“十大名嘴”之称的纪连海先生论剑，置疑其《大禹的婚外情》，一口气指出纪先生四个方面的严重问题，尤其是对把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说成是受婚外情所困，说大禹包二奶，老谢非常气愤，他说这是对华夏先祖的亵渎，纯属哗众取宠，是为提高收视率的炒作，赢得了媒体、社会的广泛支持。我与老谢只见过一次面，相处也只有两天，但我们成了学术挚友。从北川回来后，我经常收到他发来的邮件和论文。有篇关于大禹先在家乡修理湔江河练手艺，然后才去治理岷江的论文，给我印象很深。他认为李冰修都江堰也是受了大禹启发；他还说北川县城后的尔玛山寨山丘，是大禹治理湔江河搬土筑起来的，因此山顶茶叶很香、梨子特甜。我答应在成都和他一起修改这篇论文，然后推荐到有影响的刊物发表。没想到，大地震使我们阴阳两隔，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但我相信，老谢在天堂与大禹相见时，治水祖先一定会充分肯定他的功绩。

2、李学勤先生北川之行

据谢兴鹏生前报道，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四川省社科院禹羌文化研究所协办的“纪念禹生北川4134周年暨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于 2007年7月19-20日在北川隆重举行。在此期间举行了“中国先秦史学会禹羌文化研究基地”、“中国大禹文化之乡”授牌仪式、禹穴沟风景区建设开工奠基仪式。2007年7月19日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先生作了专题学术报告，通过对保利艺术博物馆2002年新购的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遂公须”和2004年在四川云阳出土的“东汉景云碑”等新资料的分析认为：大禹是人不是神，大禹治水是真实可信的，禹生西羌、禹生石纽的传说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并且说：“朝拜大禹，首选北川。”在谢兴鹏另一篇谈与李学勤先生交往的文章中，他还说：“2007年7月21日从15年前李先生为北川提供了一篇重要论文，到15年后真正踏上北川的土地，而且仅仅在北川的土地上工作了20多个小时。这在李先生的日程安排中也许不算太短，我们期盼着李先生再次踏上到北川的行程！”但即使李学勤先生真能再到北川，也不能再见到谢兴鹏先生了。这是李先生离开北川不到九个月的真实故事。

在5.12大地震之后重读李学勤先生在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感慨万千。作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副编审身份、工作的需要， 谢兴鹏对李先生讲话的着眼点在禹生北川，以及他对大禹文化核心是水文化和治水精神的体现的认识，也是对的。我们也支持禹生北川的结论。在5.12大地震之前，我们就在研读李学勤先生在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着眼点与谢兴鹏先生不同的是，对李学勤先生研究考证中华远古文明，把古代埃及的王表年表和中国古代的王表年表联系起来的飞越，非常赞同，认为是对中华古文明的非高斯性识读。李先生北川之行后的2007年9月7日，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的演讲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3、中华古文明非高斯性识读
在盘古文明信与不信之间，王表年表类似一种“非高斯性”计量，人类古文明研究可以说已进入“精确研究”的时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通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考证中华文明远古时期的状况，在我国主流历史学界是第一个进一步把中国古代的王表年表和古代埃及的王表年表联系起来作了大致对比的，这加强了人们对这种非高斯性古文明研究的印象。李学勤先生说的是：
夏商周断代工程于2000年结题，里面有一个《夏商周年表》。这个年表只能说是在一段时间内我国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成果。古代埃及年表也是一样，这个年表和我们的年表越古老的年代，就越不那么准确。但国际上对古代埃及有较为公认的结果，可以对大致的情况进行对比。古代埃及一般分为前王朝时代、古王国时代、中王国时代、新王国时代，然后进入了波斯占领和希腊化时期。按埃及古书，其间有从第一王朝到第三十一王朝的记载。我们的历史，根据《史记》，第一篇是《五帝本纪》，即五帝时期。大家传说的炎黄二帝，黄帝就是五帝时期的开始；然后是《夏本纪》，夏代；《殷本纪》，商代；《周本纪》，周代……。古代埃及那个年表，它从前王朝时代开始，也就是第一和第二王朝，按现在的估计，大概是公元前3150到2700年。古王国时期，也就是第三王朝到第六王朝，是公元前2700到2200年。然后有第一中间期，是第七王朝到第十王朝，在公元前2200到2040年。接着是中王国时代，有第十一王朝到第十二王朝，大概是公元前2133到1785年。其后有一个第二中间期，是第十三王朝到第十七王朝，从公元前1785到1552年。接下来是新王国时代，有第十八王朝到第二十王朝，从公元前1552到1069年。然后有一个第三中间期，是第二十一王朝，从公元前1069到945年。总结起来分成三大段，古王国：公元前2700到2040年；中王国：公元前2133到1552年；新王国：公元前1552到945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的几个大朝代，跟古埃及这几个时期的划分差不多。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按古书的记载推算，大约就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接着是夏朝，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从公元前2070年开始；夏的灭亡、商的开始，我们估计是公元前1600年；商的结束，也就是周武王伐纣的年代，我们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年份──公元前1046年。现在来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两者的共同性，埃及的古王国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2700到2040年，如果算上前王朝时期就是公元前3150到2040年，而我们的五帝时期大约是公元前3000到2070年，这很接近了。特别是埃及第一中间期的最后，和夏只差30年。再看中王国时期和夏代对比，中王国时代加第二中间期是公元前2133到1552年，我们是公元前2070到1600年，这个数字只差约50年。然后是新王国时代，公元前1552到1069年，如果加上第三中间期是到公元前945年，而我们的数字是从公元前1600到1046年，数字还是相当接近的。
我们说，李学勤先生把中华古文明与古埃及计量的对比，是从高斯性看待非高斯性的，例如他说：我们不是宣传历史定命论，也不是前苏联《世界通史》中的同时代法；“古代人类的文明，在不同的地方有各自独立的起源和进程，可是它们的发展还是有某种共同性的──我们的五帝时代大约相当于古代埃及的古王国时期，夏代与中王国时期、商代与新王国时期大体相当。这一点只供大家参考，我不做过多的引申。”
1）从水、治水文化到水从何来的地震文化
人类远古史的研究类似宇宙远古史的研究，它时间模糊不清，头绪纷繁复杂。５·１２四川大地震后，北川遭灾最惨，有人出来和北川争大禹出生地，说大禹出生在山东莒县，而不是在发生大地震最危险的北川。这使我们想起浙江学人钟毓龙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也许钟毓龙也会提醒谢兴鹏说，人类远古史的研究仅从水文化，治水精神着眼是不够的，水、治水从灾害而来，但灾害为何为灾，也应是人类远古史研究的内容。当然李学勤、谢兴鹏先生抓住“大禹”，也算抓住了远古史研究的“牛鼻子”。
钟毓龙写作《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是在1933年8月25日发生茂汶叠溪的8·0级大地震之后。那次大地震叠溪镇地区在剧震发生的几分钟之内，几乎笔直地隐落，呈单条阶梯状下滑距离达500—600米。强烈的地震引起岷江两岸山崩，河道堵塞，形成地震堰塞湖。崩塌的山体在岷江上筑起的银瓶崖、大桥、叠溪三条大坝，把岷江拦腰斩断，使流量为每秒上千立方米的岷江断流。截断了的江水立即倒流，扫荡田园农舍，牛马牲畜。经过30多天的倒流，因叠溪超过银瓶、大桥两坝的高度，注入叠溪坝内的江水又倒淹银瓶崖、大桥两坝，使三座地震堰塞湖连成了一片。湖水随群山回旋绕曲，逶迤四五十华里，最宽处达四五华里。同时松平沟、水磨沟、鱼儿寨沟等地山崩数处，形成大小海子十一个，叠溪城及附近21个羌寨全部覆灭，死亡6800多人。震后第45天，即10月9日，岷江上游阴雨绵绵，白腊寨公棚地震堰塞湖崩溃，江水猛增。傍晚，高160多米的叠溪坝崩溃，积水倾湖而出，夹带泥沙巨石，沿江而下，江中浪头高达20丈许，吼声震天，10里之外皆闻。沿江村镇、田园一扫而光，数万亩农田庄稼被毁。人畜逃避不及者，尽被卷人水中，又有 2500多人丧生。地震罕见水灾引发钟毓龙研究众所周知的大禹治水。他研究了五百余部中国古籍后发现，现在的黄河在帝尧以前是没有的。道理是，尧、舜、禹时代的洪水，淹没了现在陕西、山西两省大部分面积。如果黄河已有河床，最多只是把沿河两岸淹没，何至于陕西、山西两省大部分面积受灾？钟毓龙并不全是一家之言，目前在北京工作的王红旗先生，2003年8月出版的《经典图读山海经》，更认为帝尧时东面的大海已倒灌淹没到了太行山脚下。

2）复杂程度与非高斯性
从水、治水文化到水从何来的地震文化是一项“精确研究”，涉及高斯性与非高斯性之争。这也类似宇宙学的高斯性与非高斯性之争一样。宇宙学中微波背景辐射谱的非高斯性的理论和实验，是暴涨宇宙中的新物理信号，有人说非高斯性很可能成为热点中的热点。因为传统的暴涨模型预言非高斯性，即密度涨落关联的非线性，是非常小的，研究暴涨理论的人一直不太关心非高斯性，直到最近情况才开始改变。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因为理论家一直想超越暴涨模型。那么，究竟什么是非高斯性？这里如果不想谈它与宇宙学的联系，而来谈它与人类古文明“精确研究”的联系，那么中国科学家张学文先生作出了一项重要贡献──他把对复杂程度的计量与高斯性分布函数联系起来，在高斯性与非高斯性的“悖论”中作迂回计量，使我们能对非高斯性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张学文先生是新疆气象科学研究所的前所长，研究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出版《气象预告问题的信息分析》、《熵气象学》、《组成论》等书和发表论文多篇；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但《组成论》一书中提出的“最大复杂度与最大出现概率具有线性数值关系”，即最复杂原理，按《组成论》对“复杂程度”的定义，在简单情形实际也类似一个悖论。其道理是，在一次随机抽样中，本来高概率的事件容易出现，作为“ 概率公理”，是正确的；但又称最复杂原理是指“事物的复杂程度会自动最大化”。这里它把这个最复杂原理的“复杂程度”的定义，与“多”联系起来，延伸为个体的数量，把同人们平时称“多”为“复杂”的理解，有一致的地方衔接起来，认为可以用一个数量的大小来定量表示复杂程度的大小，而称为“复杂程度”。但接着它又把“复杂程度”延伸指一个客观事物内部的状态的丰富程度──这和“多”为“复杂”也一致；然而在《组成论》体系中，虽然其构成前提是作为全同性的个体，但是又着眼于具有可区分标志值的个体──在这个标度上，全同性的元素包含的可分析的属性被突现出来了，于是复杂程度C是一个数量，它不是函数也不是向量，它描述的是一个广义集合（客观事物、系统、总体、体系）内部状态的丰富程度，它的计算公式是C=-∑ni×log(ni／N）。这里，N 是广义集合内的个体总量，而各个ni是各个标志值分别占有的个体数量。最复杂原理如果可以关联用“复杂程度C”描述，那么广义集合内必然存在一种关系──标志值少的，不复杂，即它分布的相同个体就多，在一次随机抽样中相同个体多的，也容易出现高概率。相反，标志值多的，变复杂，即它分布的相同个体就少，在一次随机抽样中相同个体少的，也容易出现低概率。这就是所谓的最复杂原理称的“最大复杂度与最大出现概率”，在这里是成反比关系的。
3）高斯性与非高斯性的结合
张学文的最大复杂度与高斯性的数学也许难懂，这联系我国人类古文明研究说穿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等就类似“抛物线”研究，属于高斯性；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古代埃及王表年表等类似“平滑线”研究，属于非高斯性。高斯性的优点是能托出“主旋律”，如司马迁的纪传体的《史记》。非高斯性的优点是时间、脉络清楚，如司马光的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喻传赞教授的“喻传赞曲线”研究古史，是把高斯性与非高斯性结合起来的研究。
1992年9月28日至10月4日，全国数学、物理、力学高新技术第四届学术研讨会在平武召开，开幕式后的第二天大会就先组织100多位代表就到近邻的黄龙寺、九寨沟考察。从平武到黄龙寺、九寨沟路上，100多位代表看到松潘毛儿盖前后百余公里地的时隐时现的山崩地裂景观，历历在目──延绵数十里不见一只飞鸟、不见一棵草木的怪石嶙峋的大山，像刚发生过大地震的景象，使人震撼。这引起云南大学高能天体物理学家喻传赞教授的极大兴趣。同车的盐亭代表告诉喻教授：这是一本解读上古史的“第四部书”。
近代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国地质学者研究或传播关于因近万年大地震产生地裂等地质局部灾变，造成从堰塞湖到盆塞湖和盆塞海一类的特殊地貌结构等知识，是有空白的。刘东生先生补足黄土高原认识的只是“第三部书”，也说明了这一点。四川盆塞海遗迹与大地震遗迹联系的“第四部书”从哪里来？因为盐亭学人何拔儒先生生前已研究了半个世纪。他说，上至盘古王开天劈地、女娲补天、洪水朝天、伏羲兄妹造人烟、共工怒触不周山、刑天舞干戚、廪君西迁，到大禹治水等上古神话，下至1933年茂汶叠溪大地震，如果都作了深入研究，你也会提出“人类文明起源于大地震假说”。
喻传赞教授等代表返回平武后大会继续作学术报告，喻教授就放弃了原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在大会上拍案而起，专讲“喻传赞曲线”，公布了他对近一万年我国的气候变化曲线研究的消息，即他完成的国家课题—“喻传赞曲线”。他指出，分别在4000年以前和6000年以前的两个阶段的坐标位置，有两个峰值，他据此认为与古代女娲补天和大禹治水等传说的时间十分对应，证明我国的古代女娲补天和大禹治水等神话联想的类似大地震灾害，有很大的可信成分。
4、地震文化
1）在海底或滨海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能引起巨大的波浪，称为海啸。
2）火山爆发，离近海边或在海底也能引发海啸。
3）据《减灾必读》（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０）一书统计，历史上各种自然灾害曾毁灭了世界各地５２个大的城市，其中因地震而毁灭的有２７个，包括１９０６年美国旧金山８级大地震、１９２３年日本东京８级大地震、１９７６年中国唐山等大城市的毁灭性灾难。地震之外的其他各种灾害，如水灾、火灾、火山喷发、风灾、沙灾、旱灾等毁灭的大的城市为２５所。因此，地震占毁灭大城市总数的５２％，可见地震灾害确系"害群之首"。
4）全球地震可分为海洋地震和大陆地震两大类，其中发生在海洋的海洋地震占85％；发生在陆地的大陆地震占15％。但由于大陆是全球人类主要的聚居地，因此地球上的地震灾害绝大部分来自大陆地震。根据本世纪以来的地震灾害统计，大陆地震所造成的地震灾害占全球灾害的85％。
5）据本世纪以来有仪器记录资料的统计，我国占全球大陆地震的33％。我国平均每年发生30次５级以上地震，６次6级以上强震，１次７级以上大震。我国不仅地震频次高，而且地震强度极大。根据日本地震学家阿部胜征的研究，本世纪全球发生的面波震级大于等于8.5级以上的特别巨大地震一共有３次，即1920年中国宁夏海原8.6级、1950年中国西藏察隅8.6级和1960年智利南方省8.5级地震。可见中国的地震不但在世界上最多，而且最大。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稠密、建筑物抗震能力低。因此，我国的地震灾害可谓全球之最。
6）本世纪以来，全球因地震而死亡的人数为110万人，其中我国就占55万人之多，为全球的一半。因此，粗略地说，我国的国土面积占全球的1／14，人口占1／4，地震占1／3，地震灾害占1／2。
7）我国就各种自然灾害而言，在地震灾害、气象灾害、海洋灾害、地质灾害、农作物生物灾害、林业灾害等各大灾种中，据建国以来近50年的资料统计，就各种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比例来看，气象灾害为57％，居灾害之首。但就各种自然灾害的人口死亡的统计来看，地震灾害占54％，为群灾之首。
8）综上所述，我国从古至今都是地震灾害最深重的国家。就地震这一灾种来说，我国为全球之最；就我国国内各种自然灾害而言，从人口死亡指数上看，地震又是群灾之首。因此，从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翻译介绍西方科技知识，东西方科学文化开始交流、碰撞起，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用大地震引发堰塞湖到盆塞海的非高斯性古史“精确研究”，就已经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

5、盐亭县百年笔塔作证 　　
５·１２大地震，盐亭县城中31米高的笔塔垮塌，当晚电话传到绵阳，我们听了十分震惊。过后笔者到盐亭两次前往笔塔地点察看。见周围虽有地震发生的危房，但直接垮塌的没有，而笔塔垮塌也奇：这类似粉粹性垮塌，砖头散乱在四周，连成大块的不多，所以靠近它的房子受损的也不严重。现仅余约9米，大致两层，实际只有一层半多，因为西面有缺口，只是东面至第三层还完好，而且在第二层露出了一副完好的对联，约长两米，字约小碗口大。
右联是：门第科举擢东关
左联是：火候文章光北斗
横批是：云蒸霞蔚
盐亭笔塔是省级保护文物。位于盐亭县委机关内，即原来的盐亭旧城西门外宝台观。笔塔建于1888年，到2008年整整120年，其间经历过了1933年和1976年两次大地震。该塔为重檐歇山式楼阁塔，七层六面，高31米。笔塔得名，因她清秀、挺拔、美丽、高装、夺目，像一管巨笔着墨伸向蓝天。
笔塔塔基周长36.8米，用巨石砌成三级台阶。塔身用青砖和精工烧成的筒瓦以及预制饰件砌成。塔身每层檐下内收斜面和下层颈部直面皆镶嵌宽窄各二道浮雕二方连续花边图案。宽幅图案由万字格或九迭篆式条纹构成；宽幅花边图案中还点缀着花草虫鱼、飞禽走兽，以及山水人物深浮雕场景。底层每角棱柱皆配砌大型耳状石鼓磉墩，石鼓上接飞角处皆塑置或上蹿或下跳的青狮一尊，其姿态各异，生动有趣。塔身上部3层每角悬挂一个铁铃，塔颠装置三连宝葫芦状刹顶。解放后，由于东面对联带有封建色彩，已被水泥涂盖，只现西面第三层以上“龙盘虎踞”四个大字。这四个字各占一层，是用花瓷器片镶嵌而成，十分耀眼。也许因毛主席诗词里也有“龙盘虎踞”，在改革开放前才没被涂盖。
1）对联今解
在垮塌的笔塔四周转了几圈之后，总不愿意离开。难道笔塔就这样不中用？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寻找文字的意义自然浮现在脑际。最后停留在东面仅存的对联下，我们不知道120年前建塔的主事群体是如何想的，它肯定包含了很多封建元素，但它经历了12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以今天的时代文字理解来看，它是否还有生命力呢？我们是已经生活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人，如果把对联其中的“火候文章”理解为有“实践指导”的含义，“门第科举” 理解为指国家“正规培训”的含义，我们认为那生命力也许是永恒的。
因为“门第”虽然是一个封建观念，但它实际是指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等含义，这在今天人们的眼睛里，客观实际也仍然存在。“科举”也是一样，虽指隋唐到清代国家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后备人员的制度，但今天国家也有初中以上的各级升学考试，并且也在试行各级公务员招聘考试。考试虽有弊端，但与单纯的推荐相比，公平性和发现人才的广泛性仍要高一些。“东关”是特指盐亭县城城墙的东门，旧时是政府张贴布告的地方。科举考试的榜文、升学考试发榜，张贴在东门可泛指“公示”评议的方法。其次，旧时县衙门在进东门城内南边不远处，“东关”也可泛指“政府”。这是到解放初期也如此的众所周知的往事。“擢”指“选拔”、“提升”、“任用”。 连起来，“门第科举擢东关”是说，类似有学历的正规考试，是政府选拔任用人才的办法。
至于“文章”狭义虽指字面的东西，但广义也指“实践”、“行动”，这是毛主席以来就是这样教导的。“火候”比喻紧要的时机，也指烧火的火力大小和时间恰到好处。“光”指“光彩”、“明亮”、“照耀”。“ 北斗”指北斗星，它能教人辨别方向。连起来，“火候文章光北斗”是说，及时又恰到好处的东西，指导理论和实践赛过北斗的明亮。
“云蒸霞蔚”是形容景物灿烂绚丽，欣欣向荣、气象万千。
所以整个对联今天的意思是，如果国家看重学院式的正规教育培训及考试、公示等选拔任用各级人才的办法；强调有真知卓见的理论和实践，那么这两者结合起来造成的效果，其有份量赛过北斗星的明亮，社会也会欣欣向荣、气象万千、绚丽多彩。如果再与“龙盘虎踞”联系起来，这里的龙盘虎踞就不是指“王者气象”，而是指的“学院派大师”的理论和实践，对各级政府决策的影响。  
这里提到“学院派大师”，是因为这与对联中的国家级别“考试”有联系，在旧时这与儒家学派是呼应的。我们虽然也是“草根”，并且也不厌恶“草根”，但不等于我们主张只要“草根”不要现代化，或者不可以靠自学正规的教材掌握科学“长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只强调一抓就灵、立竿见影的实用，难于在国际科技舞台上争雄。这也正是我们的软肋。
2）建筑笔塔的时代背景
透过笔塔对联的解读，也许有人难以理解：120年前的盐亭人何能占到这样的高度？那么我们就看看当时建筑笔塔的背景影响吧。
1888年也称作光绪十四年，这也许没什么可称道的。但有人说那一年，也可以说是濒临死亡的满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做了最后一次挣扎，经过短暂的回光返照后进入弥留时期──战乱不断，国家体系崩溃，经济跌至谷底；外敌不远千里驾驶着军舰到中国肆意蹂躏，民生不聊，一个接着一个的耻辱写在我们的历史书上。但那一年有两件事可作为盐亭人奋起的坐标。
一是广东才子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吁请“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当时整个清朝朝廷，正是洋务派当道的时候，慈熙还给光绪有足够的空间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一年在中国也是现代货币形式出现的开始──两广总督张之洞设立银元局，铸造银币；同时另一位洋务运动的代表李鸿章，支持上海道龚照瑗及严信厚等，在上海筹办华新纺织新局，颇有现代工商体制的雏形。在教育方面，在天津，中国有了第一家中学天津汇文中学。在南京，建立了一所教会制的大学金陵大学。在军事上那年清政府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这也许是给“火候文章”和“门第科举”的思维壮了胆。
二是1888年，英国借口哲孟雄问题，悍然出兵二千多人，向西藏地方军队发动进攻。攻毁隆吐山藏兵营房。藏兵英勇抗击后，转移到亚东山谷。四月间，藏兵突袭英军营地，终因寡不敌众，隆吐山、亚东、朗热等要隘相继失守。但清廷却命令藏兵撤出隆吐山边卡，并将积极支持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文硕革职，以长庚代之；又命驻藏帮办大臣升泰驰赴前线，与英国“罢兵定界”，还派海关税务司英人赫政协助升泰同英国谈判，使英国侵略势力打开了中国西藏的门户。这段鲜血化雪莲的历史，也许给盐亭人也有冲击。因为在第二年（1889）盐亭出生了一位叫任望南的人，他与何拔儒同乡，出生时家境清贫，父亲早亡。他在何拔儒的启蒙教育下，选择四川藏文专科学校深造，16岁毕业就投奔藏族地区任教，并从那里崛起。北洋军阀时期，官至山东省代理省长。北洋军阀失败，他漫游欧美，并投向孙中山。到成都解放时，他官至四川省财政厅长。在解放军的感召下，他拒绝随同省主席逃跑，保护案卷财物迎接我军接管。1952年盐亭县法院以支持土匪暴动罪处决。1984年经绵阳地区中级法院查证不实，宣告无罪；四川省委统战部决定对任望南以爱国民主人士对待。任望南在旧时做官期间，曾在家乡创办私立中学，并为盐亭中学等多所中学的发展筹款赠物，有一定影响。
实际早在笔塔修建的25年前，盐亭已拉开近代化的序幕。这个标志是1863年，在盐亭县城东门外的凤凰山顶，以感答随代县令董叔封教民栽桑养蚕之德，重建了一座高6.3米，呈六角形的纪念亭。盐亭人知道感恩，也许同时已明白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在近代化经济中的地位，才选择了董叔封。解放后至改革开放，盐亭县城地面文物能完整保存的只有县委机关内的笔塔和凤凰山顶的董叔亭，没有被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所摧毁，也见其近代化意识的清醒。这同19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影响也有关。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除办新式军备外，就是要办新式工业和学堂。到1888年盐亭建笔塔前后，全国类似1873年海南办的继昌隆缫丝厂、1881年上海办的公和永丝厂、1881年上海办的同文书局、1890年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纺织四局等近代气息，一波又一波袭来，使祖国西南这块有过远古文明洗礼的沉眠的小县、穷县开始抬起头来。

二、中华古文明的高斯性识读
四川临水县青年史前考古学者王先胜首倡建“史前文化公园”，认为在中国西部地区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址，但如果在成都市郊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他觉得史前文化公园主要还不是旅游项目，而是与游乐、休闲、教育、文化、文化产业等相关的东西。但王先胜又说，“炎黄距今四五千年”的传统认识没有可靠的依据，主张“炎黄距今六七千年”；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距今3700年左右，大约夏末商初。那么按李学勤先生说的“史前”划分标准，如果金沙遗址和三星堆年代相差不多，成都并无“史前遗迹”。 可见有王表年表比较的厉害。
李学勤先生说：现代考古学如从中国人自己主持田野工作算起，至今还不到80年；相对于古代埃及、古代美索布达米亚等地的考古工作，虽然我们的历史比它长，但我们考古的时间却短得多，我们没做的事还有很多，可以预期21世纪、22世纪、甚至到23世纪，我们都可能有重大的发现。盐亭以“盐”和“亭”著称于“史”，都被当代的史学家抹掉；盐亭远古文明的传说，如果以高斯性写古史，更会被视为无稽之谈。这不说盐亭籍外的人，就盐亭内部的人，也有情愿信其落后，不相信其有过“辉煌”。1985年蓬溪县整理的1672──1935年五部旧县志送到盐亭县，上有“秦前有盐亭”之说，主笔县志的人解读是“现在的盐亭，在秦及其以前已存在的地盘”。如果“秦前有盐亭”真指“盐亭在秦前存在的地盘”， 也就难说有“发现”了。所以我们说，尽管李学勤先生把古代埃及的年表和中国古代的年表只是作大致对比，这种进步跟从20世纪初期起何拔儒一直在中华古文明非高斯性双赢识读上的求索，也是走到一起来了。
1、        李学勤和何拔儒
李学勤先生1933年生于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至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1954年至2003年，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二至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198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1年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称号，2002年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和奖章。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1959）、《走出疑古时代》（1995）、《古文献丛论》（1996）、《四海寻珍》（1998）、《夏商周年代学札记》（1999）、《重写学术史》（2001）、《中国古代文明研究》（2005）等二十余部及学术论文约500篇，有的已有英、日、朝文版，多部专著获奖。
何拔儒是绵阳市盐亭县榉溪河畔珠瑙沟人，生于1862年，自幼家境贫寒而自励刻苦读书，30岁一举考中秀才，1885年因其成绩优异而补为廪生，一时名噪盐邑，誉满潼川。1903年至1906年作为绵阳市历史上第一个公派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与黄兴、张澜、陈润霖是同班同寝室同学。后来黄兴领导国民革命，张澜领导四川保路运动，陈润霖是把毛泽东招收进长沙第四（一）师范学校的校长，都成为著名的革命、历史人物。由于盐亭当时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的山寨聚落遗址犹存，它们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这些与他读遍的古书记载的蛮荒历史无一相似。何拔儒学贯中西，以93岁的高龄于1955年辞世，人们传说他留学归乡，一生未做官，以受聘教学维持生计；他支持革命；鼓动乡绅贤达办机械化的丝绸厂。另外传说他的奇谈趣论很多，如他猜想四川盆塞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中国西部的部落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那么五千年前联合国的总部就不在美国东部的纽约，而是在中国西部的绵阳地区。何拔儒在出国期间，尽最大的努力，很快学会了日语、英语和俄语等多国语言，为的是破译家乡的“盘古王表”。
2、海啸遗迹考古与大围坪地貌
何拔儒的“人类文明起源于大地震假说”，实际也是在“水”上做文章，并首先冲击了钟毓龙的“尧前无黄河说”。何拔儒认为，帝尧时黄河的河床是有的，当然更谈不到东面的大海倒灌淹没到太行山。何拔儒说，约公元前８０００－３１５０年，现在的川、甘、陕是一个大地震多发地区，长江三峡和剑门关山峡因大地震的山崩地裂有合有开，在川西北地区造成过无数的堰塞湖。如果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山崩堵塞而剑门关山峡地裂分开的组合，引起长江断流，黄河通过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剑门关山峡分开的峡谷流入四川，那么四川盆地就有可能从堰塞湖演变为盆塞海。到约公元前４１７０－公元前２０７０，如果相反的组合──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的组合──即引起盆塞海下面的长江三峡溃坝，盆塞海上面的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通道剑门关山峡的重新堵塞，黄河重新向东流入大海，那么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就会干涸，发达的盆塞海文明大部分就会向中原转移。
那么帝尧时代，黄河淹没了陕西、山西两省大部分面积的洪水从何而来？何拔儒说，以此类推除长期的暴雨成灾外，可能此次还有类似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组合的大地震，同时造成黄河三门峡的山崩堵塞，黄河才能够如此成灾。此时何拔儒实际是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远古联合国假说”。
3、中华大地犹如“漫天星斗” 文明说
中华文明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或者是“多元一体”？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已关注很久。长期以来人们拘于人类文明起源自然大体和平论，即使有自然灾难也重在抗灾英雄的描写上；即使统一，有战争不和平，但自然也大体是和平的。所以司马迁写的《史记》，开篇就是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铸定了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一元论。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史学家和学术界没有摆脱这种“中华文明起源自然大体和平论”；即使20世纪以来，随着历史科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大量地下考古资料的出土，学术界开始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很可能呈“多元一体”状态，在东西南北都有“漫天星斗”式的早期文明生长点，但维护的或者反证的仍是“中华文明起源自然大体和平论”。
1）类似北京日报2003年7月29日归纳的有如下主要几种：
（一）六大板块说。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认为史前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黄河文化中心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二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黑陶文化；三是代表湖北及其相邻地区的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最具代表性的长江下游地区的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以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代表的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的地区文化。六是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的西南地区文化。自然大体也是和平的。
（二）两大集团说。有人认为，史前文化可以从东北的黑龙江到西南的金沙江划一条大斜线。前者以半坡文化为代表，属高原山岭型；后者以青莲岗系统文化为代表，属川泽湖泊型。自然大体也是和平的。
（三）接触地带说。有人主张以阴山、秦岭、南岭三条山脉为标志，划分出几个接触地带，找出各种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自然大体也是和平的。
（四）大小中心说。有人坚持黄河文化是一个大的文化中心，在这一大的中心之外，也存在若干个小的中心。自然大体也是和平的。
（五）辽河流域文化中心说。有人说赤峰的红山文化，并非受黄河仰韶文化的影响才形成的。北方狩猎民族的远古文化，它有自己明显的独立特征；其远古时期，并非落后于中原文化的特点更加突出。自然大体也是和平的。
（六）永州说。以梁绍辉、袁家荣等为代表，认为支撑该说的是在湖南省道县寿雁镇的蛤蟆洞，发现的原始古稻和原始陶器。中国的远古文明史是伴随自然大体也是和平的原始农业的形成而形成，道县玉蟾岩出土文物表明在一万二千年前就有了相对成熟的原始农业和原始制陶业，可知在自然大体也是和平的永州这块土地上，是一万年，甚或一万余年开创了辉煌的远古文化。

2）直接源头自然大体和平三个观
一般认为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之一的大体自然是和平的文明，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大体自然是和平的文明。直接源头，是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等三种区域，在自然大体也是和平下的交流、融合、升华的结果。其方向，是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黄河流域农业文明区域和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区域有一过渡地带，在这一区域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争夺，也不断获得直接的交流、融合。
3）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说
黄河、长江是中国的“两河”吗？有人说中国文明的分布何止这两河！认识早期文明分布和传播的宽广及其多样性，不应限制视界。解决中国早期文明长度、广度和高度的高斯性解读的最好总结，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说。即在强调中国早期文明多线性、多样性的同时，也不能低估各地区间的共同性、统一性。反之，只有存在着共同和统一，多线、多样的各地方文化才作为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而存在。
4、统一中国早期文明最权威、最完整的解读
97岁的季羡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文学家和教育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2008年8月2日在他的97岁寿辰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看望了这位学贯中西的老先生。温总理亲切地问季老：“我常讲，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有一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季老反应敏捷地说：“是恩格斯说的。”温总理又说：“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季老表示同意：“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灾难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也能锻炼一个民族的意志。”
这是５·１２大地震后，统一中国早期文明长度、广度和高度最权威、最完整的解读，也是对中华文明的特点与长盛不衰发展的原因等作出的最权威、最完整的迫切需要的阐释，是对纯中华文明起源自然大体和平论的最新否定。
5、长度、广度、高度说
李学勤先生的中国早期文明的长度 广度、高度说，绕开了谈论“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的话题，也避开了“中华文明起源自然大体和平论”的争议。其奥妙之处，一是把谈论中国早期文明的长度 广度、高度限制在五帝之后，这就躲过了五千年前的大地震多发期，二是以国际上公认的文明的评判标准作论证，也显得有说服力。而且这一妙招也成为我国古史界的共识。
1）“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是继“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又一个有望启动的国家级重大研究项目。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文明探源工程的总协调人王巍先生说，该课题是开创性的研究。从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到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王权及国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其具体方法是，如提取传说中炎黄集团活动的主要区域内公元前3000至2000年古人类的遗传基因，将其与夏族、商族和周族以及相邻地区其他集团的遗传基因相比较，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中国各地的人类基因作对比，再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相结合，以探索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其他具体课题还包括：农业、畜牧业起源、发展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城市的起源、发展与文明的演进；战争与文明起源、王权形成的关系；宗教信仰的起源、发展及其与文明起源的关系；各地的文化交流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系；中原三代王朝及其文化与周边方国及其文化的关系等。
王巍先生也提到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人地关系，探讨此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们生活方式及文明演进的关系等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但是平分秋色，也没有真正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的成熟考虑。�K
2）在纯中华文明起源自然大体和平论的指导下，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前仆后继，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已经整理出一个较为清晰而符合“规律”的发展序列，虽然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地理与自然环境、民族与语言、古代科学技术与工艺成就等各个方面，以及需要的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其他诸人文科学研究，和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天文学、数学与电子计算机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但也从来没有真正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的成熟考虑。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可以说，这也就是我国著名史前考古学专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石兴邦先生所说，“中国到现在连文明形成的源头和基本模式都提不出一个科学的历史解释”的主要原因。
3）文明的评判标准
一些外国学者公认中国文明起源，是从商代开始的；甚至于有人说是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后期开始的。他们用的就是文明的评判标准。文明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什么叫做文明呢？李学勤先生说，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特殊阶段，是人类脱离动物界后进一步脱离了原始野蛮状态的阶段。现在主要是依靠考古来论证文明起源，国际上现在有一些通行的标准，在全世界得到了普及。这个标准有三条，第一条标准就是要有城市，就是发掘出的遗址中应该有城市，如果都是原始的小聚落是不行的，也就是要有城市和乡村的对比和差别。这个标准还有量的限制，作为一个城市要能容纳五千人以上的人口。第二个条件是文字，没有文字的文明很难想象，因为没有文字的发明，人类的思想文化的积累就不可能存留和传播。第三个条件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为了一般生活需要而建造的，而是为了宗教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原因而特别建造的一种复杂的建筑。由于古代遗留的信息很少，只要有两条就够了，而在两条里面，文字是不可缺的，有了文字再有其他的一种，就可以认为是文明社会了。这个看法国内学者都觉得有点不够，提出来再加上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
其实这第四条标准，也是为中华“五帝” 文明起源自然大体和平论打的伏笔，也是为遗址发掘考古成果找话题。因为对文明起源来说，它已是流不是源。
4）夏、商、周三代王朝是冶金术发明和使用的文明
李学勤先生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多线、多样的地方文化的发展也不是平衡的。尤其是在夏、商、周三代王朝，王朝的首都一直在中原（广义的）地区，中原地区还是全国的核心。从《盘古王表》看，这是无争议的。但如果说“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都表明，我们的先人真正脱离原始的状态而进入文明的门槛，正是在中原地区”，就未必是真。举例从唐、虞到夏、商、周，都邑都在这一地区，和司马迁的《史记》，也只是证明《盘古王表》的观点，不是证明文明起源一直在中原。过去把中国文明的历史基本上看成是单线的，所谓“内华夏而外夷狄”或者叫做中原中心论的观点，早期的考古工作，就存在为遗址发掘考古成果找话题，也存在为中华文明起源自然大体和平论作准备。到“文革”以后，各地方的考古力量扩大，大量的发现不为以前所能够预料，也并没有改变这种格局。

5）海洋文明在先观
有人说，广汉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根据文献是在古代的蜀国，传统的看法，蜀地很封闭，长期不与外界交通，现在通过三星堆考古，知道成都平原和中原一直是保持着联系的纽带，从那里能够看到中原文化明显的影响，尽管是间接的，因为三星堆的青铜器可能是受荆楚地区的影响，而荆楚地区又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之下。商文化的影响通过三峡进入四川，还可能由陕西的汉中城固、洋县一带也影响到四川。这完全是可能的。四川研究三星堆文化的著名史学家段渝先生，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四川的远古文明曾经历过“四川的世界，世界的四川，中国的四川”等几个阶段。中原对四川影响无疑是“中国的四川” 阶段，而四川远古盆塞海的文明也许是段渝先生说的“四川的世界，世界的四川” 阶段；这个“海洋文明在先”观阶段，不是自然大体和平论能容纳的。
6）自然巨大灾难给予中华民族的补偿
“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解读中原商文化，如果北到内蒙古，东到海，西到甘肃东部，南到广西，都有商文化类型的青铜器的出土，玉器还远影响到境外的越南北部等，这种早期中原文化分布和传播影响的宽广及其高度的多样性，正是中华文明有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才有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个“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后”的所谓“轴心期”的建立，也许甚至连公元前6世纪到4世纪全世界出现的几个辉煌的文明高峰也没有──因为也许希腊的哲人，印度的佛教，以色列的犹太教，中国的诸子百家，便是联系这个“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后”的影响参透和追忆的演变中进展的。如《山海经》、《易经》等古籍就是证明。而考古成果也为中国“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后”的高度、长度和广度说，提供了大量佐证。例如“盘古王表” 追忆的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后的人物嫘祖，有一个发明就是养蚕──这能产出的丝织品，它不但海洋文明后期交流的贵重商品，在早期，它还既与后来类似的货币、摇钱树、金库、黄金银庚等文明相关，也与类似的写字、画图等早期文明相关。这种超前的先进性，当然也是它的一个缺点，就是太昂贵，不是普及物。这些可以说是现代学者也难理解的，却在早期那一次形成盆塞海的自然的巨大历史灾难中，以文明历史的进步给予中华民族补偿了。难怪即使后来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人祸、内乱、外侵和天灾的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反而使我们这个民族愈挫愈抗愈奋愈众志成城，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于同期的世界其他文明的发达的长度 广度和高度。
6、五帝说是短视的遗忘说、背叛说、政治说
1）外国学者公认中国文明起源是从商代开始的，这种说法不太公正，那么中国学者公认中国文明起源是从五帝开始的，这种说法就公正了吗？五帝在近代很长时期被认为只是神话传说，没有真正史实的意义。但远古神话，也是远古时期突出“政治”的手笔，这如我们今天突出政治的手笔一样，是中华早期文明“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转变后，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仅停留在五帝说，相对造成“海洋文明在先” 的巨大灾难和自然给予中华民族的补偿来说，是是短视的遗忘说、背叛说、政治说。
以文字为例，我们现在知道的最早的甲骨文字，大约是在四千到五千之间的文字，那盐亭20世纪初发现的大约六千年的界碑文字，是否可以看成早期文明改朝换代前中的文字！如果不是，早期文明没有改朝换代吗？改朝换代没有文字的相对变化吗？我们现在使用的简化字，是解放前公布的吗？
2）李学勤先生说，商代绝对不是一种很原始的文明，文明的起源要比它早得多。如果再加上夏代也不过就是再往前推进四百多年，还未必是我们文明的起源，还要再往上推，估计说五千年文明史是有一定根据的。中国早期的都邑，考古学上最早发现的是殷墟。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到1950年恢复考古继续发掘殷墟。比殷墟早的都邑，是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郑州商城，总面积不比殷墟小的商代都城，但比殷墟要早。再往前发现河南偃师的商代都城。
夏代上世纪50年代末确定了一个重要遗址，就是偃师二里头。二里头有大型宫殿，还有很多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上刻着可能是文字的符号，它的时代、地理位置和文献记载的夏相吻合。再往前推，就是山西襄汾的陶寺，它属于考古学上龙山文化的晚期，其测定的时代大概是从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200年，早于夏代。这个遗址有城，有城墙、有宫殿，还有大量的墓葬，最引人注意的是礼器，比如礼器中的磬，和后来的很类似，挂起来可以奏乐；还有鼓，用陶土烧成圆筒形，上面用鳄鱼皮覆盖，也可以敲击。还有一种很大的陶盘，里面画着一条盘旋的龙，这和后来的商周青铜礼器，在构造、艺术上是一脉相承的。陶寺遗址还有文字，那里出土了一个残破的陶背壶，在这个残破的背壶上，有一个用毛笔沾朱砂写的“文”字，这个字又大又清楚，所有人看见后都没有怀疑。陶寺发现了一个铜环，像齿轮一样，非常规整，经过检测，这个环是砷青铜的。
陶寺发现有一个“观象台”，是一个扇面形的建筑，前面是半圆的。这个建筑分为三层，最里面的一层有夯土柱的遗迹，排列紧密，柱与柱之间有缝。在2003年冬至那一天，发现在一个缝里面正好看见日出。如果“观象台”这一点能够确定的话，将是天文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和古书《尧典》里的观象授时是很适合的。尧的年代正与陶寺遗址相当，传说中的尧都平阳正在襄汾附近。
3）李学勤先生说的，不是在讲早期文明的起源，而是在讲早期文明要搞田野考古的“硬道理”。但田野考古就没有“软道理”吗？例如，现在人生存条件最好的一些地方，田野考古难以找到早期文明的遗迹。而现在人不常去的一些环境条件恶劣地方，早期文明的遗迹被田野考古发现的却很多。是早期我们人类的祖先天生的愚笨，专拣环境条件恶劣的地方去生存？还是在人类文明的开发过程中，生存条件愈好的一些地方，早期文明的遗迹被我们的祖先“破坏”掉了呢？   
其次，文明评判的三条标准──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建筑，也是对的，但城市、建筑的评判的具体标准，就是要有城墙、永久保存的石柱等吗？今天的城市有去城墙化，远古的海洋城邦文明，海水在城邦周围的保护，也有去城墙的作用。所以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的城市、建筑的评判的标准，就不是中原文明的城市、建筑评判的具体标准所能对照的。说城市不是“聚落”是玩文字游戏，例如现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一些山寨聚落比早期商代、夏代的任何城市都要大，但建筑却都是竹木结构，若被一场大地震山体滑坡或暴雨泥石流摧毁，或者人为搬迁，几千年后都可能难找到遗迹，类似投射到五千多年前的盆塞海时期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田野考古如何办？
三、中华古文明的非高斯性双赢识读
5·12四川大地震造成了唐家山等30多处堰塞湖；“堰塞湖”这个百年不起眼的字眼，不到半个月就传遍大江南北钟、响彻五湖四海。这不是政治，这是自然的实际情况。
1、戈尔与中国
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学者想用自然大体和平论编撰中国上古史，但国际上总有人把历史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2007年戈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传来，我们一点也不惊讶。但我们并不赞赏他的“侵略论”，而是看到他把历史与环境自然灾难联系起来，从注意环境与人的和谐打主意，有一定的新意。当时戈尔还是美国副总统，他出了一本书，叫《濒临失衡的地球》，其中有用大冰期解释500万年到250万年前人类为什么起源于非洲，或者为什么各大陆的古人会到非洲来。这同我国冰川学家韩同林先生的观点相似。另外戈尔还讲，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北方的少数民族或外族会周期性地侵略中国，他发现每一次大的侵略背后，都和欧洲遭遇大的寒潮、干旱等自然灾害相对应，即遭遇大的自然灾害使北方的少数民族或外族，生活不下去，才逼迫他们向南面到中国汉人居住或较富饶的地区抢东西。这种另类的“灾害”解读，与早先就存在的中华民族“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观点有本质的不同，我们提出戈尔的书，是想说明外国人已在注意研究中国历史，与环境、自然灾难的互动。

2、地震与政治
1）堰塞湖是指地震后引起的大规模山体滑坡,河水冲击泥土、山石而造成堆积,堵截河谷或河床后贮水而形成的湖泊。早在上世纪初，何拔儒产生远古大地震串引起堰塞湖以及扩展成盆塞海的思路，从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两岸的大围坪和古山寨地质地貌，长期考察和研究盆塞海时期的大地震产生的大围坪地貌，得出从１．２万年至８千年前的大冰川末期起，四川曾发生和存在过多次大地震造成的“堰塞湖”，以至盆塞海现象，从而为５０００年前中国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提供了地质地理条件，才得出人类文明大爆炸起源于大地震假说的。
2）早有人问：“四川盆地在古代是上古扬子海所在，岷江注入这个海，成都平原是岷江的冲击平原，但是，这个海早在几十万年前就已经因地壳的变迁而消失了。现在说的堰塞湖到盆塞海是不是政治宣传？”这是5·12四川大地震前把地震与政治相连，现代人提出的第一个疑问。
如果不是5·12四川大地震发生，这些人永远也不会相信堰塞湖的自然实际。所以普及一下从堰塞湖到盆塞海的地质知识，早就很需要。虽然早在5·12大地震前，到陕西省、四川省、云南省等一些地方去看，这也不是何拔儒凭空想当然的臆造。即盆塞海这些8000年前的“堰塞湖”，类似四川省茂汶地区的海子，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大地震，也在形成叠溪城发生的大地陷。所谓“四川盆地在古代是上古扬子海所在，这个海早在几十万年前就已经因地壳的变迁而消失了”的知识，也许这并不是问者本人的研究，而是引用别人、别国的研究。中国近代的地质知识，学西方才不过百多年，很多东西，中国地质学界并没有系统研究。
3）把地震与“天谴说” 相连，是古代人早就提出的把地震与政治相连的宣传，并且与古代的“天人合一”学说互为印证。这是我们不能赞同的。地震知识是一门自然科学，即使地震预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大地震发生前后，对有的人的心理因素有影响，但它并没有摆脱自然科学的可认识范围。当然也有把地震与特殊时期的革命、建设等需要的政治稳定相连，例如解放后的前约30年，不准人讲地质大灾难，如大地裂，大地陷、大山崩裂，以至许多中国大学毕业生，直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唐山大地震，才知道有这类情况。我们也是其中之一。如果说何拔儒竟然是凭空想当然地臆造出一个8000年前的“盆塞海”，由此来个海洋文明，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从5·12大地震普及的“堰塞湖”及其溃坝地质知识，到四川省盐亭县有此“盆塞海”的大海啸的遗迹，如大围坪地貌，任何人都可到那里作长期地质测量，再作结论。
3、大围坪计量学
研究早期文明的起源要以田野考古的成果作证据，这个“硬道理”任何学贯中西的人也明白。中华早期文明“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五千年到一万年前存在过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田野考古的证据在哪里？这类田野考古的城市、文字、建筑的文明评判标准的具体指标是什么？何拔儒先生半个世纪以前就一针见血指出是“大围坪地貌”。
但我国半个世纪以来地质学和田野考古学对“大围坪地貌”研究仍然是一个空白。当然研究人类起源于何处的国外科学家，也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非洲的乍得、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地区的人类祖先的遗址作田野考古时，才提出了类似“大围坪”的古人类活动生存地貌概念。何拔儒也不是“先知”。一百多年前在他的家乡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数百座寨子山上的为了宗教的、政治的或者战争的原因，而特别建造的类似“礼仪建筑”的古建筑密集群还存在，类似传说的蝌蚪文的有古文字的界碑、器物随时有发现。何拔儒当然也相信中原文明中心论，并且知道从西汉四川文人杨雄讲巴蜀远古蛮荒以来，有谈“盆塞海”先进文明不雅驯的类似古代传下来的“新闻纪律”，所以何拔儒更看重田野考古的硬证据。
1）5·12大地震前的2008年3月28至30日，西南石油学院的地质学家常健民先生，专程到盐亭考察“大围坪地貌”，即了解盆塞海及海啸遗迹的地点、地貌、地物、传说。常健民先生1944年11月生于南充市，1962年进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测量及找矿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毕业后在内蒙、川北和西昌等地从事野外地质技术工作多年。到1980年才调入西南石油学院地质系任教，2004年退休。他在盐亭踏勘了盘古圣地的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嫘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嫘村山，回龙山、公子山等山寨城邦文明遗址和观看了多处收藏的文物后认为，从玉龙镇、高灯镇、金鸡镇等地区密集的古山寨遗址景观看，盐亭存在远古文明事实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烟鼎山脚下申家沟台地上露出的民间俗称为“石条球”的约七米高竖立的“石柱”，有可能是这个远古文明留下的建筑物遗存，值得发掘。但常先生也认为“大围坪地貌”是地质学的常态，类似山区测量图中的“等高线”，即作为海啸遗迹不可靠。这也许也是我国大多数地质学家的意见。但这也是何拔儒先生早就预料到的事，所以他才在天垣盘垭村鼓动建起了小场镇，以此地作为“大围坪地貌”研究的一个典型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常健民先生也显露出分不清“丹霞地貌”和“大围坪地貌”的区别；其次在盘垭村袖头山脉，大围坪地貌像一条大章鱼包围在榉溪河的巨形弯弓中，不是“常态”的证据是，王家坪和黄家湾已是袖头山脉一个垭口相隔的两边围坪地貌，但两处的地平面几乎在一个水平面上，显露出“大围坪地貌”并不是“常态”的证据。常先生对此没有作答复。半个世纪以来石油勘探在盐亭这块地面上已进行过无数次的测量，“大围坪地貌”在石油人的眼里已见惯不惊，但即使在盐亭，玉龙镇地区的“大围坪地貌”和紧临的黄甸镇地区的地貌也有区别，但一些石油人并没有看出“大围坪地貌”形成的特定性。
2）运用计量方法来进行历史研究，称为计量历史学。虽然这是个新领域，但国外已有多年的实践。丹霞地貌与大围坪地貌之争，是人们有时过高地估计了人类社会自组织的力量。有关盆塞海的水平面遗迹的计量，作田野考古不能忘记全球古气候及地质灾变和当地地貌的可能联系。“丹霞地貌”是距今约1·9亿至1·6亿年的一种湖河海沉积岩，在中国南方形成的一种红色岩系发育的特殊地貌。而“大围坪地貌”只是距今约100万年至5000年的某些盆塞海时期，因地震海啸才在盆周山区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半山腰山坪遗迹地貌。以四川盆地为例，丹霞地貌形成在第一个海洋期，而且需要的海洋期要很长，时间也在造山运动之前。在盐亭农村，人们称这种红色岩系为“洋港子土”。时间坐标是，距今约2亿年发生的印支造山运动，形成四川盆地构造轮廓。距今约1亿年开始的燕山造山运动，四川盆地北部、东部和中部再次上升成为陆地，从而结束了漫长的沉积历史。距今约2300万年发生的喜马拉造山运动，四川盆地内沉积盖层普遍褶皱，形成了今天的构造格局。距今约1000万年开始的新构造运动，四川盆地又发生多次间隙性缓慢抬升，从而形成今天的丘陵起伏、沟谷纵横，以及江河两岸多级的台地地貌特征。这就是一些地质学家说的“常态大围坪地貌”。
3）“海啸大围坪地貌”是形成在第二个内海期。这种遗迹不是上面说的新构造运动和暴风雨，以及人力所能作为。联系大海和陆地的水平面、地平面、地平线等类概念，何拔儒等民间学者在半个世纪作田野考古过程中，把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终于结合了起来。以从盐亭境内盘古圣地的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嫘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嫘村山出发，如目角寨、新寨山、大牛山、寨子山、仁和寨、保和寨、大碑寨、母猪寨、子母寨、四面山、罐子寨、猫儿寨、麒麟寨、凤凰寨、锣锅寨、毛达寨、金铧寨、点灯山、古龙山、炎台山、大佛寨、长生寨、摩天岭、烽龙寨、四方山、佛贡寨、金垭寨、蚕丝山、水丝山、马鞍山、太皇山、石马山、阳鸛山、白象山、丝源山、王崗咀、打鼓山、铜钟山、笼子寨、玉龙山、高梁观、仁广寨、江家寨、大寨山、伏龙山、刘家寨、白虎寨、青龙寨、登高寨、南瓜寨、水秦寨、二龙寨、太阳寨、七庙寨、空相寨、天生寨、狮子寨、金凤寨、金龙寨、观台山等60多处古山寨，它们一般相距3至4里，海拔约600米，上下相差约80米。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山寨半坡的大围坪一般在海拔约450米处，弯月形包围山寨，或背靠山寨。现在95%以上的农户已从不当道的大围坪搬家到沟坝或靠近沟底的不规则的台地居住。何拔儒最早提出，这些大围坪的山头与山头即使有河流、山沟相隔，水平线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如此一致，不是明清或更早年代乱世时抗土匪、元军、清军、农民起义等修建工事的人力所为；此外长期受雨水、洪水等自然外力侵蚀、切割、冲积，也难形成连同城墙腰带似的山崖，而是一种海啸遗迹。

4）当然，大围坪更不是解放后改田改土、学大寨的人力所为。统一海啸遗迹争论是历史计量学方法。可类比的证据是，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的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进行的该国南部的海啸遗迹考古研究，发现海啸可能导致对邻近岛屿产生高出海面达约375米的巨浪，重量达约20吨的岩块也能从岩石表面被冲刷掉；海啸袭击海岸的大滑坡造成的岩石台地，通常盖有年龄达约10万年以上的沙堆层。以新南威尔士洲为例，那里许多海岬的北面是悬崖，没有零散岩石块，而南面则缓慢倾斜入海。在过去，这里有人把沙丘的消失归因于暴风雨或者河水的冲刷，布赖特教授不同意这种看法，指出沙丘被侵蚀处的沙流要比沙丘尚存在的地方少。如果拿这种计量方法来看四川盆地第二次海洋期，盐亭大围坪地貌是被海水海面的侵蚀，再加上海啸海浪的冲击，搬走了原先类似“金字塔”山形的大山腰岩石外水平面上的土坡，才留下初具规模的城墙腰带似的山崖和大围坪地貌的。而反证就有丹霞地貌：因为这种“洋港子土”，今天多出露在台地与山崖交界的地段，说明是第二次海洋期的泥土搬迁，才能把它们从埋藏很深的地层里暴露了出来。
4、迈开大步
有了田野考古认识上的大突破，盐亭大围坪上田野考古发现的远古城市、文字、礼仪建筑的材料证据，也多起来。例如百年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也还在披露：“四川盐亭县曾发现一个完整的界碑，上面刻有五十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都与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 特别是盐亭县天垣地区有大禹树“盘古王表”的传说及其流传的“盘古龟碑”， 即被称为的绵阳第一碑，其上文字符号与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相似。有人觉得《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只从绵阳第一碑中取出与半坡陶器刻符相似的23个字作比较，从它们明显的流畅性和复杂性，就暗示性地说是属于半坡之后龙山文化或以后青铜器期文化的遗存，这种比较法不能一概成立。例如初学写字或外民族人学汉字，一般都写得差。若拿此与监摹本汉字作比较，是否能说后者是在前者之后才形成的呢？况且绵阳第一碑的文字，极像鸟爪虫形及其组合。而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有“鸟迹明而书契作”的说法，汉代的《说文解字》还说，是仓颉受鸟兽爪蹄印迹启发“初造书契”。而公认仓颉至少出在黄帝年代。其次，田野考古从来都不是纯自然科学，而更接近政治学。因为没有政治上的需要，国家、军队不会为民间田野考古买单。所以田野考古的“历史法院” 从来都不是对称的──“法院”判案不是靠证据，而是靠销毁民间不利一方的证据，保留民间有利一方的证据判案的，不利一方没有质疑“法院”的权利和政治买单。这是何拔儒先生有深刻体验的，于是他学会了只做不书的策略。
1）何拔儒先生认为，天垣地区的“盘古王表”属真，它可以成为类似“公元纪年”的方法，对各地、各种文明的发现都会带来一种双赢的安排。类似“全球”不一定要“化一”，它仅是一种存在，是一种事实一样，各地、各种文明的发现也不一定要相互排斥，它们仅是一种存在，是一种事实。因为有“文明”并一定能升华为“国家”概念；是“国家”，不一定是顶尖优势文明；是顶尖优势文明，不一定与同时的顶尖优势文明的竞争就能取胜。
例如有人用了近两万字的篇幅，全方位地描述了炎帝蚩尤氏族的发展和先进性：“研究认为，炎帝蚩尤氏在中国地域的东部，奠定华夏文明的物质地域基础。随着使用青铜兵器能力的提高，炎帝蚩尤氏的经济生活能力和军事治政能力同时得到增强壮大，古‘中冀’黄河北岸乃至今天的山东广大地域，成为当时炎帝蚩尤为代表的，华夏族发达经济文化治政中心地域，成为华夏民族兴旺发达的地域根基地，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但从蚩尤、黄帝、炎帝之间的战争是内部争夺领袖权的战争来看，顶尖优势文明之间邦族或邦国内部政权的交接，只是一种程序编码。蚩尤氏即使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为什么蚩尤要同黄帝大战？这个社会进程的程序或编码暗示邦族或邦国存在着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这是一种必然且自然的规律程序或法律编码──顶尖优势文明与顶尖优势文明并是不对立的，那些缺乏强大的原始创新科技力量联合的邦族或邦国，它们即便有了政权，也是不强大的。
2）有人称“盘古”是在汉代文献中，才出现多起来的远祖人物，所以“盘古”的存在，是受怀疑的。这即使是一个事实，也只是表明秦汉以后，巴蜀地区才得到中原邦族或邦国政权的有力开发，并不代表秦汉以前的文献，是一种全方位的没有遗漏的文本。怀疑“盘古”，众所周知被说成是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考辨古史的严肃科学态度，从而能把充塞在古史中许多虚妄的伪史料清除出去，为科学地研究我国的古代史扫清道路；但“层累说” 却同时也能反证层累排列的大致的古史“盘古王表”的次序的成立。证明如下：从汉代到现在又已经2200多年，按层累说的分析，到汉朝才排到盘古，那么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中华民族的名年官表还应在盘古之前找出一大串伟人领袖，然而关于中华民族远古文明帝王的传说，却在盘古这里实实在在的中断了。这是否说明，层累说已实实在在地反证出中华民族的大江、大湖、大海的中心就在盘古，就在盘古“爆动”引发的人类文明大爆炸呢？因此所谓层累地造成中国的古史，也只不过反映的是人类文明只有成熟之后，才能有效地反馈它的开天辟地史。偏远地方的传说或神话，需要成熟文明的“营养”和“灌注”，才能补充历史的真实。这个过程也许是层累的，但是有机的。
3）公元9世纪出生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写的世界名著《黄金草原》，似乎把非洲大迁徙开始时的中国人的祖先首领，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但这可是他们用的阿拉伯人的名字。“层累说”中国学者是否也认为马苏第是瞎编？但现代基因考古证明现代人类是从非洲走出，却支持公元9世纪的马苏第，而不支持近代的“层累说”。 有人说“先进治国”论的政治为“中国主义”； “盘古王表”属真，是中国政治智慧出现划时代的里程碑。但即使中华民族有了“先进治国”论的意识形态，相反“落后治国”论也是中国的一种政治智慧，“层累说”实际是支持这类智慧的。其次，杭州市首届政协副主席钟毓龙先生在1936年出的书中，考证传说记有尧帝年间，从海外越裳氏人那里获得过一份龟表，被称为“尧年王表”。如果这属实，大禹的“盘古王表”也许是从“尧年王表” 延接下来的；而所谓的“海外越裳氏人”，也许正是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延接下来的有心人，可证天垣盘古王表有同声。
4）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原始社会，为什么是有很高的物质文明。何拔儒先生认为这来源于世界的原始社会，受集体意识的支配，人们习惯于集体思维，无个人财产和创新的自由可言。因而五方世界里产生的叛逆者、犯人、战俘、奴隶、西来人，被长期不断地大量集中地流放到四川盆地。这样从各地带来的小发明、小创造在四川融合起来，不断创造出更高的文明。特别是约在公元前6390年，诞生在绵阳盐亭县天垣五面山区的盘古，联盟五方邦，以“爆动”的形式开创了国家意识文明的起源，并把在四川开花结果的物质文明成果集中起来，向城邦化、作坊化、大同化冲刺。到约公元前4850年的女娲时代，四川盆地由于大地震一类的地质灾变，才出现高级的山寨和海洋文明。《淮南子·说林篇》评论说：“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黄帝代指中原人的联盟策略；上骈指下层能与上层平等对话；桑林代指市场交易使用帛币。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联盟建立了社会新秩序，民主增加了政治透明度，货币助长了经济的无形之手；这些功能的发挥，所以女娲王对万事都能理顺。由此发展到约公元前3250──3150年的西陵氏时代，嫘祖不但能把此时的城邦、金融、外贸、开发繁荣推到极点，还能总结先人盘古到夸父冲刺世界大同的经验与教训，充分认识到民主与集中制不是绝对的，从而产生了转移中原、放眼世界的大设计。      
5）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的，而是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中华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一）作为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批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原始的部落。（二）1989年开初，我国著名冰川学家韩同林提出，距今约2至3百万年前开始的第四纪冰期，全球四分之三的陆地被冰雪覆盖，中国全境也不例外。由于只有非洲大陆赤道附近有绿洲，这就是中国和其他地区有先进的原始人群落，都在20万年前向那里迁徙，从而第一次杂交、融合产生了全球的现代人种。（三）约20万年前至约8000年前，是大迁徙期，现代人种原始人群落分陆路和海路两大类，从非洲走出，陆路向东、向东的，可抵达太平洋沿海。（四）早在1927年蒙文通先生在《古地甄微》一书中就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分“江汉、海岱、河洛”的三系学说。这实在与人类大迁徙有关：陆路向东第一次在伊朗分支，一路往印度方向，一路往戈壁滩方向。到戈壁滩的又有第二次分支，一路往河洛方向 ，成为河洛系；一路往内蒙、河北，东北，山东方向，成为海岱系的先声。海路向东的快一些，第一次在印度分支，一路往缅甸和我国云南、广西方向。到云南、广西又有第二次分支，一路往四川、贵州方向，成为河洛系的先声。一路往广东、湖南、福建、江浙方向，成为江汉系的先声。以上可解答人类起源于中国全境，包括白剑的戈壁滩说。当今三峡的部分移民，做起来都很艰巨。在约8000年前的农耕文明原始社会后，源生民群落在我国东、南、西、北、中都有分布，再谈动物类似的大迁徙，不现实。因为除草原上有大量马匹的游牧民族，其他族民不可能有经常性的大规模整体移民。能移民的或衍徙的，只能是接近政权及政权人物的主体或潜在政权及政权人物的主体。《远古的华夏族》中就提到西羌人的始祖爰剑，本是秦人的奴隶，逃跑进深山野林，碰上受割鼻刑的羌人女子结为夫妇，后向羌人传授农耕技术，改变羌人的游牧生活，而发展农耕经济，成为西羌人的政权人物。袁珂先生也说，商人的祖先王亥、王恒兄弟，是做长途马牛羊贩卖的政权人物，王亥在外遇害而引发商人起兵。钟毓龙先生更认为，上古政权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政权人物和首都的移动很频繁，连移动后的首都，很多地名都依照先前的称呼。可见远古的政权人物及潜在政权人物们的知识、智慧，组织作用等，在他们自觉与不自觉的交流、搬迁、贸易、派遣或逃遁、刑罚中，发生的民族源生、衍徙、渐浸、接纳等文明影响现象，才是多处同人名或地名等难以自圆其说的根源。钟毓龙先生认为帝尧时，因地质灾变，黄河不能再从剑门流入四川盆塞海，三门峡又暂堵，还解答了王红旗“东海淹没到了太行山”，以及四川盆塞海逐渐干涸的难题。

6）四川盆地，地处祖国西部或西南，是中国黄河、长江两条大河上游的交汇处，也是东、西方人类文明的交汇处，还是远古云南元谋人、陕西兰田人、广西柳州人、重庆巫山人等的交汇处。如果一万至五千年前四川盆地因地球局部地质大灾变，曾经形成过盆塞海（堰塞湖的扩张版），古梁州有过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那么说明五千年以后的东、西人类的海洋文明，已在五千年以前的四川盆塞海演习过了几千年。即如果最后一次大冰期结束时的一万年前至五千年前，是四川上古盆塞海现象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在这一段上古四川盆地盆塞海干涸前的多次盆开和盆塞的变故时期，就有可能迫使这段时期那里产生的人类顶尖文明，随着有人向西方和我国中原及东部地区迁徙而最终转移。作为这种文明整体的分裂，就是人类文明的大爆炸。这也是世界古文明为什么都大致形成于1万年至5千年的原因。
5、盘古王表
据四川省盐亭县天垣地区远古传说，这里不但是古西陵氏的发祥地，出了黄帝元妃嫘祖，而且还是盘古王的故乡。约公元前２０９０年，大禹受帝尧之命领导治水，来到北川他出生地附近的西陵氏发祥地之一的梓潼县，指挥民工间伐西陵氏第一代国君文昌封地内梓潼山上的高大樟梓林，准备造舟，借便运送他曾在家乡发现的治水需要的天然类水泥“息壤”。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紧急任务，但伐木部队遭到文昌后人中的顽童主的百般阻拦，在万般无奈之下，大禹只得下令诛杀了梓潼顽主。治水成功之后，约公元前２０７０年，大禹接替舜帝登上中华帝王之位，但他十分思念家乡西陵氏人民曾经作出过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约公元前２０４５年，大禹亲自来到盘古王的诞生之地天垣盘垭村，在盘母石旁立下一方经他多年考证的王表龟碑，记下了从盘古到他大禹四千多年间中华帝王的更代情况，即后人称的“盘古王表”。
何拔儒对大禹立盘古王表的传说深信不疑，并多方寻求解答的钥匙。机会终于来到了，１９０２年他被清庭颁布的新政选派到日本留学。于是他悄悄地携带着早已临摹在手的天垣龟碑上的“盘古王表”文字出国，在异国他乡向众多国际友人讨论和寻求破译盘古王表的智慧。１９０６年何拔儒从国外学成归乡，继续通过实地对四川５０００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的考察，终于破译了在天垣场盘垭村发现的盘古王表，并且补上了夏代大禹后的列朝君王。今天这个天垣“盘古王表”也不是孤证。如浙江学人钟毓龙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公布的尧年王表也与此多有相似。现从天垣流传的盘古王表能整理出：
（一）五方区系时期，约公元前８０００－６３９０年：东、南、西、北、中，五方都有分布的原始社会。
（二）法天法地时期，约公元前６３９０－６２１０年：１、盘古；２、天皇；３、地皇，４、人皇，５、五龙纪，６、摄提纪，７、合雒纪，８、连通纪，９、叙命纪。
（三）叩向自身时期，约公元前６２１０－５７７０年：１、巨灵氏，２、句疆氏，３、谯明氏，４、涿光氏，５、钩陈氏，６、黄神氏，７、巨神氏，８、犁灵氏，９、大隗氏，１０、鬼隗氏，１１、掩兹氏，１２、泰逢氏，１３、冉相氏，１４、盖盈氏，１５、大敦氏，１６、云阳氏，１７、巫常氏，１８、泰壹氏，１９、空桑氏，２０、神民氏，２１、倚帝氏，２２、次民氏。
（四）重铸烟火时期，约公元前５７７０－５０７０年：１、辰放氏，（共４代），２、蜀山氏（共６代），３、虺傀氏（共６代），４、儿遽氏，５、希韦氏（共４代），６、有巢氏（共２代），７、燧人氏（共４代），８、庸成氏（共８代）。
（五）立足山海时期，约公元前５０７０－４１７０年：１、浑沌氏（共７代），２、葛天氏（共４代），３、女娲氏，４、伏羲氏，５、赫胥氏，６、东户氏（共１７代），７、皇覃氏（共７代），８、启统氏（共３代），９、吉夷氏（共４代）。
（六）城邦之美时期，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１、仓帝史皇氏，２、柏皇氏（共２０代），３、中皇氏（共４代），４、大庭炎帝氏（共５代），５、粟陆氏（共５代），６、昆仑氏（共１１代），７、西陵氏（共５代：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
（七）跃起中原时期，约公元前３１５０－２２３０年：１、轩辕氏（共３代），２、祝融氏（共２代），３、昊英氏（共９代），４、古皇有巢氏（共７代），５、朱襄氏（共３代），６、阴康氏（共３代），７、无怀氏（共６代），８、神农氏（共８代）。
（八）大同王土时期，约公元前２２３０－２０７０年：１、黄帝有熊氏（共３代），２、颛顼，３、帝喾，４、尧，５、舜。
（九）夏朝时期，公元前２０７０－１６００年：１、禹，２、启，３、太康，４、仲康，５、相，６、少康，７、予，８、槐，９、芒，１０、泄，１１、不降，１２、扃；１３、廑，１４、孔甲，１５、皋，１６、发，１７、癸。
根据盘古王表，参照国际上对古埃及古王朝历史的分期，古埃及与古中华文明的对应是：①前王朝时期对应五方区系时期。②早王朝时期对应法天法地时期。③古王朝时期对应叩向自身时期。④第一中间期对应重铸烟火时期。⑤中王国时期对应立足山海时期。⑥第二中间期对应城邦之美时期。⑦新王国时期对应跃起中原时期。⑧第三中间期对应大同王土时期。⑨后埃及时期对应夏朝时期。盘古王表作为中华古文明的非高斯性双赢识读，李学勤先生把古代埃及的年表和中国古代五帝以来的年表作大致对比，也是可理解的，即李先生是作的五帝后期的年表对比缩影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