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汶川县发生8.1级地震，成都震感强烈!

不知这个余秋雨是个什么鸟。但是看了目前很多关于对这个鸟的评论。又看了这个鸟的文章。真不知对这个鸟怎么评价。但是就本人的看法：它不是一头忠于人民的狗。而是一条白眼狼。

共产党的官95%是这样的。你有什么办法让它改好？

空降兵喝黄泥汤救出14人：“我也有绝望的瞬间”  
2008年05月23日 13:33:48 　源自：新京报  

5月19日，空军某部炮兵科科长戴志强带领消防员和志愿者徒步15小时后，赶至位居深山的巴蜀电力金河水电站，成功搜寻并营救14名被困山洞中200余小时的矿工。

有人能下来就能上去

新京报：如何获悉这14人被困的消息？      
戴志强：当时被困的矿工有一个人走到山下报信，我们部队负责搜救，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
新京报：对当时的地形和困难程度了解多少呢？
戴志强：知道之前有四个搜救队往山上爬，但都因为地势太险撤了下来。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的队伍能上的去吗？
戴志强：我想既然有人能下来，我们就能上去。
大学生志愿者险些坚持不住
新京报：到达目的地用了多久？
戴志强：我们早上出发，下午两点到了巴蜀电力金河水电站。从这个水电站往上走，有两个洞，一个是一号洞，一个是二号洞(中洞)。一号洞里有12个人，中洞里有两个人。指挥部说中洞可以用直升机营救，我们就开始朝一号洞爬。
新京报：爬到一号洞花费了多长时间？
戴志强：到第二天的上午我们才爬到。第一天晚上7点多，我们到了断头崖。从断头崖到一号洞只有竖直的通风管可以通。因为太晚，我们就在山上休息了一夜。当时山已经塌得很厉害，断头崖只有半山腰上伸出的石头缝可以躺下，下面就是悬崖。我们就在石缝里休息了一晚上。没有水，我们就从山崖上接了点黄泥汤，然后啃了包榨菜。
新京报：在整个过程中，有没有人坚持不了？
戴志强：我们这个营救队伍最开始只有我，一名战士和9个志愿者。后来在木瓜坪遇见了一名大学生、5名志愿者和8名携带登山绳的消防战士。路上那名大学生有点坚持不了了，脸色白得和纸一样，动不了，也说不了话。给他吃了点盐才挺过去。

拴绳子爬过通风管

新京报：最后你们怎么上的二号洞？
戴志强：从通风管爬到上面，然后走了几公里山路，花了三个小时才到二号洞。
新京报：通风管那么滑，又是垂直的，怎么爬？
戴志强：消防员先上去，然后垂下绳子，我们把绳子拴在身上，往上爬。隔几米就搂着竿子歇一会。
新京报：被困的矿工见到你们之后什么反应？
戴志强：他们先是吃惊，之后老人就要给我们下跪，我们赶紧拉起来了。
新京报：接下来做什么呢？
戴志强：我查看了一下地形，就开始修停机坪。修停机坪的时候，由于太饿，我们看到矿工摆放在一边的供山神的肉。我们把香拔了，把肉煮了，每人分一块。
新京报：后来没有用到停机坪？
戴志强：没有。修到一半，说是有香港的海事救援飞机，不需要停机坪。我报了坐标，安排撤离顺序。开始走了5个重伤员，剩下的矿工情绪有点波动。后来靠志愿者讲笑话，情绪才平复下来。

“我也有绝望的瞬间”

新京报：之后飞机又回来接你们？
戴志强：对，飞机回来接走了9个。我们剩下的几个人继续等。结果，飞机迟迟不来。我们都绝望了，大家都蹲在那里没人说话。
新京报：从事搜救工作，怕吗？
戴志强：当然会怕，但没办法，必须要去做。
新京报：家人很担心吧？
戴志强：我不告诉他们我去搜救。这三天我手机一直打不通。一回来，我爱人打电话问我去哪里了，我说哪也没去，只是手机没信号。(新京报 张寒/崔木杨）


陆航正在组织修停机坪，香港海事救援飞机已降落了

中新社香港八月九日电题：
风暴中尽显雄鹰本色危难时倍感同胞情深
──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救助内地遇险船员纪事

中新社记者邓卓明

今日下午，当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工程船“海洋石油二九八”轮水手长余水，向记者讲述当天在海上遇险的情景时，仍心有余悸……（此处省去若干字）……交通部立刻启动海上搜救应急预案。当晚十一点二十分，交通部专业救助船“德进”轮赶赴现场实施救助，但终因风浪太大多次带缆未能取得成功，只能在现场焦急地守护着。此时，交通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直升机却因气象限制，无法正常起飞。
时不我待！广东海上搜救中心紧急向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求救，并协调飞行服务队赶赴现场救助遇险船员……（此处省去若干字）……“永安四号”轮政委查安根下午面对记者回忆道，当时台风达十二级，风雨交加，船员的恐惧、惊慌情绪可想而知。而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在危难之际，冒着生命危险，凭借高超的技术，进行援救，在此深表谢意。查安根深情地对记者说，“当船员被救起时，个个都是眼中含着热泪，真是感激不尽啊！”

吴祚来


读了余秋雨先生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我突然要落下眼泪，我也想借题给我尊敬的余秋雨先生写同题文章《含泪劝告余秋雨先生》。

余秋雨先生看到的国外媒体里的新闻镜头，“反华媒体”是真实地拍下来的，还是造假的？如果是真实的镜头，那是新闻记者的责任与职业，他们由此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也是他们的一家之言，我们用不着上纲上线，将其定性为死心塌地的反华媒体。

余先生讲了国外媒体对华“诬陷性”的四点，其一是反华媒体说众多学生遇难，“是天灾更是人祸”，这是事实还是诬陷？余先生应该知道灾区刘汉希望学校，为什么没有倒塌？那些倒塌的校舍，当然是人祸，如果不是人祸，就是官祸，都是贪官惹的祸。

余先生讲的第二点，就是法院不受理遇难学生家长的申诉，这是反华媒体说的，但请余先生证明一下，法院受理遇难学生家长申诉的证据。余先生的意思是说，法院受理，但外国反华媒体却诬陷中国法院不受理？这条新闻是真是假，不由余秋雨先生说了算，而应该有法院或相关部门求说明真相。余秋雨先生不是有关方面发言人。请余秋雨先生告知天下：四川有关法院正式受理遇难学生家长申诉的证据！

五个记者被短暂拘留，也许是盘问或质询，时间很短，没有必要造这个谣吧，如果是假的，也应该由相关部门来说明。余先生却将其定性为诬陷，余先生没有证据反证，怎么可能定性呢？还有“地震使中国民主了吗”，这是一句询问，询问是为了得到应答，但余秋雨先生也将其归纳到诬陷之说了。

现在国家第一要务，是救灾，是那些堰塞湖泄洪，是抵抗次生灾难，但中央还下派了纪检部门，强大的纪检力量正在审视着可能出现的贪腐，我们能不能将这些反贪的纪检人员说成是制造麻烦者？当然不能。各司其职。同样，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他们人生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孩子会不会像余秋雨先生深信的那样成为天上的菩萨，他们不关心，他们要的是真相，是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他们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孩子讨公道，也是为天下的孩子讨正义，如果此罪不究，更多的贪官腐败者还会前赴后继，更多的孩子会成为天国菩萨，而不能与自己的父母同学成为地上的生命。

余秋雨先生说灾区政府无法腾出手来处理遇难学生家长问题，但我要告诉余先生，中央有关部门早已派出调查组调查取证，所谓刮风并不影响下雨，处理学校伪劣工程、学生遇难与救灾由不同的部门来处理，各行其实，我们没有看见要求法院与纪检人员全部都去一线泄洪或发放救援物品吧。在全民共愤中，在全世界的媒体关注下，让那些造伪劣工程的建设者与官员曝光，不会影响到中国的形象，只会给那些中国恶人以严厉地警告，告诉他们不对孩子与学校负责的官员与建设者会是怎样的下场。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他对一些外媒的敌意，似乎中国的恶是外国传媒人造成的，似乎外国媒体总在等着中国出现巨大灾难，既然外国人如此之恶意，为什么余先生要走遍世界？文化苦旅为什么不写孩子们的教育苦旅呢？以余先生的影响力，如果走遍了全中国危房学校，我想中国的孩子会得到更多的福祉。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攻讦余先生了，因为余先生对传统文化太多的粉饰，对现实太多的虚置。在他心中，失去孩子的悲苦，还不如所谓的国家文化形象的一付耳环或一抹口红重要呢。

更为严重的是，余秋雨先生将那些为自己孩子讨公道的人，置于不义的地位，就是这些人不能申明大义，不能替国家着想，你们的孩子已成为菩萨了，已在天国里护佑我们中华了，但你们却在如此危难之际给政府添麻烦，真是令人遗憾！

余秋雨先生，你置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于不义之地，是大罪孽呀！

我希望听见你的忏悔声！

对不起了，余秋雨先生，我希望你重新做人！

面对空前的大悲剧，我们只有从灾难中擦干血迹，总结教训才能告慰亡灵，启迪生者。

第一，彻底改变我国行政执法机构处理自然灾害或者重大公共事件的指导思想和思维模式！我们在求稳怕乱，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下，甚至不惜动员国家机器来压制所谓流言，动辄走上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套路，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诸如汶川地震类似事件只能放大悲剧的可怕后果。在预警与隐瞒之间我们宁可选择预警，我们知道预警可能是不精确的，会因此加大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引起一些人和资本的迁徙等等。执政者对流言的胸怀和重视以及处理方式，恰好是其执政能力的体现。老百姓不是专业的科学家，他们只能传播流言和经验，如果要求他们传播的是准确的科学结论，试想这个社会还有谁敢发言，谁有资格发言？政府的责任才是把专家的权威结论变成处理措施并告知社会，但绝不应该把危险隐瞒。建议建立一套包括地震在内重大自然灾害预警级别公告机制，掌握好其中不确定性分寸尺度，设计好预警的轻重层级，如果对法定具有危机级别鉴定资格机构的发布建议予以隐瞒，该级政府应涉嫌渎职，建立这样的法律法规才使公民有安全感。

第二，彻底改变人民已经十分反感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宣传模式，改变把每一次自然灾祸都演变为中国人民感谢政府感谢党的颂歌老套路。执政者应该意识到你们不是在50年代，不是60文化大革命年代，你们是在二十一世纪执政，对民间心理应该具有最起码的把握力。温家宝总理在今年雪灾中对受难百姓说是政府应该感谢坚强的人民，在汶川地震中告诉军人们是人民养活了你们，温家宝的话为什么获得掌声，因为它多少反映社会公民意识的苏醒，反映“人民已不是过去的人民”。电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先生对四川省委书记刘启宝的喊话──我不想说感谢你，因为那是政府的职责，但是我会说，加油，再加油！电视上的这个画面我认为应该是标志一个宣传模式的历史转折，起码表明，历史已经要求我们反思自己五十年代以来这一整套陈旧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套路了。

第三，生命的价值和尊严高于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偏见。当全人类向灾难中的中国伸出手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二十一世纪整个人类的价值观念已经在经历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之后又大大的跃进了，人道主义是一种全人类的基本立场，意识形态和极端民族主义偏见丑化的西方文明在汶川这样人类悲剧面前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警惕把一场伟大悲壮的人类求援塑造成极端民族主义的爱国颂，这样既是危险的，也降低和伤害了它更崇高深刻的内涵。

第四，把镜头对准英雄，尤其是志愿者，非政府组织。因为这些参与，完全不是来自于职责，来自于外在压力，这才是完整版的真心英雄，是无私无悔，是大爱，是牺牲！建议政府透过汶川大地震改变对NGO组织的态度，一个公民社会的发育需要多元的非政府组织，限制它的发展势必危害公民社会的发育。NGO 可能不会在所有问题上都认同政府立场，可能也会给当局添些乱，但是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政府就不可以在汶川的废墟面前把握到时代的心跳吗？

第五，公开性与新闻自由。汶川地震如此多的腐败项目倒塌，又有数不清的慈善捐款，诱发社会公议滔滔，一个健康社会需要公开性，需要监督，需要透明度，需要新闻自由不是燃眉之急，发乎自然吗？！执政方式和执政思路的改革其实自八十年代已降就喊得震耳欲聋，可是二十多年大江东去，就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如果汶川大地震都不能推动国家变革，何敢复望？！

第六，反思运动式捐款和社会逼捐的暴力倾向。一个健康，多元，人道的社会，一个以独立人格，自由人格为主体的公民社会，我们提倡慈善，我们有难同当，但是我们没有理由逼捐，我们没有理由去谴责别人捐多捐少。全国不少政府机关单位以组织形式，运动方式捐款更是一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变态模式，本质是一脉相承的，不过目的不同而已。我们要十分警惕，如果一个正确的目的就可以劫持个人的意志和自由，这个社会就十分危险，它潜在的偏执的集体主义就可能在不经意间演化为文化大革命模式。

《财经》记者 朱弢 《财经网》 　 [ 06-02 20:26 ]  

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应从汶川地震汲取教训，调整中国的水电开发规划

　　【《财经网》专稿/记者 朱弢】“水库一旦失事，下游沿岸尽成泽国，由此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甚至有可能超过地震。中国未来应汲取汶川大地震的教训，暂缓在西南地质不稳定地区批准和建设大型水坝。”
　　近日，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撰文呼吁。在马军看来，当前首先应彻查汶川震区的水坝受损情况，确保安全度汛。同时，决策者应适时调整西南水电开发规划，“暂缓甚至停止批准和建设大型水坝”。
　　今年39岁的马军以其1999年出版的《中国水危机》一书而知名。2006年，马军创办了以他为负责人的非政府组织（NGO）──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马军在题为《呼吁暂缓在西南地质不稳定地区批准和建设大型水坝》的文章中指出，汶川大地震灾难暴露出的水坝安全问题极为突出。

地震凸显大坝缺陷
　　马军认为，汶川大地震对水坝造成的严重影响，已充分说明中国在高坝大库的地震风险论证上存在很大缺陷。
　　据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5月2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汶川大地震造成四川、重庆、云南等八省市水库出险2380座，险情主要为大坝裂缝、坝体滑坡、溢洪道毁坏、泄水洞垮塌、防浪墙断裂、坝坡塌陷等。其中，存在溃坝险情、高危险情、次高危险情的分别有69座、320座和1991座。
　　马军以岷江上游最大水库──紫坪铺为例，说明他的观点。紫坪铺水库位于都江堰上游九公里处，建设工程浩大，库容量为11.12亿立方米，拦河大坝高156米，业内有人称其“相当于在成都人头上悬了个大水盆”。
　　据马军了解，该水库在“论证过程中却严重低估了地震危害”。马军从相关地质、水利专家处获悉，紫坪铺水库在论证中，工程区坝址的地震基本烈度被认定为七度，而此次地震坝址距离震中仅17公里，震中烈度达到11度。按水利工程防震专家的话：“这么高的烈度，波及紫坪铺水库，烈度应该在八至九度之间，这是始料未及的。”
　　问题是，上述缺陷不止存在于紫坪铺一处。马军认为，紫坪铺水库作为国家级重点水库，其论证尚且存在如此严重的失误，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岷江流域同样处于地质断层上的梯级水库，其地震烈度论证上有没有问题？”
　　据马军介绍，在中国西南地区，其他大江大河流域同样处于地质断裂带上。如果岷江峡谷地震的危害被严重低估，目前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干流上正在施工或规划建设的数十座大坝，“它们的地震烈度论证是否存在问题？”马军忧虑地说。

水库诱发地震之忧
　　据马军分析，此次汶川的大地震位于著名的龙门山断裂带，而紫坪铺水库坝区及其附近地区，正处于该断裂带上。此次地震的震中，距离紫坪铺水库坝址仅17公里。在紫坪铺水库蓄水后，该断裂带上发生超过以往记录的高烈度地震，难免使人担心水库与地震的关系。
　　中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尤其是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川西、滇西北地区的高山峡谷，本身就是强烈的地质切割和抬升的产物。因此，中国西南地区的水资源蕴藏量异常丰富。而该地区现已成为中国水电开发的重心。
　　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规划中的13大水电基地，位居前三位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水电基地位于川西、滇西北，而长江上游、南盘江红水河水电基地也部分跨越川滇两省，澜沧江、怒江水电基地则基本都在滇西北地区。
　　事实上，水库诱发地震并非无例可循。1962年，新丰江水库曾诱发超过6级的强震，并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专家在三峡大坝论证会议上提供的数据，中国按高度100米以上大坝统计，诱发地震的比例约为7%。
　　马军指出，世界各国政府，包括中国在内，水库建设选址一般都会避开严重的地震带和断裂带。但由于种种原因，当前中国的水电开发已突破了此原则，并已深入地质破碎、地震频发的川西、滇西北地区的高山峡谷。
　　四川和云南两省是中国地震多发的省份。仅四川一地，就分布着鲜水河地震带、安宁河-则木河地震带、理塘地震带、金沙江地震带、龙门山地震带、松潘地震带、名山—马边—昭通地震带、木里—盐源地震区。就云南省而言，其西北地处横断山脉，地质运动活跃，也属地震多发地区。
　　令人忧虑的是，目前中国西南的水电开发，许多重点水库与这些地震带交错甚至重合。比如，大渡河上的一些高坝大库地处鲜水河地震带；雅砻江巨型水电站与安宁河-则木河地震带相邻；金沙江溪洛渡、虎跳峡等200米以上高坝则位于沿金沙江分布的地震带。
　　但据水利部总工程师刘宁介绍，目前中国规划的13个水能开发区中，西南地区确实占有数个。汶川大地震后，有关方面可能会从地质、地震、建设、环境等方面对其重新审视，“但规划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动”。
　　马军认为，在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的前提下，贸然进入西南地质不稳定地区进行大规模水电开发，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环保：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


张丽蓉

2008年6月3日
“我认识的环保主义者，是中国最先知先觉的人……他们身上都有一股纯洁而坚毅的英雄气概, " 冯永锋在他的有关中国环保者一书中写道。 张丽蓉也因中国环保主义者渐渐多起来而感到欣慰。
《环保：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
冯永锋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7


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自己的眼泪。这话放在当下的中国，也许并非危言耸听。冯永锋所著的环保评论集《环保：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就再次向人们发出了警示。

该书作者是中国著名的环保人士，在他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一直长期关注环境治理与保护。他认为，相比起环保主义者，中国更多的是极端发展主义者。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企业，包括不少在华的跨国企业，才常常把经济效益置于社会效益之上，而政府也才惯于把经济数据当成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实际上，中国所谓的“极端环保主义者”，即使说有的话，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环保主义者来和极端发展主义者、野蛮污染主义者抗衡，才能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现在，让人欣慰的是，中国的环保主义者渐渐多起来，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作者在书中亦谈到：“我认识的环保主义者，是中国最先知先觉的人，也是能够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赴汤蹈火的人。他们身上都有一股纯洁而坚毅的英雄气概，每当我见到他们，都会油然而生一股敬意。”其实，作者本人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从字里行间不难体会到他对环境保护的挚爱，他说：“我梦想中国能出现一个环保年，出现一股‘国学热’那样的‘环保学热’，梦想中国人会热切地关心环境，人手一册捧读着环保书籍。”

同时，这本书指出，环保是人类向“改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斗争，也是人类向自己的自私基因所进行的挑战，因此，这将注定是一场“胜负难料的斗争”。

冯永锋认为，环境保护是社会共同的事，但出于私利的考虑，很难指望企业主动保护环境。一些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因为强大的经济利益的缘故，至今仍受到广泛的支持，很多人仍在有意无意地维护“人类的自私”。

譬如有人曾经说，“偷排”是中国环保的痼疾，极难根治，可冯永锋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企业“偷排”的行为：因为不管是用长长的暗管引到几十公里外排放，还是明目张胆的“深海排放”，自然界都会感知，生活在旁边的人也会察觉，路过的行人也会闻到臭味。真正的痼疾是知道了这些消息的人无法把消息正当地放大和传播，是受到了伤害的自然界无法获得正义的判决，是我们把热心环保的人士当成扰乱社会者来对待，是我们仍旧在相信，仅仅依靠一两家权力部门、依靠对地方官员的严加看管，就能够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

因此，光靠官员保护不了环境。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官员身上，不仅会因为官员自身认识的差异带来风险，也给他们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让他们难免瞻前顾后。“与其如此，不如把社会的能量正向激荡出来，让全民都有可能为环保出力，那时候，节能减排也好，生态保护也好，都会进入每个人的生活，从而成为主动需求而不是被迫的应战。”

对于政府的环保责任，作者鞭辟入里地谈到，环保是最重要的公共事业之一，政府只需要高举环保的旗帜，细心地把环境责任分解到企业和个人，分配给社会的每一个有机体，同时进行检查和监督。这样颇具建议性的观点在书中随处可见。

冯永锋认为，.在当前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必须努力破除自私心理。现在的中国动不动就说“环保先行”，处处要求企业签署“环保承诺”。然而，如果承诺始终没有得到兑现，如果企业仍旧在践行“极端发展主义”、“野蛮发展主义”，公民仍旧在践行“极端消费主义”、“无罪恶感创业主义”，如果政府仍旧把牺牲环境和自然资源带来的经济发展当成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那么，环境恶化就无法不持续下去。

张丽蓉 ：广东社会科学协会的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