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文化大革命中贺龙女儿批贺龙的大字报
青岛大中学红代会《红卫报》同志们！战友们！现在我们把反党、篡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揪出来了，真是大快人心！我要坚决与三反分子贺龙划清界线，坚决站在党和毛主席一边，彻底清算贺龙的罪行，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一、我是怎样受迫害的：我生於长征前十八天，出生之后就随红军长征到延安，寄养农民家。当时贺龙在军阀部队里所结拜的兄弟，国民党旅长秦光远、团长瞿玉屏，抱着升官发财目的来到贺部，但军委不同意贺龙将这两匪安插在贺部，并指示贺龙，如秦、瞿两人愿意参加革命，必须先到抗大改造，再由学校统一分配工作。贺龙对这一指示不满，对两匪说："你们俩回去吧，现在共产党里，我无权安排你们的工作。""我四十多岁了，仅有一女，托你们抚养了。"於是，将我交与秦、瞿两匪带到白区"教养"。此虽区区一例，便看出贺龙反动的本质:(甲）贺龙认为白区比解放区保险；（乙）封建的结义兄弟比共产党可靠。
我到白区后先住在秦匪家，秦死后又到瞿家侍候全家大小，直到解放初期，我的亲生母亲经过重重困难才将我找回去。可恨贺龙这个混蛋将我强行要去，他扬言说："她是贺子贺孙，应回贺家。"到贺家后，后母薛明（贺龙现妻）对我倍加歧视，贺、薛两人限制我与亲生母亲通信，迫得我曾跳井自杀，未遂，我曾想上告，贺龙气势汹汹对我说："你要告我吗？我在公安部挂号了，我在总理那里挂号了，我也在毛主席那里挂号了，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是副总理，我是元帅，你这个小孩、小党员，告不倒我的，让你姨与你妈都告去我，她们也告不倒，要告的话，我就对她不客气。"以此威胁我。直到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我才离开贺龙，回到了亲娘的身旁。毛主席就是我的救命恩人，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在心底里呼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二、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疯狂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和三反分子贺龙接触的十几年中，从未见过他学习毛主席著作，经常见到他手不离卷，形影不离，赞口不绝的是那些《七剑十三侠》、《说唐》、《小五义》、《佘赛花》、《济公传》、《西游记》等神怪小说。贺龙把黑书《燕山夜话》视为珠宝、奉若神明，将它摆在书厨里供欣赏，而把革命历史小说随意放在筐旁边不理。
更可恨的是贺龙不仅自己不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还阻挠我们学，有一次他问我："你在学什么？"我说："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不满地说："你在宣传部工作，不能犯错误太多，特别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你这个小党员要好好看，研究研究，你就是政治嗅觉不灵，干不了什么大事，一定要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请教。"
一九六六年我去大连养病前，贺龙又问我带些什么东西，我说："我带了毛选四卷和主席语录，准备读一读。"贺即强调说："你应带《论共产党员修养》，你这个小党员应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不学怎能行呢？"言下之意叫我不要学毛主席的著作。贺龙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有一次贺龙对我说："你的毛病就是吃不了亏，脾气不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这一语道破了贺龙篡党篡军的野心，贺龙就是一贯反对毛主席，一直等待时机，妄图变天。
一贯反对和敌视毛主席著作的三反分子贺龙，突然在一九六六年二月指示薛明与何家为（贺龙办公室副主任）起草了一个贺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指示，里面是有鬼的！一是贺龙知道文化大革命将要在全国开展，贺龙作贼心虚，怕露出其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马脚，急忙打起了这面红旗；二是贺龙对军委表扬林彪同志办毛主席著作很不服气，贺龙就不满地说过："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学得那么好？我们也要搞个样子！"以此反对林副主席，与林彪同志唱对台戏，更甚的是贺龙对贺办的学习指示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反对教条主义。"把毛主席著作诬蔑为教条主义，其心何等险恶！贺龙就是打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招牌来反对毛泽东思想。
三、广结党羽、阴谋政变：一九***年贺龙到天津大比武，当时是彭真、罗瑞卿同去的。贺、彭二人同住在水上俱乐部，贺龙住楼上，彭住楼下。一次中饭时，罗、贺、彭三人大谈比武，罗得意地说："我们军事上就是过得硬，就是突出政治。"声落，三人发出了使人肉麻的大笑。贺、彭、罗以为阴谋得逞，大功告成，天下即将到手，得意忘形，可惜这班混蛋错估了形势，高兴得太早了！饭后，彭真向罗瑞卿说："你回北京了吗？"罗答："我要留下给部队讲一讲话。"说完，转向贺龙说："你还有什么指示？"贺别有用心地说："毛主席对大比武也很支持嘛！"贺龙就是罗瑞卿的后台，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造谣攻击中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其心多么恶毒！
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极为密切，罗常到贺龙家，有时罗把电影带来贺家放，一起看电影，谈笑风生，感情之深不难理解，罗对贺的讲话都是逐一纪录，驾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之上。
贺贼与吴晗来往也很密，贺常与吴一起打麻将、打桥牌、钓鱼，吹吹拍拍。吴晗写的书送给贺龙，并在书上恭恭整整地写上"敬爱的贺元帅、总理、同志，请指示。"贺对此当然非常欣赏。其意很明显，就是让吴晗这班黑文人通过文艺作品为其阴谋篡党篡军作舆论的准备。
文化革命期间贺龙对贺鹏飞（贺子）等人说过："刘少奇的检讨是被迫的，毛主席错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拉开阵势的猖狂进攻，挑动贺鹏飞一伙，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贺鹏飞喜欢打篮球，贺龙就语气双关地对贺鹏飞说："我是你们的领队，你妈是你们的政治指导员。"由此可见贺鹏飞这一伙在清华园干的坏事后台是谁不是清楚了吗？贺龙苦心孤诣地培养和支持贺鹏飞一伙，就是把自己的后代培养成像自己一样的资产阶级接班人。解放前我们的灾难还记忆犹新，贺龙妄图变天，我们一万个不准！
四、腐化堕落任意挥霍人民血汗：贺龙是一个大土匪，生活上充满了资产阶级腐化的臭味。平时只要贺龙起床电铃一响，贺家工作人员就为他一人忙碌，公务员赶忙进屋给他穿衣服、穿袜子、穿鞋；医务人员前来量血压；炊事员立即做美味的早餐，其每餐要保持一定热量，为此特让北京医院营养科的人来贺龙处精密计算食物所含热量。
贺龙每天至少有两、三次散步活动，常要老婆、秘书、护士、警卫人员陪同，因怕冬天院内散步冷，花了国家数千元，将原来的走廊披上了大玻璃，专供散步之用。夏天因大院太小，有时到体育馆去散步，由於那里人多吵闹，贺龙就将体协馆【HGC："体协馆"，原文如此。】的人全部轰出来。
这个挥霍无度的贺龙还喜玩猴子，给猴子吃香蕉、桔子。一次从东北带回一只价值几千元的警犬，狗病了还请医生看、吃药、打青霉素，甚至还住医院，狗吃的饭比人还好，顿顿有肉有鱼，堂堂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竟对猴子和狗如此关怀备至，这跟西方"自由"世界的大资本家整天无所事事，玩猫、玩狗没有什么区别。
贺龙这个土匪头子，干尽了坏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像这样的一个腐烂透顶的修正主义分子，我们非把他打倒不可！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三反分子贺龙虽被揪出来，伹贼心不死，贺龙的走狗还通电话对我的母亲进行威胁、恐吓。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坚决把贺龙斗倒！斗臭！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还能说什么……
文化大革命写手余秋雨近期冷血言论人神共愤
在大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家长们悲痛欲绝，因为对中国的父母来讲，失去孩子就等于失去了未来的希望。看着那些两鬓斑白的父母们跪在地上号啕大哭的情形，在场人都忍不住地一洒同情之泪。在这种情况下，余秋雨饱食终日的无良文人，不但没有丝毫的同情心，反而认为学校倒掉很正常，呼吁家长应以大局为重。他甚至污蔑那些为自己孩子讨公道的家长是被反华势力所利用。余秋雨的这种冷血言论比萨朗-斯通更加恶劣，因为对遇难学生的家长来说，余秋雨是有的放矢，把他们为自己孩子讨公道的请愿活动说成是被反华势力所利用，这是极为恶毒的污蔑。
余秋雨这些冷血言论说明他是个毫无人性和良知的无耻文人。
抵制文化大革命打手余秋雨！ 曾经亲身经历的荒唐年代
反对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对待媒体
刘松萝最近，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态。有些媒体和作者以国家和民族的化身自居，以蛮横的语气攻击其他媒体和作者。其中仅仅根据只言片语就认定他人有严重的问题，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作风，是不能接受的。
我想提醒攻击《南方周末》的《北京晚报》，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北京晚报》及其作者邓拓等人曾经是文字狱的受害者，晚报还停刊多年。40多年过去了，《北京晚报》反而扮演指控者的角色，是很不光彩的。至于有些人无端地指责凯迪网络被外国人所利用，更是斯大林时代传下来的古老招数。不论在政治争论还是商业竞争中，都不要采取这种小人的手法。
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有些看似正常的人，一有风吹草动就恢复文化大革命的思维方式，恢复文化大革命的腔调。让我感到恐惧的是，不论什么样的进步，遇到具体的问题都会面临推倒重来的危险。鉴于有人对普世价值深恶痛绝，我暂时回避这一概念。但是，宪法中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宪法中保护人权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绝不可以受到义和团式言行的冲击。
在最近的救灾行动中，出现了整个民族齐心合力的局面，出现了新闻和言论的开放。此时此刻，搬弄是非者的行为尤其让人无法理解。
面对这样的局面，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我认为，绝不可以让好事者轻易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此，我声明支持凯迪网络，支持《南方周末》，支持她们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支持她们为中国的进步所做的努力。
2008-6-18 《南方周末》办的不错，凯迪网络上乌龟王八、二百五有点多，同情CNN的也有（只是不敢公开）。
[转帖]风暴来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人民日报》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但是，以吴冷西为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在20天内予以抵制，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不知道姚文元文章的背景，更不满意姚文元文章的强词夺理，故以不同方式拖延。但是，姚文元文章引起了彭真等人的不安是肯定的。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宣传部长李琪与《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等人会商后，向上海《文汇报》了解《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背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指示，不向北京透露。邓拓等人没有获得多少“背景”情况，遂将情况报告了彭真，决定《北京日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这个情况，吴冷西是知道的。
《人民日报》社内部，有不少人看出姚文元文章大有来头，认为要予以转载。这其中包括新任副总编辑李庄，他看了姚文元文章，“迷迷糊糊感到要出什么大事了”。其他编辑也有这个感觉，觉得好像应该转载，又怕承担不起责任，都来请示总编辑吴冷西。
吴冷西答复说，他要请示中央。吴冷西请示了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早在1964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决定成立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是3个人：康生、周扬、吴冷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任务就是领导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运动。这样，从1964年7月以后，从文艺领域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和京剧《李慧娘》开始，批判的风潮逐渐扩大到其它意识形态领域。彭真和吴冷西本来都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起草和定稿人员，如今又有了这个“小组”的工作关系，相互往来就更多了。
彭真不同意姚文元文章，而且为上海发表此文而恼火，在吴冷西请示的时候，就要求不予转载。但在这个时候，吴冷西没有像以往那样另辟蹊径，直接向毛泽东请示。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毛泽东和他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本来，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吴冷西想同时请示邓小平和彭真，但这时邓小平去了西南三线视察。这样，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事拖了下来。但是，在姚文元文章刊出之后的3周时间里，华东各省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显出了几分热闹。可在北方，尤其是在报纸最集中的北京，却没有一家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南热北冷，一时形成对照。
11月27日，周恩来从上海回到北京，带来了毛泽东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严重不满，通知转载。
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邓拓、周扬、许立群、姚臻等人开会，决定转载姚文元文章。邓拓汇报说：吴晗很紧张。彭真回答：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并决定由吴冷西通知北京各大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11月29日夜，吴冷西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编辑部，说中央决定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并排定29日《北京日报》转载，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其它报纸转载。吴冷西还说，转载姚文元文章后，要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开展学术讨论。
接下来，吴冷西亲自主持起草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编者按语，指出如何对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评价问题，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解决，需要系统地进行辩论，要以理服人，并强调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这个按语把评《海瑞罢官》放在学术范围内，提出“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按语引用毛泽东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吴冷西将这个按语报请周恩来和彭真审阅后，置于姚文元文章之前，刊登在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第5版“学术研究”专栏。《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后，除华东地区省报外，各地省（区）党报纷纷转载了姚文元文章，都同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按语。
吴冷西没有想到，《解放军报》并没有按规定的日期转载，而是抢在11月29日提前一天将姚文元文章刊出，并在编者按语中径直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这就为《海瑞罢官》定了性。这个调子与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前的按语是大相径庭的。
《二月提纲》起风波
对姚文元的文章，最反感的当属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转载了姚文元文章之后，邓拓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几次表态说：“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11月30日，邓拓召开高等院校会议，以《北京日报》编者按为准，对《海瑞罢官》展开学术讨论。
12月3日，XX部召开了首都各报刊负责人会议。吴冷西传达彭真关于“学术讨论”的意见。吴冷西说，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学术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两个问题都可以讨论。估计政治问题不可能发表很多文章，主要放在学术问题上讨论。通过讨论，要学术界造成贯彻“双百”方针的空气。吴冷西强调，在讨论中，批评吴晗的文章可以发，批评姚文元的文章也可以发。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正面反面文章都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骂街。
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刊出《海瑞罢官问题的各种意见的简介》，摘录了各地报刊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有赞成姚文元文章的，也有赞成吴晗的，虽然将赞同姚文元文章的意见排在前面，与反对意见的比例却近乎一半对一半。阅读起来，反对意见更理性，更有说服力。
12月25日，吴冷西得知《北京日报》27日要发表吴晗的长篇检讨，即要《人民日报》编辑部于同日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他要报纸刊登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结果，这篇大半版长文于12月29日发表时临时加上了一个后记：“这篇文章完稿后，我们读到了吴晗同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我们准备在详细研究吴晗同志这篇文章以后，和学术界的同志们一道，进一步同他进行讨论。”这显然是为将来留一个后路，为争取主动留下一点余地。12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专栏（第5版）转载了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
谁能料想，这又是吴冷西布下的一着险棋。主持起草和最后修改定稿“方求”文章的不是别人，正是即将大祸临头的XX部副部长周扬。以今天的眼光看去，“方求”文章的论点显然存在问题，文中的批判是偏颇的。但是，文章仍然将“讨论”限定在“学术”范围内，《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将文章发表在“学术研究”版上，仍然暗含着对姚文元“上纲”做法的抵制。
进入1966年，《人民日报》继续刊登对姚文元文章的辩论文章。主要编辑事务工作由报社的理论宣传部进行，部主任是何匡，副主任有沙英、王泽民。理论组组长是王若水，主要负责对有关“海瑞罢官”来稿的处理。他们都盼望着得到来自中央的信息。
1月2日，刚刚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委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由胡绳传达了毛泽东12月21日的讲话。随后彭真讲话，他说，《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写得不那么凶，而军报直接点出《海瑞罢官》是大毒草，是对的。但是这样一来，就使得人们不敢说话了。
彭真检讨自己说，主席批评我们懒，我们的同志总要学习些知识才行。这场争论，要扯多宽就扯多宽，要扯多久就扯多久。
彭真还说：“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这时周扬插话：“《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彭真接住话头说：“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
参加了这次会议的XX部长陆定一说，就这次的讨论方法上来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一扯到政治问题，讨论就展不开。陆定一还说：“当前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问题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彭真和陆定一的发言，都是针对姚文元文章的，暗含着反对姚文元文章无限上纲，将《海瑞罢官》政治化的做法。这也是对毛泽东支持《海瑞罢官》的抵制。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很多，彭真、陆定一的讲话都会给自身带来危险。
康生发言了，他说，日前（12月27日）吴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自我批准”、“自我开脱”，“他的要害是‘罢官’”。
在这天的会议上发言的还有田家英、周扬、许立群等人。他们各抒己见，未见有针锋相对的交锋。
吴冷西参加了会议，《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陈浚也与会了，没有发言。但是，对彭真、陆定一、周扬那些抵制姚文元文章的话，他们并没有通过自己的渠道向毛泽东反映。根据会议的参加者──《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穆欣事后回忆：这次的会议是重要的，参加人数众多，会议定下的基调是将评论姚文元文章和《海瑞罢官》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这就与毛泽东的意图背道而驰了。
1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组读者来信，前3篇赞成姚文元文章，后两篇反对姚文元文章。反对的文章为《〈海瑞罢官〉有革命性》、《〈海瑞罢官〉不是毒草》。后者批评姚文元说：“为什么吴晗同志作这样的自我批评呢？这因为，最近有许多报刊接二连三地登载了批评和指责他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不得已而为之。”2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质疑》，更是直率地说：“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说成剧作者的主观意旨, 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的态度吧。”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的反对者意见虽然少些，版面位置也不那么突出，但文章的说服力却更强。
毛泽东不愿意看到对姚文元文章的众多批评意见，而且是切中姚文元文章要害的文章。此前的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来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峰和田家英谈话。谈话从上午9时持续到12时。毛泽东谈到了前些天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这段谈话没有像以前那样很快传到吴冷西那里。《人民日报》仍继续按学术问题开展讨论。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小组”扩大会议，研究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除“五人小组”外，还吸收王力、胡绳、姚溱、许立群和邓拓参加。会议认为要把当前的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确定由姚溱和许立群起草向政治局常委的汇报提纲。
第二天，姚溱和许立群在钓鱼台起草汇报提纲。吴冷西没有参加这个文件的起草。但是他参加了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彭真、康生等参加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们讨论了这个提纲，同意在学术讨论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因此，对这个提纲，吴冷西甚为知情。
2月6日，吴冷西召集《人民日报》社编委会主要成员开会，向大家传达提纲内容。吴冷西说:“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准备了一个系统意见，对学术讨论已有明确方针：一放，二先破后立，三反对左派学阀用政治帽子以势压人，四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讨论要以理服人。”他还说，“提纲已经中央通过，一两天内要去武汉向毛主席报告”。
果然，2月8日，吴冷西作为成员之一来到武昌，从机场直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听了这个汇报后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彭真马上回答：“经过调查，不是。”
毛泽东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说：“2月5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彭真的话柔中有刚，和毛泽东的话顶牛。说话时吴冷西在场。
按说，以吴冷西的敏锐，他完全应该察觉，毛泽东已经挑明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政治性文章而不是学术性论文，姚文元文章弹响了大风暴的前奏曲。
可是吴冷西又觉得，毛泽东没有对汇报提纲提出不同意见，最后还是同意由彭真代表书记处于2月12日向全党发出这个提纲，这就是《二月提纲》的由来。
从武昌归来，在吴冷西主持下，《人民日报》继续以《二月提纲》为指针，对《海瑞罢官》展开学术讨论。从2月到3月底，《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海瑞罢官〉有积极意义》、《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一批学术文章。讨论的范围已不再限于《海瑞罢官》，还发表了《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株大毒草》、《评〈谢瑶环〉》、《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夏衍同志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编辑部内，许多人觉得《人民日报》正在扭转被动局面，跟上了形势。按吴冷西本人的话则是：“《人民日报》还是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组织学术讨论，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要被删改或不发。”这就违背了毛泽东支持姚文元文章的意图。
在如何看待姚文元文章的立场上，吴冷西和彭真完全合拍。相反，吴冷西与江青却是不合拍的。1966年初的两三个月中，吴冷西来往于北京和南方毛泽东暂住处，曾在火车上与江青同行，说起过要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为何不找《人民日报》社的写手？江青即“口气严厉”地表示对《人民日报》社青年文艺评论家“思想状态”的不满。吴冷西没有继续与她谈下去。
1966年2月就这样过去了，吴冷西继续主持《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全面工作，担负领导首都各报的宣传任务（虽然他对《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已经管不住了）。他严格遵照刘少奇、彭真等一线领导的指示，亦步亦趋地控制着对姚文元文章的宣传，终于使毛泽东感到，他当年选中的“政治家办报”的好手，现在不那么听话了。
毛泽东严厉批评吴冷西
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是，到会的常委只有刘少奇和周恩来，没有过半数。会议议题中有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等。本来，在京常委会议已经议定，中央应派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但是毛泽东否定了大家的意见。
毛泽东措辞严厉地说：“去年9、10 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
3月18日下午，毛泽东还在西湖边刘庄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列席。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突然转向吴冷西，批评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
毛泽东又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进步。
吴冷西顿时感到心情沉重。约在10年前，正是毛泽东派他到《人民日报》，去接替犯了错误的邓拓的。现在邓拓已到朝不保夕的地步，而邓拓的继任者也已经岌岌可危！
毛泽东的这顿批评不仅前后有矛盾的地方，若是和他以前多次表扬《人民日报》和吴冷西的讲话相联系，更是彼此抵触。
但是此时的吴冷西不敢分辩。从会议厅里出来，吴冷西对周恩来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
周恩来对吴冷西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回到下榻的西泠饭店，吴冷西把自己的想法对彭真说了。彭真也对他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这时的吴冷西心中一激，“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文章提交者：历史的脚印
在最开始大多数人都是抵制姚文元上纲上线的文章的，可是因为背后有毛支持，最后都屈服了，最终演变成文化大革命浩劫。可见，没有民主是多么的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