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林
发表于 2006-7-14 07:06:22
是啊，“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但是自古以来功成名就之时，往往许多人就听不进去有些不同意见啦，“老子天下第一”，“谁需尔等鼠辈来放屁”！于是，难免悲剧就要上演。以史为鉴啊！
ccc888
发表于 2006-7-14 08:06:45
<div>下面摘录[李敖有话说]里面的一段话:</div><BR><div>我在前两年收到一本书,就是[鲁迅和我七十年].谁写的呢?就是周海婴,鲁迅的儿子写的.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讯息透露出来了,就是说:有一天,毛泽东跟一些湖南老乡聊天,一个翻译过马克斯传的翻译家,问毛泽东:鲁迅活到今天是怎样一个情况?毛泽东想了一下,结论出来了,毛泽东说他或者是坐牢,或者是识大体不讲话.</div>
陈学林
发表于 2006-7-14 08:39:00
正宗版本出来啦！呵。
若耶非耶
发表于 2006-7-14 10:15:05
<div>对这种假设的讨论比较多了，而我不同意“主流”的观点。</div><BR><div>历史不能假设！</div><BR><div>鲁迅先后偏向国、共，但又都为这两党的文人们看不起、被抛弃。</div><BR><div>假如鲁迅活到文化大革命，他也有可能是左派阵营摇旗呐喊的旗手！</div><BR><div>这种“主流”观点，大多出自“吃鲁迅饭”的专家或者同路人。这是继续为鲁迅这座“神庙”添砖加瓦的行为。</div>
陈学林
发表于 2006-7-14 10:20:24
欢迎各家之言。顶了。
中欧商学院
发表于 2006-7-14 13:24:19
<div class="quote3"><b>以下是引用<i>若耶非耶</i>在2006-7-14 10:15:05的发言：</b><BR><div>对这种假设的讨论比较多了，而我不同意“主流”的观点。</div><BR><div>历史不能假设！</div><BR><div>鲁迅先后偏向国、共，但又都为这两党的文人们看不起、被抛弃。</div><BR><div>假如鲁迅活到文化大革命，他也有可能是左派阵营摇旗呐喊的旗手！</div><BR><div>这种“主流”观点，大多出自“吃鲁迅饭”的专家或者同路人。这是继续为鲁迅这座“神庙”添砖加瓦的行为。</div></div><BR>完全同意!
杜荣辉
发表于 2006-7-14 14:52:30
<div>很有意思</div><BR><div>鲁迅之性格～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div><BR><div>李敖常常到香港凤凰卫视等媒体发表关于台湾种种的看法，不也活得很好吗？</div><BR><div>找一个言论自有的地方言论，的确才是明智之举哈～</div>
季风
发表于 2006-7-14 20:36:19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传媒和信息环境》
<div><span> 公共生活和信息环境密切相关。</span><span lang="EN-US"></span></div><BR><div><span> 建国后的革命者所以已经事实成为社会的强者，就是因为在革命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凭借着高度的组织化实现了一个普通人到一个信息来源充分的公共人的过度，成为可以以组织的方式获得公共关注并能够通过一定的程序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个体，这个是他们个人尤其是阶层生活的魅力所在。组织上是否提供机会以“培养”即让被“培养”者获得能力增长的机会，其实质就是以组织的形式提供信息环境的获得机会。它的潜在含义是对普通人信息源的缺失这个事实的承认，同时也表明当政者对信息资源的控制是如何实现和如何使其成为巩固自己权力基础的工具的。</span><span lang="EN-US"></span></div><BR><div><span> 民众始终在猜测公共空间的细节，从掌权者的私人生活到各种秘密法，然后才可能对这个空间的各种规则进行模拟，学打官腔或普通话到学做官派即公共仪礼都表明没有自然存在的公共空间，它也并非是权力运用的结果，而是分工的后果，公共规则的发明推行以及公共交流形式的存在，都是不同的智力工作的成果。掌握权力的人只是通过对个别人进入公共生活的程序进行控制来获取政治利益以加强自身的权力合法性而已。</span><span lang="EN-US"></span></div><BR><div><span> 毛泽东时代普通老百姓的“政治无意识”就是因为人民尚且不具备进入公共生活的能力，他们没有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生活。但没有这样的经验因此不予以机会任其在自由竞争进入机会过程当中自生自灭好还是给与多数人大致平等的机会以使他们有条件逐渐具备这样的能力并为此承担因为公众不懂公共规则必然出现的某些后果好，这又应该作出相应的分析评价了。</span><span lang="EN-US"></span></div><BR><div><span>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信息环境在技术上是滞后的，主要的公共传媒报刊广播书籍对公众信息掌握的作用小于口头传播，书籍传播的作用本来不直接，在出版不发达的时候，这个传播的作用就更小。当时的限制有相当的必要性可行性，可行性体现在一是多数受众的文化水平低，二是多数人购买文化产品的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必要性表现在当时执政阶级的理论能力的严重不足，根本不足以形成可以和少数精英的文化力量相抗衡的理论实力。</span><span lang="EN-US"></span></div><BR><div><span> 但当时因为大鸣大放的政策鼓励以及例行学习和会议制度的普及，执政者正在通过首先作政治的突破来创造一种有利于多数普通人的高质量的信息环境，让大家通过低水平或朴素的方式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由于政治斗争无论在当时还在历史当中的根本性作用，使人们首先关注这个事项，政治话语成为进入公共生活的标志。这以前和以后，对中国的普通人来说，再没有过那么盛旺的私人生活之外的信息交流存在，也再没有人那么关心远离自己的他人和只可能属于公共存在的抽象事物。革命的退潮也是老百姓公共意识萎缩的开始，从鲁迅所关注的国民性这个角度讲来，这显然是一种退化。今天我们看到无数曾经相当自尊的人日益猥琐短见，公共文化也日益媚俗低级，实在不应该觉得奇怪。</span><span lang="EN-US"></span></div>
黄正东
发表于 2006-7-16 03:21:29
<font size="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传媒和信息环境就是信息及知情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全国公众只能凭新华社一家的信息去喜怒哀乐，这样的后果就是大家怀疑一切，小道消息、流言蜚语满天飞。</font>
cqcyq
发表于 2006-8-3 12:02:33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body><tr><td align="center" height="44"><div><span class="viewNewsTitle"><font color="#ad0303"><strong>如果鲁迅活着会怎样?<BR></strong></font></span><font color="#ad0303"><strong><BR></strong></font><strong><span class="style1">文章原标题：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span></strong></div><BR><div>黄宗英 </div><hr align="center" width="92%" color="#999999" noshade="noshade" size="1"/><BR> </td></tr><tr><td class="viewNewsContent" valign="top"><font id="Grid_zoom">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想不起还有哪位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的律师朋友对我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 <div> 我永远也忘不了“对话”在当时给我的震颤。 </div><BR><div> 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报纸上已出现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儿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此番动笔前查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 </div><BR><div>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为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陈小航。 </div><BR><div>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div><BR><div>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div><BR><div> 我偷空儿悄悄问坐在身边不远处的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上海话，意为：你是否听清楚要关进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意为:(听）清楚没（听）清楚，（你就）当它没这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应云卫，老导演，老制片，“文化大革命”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上。他被判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 </div><BR><div>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 </div><BR><div> 那两天，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上海话，意为：厉害），继《人民日报》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之后，《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发表了《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动面目》，而头版报纸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大家笑逐颜开簇拥着有说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体照片。 </div><BR><div> 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毛罗对话”，更不敢想“鲁迅关在牢里”的事情。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过后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我知道，孕妇此时应该看最美的图画，听最美的音乐，可又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阿丹神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依笨伐？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上海话，意为：你笨不笨呀，这种事发表出来会有什么影响？） </div><BR><div> 阿丹那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电影的锣鼓》和他自己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于是我谨遵“非礼勿言”的古训，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过1957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内的“毛罗对话”。 <!--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div></fo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div align="center"></div><BR><div>来源:炎黄春秋 2002年第12期 </div></td></tr></tbody></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