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金沙遗址又有重大考古发现
.余长安 贾宇
记者６月15日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金沙文化遗存重要分布区成都市黄忠村金萨朗寓工地,经过一年多发掘,取得重大成果。编号为F160和F161两座商周时期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的发现,使金沙遗址大型宫殿遗址区得到确认。
前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张忠培教授、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四川大学林向教授等国内知名考古专家进行讨论和初步评估后认为:金萨朗寓地点商周时期大型建筑基址是金沙遗址继2001年祭祀区发现以来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
专家认为,F160、F161两座大型建筑基址与1999年“三和花园”地点和2006年—2007年“金牛城乡一体化5号A”地点发现的商周时期大型建筑基址时代相当,结构相同,建筑走向一致,位置毗邻,应属同一大型建筑群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三个地点的大型建筑基址所组成的建筑群等级高、规模大、结构严谨、布局有序,与金沙遗址同时期中小型建筑基址判然有别,应属金沙“王都”最高统治者使用留存的重要遗迹区──宫殿遗址区。
“这两座大型宫殿基址的发现,印证了此前对于‘三和花园’和‘金牛城乡一体化5号A’地点建筑基址为宫殿基址的初步判断,使金沙遗址大型宫殿遗址区得到确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工作站站长张擎向记者进一步解释,黄忠村位于金沙遗址祭祀区以北约700米处,与祭祀区隔河相望。截至目前,在南北长约130米、东西宽约90米范围内,发现了10座大型建筑基址,其中,“三和花园”地点5座,“金牛城乡一体化5号A”地点3座。这10座建筑基址相互平行或垂直,呈西北—东南向或东北—西南向;结构相同，均为有大型木柱支撑的木(竹)骨泥墙式建筑,与金沙遗址同时期没有大型木柱支撑的中小型建筑基址判然有别,“有无大型木柱支撑是区分建筑基址等级高低的重要标志。”
据介绍,此次考古发掘从2007年4月开始,共布探方18个,揭露总面积约2750平方米,共发掘出商、西周时期建筑基址7座、窑址4座、灰坑33个、灰沟2条,出土陶器、玉石器若干。“建筑方式上,使用木骨泥墙方式构筑墙体,对称等距离埋设大型木柱用以承重;建筑结构上,在主体建筑外建有廊庑一类的附属建筑;建筑群空间结构上,采用‘前朝后寝’的复合四合院式布局方式;室内空间划分上,采用横向平列式的分割形式;单体建筑的规模上,大小相当,面积大都在100—500平方米间。”张擎指出,在这些方面,金沙遗址宫殿建筑与我国商周时期其他宫殿建筑相似,但在很多方面仍存在差异,“黄忠村宫殿建筑中未发现有夯土台基遗迹,都是平地挖槽起建,这种建筑特点或许和南方地区雨多潮湿的自然环境有关;在建筑群布局上,黄忠村宫殿基址的建筑风格要比中原地区三代宫殿建筑群开放,单体建筑之间各自独立、互不联属,闭合并不严密,也没有发现专门的围墙将宫殿建筑与外界隔绝;宫殿区在北,祭祀区在南,两者隔河相望的格局与其他都城遗址不同。”
张擎告诉记者,金沙遗址大型宫殿遗址区的确认,为研究金沙王国的都邑形态、社会经济结构提供了极为难得的重要资料;为金沙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展示金沙遗址作为重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提供了有力物证。
对于下一步工作,张擎表示,将以三星堆遗址和十二桥遗址出土的用茅草或树皮覆盖屋顶为参考,对黄忠村宫殿建筑进行复原;同时,继续深入比较研究黄忠村宫殿建筑与我国商周时期其他宫殿建筑的异同。
源自：光明日报
[转帖]金沙古史探微
作者：刘兴诗上世纪80年代,笔者曾经提示原四川大学考古学教授故友童恩正,请密切注意成都火车南站西北角、成都西郊摸底河附近以及东郊猛追湾一带,这些地带极有可能埋藏着史前遗址。笔者作这样的提示是有一定依据的。
原始部落聚居选址的最基本条件是水源和交通。若掌握住这两个基本点,就不难判定某个区域内,原始遗址的分布规律。就成都平原而言,其便利的交通自不待言,此地取水也十分方便,剩下的就是要选择既能耕种,也能够防洪的地貌部位。考虑到以三星堆为代表的三四千年前的原始遗址都生成于全新世亚北方期全球性灾变气候期,且洪水影响突出的事实,这里的原始遗址,就不应在地势低平的一级阶地上,而应该集中分布在1959年笔者所划分的广汉期二级阶地上。而事实上成都平原所有同时期的原始遗址,也都毫无例外地分布在这个地貌层位上,这成为了一个规律。
上述笔者所提示的三个地点都有广汉粘土分布,且都属于二级阶地范畴。其中,猛追湾在府河边,背后有大面积的平坦阶地面;西郊摸底河从古地理情况来看,其当时的水流应该远远大于今天;火车南站附近的广汉期阶地仅有小面积残余,这里必定遭受过古代河流冲刷,虽然今天这里没有河流,却不能排除过去这里曾有河流存在。这些地点无论从防洪、取水,还是从耕种条件来说,全都符合原始时期文化遗存的可能性。
据后来的考古挖掘发现,在火车南站西北角的残余广汉期阶地上,有原始人遗骸出土,接着在西郊摸底河附近发现了金沙遗址。当初笔者所作的成都近郊三个地方会有史前遗址的预言,居然两个应验了,这不可不说是地质学和考古学相结合的一个重大收获。本文拟就金沙的历史作一探析。 一、金沙遗址的发现
从1995年开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在摸底河北岸黄忠小区的三合花园、金都花园等小区,发掘出一些商周时代的大型房屋遗址,以及灰坑、烧窑、墓葬等遗存,这些遗址和遗存与先秦时期的十二桥文化大致相当,因此将其命名为黄忠村遗址。
2001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摸底河南岸也发现了同样性质的许多文物,因此这里应该是一个大型遗址的中心地点,人们便将北岸合并在内,合称为金沙遗址,由此光辉灿烂的金沙遗址名字就这样横空出世了。到今天为止,考古研究所已经在摸底河两岸的20多个地点发现了同时期的文物,其中南岸地点有燕莎庭院、梅苑、兰苑、汉隆、齐力花园、金沙园二期和三期等,北岸的地点有黄忠小区、罡正、金煜、将王府邸、金牛交通局、芙蓉园、三合花园、春雨花间、博雅庭韵、金都花园、御都花园、羊西线综合楼、金港湾、家在回廊等。若打开成都市区地图一一对照并用笔勾画出范围,就可以初步确定真实的金沙古城的大概范围。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发现绝对不是两三千年前古金沙城址的全部面积,真实的金沙古城可能还会大得多。
毋庸讳言,金沙遗址的发现是幸运的,但也有缺憾。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不同,后者坐落在一片开阔的田野里,周围还没有进行开发建设,所以连原始古城墙遗址也有部分保留;而金沙遗址坐落在大城市近郊,随着成都的发展,这里高楼大厦林立,已经成为繁华市区的一部分。许多原始文化遗存埋藏的地方,早已修建了大面积的房屋和道路,从前面列举的一些地点来看,应该还有不少文物散布在一些建筑物和宽阔的街道下面,不可能像三星堆遗址那样尽情地被发掘,这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在此还要说明的是,原始时期的“城”的概念和今天的“城”的概念有很大不同。今天的“城”就是“城”,乃是人们“纯”居住的地方。原始时期的“城”的内涵则要广泛得多,既包括宫室和平民生活的居住区、祭祀区,还有祖先陵墓所在的墓葬区,以及大片田地所在的耕种区。修筑一道城墙把这些地方统统围绕在中间,就是古代的“城”。所幸的是,在金沙遗址内已经发现了一些大型房屋建筑基址、祭祀坑、墓地等文化遗存,也基本保留了原来“城”的心脏部分。
从发掘历史来看,三星堆遗址从1929年发现至今,前后发掘了78年之久,而使其大放光芒的1号、2号祭祀坑,直到1986年秋天才出土。和三星堆遗址相比,金沙遗址的发掘历史才不过12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相信,必定会有更多、价值更高的文物出土。 二、揭开望丛“禅让”的面纱
金沙属于开明“王朝”,它是从东边接近巴族分布的地方迁移而来,和出自龙门山的古蜀族毫无关联。
开明部落首领鳖灵,即所谓的丛帝,富有治水经验。开明部落进入成都平原之时,正值洪水肆虐,当时当地的首领杜宇,亦即所谓的望帝,面对洪水却束手无策。于是富有治水经验的鳖灵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开凿今天都江堰宝瓶口,使出山的洪水分流,大大减轻了成都平原南部的灾情。后来李冰在他的基础上,才最后完成了都江堰工程,所谓“开明肇其端,李冰集大成”、“冰因其迹而成之”,都是说的这个意思。二是疏通金堂峡谷,以排出成都平原北部积水。这一做法解决了当时洪水泛滥、人们无法耕种安身的难题,结束了古蜀族鱼凫“王朝”的统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王朝”。
《禹贡》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华阳国志·蜀志》曰:“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水经·江水注》曰:“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都证明了这一说法。其中,《禹贡》成书时代远早于李冰,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李冰并非开凿宝瓶口的始作俑者。李冰正是在前人基础上最后完成了都江堰工程,正如秦始皇在六国长城基础上最终完成万里长城一样。
在那洪水当前、群众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谁能治水,谁就能获得民心,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在那个先进代替落后的权力斗争中,鳖灵依靠其先进的治水技术迫使杜宇不得不让出政权并带领其少数亲信回到西边的龙门山中。
关于他们之间的权力转移,自古以来就流传着“禅让”的“佳话”,这其实都是后世的杜撰。《四川通志》里有一段话就说得很透彻:“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这岂不是对他们之间权力转移性质的最好解释吗? 三、开明“王朝”的建城选址原则
鳖灵既然是治水专家,其选择城址自然就十分注意防洪。鱼凫和杜宇时期过于强调耕种土地的肥沃性质,而在成都平原腹心地带到处建城,以致不久就逐一被洪水冲毁,又被迫地不断搬家。鳖灵充分吸取了这个教训,一开始就把都城搬到成都平原东部边缘(今天双流境内的广都樊乡)。这里是牧马山丘陵余脉,虽然地势没有牧马山本身高,却相对高于低平的成都平原,完全摆脱了洪水的威胁,一劳永逸地解除了过去长期生活在洪水阴影下的恶梦。这就是鱼凫时期古城多、开明时期古城少且相对稳定的根本原因。
事物总有两面性。樊乡虽然能够避开水的侵袭,可是以土地种植条件来说,它却大大不如平原环境。于是大约在春秋时期中叶,开明九世就迁移到今天的成都所在的地方,建立了金沙古城。其实金沙地方本来就有居民,留下了大约3200年前的文化层,大致和三星堆末期相当,以后逐渐演变成以开明族为主体。开明九世迁都到这里,也不过是在前人居住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都城而已。
那开明九世为什么不直接迁移到平原中部?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可能是“政治因素”。因为杜宇败走西山以后,古蜀族还有相当多的遗民,散布在广阔的成都平原上。尽管他们群龙无首,已经归顺了开明王朝,但毕竟是异类,不得不加以提防远离为妙;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自然环境因素。处在冲积扇边缘的金沙地区,和冲积扇中、上部比较,具有特殊的优势。冲积扇水网的特点,在于水流从扇顶向四面散开,不断分岔形成无数微细的血管般的小支流,往下的岔流越分越多,水量自然越来越小,水势越来越平缓。在冲积扇边缘产生特大洪水的可能性,必定比冲积扇顶部和中部为小,影响也相对较小,再加上他们所选择的地貌部位是略微高出平原面的广汉期二级阶地,受洪水的威胁较之平原部位又小,这些都大大增添了古城的安全性,所以开明九世王朝会选择迁移此地。 四、金沙“双子城”
一般认为,成都平原上的古蜀文化系列从先到后可以划分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战国青铜文化四个序列。虽然这几个文化期的前后有一部分互相交叉重叠,但它们的主要阶段却各具特色。十二桥文化距今大约3200～2600年,这和金沙遗址的起始时间大致相当。其陶器系列主要以尖底器为主,典型器物有尖底杯、尖底盏、小底罐、高颈壶等,和三星堆文化明显不同。金沙文明相当于十二桥文化。十二桥遗址位于成都市蜀都大道附近的十二桥地方,和金沙遗址非常接近。同一个时期,如此相近的两个地点,居然有两个文化相同的遗址出现,人们无论如何也会把它们当作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只不过中间隔开了一段距离而已。至今人们还没有发现这两个地方文物遗存的空白地带。即使用最保守的观点,也会把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大金沙”的一部分。这里也有一个远古部落,它至少是和金沙同时并存的双子城。
十二桥遗址发掘出的商代大型宫殿式的木结构建筑,保存比较完好。其中主体建筑是一座面积达1248平方米的大型干栏式房屋,规模非常宏伟。谈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当时的政治中心到底在金沙,还是在十二桥?这个问题似乎可以从它们建筑样式的差别上寻找到答案。十二桥遗址有干栏式建筑,金沙遗址没有,这也许就是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
从建筑样式和地层的不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金沙遗址坐落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十二桥遗址在低洼处。拥有丰富治水经验的开明族,在选择都城的时候,不会不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洪水威胁,不会把最重要的王宫、祭坛和祖宗庐墓布置在十二桥,必然把政治中心选择在金沙。
既然金沙是中心,建筑规模必定会比十二桥遗址更大、水平更高。根据已经发现的十二桥遗址的建筑群,是否可以得到这样的暗示:金沙必有更加宏伟的建筑,只是还没有发现而已。
十二桥文化终止在距今2600年前后。按照这个说法,这个终止时间就比金沙被洪水冲毁的时间略早,据此又引出一个问题:十二桥是否由于地势低洼,首先遭受破坏?
十二桥遗址的陶纺轮上,有接近殷墟甲骨文字系统但又和“巴蜀文字”不同的文字符号发现。金沙遗址必定也有同样的文字,只不过暂时还没有发现罢了。一个又一个疑谜,等待着我们揭示,金沙遗址的想像空间越来越大了。 五、古金沙自然环境
金沙时代的古气候环境特征和三星堆时代不同,这可以从两个“太阳轮”的对比看出来。
一个“太阳轮”是三星堆出土的著名青铜太阳轮。在光芒四射的青铜太阳外面,紧紧包裹着一个密不透风的青铜圈;另一个“太阳轮”是金沙出土的四只飞鸟绕日的金箔图形。
对于前面一个“太阳轮”的含义,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太阳崇拜的象征。他们认为,当时四川盆地内和今天一样,也是整天阴沉沉的,终日见不着太阳的影子,难得有几个晴天。从古到今都是“蜀犬吠日”的情况,所以生活在此地的人们非常盼望太阳出来,让大家多晒一下才是幸福。
这种观点分明是不熟悉古气候演变规律、将今喻古的错误推论,他们完全不识当时三四千年前的古气候正在第四纪全新世亚北方期,即全球性灾变气候期内。那时候的气候特别恶劣,以持续性干旱和突发性洪水为特点。人们对火辣辣的毒日头十分恐惧和仇恨,哪会有什么太阳出来喜洋洋的心情?反倒是孕育了后羿射日、夸父追日这一类神话的产生,反映出当时极端干旱的自然灾害和人们普遍恐日、仇日的大众心理。
在这样的古气候环境条件下制作的三星堆青铜太阳轮,外面紧紧包着一个桎梏式的青铜圈,其用意乃是限制其危害人间。笔者根据江北期次生胶结砂砾岩最低分布层位,在泸州附近神臂嘴所测得的三千多年前古长江平均水位和杨公马塔所测同时期沱江平均水位,均低于现代最枯水位2米左右,这也印证了当时强烈蒸发和极度干旱的性质。
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图案则与此意大不相同。一轮金色太阳放射出十二道光芒,周围环绕着四只飞翔的飞鸟,正张开翅膀自由自在地飞翔,太阳和飞鸟直接接触,毫无任何约束,四只飞鸟微微仰首翘嘴,仿佛是在仰望熙和的太阳,表露出无限亲切的样子,面对无边无垠的苍空和大地,鸟儿发出一声声出自内心的欢快鸣叫。从此图形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中国人心目中奉为祥瑞的仙鹤。
这个四鸟绕日图案仿佛是有温度的,从它那朝向四方发散的光芒中,人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微微熙和的温暖;这个四鸟绕日图案好像还有声响,围绕在四周的飞鸟图形,明显表现出仰天鸣叫的样子,表现出一幅鹤鸣九皋的图像。
这个剪纸一样的图案,反映了当时古气候十分温和,呈现出一派温馨祥和的风光,在这里生命和大自然完全融合为一体,这才是真正的万物生长靠太阳,反映出真正的太阳崇拜的原始大众心理。
这个金色太阳的十二道光芒和四只飞鸟,似乎不是随意的。当时的人们很可能已经有了四季和十二月的概念,确立了原始的历法,才画出这个看似简单其实奇妙无比的图案。这既表现出人们对自然认识的提高,也反映了当时气候稳定、四季分明并脱离了酷烈多变的气候特征。
金沙遗址发生在以温暖潮湿为特点的全新世亚大西洋期内,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气候适宜期,当然就用不着像三星堆时代一样,给太阳套上密不透风的枷锁了。一个带枷锁的太阳,一个与生命融合无间的太阳,这岂不十分形象地说明了两个时期的古气候的根本差别吗?研究三星堆和金沙文明,不能离开这个最根本的古气候背景。
金沙遗址内出土了许多象牙、野猪牙、鹿角。其中,仅仅在一号祭祀坑内就有上百根象牙,上下堆砌8层,大大多于三星堆出土的象牙。其他祭祀坑里也有许多象牙,可见当时在遗址附近,有为数不少的象群生存。另外,野猪牙、鹿角也各有上千根,加上还有作为占卜的大量龟甲以及青铜、玉石、金箔和其他石料制作的动物,包括虎、牛、猪、龙、蛇、鳖、蛙和一些飞鸟、昆虫的器物形象,可以想像当时这里有许多野生动物,也有不少饲养的家畜。从这些大量存在的动物遗存和出土的大量巨大乌木,也可以推知当时是温暖潮湿的气候环境。 六、金沙时代的居民结构
生活在金沙古城的人,可以分为三部分:其一为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资阳人为代表的四川盆地最早的原始土著,他们在三星堆时期已经沦为奴隶;其二是古蜀族遗民;其三是作为统治者的开明族。
这里要值得注意的是奴隶发式的变化。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跪在地上、双手反绑的青铜奴隶,无论从脸型、鼻型、眼型,还是从其发型、服饰,都和奴隶主大不相同,他们和奴隶主应该属于不同种族。考虑到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不会有来自其他民族的大批俘虏这个事实的话,这些奴隶大概就是以资阳人为代表、最早土生土长的“四川人”的直系子孙。原始土著抵挡不住文化先进的外来者,被征服后就注定了只能世世代代跪倒在地上充当奴隶的悲惨命运。
盆地里的土著被征服,决不是受人数多少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而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较量的必然结果。外来者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落后的盆地土著还停留在石器时代,这就好像是拿鸟枪去对大炮,其胜负就自然分明了。
三星堆一期和二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明鸿沟。三星堆一期文化层相当于龙山文化,亦即盆地原始土著留下的遗迹,直到从西边大山里出来的古蜀族到来时,这里才一下子飞跃进入了青铜器时代。
在金沙遗址里,也有一些石器出土。当时开明“王朝”的主人,已经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明,很难想像他们还会怀着思古之幽情,回过头来去使用早已落后的石器。那么,这些落后的石器是谁的?答案似乎只有一个,就是那些身为奴隶的原始土著的。
在金沙古城里,人的关系划分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统治者和被征服的奴隶两个等级。考虑到来自盆地东部的开明族取代来自西山的古蜀族的情况,在最高的开明族和最低的当地土著之间,自然还生成了另一个处于中间地位的二等公民,即鱼凫“王朝”最后一个首领杜宇退回西山后那些被抛弃的古蜀族子民。
仔细观察三星堆时期的发式就会发现,古蜀族多蓄长辫,或拖在脑袋后面,或盘在头顶上,而当时的奴隶是没有辫子的。可是在金沙遗址出土的跪在地上的奴隶,虽然其发式大多是中分形式,但部分头脑后却拖有一根辫子,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是当时最低层的土著接受了过去三星堆文化的熏陶而学会了梳辫子?抑或他们根本就是古蜀族的一部分,包括其混血后裔,后来也沦为了奴隶?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
古时人群的等级观念是十分森严的,是否允许奴隶蓄留主子的发型也是一个问题。至少三星堆时期的奴隶是没有辫子的,这旁证了主仆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存在。进入到开明族为主体的金沙时代,为什么奴隶也可以梳辫子了?这是否是古蜀族失去权势的一个侧面反映?古蜀族在开明族的统治下,似乎已经沦为二等公民,岂不正是一个旁证。
若仔细分辨,你就会发现三星堆时期的辫子和金沙时期的辫子亦有不同。三星堆时期的辫子只有一根,好像是今天还能被见到的汉族姑娘的大辫子,而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个青铜立人,脑袋后面却梳了三根辫子,好像是维吾尔姑娘的发辫样式。这两种辫子的差别,是爱美思潮促成的时代进步,还是古蜀族和开明族的差别?这也值得人们细细推敲。前面说过,金沙奴隶的辫子和主人的三根辫子是不同的,这是否也暗示了此时来自西山的古蜀族失势并已沦为二等公民这一事实?朝中无人自然低人一等。这是否是说在望帝和丛帝之间发生了那场所谓的“禅让”以后,在两个部族之间发生的微妙地位变化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开明“王朝”末期? 七、金沙古城余论
笔者考察成都平原诸多三四千年前的古城群,发现包括三星堆在内,它们无一例外地均是毁于洪水。防洪胜于防寇的观念重于一切。当时的所谓“城墙”,不如说是防洪堤,或者是以防洪为主、防御为辅的“城堤”,更加符合实际。这一推论,可以从以下四点得到证实:其一是古城墙剖面形态。由于经过几千年的破坏,城墙外部形态自然不可作为根据。但是其内部的夯土剖面却是真实的原始状态。笔者曾逐一进行过测量,以宝墩遗址为例,经过测量发现城墙外侧斜面仅有25度,内侧43度,外侧斜坡反比内侧缓和,无法想象这能有效抵御外敌。三星堆城墙夯土剖面倾斜程度甚至更低。
其二是所有古城墙均有被后期水流冲破的遗迹,或残留穿城而过的古河床,或残留河流砾石层。从砾石扁平面的倾斜方向,可以测量出当时的水流流向。
其三是迄今为止并未发现城门遗迹。当然这不排斥其后期被破坏的可能性,但是依据在郫县三道堰古城所见,整个城圈十分完整,但没有任何城门分布,仅在东北角有一个壑口,估计那可能是后期水流冲破的结果。由此壑口伸展入城,一道古河床仍形态宛然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其四是在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文物中,作为祭祀礼器的玉戈,远远多于实战的青铜戈,这充分表明这两个时期是一个“化干戈为玉帛”的长期和平环境,洪水威胁远大于战争,以防洪堤代替高大城墙就更加顺理成章了。
成都平原其他古城均如此,当然金沙亦不例外。在金沙遗址中心地带,人们曾发掘出一条古河床,紧紧挨靠着一些祭祀坑等重要部位。这无异于一柄锋利的匕首,一刀封喉刺死了繁盛一时的金沙古城。
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曾对这个古河床内的一根巨大乌木取样,并进行碳14同位素测年,得出其年龄大致距今2250年左右。考虑到我国碳14同位素测年一般都是以1950年为基准,再考虑到实验室数据在允许范围内的小幅度误差,所以碳14同位素测年所得的数据还应该加上50年方符合真实情况,即这次冲毁金沙古城的事件,发生在距今2300年左右。而秦灭巴蜀发生在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距今2323年。这两个数据惊人的相近,这也说明这两个事件是在同一个时间内发生的。开明“王朝”从鳖灵建国以来,历经了十二世就此谢幕灭亡。言及至此,人们不仅要问:如果当时洪水没有冲破金沙古城,没有在背后给开明“王朝”插上一刀,那它是否能够凭着其比较充分的物质力量,还能苟延残喘一些时间?如果金沙古城没有被洪水冲毁,秦灭巴蜀后,有没有必要命令张仪和张若,重新修造一座新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保留到今天的成都,就不是以天府广场为中心的成都城,而是以金沙为中心的古金沙城了。
刘兴诗,教授,原任成都理工大学学科专业建设高级顾问
源自：《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