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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 

成都金沙遗址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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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明生 发表于: 2005-9-3 03:26:37|显示全部楼层
[公告]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 据新华社、华西都市报报道   经过10天的公示后,国家文物局2005年08月16日正式公布采用金沙“四鸟绕日”金饰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四鸟绕日”金饰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画面是四只神鸟围绕着太阳飞行,专家也将其命名为“太阳神鸟”。这是本世纪中国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  据国家文物局办公室主任彭常新介绍,由国内著名专家联名推荐的这一金饰图案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像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结合公示期间收集到的社会公众建议,国家文物局最终确定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上方采用简体中文“中国文化遗产”;下方采用汉语拼音“ZHONG GUO WEN HUA YI CHAN”,各民族自治地方可使用当地少数民族文字,在对外交往工作中可使用英文“CHINA CULTURAL HERITAGE”或其他国家文字。标志的标准色彩为金色,也可根据不同需要使用其他颜色。标志核心位置的金饰文物图案,除配合文字使用外也可单独使用。  据了解,成都市已经着手准备围绕太阳神鸟金饰图当选“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之后一系列的宣传推荐行动。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王军说,启用后的“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将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的文物保护、研究、收藏等领域推广使用,也可按照管理规定用于商业领域。 动感现代感专家赞“神鸟”   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作为中国文物界第一个公认的标志性图案,代言中国文化遗产的消息传来后,成都乃至四川文物考古学界为之沸腾了。  四川省博物馆副馆长魏学峰认为,中国在20世纪考古发现的文物总数不下数百万计,出土于成都的太阳神鸟能从中脱颖而出被选作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足可见它本身的价值。作为区域性文化巴蜀文化的产物,太阳神鸟图获选,标志着巴蜀文化研究地位的提升。“同时,它也是城市文明之光的象征,对于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广、提升、打造成都城市形象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昨晚,记者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国著名水墨画家邱笑秋先生。他在欣喜之余说:“神鸟金饰图是动感的图腾,美在有韵律,充满了旋律感、音乐感,图案年代虽古老,却不乏较强的现代意识。”   中国文物学会会员、成都市政协委员王锦生欣闻消息后也表示,金沙遗址这一重要发现给出了一个答案,证明“三星堆文化”的中心,数千年前迁移到成都金沙来了,更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太阳神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是长江文化,特别是岷江上游巴蜀文化提高到了一个高度的体现,若干年来只重黄河流域的学界观点,得到了重大突破。” 获评的四大理由 造型精炼天生好徽识   据国家文物局介绍,太阳神鸟图案寓意深远、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像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其造型精炼、简洁,具有较好的徽识特征。 崇拜太阳凝聚民族精神   太阳神鸟图案是中华先民崇拜太阳艺术表现形式的杰出代表之作,以此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文物出土表现保护成果   太阳神鸟金饰2001年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是21世纪我国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体现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太阳神鸟图案所表达的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彰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强烈责任心和神圣使命感。 动感十足蕴涵和谐包容   图案中向四周喷射出十二道光芒的太阳,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象征着光明、生命和永恒。十二道太阳光芒与四鸟的“十二”与“四”是中国文化经常使用的数字,诸如十二个月、十二生肖、四季、四方等等,表达了先民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环绕太阳飞翔的四只神鸟,反映了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自由、美好、团结向上的寓意。而整体完美的圆形图案寓意民族团结、和谐包容,圆形的围合也体现了保护的概念。 “太阳神鸟”金饰   “太阳神鸟”金饰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外廓呈圆形,图案分内外两层,都采用了透空的表现形式。内层图案为等距分布的十二条弧形齿状芒饰,芒饰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外层图案由四只等距分布相同的鸟构成。鸟均作引颈伸腿、展翅飞翔的状态,飞行的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在红色衬底上观看,该金饰内层图案很像一个旋转的火球或太阳;外层图案中的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神话传说中与太阳相关的神鸟,据此,专家学者将其定名为“太阳神鸟”金饰。  通过对“太阳神鸟”金饰进行成分分析,确定其含金量达到了94.2%。系先用自然砂金热锻成为圆形,然后经过反复锤炼,最后根据相应纹饰的模具进行刻划和切割,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太阳崇拜的习俗。 更多内容请看主站:http://www.phoer.net/history/bashu/jinsha.htm
 何晓 发表于: 2005-9-3 12:36:12|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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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老师,希望您已经收到我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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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风 发表于: 2005-9-7 23:15:58|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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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要拿来做市徽的嘛?被文化部夺爱了?
 魏明生 发表于: 2005-9-26 00:31:53|显示全部楼层
以下是引用何晓在2005-9-3 12:36:12的发言: 魏老师,希望您已经收到我的电子邮件。
已收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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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阳 发表于: 2005-9-26 13:28:21|显示全部楼层
就是呢,也在报纸上看到的说是做成都市的形象标志嘛.
 魏明生 发表于: 2005-10-2 20:47:53|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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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睢文发 发表于: 2006-2-24 15:23:56|显示全部楼层

金沙人的青铜神树梦

 
  
  萧易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让世人看到了2000多年前成都平原的古老荣光,出土的金器、青铜器、玉器样样精美,与同时期的周朝交相辉映。而令人意外的是,金沙出土的青铜器都是小型的,竟然没有发现一件大型青铜器,同时期的周朝曾经铸造过为数众多的大型青铜器。我们的疑问随之而来,从年代上说,三星堆之后的金沙人铸造技术应该更趋娴熟,在远古青铜时代,他们为何不去铸造大型青铜器呢?

  小巧的金沙青铜器

  2000年,继三星堆之后,又一处辉煌的古蜀王国在成都平原出土,这便是金沙。金沙也是一个魅力十足的国度,青铜之光是她恰到好处的点缀。出土的1200余件青铜器组成了这个伟大而充满遗憾的青铜王国。

  遗憾因青铜而起。1200余件青铜器全是小型的,比如小青铜立人像居然不到15厘米高,竟然没有一件大家伙。这些小型青铜器相互之间没有太大联系,金沙也由此成为一个神秘国度。她的神秘之处在于,没有任何线索可供我们追查下去。我们无法通过这些不相干的青铜器和远去的金沙人进行某些必要的沟通与交流,乃至猜度出他们生前的所思所想。

  根据形状与用途,金沙娇小的青铜器大抵可以分为三类。跟祭祀有关的青铜器一般是方形、圆形的,似乎隐藏着天圆地方的古老宇宙观在其中;一些挂饰是最奇怪的,它们形单影只,根本无法还原本来的位置;还有一个青铜雕像的世界:高贵的祭祀者,灵巧的鸟,威严的龙,咆哮的虎,憨厚的牛,样样栩栩如生。

  奉献给神灵的青铜器大多是方形和圆形的,这两种简单的形状看来一直桎梏着金沙古国工匠们的头脑。在古代,圆形的器物也称为璧。有件青铜璧上雕刻着3只相互追逐嬉戏的神鸟,或许就是中国古代神话中背负太阳的“金乌”。另一些青铜璧上没有图案,璧身粗糙不平,金沙古国的工匠似乎并没有足够的耐心来雕凿它们。奇怪的是,这些青铜璧并不能直立,似乎只是一些大家伙的零件。

  另一些青铜器学名叫铜圆角方孔形器。顾名思义,四只角是圆的,中间有一个方孔。模样古里古怪,不知道金沙人是从哪得来的灵感。巧合的是,三星堆人对这种古怪的青铜器也曾青睐有加,真是两群奇怪的古蜀人。其实,它们的用途可能隐藏在玉琮中。金沙人生前曾将一些玉琮引为国宝,玉琮外方内圆,代表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金沙方形、圆形的青铜器或许也有着相同的寓意。不过,它们奇怪的模样应该着实会让天上的神灵猜度一番吧。

  雕像则是金沙人的另一种艺术风格。金沙人用高超的铸造技艺给冰冷的青铜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一只铜鸟栖息在树枝上,鸟首上昂,眼睛睁得浑圆,似乎正在机警地觅食;一条猛龙怒目向前,张开大嘴,露出獠牙;铜虎张口露齿,昂首怒目,双耳竖立,长尾上翘,正欲扑食猎物。还有一些青铜器铸造的不是生命,而似乎是一些元素。比如一些青铜眼睛,有菱形的;钩喙形的;甚至立体的,如同英文字母D一般。金沙人到底想用这些奇怪的符号寓意什么呢?这是一个还没有答案的谜。

  反常的金沙青铜器

  数量如此之多、种类如此丰富的青铜器带给考古学家的除了惊喜,还有困惑。为何金沙青铜器如此娇小?这似乎是一个不符合历史规律的离奇现象。

  历史规律指的是时间。三星堆古国是商周时期成都平原上的古蜀王国,金沙则已迫近春秋早期,比三星堆晚了数百年。然而,三星堆却出土了众多大型青铜器:残高396厘米的青铜神树、180.6厘米的青铜大立人、直径1米的纵目大面具,它们无不彰显着三星堆是一个庞大的青铜世界。同样是古蜀王国,金沙却只有一些小型青铜器。文明的发展从来都是随时间递进的,较之三星堆,金沙应该是一种更先进的文明,为何它的青铜器反而还要小?

  单单是时间差异还不足以令我们如此困惑。三星堆和金沙的一些青铜器竟然是相差无几的,可见在工匠之间流传的是同一派手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双手无限夸大环抱在胸前,金沙小铜人也是双手抱在胸前,只是腰间多别了根权杖;他们的青铜戈上,都有对称的7排锯齿,据说是供舞蹈之用;他们的铜虎均张牙舞爪。相似性带给了我们一系列暗示:金沙和三星堆的青铜文明之间是有联系的,就像在一个师傅那里学习的两个学徒一样。不过,这就更说不过去了:既然它们的青铜面貌如此相似,为何一个有那么多大家伙,一个却拼命走婉约路线呢?

  深藏的金沙青铜器

  学者黄剑华提出过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成都平原的远古画卷:3000多年前,若干小国零星分布在成都平原上。为了抵御商朝的迫害,群龙无首是不行的。小国拥立三星堆古国的首领为蜀王,接受他的号召与统治,臣服于蜀。黄剑华的观点正是以此为背景展开,他认为,金沙也是这些小国之一。它与三星堆晚期的关系,正如同商朝与其方国一样。

  历史上的商朝曾制定了一系列规矩来限制方国,比如方国都城不能大于商都、青铜器必须为小型等等。三星堆古国可能也有此类规矩来约束其他小国。三星堆古城拥有恢弘的青铜器,这是天子之城,故规格极高。早期金沙只是成都平原的一个小国,铸造的青铜器当然要比三星堆小,否则就是僭越。金沙古国的首领纵然有天大的胆子恐怕也不敢跟三星堆较劲吧。由于有尊卑之分,金沙才出现了众多娇小的青铜器。如果这个推论不假,或许,跟金沙同时期的小国也曾铸造过不少娇小青铜器,只是随着古蜀的消亡,在泥土深处丧失了自己的韶华。考古发掘是寻找它们的唯一途径,也许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成都平原上会出现若干跟金沙类似的古蜀国。

  其实,同样需要等待的还有金沙。一些学者坚信,金沙是有大型青铜器的,只是尚未发现而已。金沙出土的青铜器中有许多好像只是零件,这种现象坚定了学者们的信心。在已经出土的文物中,一些青铜璧并不能站立,可能是某些大型器物的附件。大量铜铃、龟背形器上有一个或数个细小的穿孔,三星堆祭祀坑曾经出土过这类挂饰,本来也不知道它们的用途,后来在青铜神树上一个个挂了上去。如此说来,铜铃、龟背形器便可能是金沙青铜神树上的挂饰,金沙可能就有青铜神树。此外,金沙还出土了一些铜板,同样令人称奇的是,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的顶盖用的就是此类铜板。这就又给了我们一个启示:金沙也有像三星堆一样的青铜人头像,说不定哪天便会挖一些青铜神树和青铜人头像出来。

  三星堆人曾经火烧青铜器,这种离奇的祭祀手法在我们眼中一度不可思议。金沙青铜器并没有火烧的痕迹,不过,随着众多青铜器零件的零星出土,我们猜测,金沙大型青铜器似乎曾经遭受过类似“肢解”一样的命运。究竟金沙人为何要“肢解”它们,这个答案,或许也要等到金沙大型青铜器出土之后才能揭晓了。

  祭司的没落

  或许,另一个可能是,三星堆之后的金沙人,并非铸造不了大型青铜器。在青铜器由大变小的过程中,似乎隐蔽着王权的膨胀与神权的衰落。

  三星堆出土的900余件青铜器竟几乎全部跟祭祀有关。耗费大量财力和人力铸造的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等大家伙,是古老的三星堆人对神灵的虔诚和奉献,也是三星堆这个国度里神权至上的见证。

  代表神权的是一些神职人员。他们并非比其他三星堆人信仰得更为虔诚,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这往往是一份世袭的工作。学者孙华认为,三星堆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头像,塑造的便是这个最接近神灵的神职阶层。他们掌管着三星堆古国的宗教、祭祀、占卜,统治着整个古蜀国的中枢神经。然而,如果是如此循规蹈矩地为神灵服务,他们还是不令人讨厌的。古蜀国诸如战争、媾和等国策也需要通过占卜决定,神职人员便干预到国事中来。这样一来,梳着“辫发”的三星堆王公贵族们颇为不满。加之为表虔诚,神职人员鼓吹更多的青铜应该投入到祭祀中去,有限的青铜被投进了无底的深渊。三星堆大型青铜器便是在这种矛盾下铸造出来的。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晚年的三星堆古国遭遇了一场变故,迫于无奈举国迁徙至金沙。“笄发”们在这场变故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王公贵族们趁机取而代之。这时候的青铜雕像已经绝少见到“笄发”们了,小青铜立人是新的政权代言人。他留着辫发,却跟此前的“笄发”们一样戴着太阳冠;他腰上别着象征权力的权杖,手却像青铜大立人一样举在胸前。显然,他既是王权的所有者,又将神权玩弄于股掌之间。

  鼓吹用青铜祭祀的神职人员已经失势。不过,金沙古国的青铜还是源源不断投入到祭祀中去。保持了几百年的国家惯性似乎很难停止下来,底层的金沙人还是虔诚地崇信神灵,王公贵族的权力也无法割断他们的信仰。宗教,历来都是一个国家最玄妙的部分。王公贵族很快充当了另一种角色。

  这种角色并不受欢迎。在金沙古国,青铜器虽然还是用于祭祀,却已经换成了小型青铜器。我们的联想正是在这样的转变中展开。或许,金沙的王公贵族们意识到,再也不能像三星堆人那样挥霍珍贵的青铜,于是,一项旨在节约的决议实行了:青铜可以用于祭祀,禁止铸造大型青铜器。按理说,这项决议能节省下大量的青铜,可是节省下来的青铜又用到哪里去了?像古巴比伦人那样武装军队,抑或是革新农具?为何迄今的考古发掘中也没有发现青铜兵器和农具呢?

  既然没有多余的青铜,或许,金沙古国的青铜是经常处于短缺状态的。一个最新的观点是,青铜跟金沙古国的实力是联系在一起的。成都平原本不产铜,临近的南中(今云南、贵州一带)却盛产铜矿。三星堆古国的实力曾一度触及南中,南中铜矿便唾手可得。为了保证铜矿石源源不断流入成都平原,蜀至南中一路还曾有蜀国士兵驻扎。而到了战国早期,三峡一带的楚国逐渐兴起,在军事上一度咄咄逼人,成为了古蜀人有力的竞争者。原本是蜀人势力范围的南中逐渐被楚蚕食,想把铜矿石运出来也是举步维艰。没有铜矿,拿什么铸造青铜神树?如果这个推论不假,大概是楚人阻断了金沙人的青铜神树梦吧。

  

  
 睢文发 发表于: 2007-1-14 10:15:02|显示全部楼层

金沙遗址出土青铜器的初步研究

  王方 
  
  发现于2001年初的成都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市区的西北部,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已发现的重要遗迹有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区、一般居住址、大型墓地等,现已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等珍贵文物5000余件,还有数以万计的陶片、数以吨计的象牙以及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和鹿角。目前可以确认金沙遗址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200~600年左右,极有可能是继三星堆之后的又一个古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金沙遗址内现已出土青铜器1200余件,这些铜器主要出土于金沙遗址“梅苑”东北部地点,遗址内其他地点则发现较少。近年来,在一边发掘一边整理的情况下对这批出土的青铜器铸造与装饰工艺、青铜器材质分析与矿源探寻、金沙遗址出土青铜器的文化内涵等多个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
 
  一、金沙青铜器的铸造与装饰工艺
 
  金沙遗址出土的完整铜器都属小件,大件铜器仅有残片,因此仅根据这些铜器并不能对金沙遗址铸铜工业和铸铜技术做出全面的判断,这里只能通过对金沙遗址部分铜器的初步观察,并对照三星堆遗址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的初步结果,来对金沙遗址铜器的铸造和装饰工艺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1、铸造工艺
 
  现已出土的铜器大多为小型器物,大型铜器仅存部分残片。初步观察,金沙铜器铸造工艺技术仍沿袭三星堆时期的传统技法,大多为一次性浑铸,有的器物可能为分段铸造,然后浑铸为一体,或采用附件、主体分铸之法,然后再将附件插入主体焊铆固定而成形。铜器多双面合范而成。铜器的铸后加工手段较为先进,许多范缝都经过打磨,很难寻觅,有的器物表面还经过抛光处理。
 
  金沙遗址绝大部分小件铜器应是一次性铸造而成。由于绝大部分器物都不能独立成器,应是别的器物的附件或立体的装饰,这些附件要与别的器物粘合在一起,还要通过铸接、焊接、预铸等技术与主体结合为一体来完成。
 
  有学者考察和分析了三星堆器物坑的铜器后指出,三星堆铜器没有发现失蜡法铸造的例子,也没有发现石范的迹象,所有铜器都是采用块范法铸造成形。块范法在中国黄河流域自青铜治铸工艺发生开始,就被广为应用。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商代青铜器也基本相同。青铜器铸造的“主导思想是以当时铸造工艺的现实性为原则,尽可能地浑铸成形,若必须分铸成形的,尽可能减少分铸的件数,而无论是浑铸成形,还是分铸部件,也都尽可能减少泥范数量。循着这一原则,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中的绝大多数人首像和人面像、兽面像、眼泡、眼形器和眼形饰、戈、瑷、贝形饰等,都是浑铸成形的……分铸成形的,主要是结构复杂的器物……不但器物的主体是分铸或分段铸造的,主体与附饰也是分铸后结合一体的……上述青铜器的附饰,或者铸接在器物上,或者铸焊在器物上。在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中,还有一种特别的连接工艺是铸铆,神树K2②:194的底座,三部分的连接就采用了铸铆和铸接两种工艺”。金沙遗址铜器的铸造工艺应当与三星堆遗址相似。
 
  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铜立人是目前出土铜器中铸造工艺较为复杂的一件。该器由上下相连的立人和插件两部分组成。器形体虽然不大,制作却相当复杂。由于铜像铸造完毕后通体曾作过打磨抛光处理,上面又附着一些铜锈,器表上已经看不出铸造披缝的痕迹,只是在颈部下还能看到一些泥芯范土,不过可以推测该像一次性铸造不易脱模,可能采用了二次铸接或焊铸等手段。它的旋涡状帽子、伸出的双手、弯曲的手腕,都使脱范成为问题,可以推测,该像除双手可能另行分铸外,其余部分则能够一次浑铸成形。铸形的外范由几块组成还不好确定,为了脱范方便,人像头顶包括帽圈的一半作为一块底范,另一半帽圈在身范上。浇口则应当设置在人像足下的插件底前端,足上头下倒浇成形,这也与中原青铜容器传统的浇铸方法相吻合。
 
  铜牛首的铸造工艺也较为精良。从牛角、耳及嘴部正中留有范铸产生的范缝,可观察其分型面为两部分:牛头正面范和夹柱状铸芯的牛颈、角、耳及嘴的后部范。铸品为合范加工而成,颈中空,从颈内残留的褐色土,推测颈内的柱状芯为泥芯。
 
  金沙遗址出土的铜铃体型较小,形制简单。这种形制的铜铃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夏文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中,金沙铜铃更多的保留了铜铃的早期特征。器均为合瓦形,铸造由两块范浑铸而成,在器物两侧可清楚的看到一道铸造披缝,在铜铃两侧边各有长条形的扉棱。中原地区出土的铜铃浇口一般都在这个扉棱处,因此可以推测金沙铜铃的浇口也应大致与之相同。
 
  金沙遗址其他铜器相对比较简单,除了鸟、牛首等附件外,独立的器物主要以有领璧形器、圆角方孔形器、A型铜戈为大宗。A型铜戈是一种非实用性的礼仪用器,它一般采用了对开分型的铸型来铸造,两面范分别具有戈的型腔。戈的铸型系由两对范和一泥芯组成。三星堆器物坑中,还有一些戈的分型面在戈的一侧,两块范中一块具有戈的型腔,另一块为平板状,穿的泥芯由面范自带。金沙遗址的铜戈尚未经过全面观察,不能排除其中也有采用这种铸型的可能。
 
  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薄片形铜器和铜器残片。运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等仪器,对薄片青铜器残片的成份和结构进行剖析,结果表明青铜薄片基体是铜锡二元合金,经过了煅制和结晶再退火处理,因此薄而有韧性;在铜片表面通常还有一层特殊的保护层,其成份、结构与基体完全不同,为含量很高的锡铅合金薄层,有很好的耐蚀性,因此这些薄片铜器的表面颜色为铜黄色,表面显得非常光洁,另一面则比较粗糙,无保护层。
 
  薄片铜器的铸造方法首先是依选定的合金成分,浇铸出铜器坯材;然后使用锤锻方式将坯材加工成型,而且加工主要在高温下进行;再结晶退火,改善薄片的塑性,降低硬脆性;然后进行外镀锡铅,以获得光洁表面,而且也起到了保护青铜基体的作用;最后进行磨光处理。从大量的考古实物的科学考察来看,我国古代早期青铜器的成型工艺可分为铸造与煅造两种,在商周时期绝大多数青铜器都是铸造的,煅造却很少见。煅造主要见于春秋战国时期。金沙遗址铜器煅造工艺的发现,显示了商末周初时期的古蜀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
 
  在金沙遗址中发现的一些青铜容器的残片,具有典型中原青铜器的特征,因此其铸造方法也应当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使用了块范法铸造而成。
 
  金沙遗址出土铜器铸后加工工艺中还发现有补铸的技术。补铸是为了弥补铜器铸造时产主的孔洞,工匠对于影响器物功能的(如器物的腹部)和器物美观的(如容器器盖盖面等)的缺陷,都进行了修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铜器都有采用这种方法。修补的方法和商周其他区域出土的青铜器一样,无一例外是用铸造的方式完成的。如金沙出土的一件大型铜圈足残件,器上除花纹装饰非常特殊外,在圈足内圈发现有多处铸后补铸的现象。
 
  2、装饰工艺
 
  金沙遗址出土铜器上的装饰技法主要有素面、墨绘、穿孔、立体装饰、铸纹、镶嵌等。
 
  (1)素面 金沙铜器有许多本来就属像生形,如铜立人像、人头、人形、兽面、牛首、龙形器、鱼形器,圆形挂器、圆角方形挂器等,还有有领璧形器、无领璧形器、铜圆角方孔形器、铜铃、喇叭形器等,这类器物造型简单,只注重造型而不再另外添加其他纹饰,因此多为素面,无装饰。
 
  (2)墨绘或彩绘 在铜器表面用墨(或彩)描绘需要表现的对象。金沙遗址铜器上我们发现有的器物使用了墨绘的技法。如铜眼形器上就有墨绘的瞳孔,有的还描绘出眼睛各部位的细部,用笔相当纯熟流畅。如A、B型铜眼睛器都在瞳孔、眼角及眼形器的周缘施以墨绘。还有铜人面形器也残留有彩绘的痕迹。类似的这种技法还见于金沙出土的石雕人物和动物等,邻近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也有多件采用了墨绘。
 
  (3)镂空和穿孔 在金沙遗址出土铜器中发现有的薄片形铜器上有穿孔,还有的运用了镂空的技法。如C型铜眼睛形器、镂空饰件、不规则形板等。
 
  (4)立体装饰 在金沙铜器中像生形器较多,如铜立人、铜人头、铜人形、铜人面、铜眼睛、铜牛首、铜鸟、铜龙形器、铜虎、铜鱼形器、铜螺形器、铜兽头等。这些器物少量的为独立使用,如铜立人、铜人形。但大多做为大型铜器上的立体附饰,多装点于器物的顶部、肩部或腹部或其他部位。如铜人面形器周沿就发现有一边沿,龙形器原可能是镶嵌于某种柱状器上面的饰件,铜鸟则可能是立于柱(或神树)上,牛首、兽头可能是装饰于大型铜容器尊或罍肩部的立体装饰。
 
  像生形器物的装饰技法丰富多彩。如铜牛头的纹饰和眼眶用阴线表现,突出了眼睛和牛角,使牛头栩栩如生,有极强的装饰性。龙形器则是在一个平面上所作的浅浮雕作品。所有纹饰均双线刻划。眼睛虽已做镂空处理,但外眼眶微突出于器表,从而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了龙眼凸出的特征。龙头上用双线装饰的技法常在商代的青铜器上见到。此外在平面上表现出的立体透视效果,在其他器物上较少发现。
 
  (5)铸纹 在铜器铸前或铸后进行纹样装饰是商周铜器常用的装饰技法。金沙遗址出土的大型器物残件上的纹饰大多为铸前铸纹,即在做范时完成。目前发现的一些大型铜器残件,如铜尊、的圈足残片上有云雷纹、夔龙纹等装饰纹样,这是商周时期中原铜器一的主要装饰花纹,而金沙遗址出土的Ab型铜带柄有领璧形器(C∶588),其环面铸造的纹样两面相同且对称。环面近边缘处有两道同心弦纹,在弦纹与孔壁间铸有三只相同的首尾相接的凤鸟。凤鸟圆眼、勾喙、长冠;长颈向前伸、短身、长尾,身上有一翅膀,向前勾卷,翅膀正作展开状。脚的大腿、小腿刻画钢健有力,充满动感,刻画得栩栩如生,极为逼真。经过观察这三只鸟纹是在器物铸造完成之后刻划上去的,线纹曲线十分优美、流畅,显示出了金沙铸铜工艺的高超技术水平。
 
  (6)镶嵌 金沙遗址现已发现了与三星堆遗址造型相同的铜虎,其器上留有凹槽。过去在三星堆出土铜虎的凹槽内残留有绿松石片,说明当时已出现用玉石片镶嵌铜器的技法。金沙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小方形的磨制规整的细碎玉片、绿松石片,推测这些玉片可能正是作为镶嵌他器所用的。金沙遗址中还发现了在漆木器上镶嵌玉片的作法。说明此时镶嵌工艺已在广泛应用于器物的装饰上,该技法的运用增加了器物的色彩美,器物在色彩的对比中艺术效果更为突出,表明金沙人的审美观点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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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睢文发 发表于: 2007-1-14 10:15:22|显示全部楼层
二、青铜器材质分析与矿源初探
 
  金沙遗址的部分铜器经过了合金成分和铅同位素的分析,结果表明,铅锡青铜是金沙铜器中的主要材质类型,铅作为主要合金成分在金沙遗址中使用较多。从已测试的铜器看,存在两种成分,一种为密西西比型异常铅,一种为普通铅。密西西比异常铅属于地球化学上十分罕见的高放射成因铅。“金沙铜器中绝大部分具有地方青铜文明特色的戈形器、圆角方孔形器、璧形器以及一半以上的像生类和装饰类器物含有与三星堆青铜器铅同位素组成完全一致的高放射成因铅”。金沙遗址中还出现了部分含普通铅的器物,而在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中则完全没有出现普通铅的铅同位素数据,这一结果表明金沙时期一方面虽然仍主要延续利用三星堆时期的矿产源区,但同时也开始多方探求新的矿产源区。此外在已测试的金沙遗址四件铜容器中有3件合金成分与铅同位素组成都与殷墟四期至西周早期的中原青铜礼器一致,而这种组成特征在三星堆铜器中并未发现,表明其来历可能与三星堆青铜礼器的情形有别,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金沙铜器金属产地源区具有的多源性。
 
  三、金沙遗址出土青铜器的文化内涵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两个大型器物坑,坑中出土了大量独具特色的精美铜器,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器形种类计有尊、罍、瓿、戈、有领璧形器、戚形方孔璧、立人像、人头像、面具、人面像、跪坐人像、神树、神坛、铜铃、挂饰、兽面、眼形饰、眼泡、立鸟、龙形器、虎形器、龙形饰、太阳形器等类型,这里面既有典型的商代中原系的铜容器,又有大量中原地区不见的青铜像和铜兵器及一些铜饰件。三星堆铜器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地域特色,其中尤以大型的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立人、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青铜神坛和一些饰件最为瞩目。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成为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代表,体现出古蜀青铜文化的灿烂与辉煌。
 
  金沙遗址目前发现的铜器数量多,但器型均较小,现在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大型像生形器和铜容器。金沙铜器其数量宏大,种类丰富。从器形学、金属材料学和铸造工艺等多个角度可以看出,金沙铜器应是在三星堆铜器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金沙铜器清楚地体现出对三星堆青铜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金沙器物种类与三星堆器物坑中出土的铜器种类大致相似,金沙铜器的造型风格也与三星堆保持着较多的一致性。如铜立人从造型特点与人物形象看与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出土的大型铜立人像非常相似。他们均被塑造成为具有三维空间感的高高站立的人物,脸形类似,耳垂均有穿孔,都有着相同的手势,手中都持握着从双手间穿插而过的器物。不同的只是三星堆大铜立人体态高大,身躯稍显瘦长,发型为笄发,脑后无辫子,头戴复杂的兽面冠,衣著华丽的多层长服(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古老的祭服),腰不束带,腰间无装饰物;金沙铜立人体态矮小,发型为辫发,脑后拖着三股一体的长辫子,头戴简单的圆涡形冠,衣服是比较简易的单层中长服,腰系带,腰带上还多出了一柄短杖。就人物的面部造型而言,三星堆大铜立人像及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其他铜人头像脸都为方颐,眼睛排列呈倒八字,眼睛形态为中有横棱线的豆荚形,大立人眼睛下垂,阔嘴紧闭,衣饰华丽;金沙小铜立人像脸为方颐,眼睛横向排列,眼睛形态为中无横棱线,呈对称的橄榄形。金沙小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大铜立人像的帽子、发式、衣服的不同,还可以用其他原因来解释,但二者的脸形、眼睛和嘴巴的不同,这只能解释为艺术风格的变化。金沙小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大铜立人像尽管大小有别,但所表现的内容则是一致的。三星堆大铜立人像所表现人物的身份,研究者有不同的说法。无论是哪一种说法,这些铜人像所代表的都不会是当时成都平原一个政治单位的下层人物,而应当是职掌了宗教权力或行政权力的古族或古国的上层贵族。小铜立人头上戴的插有旋转装饰物的帽圈,应当象征着光芒四射的太阳。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金饰件,其中心的太阳就是用顺时针旋转的獠牙形来表示光芒。所不同的只是,四鸟绕日金饰件的太阳为十二芒,顺时针旋转;而小铜立人的帽圈为十三芒,反时针旋转。太阳的光芒是不可数的,金沙上述两件太阳象征物的光芒数量可能并没有更深层的含义。小铜立人张开的双臂和空拳状的双手,说明他手中应当持有某种物品,由于他两手间的空洞并不上下对应,铜人手持的物品恐怕也不是直直的,要么左、右手各持一件,要么两手抱握着的就像是三星堆二号器物坑“铜神坛”中层铜人所持是弯曲的树枝,或者是珍贵而又神圣的象牙(金沙遗址出土玉璋中发现有肩膀扛象牙的跪人)。他口中念着的是祈福或献祭之词。光环罩在他的头上,使他俨如一光明的使者,神祗的化身。金沙小铜立人的发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与成都市金沙遗址的密切关系,反映出了两地都有着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和类似的仪式规范。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件青铜圆雕作品人物表情丰富,造型上静中有动,虚实结合。充分表现了古蜀青铜雕塑工艺技术已逐渐的成熟与发展。因而对于中国雕塑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眼睛形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中也出土了71件铜眼形器和5件眼形饰。金沙的A型眼形器与二号坑中的A型的造型风格一致,B型眼形器与二号坑中的铜眼形饰的风格一致,但表现眼睛的方式不同,二号坑中的眼形器和眼形饰都是用凹凸的方式表现眼睛,具体地说,就是中间的圆圈、两侧边的三角形都是向上凸起,而金沙则是用墨绘或穿孔(C型铜眼睛形器)来表现瞳孔、眼框、眼角。
 
  在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些铜鸟,还有的在器物上刻画出鸟形图案。三星堆两个器物坑中也出土了较多的鸟形饰件,形象相类,总体特征都是勾喙、长颈、短身、长尾,曲线十分优美。金沙铜璧形器上的凤鸟纹与金沙遗址同时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上所镂刻出的凤鸟纹基本相同,铜璧形器上的鸟纹造型也与三星堆K2③∶4—1镂孔鸟形饰上的鸟纹非常接近。陕西清涧张家出土的一件铜尊上兽面纹的两侧各有一个小鸟纹,该小鸟纹的最大特点就是曲体,铜璧形器上的凤鸟纹与之类似。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很多铜鸟或铜鸟形饰件,其中的A型铜鸟(K2③∶193—1)的风格也与之相类。该件铜鸟与陈公柔、张长寿先生所分的Ⅰ6式成康时期的小鸟纹的风格相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K1中出土的金杖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王冠上都刻有鸟形图案,这两件器物初步推测应是王权的象征。与鸟有关的器物在这两个遗址中如此众多的发现,这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铜牛首的造型在商周铜器上也曾发现较多。圆雕石牛见于殷墟,标本HPKM1500石牛,同龙虎排列,器为圆雕,伏卧尖耳,双角后伏。妇好墓M5:315的石牛,伏卧昂首,张口露齿方目细眉大鼻,双角后伏,短尾下垂。宝鸡弓鱼国墓地玉牛首(BZM9∶13)其造型完全不同于金沙的牛首,但额上饰圈点纹则类似。竹园沟十三号墓的玉牛泡BZM13∶218,牛头额中心饰有双线菱形纹也相似。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553虢季墓的牛首形玉佩,外形较相似于金沙牛首;还有梁姬墓(M2012)玉佩饰上牛角上的螺旋纹也与金沙牛首相类似。这几件标本虽从形制上不宜类比,但从装饰的纹饰看应有一定的联系。宝鸡弓鱼国墓地出土除牛首泡外,青铜器上的牛饰亦较多。其中纸坊头一号墓葬弓鱼伯青铜双耳方座簋BZFM1∶7饰的虎衔牛首,其牛头的眼眶形态同金沙铜牛首类似,但角的形状不同。纸坊头一号墓葬弓鱼伯青铜四耳簋BZFM1∶9的兽头也作浮雕状牛首,牛首的额中心饰纹有重菱形主体纹饰,与金沙牛首头额纹饰相近。竹园沟七号墓青铜大口尊BZM7∶326的肩部饰对称三牛头,额中心饰纹有菱形纹。宝鸡弓鱼国墓地出土青铜器上的牛头形象同金沙牛首也似有紧密的联系。在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青铜容器I式尊(K2②∶135)的肩外补铸三个牛头,额中饰横菱纹。另一件Ⅲ式铜圆尊(K2②:112),肩外缘浑铸三个牛头,额中饰菱纹同,角尖形状类。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中的1号羊头饰大铜弓鱼,双耳为立体牛头形牛跪于肩上,盖饰相向两跪牛,两牛之间饰变形牛头。
 
  三星堆二号坑中出土了43件铜铃,其A、B型分别与金沙出土的A、B型铜铃相近。铜铃形体较小,A型铜铃两侧无翼,B型铜铃两侧有翼,翼多呈窄长方形。出土的铜铃中仅C:44一件,内腔发现有一横梁,上系铃舌,其余的铜铃均无舌。与三星堆遗址出土铜铃形制的丰富多彩相比较,金沙遗址目前出土的铜铃,形制均较为简单,体型也较小。金沙A型铜铃与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Ba型铜铃相近,B型铜铃与三星堆二号坑的Bb型较为接近。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铜铃有的是直接悬挂在铃架上,因此推测这种小型的铜铃应是与三星堆铜铃一样悬挂在铃架上使用的。
 
  金沙遗址出土的许多铜器,如铜立人像、立鸟、Aa型戈、Ab型璧环形器、圆角方孔形器、菱形器、眼形器、眼泡、铃、蝉、鱼形器和各类挂器等,都与三星堆遗址两个器物坑的同类器物造型风格相同或相似,但体量却较三星堆小。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铜有领璧形器和铜圆角方孔形器两类器物,目前只在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和金沙遗址中有所发现,数量均较多,而不见于国内其他区域。带锯齿形刃的青铜戈也是只见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两个遗址中出土的虎形器造型相同,只是体量大小不同。还有金沙遗址出土的圆角长方形板与三星堆的青铜人像头顶盖极其相似。又如金沙出土的青铜立人像虽然体量比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小巧得多,但所表现的内容则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神情肃然站在高高的地方,似乎正在主持着一个神圣而重要的仪式。他们均被塑造成为具有三维空间感的高高站立的人物,脸形大致类似,都为方颐,耳垂都有穿孔,手势相同,手中都似持握着从双手间穿插而过的物品。只是金沙小铜立人像的帽式、发式、衣服、眼睛和嘴巴等细节发生了变化。应该说金沙小铜立人像是沿袭三星堆大铜立人像风格铸造的,因其年代晚于三星堆大铜立人像,所以它的艺术风格发生了变化。
 
  金沙遗址中还出现了一些铜器的新品种,如螺形器、龙形器、喇叭形器、带柄有领璧形器等。这些器物中螺形器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出土的斗笠状白陶器、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墓葬中出土的“蜗旋状器”有一些相似性,但造型仍很独特。喇叭形铜器与金沙遗址同出的金喇叭形器形制相同,这类器物不见于其他区域文化中,是金沙遗址中特有的器形。龙形器也区别于三星堆和其他区域出土的龙的造型。过去在商周玉、铜器中常能见到一些龙形装饰品。这些物件有的单独存在,有的附着于其他铜器上做装饰。如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发现的三件龙形饰,其中有龙柱形器,其形象为“龙口大张,露齿,两前爪趴于柱顶上……龙头上有镰形大耳一对,耳内侧有犄角一对”。这是一个较完整龙头的形象。二号坑中出有28件龙形饰,发掘者将其分作八式,大都张口露齿。体作各种不同的变化。其中B型龙形饰,“龙张口,口中铸出六圆珠笔孔分上下两排,上吻向后勾卷。”。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龙形饰。有玉雕的蟠龙,龙形玦等,也都是张着大口,露出獠牙,身体作卷曲状。而蟠龙纹、夔龙纹也是常装饰于铜器上的主要纹饰。总之龙的造型千变万化,金沙的这件龙形饰,造型特别,雕刻简练,形象细腻而又夸张,不同于其他地方所出,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带柄有领铜璧形器其环体两面铸出的相同纹饰,表明此器当是竖起来插于其他器物上,这样才能使两面的纹饰同时被看到,多出的短小柄部可能就是插入某个基座上的榫头。如果把器物中间的好孔看作是太阳,其环面上首尾相接,展翅飞翔的三只神鸟装饰则与金沙遗址同地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箔饰”一样,表现了古蜀人对太阳和鸟的强烈崇拜。这种对太阳和鸟的信仰与崇拜在三星堆文化中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与强烈。如青铜神树及神树上的神鸟,还有青铜神坛上呈旋转状的圆涡纹,象征太阳的巨大的轮形器等等。总之金沙遗址一部分铜器具有与三星堆文化一样的审美观念或宗教信仰,但器形上出现的变化却明显地说明金沙铜器在三星堆铜器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与发展。
 
  迄今为止金沙遗址尚未出土完整的大型铜器,但遗址内已出土了多件大型铜尊、铜罍或其他大型器物的圈足或圈足残片。已发现的大量圆角长方形板也与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头像的头盖板形制相似,喻示着金沙有出大型青铜人头像的可能。各类挂器极可能是青铜神树上的挂饰,也许金沙遗址中也有大型青铜神树的存在。牛首、龙形器、立体怪兽等可能都是一些大型器物,如尊或罍肩部或腹部上的立体附件。金沙遗址中发现的圈足残片,以云雷纹衬底,上饰夔龙纹,这种花纹组成方式是典型中原系青铜器的花纹特点。还发现了一件典型的中原铜器提梁卣的貘头装饰。另外从已测试的几件铜容器残片的合金成份与铅同位素组成看,金沙遗址中有一部分青铜礼器与中原地区西周早期的金属原材料源区具有同一性,种种现象表明金沙遗址青铜铸造业可能与中原地区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金沙铜器的出土还为我们传递出一些重要的信息,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有着极强的传承性与紧密联系。从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来看,金沙遗址的兴起紧接着三星堆遗址的衰落之后,金沙铜器中包含着太多的三星堆青铜文化因素,可能还不仅仅是器物种类的重复和风格的简单模仿,金沙遗址的青铜制造工艺传统也许是由于三星堆遗址中那些工匠的迁移沿袭而来的。金沙铜器中存在与中原商周王朝青铜礼器合金成分相同的青铜礼器,反映出了当时古蜀王国与中原王朝之间保持着的频繁交流与往来。但从器物组合情况看,与三星堆遗址相同,又与中原系青铜器组合有别,如对尊、罍的推崇,却不见鼎、簋、爵、 等中原典型铜礼器,说明成都平原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商周王朝的青铜礼器制度是有较大差异的。
 
  目前金沙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之中,我们相信随着发掘不断地深入,可能还会有更多、更精彩的青铜器展现在我们面前,金沙青铜文明一定与三星堆青铜文明一样耀眼,它们都是古蜀青铜文明重要而灿烂的篇章。
 
 
 
  王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源自:《四川文物》2006年第6期
 睢文发 发表于: 2007-4-1 21:39:39|显示全部楼层

金沙石磬 敲响三千年古蜀

.  萧易 

  
  2006年,金沙遗址出土了一大一小两件石磬,远古时期,磬的地位非同寻常,古蜀人显然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礼乐;然而,金沙人并未给后人留下线索,这两件石磬到底属于哪位蜀王?哪位工匠才能有资格铸造这神圣的乐器?金沙人不曾给后人留下答案,或许,我们可以从磬的历史与沿革中,找到一丝蛛丝马迹 。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古时期的乐器史,就是一部磬的历史。在古史的传说时代,石磬往往与三皇五帝联系在一起,地位极其尊贵,这件神奇的乐器奏响的,往往是一个部落或国度的颂歌;在商朝人追思祖先的祭祀仪式上,他们擂鼓,吹管,然而,似乎只有磬的出现,才能令他们满足与平和。早在1929年,三星堆遗址就出土过一块石磬,2006年,一块商周时期的“石磬王”穿越2000多年的古老荣光降临成都平原,石磬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多见,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石磬便弥足珍贵。在它们背后,我们看到了两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国度和一群陶醉在礼乐中的古蜀人。
 
  音乐古国金沙
 
  距今2000多年的金沙遗址是商周时期成都的缩影,也是后人开启一个古老国度与一段失传历史的大门。迄今为止,金沙共出土文物6000余件,庞大的数目背后是日复一日地祭祀活动。或许,史前的金沙人用了数百年的耐心,在一片他们眼中的圣土上,反复进行着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祭祀仪式,象牙,石器,玉器,黄金,青铜,所有金沙人都愿意倾其所有,献出他们的全部财富。
 
  然而,对于这些执着的古蜀人,西汉史学家扬雄在《蜀王本纪》中的评价仅仅是一句轻描淡写的“不晓文字,未有礼乐”。1986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礼器、乐器已将扬雄的断言留在了历史深处。2006年6月10日,金沙也开始回应。这一天,金沙遗址出土了100多件文物,最引人瞩目的,则是一大一小两件石磬。
 
  大石磬长107厘米,宽58厘米,厚3.7厘米,另一件则略小,石磬有孔,数千年前,它们或许曾悬挂在古蜀国某处神秘的场所。大石磬上并无图案,小石磬上则隐约能看到两组“弦文”,显然,这个符号出自金沙人之手,它代表什么?是为了装饰?还是隐藏着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信息?为何大石磬上反而没有任何纹饰?金沙人没有留下答案,甚至无暇给后人任何暗示。
 
  石磬是远古时期的重要礼、乐器,它们的出现,预示着金沙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音乐。敲击石磬,尚能听到饱满、清脆的响声,金沙古国的工匠无疑是一些好手,他们的作品在今天仍能奏响奇妙的乐章。
 
  中国磬的历史
 
  甲骨文中,“磬”字的写法,是一人站立,作敲击悬石状,郭沫若认为“其意若曰以手击磬,耳得之而成声”。“磬”字的由来与它的演奏方式不无联系,磬演奏时需悬挂起来,因此上方都有悬孔,金沙石磬自然也不例外。
 
  上古时期的磬往往与三皇五帝、夏启联系在一起。《尚书·舜典》记载:“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里的“石”,就是石磬。夔是舜时的乐官,舜令他掌管礼乐,教化子民,于是夔就想到了石磬,以石块敲击石磬,以手拍打石磬,在富有鼓动性的音乐声中,部落的猎人蒙上各种各样的兽皮,装作百兽,集体舞蹈,在出猎之前,为神灵献上祭祀仪式,祈祷满载而归,在疯狂的呼喊声中,一个部落达到了灵魂的高潮。
 
  夏代大禹与其子启也用磬,用处却截然不同。相传大禹在王宫前悬挂钟与磬,谁要进献治国之道,就敲钟;谁要上奏令人忧虑的事情,就击磬。夏启则是一个颇会享受的君主,《墨子·非乐》记载,夏启曾在野外举行了一场宴会,席上也有石磬助兴,敲击石磬奏响乐章,君臣疯狂饮酒,以曼妙的舞姿跳着一种叫“万舞”的舞蹈,乐声响彻云霄,真是一个无节制的时代。
 
  到了商代,古人的制磬技术已臻成熟,从春秋时期齐人在《考工记》中的记载,不难管窥制磬的复杂工艺:“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三分其股博,去一以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这里的“博”、“鼓”指的是磬的部位,各部位之间有严格的规定,这样制成的磬才符合标准。商王朝规定:祭祀天地山川,当用石磬;祭祀祖宗先帝,则敲玉磬。《诗经·商颂》是商朝人追思先祖的乐歌,祭祀仪式中,既有“奏鼓简简”,又有“嚖嚖管声”,最后在“依依磬声”中,才达到“既和且平”,在他们心目中,磬似乎代表着某种标准或平衡。
 
  周朝的磬被涂上了一层等级色彩,玉磬成为王权的象征,只有王宫中才能悬挂,诸侯大臣若胆敢悬挂玉磬,那便意外着僭越。在周代,颂读诗歌,有“颂磬”;伴奏笙管,有“笙磬”。磬的地位崇高,制磬的工匠也由此高人一等,享有“乐师”的礼遇,还有一些人专门从事击磬教育,他们被称为“磬师”。
 
  时至春秋战国,磬的使用已有改变,此前的磬多是单独出现,称为“特磬”,春秋战国则出现了编磬,大大小小的石磬编成一组,每只磬有不同的音色,便能敲击出一曲完整的乐曲,与编钟相似。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同时出土了一组编钟与编磬,编钟64枚,编磬32枚,经音乐家测试,磬的音域跨三个八度。从编磬上的铭文看来,磬与钟音律相符,相得益彰,故常在一起演奏,钟声的清脆,磬声的悠扬,看来曾一度令曾侯陶醉。
 
  考古学上,金沙遗址距今约2000余年,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此时是特磬的时代,成都平原也不例外,三星堆、金沙的石磬都是特磬。或许,为了效仿大禹,古蜀王的王宫前悬挂着磬与钟,当战争抑或是洪水等不幸降临之时,金沙人便去敲击这只磬,悲鸣的响声便迅速传遍了整个成都平原。或许,会是另一个远古场景:巫师敲击着石磬,口中念念有词,听到敲击声的金沙人彷佛戴上了魔咒一般,歌唱,跳跃,舞蹈,祷告,在一片圣土上,石块在石磬上来回撞击,一望无际的象牙,玄妙的青铜人头,耀眼的玉壁,散发着璀璨光芒的太阳神鸟,与疯狂的金沙人一起上演着一段原始而沧桑的舞蹈。
 
  “磬王”降临成都平原
 
  虽然出土不多,磬的历史并未停留在传说阶段。龙山文化时期的象陶寺遗址出土了100余件随葬品,却只有一件石磬;青海柳湾遗址埋着成百上千座史前墓葬,只有一座木棺大墓出土了石磬。1974年,考古学家在山西夏县东下冯发现了一件石磬,其年代大约距今41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一直被认为与夏王朝有着某种联系,这里也出土过一件石磬,距今3800年。由于磬在古代只有王者之尊才有资格享用,因此在考古发掘中极少出土,或许,一件磬背后,就隐藏着一个失传的古国与一位曾经显赫的君主。
 
  奇怪的是,虽然地位崇高,这些遗址出土的石磬并不精美,古人只是稍加打磨便草草了事;此时的石磬样式也不固定,千奇百怪,甚至与生产工具石犁、石铲并无太大区别,晋代郭璞就说:“罄形似犁棺,以玉石为之”,这里的“犁棺”便是石犁。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件石犁,上面跟石磬一样穿了孔,敲击也能发出悦耳的音乐。远古人类在缶(一种瓦器)上蒙上麋鹿皮击打,听到“咚咚”声,于是发明了鼓,考古学家据此认为,古人在田间劳作,石犁、石铲偶尔撞击石头,发出悦耳的响声,长此以往,便把一些犁、铲单独悬挂起来敲击,这才发明了磬。
 
  商周时期的石磬开始彰显着艺术的魅力,1950年,安阳殷墟武官村商代贵族墓中出土了一件石磬,上面雕刻着一只猛虎,张着嘴巴,鼓起双眼,全身匍匐,似乎正欲扑向猎物,这件石磬被称为“虎纹石磬”;1973年,安阳小屯村一带又发现了一件龙纹大石磬,长88厘米,高28厘米。这两件磬都是半圆形的,其实,也有一些石磬是曲折的,后人由此将弯腰称为“磬折”,《史记》就记载“西门豹簪笔磬折,向河立。”
 
  考古学家发现,夏商周三代石磬的长度,似乎存在着某种约定:山西夏县东下冯石磬长66.8厘米,宽28.6厘米;殷墟虎纹石磬长84厘米,高42厘米;龙纹大石磬长88厘米,高28厘米。这三件石磬在中原石磬中已属大型,却从未超过1米。这种所谓约定在成都平原并没有市场,金沙石磬达到了惊人的107厘米,是迄今为止商周时期的“磬王”。谁能想到,在中原史籍中被称为蛮夷之地的西南,竟然出土了全国最大的石磬。金沙古蜀王似乎有着惊人的魄力,他一声令下,古蜀国的工匠便炸开了锅,他们寻找到一块巨大的板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精心磨制出了这块石磬。在一个巫师占卜出的黄道吉日,不知是谁第一次敲响了这块“磬王”,也不知有多少金沙子民在它的乐章中陶醉。
 
  然而,当考古学家将金沙石磬与三星堆石磬对比时,却又发现了另一些谜团。
 
  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过一件小石磬,磬为绿灰色,表面经过三星堆人的精心雕凿,光滑细腻。敲击时,声音虽不大,却有余音绕梁之感。令后人费解的是,它竟与《考工记》里记载的中原石磬的形制如出一辙,这便给了后人一些暗示:难道3000年前的三星堆工匠洞悉中原的礼乐制度,据此造出了这件石磬?还是这件石磬本出自中原人之手,辗转流落到了三星堆人手中?显然,三星堆石磬更像一个舶来品,金沙石磬则散发着强烈的古蜀气息,它庞大的体积,便彰显着金沙人的特立独行。
 
  三星堆与金沙这两处史前遗址出土了为数众多的礼器、乐器:奉献给太阳的青铜神树,代表着四季与十二个月的太阳神鸟,祭祀山川的玉璋、玉壁、玉戈,象征天圆地方的玉琮;吹奏乐器陶埙,礼乐重器石磬。在这些文物背后,两个古国的影子若隐若现,历史彷佛定格在一些片断:祭祀山川,歌颂太阳,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在石磬悠扬的敲击声中,一群古蜀人就这样陶醉在成都平原上。
 
  源自:《成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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