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青铜器材质分析与矿源初探 金沙遗址的部分铜器经过了合金成分和铅同位素的分析,结果表明,铅锡青铜是金沙铜器中的主要材质类型,铅作为主要合金成分在金沙遗址中使用较多。从已测试的铜器看,存在两种成分,一种为密西西比型异常铅,一种为普通铅。密西西比异常铅属于地球化学上十分罕见的高放射成因铅。“金沙铜器中绝大部分具有地方青铜文明特色的戈形器、圆角方孔形器、璧形器以及一半以上的像生类和装饰类器物含有与三星堆青铜器铅同位素组成完全一致的高放射成因铅”。金沙遗址中还出现了部分含普通铅的器物,而在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中则完全没有出现普通铅的铅同位素数据,这一结果表明金沙时期一方面虽然仍主要延续利用三星堆时期的矿产源区,但同时也开始多方探求新的矿产源区。此外在已测试的金沙遗址四件铜容器中有3件合金成分与铅同位素组成都与殷墟四期至西周早期的中原青铜礼器一致,而这种组成特征在三星堆铜器中并未发现,表明其来历可能与三星堆青铜礼器的情形有别,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金沙铜器金属产地源区具有的多源性。 三、金沙遗址出土青铜器的文化内涵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两个大型器物坑,坑中出土了大量独具特色的精美铜器,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器形种类计有尊、罍、瓿、戈、有领璧形器、戚形方孔璧、立人像、人头像、面具、人面像、跪坐人像、神树、神坛、铜铃、挂饰、兽面、眼形饰、眼泡、立鸟、龙形器、虎形器、龙形饰、太阳形器等类型,这里面既有典型的商代中原系的铜容器,又有大量中原地区不见的青铜像和铜兵器及一些铜饰件。三星堆铜器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地域特色,其中尤以大型的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立人、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青铜神坛和一些饰件最为瞩目。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成为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代表,体现出古蜀青铜文化的灿烂与辉煌。 金沙遗址目前发现的铜器数量多,但器型均较小,现在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大型像生形器和铜容器。金沙铜器其数量宏大,种类丰富。从器形学、金属材料学和铸造工艺等多个角度可以看出,金沙铜器应是在三星堆铜器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金沙铜器清楚地体现出对三星堆青铜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金沙器物种类与三星堆器物坑中出土的铜器种类大致相似,金沙铜器的造型风格也与三星堆保持着较多的一致性。如铜立人从造型特点与人物形象看与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出土的大型铜立人像非常相似。他们均被塑造成为具有三维空间感的高高站立的人物,脸形类似,耳垂均有穿孔,都有着相同的手势,手中都持握着从双手间穿插而过的器物。不同的只是三星堆大铜立人体态高大,身躯稍显瘦长,发型为笄发,脑后无辫子,头戴复杂的兽面冠,衣著华丽的多层长服(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古老的祭服),腰不束带,腰间无装饰物;金沙铜立人体态矮小,发型为辫发,脑后拖着三股一体的长辫子,头戴简单的圆涡形冠,衣服是比较简易的单层中长服,腰系带,腰带上还多出了一柄短杖。就人物的面部造型而言,三星堆大铜立人像及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其他铜人头像脸都为方颐,眼睛排列呈倒八字,眼睛形态为中有横棱线的豆荚形,大立人眼睛下垂,阔嘴紧闭,衣饰华丽;金沙小铜立人像脸为方颐,眼睛横向排列,眼睛形态为中无横棱线,呈对称的橄榄形。金沙小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大铜立人像的帽子、发式、衣服的不同,还可以用其他原因来解释,但二者的脸形、眼睛和嘴巴的不同,这只能解释为艺术风格的变化。金沙小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大铜立人像尽管大小有别,但所表现的内容则是一致的。三星堆大铜立人像所表现人物的身份,研究者有不同的说法。无论是哪一种说法,这些铜人像所代表的都不会是当时成都平原一个政治单位的下层人物,而应当是职掌了宗教权力或行政权力的古族或古国的上层贵族。小铜立人头上戴的插有旋转装饰物的帽圈,应当象征着光芒四射的太阳。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金饰件,其中心的太阳就是用顺时针旋转的獠牙形来表示光芒。所不同的只是,四鸟绕日金饰件的太阳为十二芒,顺时针旋转;而小铜立人的帽圈为十三芒,反时针旋转。太阳的光芒是不可数的,金沙上述两件太阳象征物的光芒数量可能并没有更深层的含义。小铜立人张开的双臂和空拳状的双手,说明他手中应当持有某种物品,由于他两手间的空洞并不上下对应,铜人手持的物品恐怕也不是直直的,要么左、右手各持一件,要么两手抱握着的就像是三星堆二号器物坑“铜神坛”中层铜人所持是弯曲的树枝,或者是珍贵而又神圣的象牙(金沙遗址出土玉璋中发现有肩膀扛象牙的跪人)。他口中念着的是祈福或献祭之词。光环罩在他的头上,使他俨如一光明的使者,神祗的化身。金沙小铜立人的发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与成都市金沙遗址的密切关系,反映出了两地都有着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和类似的仪式规范。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件青铜圆雕作品人物表情丰富,造型上静中有动,虚实结合。充分表现了古蜀青铜雕塑工艺技术已逐渐的成熟与发展。因而对于中国雕塑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眼睛形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中也出土了71件铜眼形器和5件眼形饰。金沙的A型眼形器与二号坑中的A型的造型风格一致,B型眼形器与二号坑中的铜眼形饰的风格一致,但表现眼睛的方式不同,二号坑中的眼形器和眼形饰都是用凹凸的方式表现眼睛,具体地说,就是中间的圆圈、两侧边的三角形都是向上凸起,而金沙则是用墨绘或穿孔(C型铜眼睛形器)来表现瞳孔、眼框、眼角。 在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些铜鸟,还有的在器物上刻画出鸟形图案。三星堆两个器物坑中也出土了较多的鸟形饰件,形象相类,总体特征都是勾喙、长颈、短身、长尾,曲线十分优美。金沙铜璧形器上的凤鸟纹与金沙遗址同时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上所镂刻出的凤鸟纹基本相同,铜璧形器上的鸟纹造型也与三星堆K2③∶4—1镂孔鸟形饰上的鸟纹非常接近。陕西清涧张家出土的一件铜尊上兽面纹的两侧各有一个小鸟纹,该小鸟纹的最大特点就是曲体,铜璧形器上的凤鸟纹与之类似。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很多铜鸟或铜鸟形饰件,其中的A型铜鸟(K2③∶193—1)的风格也与之相类。该件铜鸟与陈公柔、张长寿先生所分的Ⅰ6式成康时期的小鸟纹的风格相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K1中出土的金杖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王冠上都刻有鸟形图案,这两件器物初步推测应是王权的象征。与鸟有关的器物在这两个遗址中如此众多的发现,这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铜牛首的造型在商周铜器上也曾发现较多。圆雕石牛见于殷墟,标本HPKM1500石牛,同龙虎排列,器为圆雕,伏卧尖耳,双角后伏。妇好墓M5:315的石牛,伏卧昂首,张口露齿方目细眉大鼻,双角后伏,短尾下垂。宝鸡弓鱼国墓地玉牛首(BZM9∶13)其造型完全不同于金沙的牛首,但额上饰圈点纹则类似。竹园沟十三号墓的玉牛泡BZM13∶218,牛头额中心饰有双线菱形纹也相似。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553虢季墓的牛首形玉佩,外形较相似于金沙牛首;还有梁姬墓(M2012)玉佩饰上牛角上的螺旋纹也与金沙牛首相类似。这几件标本虽从形制上不宜类比,但从装饰的纹饰看应有一定的联系。宝鸡弓鱼国墓地出土除牛首泡外,青铜器上的牛饰亦较多。其中纸坊头一号墓葬弓鱼伯青铜双耳方座簋BZFM1∶7饰的虎衔牛首,其牛头的眼眶形态同金沙铜牛首类似,但角的形状不同。纸坊头一号墓葬弓鱼伯青铜四耳簋BZFM1∶9的兽头也作浮雕状牛首,牛首的额中心饰纹有重菱形主体纹饰,与金沙牛首头额纹饰相近。竹园沟七号墓青铜大口尊BZM7∶326的肩部饰对称三牛头,额中心饰纹有菱形纹。宝鸡弓鱼国墓地出土青铜器上的牛头形象同金沙牛首也似有紧密的联系。在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青铜容器I式尊(K2②∶135)的肩外补铸三个牛头,额中饰横菱纹。另一件Ⅲ式铜圆尊(K2②:112),肩外缘浑铸三个牛头,额中饰菱纹同,角尖形状类。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中的1号羊头饰大铜弓鱼,双耳为立体牛头形牛跪于肩上,盖饰相向两跪牛,两牛之间饰变形牛头。 三星堆二号坑中出土了43件铜铃,其A、B型分别与金沙出土的A、B型铜铃相近。铜铃形体较小,A型铜铃两侧无翼,B型铜铃两侧有翼,翼多呈窄长方形。出土的铜铃中仅C:44一件,内腔发现有一横梁,上系铃舌,其余的铜铃均无舌。与三星堆遗址出土铜铃形制的丰富多彩相比较,金沙遗址目前出土的铜铃,形制均较为简单,体型也较小。金沙A型铜铃与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Ba型铜铃相近,B型铜铃与三星堆二号坑的Bb型较为接近。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铜铃有的是直接悬挂在铃架上,因此推测这种小型的铜铃应是与三星堆铜铃一样悬挂在铃架上使用的。 金沙遗址出土的许多铜器,如铜立人像、立鸟、Aa型戈、Ab型璧环形器、圆角方孔形器、菱形器、眼形器、眼泡、铃、蝉、鱼形器和各类挂器等,都与三星堆遗址两个器物坑的同类器物造型风格相同或相似,但体量却较三星堆小。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铜有领璧形器和铜圆角方孔形器两类器物,目前只在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和金沙遗址中有所发现,数量均较多,而不见于国内其他区域。带锯齿形刃的青铜戈也是只见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两个遗址中出土的虎形器造型相同,只是体量大小不同。还有金沙遗址出土的圆角长方形板与三星堆的青铜人像头顶盖极其相似。又如金沙出土的青铜立人像虽然体量比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小巧得多,但所表现的内容则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神情肃然站在高高的地方,似乎正在主持着一个神圣而重要的仪式。他们均被塑造成为具有三维空间感的高高站立的人物,脸形大致类似,都为方颐,耳垂都有穿孔,手势相同,手中都似持握着从双手间穿插而过的物品。只是金沙小铜立人像的帽式、发式、衣服、眼睛和嘴巴等细节发生了变化。应该说金沙小铜立人像是沿袭三星堆大铜立人像风格铸造的,因其年代晚于三星堆大铜立人像,所以它的艺术风格发生了变化。 金沙遗址中还出现了一些铜器的新品种,如螺形器、龙形器、喇叭形器、带柄有领璧形器等。这些器物中螺形器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出土的斗笠状白陶器、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墓葬中出土的“蜗旋状器”有一些相似性,但造型仍很独特。喇叭形铜器与金沙遗址同出的金喇叭形器形制相同,这类器物不见于其他区域文化中,是金沙遗址中特有的器形。龙形器也区别于三星堆和其他区域出土的龙的造型。过去在商周玉、铜器中常能见到一些龙形装饰品。这些物件有的单独存在,有的附着于其他铜器上做装饰。如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发现的三件龙形饰,其中有龙柱形器,其形象为“龙口大张,露齿,两前爪趴于柱顶上……龙头上有镰形大耳一对,耳内侧有犄角一对”。这是一个较完整龙头的形象。二号坑中出有28件龙形饰,发掘者将其分作八式,大都张口露齿。体作各种不同的变化。其中B型龙形饰,“龙张口,口中铸出六圆珠笔孔分上下两排,上吻向后勾卷。”。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龙形饰。有玉雕的蟠龙,龙形玦等,也都是张着大口,露出獠牙,身体作卷曲状。而蟠龙纹、夔龙纹也是常装饰于铜器上的主要纹饰。总之龙的造型千变万化,金沙的这件龙形饰,造型特别,雕刻简练,形象细腻而又夸张,不同于其他地方所出,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带柄有领铜璧形器其环体两面铸出的相同纹饰,表明此器当是竖起来插于其他器物上,这样才能使两面的纹饰同时被看到,多出的短小柄部可能就是插入某个基座上的榫头。如果把器物中间的好孔看作是太阳,其环面上首尾相接,展翅飞翔的三只神鸟装饰则与金沙遗址同地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箔饰”一样,表现了古蜀人对太阳和鸟的强烈崇拜。这种对太阳和鸟的信仰与崇拜在三星堆文化中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与强烈。如青铜神树及神树上的神鸟,还有青铜神坛上呈旋转状的圆涡纹,象征太阳的巨大的轮形器等等。总之金沙遗址一部分铜器具有与三星堆文化一样的审美观念或宗教信仰,但器形上出现的变化却明显地说明金沙铜器在三星堆铜器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与发展。 迄今为止金沙遗址尚未出土完整的大型铜器,但遗址内已出土了多件大型铜尊、铜罍或其他大型器物的圈足或圈足残片。已发现的大量圆角长方形板也与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头像的头盖板形制相似,喻示着金沙有出大型青铜人头像的可能。各类挂器极可能是青铜神树上的挂饰,也许金沙遗址中也有大型青铜神树的存在。牛首、龙形器、立体怪兽等可能都是一些大型器物,如尊或罍肩部或腹部上的立体附件。金沙遗址中发现的圈足残片,以云雷纹衬底,上饰夔龙纹,这种花纹组成方式是典型中原系青铜器的花纹特点。还发现了一件典型的中原铜器提梁卣的貘头装饰。另外从已测试的几件铜容器残片的合金成份与铅同位素组成看,金沙遗址中有一部分青铜礼器与中原地区西周早期的金属原材料源区具有同一性,种种现象表明金沙遗址青铜铸造业可能与中原地区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金沙铜器的出土还为我们传递出一些重要的信息,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有着极强的传承性与紧密联系。从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来看,金沙遗址的兴起紧接着三星堆遗址的衰落之后,金沙铜器中包含着太多的三星堆青铜文化因素,可能还不仅仅是器物种类的重复和风格的简单模仿,金沙遗址的青铜制造工艺传统也许是由于三星堆遗址中那些工匠的迁移沿袭而来的。金沙铜器中存在与中原商周王朝青铜礼器合金成分相同的青铜礼器,反映出了当时古蜀王国与中原王朝之间保持着的频繁交流与往来。但从器物组合情况看,与三星堆遗址相同,又与中原系青铜器组合有别,如对尊、罍的推崇,却不见鼎、簋、爵、 等中原典型铜礼器,说明成都平原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商周王朝的青铜礼器制度是有较大差异的。 目前金沙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之中,我们相信随着发掘不断地深入,可能还会有更多、更精彩的青铜器展现在我们面前,金沙青铜文明一定与三星堆青铜文明一样耀眼,它们都是古蜀青铜文明重要而灿烂的篇章。 王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源自:《四川文物》200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