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故里──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学习邓小平理论迈入易学新世纪
黄鉴／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迎来了千年新世纪。
　　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具有最大意义和影响的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人类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超过了以往的千百年的成果，尤其是航空技术、电子技术的诞生和生物工程的发展，谱写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但同时又是人类精神文明遭到极大破坏的一个世纪，人类相互残杀，战争连绵不断，人类史上两次空前的世界大战就发生在本世纪，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原子核武器威协着人类和平。随着物质文明的进化，人口膨胀、资源枯竭危机，环境生态污染危机、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人类策手无策的艾滋病、癌症等夺取人类生命的绝症等等问题将遗留给新世纪。
　　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世纪，中国人民在伟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建设了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邓小平同志的开放搞活政策指导下，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齐抓，仅十几年时间，我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用“旧貌换新颜”，“日新月异”来概括是最恰当不过的，人民的物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文化生活得到空前满足。在迈入千年新世纪之时，全国人民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祖国现代化齐心奋力拼搏，喜人民兴家立业融融乐，看中华昌盛祥和日日新。
　　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候，回顾过去，尤其是近十几年，中华传统文化得到史无前例的普及和传播，易学研究工作者获得了尊重和宽松的环境。一个学习和研究易学文化的热潮波及全国各地。易学文化流传几千年，成为数千年来封建统治的儒学思想的指导核心，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进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文明古国之林，今天它的积极的优秀的思想成份仍然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文化的进步产生不可否认的促进作用。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采取愚民政策，垄断文化，使易学不为人知，许多用易学文化为封建统治者作过贡献，效过犬马之劳的易学家如京房、郭璞、司马迁、董仲舒等优秀人才不是身首异处，惨遭酷刑，就是身陷牢狱，大多无好下场。范蠡、张良、刘伯温等一批辅佐帝业的有功谋臣，在功成之后，有自知之明而不辞而别，悄然隐退，以避杀身之祸。历代封建统治者均欲以其昭昭令民昏昏，易学只能为其所独自专用。而今幸逢盛世，领袖开明，易学热才得以长盛不衰，民众才能有所闻、有所知、有所学，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可比拟的。我们广大易学研究工作者、爱好者应清醒地认识时代的优越性，珍惜、维护这大好天时，努力学习、真正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按照太极原理，有阳就有阴，在世纪之交之时，我们易学界人士应该在发热之后，冷一冷了，理智的回顾、反省、沉思一下前一段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然后才可轻装步入新世纪，大放光彩。在过去的热潮中，尽管易学得到广泛普及，但是易学界本身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对易学的定位问题。我们自我宣扬易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在具体操作时不少人却把它定为“预测学”，“决策学”，文化一词的概念极为广义的，不可用语言阐述清楚，若仅从字面上解释则为“文明进化”，如果我们仅只将易学定为预测学、决策学，不单片面，也不合乎文明进化的意义，因而说它是优秀的就苍白无力了。易学包含易占预测内容，但预测却不等于是易学，将预测说成是易学，是对什么是易学缺乏充分认识，其后果影响不堪设想。人们容易误认为街头巷尾，桥脚树下的算命占卦风水先生就是易学工作者，对神圣产生污渎。就如街头的丐帮上无片瓦下无锥地是无产者，但只是流氓无产者，决不是先进的无产阶级，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而是革命的改造对象一样，如果不充分划定这个界线，易学真有可能被当作封建迷信扫除。易学是先民的智慧，中华文化的源头，对中国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天文、科技、医学、军事等等各个领域无所不及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自古以来人们用它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运筹惟幄，只有这样才能让国人认识到易学文化的意义。
　　接着要解决的是易学的难学性。易学和《易经》其本义首先该是“容易学”和“容易学的经”，但是几千年来的易学研究的倾向分两种取向进入误区，一是易学研究的书斋化，学人以经注经；二是通过算命预测走向江湖化。这二种取向逐渐将易学研究非大众化，乃至神秘化，于是易学变成了“难学”，成了一些人标榜自己非凡之处及算命先生谋取生活之财的资本。尤其现代人为的将易学莫须有的自我宣传为祖传师承，违背了孔子“有教无类”的言训，磕头授徒，这实际上是一种民间“社党帮会”行为，与现代社会文明格格不入，将神圣的易学庸俗为家族化，师徒化。另外易学界鱼目混珠，钓鱼式教学、拜金主义等等不正常现象，造成易学界的大混乱，乌烟瘴气。易学的人为神秘化使人们越是现代，越不敢涉足易学领域，在他们眼中，易学这门学问不仅不容易学、难学、没有缘份，简直就是玄学。
　　第三个是时代性，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各种《易经》和易学书籍出了上千百种、几亿册，把传统文化承传下来了，其中也不泛有一些创新的研究，但绝大部份，不过是炒祖宗的冷饭而已。没有新的创新、发现，不能与现代科学接轨、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如果我们的易学研究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历史地位上，再翻老黄历，不能循时前进，与现代化社会合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易学就无法给它的文化价值定位，就有可能被自然淘汰，象剪清朝长辫一样被剪掉，扫入封建迷信的历史垃圾堆。
　　我们国家当代领导人对中华民族文化是有很深认识的，江泽民主席出访美国时就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天人合一”思想。正在北京修建的迎千年庆典的“中华世纪坛”的设计就取决于《易经》。中华世纪坛最高一层为“干”，取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第二层为“坤”，取意“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设有18级台阶，上干为一、下坤为八，故为18，象征天长地久之意。第三层为环形广场，是干坤基座部份，为承托干坤之意。世纪坛干体自重3000多顿，24小时旋转一周，象征着日月运行，“生生不息”。伟哉，英明的决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何等重视承传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精神啊！这一切激励着热血的中华易学研究工作者和爱好者。随着时代的步伐，我们已迈入千年新世纪，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接过历史的重担，认真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对《易经》的学习和运用。邓小平指示“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指导我们易学必须传承发展，这即“生生不息”谓之易。易学若仍停留在旧的历史圈子里，老念着先祖们的那几句口诀、几句经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发展才可生存，才可光大。只有“年年新、月月新、日日新”，才可跟上高速发展的产业信息新时代。
　　新时代的易学研究应该怎样发展。怎样改革？我认为还得从老祖宗手上去要。《易大传》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贤人之德，有功则贤人之业。”易学研究的出路就在这四个字上“易知，易从！”只有解决了“易知”的问题易学才摆脱了难学和玄学的死胡同，才有人愿意来亲近你，愿意跟你学，道体才有传承，才能成就研究者“贤人之德”，这样《易经》，易学才能成为各科研人员，乃至中小学生都能入门读懂的知识，让更多的人们来参与易学研究与应用，使易学现代化、学术化、大众化，要百花争妍，不搞一家班，一言堂。如果真能找到易学与现代社会各学科的万用接头，“易从”的问题就解决了。“易知”和“易从”的问题解决了，江湖骗子也就无所施其伎。按易学阴阳太极运行规律，任何事物都是“阴阳相推，穷极变化”。研易学易的人都懂得这个基本道理，要善于总结，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从气功界中发生的“法轮功”事件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要识时务，服从大局，爱国爱民遵纪守法，不要因一粒老鼠屎毁坏一锅汤，有损于全体易学的健康发展。今后易学界若出问题不会是外界原因，要出就出在易学界自己本身内部，就如气功界出在“法轮功”身上，不得不令人担忧。
　　时代在前进，国家在发展，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豪情澎湃，作为一位跨千年世纪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者应勇于承担历史赋于的重任，认真学习执行邓小平的指示：“思想解放一点，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坚决解放思想，摆脱陈旧思维束缚，尊圣道，不拘古法，吸取精华，抛弃封建糟粕，大胆创新，实现易学的学习和应用现代化改革。在新的世纪，我们易学工作者和爱好者，更应进一步学习和应用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是《易经》在当代的最典型体现。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根本，是《易经》的“不易”原则；他提出“批判两个凡是论”就是解放思想，“开放搞活”，“发展是硬道理”的指示，即《易经》中的“变易”原则；他的指示简明扼要，内涵无穷，意义搏大深远，是《易经》的“简易”的原则运用，“道莫先于简易”。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贡献从易学观点来认识，在于解放了人的思想，启迪人们以一种辩证而灵活的思维方法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思想与事物只有按《易经》的“生生不息”的延伸、发展才可传承，才有生命力，才能“活”下去，当然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的重大贡献在于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遵从商品市场价值观，用市场经济手段宏观调控国民经济，最大可能的充份调动全党全民的工作生产积极性，创造社会财富，以满足人民生活日益高涨的要求、需求，从而富国强民。实际上这就是《易经》的方法论。从《易经》哲学观点来认识（我们不敢用“评价”二字），在于解决了一个思想认识观，用一种灵活思维模式来替代僵化的机械式的教条说教模式，实际上这就是《易经》的认识论。为什么同是一种制度，同一国家，同样的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会在极短时间内发生“当惊世界殊”的变化！关键在于解决了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政治是统帅，思想是灵魂”。
　　经济只是形而下的基础啊！政治决定经济。邓小平的理论充分体现了《易经》的“不易、变易、简易”的三条基本原则，这三条原则是《易经》的灵魂。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八字调整方针（国民经济）”是完全符合《易经》的“太极生两仪、两仪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太极衍生，尤其是两个基本点：“物资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这是阴阳太极图的运用。解决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物资文明上去了，而精神文明却存在较大问题的弊病。物资为阳，精神为阴，一起抓，即阴阳鱼合二为一个太极圈，前进中的社会中的某些不足，无非是太极图的阳中有阴，不足为怪。邓小平的“一国二制”也是阴阳对立统一于一个大极图，使香港、澳门回归，雪民族百年之耻！他早期的“白猫、黑猫”论明显的表示为黑白阴阳对立的统一，使社会主义体制具有全民、私有多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成份，繁荣发展经济，可见邓小平理论是顺天应民。学易学就应该以《易经》的认识论来分析天道、地道、人道，看其是否“道法自然”，顺天应民。《易经》是哲学、政治是哲学、学《易经》不能不懂政治，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
　　在新的世纪，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宽松环境，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是邓小平、江泽民主席给创造的，来之不易。历史上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七年后即公元前206年项羽又在咸阳烧博士书，中国文化几乎遭到毁灭性摧残，近代新文化运动砸孔家店，连我国的国粹中医也被视为封建迷信；清朝政府的文字狱，诛连九族，杀无赦。解放后的反右，文化革命对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摧残迫害至今令人心惊肉跳，那个时代，易学真的变为“鲜为人知”了。而今欣逢盛世明主，易学才会在短短的十余年内普及发展，广为人知。只要大家遵纪守法，拥护共产党领导，维护社会安定，我们的国家何时又明令禁止，取缔过《易经》的学习和研究，打击过谁？这是历史上最开明宽松的一个时代，学易者要有自知之明啊，要知足，大家必须明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表态支持算命占卦，支持江湖术士的坑骗，存在这种想法的人实际上是将易学，将自身人格降低为江湖末流。
　　二十一世纪是社会产业信息时代，社会将更高速发展，时不待我，易学也要紧跟形势，树立好的教风学风，立足于为社会为经济建设服务，乃至为世界和平服务的政治方向，易学人士首先要修身正己，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在全体易学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易学新时代的春天必定到来，将有更多的人认识中华文化的优秀和伟大，有更多的人参与易学队伍的行列。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了，金钟声韵清俗念，涛涛豪情壮雄心，放眼干坤存远志，俯首神州献赤诚。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接过前人易学的火炬，向前奔跑，传下去，我们将比前人更好，更有作为。
　　新的世纪，愿祖国更繁荣富强昌盛！

199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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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大团结是维护祖国统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如果说东部地区是我国现代化的起点,那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是我国现代化的终点。因此,加快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防,促进全国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我国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经济理论的重要体现,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解决民族问题,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和重要内容。
　
　 一、发展民族经济,是民族工作的中心
　
　 1.把经济建设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逐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是邓小平同志民族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同志特别关注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他多次强调,民族工作的中心就是发展民族经济。早在新中国建立初,邓小平就指出:“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然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周恩来也指出:“我们各民族必须在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新的基础上来达到新的团结”,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实现“民族繁荣”。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呢?那就是要把民族地区的经济工作放在首位。
　
　 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新疆工作做了重要指示,他说: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蓄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邓小平针对西藏也有深刻论述,1980年,邓小平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强调:“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邓小平还有一句话:“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所有问题,当然也包括解决民族问题。因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是解决好民族问题的关键。”,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成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
　
　 发展民族经济之所以是民族工作的中心,邓小平同志认为:
　
　 第一,发展民族经济是实现民族真正平等的前提。所谓民族平等是指任何民族不分大小、强弱都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平等地位。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民族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代领导核心之一的邓小平对民族平等有精辟论述。早在1950年7月,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发表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
　
　 “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
　
　 由此可见,邓小平认为,要实现政治上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须以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为前提,否则“平等”就成了一句空话。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西南工作期间就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1952年5月,他亲自起草制订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计划要点》。该《要点》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特点,强调从农业、水利、贸易、交通、邮电、教育等多方面入手来迅速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和他起草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计划要点》,比较集中地体现了邓小平建国初期以发展民族经济去实现民族真正平等的民族经济观,但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年受“左”的思想影响,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民族真正平等也没有落到实处。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1980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完善党的法律、法规,实现真正民族区域自治,真正保障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遵照邓小平的指示,1984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该法为实现真正民族平等提供了法律保障。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从此出现稳步发展的态势。因此,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中国有几十个民族,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但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行政机构中少数民族干部所占的比例大大超过百分之六。……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从邓小平关于各民族之间“真正平等”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繁荣民族地区经济,真正的民族平等才算落到了实处。
　
　 第二,发展民族经济是巩固边防的基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我国长达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有15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为邻,有30多个民族跨界而居。因此,邓小平从巩固国防、保证边境地区稳定的角度,强调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性,认为发展民族经济是巩固边防的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
　
　 无数事实证明,在我国解决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对巩固边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同时,在边疆地区实行了一系列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关系紧张的政策,巩固了边防。但西方敌对势力却并未放弃利用民族、宗教问题从事分裂我国的活动。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在确定了将一切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以后,迅即召开了边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后,我国民族工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此后也颁布了一系列支持边疆地区经济建设,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政策,并落实了邓小平关于“搞好经济协作区,包省建设”的思想,确定了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北京支援内蒙古,天津支援甘肃,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全国支援西藏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从而有效地帮助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在新的时期不断取得成绩。尤其是中共中央1999年确立并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央财政政策的扶持下,通过西部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消除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在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走上共同富裕。那样,我国各民族人民将更加团结,我国的边防将更加巩固。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
　
　 第三,发展民族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民族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离不开发展民族经济;不实现共同富裕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矛盾。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在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取得较大发展,但就是在这一时期,相对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而言,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较慢。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在“六五”期间平均增长11%,民族地区为9.3%,低1.7个百分点。“七五”期间,全国平均增长11.5%,民族地区仍然是9.3%,低2.2个百分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如果不解决好这一矛盾,体现社会主义最大优势的“共同富裕”就不可能实现。也正因为如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必将迎来经济腾飞的高潮,56个民族必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共同富裕。
　
　 2.是否有利于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是判断我们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是否正确的标准
　
　 邓小平同志认为,判断我们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是否正确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这是与邓小平同志后来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一致的。
　
　 有人以我国在西藏汉族人的多少来判断我们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驳斥了这种错误观点,他说:
　
　 “西藏是人口很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行。”“不仅西藏,其它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如果在那里的汉人多一点,有利于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不是坏事。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
　

 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路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民族地区如何通过更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快速地发展起来,最终使少数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大融合。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经验,成功地解决了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途径和政策。
　
　 1.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只能因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
　
　 邓小平认为,发展民族经济,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1950年,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这不是我们能够包办的。贸易中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吃亏。这样经济就活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好起来。目前的关键就是首先要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农、工、牧、商等方面发展。”邓小平指出:“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他还说:“如内蒙古自治区,那里有广大的草原,人口又不多,今后发展起来很可能走进前列”。
　
　 由此可见,要切实有效地发展民族地区经济,首先在认识上必须正确,那就是少数民族地区有自己的经济特点,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其特点,照搬在汉族地区实施的经济政策是行不通的。其次,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途径上,也不能生硬地、机械地套用其他地区的模式。他认为,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中心工作是贸易工作,而不是通过大中型工业项目的投入,就是因为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优势,用较少的投入以取得较大的收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的贸易口岸中,少数民族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并以此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境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其三,他认为,只有让少数民族同胞通过贸易获得实利后,才能让他们相信我们的民族经济政策是正确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在有步骤地发展农、工、牧、商时更有信心,有干劲。就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民族地区经济要因地制宜的道理,在实践活动中,他也努力地在这样做。1952年5月,在他亲自起草制订出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计划要点》中,并没有涉及大中型工业项目,而是强调在农业、水利、贸易、交通、邮电等五个方面做好民族地区的经济工作。
　
　 2.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改革开放
　
　 早在1950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这是就全国情况而言的,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但不能完全照搬,必须把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50年代邓小平说过:“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
　
　 后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反复强调要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根据那里的自然条件、民族特色、经济结构、各族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生活状况,制订有关的方针、任务和政策”。“切忌主观、片面、一般化、一刀切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不要盲目地、硬性地推广内地的和汉族的工作经验。”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进行,尤其应充分考虑本地区的特点。
　
　 邓小平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
　
　 过去我们整个国家都处于封闭状态,关起门来搞建设。汉族地区是这样,少数民族地区更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总体开放格局。“沿边”开放就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少数民族绝大部分地处于边境线地带,同相邻的周边国家,在经济贸易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市场潜力很大。少数民族地区在向内地发达地区开放的同时,积极对外开放。据不完全统计,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等省区已经开放了上百个边贸口岸,经国务院批准内蒙古的满州里、二连浩特、呼和浩特,广西的南宁、凭祥、东兴,云南的昆明、畹町、瑞丽、河口,新疆的乌鲁木齐、伊宁、塔城、博乐等为边境对外开放城市。对内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992年我国8个民族省区的外贸出口额达28.7亿美元,利用外资总额近5亿美元。现在对外开放正向纵深发展。
　
　 3.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强调国家的帮助和发达地区的支援
　
　 邓小平认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需要帮助,需要支持。从历史上看,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形、自然、历史等原因与广大汉族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形成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建国以后,我们党一贯重视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带动贫困的人和落后的地区,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对于少数民族地区,邓小平尤其提出了国家帮助的问题。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中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并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它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5](p 142)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国家从财政、物质、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快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
　
　 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的谈话中说:“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农村先见成效,但发展不平衡。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农村地区还没有摆脱贫穷,主要是在西北干旱地区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
　
　 1987年邓小平又指出:“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从1980年三月起,中央先后召开西藏、云南、新疆和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会议,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国家在包括农、牧、林、财政、商业、手工业、交通等所有经济问题上,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国家增加各项拨款;同时,国家还组织各工业比较发达、科学技术比较先进的省、市进行对口支援。早在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就确定:“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
　
　 据统计,从1979年到1982年,国家共拨给边境地区建设专款12亿多元,其中70%以上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从1980年至1983年8月,发达地区商定的对口支援和经济协作项目共达1800多项。
　
　 1990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达2273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9.8倍。过去基本上没有现代化工业的大多少数民族地区,现在已有了一大批包括许多国家重点项目在内的工业企业,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同样,少数民族地区不发展,也会阻碍整个国家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3.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培养大批民族干部
　
　 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同样,在民族工作中,他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建国初期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并指出“先办一些训练班,着重宣传民族政策。”1952年7月10日,邓小平为西南民族学院题词:“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庭的中心关键之一,是在于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祖国并能联系群众的干部。”1980年,邓小平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又说:“当然,还要努力发展文化,培养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知识化。为此,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民族学院都要加强。”使民族干部通过学习和深造,努力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以及各类专业技术,对民族干部德才兼备的标准,特别是两条:一是热爱祖国,一是知识化。邓小平还指出:“现在我们是搞建设,干部已成为决定性因素。”“要充分发挥现有干部的作用,同时要培养大批各方面的建设人才。”“培养干部才是最基本的建设。”
　
　 据统计,现在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已从建国初的一万多名增加到200多万以上,形成了包括党、政、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医疗事业等各方面专业人才的少数民族干部,他们为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现实情况来看,今后要特别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科技和管理方面的人才,以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两个大局”的思想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
　
　 1.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
　
　 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早在1978年12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使整个国家经济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思想。同时,他指出:“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1986年3月28在《拿事实来说话》中又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1988年9月12日的重要讲话《中央要有权威》中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里,邓小平对西部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即沿海在帮助西部方面的作用问题做出了更深入的论述,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在1992年南方谈话(《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4](p 373-374)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中,邓小平进一步对东西部共同发展、共同富裕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说:“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内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地顺利地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可以说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贯穿这一历史过程,1999年党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也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真实践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思想的具体体现。
　
　 2.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实质是什么?
　
　 中国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国前,我国近现代经济偏于东南一隅,西部、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整体上还处于农牧经济时代。从建国初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为了平衡经济布局,国家总体上采取了以内地为投资和建设重点,以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实现全国均衡发展为基本目标的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尽管有力地推进了内地的工业化进程,加快了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却没有发挥沿海老工业基地的应有作用,造成了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均整体低下的局面。改革开放初始,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两个大局”思想,后来他在1988年9月12日的重要讲话《中央要有权威》中更加明确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根据这个著名的“两个大局”思想,形成了当时中央“两个大局”的经济发展战略,即让工业基础好、生产力要素条件好、处于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的东部沿海优先发展的战略,这一战略的实质就是打破过去全国均衡发展的战略而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形成经济发展的“梯度推移”。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十分正确的,这一战略是完全成功的,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用非均衡来实现和加快均衡,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
　
　 3.西部大开发是“两个大局”的另一个“大局”
　
　 西部从建国开始,到“两个大局”的第一个“大局”──东部沿海优先发展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初期,西部一直都是以原材料工业等上游产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定位,因此缺乏对当地的农牧业经济的联动或带动效应,而不像东部发展轻工业对农牧经济及农村的联动效应那样促进了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因而也缺乏轻工业积累资本的效应。
　
　 不仅如此,在实践中西部原材料工业定位又实行的是计划价格,原材料的初级产品与终端产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剪刀差”,我国利用价格“剪刀差”从西部“转移”了相当数量的全国工业化基金,这样巨大的“剪刀差”政策,西部既为“大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在客观上影响了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如四川省甘孜州林业局曾这样算过一笔帐:从建国初到1998年天然林禁伐为止,对于林产品中木材的长期价格“剪刀差”就“剪”掉20多个亿,那么也就是说仅四川省甘孜州林产业这块就为“大局”做出了20多个亿的“贡献”。须知这是在甘孜州还比较贫穷落后的情况下做出的贡献!
　
　 (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东部沿海也应该向西部作贡献,这不是负担,而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西部曾经为了那一个“大局”──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今天实施另一个“大局”──西部大开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应该来支持,这不是负担,而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在社会主义统一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参与或者扶持西部大开发还是实现共赢的需要,是为了全国经济发展这个统一的“大局”。
　
　 自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的四年时间,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以生态、电力、交通运输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国民经济实现较快的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领先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重点工程建设步伐加快。西部各省市区的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均取得了巨大成就。2000—2002年间西部地区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300亿元,占同期全国的21.3%。重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三年里共开工建设36项重点工程,投资总额为6000多亿元,到2002年底,已完成2000多亿元。今年,国家在西部地区新开工14项重点工程,总投资1300多亿元。目前,退耕、退林还草工程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青藏铁路建设工程进展顺利,铺轨已完成246公里;西电东送工程全面展开,西电送广东能力突破500万千瓦;西气东输工程已胜利在望;西水东调、南水北调已经启动。在国家国债资金的大力支持下,西部地区正成为全国投资的热点地区。以农业生态建设为例,随着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全面实施,3年前比较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已得到初步改善,同时农民的收入也不断增加,进一步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截至到2003年上半年,已有410万农户、1600多万农民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政策兑现中获益,平均每户得到补助粮食870公斤、补助现金146元,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西部12个省市区城镇以上单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8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5.4%,快于全国14.3个百分点,占全国城镇以上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20.4%。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导下,西部的经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以上数据来自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3-09-19)
　
　 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两个大局”的安排,即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再集中力量开发和发展西部是非常成功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行之有效的战略。
　
　 以上是邓小平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贯彻执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无疑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任何一个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人都应为此作出努力。
　
　
　
　 本文是四川省委2004年“五个一”项目的最终成果。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课题组项目执笔人:郑长德、贾兴元
 
　 源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年第1期

凸

　　新加坡联合晚报消息，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说，国共两岸经贸论坛是国共联手以经贸并吞台湾的严重挑战。

　　群策会昨晚举办新书发表会，李登辉原本要出席，但因病取消，但李登辉致词稿表示，中国大陆不是拉动台湾产业前进的火车头，而是“磁吸”台湾产业沉沦的“黑洞”；胡锦涛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就是把台湾从独立的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演变为中共奴役制度的政治、经济附庸。

　　李登辉指出，他最近看很多书研究胡锦涛，发现胡比江泽民更恐怖；胡锦涛“两手硬”，是毛泽东加邓小平，手段超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1953年8月，我从重庆西南公安学校轮训班学习回蓉，便留在市局政保处内勤科工作，曾听别人谈起上年邓小平来成都时独自一人溜出招待所去赖汤元吃早餐的趣事。
　 五十年后，我负责成都公安史志资料征集编纂工作，向当年的政保处长王禾征稿，王老在一篇题为《成都反特工作杂忆》的文稿中，作为那次警卫工作的负责人，才把这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他说：“邓小平‘失踪’，这是属于警卫工作方面的事，我认为也有必要说说。那是1952年6月底，即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前夕，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一行六人来成都休假，川西区党委安排他们住在市中心区永兴巷名为“植苑”的原川军将领潘文华的府第里。这是当时川西行署交际处管辖的唯一的一所高级招待所。由于川西公安厅和成都市局都还未正式组建警卫工作机构，所以领导上决定这次警卫任务由我们市局政保处承担，招待人员也由我们派。处里研究后，决定从黄江光那个科和吴广的工作队挑选十多名干部去该所临时工作。就在首长们到达的第二天早上去餐厅用餐时，才发觉小平同志不见了，客房里也没有人。吴广急忙打电话向我报告，我听了又气又急，但急也没用，便在电话里命他们莫要慌张，不要惊动其他首长，沉着地照常工作。我原打算广泛动员力量寻找，一转念又觉得尚无必要兴师动众。高级首长摆脱警卫自由行动的事例并不鲜见，小平同志是“游击战”老手；而处里这类突如其来的计划外行动，本身也属于警卫工作的职责范围。因此，便先派出以工作队为主的力量沿总府街、春熙路一带寻找；同时反复考虑第二套方案。没隔多久，就接到电话说己经找到了，平安无事。这件事工作队同志处里得很好：他们在总府街口赖汤元小食店里，发现小平同志正侧面朝内埋头吃汤元，于是也进去找位子坐下，既吃汤元也做保卫工作。小平同志吃完付账后匆匆地往永兴巷方向走了。事后，我告诉去招待所工作的同志勿提此事，今后应加强自身业务能力。对上只报告了赵方局长。就此事的发生得出教训：临时凑合几个人做内部保卫工作或充当招待员是很不适宜的，尤其是没有给他们规定具体的工作职责和纪律制度，以至发生这类问题。尽管我对他们批评得重，但回过头来觉得更应该首先检查我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到家。”

“有话要说，给我一只猫”，是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的一句广告语，大家耳熟能详。今年2月19日，我有话要对一只伟大的猫说。因为这只猫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猫论”的历史贡献

　　十年前逝世的邓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1962年 7月2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包产到户”时引用的四川谚语。后来被讹传为“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文化大革命”中更被冠以“猫论”的罪名而遭批判。邓的形象从此与猫结下不解之缘。

　　“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二次复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务实的“猫论”提升为治国方略。邓小平不同于毛泽东之处在于：毛似乎是一个天生的秩序破坏者，任何不喜欢的东西都可以推倒重来；而邓则是秩序的建立者，不会凭着浪漫的革命诗思横扫一切，而是脚踏实地，朝着现实目标探索前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口号由此应运而生。

　　 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最大贡献，在于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结束了那种随时”触及灵魂“的革命，实现了“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转移。他以快刀斩乱麻式的果决，使国家迅速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推动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才有了今天经济上的骄人成就。与此同时，中国承袭毛的外交思路，利用冷战时代东、西方阵营的对立，将自己定位于第三世界，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第三极；并通过对外开放，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国际孤立状态，迅速融入国际大家庭。国际外交格局因邓小平而改观。

　　为推动国家的现代化，邓小平发动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坚冰，“思想解放”成为80年代最响亮的政治口号。邓小平作为执政党的领袖，对维护本党的执政地位同样不遗余力。在对“凡是派”的斗争占据上风后，他迅速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坚持保住毛泽东的偶像地位。虽然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相对保留了对“反右”的评价。这两个历史问题至今仍是禁区。

总设计师的遗憾

　　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曾力图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当时朝野的共识。但民间诉求操切，僵硬的意识形态则不时吹动寒流，迫使邓在执政地位与政治改革之间作出抉择。不按指令捉“老鼠”，当然够不上“好猫”，社会矛盾的加剧令冲突日增，导致他的两位亲密助手先后下台。1989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后，邓小平淡出政坛。

　　进入90年代，当邓的改革开放路线再度受到严重挑战时，这位自称为“平民”的老人拍案而起，用颤抖的声音和手势发表“南巡讲话”，最后一次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和历史功业。他以政治余热开创了一个政治学上罕见的先例，至今无人有勇气和能力仿效。

　　“北京风波”以及叫停“姓社姓资”的争论，使国人自毛时代以来养成的高度政治热情被强力退烧；作为化解手段，邓机智地撬动经济杠杆，将全民推入了一场风起云涌的经商大潮，“一部分人先富”成为最时尚的口号。50-60年代被消灭的民营经济，自90年代迅速崛起。一些失意精英的政治怨愤，也从经济发迹中得到补偿。政治体制改革处于停摆状态。

　　邓小平在淡出政坛前作了这样的检讨：“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总设计师作为执政党领袖所表达的遗憾，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哲学所须付之代价。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道德真空状态下，将全党全民推入经济大潮；直到他逝世，未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和道德重建的任务；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历史遗产中的债务

　　全社会追求物欲的急功近利心态，使执政党内腐败风气上升，知识精英社会责任感沦丧，其道德后果在邓逝世十年内日益凸显：领导为彰显政绩而罔顾民生，官员因谋求私利而贪赃枉法，商人因追逐利润而摒弃诚信，学者为出名出书而弄虚作假，百姓因蝇头小利而你争我夺，企业为追求效率而忽视安全环保……

　　邓小平早在20年前认识到：“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作为邓时代的遗产，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与民主监督功能的缺失，使转型中的社会逐渐失衡：一党执政体制下的“权力寻租”，造成普遍的权钱交易和官场腐败；“诸侯经济”的迅速崛起，令执政党的各项政策面临“下有对策”的挑战；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种种弊端，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而日见突出。

　　邓小平早年受过传统和新式的教育，青年时代有着在法国工厂务工四年的履历。严格的工业化启蒙训练，使他超越了“国际农民工”水准，具备了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革命家的素质，并有着不同于毛泽东式农民领袖的眼界。对设计师而言，工业化设计的思维是缜密而务实的，目标明确，不受浪漫理想的支配，注重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和制造工艺。

　　与当今世界多数发达国家领导人的法学、政治学教育履历不同，自上世纪末起，中国逐步进入了“工程师治国”的时代，邓的“猫论”在继任者手中持续发扬光大。历经江泽民时代之后，作为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在继承经济遗产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政治遗产中的债务。

　　胡锦涛、温家宝等现任领导人所面临的，是大量前任及隔代遗留的问题，权力垄断下无数因侵权引发的群体事件，经济诉求的对象是政治体制。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依靠传统威权以及法律等技术手段，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现代化的高速列车，已不再是“技治主义”手段所能驾驭，需要引入更多的人文理念，从道德和政治层面解决社会难题。

　　有鉴于此，在承袭固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胡锦涛去年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试图以“八荣八耻”的设教，重建社会道德标尺；继而重拳出手，惩治贪腐诸侯，重振中央权威。关注民生和社会公正的举措与姿态，年来也频频出现于媒体。但基本上都属于执政党自查自处。

改革的危险来自内部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国际资本大举进入中国，重回计划经济的后路已断。国内市场经济化催生的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促使法律逐步健全，人民的财产权利意识日益苏醒。与其说“改革不可动摇”，毋宁说已无回头路可走。

　　从经济民主走向政治民主，虽仅一步之遥，行进却无比艰难。如果说邓小平、胡耀邦等第二代领导人所遭遇的改革阻力主要来自上层，则当今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局面要复杂得多：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科层化”的弊端尾大不掉，自中层上下，已膨胀为一种利益盘根错节、规模庞大无比的官僚体制，且不断有新生代踊跃跻入。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没有人民的支持不会成功。

　　1989年“北京风波”后不久，发生“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近年又出现了第二轮的“颜色革命”浪潮。所谓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无非是对执政地位而言。去年智囊们提出“一党执政，党主立宪”等策论，也是围绕这一主题做文章。最担心会失去的，往往是最有可能失去的。足以动摇改革和颠覆执政地位的危险，并非来自什么“国内外敌对势力”，而是蛰伏于执政党体内。

　　毛泽东走了，“两个凡是”失效了；邓小平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结束了；今后“猫捉老鼠”光靠“目的正义”和威权利爪不好使了，要讲究“程序正义”了。社会没有民主不会健康，改革要使大多数人获益才会成功，政治家要有历史感才可拥抱未来。

　　政治上实现社会民主，经济上实现分配公正，将远近积累的历史问题作个了断──这是邓小平身后留下的三道待解之题。

　　2007年1月10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文章提交者：万中一 原创评论 从一开始,所谓改革就出现了系统性问题，因为改革一开始就潜伏下了道德历史责任感问题。 1、农村改革一开始就应该恢复钍地的农民所有制，以确立1949年证痊的合法性，并促进农业的规模化发展，同时可以避免当今对农民钍地权益的侵害。 2、城市改革一开始就应该恢复城市钍地的公民个人所有制，并归还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剥夺的人民合法私有财产和民族资本家的财产，那末当今的所谓民营经济的发展就不会存在所谓原罪问题，也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创造了道德条件。 3、如果改革一开始就采取以上两条，社会就不会出现不和谐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