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民俗观的主要特点
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一直把熟谙民俗，了解民情，作为认识社会、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一个途径，一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1〕的桥梁，并形成了特有的民俗观。
1．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充分吸取精神乳汁的同时，邓小平以伟大改革家的深邃眼光，注视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文化背景，进而以全新的现代意识和时代观念，对传统民俗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展开深刻的批判，找到了传统民俗文化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佳结合点，即实事求是地利用民俗的积极作用。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些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2〕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对待民俗文化的特点之一，是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他认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3〕所以只要是人民喜爱的，“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就采用。
祝寿送贺礼是中国的礼仪风俗，在民间很受重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我党为了防腐防变，作了不送礼不做寿的规定。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但曾是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功臣、清朝的四品道台王云松先生，为了表达他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热爱之情，采用了传统风俗，把一对自己喜爱的瓷瓶装在楠木盒子里，并在盒盖上刻上“东方红”三字后，送给毛主席作祝寿礼。邓小平知道后，指示作为特例收下了礼物，圆了一个爱国人士的心愿。
邓小平在民俗文化上的实事求是态度，还表现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是实实在在的。民俗随民族的存在而出现，社会存在变化促进了中国民俗的变化和多样化。把视点一直放在中国国情上的邓小平，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更是十分关注。他的体会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容易引起误会，容易犯忌讳，可能得罪了人还不知道。有些生活习惯我们很想学，但是一下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谅。这就叫老老实实。这样容易得到同情。”西藏是一个宗教习俗极其浓厚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解放后，邓小平担负起了领导解放西藏的任务。在这期间，邓小平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4〕如邓小平领导的进藏部队在行军途中，一位战士踢了蹲在路上的老鹰一脚，邓小平以不尊重藏胞风俗，违反军队纪律，给他以警告处分。1951年，军队进入拉萨前，邓小平专门指示，到拉萨后会见达赖喇嘛时，如他提出摸顶，可以不受我军纪律约束，让他摸顶，并代表官兵向他赠送礼品。正因为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了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5〕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解放西藏。
邓小平坚持对民俗文化采取辩证的态度，把尊重群众的民俗习惯，和群众打成一片，取得与群众情感和认识上的认同，看作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内容之一。1930年邓小平到广西一位壮族贫农家里，这位农民为了表示对邓小平的敬意，将藏在角落里没有被反动派抢走的几把黄豆取出给邓小平做菜。邓小平虽知道群众很苦，不忍心吃，但又深深知道壮族的风土人情，如对主人的深情厚意执拗推辞，主人会不愉快，甚至认为不够朋友，就点头同意了。在这里，群众热爱共产党的感情和邓小平热爱人民的感情的融合，是以民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对待民俗文化，又体现在他善于抓感情因素，利用人民传统的思维方式，维护群众利益，热爱人民，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允不答允”作为行动的标准。他有一个习惯，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每到一地，总爱到当地的老百姓家去串门，和乡亲们拉家常，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大量的工作放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一块生活，一块活动，一块说笑话，一块下棋”，〔6〕
在熟悉每一地的民俗风情后，再去做工作。我们知道，民俗文化有很强的娱乐功能，它往往能引起人们热烈、欢快、轻松、美的享受等娱悦心理。就是一些严肃的民俗，仍然包含着娱乐的因素。人们倾向于一定的民俗，就在于它的娱乐功能使人轻松。娱乐不是纯粹的，总是寓教于乐，从娱乐中接受某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并达到感情交流、增强群众凝聚力的作用。邓小平在遇到鲁西南的古怪风俗后，对他的警卫员说过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小崔啊，莫要小看这些吃吃住住说说笑笑的小事情，老百姓就是从我们的一言一行来感受我们的部队的。我们的部队能够在这里征集了3万多战士，一是因为我们胜仗打的多，第二就是因为我们严格地执行了群众纪律，老百姓认为我们是一支好军队，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所以才会踊跃参军，所以才大力支持我们嘛！不遵守群众纪律，侵犯群众的利益，那和国民党土匪有什么两样么！”表达了邓小平利用民俗习惯能使人际情感多方交流、社会生活生机勃勃的娱乐功能，从而达到从深层次上理解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得到群众信任的目的，准确地发挥了民俗文化的功能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2．因势利导，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形式推进工作，把民情风俗渗透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去，是邓小平的又一个工作方法。民俗一般源自古代，它扎根在民族土壤的深厚积层中，是民众创造的精神产品。邓小平不仅注意物质民俗的利用，而且对社会民俗和承传语言民俗也十分注意，对于流传民间的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都注意收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来宣传党的政策，激励群众，打击敌人。
在瑞金时，邓小平喜欢群众流传的一句谚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番薯。他要求干部要了解群众的愿望，切实为群众解决困难。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有这样一段话：“1992年的一天，我们全家在吃饭。我弟弟六岁的儿子小弟饿极了，吃得狼吞虎咽的。看着小孙子这么能吃的样子，爷爷笑了。他说，我们在瑞金工作的时候，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土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土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因此也应该有地；后来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你们看，小弟不就是‘三岁小子，吃死老子！’”
闻名全球的“猫论”也是四川农村的一句俗语。天府之国，田多粮多，鼠多猫也多。农人养猫为的是灭鼠护粮，讲求实用价值。所以不论什么猫只要能捉住老鼠就认为是好猫，这是当时人们对猫的共识。邓小平运用“猫论”去解决怎样选择社会主义社会的农业生产形式问题，反映了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观点。
1976年春，邓小平又一次遭到批判，他对一位去看望他的省委领导说：“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这句俗语生动、形象、风趣、诙谐地道出了邓小平乐观、豁达的胸怀，坚定沉着的个性以及忍辱负重的意志。
节日是生活中高潮部分，上下五千年，紧张复杂的历史将节日汇成了一条时空的河流，它轮回般地悄然流逝。隐约闪烁的扑朔迷离的波影──节日习俗，水面上是那些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波影，水面下才是它的缘起，即一个意义的世界。邓小平深深地把握住了这个能表现和反映民族特点和真情的节日的意义世界。大年初一邓小平出访美国就是一例。
按照中国一些地方习俗，农历大年初一，人们是不能拎着礼品出门的，甚至这天的洗脸洗碗涮锅用水和其它的残汤剩水也被视为金水银水，不能当天倒在户外。否则来年的好运和财气会因此跑掉。当然，这只是其一。在民间，还有一种更为流行的传说：大年初一说了吉利话，做了吉利事，那么一年四季都会吉利。邓小平大概就是基于后一种传说，要为国家图个吉利吧！既然大年初一这个万民欢庆的吉利日子能够赢得友谊，巩固国家安全，使大家走向开放，何乐而不为呢。
还有邓小平在春节送给深圳人的厚重无比的礼物──深圳题词；向上海人民的新年祝贺──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西子湖畔辞旧迎新，都深深地展现着节日的意义世界。
3．移花接木，巧妙地采用剥离和转换的手法，是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运用民俗文化的又一工作方法。民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穿越过各种性质的社会，不能不受到该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文化思想的浸润和影响，积层繁多，错综复杂。正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中说的：“愈往后走……不是个人的力量可以把它呼唤得起来，也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把它叱咤得回去的。”〔7〕邓小平对民俗不是简单地划分为哪一部分应该批判抛弃，哪一部分应该原样继承下来，而是实事求是地做了剥离和转换工作。所谓剥离和转换，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科学性精华，也就是批判地继承。譬如，对于中国古代的“孝”，邓小平进行了概念转换，即剔除了其愚忠愚孝的内容，把孝放在了国家、人民、党的宗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去应用，使它具有了更深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如他在英国塔塔曼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集·序言》中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国家和人民。”运用民间“孝”的风俗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
家的观念在中国各民族根深蒂固，各种民俗事象也体现了这种意识。节日中全家聚在一起吃团圆饭；生日，儿女千里迢迢赶来祝寿，几千年来人们对家的情感几乎从来没有改变过。家就是一切，家是人们终生的心理和感情的依托；和谐美满的象征，似乎是人们唯一的索求。邓小平升华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习俗，在香港和澳门的问题上，根据中国的国情，构想出“一国两制”的方针。1986年9月7日，美国记者华莱士问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邓小平恰到好处地回答：“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8〕这个回答深刻地阐释了中国民俗文化中爱国主义的内涵。
作为深层次的民俗文化的继承，邓小平的思维、邓小平的行为、邓小平的语境，都表现出真正的中国特色。中国民间大众俗语“摸着石头过河”，与“白猫，黑猫”等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中的运用，体现着东方思维方式包容性的“一国两制”构想；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准确地利用民俗文化的功能，重视民俗的考察，每到一地都做深入的调查研究，甚至去逛反映民族特点最集中的庙会，在岁时节令里以特有的方式表达爱国家爱人民情感的节日情结；一句古老但又现实的语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表述了邓小平一生奋斗的原动力……所有这些传统民俗文化都被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加以化铁为金、化腐朽为神奇，重新作了把握，体现出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的思想，在民俗文化上运用的纯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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