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弱势群体生存图集

何清涟　2007-8-30

　　不管部分知识精英如何努力通过还原历史来展示毛泽东时代的残酷真相，也不管毛泽东曾制造过多少严重的国家罪错，中国社会底层与左派、新左知识分子合力塑造的毛泽东时代已经越来越趋于完美，赞美毛泽东时代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更为荒诞的是，中国底层民众其实并非左派与新左的社会基础，左派与新左对“人民利益”的捍卫也从来只见之于抽象的口号，鲜见之于维权活动之类的具体行动。但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怀念毛泽东已经成为令当局头痛、也令知识精英发愁的民粹主义思潮中的一支重要流派。

　　本文不讨论左派与“新左”怀念毛泽东的动机，因为那需要另写长文详加探讨。但底层民众化腐朽来神奇地虚构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毛氏理想国，却是他们在生存权利被严重剥夺状态下的一种被严重扭曲的利益诉求。它是中国贫困人口日益增多，底层向上流通管道严重梗阻的必然产物。

　　从思想、气质直到行为方式，毛泽东都堪称是道地的农民之子。但在毛泽东时代真正得利的却并非数亿农民，而是数千万党员干部与城市工人。在物资极其短缺、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毛泽东的统治主要是依靠将人按阶级成分划分等级以营造工农阶级的政治优越感，以及运用意识形态恐怖（包含很不人道的政治惩罚）这两种手段。

　　当年工农阶级在政治等级上的优越感，其实并无相应的物质支撑，除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与“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这类政治口号之外，主要是通过让数量庞大的政治贱民（即各种类型的“阶级敌人”）饱受侮辱与欺凌来映衬工农的政治地位优越。让当今知识精英很不理解的就是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农民生活的绝对水平其实比毛时代好得多，为什么他们非要刻意忘记那缺油少盐没肉吃的真实历史，并将毛泽东时代虚构成一个官清吏廉、路不拾遗、非常公正的理想年代？

　　如此思考者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以权力市场化为主要杠杆的改革，除了让工人农民成了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之外，还剥夺了这两大阶层的尊严，让他们跌落为社会最低等级。更严重的是，近年来中国当局推行的“改革”还剥夺了他们未来的希望，所谓“教育产业化”让他们无力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用，知识型劳力过剩这一严酷现实让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就业困难。

　　工人农民普遍受教育不足，他们在中小学阶段又被灌输了满脑袋中共意识形态思维，当失去了现实的生存权利与未来的希望之时，他们只能用这类意识形态思维来分析思考他们的生存处境。不同的是，当年进行“土改”与“社会主义改造”时，中共需要派出工作队，运用阶级斗争教育，才能让工人农民通过学习“谁养活谁”的“革命理论”，认识资本家与地主的“剥削发家的罪恶史”；而现在贪官污吏们监守自盗、掠夺公共财与农民的土地而致富，工人农民通过直接观察，都明白是谁让他们失去了土地与工作机会。由于中国人被剥夺了言论、结社、游行示威等所有的利益诉求手段，美化毛泽东时代就成了社会底层认为政治风险最低的一种利益表达方式。

　　中国的穷人数量相当庞大。据世界银行披露的资料，每天生活费用只有1美元的中国贫困人口有1.35亿人，每天生活费用在2美元这一“高贫困线”下的贫困人口则接近7亿。由于穷人数量庞大，中国政府现阶段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如何管制这些穷人。但因现政权与毛泽东时代之间不可否认的政治血缘关系，又迫使中国当局只能以隐蔽的方式打压底层对毛泽东的怀念。也因此，目前中共不仅在政治上陷入了一种制度性无出路状态，而且在思想上也陷入了一种极端混乱的无出路状态。

　　中国当政者永远不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让人通过现代教育提升知识水准，并因民主制度所赋予的人权而获得尊严，人才能够成为现代意义的人力资源。而中国当局戳力维护的极权政治，却只能通过利益安抚及意识形态恐惧将人塑造成听话的工具。一旦当局手中的胡萝卜用尽，只能借助于大棒威慑之时，数量庞大的利益受损者就必然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文章提交者：自绝于美元

解放前左派得势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就是人们对其它势力都信不过.你要说当时的人民觉悟有多高那是空了吹,大字都不识几个的能有多高,不过是看谁广告做得好就要谁,现在买东西还不是一样.解放后的民主教育一直是弱智教育,所以现在的百姓觉悟也同样高不到哪儿去,但他们再白痴,还不至于想念过年过节才有肉吃有衣穿的毛时代.

相对来说,现在怨气最重的还是下岗工人.农民是穷惯了也苦惯了,能象现在这样他们基本上还是挺满足的.工人不一样,没工作了,有技术的年纪大了没人要,没技术的更没人要.说实话,他们的日子还不如乞丐,每过月那两百块吊命钱,比乞丐差多了.

挺毛的,说白了,就是神经病

文章提交者：天涯ˇˇˇ   说出了一部分的底因 但立论的基点出了些许偏差，这体现在了标题上。 不是“社会底层”“要虚构一个理想的毛时代”，而是“左派、新左知识分子”利用了笔者所分析、阐述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困境与困惑，刻意“虚构”出了“一个理想的毛时代”。 而“社会底层”，则是无奈地选择了这一最低“政治风险”的“一种利益表达方式”。

文章提交者：天涯ˇˇˇ   说白了： 所谓的“左派、新左知识分子”，不过是那个利益组合中分化出来且感受到被“出卖”、“抛弃”的一个群体而已。 历时三十年而重新组合的利益集团，之所以尚能容忍这一部分原属“抱团”的群体，不过是出于能牵制具有真正对立群体势力的考量罢了。

文章提交者：可南 “根据笔者多年来与不少局内人交谈而产生的调查体验，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口袋的成本大约是7：3，即每流失1万元国有资产，其中有70％的资产要作为掩盖这种流失的“成本”，在无数中间环节流失、沉淀（其结果是刺激了黄色产业的畸型发展），那30％也还不一定能转化为国内的生产资本，相反倒是转化为国外的购买力，大量的事实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将来源不明的财产大规模地卷逃至国外。反过来说，如果一个腐败者贪污到手了3万元，国有资产的损失绝对不是这3万，而是要以10万来计算。以此观之，腐败绝对不是成本最小的推动社会转轨的方式，相反是最消耗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数据。我甚至希望透露这一调查数据的局内人有夸大的成分。但在本书的第五章“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大量的数据却非常明白地告诉读者，这是在中国每天正在发生着的现实！ 　　每天流失1.3亿国有资产, 途中消耗将近一亿，最终抵达目的地的只有0.3亿。这0.3亿还并不投入扩大再生产领域，而是转移为黑箱操作的投机资金。如果说这是改革的“成本”，那么这样高昂的“成本”早已远远超过了产出，这种“入不敷出”的“成本”是任何一种理性社会行都难以承担也不堪承担的。改革在这样的“经济环境” 中运行，很有可能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已经被它的高价“成本”吞噬殆尽。也许正是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危机，何清涟才立意要将她的书名题为《十字路口的中国》。 　　对于这些年来被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炒得火热的“公民社会”、“中产阶级”等话题，何清涟同样鲜明的表达了她的不同意见： 　　“这些认为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并断言以腐败为手段获利的利益团体会进行努力建立法治社会秩序的人，全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想要消解的‘旧体制’，即极左型专制已不是转轨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因为在新法规不断出台的今天，腐败所要消解的就是这些新的法律约束。而腐败泛滥的最终结果只会是目前已露初兆的‘黑权结合’；腐败推动的‘社会转轨’，其路径指向一定不是知识分子天天在纸上型构的‘公民法治社会’，只会是高度腐败的金权政治或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意大利模式’。” －何－清－涟

文章提交者：可南 生态环境的破坏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消费增长和技术能力（指消耗单位资源所产生的环境损失）的相互作用。中国的人口数量为世界最大，近25年城市人口的人均消费增长也相当快，而利用资源的技术能力却相当低下。从共产党建政以来，中国的环境生态就处于一种被过度掠夺的状态（如大跃进时期的乱砍乱伐，“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改造大自然），改革以来尤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不止一次谈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上，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10]。威胁人类的所有污染种类，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迅速侵蚀着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未来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地力递减，沙化、盐碱化、板结等各种土地质量恶化的情况都已经大面积出现，沙漠化面积现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8％，对人均耕地本就紧张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2至4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中国7,000多个矿山中现在有一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11]。

文章提交者：九月九喝酒酒   把最最黑暗的毛 泽 东时代，永远地留在昨天！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具体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三大类。社会保险是政府以法律形式，强制公民在就业期间按其应课税年工资额的一定比例向国家交纳的社会保险税，用于投保者因规定的原因丧失收入以后，向他们及其家属提供一部分补偿收入和服务，以保障他们维持基本生活。其种类主要分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疾病和健康保险、工伤事故保险等。社会福利是由政府以拨款形式提供给公民的各种补贴。这是不以个人经济状况为转移的带有普遍性的公共财政补贴，有针对孕妇、母亲、学龄前儿童的保护和照顾的家庭补助；也有对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教育、供给免费午餐、给予助学金或无息贷款等学生补助；此外，还有房租补助、食品补助、遗属抚恤等。如美国的中小学生每天可享受一顿免费热午餐，法国规定所有职工都可以获得每月固定的交通补贴等。社会救济是针对部分生活困难者和贫困家庭提供的带有生活救济性质的补贴，如对失去收入或收入低微的老弱病残者给予特殊照顾的补助：法国向失业者发放每天22法郎、外加失业前工资42%的救济金；瑞典给丧失劳动能力者提供救济金等。

　　目前，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据统计，英国社会福利项目不下60种，美国公民从出生到死亡可以享受2000多种政府福利。战后各国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经费稳步上升，逐渐成为政府支出中的最大开支项目。1972年，欧美14个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支出平均48%用于平价住宅、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及医疗保险费用上；1988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支出，美国为44.3%，联邦德国为69%，英国为44.9%。20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国家每年通过税收得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欧盟国家则达到50%，其中一半以上用于各类社会福利开支。

　　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国家富有特色的各类非政府组织、企业、基金会和慈善机构所从事的公益活动，对于平衡社会矛盾、弥补政府不足、特别是给最底层人民提供各种切实的帮助，扶持弱势群体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据统计，1998年美国共有160万个非营利机构，其中120万个机构中有73万个分支慈善组织、12万个福利团体和35万个宗教组织，捐赠及慈善收入总额为6214亿美元。1999年6月，英国登记注册的慈善机构也有161万个。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别具特色的一道风景。许多企业直接进行广泛的社会慈善事业，如总部设在伦敦的“大都会公司”是一家经营食品、饮料的跨国企业，它每年在社会公益方面投入约1300万英镑。创建于1835年的贝塔斯曼将“直接地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工作”作为公司的宗旨之一，并把大部分股份交给贝塔斯曼基金会，其收益可以用于开展各类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

　　比尔·盖茨等人在对待财富和资本的态度上有别于以往的资本家。无论是作为文明进步，还是人性的趋善，现代西方主流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在对待财富的态度上，已经不是我们以往所理解的穷奢极欲、挥霍浪费或腐朽堕落，相反，他们个人生活可能十分节俭，对子女严格要求，重视回报社会。他们向慈善机构或公益事业捐款一掷千金，出手不凡。据《商业周刊》对美国前50名慈善家的排行榜显示，比尔·盖茨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同时又是捐助慈善事业最慷慨的人。自1998年以来，盖茨已经捐赠或承诺捐赠的现金达256亿美元，占其所有财富的60%，他并且决定把自己99%的遗产捐献给社会。

　　我们还注意到，此种善举已不是偶然的和个别人的行为，而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受到大多数人的赞誉和欢迎。美国从1996年开始，一年一度评比“60善人榜”作为彰扬。2001年，来自个人捐款的总数高达1610亿美元，来自遗赠、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达到了2120亿美元，捐款数额在过去十年里增长了50%。这不应该是一个被忽略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多数现代企业家只有在汲取了人类文明成果并接受先进文化熏陶之后才会成功致富，他们并不仅仅只是历史前进的“负数”，他们的风貌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他们不仅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同时也在参与精神文明的创造。他们的财富归根结底都是属于社会的，不论消费、投资、捐赠还是破产，所有的归宿最终离不开社会。比尔·盖茨现象是社会走向进步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文明在某个侧面的表现。

　　在美国最典型的共产主义制度就是遗产税，例如美国对富人的遗产要征收46%的遗产税。2001年，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上台，削减福利开支，准备逐步取消遗产税。方案一出台，比尔·盖茨的父亲联合索罗斯、大卫·洛克菲勒等150位富豪签名，表示反对，理由是取消遗产税会对美国的慈善事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巴菲特（6月25日，世界第二大富豪、美国投资家巴菲特宣布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赠给慈善基金，市值370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收到的最大一宗个人慈善捐款。在此之前，纪录由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保持，他已经捐赠了260亿美元，并于日前表示将退出微软公司，全力投身慈善事业。）也属于这一“反对阵营”，并且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取消遗产税不仅损害公益事业，而且破坏了美国赖以立国的社会基础，那就是凭个人能力而不是凭家世致富。最典型的共产主义精神就是比尔·盖茨的共产主义精神，他准备将自己99%的遗产“共产”给社会。

文章提交者：chenyongnan   

中国：世界第一的行政成本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仅2005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加起来就高达6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5倍。
　　
　　
　　美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美国政府机构由于缺乏经费,被迫关门的现象在历史上却时有发生。1995年，美国国会与总统在平衡预算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国会迟迟不批准政府预算，致使大多数政府机构由于没有经费而关门七天。当时正值圣诞节，克林顿总统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付白宫的电费，才让美国第一圣诞树的灯光没有熄灭。美国还有个规定，在外面公款请客超过9美元视为行贿。

德国联邦政府只为联邦级的领导人和各部部长、国务秘书配备公务用专车。司局长级的官员只保证公务用车，不配备专车。德国防部和各州主管部门为节省开支，都尽量减少公车数量，公车中还有相当数量是租赁来的，连接待来访外国元首用的车,有时也是临时从汽车公司租赁来的。在芬兰，国家政府（总统除外）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四人享受配备固定车辆和固定驾驶员的待遇；而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政府，只有一人享受这一待遇，那就是市长。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
是说我们为何这样穷，原来这个增长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