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戴笠江津乡下密访陈独秀

　　明年（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及其“总司令”陈独秀先生诞辰13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个伟大的运动和献给这一代人杰陈独秀先生。

──作者题记

　　陈独秀在江津县一个静偏的山村走完了他人生最后四年的时光。已是风烛残年的他在这里好似夹在两坐大山之间苟延残喘，永远也找不到当年叱咤风云时留下的蛛丝马迹。这四年是他是为苦闷、孤独、痛苦、绝望的四年。他看破红尘，但仍被特务监视，而且国民党还派出要员时时想拉拢他，欲使他成为反共工具或为反共服务。

　　陈独秀是在“七·七事变”后，被国民政府作为政治犯提前从南京监狱释放的。当时蒋介石就想拉拢他，欲委他为劳动部长，不想陈却大骂老蒋：“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和他不共戴天。”当时，当时陈独秀本想回到党内，但在延安的康生、王明污骂他是“汉奸”等，个性倔犟的陈独秀感到失望。1938年，南京、武汉、长沙相继被日军占领。陈独秀和妻子潘兰珍同大批难民一道流亡到“陪都”重庆的近郊江津县。这时，他的身体是每况愈下，基本长年不离药物了。

　　投入国民党阵营的张国焘到重庆后曾三次来江津见陈独秀。每次见面张都只言其它，而不敢言及政治，但张仍在语言上时时被陈独秀诘问得自讨没趣。当然，在这位过去的同志面前，陈独秀不免也发表了一些对延安的看法。第二年7月，张向蒋介石献媚，建议派国民党中的知名人士公开到江津访问陈独秀，然后将陈独秀的有关言论公开编印成册发行，这既有利于抗日救国，更是对延安宣传最有力的武器。张还说，这比起我们的政治理论家叶青等人所写的反共文章还要顶用得多。蒋介石先对此未置可否，叫亲信戴笠、胡宗南考虑此事。戴、胡二人认为：张国焘黔驴技穷，是他打脱身的伎俩。他在委员长面前没有讨好的花样了，只好建议将共产党的开山鼻祖搬出，这既可自重，又可搪塞一段时间。于是胡、戴二人就向委员长建议将计就计。蒋同意此事后指示：慎重保密，不得扩播，胡戴以私人身份前往。多疑的蒋介石最后还专门交待：“若他问起是否奉我令而来，可说报告过……”

　　胡宗南和戴笠进行了策划。早前康生在中共机关刊物《解放》周刊轻率地发表了陈独秀是托匪汉奸的文章后，国民党《大公报》就刊登了王星拱、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林庚白等九人为陈独秀辩护人的一封信。这九人中，除一人是大学校长外，其于都是国民党中常委或中央立法委员、国防参议员等等。胡宗南和戴笠决定将《大公报》上为陈独秀辩护的文章剪贴成册，作为特殊见面礼带去，这正可为陈独秀大骂延安提供最好的材料。

　　临行前还有一个小插曲，胡宗南和戴笠想忽悠一下张国焘，请张国焘一同前往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张国焘是满脸通红，连连推脱。他知道，若自己去，陈老头肯定会明白此事为自己所为，按陈的性格，他不被骂得狗血喷头才怪。

　　第二天早上，胡宗南、戴笠二人穿着青布长衫，雇了一条普通小火轮就在重庆望龙门码头启程，溯江而上前往江津，两随员也是老百姓打扮。陈独秀这段时间没住在江津县城，是在白沙镇城郊骝马岗的石猪槽邓氏朋友家小住。胡、戴二人猜测：陈独秀的忠实追随者、政治代言人高语罕可能也在他身边。高语罕是胡、戴二人在黄埔军校时的政治教官，抗战后他在各种场合都为陈独秀代言。这人有点麻烦，此行一不小心就会被他嗅出点什么来，最后怕是弄巧成拙。于是胡、戴二人又在舱内商议，决定会见前通报还是用真名，考虑到胡宗南率部参加过淞沪会战，是抗日将军，因而会见时多由胡说话，戴的身份可能会引起陈的反感，则少说……

　　中午时分，小火轮到了白沙天嘴码头。他们带着两瓶茅台酒、二条华福牌香烟、二包茶叶下船后，到市场转悠了一圈，买了几斤新鲜的水果，找了一个静偏的饭馆吃了中饭，同时向老板打探清楚了石猪槽的方位。考虑到天太热，陈可能午休，于是他们待到下午三点，才出发步行到离此并不远的蹓马岗上的石猪槽。

　　石猪槽是个小地名，开名望族邓家在这里修建了一栋很有川东民居特色的住宅。陈独秀一家就寄住在楼下的3间房屋里，住宅附近还有一所学校。胡宗南敲响了门，出来开门的果然是当年黄埔军校著名的政治教官高语罕。胡、戴二人立即上前向老师鞠躬。高语罕虽已高度近视但很快就认出二人正是当年自己的学生、现在是蒋介石的大红人胡宗南和戴笠。他先是一惊，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并且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他将二人让进客厅后，进里屋请出了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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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乡下密访陈独秀图片

早就想去江津看看独秀先生的故居，就是没有时间，
即便不能亲临故居缅怀先生，也同样是感慨万千啊！

关于陈独秀，有两篇发到影像网上的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与楼主同为江津人，而多年没有与我联系的罗学蓬写的《陈独秀临终实录》，参见：http://www.phoer.com/thread-694-1-1.html上。另一篇是把陈独秀的墓搬迁到其老家安徽的安庆市的一名研究陈独秀的吴晓写的《从图片看陈独秀墓的变迁》，参见：http://www.phoer.com/thread-929-1-1.html


于陈独秀的生后有关的两个地方，我都极想去走走， 但一直无缘。

我想，陈独秀是个书生，
所以他不太合乎时宜，
所以他不够奸诈，
所以他不够圆滑……
但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那样的清贫，
所以他的气节是崇高的：
如果他愿意苟且的话，
他还会潦倒江津吗？

　　在《鲜为人知的毛*东》一书中，作者张戎对胡宗南的政治身份有这样一段叙述，特转发过来。
　　一九四七年初，当蒋介石攻不动北满根据地时他知道事情糟了。蒋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鼓舞士气，给人们以希望，他想出了攻占中共大本营延安这个主意，在三月一日的日记里写道：占领它“对于政略与外交皆有最大意义”。蒋把这个重任交给他最信任的人：胡宗南将军。蒋介石曾把二儿子纬国托付给胡，纬国结婚时蒋不在场，“父亲一角由胡担任。”
　　胡宗南二月二十八日接到蒋介石电召。同一天，毛就得到了情报。三月十八到十九日，胡占领了延安。国民党大吹大擂称这是伟大胜利，其实毛已把延安疏散一空。在此后的一系列战斗中，战事的发展和胡将军的行为令人十分费解。
　　毛也一反常态。毛在陕北只留下由彭德怀率领的两万多部队，不到胡宗南统帅的二十五万大军的十分之一。毛坚持不准其他战场抽调兵力入陕增援。对延安即将失陷而惴惴不安的高级将领们看到毛如此胸有成竹，既吃惊又敬佩。
　　更令他们和毛身边的人惊叹的是，向来极端注意安全的毛在胡宗南进城前几小时才离开。胡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警卫员们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后说走，车门为他打开了，司机启动了引擎，再次提醒他，他却背着手站着不动，眼睛凝视着延安的标志宝塔山。国民党军的枪声已在近处响成一片时，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动身，乘坐原美军观察组留下的吉普车。跟他同车的有周恩来和毛夫人江青。一贯为毛的安全殚心竭虑的周恩来这次也像无事一般，一路上和毛说说笑笑，用警卫员的话说：“好像这不是一次撤离后的行军，而是平常的旅行。”
　　到了延安东北三十公里的青化砭，毛叫司机把车速放慢，凝神四下看着。行车的公路沿着一条狭长的河谷，两边是黄土大山，被山洪暴雨冲刷成无数沟壑，是打埋伏战的好地方。警卫员看见毛一边细看一边“情不自禁地点着头”，觉得“很迷惑，不知道他的眼神和动作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后他们才明白--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二千九百名官兵在这里走进了中共设下的伏击圈。
　　四天前毛在陕北的全部军队两万余人就已在青化砭设伏，而胡宗南的三十一旅是在中计的前一天才从胡宗南那里接到命令去青化砭。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写到：快到时，“探知青化砭附近有不少解放军（中共军队），当即电报胡宗南。胡不但不相信所报情报，反来电斥责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这几千人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进，结果全数被歼。这时，胡的大部队被派往另外的方向，不可能来青化砭救援。
　　三个星期后的四月十四日，胡军一三五旅在延安正北羊马河又同样中了埋伏，死伤加俘虏五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样，可能驰援的胡军远在高山深峡的另一端。
　　中共的第三个轻而易举的胜仗是打下延安北边五十公里处的蟠龙。那里储存着面粉四万多袋，军服五万多套，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是胡宗南部队的补给基地。胡宗南只派一个团加旅部直属队守卫，把驻扎在那里的两个兵团七个半旅派往远在北方的绥德，说是中共主力在那里。四月二十六日这两个兵团从蟠龙出发，两天后发现中共大部队正朝跟他们相反的蟠龙方向运动，他们认为“部队不宜前进”，但胡宗南仍坚持命令他们“急进绥德”。五月二日到达绥德，等待他们的是空城一座。就在这一天，已把蟠龙团团围住的中共军队开始进攻。
　　战前一两天，蟠龙守军发现四周有大量伏兵。守军一六七旅少将副旅长涂健回忆道：“我们判断解放军主力确已在蟠龙地区集中，并有积极围攻蟠龙的企图，于是我们即刻向胡宗南报告。不料胡宗南接到这一报告后非但不相信，反认为我们是有意夸大敌情。”
　　蟠龙两天后失守，胡宗南在陕北的前进补给站的武器、物资便全部落在中共手里。天气热了，部队还脱不下充满血腥味和汗臭的冬衣。士兵没有鞋穿，只好从中共军队腐尸中脱取恶臭扑鼻的布鞋。疾病蔓延，但是药品也随蟠龙而失去。
　　中共在胡宗南占领延安不到两个月内就打了三场大胜仗，新华社向全国广播：毛泽东依然留在陕北。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毛不在延安市内，他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被赶走，陕北还是他的天地。
　　在胡宗南占领延安的一年中，胡军被调来调去，找不到中共主力，反而一再中埋伏，一场大似一场。中共牢牢掌握着陕北大部分地区，毫无顾忌地热火朝天搞土改。毛离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里，他的随从从八百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包括一个骑兵连，还有一组规模庞大的电台，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跟苏联以及全国各地的部队、根据地保持联系，每天毛都用电报向全国各战场发出指示。
　　（此处有删减）
　　只有一次毛差点儿遇险。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一个叫王家湾的村子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月，住在农民家里，头一回跟老百姓同在一个屋檐下。他住得很惬意，每天散步、跑马。天热了，警卫员砍了几棵树给他在室外搭了个凉棚，用树枝树叶编织成田园风味的棚顶。毛很满意，黄昏时爱坐在凉棚里看书，念英文以作消遣。六月八日，胡宗南手下的军长刘戡带着部队突然出现在附近。原来，毛住地的一名小学教员逃出去向刘戡报信，说村里有很多电台。刘估计毛就在这里。刘戡出其不意的到来使毛泽东朝周恩来大发脾气，他们争吵着怎么办，往哪里逃去。要彻底安全只能往东走，过黄河进入根据地，黄河边停着船和汽车，日夜待命。但问题是路太远了，他们跑不过刘戡的人马。毛只能往西去，朝戈壁滩走。
　　决定作出后，村里老百姓被集中起来往相反方向“转移”，想引开刘戡的军队。那天下着大雨，山路太滑无法骑马时，特别挑选的膀大腰圆的警卫把毛背在背上。电台不出声了，以防被发现。只有一架电台在紧张地工作着，显然是在设法要把刘戡调开。毛在陕北时跟胡军中的电台联系从未中断过，管收发电报的机要人员说：“他们的行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还说：“我们的人的身份有的直到现在也没公开。”
　　刘戡真的被调走了。六月十一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后面，近到毛的警卫能听见他的队伍说话，能看见他们的火光。毛的警卫紧张得“头发都快立起来了”。正当他们准备誓死保卫毛时，毛满面笑容地从暂住的窑洞里出来，说敌人要转兵去保安。果不其然，警卫们瞠目结舌地看到刘戡的队伍沿着山沟跑过，没碰他们一根毫毛。胡宗南给刘戡下了死命令：“向保安南之双儿河集结，限十四日拂晓前补充完毕。”胡声称：匪主力在保安，刘戡非得按期到达参加“围剿”不可。结果保安又是空城一座。毛的随从们为毛的“神机妙算，惊叹不已”。
　　在这场虚惊中，斯大林接到紧急要求派飞机接毛去苏联。斯大林六月十五日回电时毛已经安全了。毛给他在黄河河东的中共领导发了封口气轻松的电报：“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之间回窜。”毛不去苏联了，但他叫人“即日动工修理”黄河边上的一个飞机场，以备万一。
　　刘戡不久便死在毛的手里。一九四八年二月，胡宗南令他带两个师增援延安与黄河之间被中共军队包围的宜川。此行有三条路可走，胡指定刘戡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刘戡是二月二十六日得到命令出发的，三天前的二十三日，彭德怀的军队就已经在瓦子街设伏击圈。彭在视察地形时看到这里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满意地说：“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刘戡的先遣队发现中共大军埋伏在途中观亭一带，向胡宗南要求先打伏兵，“解除翼侧威胁”，“如不先去掉这一翼侧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进，不但不能完成解围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必遭危险”。胡宗南回电说：“宜川情况紧急，在时间上不允许先打观亭，该军仍须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刘戡手下的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王应尊回忆道：胡宗南的命令“使全军官兵大失所望，忧心忡仲，但亦无可奈何。”“在行军中大家低头不语。”他们就这样明知走进“口袋”里而不得不走进去，“全军士气颓丧已达极点”，“刘戡十分冲动地对我说：“算了，打完了事！”两天激战，数名将领被击毙，刘戡在重围中自戕身死。
　　王应尊师长有幸乘夜色脱逃，到西安见到胡宗南。“他虚伪地表示惋惜，并说什么只有这点部队你为什么要去呢？我心想我的部队都被你绥署（胡的司令部）指挥得七零八落，难道要增援宜川时你还不知道我二十七师有多少部队吗？”王师长写道：“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后，胡宗南集团军心涣散固不待言，连蒋管区的人心亦十分动荡，特别是关中一带，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蒋介石想利用“收复延安”鼓舞人心的初衷就这样断送掉。
　　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此一损失，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他很清楚这都是胡宗南的责任：“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辙”。然而当胡宗南提出辞职时，蒋介石用伤感的满篇空话拒绝了他：“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挫折，而且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该主任不知负责自效，力挽颓势，而惟以撤职查办并来京请罪是请，当此一方重任，正在危急之际，而竟有此种不知职守与负责任之表示，殊非中正之所期于该主任者也。”一场敷衍了事的调查报告把责任推到死去的刘戡等人身上。国民党遵循的是官官相护的传统，更何况人人都知道胡宗南深受蒋介石宠信。
　　（此处有删减）
　　在胡的鼻子下转了一年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渡口的河滩山坡上站满了组织起来送行的老百姓，毛上船前还跟区镇干部一一握手话别。这样闻所未闻的透明度意在显示他不是偷偷摸摸地溜走的，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告别的。一个月后，胡宗南在损兵折将十多万后干脆放弃了延安。一反常规，毛对中共的胜利没有大事张扬。师哲说：“我以为毛主席会发贺电，便等在一旁准备执行任务，可是没有。”张扬起来，蒋介石可能会撤胡宗南的职。
　　从毛泽东的各种表现，到胡宗南的一系列行为，经过多年研究我们得出结论：胡宗南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人们常常提到胡宗南身边的中共情报人员熊向晖，但熊不过是胡的机要秘书，不可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下一系列具体命令指挥军队调动，更何况熊本人在胡军进入延安两个月后的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就离开了胡宗南。那一系列战场上的具体命令也不是远在南京的其他红色代理人能够下达的。）
　　胡宗南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那时莫斯科出钱出师资组建军校，当仁不让地埋下了若干红色代理人，经手人主要是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毛留在陕北一年，一直跟在毛身边的就是周）。据胡宗南的部属在台湾编写出版的《胡宗南先生与国民革命》所述，军校里大家都认为胡是共产党员，原因之一是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过从甚密，而胡公冕是公认的共产党员。由于贺衷寒等有影响的人物为胡宗南说话，胡接着又发起组织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他便没有再被当作共产党人。两胡一直是好友，抗战时蒋介石派胡宗南守在延安的南边，胡宗南有时派人去延安，派的就是胡公冕。今天的中共资料明确指出，胡公冕为红色代理人。
　　胡宗南交了个亲密朋友--军统头子戴笠。胡结婚是戴笠做的媒，戴笠的手下张严佛写道，戴笠要胡军中的情报人员把上报的重要情报都抄送胡。这么一来，就是有人对胡有怀疑也不敢报告。
　　胡宗南继续给蒋带来一次次全军覆没，最后一共有几十万大军丧失在他手上。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派飞机来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陆，却被部下一拥而前，急拥上了飞机。到台湾后他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说他“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巨”。但胡是蒋介石的爱将，弹劾自然难成。蒋还让胡主持派人潜入大陆打游击、搞情报的活动，都一一惨败。胡死于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后来也许意识到他用人的灾难性错误。黄埔是他的基地，但是他的侍卫、台湾后来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告诉我们，蒋在晚年“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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