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说说：泸定桥

大渡奔流

罗达志

 

大渡河之源──沫水、涐水及铜河──宋挥玉斧──修建泸定铁索桥──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岚安苏维埃政权──大渡河汽车吊桥——

　　大渡河从雪山走来，穿越横断山脉的绝峡深谷，激流千里。登临望去，但见河水萦带，群山纠纷，峭壁夹峙，鸟道横空。晴空下，远处的雪峰闪耀着白晃晃的寒光，灿若银屏。“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在红如镕金的落日下，大渡河涌涛迭浪，鏜镗鎝鎝，从铁索桥下奔腾而去。

大渡河是长江水系的第三大支流，全长1052公里，流域面积9.2万平方公里，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果洛山东南麓。最上源在青海省斑玛县境内，称为满日塔马河。流入四川后称为麻尔柯河，流至阿坝县南部与阿曲河会合，称为脚木足河，然后经马尔康县南，流至金川县可尔因镇，会合杜柯河后称为大金川。大金川南流至丹巴章谷镇的三岔河口，与源出小金县梦笔山西麓的小金川相汇，从此始称大渡河。然后继续南流，经康定县的孔玉、鱼通，泸定，自北而南流到石棉，突然成直角折向东流，绕汉源县南，横贯峨边，在乐山接纳青衣江，至肖公嘴与岷江汇流注入长江。近世许多地理学著作，把可尔因以上称为河源段，（包括满日塔马河、麻尔柯河与脚木足河），长398公里；可尔因至泸定城为上游，长260公里；泸定城至乐山铜街子为中游，长329公里；铜街子以下为下游，长61公里。（1）

在古代文献上，大渡河称为沫水，又名涐水、渽水、阳山江、大渡水、鱼通河、铜河等等，称谓繁杂，以至时有含混。在汉武帝时代，广袤的西南地区，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成都人司马相如奉命出使“西南夷”，他“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徼”乃边界之意，当时在以华夏族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看来，过了大渡河就是边境之外了。《史记.大宛列传》说，为了寻找一条通往身毒（印度）的交通路线，汉武帝令张骞“发间使四道并出，以求身毒（印度）。”张骞派出的人马到了駹（现茂县）、冉（现汶川县）、徙（现天全县）、邛僰（现荥经县西）等地，闭阻于“筰”。“筰”是古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居住在大渡河上游。其地水激岸峭，无舟楫可通，当地居民援“筰”而渡。在汉语里，“筰”就是竹索，因此把援“筰”而渡的部落称为“筰”国，把大渡河上游（现康定县鱼通以上）称为筰水，把泸定以下称为沫若水。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说：“此沫若乃是一水，准以地望，非大渡河无以当之。盖相如循边时，土人呼其水为沫若水，因直记之耳”。但是，“后儒因史有昌意降居若水，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二事，遂释此为二水。”（任乃强：《西康图经》）。其实，李冰凿离堆之“沫水”，指的是岷江，距“筰国 ”甚远；至于“昌意降居若水”之说，典出《史记.五帝记》；“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山海经》也有相同的记载。此处“若水”乃指雅砻江。任乃强先生解释说，李冰凿离堆的“沫水”二字，“沫水者，激水也。沫字是形容词，原非专名。沫若乃专名耳。” 后世的学者没有实地考察，将此处的“沫若水”作了错误的解释，遂把大渡河称为“沫水”，把雅砻江称为“若水”。后汉的班固（公元32──92年）撰《汉书.地理志》，把这条“沫若水”（大渡河）称为“渽水”，而把源出于宝兴县巴郎山南麓的青衣江称为“大度水”。我国的第一部河流专著《水经》，把“渽水”写作“涐水”，也是指的大渡河。北魏时的郦道元（公元？—527年）作《水经注》，所指的“大度水”亦非“涐水”，显然承袭了班固的说法，把青衣江当作大“大渡河”。“唐开黎州，置大度戍恕，今汉源县地也。李晟追击吐蕃于大渡河外，即指此河。宋太祖以玉斧画地图，弃大渡河外之地。”（任乃强：《西康图经》）成书于北宋的地理志书《太平寰宇记》说：“大渡河自吐蕃界，经雅州诸部落，至黎州东界，流入通望界（今峨眉县南）。”据此可见，大渡河之名始于唐宋间，并成为正式名称。至于大度水，后来正名为青衣江。到了清康熙年间，平定打箭炉营官昌侧集烈之乱后，在新建的《御制泸定桥碑记》中，又将此水误为“古泸水”。这大概是因缘于打箭炉的传说，将大渡河当作诸葛武侯五月所渡之泸水。其实，泸水乃是今之金沙江。《沈黎古志》说得十分明白：“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今汉源县）四百余里两林蛮（今冕宁县）。自两林南琵琶部三程至嶲州（今西昌县），十程至泸水，泸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今姚安县）。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驿，一在姚安之左却。据《沈黎郡志》，孔明所渡，当是今之左却。”这是任乃强先生在他的《西康图经》一书中的考证，所据史料翔实可靠。（2）

据《续资治通鉴.宋记》记载：“王全斌即平蜀，欲乘势取云南，以图献。帝（宋太祖）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以玉斧划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宋挥玉斧”的典故。说明那时的中原王朝，也认为大渡河是“西边徼外之水”。过了三个世纪，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族建立起大一统的元王朝。元宪宗二年（1252年）忽必烈的铁骑沿横断山脉南下，征服了吐蕃，将吐蕃改称为乌斯藏，将大渡河流域改称为朵甘思，属陕西行中书省，以吐蕃僧帕克斯巴为大宝法王帝师统领其地。从此，大渡河流域纳入了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 。所谓“元跨革囊”，就是指忽必烈率大军乘革囊（牛皮筏），过大渡河至金沙江，远征大理的故事。

大渡河流到泸定，当地人谓之“铜河”，这名称始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那时，在大渡河中上游的孔玉、鱼通至越嶲、峨边一带，沿河大规模开采铜矿，于是把这一段称为铜河。大概是清末，一个诗人来到这里，写了一首七律，描述的是大渡河流经泸定境内的山川形势：

邛山千里路纵横，尽在烟云塞上行。

忆雪寒径飞越岭，博风夜渡泰宁营。

桥悬铁锁金川水，道挂石梯回马坪。

冷竹关前凭北望，天开华表一江城。

铁索桥即泸定桥，始建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竣工。那时清廷平定昌侧集烈作乱不久，为了加强对打箭炉地区的管理和军事的需要，当时的四川巡抚能泰上奏朝廷，提出了在大渡河上修建铁索桥的计划。（3）

据《泸定桥碑记》所载：“泸河（大渡河）三渡口，高岸夹峙，一水中流 ，雷奔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悬渡，险莫胜焉。”巡抚能泰和提督岳升龙经多次实地考察，把桥址选在一山地平坦之处，其地藏语名曰“阿龙”，汉语译为“安乐村”，距化林营八十余里。（化林位于飞越岭西麓，古为康藏交通要道，清代驻兵于此，称为“化林营”）。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于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初四日（1706年5月15日）竣工。康熙帝玄烨亲笔题名“泸定桥”，寓泸水平定之意。桥的东西两头立有石碑，记载着建桥的过程。东桥亭正对面左侧立有“古泸定桥”碑一座，铁牛一头；西桥亭碑顶刻有“山河一统”等字，立有铁铸蜈蚣一条，意在镇压“水妖”。铁索桥的跨度为100米，因桥面下垂成弧形，故实长101．67米，宽3米。由13条铁链组成，其中9条作底链，上铺木板形成桥面，供人通行；两旁各有铁链2条作为扶栏，以利安全。每条铁链重达2．5吨，由扁形的铁环扣联而成，每条铁索平均有890个铁环，13条铁链共有11571个铁环。200多年前，在没有现代吊装设备的条件下，要把重达2．5吨的铁链拉过波涛汹涌的河面，悬空高架，其困难可想而知。桥工们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采用“援索悬渡”的方法，“以巨绳系两岸，每绳上用十数短竹筒贯之，再以铁索入筒，筒达铁索亦至”（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这样便把铁索送到了对岸。两岸桥头用条石砌成高达20米的桥台，构成桥头堡。桥台内竖有每根重达900公斤的铁桩，9条过河铁链缠绕其上，这是采用桥台的自重作为压重，以承受铁索的巨大拉力。在桥梁史上，泸定铁索桥是我国现成最古老的铁索桥，它的架设与吊装技术，令人惊叹，体现了我国古代高超的桥梁建筑水平。

泸定桥的建成，大大改善了川藏的交通，“凡使命之往来，邮传之络绎，军民商贾之车徒负载，咸得安驱疾驰而不至病于跋涉”（据《泸定桥碑记》）。不仅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巨大的军事价值，同时促进了川藏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4）

从泸定以下至石棉，由于水深流急，险滩乱礁，大渡河上向无舟楫。140年前，在这河水向东拐弯的地方，太平天国农民领袖石达开兵败于此。后世以“翼王遗恨地”将大渡河载入史册，以资纪念。

清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1863年5月14日），太平天国的石达开率十万大军西征，转战十一省。在清军的围追截堵下，到达大渡河，那时此地名曰“紫大地”。翼王打算在此渡河北上，进军成都。时逢连日大雨，大渡河暴涨，阻断了太平军的去路，三万多人马陷入了清军的重围之中。紫大地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地势险要，北濒大渡河，西临松林小河，东方和南方都是高山峻岭。这时的太平军，“朝前走有小河王铁桩扎断，朝左走悬崖绝壁滚木檑石在高山，朝右走铜河水暴涨滔天，朝后退手巴崖高山铁寨！”⑴所谓“小河”，就是濒临紫大地的松林小河，王铁桩乃当地土司王应元的绰号，他斩断了河上的铁索桥，阻断了太平军西进泸定之路。清军则以重兵控制了大渡河北岸，据险而守。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太平军多次强渡大小两河，以求杀开一条血路。最悲壮烈的一次是他们到达后的第七天，即5月21日，经过充分准备，五千壮士在石达开的指挥下，分乘木船和竹筏，冒着敌军的炮火，劈流破浪，冒死划向对岸。孰料水势湍急，船到江心即被汹涌的洪峰吞没，竹筏悉遭冲散，随渡随没，五千渡河壮士无一生还。在紫大地，石达开前后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强渡行动，终因河水暴涨而告失败。一个月下来，战死病死者过半，三万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万余人。“至是战守俱穷，进退失据。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痢流行，死亡枕籍。阅时一月，而军屹然不动，其得士心如此。”⑵在强渡大渡河无望之后，翼王率残部六千余人转而向东，冲破清军的封锁，突围到一条叫老鸦漩的小河边，然而小河同样暴涨，挡住了去路。这时全军断粮，无路可退，危在旦夕。为绝后顾，石达开命妻妾抱着幼子投河，以免遭被俘受辱。在这种逆境下，许多伤病的太平军将士，也纷纷投河自沉，视死如归。眼看着广大将士无谓牺牲，石达开采纳了宰辅曾仕和的计策，打算以诈降的方式伺机突围，险中求生。如果诈降不成，则牺牲自己，以求保全部下性命。于是他致书四川总督骆秉章说：“大丈夫生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身；死若可以安民全军，何惜一死……宥我将士，赦免杀戮，则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然达舍身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可仰对吾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⑶。毫无信义的清军将计就计，利用石达开的诈降，在翼王来到清营谈判时，将他“诱擒”。然后迅即挥起屠刀，砍向已经停止抵抗的太平军将士，数千人惨遭杀戮，几无幸存。史载，石达开本人被押至成都，“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亦均默然无声，真奇男子也。”⑷。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19岁即参加金田起义，是首义六王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文武全才，战功卓著，深受天国军民爱戴。1856年天京事变时，他兴师靖难，被逼出走。1862年率军入川时还不满三十一岁。当他身陷绝境以后，以决死之心激励将士：“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跋险阻、渡江湖如履平地。……今不幸……陷入绝地，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手受缚，为天下笑。”⑸他“诈降”的想法，在凶残狠毒的刽子手面前，诚然过于书生气，但他舍身保全部众的英雄气概，则永昭青史。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失败，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自身的根源，而石达开的大渡河之败，不是败于清军，乃是败于洪水，是大渡河百年一遇的洪水，铸成了翼王的千古遗恨。（5）

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生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期。那时外国资本主义刚刚打开中国的大门，封建经济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新的先进阶级。在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危机日见加剧之际，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起义，震撼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抗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入侵，伸张了民族正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一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旧式农民起义，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起义的农民不可能、也无力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不难发现，太平天国运动并不是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最终不过是一场改朝换代。领导起义的洪秀全，以推翻清王朝为号召，建立起一个同样是封建君主专制的洪氏皇权。在精心掀起的持久的造神运动中，“群下称洪秀全为天王，三呼万岁”，洪秀全成了“宰治天下”的君主，太平天国制定了“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并且涂上一层神圣的灵光，把广大的农民纳入洪氏皇权的统治下。在这种体制中，农民领袖之间的权力争夺势在必然，“天京内讧”也就难免了。在“天京内讧”中石达开是受害者，他全家被冤杀，又遭天王猜忌，被解除兵权，忿而“离京出走”，率师孤军远征四川。石达开的独立行动，没有从太平天国的全局考虑，分裂了太平天国的实力，从而走上了错误的路线。从1857年至1863年的七年中，石达开孤军转战十一省，虽然他坚持执行了太平天国的前期政策，终究未能力挽狂澜。石达开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农民领袖，他的壮烈就义，表现了农民领袖的英雄本色，他的人格风范，令人钦佩。在石达开殉难八十年后，为纪念这位兵败大渡河的农民领袖，后人于1942年，在大渡河南岸的石公山最高处，修建了“翼王亭”。那是一座六角形仿古建筑，亭后竖有《翼王亭记》石碑，崖壁上刻着“灵崖胜迹”四个大字，还有四通题刻碑文，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紫大地蒙难纪实》。不过，此时已无“紫大地”这个地名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天的一场洪水，淹没了紫大地，其地另建新场，更名为“安顺场”，乃“山镇久安，河流顺轨”之意。（6）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大渡河挡住了石达开的西征，却挡不住红军的长征。1935年5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了大渡河边，也就是当年石达开兵败之处。那时，蒋介石也想导演一场石达开的悲剧，妄图凭借大渡河天险，一举灭红军。孰料，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渡大渡河，然后兵分两路，直取泸定。一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第一师渡过大渡河，沿东岸北上；一路由左权、刘亚楼率红一军团和第二师沿西岸北上。当第二师第四团挺进到泸定桥时，敌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全部拆去，只剩下13条光溜溜的铁索，空悬在大渡河上。敌军在桥东构筑起工事，据桥而守。5月29日，即第一师强渡大渡河后的第四天，第二师第四团在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由廖大珠、王海云等22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迎着敌军猛烈的火力，攀着光滑的铁索冲向东岸，迅猛夺取了泸定桥。飞夺泸定桥的胜利，使红军大部队得以顺利渡河，从此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为红军两大主力的会师北上，奠定了基础。这便是红军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的故事。

斗转星移。70年过去，铁索依然横跨大渡河上，向后人诉说着那血与火的历史。在昔日鏖战的战场，如今高耸着一座30．25米的丰碑，邓小平题写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十个大字，在蓝天白云下熠熠生辉，令人景仰，缅怀不已。（7）

至今在民间，还流传许多红军的英雄故事。据史载，1935年11月3日，红四方面军的32军和红四军的十一个团，在军长罗炳辉的率领下，南下到达大渡河东岸一个叫岚安的小村，这里距泸定桥仅仅12．5公里。红军在此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英勇地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坚持了50多天。当地的老人说，在岚安土地上，至今还埋葬着600多位红军烈士的忠骨。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次战斗是1935年12月26日，22位红军战士为掩护部队转移，奋勇血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全部舍身跳崖，壮烈牺牲。过了70年之后，后世的来访者沿着陡峭的山路，找到了当年红32军的司令部，那是一座掩映在竹林中的古碉。迭经沧桑的墙壁上，还可清晰地看到红军的标语：“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打倒卖国的国民党！”岚安乃是一个偏僻的山野小村，地瘠民贫，人口不过1000。我在一篇资料中看到，当年红军在岚安53天，当地人民贡献军粮共107208斤；供给腊肉猪膘8590多斤；供给猪541头、羊1178头、马47匹；草鞋1760双⑹。这只是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当年岚安为支援红军，可谓无私奉献，倾其所有了。

岁月驰流，而今大山深处的小村似乎远隔红尘。然而，掸去时光的尘埃，那悲壮的英雄气概，足以让后世之人的心灵为之震撼。雪山巍巍，大渡长流，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

大渡河──英雄的河！

大渡河见证了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也见证了筑路大军打通二郎山的壮举。新中国诞生之初，修筑川藏公路的筑路大军，仅用半年的时间，便在大渡河上架起一座钢索汽车吊桥。那是一座径126米、全长208米的加劲钢桁构吊桥，雄踞在当年红军夺取的铁索桥上游100米处。矗立的塔柱上镌刻着朱德总司令撰写的楹联：“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人民解放军二野司令员刘伯承题写的“大渡河桥”四字，刻在索塔的门额上。钢索汽车吊桥的建成，及时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在巩固边防，稳定川藏地区的社会，改善了川藏交通，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具有极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意义。这座汽车吊桥于1951年5月31日竣工通车，使用了整整20年。到了1971年6月，又在泸定大渡河上新建起一座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那座钢索汽车吊桥则像一个就地复员的老兵，穿着褪色的军装，在大渡河的涛声中，望车轮滚滚，听引擎轰鸣，回味着慢慢变成了黄页的历史。（8）

参考文献

⑴ 隗瀛涛等：《四川近代史》。

⑵《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紫大地蒙难纪实碑》，转引自《四川近代史》。

⑶《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转引自《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

⑷《蜀海丛谈》，转引自《四川近代史》。

⑸ 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转引自《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