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

──胡宗南集团的三十万大军直到1949年12月才在西南战役的成都战役中被歼灭，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个被消灭的重兵集团。

──早在西南战役打响前三个月的1949年8月，胡宗南、宋希濂便在汉中秘密会晤，一致决策率部取道西昌退往滇西中缅边界，凭借澜仓江、怒江及高黎贡山之险继续抵抗，万不得已时便退到缅甸去。

──胡、宋的计划未能实现是因为蒋介石坚决反对。

对于胡、宋二人退守滇西、进入缅甸的决策，杨者圣先生的评价是：“这是当时在大陆手握重兵的两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国民党的军事形势及结局看得最为清楚，提出的应变措施最为厉害的一个决策。”

“君不见那个叫李弥的国民党第8军军长，仅率残部数千人窜入缅、老、泰交界的三角地，闹鬼闹了好多年不说，其中不少人竟摇身一变，成为威震国际毒品市场的大毒枭……试想一下，如果当年退到滇西的不只是李弥的数千残兵，而是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那么缅、老、泰'金三角’地区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随之而来是什么样的得知这些情况后，我第一个感觉是中国西南今天的现状实在够侥幸的。我第二个感觉是蒋介石可真做了件大好事，积了大德了，简直好像替共产党当帮手一样。但是再仔细一想，实际情况有那么简单吗？

于是我重新清理了一下思路：整个西南战役真正的要害其实是阻止胡宗南、宋希濂兵团进军滇西，真正的关键人物是胡宗南。想到这里，我脑子里突然一闪：周总理向张治中等公开父亲共产党员真实身份的时间，恰好正是西南战役开始的时间，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的？

随后在翻阅周宏雁、姜铁军所著《解放战争全记录》时，我又得知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实：

1．1949年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并肩渡江直插东南，二野掩护三野，防备美国武力干涉中国内战。等美军从上海、青岛等地撤走，美国武力干涉中国的可能性变小时，才把二野主力西调以解放大西南。

2．毛主席在部署进军全国时的主要意图都是进行战略大迂回、大包抄，力图把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在中国大陆，防止其外逃。而蒋介石“坚守西南”的战略方针恰恰最符合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3.跟其他战场情况不同的是，西南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主力的指挥官胡宗南和宋希濂始终根本不赞同蒋介石的坚守战略，而是千方百计要实现自己取道西昌撤往滇西的计划，而这些努力却都因蒋介石的顽固拒绝和严密防范而未能成功。

4．西南战役发起两周后，即占领贵阳的1949年11月15日，我军真正的主攻方向和战略意图其实就已经暴露无遗。直到1949年12月16日这31天中，真正能够有效阻止胡宗南大兵团全力以赴逃往西昌进军滇西的人只有蒋介石一人。

也就是说，在1949年的11月，整个西南战役成败的关键是如何让胡、宋跑不成，而对于我军而言，最需要、最希望的就是要蒋介石“帮忙”替我军看住这两支部队，让他们动弹不得，留在原地乖乖等着被包围。

但要离间蒋、胡谈何容易。胡宗南追随蒋介石多年，一直是蒋的嫡系亲信、封疆大吏。要离间蒋、胡，就必须抓住胡在关键问题上对蒋不说实话的过硬把柄。而父亲一事恰恰正是这样的把柄。只要把父亲的真实身份如实捅给蒋，就足以动摇蒋对胡的信任。

但问题在于：如何把父亲真实身份捅给蒋介石而不至引起蒋的疑心？通过秘密渠道不行。因为军统曾替胡向蒋隐瞒父亲的真实身份；公开宣扬也不行，那反而可能打草惊蛇，引起蒋的怀疑。而张治中、邵力子这些国民党前和谈代表则正是最理想的人选。他们在国民党内身份不低，影响很大。虽然已经“投共”，但通过他们在国民党的故交旧友向蒋直接递送封信仍绰绰有余。

明白了这些，我顿时豁然开朗，关于父亲共产党员身份公开过程的种种疑惑全部迎刃而解。周总理特设酒宴，表面上是向张治中等人公开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实际是对蒋介石的攻心战。

全部的逻辑关系是：通过张治中告诉蒋介石：胡宗南西北大败的原因是胡的亲信熊向晖是中共地下党，让蒋介石发现胡宗南向他隐瞒了这么重大的事实，让蒋介石把自己丢天下的原因归罪于胡宗南，让蒋介石怀疑胡宗南的忠诚，让蒋介石不相信胡宗南的“撤退滇西、进军缅甸”是为蒋谋利益，让蒋介石拒绝胡宗南的这一建议，采取措施，防备胡宗南阳奉阴违，自行撤退，假蒋介石之手彻底破坏胡宗南的战略计划，看死胡宗南兵团，为我军完成战略大包围、就地歼灭胡宗南兵团争取到那必须的一个月时间。

在11月6日“公开一个秘密”，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巧妙选择。这一天是星期日，举行酒会不容易引起蒋的疑心。假定酒会后张治中立即给蒋写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蒋介石辗转收到张治中的信需要一至两周左右时间，则蒋大约会在11月13日至20日左右读到该信。这正是我军预定攻占贵阳、开始切断四川国民党军队主力逃向云南的通路的时候，是我军进军大西南真正的战略意图充分显露的时候，是最需要蒋介石犯糊涂、听不进胡宗南的意见、继续执迷不悟、固执己见的时候。

周总理对蒋介石发起的攻心战选得不早不晚，节奏火候掌握得分毫不差，恰到好处。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西南战役的发展和结果，可以说非常圆满地实现了我军最主要的战略战役目标。从12月4日到12月16日，蒋介石连续四

想透了这一切之后，我终于恍然大悟：西南战役的结局并非出于侥幸。历史并非出于侥幸。中国今天的西南边疆的基本局面状况更是并非出于侥幸。最不堪设想的严重局面之所以得以避免，表面上应该“谢天谢地”谢蒋介石，实际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周总理。总理一顿饭，歼敌三十万。

解开了父亲地下党员身份公开过程中的一切疑团，我心里反而有点怅然若失。周总理举重若轻改变了历史，智深功高，居然一直无人知晓次昌进军滇西的请求，那一段时间蒋介石简直就像中了邪，好像存心要跟胡宗南过不去，要跟自己的几十万大军过不去，硬把他们往绝路上逼。直到胡宗南兵团一切外逃通路全部被切断、我军关门打狗之势已完全明朗的12月19日，蒋介石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批准了胡宗南的第五次弃川请求，命令胡率部向西昌突围。然而此时胡宗南兵团大势已去，兵无斗志，将生二心，几十万大军顿时分崩离析，起义的起义，投降的投降，溃散的溃散，几天工夫便土崩瓦解。！我纯粹因机缘凑巧，才无意中偶然发现了周总理无数功绩中的这一件。那周总理还有多少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历史性功绩尚未为人知？

周总理身上集中了中国人一切真、善、美的理想品格，中国，有着这样的总理；这样的总理的部下中，有着我的父亲。

原载《瞭望》 原标题为《周总理的神机妙算》

 

 

 

 

“总理助理”一说，目前尚不为学界接受。

可能是周恩来出访时，临时、口头，且是为了外交需要的一个“临时身份”。

这一段历史在读此文前还真不知道。

极具知识性和可读性的好文章。

此可谓，运筹帷幄之外，总理是地下工作的老总，呵呵

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故事梗概


本片反映周恩来1938年底至1946年5月在重庆南方局将近9年的战斗生涯。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促蒋抗日的谈判，领导南方局、国统区和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军队工作、统战工作及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充分展示了周恩来过人的智慧、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丰富的个人情感和人格魅力。表现了周恩来在政治斗争中的原则性、坚韧性和灵活性，以及对战友、对青年、对孩子们的关爱和对父母的亲情。

周恩来在重庆剧情概述

同蒋介石谈判是政治上的较量。蒋介石从被迫接受国共合作抗日开始，就坚持国共合并取消共产党、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周恩来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共产党独立、维护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生存、发展和进行抗日的权利。经过几年艰苦持久的谈判、斗争，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解放区得到巩固发展并连成片，人民军队从抗战初期的五万人壮大到五十多万人。
周恩来和延安党中央、毛泽东紧密联系、配合默契，经常是迭电往返或周恩来回延安汇报。针对蒋介石的《中央提示案》，中央连续几天听取周恩来汇报并集体做出决策；应对何应钦、白崇禧“皓电”，毛泽东亲自起草并发出“佳电”；1945年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


周恩来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最能团结人。从张冲、张治中、冯玉祥到黄炎培、张澜、马寅初、梁漱溟、陶行知、郭沫若、阳翰笙、胡风、老舍等等众多民主人士、知名人士以及青年、儿童，都同他交往甚笃，许多人是因为认识了周恩来才了解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为保护这些人士的安全，在香港、桂林、重庆、上海、延安之间辗转转移几百人。苏、英、美等国驻重庆使节和记者以及美国总统特使，都成了周恩来的统战对象。因此，在皖南事变、参政会议、重庆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等关键时刻，他们都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谴责国民党围歼新四军、反对蒋介石搞一党专政，支持中共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周恩来领导情报工作，王昆仑利用特殊身份，及时了解国民党上层动态，鼓动亲美派、太子派、爱国将领反对投降；阎宝航及时获取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胡宗南身边的人准确提供蒋介石闪击战延安的情报。


关爱、友情和亲情。周恩来领导郭沫若、阳翰笙等用歌声、音乐、美术宣传抗日，为他们争取合法阵地，支持他们演出《黄河大合唱》、《屈原》；发动会弹钢琴的罗莹、画家张文、作曲家贺绿汀帮助陶行知筹办育才学校，培养教育革命烈士的后代和孤儿。支持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正确主张和抗日爱国行动，马寅初被捕后，周恩来设法营救。叶挺两次离开新四军，周恩来耐心做工作，要求叶挺顾全大局，叶挺重回新四军，使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或另派军长的阴谋未能得逞；皖南事变后叶挺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斗争，写下有名的囚歌；叶挺出狱后，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得到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帮助胡杏芬到中苏友协工作、帮她查清了她的男朋友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胡杏芬病重，周恩来、邓颖超前往探望，胡杏芬庄重地说：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行吗？我原来的男朋友是中国共产党，你们二位是中国共产党，我就想跟着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牵挂他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在邓颖超的母亲去世时，周恩来亲自抬滑竿，让老人最后看着大有农场安然离去……


1944年9月后，围绕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斗争目标，周恩来同赫尔利、蒋介石多次进行谈判；1945年协助毛泽东进行重庆谈判，起草会谈纪要，双方签字。此时发生了李少石事件，周恩来认真调查、妥善处理，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高风亮节。1946年1月，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名额上做文章，周恩来以聪明才智，团结民主党派巧妙应对。


1946年4月，周恩来即将离开重庆前往南京。在临行前的茶会上，他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

能参与谈判毕竟是一件好事情，它可以在谈判期间平息很多事端。

我们今天如果有这样的谈判，肯定能化解很多诸如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很多矛盾。

作者：王东溟　郭海鹰
　　
　　这是一宗尘封了47年的保密档案。这是周恩来总理关心人民疾苦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让老百姓敢说真话的故事。
　　1961年10月14日，久病住院的广饶县公安局干部曹树立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反映山东省惠民地区和广饶县饿死人的问题。信中情绪激昂，言辞激烈。
　　1961年10月30日，周总理看完这封信后，心情沉重而急切，当即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写了封信。谭启龙接信后，立即派秘书方兴去惠民地区和广饶县调查;后来，谭启龙又亲自到这个地区走了一趟，专门调查处理此事，并实事求是地向周总理写了报告;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介绍曹树立到青岛北九水疗养院治疗，把曹树立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曹树立奇迹般地得到生还，且有了一个幸福的家，至今健在。
　　这个故事曲折复杂，跌宕起伏，故事是围绕6封信展开的，封封信件都充满着真情，字里行间流淌着责任心。
　　──摘自5月30日《解放日报》
　　
　　第一封信：告状信
　　曹树立斗胆上书国务院
　　
　　1960年前后，我国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山东省惠民地区（今滨州市与东营市）、广饶县（今东营市）成为重灾区之一。1961年9月，大雨过后，寸草不生。群众的口粮平均每天不足半斤，死人的现象经常发生。
　　1961年10月，家住广饶县城关三村的县公安局干部曹树立已患肺结核病6年之久，躺在惠民专署疗养院的病床上。在八九月间，他接到家中来的两封电报，父母因患水肿病和干瘦病相继去世。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悲痛欲绝，一度曾想自杀。在极其苦闷的情况下，他想到了党中央，想到了毛主席，想到了周总理。1961年10月14日，曹树立抱着一线希望，流着泪写完了《小干部和主席谈心》这封信，内容如下（有删节）：
　　
　　小干部和主席谈心
　　我们这里的死亡太惊人！您实在不该稳坐北京，专靠行文、指示、马列主义、政治工作了。以上这些都不是粮食，不是粮食就不能充饥，不能充饥就不能避免死亡。如何避免死亡，以小干部短见，就是怎样发挥群众劳动生产的自觉性，这是解决农业问题和避免人口死亡的根本道路，别的千条妙计，都是无济于事。
　　您应该立即想出一个既不改变生产资料（土地）性质，又能接近、符合群众的心理和条件，对土地使用的措施，从而很快的（地）发挥群众的生产自觉性和积极性。我们国家这样大，像我们这里的情况总是局部的，为了避免当前这种吓人的死亡，不管您想出什么高计绝策，先别强调农业税，或者极少量的（地）担负农业税，应该先考虑他们的生存自给就很好。我连月失去双亲，真是万分悲痛，像我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触目皆是，已不为奇了。在这个时期失去爷娘的人，失去儿女的人，失去丈夫的人，失去妻子的人，怎么能不暗下议论。有的说：怨党中央、毛主席、三面红旗。可是我们天天学习的文件，又是首先把党中央、主席、三面红旗放在山东情况圈子外，偏说是：怨天地恨舒同（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作者注），责怪群众不积极。还有一种辩证论调：上边的政策指示完全是正确的，下边作（做）错了，这样的说法是少数人，多数人也是有这样说的时候，是处在集体学习的场面上和讨论中央指示时才这样说。人们知己的议论不是这样。下边作（做）错，一年错、两年错、三年错，建国十几年来为什么出了差错就把党中央退（推）得一干二净，都是干部错了呢？据说，也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个干部传达指示，可能与指示精神有倒颠，社员当场质问，于是这个干部说:“那是毛主席讲的，这是我说的。”这样的情况也有。
　　到底山东情况这个罪过谁负呢？是当前干部群众纷纷议论的中心。
　　天、地、舒同、干部、群众，完全负一斤呢？还是党中央、毛主席负一斤呢？还是各半斤八两呢？还是怨所有的中国人好心建国，怪人们对建国之路、人生之路不熟的一次失足呢？
　　您能不能像前几年给社队干部的一封信一样，诚恳地说出答案来呢？
　　我这话您爱听也别高升我三级，不爱听生气也别叫我下牢，您不怪我好歹，今后咱就常谈心。
　　山东情况再不能搁延了，马上行动吧，我的好主席。
　　附去电报两份，阅后退回。
　　十一年的候补党员
　　三十二块的小干部
　　患病吃不饱的人
　　神经正常的人
　　曹树立
　　十月十四日
　　曹树立又把原先画的漫画一幅附上。题目是：《二心吗？》，漫画内容是：前边画着两口棺材，一口是父亲的，一口是母亲的，后边画的是他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最后边画的是他弟弟还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正步（因他弟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南京军区部队当教员）。
　　
　　下边写道：
　　七日电报：广饶：疗养院曹树立母病故是否回家。
　　二十九日电报：广饶：疗养院曹树立父病故是否能归来电。
　　七十天内我父母双丧电文证据，阅后退回。这是我革命珍宝，社会主义真不容易党啊！
　　为了防范秘书看了信后扔掉，他又单独用一页信纸写上：
　　负责同志：
　　你若是保国的忠臣，爱祖国，爱主席，有良心，就一定将这份谈心书交给主席过目。（如果）你（不）这样做，把它掷到纸篓里，您可要扪心思量！
　　此致
　　敬礼
　　病人 曹树立
　　十月十四日
　　他把这一页放在信的前一页，叠好后，封上口，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把信发出去。他觉得寄去这封信是福是祸还很难说。
　　
　　第二封信：指示信
　　周恩来总理写信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0月26日，他看完曹树立的来信和漫画后，觉得信中反映的事情真实，问题严重，亟须解决，当即批示：
　　送请总理、先念、震林同志阅。
　　10月27日，谭震林副总理看完曹树立的来信和漫画后，也当即批示：
　　此件可以转给谭启龙同志，请他亲自派人去查问一次，是什么问题。
　　10月30日，曹树立的来信又转送到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周恩来总理在看了曹树立的来信和漫画后，迅速握起毛笔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写了一封信：
　　启龙同志：
　　现附上曹树立来信抄件一份，并有他附件一纸，请阅后派得力同志去认真地查一查。不管这个人的情况如何，总要把惠民、广饶两地方的现象弄清楚，并且对曹本人也不要进行追究，让他把要说的话都能说出，因为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署名给中央写信的，我们必须负责地看待这事。希望你将查得的结果告诉我，原件尤其是曹的附件也望一并退回。
　　敬礼！
　　周恩来
　　一九六一年十月卅日
　　
　　第三封信：调查信
　　谭启龙派秘书方兴去调查
　　谭启龙接到周总理的信后，迅速派省委办公厅大秘书方兴去做调查。于是方兴带着周总理和谭启龙的重托，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经过仔细认真的调查分析，向谭启龙如实地反映了情况，写出了详细的报告（有删节）：
　　谭政委（注：谭启龙当时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
　　根据您的指示，我11月2日到惠民专署结核病防治所找到了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信的曹树立同志，后来又到广饶县了解了曹树立同志父母病死的一些情况……
　　从各方面反映看，曹树立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原籍广饶城关三村，家庭成分是贫农，1948年冬（他15岁时）参军，在县公安局当战士，1950年当见习干事，1951年任内勤干事（户籍员），自1953年患肺病，在济南和本机关休养了一年多，1955年春到惠民专署结核病防治所疗养，至今6年多，现在病情比较严重。他的父母于今年古历八月初九和二十七日先后病故，现家中还有哥、嫂和三个侄子，另有一个弟弟在南京部队任教员。
　　这次我见到他，首先向他说明了来意，转达了您指示的向他慰问的意思，他当即表示很感激，他说：“我原来以为那封信中央负责同志是不会看到的，可能秘书看后就扔到字纸篓里去了，没想到中央负责同志这样重视，没想到谭政委专门派人来看我，这给我很大的力量。”接着，我将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省委的许多重要措施告诉了他，说明我省农村形势已有很大好转，全省多数地区今年收成很好，只要做好工作，明年一定会比今年更好，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两个谈了大半天，他情绪很高，这次谈话，他感到有不少帮助，许多问题弄明白了……
　　据了解，广饶县今年病人和死亡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全县各种病人：今年一、二月份6万人，五月份7万人，六月份8万人，九月份达到1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41万）的29%。1月～10月份，全县共死人14272人，占总人口的3.4%。其中，八九月份死亡最多，每月都在2000人以上。10月份死1520人。病人多、死亡率高的原因，据我在城关公社调查，最主要的是连续三年灾荒，人的体质减弱，积累下来的病人较多，容易复发，加上今年春季口粮特别紧（每人每天只有半斤），而麦季因旱严重减产，全公社平均亩产只有10斤，仅够种子，麦收后社员口粮一般只有6小两，再加上这一段的菜大都旱死，代食品接不上，农活又重，天气又热，因此，病人增加，死人也较多。据县委谈，全县大体上也是这个情况。此外，秋季严重涝灾，腹泻、痢疾、疟疾等传染病高发，医疗跟不上，也是死亡率提高的原因之一。10月份以来，因秋收已接上口，病人和死亡现象都有所好转。县委目前正大力安排生活，对病人进行治疗。
　　方兴
　　1961年11月13日
　　
　　第四封信：感谢信
　　曹树立给方兴的回信
　　方兴代表谭启龙和曹树立谈话以后，曹树立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平静下来，一颗冰凉的心温暖过来，一腔怨气烟消云散了。于是，他拿起笔来，为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和感激的心情，给方兴写了一封感谢信（有删节）。
　　方兴同志：
　　我们的见面是意外的，又是突然的，在精神没有丝毫准备，又加怀着你们是“算账人”的畏惧心，大概在谈话中使您达不到目的吧，不过我认为您对我的心还是了解的。
　　我家破人亡的怨气，叫省里这四轮小车一转，给碾得烟消云散了，同时还把主席、总理、谭书记、您对灾区病亡家属的一颗热心，一颗关切的心送来了。我好像服了一次革命意志发愤剂一样，说真的，自从家庭破灭以后（家中无有兄长，我是同胞）我意志软弱，曾一度不想活下去，亦在想革命？还是不革命？……您这次一来，我又得在心里，重想革命旗鼓干下去。我保证一定把病养好来回敬主席、总理、谭书记和您对人民的好心！
　　下边我提几个建议和要求：
　　一、从您这次谈话中，我体会到，你们有必要组织一批干部到灾情严重的地区，重点的（地）进行一次谓之“灾区病亡家属慰问活动”，把济南市的小车调动一下造成一种规模声势的行动，注意个别登门访问，比方说：在死亡严重的村庄像孩子一大堆，父母在这个时期双亡，这样的情况是有的，为这样门户，别光玩嘴，国家得破点财，众人面前救济救济他们，并要社内很好的（地）照顾他们的儿女。
　　下去的干部，最好是各方面的水平和你差不多才行，讲演词和你说的一样:“该怨天，就怨天，该尤人就尤人。”说实话，别隐讳、大胆的（地）承认工作上的论差。就是这样您接受这个建议吗？
　　二、个人的要求，你来给我带来了精神鼓励，没有给带豆饼、棉饼、馒头来。精神对我这个病人来说，1、不能充饥。2、不能治病。你看我谈的又难听了！的确是这样，你能不能给我改变下环境，新鲜、新鲜也许对我的病有好处。济南的医院也是普通干部住，我也是普通干部，破一破病员分区管理的清规，我去济南住住养养病行吗？
　　三、小干部们叫我替他们要求要求，你这次来是院里另外给你吃的好的，你没有去国营饭店吃顿饭，我们这里的饭食在蔬菜价格上和饭店不差上下，而二十三四级的干部，按国务院病人工资发放规定，不顾自己的亲生父母、儿女，自己维持生活都很勉强。当然住院这些年也没花费自己的，依靠什么呢？两条路:一是向国家申（伸）手，补助；二是亲朋外援。月月开口天天申（伸）手，也不是常年养病之计，真难啊！
　　你们能不能暂时对灾区病人宽容一下，在工资发放上，首先少扣或不扣工资呢？盼您回信。
　　此致
　　敬礼
　　同志：曹树立
　　1961．11．5
　　方兴收到曹树立的信后，将信迅速转给了谭启龙。谭启龙看了方兴的报告和转来的信，心里感到极大的安慰。为了进一步掌握惠民、广饶的灾情，搞好下一步的生产救灾，他决定亲自带人下去做调查。
　　
　　第五封信：报告信
　　谭启龙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
　　谭启龙带领省委秘书长杨岩一行数人，于11月1日到11月中旬，到惠民地区8个县做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调查。他根据自己亲自调查的真实情况，如实地反映了惠民的情况，向周总理实事求是地写了报告（有删节）：
　　总理：
　　10月30日来信和附件都收到了。
　　惠民地区的工作，近两年来一直比较被动，接您来信后，我专门到这个地区走了一趟(原来我也正有此意)，从1号至12号，跑了8个县，总的看来，这些地区由于连续三年受灾，情况是严重的，尤其是今年，旱涝灾害程度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重一些……这个地区，疾病、死亡现象上半年虽有下降，但从5月份以后逐月上升……只要做好工作，加上中央和省的一定支援，灾荒是可以渡（度）过的。但是，由于连年受灾，病人积累下来的多，有些难以治好，除积极设法抢救外，估计今冬明春还会要死一部分人。我们准备再派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组前往，并在物资方面再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支援。
　　关于曹树立个人的情况，我派省委办公厅的秘书方兴同志去作了专门了解，这个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我除了让方兴同志代表您向他作了慰问，并将当前中央的许多重要措施告诉他以外，还向他作了一些解释工作，原来他思想沉闷，现在表现很好。
　　将曹树立来信、附件以及谈话后来信和关于曹树立情况的调查等材料一并送上，请收。如有不当，请指示。
　　此致
　　敬礼
　　谭启龙
　　11月23日
　　中共山东省委针对广饶灾情严重的实际情况，拨救灾款68万元，救灾补助粮120万公斤。广饶县委也组织全县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并根据当地实际，采取解散食堂，分给广大农户自留地自耕自种，实施责任田，多种收益快的蔬菜，克服平均分配救济物资等措施，使全县的救灾形势有了进一步好转，终于渡过了难关。
　　第六封信：介绍信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介绍曹树立去青岛北九水疗养院治疗
　　曹树立的肺结核病治疗问题，一直牵动着各级领导的心。1962年1月13日，惠民地委办公室向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报告，对于曹树立同志要求去城市疗养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是：“1961年12月上旬，曹树立开了刀，手术做得很好，现在已起床活动，因此目前不宜转院，待春天有必要时，和有关方面进行联系，再转院治疗，这个意见同曹树立同志谈后，他很同意。”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经过多方联系，最后落实了一家医院，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很快给惠民地委回了信。
　　中共惠民地委办公室：
　　转来惠民专区结核病防治所对曹树立同志转院问题的报告已收阅，经我们与省卫生厅联系了解，省结核病防治所确无病房，孤山、工人疗养院也因病员拥挤不便安排，唯有青岛北九水疗养院条件较好也可以安排下，如你们同意他去，可通过专署卫生局与省卫生厅办理转院手续即可入院。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1962.3.30
　　1962年4月初，曹树立在中共山东省委的直接关怀下，由惠民专署疗养院转院到青岛北九水干部疗养院，请北京的专家为他动了手术，止住了吐血。在疗养院医护人员长期的精心护理下，经过长达3年半时间的疗养治疗，曹树立于1965年7月康复出院，重新回到广饶县公安局的工作岗位上。
　　（摘自《见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与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发表于新华日报
　　没想到还能找到当年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