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泛舟待学友

　　1922年底,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得知张圣奘留学英国牛津大学了,便写信请他去度假。张圣奘收读这封热情洋溢的书信,欣喜若狂。

1923年初,张圣奘到巴黎拜访周恩来,阔别六年,一住五天。周恩来越是英俊,风度翩翩,散发出磁铁般的亲和力,觉得小张也成熟多了。他请来留学生赵世炎、陈延年、李大章、邓希贤，为小张接风洗尘。满堂俊秀，多半健谈。小邓小张十八九岁，短小精悍，个子玲珑。小张清瘦，眼睛松鼠一样灵活，好学爱写；小邓精明，白胖胖神气十足，沉静多谋。

人群中，就数江陵张圣奘跟自费生合川李大章有钱，人称李少爷、李公子。小张拥有两份官费，还得奖学金，他和李公子轮流请客。周恩来把中共旅欧支部创办的油印刊物给张圣奘看，张圣奘觉得字很漂亮。周恩来说是广安邓希贤刻的。张圣奘即兴赋诗四首，请大家品评，周恩来登在油印刊物上。

　　张圣奘要走了，周恩来约请朋友到莱茵河上划船，以壮行色。莱茵河长千多公里，是欧洲的一条大河，流经六个国家，水量充沛，航运繁忙，两岸人烟稠密，风景秀丽。满船青年才俊，高谈救国救民的道理。张圣奘忽悠所感，沉思默想，他心飞万里，神游昆仑之颠，挥毫写下情彩飞扬的诗《昆仑曲》。双手捧送周恩来：“翔宇哥，张新十二岁读南开，四年朝夕相处，多亏你照顾。现在，他乡遇故交，难得一知己，临别何以为敬，秀才人情一张纸，请多指教。”

周恩来飞速一扫，剑眉上扬，点头笑靥圆。大家见状围拢来，听他朗诵：

河源苍莽赴大海，乘风直上昆仑邱。俯仰古今共一啸，天开慧眼换俗眸。我自平等观人世，何用蛮触快恩仇。怪底关山盈烽火，腥风血泪满田畴。莱茵残垒如残梦，远东风云何时休？救世爱人纡长策，天涯倚遍仲宣楼。午夜长吟故人句，半天琼瑶落孤舟。三尺剑，千金裘，杯底干坤浮。皓月白，清风柔，云中玄鹤水上鸥。何日与君共携手，万卷书并万里游。

但见字体娟秀，同学们轮流把玩，各有所悟。传到邓希贤，他拣心仪的句子临风朗诵。大家从中领悟《庄子·则阳》那个寓言：蜗牛一对细软的触须，爬上了两群小虫，一群抢夺左角，建立触国，发布《触犯宣言》；一群霸占右角，开创蛮国，招贴《蛮横宣言》。两国军队交会点，也就是蜗牛的头皮了，经常互相攻城略地，大打出手，伏尸百万。第一次世界大战，环球动荡，不是有如蛮氏和触氏两个国家的样子吗？中国军阀混战，国无宁日，游子惊心。

不多言语的邓希贤忽然出语惊人：“今日事有甚于蛮触者，蜗角之争不足为训。有些人哪蠢得很，费事巴力打两个洞，大猫进大洞，小猫进小洞。我就只打一个洞，大小猫儿各自钻。”

　　“好是好，省力省事，就是秩序要差些了。”张圣奘抿抿头发眨眨眼,耸肩摊手,担忧地望着小邓娃儿：“贤弟，你看呢？”邓希贤忽然语塞，抿嘴一笑俩酒窝，沉默地瞥了周恩来一眼，微露求助的神色。

　　周恩来心领神会，剑眉一挑，挺身裁判：“义端和希贤都有道理。如果在那个洞口划条红线，大猫小猫各走一边，岂不又省功，又有序啦？”

　　“对头，何用蛮触快恩仇嘛。”小邓又笑了。大家也都乐起来，畅谈明天。

　　1924年初周恩来要回国了，张圣奘又去巴黎饯别。他们旅行到比利时，周恩来介绍聂荣臻，四川江津人，学工程的。二人还游了荷兰、德国，张圣奘一路写诗。周恩来热心政治，做诗不多，觉得张新的诗神游八极，三分学李七分学杜，书卷气很浓。1989年，张圣奘感叹：“翔宇哥，哎，文章知己呀。”

　　二○○五年四月二十日锦里永丰路仰韶楼

　　外批:1933年夏至那天,张圣奘“夜饮周公梦梅馆”，受周恩来提议，乘兴挥毫追写1932年张圣奘初次入川与资阳李公度、荣县赵熙、威远周岸登畅游峨眉山，完成七言为主的古风长诗《峨眉行》2000字，估计是古来写峨眉山最长的诗了。大家称赞，张老就是不发表，纸张留存，一旦所托非人，毁于一旦，怎么得了哇。

周恩来泛舟待学友

栈道：王老师骊山探珠___张圣奘欧洲探访周恩来,真不容易,李杜诗意,文章知己呀。 我国老一代革命家的战斗友谊是值得大家学习。秋安。笔健！

雷康：谢谢楼主的好文章，请如此多整理这类题材。

王洪林：谢谢栈道、站长。周公梦梅馆，张圣奘说，这是周恩来怀念祖父周瘦梅的，外间很少知道恩来同志有这个书房名字。好久闲了，再整理张圣奘和国共伟人的交往。我本文在《西南商报》发表，不给稿费，追上门了，副总编辑当面划稿费，总编辑插话：“这是资料稿件，标准和原创不同哦。”结果才给80元。说句老实话，整理文献资料，精力比创作一篇“妹妹我爱你”“啊景色真美呢”之类小散文，不知多消耗多少啊，稿酬反而受歧视。不过，我做的好些工作，正是低标准稿费，我照样乐意写。雷康：“呵呵，艰辛”比小女人散文艰辛百倍，因为不容易追根问底落实每个细节。

罗子兰：王老师,你有专辑吗?

王洪林：网络没有专集，有一个试用三月，没有交费，暂停了，好久要出版第二本诗集、散文集，呵呵。

魏明生：张圣奘发现资阳人,同邓小平的关系很多人都知道.而张同周恩来的这段交往,可说是鲜为人知。如果发在民国版,定会以好文章固顶。

拜读了.

　　周恩来关注魏时珍 文/常崇宇

　　１９５１年春夏之交，川西行署主任李井泉接到政务院来电，周恩来总理要求川西当局立即对“魏时珍的问题，要调查事实，慎重处理。”当时魏时珍正在政训班接受人民政府对其历史问题的审查，与家庭及外界隔离。经过函电往还，沟通情况，魏时珍于当年６月２４日解除隔离，离开政训班，回到家中，并于同年８月收到四川大学的正式聘书，聘任为数学系教授，在高等学校的讲坛上重新出现。
　　魏时珍自１９２５年从德国戈丁根大学毕业，次年春天回到中国后，先是应聘为上海同济大学教授。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他舍弃了同济大学的优厚待遇,离开上海回到四川，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作贡献。１９２８年春天受成都大学校长张澜的聘请，担任成都大学的教授，兼任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由于与李璜既是同乡，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又同赴法、德两国留学，成为多年交往，赤诚相见的朋友，这一年经李璜介绍，他参加了中国青年党。他向李璜表明他愿以毕生精力从事科学教育事业，不愿过多地涉足党派政治活动，他参加青年党最多也只是当个“票友”而已。
　　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要员朱家骅、杭立武动员他离开大陆，前去台湾，并给他安排好飞机票，受到他的严词拒绝。他同时掩护李劼人在四川大学读书的儿子在他家中住了五个月，免遭国民党特务的追捕。
　　解放后，青年党与国民党同样被定格为反动党派。由于他当过青年党的中央委员，“国大代表”，在解放初期实行军管的情况下，自然避免不了隔离审查的命运。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５日，他进了成都南较场的政训班，开始了“学习审查”。
　　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为何会责成地方当局慎重处理魏的问题呢，首先是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对魏时珍的关心。张澜在了解到魏进了政训班的情况后，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恩来先生，昨接成都友人胡助来信称，魏时珍于一月间忽奉命往南较场集体学习，与匪特享受同一待遇等语。魏时珍为川北蓬安县人，曾留学德国学物理。澜主持成都大学时，聘任教授，后继续主办川康农工学院及国立成都理学院。虽早年加入青年党，从不过问政治，品端学优，澜所素悉。拟请先生电告成都行政当局，如魏时珍无其他大罪过，可否来京进革命大学研究院学习，以示容纳知识分子…”。

　　魏时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及他与王光祈的亲密友谊也很可能是将他区别于国民党党团骨干的原因。“五四”前夕，王光祈与李大钊、曾琦、周太玄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魏时珍是最早参加学会的会员之一。而毛泽东、赵世炎等人也经王光祈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是很重视“少年中国学会”的，这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毛泽东很想延揽王光祈共襄国家建设事业，但不知道王的音讯。一次，陈毅元帅去成都，临行前向主席告别，主席问他：“你们四川有个王光祈，你知道吗？”陈毅回答：“不知道。”主席又说：“那么，你在成都时，可以问一问，是否有人知道。”陈毅在成都的宴会上遇见李劼人副市长，李告诉他：“王光祈是我的老同学，很知道，他在波恩大学教书，早就死了。我有一个朋友，叫沈君怡，他在德国时，得知光祈患脑溢血，早就去世。他写信给魏时珍，问是否应该把光祈的骨灰运回四川。我们几个老朋友商量后，就写信给君怡，请他运回。骨灰就放在我的‘菱窠’家中。一年后，我从乐山运回一块青石，为他立碑，由周太玄写上碑文‘王光祈先生之墓’。土改时，墓碑被迁徙，现在还放在我家里。”陈毅听完后，答应向主席报告。后来陈毅再一次去成都，主席又对他说：“王光祈死了，他还有亲属吗？可再问问。”这一次李劼人对陈毅说：“王光祈曾经娶过姓罗的女子为妻，但早死了，没听说过有其他亲属。”陈毅听了以后，答应再向主席报告。以上例子虽然发生在魏解除隔离,离开政训班之后，但充分说明毛泽东对早期“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视，而魏与王关系之密切，既是同乡、同学,又曾同船去法国和德国留学,周恩来也是早有所闻的。因此对一位数理学家采取有别于政治人物的处置措施，也是不难理解的。
　　魏时珍回到川大后，潜心授课及编写教材。他给学生讲授《偏微分方程》、《数理方法》、《理论力学》及《相对论》等课程，并翻译了《变分法》，得到了学校及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历史上把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称为“大跃进”年代。

最早提出“跃进”一词的是周恩来。１９５７年６月２３日，周恩来在人大作了一篇报告，他在报告中批驳了右派对１９５６年中国经济“全面冒进”的攻击，同时充分肯定了１９５６年中国经济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应该说这是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但许多领导同志还以为是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最早提出“跃进”一词。

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５日，彭真将这篇社论送给毛主席参阅。５月２６日，彭真又把比这篇社论早１４０多天的周恩来上述报告送给毛主席。这个事实说明，“大跃进”这个提法最早是周恩来提出的。

将“大跃进”数量指标化的也是周恩来。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６日，周恩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工业每年增长，超过２０％以上是“跃进”，超过２５％是“大跃进”，超过３０％以上是“特大跃进”；农业每年超过１０％是“跃进”，超过１５％是“大跃进”，超过２０％是“特大跃进”。

周恩来避过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 文章提交者：蓝鸽 一九五五年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印尼参加万隆亚非会议，原计划是四月十一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经印尼首都雅加达前往万隆。但周恩来却临时改变计划，另坐飞机从昆明取道缅甸仰光到达雅加达。 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却按原计划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四月十一日从香港起飞。四个小时后，于下午六时三十分，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失事，除机组人员，机上八名中方人员（包括香港新华社社长黄作梅等）和三名外籍记者全部遇难。 事件发生前一天，即四月十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左右，中方警告过港府要求港英政府，采取措施保障飞行安全。而事发后次日，中国外交部严词声明称，中国政府已提出要求，但阴谋依然得逞，因此英国负有严重责任，声明还说事件是美蒋特务导演的谋杀案。 香港警方随即展开艰苦的调查，一无所获，后来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情报才破了案。中方明确告知事件是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策动，主谋赵斌成，指挥者金建夫，执行者是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周驹，使用的定时炸弹是从台湾基隆秘密运到香港。

文章提交者：蓝鸽 既然了如指掌，为什么还去赴死亡约会？

文章提交者：蓝鸽
新四军军长叶挺出狱后于一九四六年八月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当时陪同叶挺赴延安，但坐另一架飞机的周却安然无事

文章提交者：蓝鸽 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家的灭门血案是一个典型案例。当时，中共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还没有来得及出卖党中央机关。周恩来闻讯便立即当夜带了特科的杀手们去上海顾家残杀他的全家十余人。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是乡下来探亲的农妇，根本与顾的叛变无关，但也被杀手们活活勒死。当夜在顾家打麻将的客人中有一个周恩来的黄埔学生斯励，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斯烈之弟。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时，周恩来被第二师扣押，有生命危险，是斯励念师生之谊帮助他逃出了虎口。那天周恩来策划指挥并亲自与康生砍杀顾一家人，为了不走漏血案的风声，斯也被周杀死。顾顺章在上海的所有亲属达数十人之多都被残杀。

文章提交者：蓝鸽 阮铭在发表在94年的文章《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里写道：“我记得在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过后一年，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周恩来的亲兄弟周恩寿的逮捕令也是周恩来签的字。

文章提交者：神赋平等 1933年，周恩来在江西“苏区”执行莫斯科来的指示“消灭地主”，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都在被消灭之列。 因反对此政策而被“开除党籍一年”的粤赣军区司令龚楚回忆：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在未杀前，用各种酷刑，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的婴孩也不免于死……。长汀县一位替龚楚治过病的老中医曾因交不出一大笔“捐款”而向他求救，他说了情后那医生仍被杀掉了。瑞金县有户读书人家，家中只有十多亩田，由两个读过书的儿子耕种，是自耕农，算不上地主。可三人都被苏维埃政府捕去吊打，迫交250元大洋。婆婆与两个媳妇凑了120元，加上自己的全部首饰，缴去赎人，但因不足数，老人被吊死，两个儿子也杀掉。杀了男的，仍然逼妇女交钱，否则大人孩子一起抓。这一家老小向龚楚磕头求救，龚无能为力。 龚楚看到的苏维埃运动，就是把旧的地主恶霸打倒了，而那些地痞流氓又成了新的地主恶霸；贫苦的农民更贫苦，而且一批批的往军队里送，绝大多数都成了寃魂白骨。这种 “革命”，除了将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将极少数无产者变成新的统治者外，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