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郭沫若有千错也是文化巨匠

　 “川人不出夔门，难成大器”，想想郭沫若出夔门的经历，此话也许不假。

我也是乐山人，只走到重庆，没走出夔门，所以至今未成大器。

张老侃

　 重庆人喜欢摆龙门阵。“龙门阵”的来历，说法有二：一是从前把庭院大门称龙门，夏天晚饭后，街坊邻居聚集到“龙门”边的老黄桷树下聊天，这叫摆龙门阵。二是小说《说唐后传》，有一回叫“薛仁贵大摆龙门阵”，指古时打仗的一种阵法。
　 龙门阵要摆好，得有六个“子”的功夫。
　 一是“撒窝子”，像钓鱼，先把饵料撒上一圈，以吸引听众。二是“绕张子”，打纸牌（川牌）一张牌两张牌那个张。三是“扯把子”，东拉西扯，东说南山西说海，“要钱不要钱，把子要扯圆”。四是“冲壳子”，把龙门阵摆得夸张，扎劲。五是“涮坛子”，即开玩笑。“壳子”冲了半天，听众都信以为真，到最后才破题，原来是南柯一梦，让人哈哈一笑。六是“展言子”，不停地使用歇后语，比如“和尚打伞”、“矮子过河”等等，使龙门阵更诙谐、幽默。
　 摆龙门阵是种本领。俗语称“展牙巴劲”，“耍嘴皮子”。这里且说一位耍嘴皮子的高人。谁？大文豪郭沫若。1942年，郭氏50大寿，抗战陪都文艺界隆重庆贺。这天，郭沫若在七星岗天官府寓所附近一家火锅馆宴请夏衍、胡绳等老朋友。三杯下肚，他摆了个关于火锅来历的龙门阵──
　 先是念了一首童谣：“前街后巷子，开个幺店子。一张方桌子，中间挖洞子。洞里生炉子，炉上搁锅子。锅里熬汤子，食客动筷子。或烫肉片子，或烫菜叶子。吃上一肚子，香你一辈子。”
　 妙！这念童谣就是“撒窝子”，吸引听者的注意力。然后就“绕”，绕张子。却说南宋恭州王赵惇当了皇帝，又称王又称帝，双重喜庆，于是下令把恭州改为重庆府。数日之后，皇帝前来重庆微服私访。不觉间来到朝天门水巷子，忽闻异香扑鼻，见一乞丐支了半边锅在熬汤。便问道：“这叫啥汤？”“火锅。”“好吃么？”“只要饿上三天，见了啥子都好吃。”此时皇帝忽觉饥饿，口水流起八丈长。不客气就吃起来。“好吃，硬是好吃惨了啊！”竟把半锅菜全都吃了。临走，这才公开身份，说自己是当今皇上宋光宗。对乞丐重赏银两，叫他开家火锅店。从此，朝天门水巷子，诞生了天下第一家“重庆火锅”。
　 这段重庆掌故，出自本市作家唐先圣的小说《巴国风流》，系一部郭沫若传记。郭沫若是个摆龙门阵的高手，开篇的童谣是“撒窝子”，接下来绕张子，绕到重庆的来历，火锅的来历。再往下是扯把子，冲壳子。当然，整段故事都是在开玩笑“涮坛子”。故事讲完哈哈一笑，展言子道：“丰都城中拉胡琴──鬼扯啊！”
　 郭沫若的“龙门阵”摆得巴适，霸道，硬是不摆了！

 

郭沫若不仅是文豪，还是语言大师啊！

（人民日报1950年）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
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
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
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
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
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
？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
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
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
，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
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
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
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
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
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
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
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
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
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
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
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
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
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
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
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
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
的气概吗？

１９４６年，外蒙古真正独立，当时的政府是国民政府，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意识形态太重，我们不能够完全就说是国民党或者共产党丢了外蒙古，最本质的是当时的中国没有能力捍卫国家完整！！今天的台湾不能再丢了！！

据说，八九十年代，外蒙古曾经讨论过是否重新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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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平　蔡永宪   

一、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斗士、旗手

郭沫若一生留下了约一千五百万字的著作。已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含历史卷8卷,考古卷12卷,文学卷20卷。郭沫若先生既是当代著述宏丰、多专多能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又是近现代文化领域内具有显著号召力,组织力,发挥了革命文学不可替代作用的领军人物。

早在北阀战争之初,他投笔从戎,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军时期,一方面始终站在北阀第一线,直面军阀刀枪;另一方面他又要与蒋介石对峙,以揭露独夫民贼蒋介石利用北阀,扩大自我,排斥异己,反党反人民的本性。并在此期间奋笔疾书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这在复杂的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中是十分罕见的。1927年,当中国大地上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就要点燃之机,当时已任国民革命军高官要职的郭沫若又毅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中,能以当时在文艺界就极具影响力的文化人士身份投身革命,与革命先驱朱德、周恩来、贺龙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并肩作战,这份勇气,这样的气魄实在难能可贵,至少影响了当时一大批进步青年、文化人士。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在继续从事革命文艺创作的同时,还翻译了大量马列著作,并以其与成仿吾、郁达夫等进步人士创办的文化阵地──创造社,继续以笔作武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贻害中国,残害民族的本质。

抗战爆发,郭沫若先生回国后,利用其担任政治部三厅厅长的合法身份,积极组织和领导了国统区文艺界的抗日救亡活动,同假抗日真投降的不抵抗主义者进行了合法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抗战时期一大批进步电影,戏剧,诸如《雷雨》,《一江春水向东流》,《大渡河》,《岁寒图》等能得以问世,郭沫若可谓功不可没。与此同时,郭沫若先生在这段时期,站在斗争的前列,挥毫泼墨写下了不少具有鲜明抗日思想,极具影响力的剧本,完成了《十批判书》《屈原研究》(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等极具震撼力的论著。正如毛泽东同志这期间写给郭沫若的信中所说:“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 “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见《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下岗》人民文学出版社)周恩来在给郭沫若的信中也说:“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艰苦的岗位有你担负,千千万万的人心都向着你”。领袖对郭沫若的极高评价,足可见在郭沫若身上所体现的又一特色,那就是巴蜀文化同现实斗争的紧密结合,与时代同步。因此,在中国文联成立时,这位才华卓著的文艺界超重量级的人物,才被公推为中国文联首任主席,并在这个位置上一直续位到辞世。这也是近现代巴蜀文化登上颠峰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精勤深厚,文脉源远,流光溢彩的沫若文化

“古有苏东坡,今有郭沫若。”在近现代成就最高最能代表巴蜀文化特色的莫过于沫若文化。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他占有学者、诗人、文学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和平战士的显赫地位。他又是新中国第一位中科院院长,文联主席,是川籍文化人中第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位政务院副总理。他在考古,甲骨文研究,书法,戏剧,文学,历史学,马列主义著作翻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举世瞩目,早已为全世界学术界所公认。

首先最具代表性的莫过郭沫若先生的诗歌创作。从1921年出版了沫若先生的第一部诗集── 《女神》,开创了我国新诗发展的道路,奠定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新诗的基础后,郭沫若先生一直是以著名诗人的姿态活跃在文学战线上的。在新诗创作的旗帜下,他团结了一大批革命作家、诗人,成为了“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学运动的一支劲旅。他创作的诗歌极具号召力,战斗力,成为了向旧时代宣战的檄文,成为了诅咒旧时代,敲响旧体诗的丧钟。据统计郭沫若先生一生创作的诗歌付印的就有一千七百多首(参看《不朽的艺术生命──读郭老建国后的诗作》,《鸭绿江》一九七八年第八期),被收集在《女神》、《潮汐集》、《新华颂》、《长春集》、《东风集》、《百花齐放》、《骆驼集》及后来的《郭沫若词选》、《东风第一枝》、《郭沫若闽浙诗集》里。这些诗集里的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读这些诗,不仅能处处感受到诗人那颗滚烫灸热的赤子之心的跳动,能体悟到作者那超于常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同时,有不少诗都极具东方情调,而又能区别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中吟咏景物,寄情山水的审美传统。可以说,他的诗文化极具挑战性,区域性,极具号召力。朱自清先生就曾这样评价:“郭沫若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所没有的。”指的就是郭沫若对大自然的讴歌,对新生命的诠释。他的诗作,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开启了一代诗风,对我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在建国以后的28年里,郭沫若先生还创作了九百多首诗歌。其中有不少是与诗人毛泽东的唱和诗,被传为中国当代诗坛的佳话,奉为诗歌唱和的楷模,广为传颂。

在近现代中国戏曲剧本创作中,郭沫若先生无疑是一块丰碑。早在1925年,郭沫若先生创作的剧本──《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这是一部极具狂暴叛逆精神的作品。剧中通过中国历史上三个著名的女性──聂嫈、王昭君、卓文君演译的故事和性格上的描绘,对于封建社会与封建道德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在抗战时期的1942年,短短几个月里,郭沫若先生急于抗敌前线的需要,激于以文化去鼓舞人民,团结人民,反对分裂,奋起抗敌,一口气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筑》《孔雀胆》《南冠草》等六个剧本,其中五幕剧《屈原》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这部剧在重庆上演时,赢得了全城万人空巷的轰动效应。建国以后,又创作了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1963年还创作了以历史题材为蓝本的电影剧本《郑成功》等。

郭沫若的小说,散文也极能体现巴蜀区域文化的特色。1925年创作了《落叶》、《塔》、《橄榄》三部小说,还创作了《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初出夔门》、《创造十年》等小说。散文集有《羽书集》、 《今昔蒲剑》和《沸羹集》都极能表现郭沫若先生奔放恣肆的文笔,犀利强烈的豪情,精勤睿智的思考,独占鳌头的才气。他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在中国文化史上真可谓流光溢彩,文脉源远。

铎业年深费折磨，铜河流水送长歌，

一生心血浇桃李，育有文豪不在多。

── 雷定基

       近年来，郭沫若研究者们发现，作为一代伟人的郭沫若，在其成长过程中，有一个人对他影响深远，这人就是他的塾师沈焕章。

沈焕章，谱名朝文，犍为县黄钵乡（ 1951 年后，黄钵乡划归井研县管辖）人，生于咸丰 7 年（ 1857 年）。初在宴家湾启蒙，后去沙湾太平寺，在叔父沈星斗门下受业。数年后考取 廪生（“廪膳生员”的简称。清代，岁科两试一等者，取得廪生名义，由州、府、县供给廪膳）。 家族中先后有 7 人考中秀才，时称书香世家。光绪 6 年（ 1880 ），叔父沈星斗病逝，时年 23 岁的沈焕章主办完叔父的丧事，接手叔父所遗学校继续执教。光绪 12 年（ 1886 年），沈焕章受郭沫若父亲之聘，去绥山馆执教。 沫若大哥、二哥、五哥和沈焕章长子从其受业。光绪２３年（１８９７年），年仅４岁半的郭沫若发蒙读书。其间，曾一度与先生“同室而居，情同父子”。到光绪３１年（１９０５年），郭沫若考入乐山县立高等小学，郭沫若受教于沈焕章先生长达 8 年之久。


“像他那样忠于职守，能够离开我见，能够专以儿童为本的人，我平生之中所见绝少，他起初打过我们，而且严格的打过我们，但那并不是出于恶意。”

── 郭沫若

       4 岁半的郭沫若（学名郭开贞）上学三天就逃学了。逃学的沫若怎么也不肯再进学馆，父亲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被禁锢在课堂的郭沫若心不在焉，先生在上面讲，他在下面做小动作，总是手脚不停，有时还借故到外面玩耍。

一天早读，先生看到沫若读书很不用心，非常生气，当即命他上前背书，打算给他点颜色看看。没想到郭沫若一口气把课文背了出来，而且背得一字不差。先生大为吃惊：这孩子原是个过目不忘的奇才！


从此以后，先生彻底改变了对开贞的印象，逢人便夸开贞，并预言“这孩子长大后，必定成为人中之杰”。先生偏爱沫若，着意培养，因此对他格外严厉。一方面针对沫若的兴趣爱好灵活施教，一方面以巧妙的方式纠正沫若的不良习惯。

郭沫若从小性格开朗，热情奔放，与沈先生的次子沈述平很是要好。二人性格落拓不羁，但个性太强。沈先生从不压抑儿童天性，总是因势利导，循循善诱。

郭沫若曾谈起他在家塾中“足足受了两三年光景”的“诗的刑罚”。所谓“诗的刑罚”，主要是指先生教他对对子。从两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九字以上。不但规定字数，还要讲究平仄、音韵与虚实。做不出对子，就不准休息。这种要求虽说苛刻，却为郭沫若打下了深厚的诗词功底。

一年春天，先生带学生钓鱼踏青。随口出了个“钓鱼”的上联向学生索对。学生中，有的对“捕蝶”，有的对“打狗”，而郭沫若却以“伏虎”对之，先生听后大加赞赏：这孩子胸怀非同一般！


先生施教，以儿童为本位。对待学生，既温和又严厉。耐心细致，一丝不苟。 先生最喜唐诗，尤爱李杜。在讲诗的同时，也指导学生写诗。 在批改学生诗文习作时，看完第一遍后，将不当的字、句圈出，但不作修改，只在稿后批上“圈处思之，勉力求之”，让学生在所圈之处去发现问题，改正错误。待学生把修改后的诗文呈上时，先生才作详批细改。

沫若每天的课程多半是上午读经，下午练字，晚上习诗。先生对写字要求很严，不容许有半点马虎。如果字写得不好看，先生就要打手心，打了还要练，直到写好为止。先生自己就写得一手漂亮的柳体，不但刚劲秀丽，而且潇洒自如。这对郭沫若的书法产生了很好的启蒙和影响。


       “这真是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的好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 ”

── 郭沫若

       沈焕章先生有着博雅的文化素养，他的讲授，舒卷之间灵性激溅，特别是他那“由薄变厚”到“由厚变薄”的读书方法，对沫若后来的治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课本的选择上，沈先生也是颇费斟酌。从“三百千”讲到“诗书易”，从《古文观止》讲到《史鉴节要》。另一方面，先生思想开明，与时俱进，对新事物、新知识、新思想极为关注。在晚清“新政”的推动下，先生开小镇风气之先，将体育、数学、地理、西洋史等新学课程引入私塾课堂，边学边教《地球韵言》、《笔算数学》等新学。 待沫若稍长、基础稍厚实时，便教他一面读《左氏春秋》，一面读《东莱博议》，二者相与参证，引发思考。扎实的经史功底，为郭沫若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特别是历史及古文化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 元弟来信，说沈先生带着二世兄与孙世兄同居，沈先生怎能兼顾这许多呢？又要教书，又要带儿子，带孙子，男想起来，不觉泪涔涔的。 ”

── 郭沫若

       光绪３１年（１９０５年），郭沫若考入乐山县立高等小学，沈焕章也离开“绥山馆”，就任牛华溪文昌宫公立小学教师。光绪 33 年（１９０７年）， 沈焕章得知郭沫若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立即联合本校校长李肇芳及全体老师联名上书，据理力争，迫使学校当局收回成命。重返校园的郭沫若，对恩师的帮助感激万分。

作为一代名师的沈焕章，一生命运却坎坷悲凉。先生娶妻金氏，育有长子柏松，次子述平。柏松与郭沫若大哥郭开文同学并相处友善。 1900 年，柏松考入北京政法学院。与郭开文一同赴京求学。不幸在途中染上风寒，英年早逝。受先生之托，郭开文为柏松料理后事，将其安葬于北京郊处。

1914 年，沈焕章携次子述平、孙子松平返回沙湾重操旧业。松平经郭开文介绍入伍，官至营长。不料三十二岁便死于行伍之中，留下一子也不久夭折。

沈先生连遭丧子丧孙之变，精神所受之重创不言而喻。 1920 年，先生一度返乡，在黄钵街上张伯贞家设馆教书。 1922 年，郭开文在重庆为沈先生谋得一处较为合意的馆职，先生便带着孙子松平赴渝执教。

1927 年，先生积劳成疾，客死重庆，享年 70 。其孙松平扶柩归里，葬于黄钵乡敖家村。故乡人对先生的学识人品十分景仰。当听说先生灵柩将从水路返乡时，乡亲们在十里之外便摆上香案迎接。数十年后，盗墓之风盛行，为保护先生之墓，乡亲们搭篷守护数月之久。

[ 本帖最后由 石念文 于 2008-5-5 01: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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