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海模
── 近年来郭沫若研究总体上处于某种徘徊之中，具体表现为：建国前的郭沫若研究多，建国后的郭沫若研究少；情绪化的颂扬或贬抑多，学理学术方面的研究少；生平思想创作的梳理评述多，立足当代理论语境发掘其文化价值的少。其中，研究郭沫若的晚年岁月，即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郭沫若的，尤其少。这种学术面貌终于有所 改变。2004年6月，冯锡刚先生的一本32万字的学术专著《郭沫若的晚年岁月》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可谓是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该书围绕郭沫若是“一身而兼三任的文学家、学术家、革命家”这一特殊身份展开论述，在波诡云谲的“文化大革命”大背景下，钩沉、考证史实，梳理、辨析史料，诗史互证，论从史出，对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作了不乏新意的阐释。
书中对晚年郭沫若革命家心路历程的解读，最精彩。“郭沫若也在政治漩涡中苦苦挣扎”，实为全书的点睛之笔。“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郭沫若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郭沫若凭其诗人的敏锐，感觉到形势发生了微妙而重大的变化。从1965年起，他就开始取一种“适度靠近”党内意识形态专家的姿态，在组诗《大寨行·重到晋祠》中称赞康生：“康公左手书奇字”；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中，他“公开引用康生的观点及其提供的五条史料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在文章中公开写明陈伯达向他推荐的重要史料的出处”。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点名批判吴晗。郭沫若也写过歌颂海瑞的诗文。1966年元月下旬，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向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辞职信，冯著分析说，这是“投石问路”。不久，郭沫若的文坛挚友田汉和史界知己翦伯赞，相继被报刊点名批判。4月10日，在人大常委会上，郭沫若全盘自我否定，说“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该书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伊始，郭沫若即做好了思想准备，把自己摆在“革命对象”的位置上。
令郭沫若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列席参加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还成为“九大”中央委员！该书分析说，这其实是毛泽东希望借助郭沫若的崇高文化名望，以张大文化大革命的声势。确实，在当代中国文化界中，像郭沫若这样具有跨学科的众多成就的没有第二个人。但同时，郭沫若确实在不少方面犯了“文化大革命”的忌讳：他曾在历史剧中“美化帝王将相，歌颂才子佳人”；他还一直尊崇孔子儒家；流亡日本期间他“十年没有和党联系”……等等，按照“文化大革命”逻辑，这些都属“横扫”之例。果然，不久就有红卫兵打上门来了。由于周恩来上书毛泽东，获准对其保护，郭沫若才得以幸免被追究。
“文化大革命”中的郭沫若“没有野心而只有忠心，要说私心就是力求自保，不要蒙上‘晚节不终’的恶名”。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极左的历史语境中，有诗文见报就是“革命”的象征。郭沫若的“文化大革命”诗词，相当程度上是出于自保的一种政治站队。他1967年6月30日在《沁园春》一词中，写“赫鲁晓夫，公然内在，铁帚无情定扫完”，对“打倒刘少奇”这一重大政治变局表态；1975年“批判右倾翻案风”时，他在《水调歌头》一词中，批判“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都当作如是观。该书中的这些分析，都是颇有见地的。
作者高度重视郭沫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将其看作是打开郭沫若晚年心扉及其“复杂性”的钥匙。这一个人崇拜“情结”的形成，不仅因为毛泽东的革命丰功伟绩和当时的极“左”时代氛围；而且还有毛泽东对于郭沫若的知遇之恩，加之他们都具有诗人气质等原因。郭沫若在临终遗言中说：“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该书强调，郭沫若分明是把毛泽东思想看成为“毛主席”个人的深不可测的“思想”，这就可能导致非理性的“绝对崇拜”。该书分析1966年亚非作家大会上，郭沫若向“在座的江青同志”献诗，“固然有迎合这位权倾一时、喜怒无常的‘文化大革命旗手’的因素（连周恩来都不能不忍让再三、委曲求全），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视之为毛泽东的政治代表。故对江青的颂扬本质上还是对毛泽东的崇拜。”正是出于这种个人崇拜“情结”，郭沫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还把自己“文化大革命”中所写的大量歌颂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的未刊诗词，编入《井冈山巡礼》和《沫若诗词选》出版面世。
此外，该书还从党内“路线斗争”的角度，分析“文化大革命”中的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新贵江青一伙眼中，主持国务院的周恩来是他们夺权的障碍和必欲除之的“眼中钉”。他们的夺权策略之一，就是拉拢或“揪出”亲近周恩来的人。郭沫若几度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周、郭两家的关系一直不错，而且周恩来也确实对郭沫若及其子女有过关照。因而郭沫若成为江青“倒周”的突破口，她先拉拢郭沫若，“几次要郭沫若担任样板戏的顾问。‘九大’前后，还以安全和就近请教为名，要郭沫若搬到钓鱼台住。”其后，造反派绑架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抓住到底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这个问题穷追不舍，即颇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嫌。“以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刑讯逼供者确有因当年过问此案而敢于将矛头指向他（周恩来）的可能。”郭沫若当时没有听从妻子于立群的建议，不以郭世英被绑架一事请求总理出面干预，该书分析说，这是郭沫若“对周恩来的处境甚为清楚，对世英一案可能引出的关涉也很清楚”！郭世英因此被迫害致死！批林批孔时“路线斗争”逐渐明朗化，张春桥、江青轮番纠缠郭沫若，要他写文章“批秦始皇的宰相”，郭沫若始终保持沉默，成为他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最光彩的一页。
对文学家和学术家的郭沫若“文化大革命”中的作为得失，该书也作了独到的论析。
作为文学家，郭沫若的“文化大革命”诗文总体上乏善可陈。其大量为“文化大革命”歌功颂德之作，因袭“文化大革命”话语，并无多少诗意与诗情，其主要功能在于政治站队。唯有一首《水调歌头》，如实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真相：“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限期交待，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该书分析，该词“不但对作者在1966年八九月间所遭遇的红卫兵冲击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录，而且也是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当时真实心境的实录。”可惜《沫若诗词选》和《郭沫若全集》中均未能收入。“文化大革命”期间，偶尔政治气氛稍微宽松时，郭老也会写出一些颇有情趣的诗句，然而他却总要画蛇添足，来几句政治高调，使之流于平庸。如《水调歌头·题卧蕉图》和《水调歌头·追忆游采石矶感兴》，都有这种现象。以意识形态伤害诗兴诗意，是郭沫若后期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文学现象。尽管如此，如果诗人确有刻骨铭心的生命感受时，郭沫若也能写出一些传世佳句来。该书分析，郭老为“四人帮”所作的文字“漫画”：“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这种简劲传神的社会形相的勾勒，表现出诗人不愧为大手笔。”但是，由于他始终未能摆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以“自粉碎‘四人帮’直到1978年6月去世，郭沫若并未走出时代的泥淖。他的几十篇诗文所显示的精神状态一如整个时代：徘徊中的行进”。这些分析都相当精彩。
作为学术家，晚年郭沫若的主要作为集中于专著《李白与杜甫》和考古方面。该书认为，《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固然与郭沫若富于浪漫气质有关；但同时也应看到，恰好毛泽东也“扬李抑杜”。本来将李、杜并称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中否定自己先前的看法，“将伟大领袖的审美情趣拔高为评衡文学艺术家历史地位的准绳”，也是写作该书的重要原因。冯先生认为，《李白与杜甫》虽然表面上看是“反潮流”的翻案之作，实际上却恰恰在迎合“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的最大时尚。至于在考古方面，“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受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先入为主地使学术服从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从而在考证《坎曼尔诗笺》时，导致他发生了把作假赝品认作出土文物的轻率失误。该书认为，“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作为考古事业组织者和指导者的贡献，则“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而更值得世人称道的德业”。
该书不仅为继续研究晚年郭沫若搭建了一个资料“平台”；其敢于实事求是地正视学术难题的勇气和自觉性，似乎更值得郭研界重视。如果说该书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述”多“论”少，理论思辨方面显得相对薄弱了些，一些判断往往点到为止，未能继续深入下去，读后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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