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很多人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知道胡适、陶行知；还有很多人可能至今仍未听说过晏阳初，而他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教育家的世界影响，毫不稍逊于胡、陶，并且更具有传奇色彩。晏阳初生于四川巴中县一个塾师之家，童年在传教士举办的西式学堂接受教育，后毕业于耶鲁大学。于1920年回国后，献身平民教育事业，于1923年，成立了著名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由于意识到中国的文盲主要是在农村，1926年，平教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实验区，开启了而后蔚为壮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先河。在普及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乡村建设的整体思路。晏阳初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之。这一教育主张和他们所实施的工作包括：
以文艺教育救“愚”。通过学习文化、艺术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开发民智。他们编写了600余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
以生计教育治“贫”。进行农业科学研究，举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如农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鸡、养蜂，组织农民的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
以卫生教育救“弱”。实施卫生教育，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1934年，全县建成这一系统，农民每年人均负担不过大洋一角。在控制天花流行，治疗沙眼和皮肤病方面取得明显成绩。
以公民教育救“私”。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基础是识字教育，中心是公民教育，以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他们出版多种公民教育的材料，进行农村自治的研究，指导公民活动和开展家庭教育。
与许多理论家不同，晏阳初是作为实干家。他积极提倡“博士下乡”，并且身先士卒，举家迁往农村。他的同事许多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许多人舍弃了大学校长、教授的工作和当官升迁的机会，来到农民之中，探索农村建设、民族自强自救的道路。晏阳初自称“三C”影响了他的一生，即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他说：“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圣奥古斯丁说：‘在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都有神圣之物’。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1943年，美国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纪念委员会等倡议，由180位杰出教育家、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推选晏阳初为“现代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伟人”，当选的10人中，包括杜威和爱因斯坦。
二三十年代蔚为壮观的乡村建设运动被抗日战争所中断，乡建运动后来被视为“改良主义”，有人批评其实效差，未能挽救农村破产的命运。其实，教育本来就是一个迟效的事业，对教育改革不能持过于简单的评价。1934年，在定县工作五年之际，晏阳初坦言困难和他的态度：人才短缺、经费匮乏，面对内忧外患和天灾人祸，教育改革难被重视；改造民族生活之大计，决不会刹那间成功，只能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去做。的确，这种坚持理念，在险恶的环境中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本身就是中国社会所应当珍贵的。即便从物质进步的层面，当年的耕耘也是有实获的。据80年代初河北省的材料，由于平教会当年的工作，定县已成为无文盲县，已消灭天花；当年平教会当年引进的良种猪、优质白杨和良种苹果，现在依然享誉河北，致富于民。
50年代之后，晏阳初将他的事业推广到国际上，在泰国、印度、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加纳等国继续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被誉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为晏阳初颁发“终止饥饿终身成就奖”，并祝贺他97岁诞辰。1985年，晏阳初终于重回祖国，并到四川访问。他于1990年3月逝世，享年百岁。环顾今日之农村，虽有天地翻覆之变，但基本的问题和处境仍然是相似的。晏阳初当年的“定县实验”仍是我们认识、解决“三农”问题值得借鉴的珍贵资源；而他一生矢志平民教育、献身乡村建设的精神，更是当下十分稀缺、需要我们勉力继承和弘扬的精神遗产。
──引自杨东平《“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
看过一些资料，我了解到晏阳初博士今年岁初在纽约寓所辞世。新闻媒介谥之为“蜚声中外的平民教育家”。博士以演说雄辩和组织事功擅场，是实践型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生平未尝着意著书立说。国内出版界一九八九年相继推出《晏阳初文集》、《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既慰前贤，又益后人，功德无量。晏阳初是一位坐而论道、起而力行的实践型思想家：从一次大战在欧洲战场十万华工中开展识字运动，历经二十年代初倡导全国识字运动，发展而为“乡村建设”的定县试验及四川、湖南试验，晏阳初的确是躬行践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他漫长而曲折的平民教育之路的。仅以“务把文盲除尽”而论，也许今日之我辈愈益感到这份历史遗产的沉重和艰辛。就此而言，称晏先生为先知先觉和先行者，也不应为过吧。晏阳初两个女儿，群英、华英就是在定县乡下长大的。他们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他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晏阳初指出：“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晏阳初传》，179页；参见《晏阳初全集》第一卷，201页）。而且，他指出：“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我们欲‘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我们正努力在农村作学徒。几年来工作愧少成绩，亦正以此。”（《晏阳初全集》第一卷，221页）。──多抄几句，除欲一显晏阳初雄辩风格外，也实在是觉得五十多年前的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
如果说，知识分子有区别于芸芸大众之处的话，那就是知识分子对真理（或相对真理）的追求，对社会道义的承担和特有的独立思考精神。这种独立思考表现为一种不媚俗，不把权势或财富等同于真理，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叛逆和不合作，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能亲自践行自己的理论。不幸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中有一种坐而论道的游戏的品格，正如鲁迅所说的虚无党那样；现今知识界充斥着“伪知识分子”，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热衷于谈论政治、思想、哲学、文学、艺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偶像是哲人、诗人、政治的改革家，是慷慨、沉思和浪漫等等，至少在八十年代前期，很少谈论日常生活，也很少有人深入关注经济制度和物质状况的变化。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生活，个人的“发达”。知识分子就无从获取对社会的真实讯息，无法培养整体把握现实的能力。知识分子自身对社会缺乏了解，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的现实的复杂性，而这是套用任何西方理论都难以深入解释的。古代的士大夫既是文化人，又是官僚的主体，这使他们常能非常深入地接触各方面的生活实际，逐渐孕育那种整体的文化感觉。可中国现在的社会分工却使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只习惯坐而论道的阶层，始至今日，中国的知识阶层已经习惯于坐而论道，习惯了拿书本丈量世界的鸵鸟策略，他们的视线越来越狭窄，越来越怯于到现实社会中去实践中检验真理。
很多知识者开始还猛批社会的弊端，后来获得了话语权和社会特权在讨论相关社会问题的时候，处于一种精英状态，指指点点，居高临下，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既得利益者，虽然口中还反复标榜是农民的儿子，搞些道德关怀，其实已成为书斋里的点缀，还不如说是在作秀；不论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还是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或者是国学专家经济学家，或者还有某些神学自由主义者讨论的基督信仰，抑或是某些民主斗士所极力张扬的民主和自由，我总觉得这些都是知识阶层玩弄的空手道，所有问题探讨到最后都变成争吵和漫骂，谁也不去想着实践那些堂皇的理论，他们把持着话语权，坐而论道，向民众兜售那些大而无当的宏论，装神弄鬼，摆出一福稳坐中心牢牢掌握真理的模样,他们热中活剥理论制造酷评，热中摆弄身体写作信仰写作，热中庄严地谈论宪政民主法制，更热中借虎皮当大衣，拉来文化名人为自己摆渡增光，总是有千个理由拒绝做一些力所能极的好事，谈起国民劣根性头头是道，剖析社会丑陋现象异常深刻，一柄柄小李飞刀从不虚发，至于身体力行去做事，他们总是找借口回避，暗地里盘算着自己的利益，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让人如何相信他所标榜的自由和公平？多做些事情，少谈些理论吧，种种表现在知识分子中的恶习，已充分暴露出了中国知识界的彻底破产。知识分子或者是少数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总是扮演着领头羊的作用，这些人尚且崇尚空谈，不去实践自己设计的理论，只会坐着做些脱离实际的学术或者只会写些永远也不去实行的道德文章，我们还能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呢？说实话，有人说九十年代是思想淡出的年代，我却认为是空谈全面到来的开始，什么基督宪政自由内圣外王后现代之类，众声喧哗，透过这些，我看到了一个堕落时代的悲哀，与次同时，陈桂棣一本《中国农民调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由此我更深深怀念那位把毕生献给乡村教育的晏阳初先生，他居然还是外国名牌大学的博士，我为那些摆弄学问的博士硕士们感到脸红，扪心自问：我们除了忙着争名夺利，究竟干了些什么？想到那些功成名就有车子票子女子的还冒充自由主义的无耻学者，我感到一种愤懑。
中国目前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三农问题，这个话题快被说烂了，到头来，三农问题依然只是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下所能解决的，医治病症需要一个慢的过程，那些痛心疾首者在批判劣根性的同时，要有一个认识，不要做盗寇式的破坏者，破坏容易建设难。从鲁迅以来的启蒙知识分子，批判的声音不绝与耳，却少有亲身实践者，这一点，鲁迅也是有缺陷的，但鲁迅毕竟做过一些捍卫自由的事，总的来说，他的重点放在剖析国民劣根性上，胡适虽在制度层面提了一些问题，实践的空间有限，晏阳初先生能在三十年代主动抛弃城市优裕生活，举家搬到农村，这不正是基督精神和孔子思想的真正体现吗？想起那些言必基督的伪自由主义者，想起那些言必儒家思想的伪国粹学者，真为他们感到羞耻；我再次认定：中国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没有人真信，中国永远不缺乏学者，缺乏的是伟大的实践精神，如果不彻底改掉那包裹在知识者身上的病毒，中国就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
最佳效果请看主站：http://www.phoer.net/people/y/yanyangchu.htm 晏阳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做为一个知识分子要到现实社会中实践和检验真理，还要具备坚韧的品质和高尚的精神，这或许是当代知识分子所最为欠缺的吧。从小就对读书定位不准的人，很难在读书学成之后担当起社会道义的责任，骨子里缺少济世的精神。
还有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从农村土地革命（破坏了乡绅文化）起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畏惧对真理的追求），中华民族的脊梁已是十分的柔弱了，现在的文人们都怕流血呀。这就难怪去年一个农妇向温总理讲了一句实话，而被评为十大年度经济人物了。 知识分子的自大来源于潜意识中的优越感，尽管口口声声的平等、自由，但现实中的一件小事，就击碎了所有的冠冕堂皇。压根儿就没有平等的看待被启蒙对象，总是是在自觉不自觉地俯视他们。高高在上还谈什么理解，谈什么平等。潜意识中的优越感在作怪，是一种下意识的伪装。下意识的抗上与下意识的媚下，本质没有大的区别，都反映了自己平等意识的缺失。
那些可笑的学院派思想家鼓吹什么“教育产业化”的实施，使得最地层的民众丧失了平等的受教育权，那些法学专家说什么“刘涌案的改判体现了保护人权的原则”，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究竟是表达了什么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在支配，我真想问个为什么？
良知和公正感属于超越阶级范畴的概念，惟独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欠缺。知识分子穷的时候大喊呼吁社会公平，富的时候又换副嘴脸，觉得应当把更多的人踩在脚下最好。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喜欢话语权的文人心态发展是畸形的，常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属于墙头草，两边摇，摇来摇去的目的还是为他们自己好。
中国历史几千年了，有几个知识分子不是带有依附性呢？从战国四公子时代的门生到封建帝王科举制度下的状元举人以及现在的所谓经济学家。
在中国主张变革，不要过分看重知识分子的言论，尤其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言论，主要依靠力量还是工农和做实际工作的人。 为了纪念这位巴中籍的世界伟人，巴中市政府于1991年修建了晏阳初博士史迹展览馆。该馆座落于巴州区郊2千米处的塔子山，与白塔(地级文物保护单位)共同构成旅游观光风景区。展览馆由陈列楼、陵墓和雕像组成，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馆内已收集有关晏阳初博士的生活及办公用品、著作、资料、照片等1000余件，收集名人名家题词、书画200多幅，王光英、程思远、陈香梅、陈立夫、蒋纬国、孔德成等皆有墨宝赠送。并举办有《晏阳初博士史迹展览》，常年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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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十大伟人之一：晏阳初博士
主要从事平民教育和社会改造工作。
1913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1916年入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获学士学位。1918年赴法国，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192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1923年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1940年创办重庆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1943年在美国被评选为“世界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1944～1945年被美国锡拉立兹等三所大学授于博士学位。1950年移居美国。50年代以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60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院长。
晏先生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倡“识字、生计、文艺、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治旧中国的“贫、愚、弱、私”四大痼疾，首创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中国长沙、定县、北碚以及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等国推进平民教育。其在渝所创乡村建设学院，后并入西南师范学院。晏先生世界驰名，被誉为“最具有革命贡献的十大伟人”。
主要论著：《平民教育概论》（1928年）；《农村运动的使命》（1935年）；《十年来的中国》（1937年）等。
晏阳初博士1990年岁初在纽约寓所辞世。新闻媒介谥之为“蜚声中外的平民教育家”。博士以演说雄辩和组织事功擅场，是实践型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生平未尝着意著书立说。国内出版界一九八九年相继推出《晏阳初文集》、《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既慰前贤，又益后人，功德无量。唯不知博士生前已及见到否？
1890～1990，博士生命长河，汩汩淙淙，浪花水沫，流走几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风尘。寿终正寝，尽其天年，自是人生一幸。由是而念及他留居大陆的最小的儿子晏福民同志，却英华早谢，于十年动乱之初含恨以终；便难免漾起几分凄苦，几分怅惘。今日摩挲遗编，审视晏先生已然凝固了的生命长流，更有目迷五色、思绪难理之感。即如“蜚声中外”，而今域内国人对晏先生盛名恐已鲜有知者；“平民教育家”，更难解何所云而然。至于四十年代初季，晏先生与科学巨人爱因斯坦、动画艺术大师狄斯尼(米老鼠唐老鸭艺术形象创制者)等人杰一起，同被美洲学界推选为“对人类发展做出革命性贡献的世界十大伟人”，听来更如出自爪哇国的海外奇谈。且无道其宏言谠论若“第五自由”者矣。
“第五自由”论，起自二次大战后期。其时，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残灭人性的法西斯主义，提出“四大自由”口号；即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晏阳初对之作了补充。他说：“我们不只能拥有‘四大自由’，还有第五自由：比较其他四项都显得伟大。没有它，我们能有‘四大自由’？这就是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Freedom From Ignorance)。”(《晏阳初传》，431页)
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这就是晏先生以“除文盲、作新民”为目标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精义所在吧。而最能道出晏阳初及其同仁孜孜、不懈其志之丰神的，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在延安一语中的之评：“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堵述初：《毛泽东先生会见记》，见《晏阳初文集》附录)赘言一语：二十年代初晏阳初倡导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长沙城沸沸扬扬，有一百多位义务教员参与其事，与晏氏同龄的毛泽东即在其中。
宗教家精神。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当然不是在指斥虔诚的基督徒晏阳初传布“精神鸦片”或“用笔杀人”。揣度言之，其“深致敬佩”者，大约是意在弘扬一种巨大热情、执着追求和虔诚奉献精神吧。四十年前，我曾有幸黍列晏先生门墙桃李之荫，就读于其创办的重庆乡村建设学院。师生集会，例必按“平教会”传统行礼如仪：全体起立，唱《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歌》。歌词系晏先生延人执笔，自选《苏武牧羊》曲调谱成。众人高歌，激越昂扬，苍凉悲壮；浸淫其中，的确能感受到几分宗教情感。其词曰：
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
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跨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今日吟咏韵味，品藻词翰，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忧世拯民、奋进求成而又不无寂寥苍茫之绪的异样况味；也许其中正积淀了一代知识界人郁郁心声──激昂慷慨中难掩其迷惘困惑之情？且复于曲律跌宕中，又如见当时已年近花甲的晏阳初引吭高歌身姿；笃诚笃敬，肃穆庄恭，正是一尊虔诚布道者声容。今日若把歌词作“平教”纲领研析，倘能不计所谓“历史局限”而作持平之论，对其“一心为平民”的坦诚告白，“务把文盲除尽”的铮铮誓言，无论如何是不能一笑置之的。况且，晏阳初是一位坐而论道、起而力行的实践型思想家：从一次大战在欧洲战场十万华工中开展识字运动，历经二十年代初倡导全国识字运动，发展而为“乡村建设”的定县试验及四川、湖南试验，晏阳初的确是躬行践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他漫长而曲折的平民教育之路的。仅以“务把文盲除尽”而论，也许今日之我辈愈益感到这份历史遗产的沉重和艰辛。就此而言，称晏先生为先知先觉和先行者，也不应为过吧。且听他在一九二七年发出的沉痛呼声：“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流而为文盲；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智识竞争的世界；”“更羞见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尊为神明贵胄黄帝的子孙，对于二十世纪的文化无所贡献。四顾茫茫，终夜徘徊。”(《晏阳初文集》)，一卷，116页)
四顾茫茫，终夜徘徊──斯人去矣！回首当年，我所及见的晏先生正主持乡村建设学院及“平教会”巴县实验。功业成就，声誉日隆。虽未改其谦冲平易、坦诚热情本色，但已颇具“平民”而“圣者”气象，俨然一代宗主了。且盛筵难再，历经战乱烽火，“乡迷”绿洲，于神洲鼎沸之际，总有一种其曲将终、其人将散之感。一曲平民教育运动长歌，总括而言，华彩乐段，在定县试验十年(1926～1936)。晏阳初的宗教家精神，也随之而张扬极致，夺目生辉。
定县实验，是晏氏“平教”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系统实践。参加这项实验的“中华平民教育运动会”的领袖人物，几乎清一色具有负笈海外的学历，当时遂有“博士下乡”美谈。晏阳初组织和带头的这次“博士下乡”也许是中国知识界(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真正自觉自愿的“上山下乡、扎根农村”运动吧。一九二六年开始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和试验。一九二九年，时正盛年的晏阳初，以其特有的青春锐气(这种锐气，晚年犹能见到)，偕同碧眼金发的年轻妻子许雅丽女士及襁褓婴儿，毅然离开北京，举家迁居定县。安家落户，一住八年。“平教会”总部也随之搬到定县。随之举家迁居定县的知名学者、教授，先后达数十人。其中有正牌博士头衔者所在多有。值得特书一笔者是孙伏园先生到定县担任中国第一家《农民报》主笔。一九三五年鼎盛时期，“平教会”工作人员达五百余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小小定县，一时人才荟萃，谈笑鸿儒，称得上中国知识分子史上一段别具异彩的风流佳话。较之我辈熟知后来居上的“很有必要”和“五七道路”，应是另有一番滋味。今日思之，众位前贤先辈，不必脸红心亏。
晏阳初晚年回顾这段峥嵘岁月，仍然充满感情：“我两个女儿，群英、华英就是在定县乡下长大的。我们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见《乡建校史研究会通讯》第六期，10页)这样的变化，当然会“触及”洋博士们的“灵魂”。对此，晏阳初十分清醒。他当时就指出：“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晏阳初传》，179页；参见《晏阳初全集》第一卷，201页)。而且，他指出：“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我们欲‘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我们正努力在农村作学徒。几年来工作愧少成绩，亦正以此。”(《晏阳初全集》第一卷，221页)。──多抄几句，除欲一显晏阳初雄辩风格外，也实在是觉得五十多年前的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
然而，芦沟桥一声炮响，定县实验遂风流云散。“平教会”也不得不南下潇湘，西去巴蜀，到重庆郊区歇马场高坑岩大瀑布旁另起新居。殆及刘邓大军炮声撼山城，乡建学院及巴县实验终于降下帷幕，改弦更张，别赋新辞。而晏阳初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愚、穷、弱、私”的平教理论基石和针对四大问题提出的“文艺(文化)、生计(生产)、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自然也难逃黄杨厄闰。对于历史的选择，晏阳初在其晚年，以智者之勇，仁者之风，有此明快了当的悟道之言：“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乡村的面目，还得有现在这个制度。”(见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作者张高) 晏阳初博士是世界著名平民教育家和乡村改造奠基人。1890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城，1990年病逝于美国纽约。他曾于20世纪初与陶行知等人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其后陆续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等。先后担任国际教育促进会主席和联合国教科文特别顾问。1943年他与爱因斯坦等人一道被评为"现代世界最有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 为了纪念这位巴中籍的世界伟人，当地政府于1991年修建了晏阳初博士史迹展览馆。该馆座落于巴州区郊2千米处的塔子山，与白塔(地级文物保护单位)共同构成旅游观光风景区。展览馆由陈列楼、陵墓和雕像组成，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馆内已收集有关晏阳初博士的生活及办公用品、著作、资料、照片等1000余件，收集名人名家题词、书画200多幅，王光英、程思远、陈香梅、陈立夫、蒋纬国、孔德成等皆有墨宝赠送。并举办有《晏阳初博士史迹展览》，常年对外开放。晏阳初博士史迹展览馆地址：四川省·巴中市 <div>呵呵</div><BR><div>平民教育家，也算是巴中为争了一点脸，可那又有什么用？？？</div> 活人么就是活的一张脸哦~~ <div>楼主看来也活得挺累哦</div><BR><div>为不应该是为面子而活着的吧</div> <div>巴中唯一能让我敬佩的人，希望杨子能多多收集到他的资料，包括他的故居照片。</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