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林彪与红卫兵小将合影
聂元梓再现“峥嵘”，在北京大学写大字报诬陷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批判会上慷慨激昂的基干民兵
破四旧中被打死的人暴尸街头
清华大学红卫兵“从我做起”，首先砸烂本校牌坊上的“清华园”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造反派不但有对立的两派，而且有先后之别。这个先后时期的划分，是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积极推行他的以派出工作组，矛头向下、重在党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为特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五十多天为先期。毛主席回到北京，发现刘少奇一伙扭转运动的大方向，及时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之后为后期。
先期的红卫兵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大中学校，他们之中以干部子女为主体，像北京“联动”那样的红卫兵组织，甚至以每个成员的老子的级别高低决定该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他们标榜“根儿红苗正”，自称为“红五类”，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他们把家庭出身不好，或是家长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同学，叫做“黑五类”，而“黑五类”是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们说：“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革命哪有你们的份？”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破四旧”为名，抓人、抄家、游街、斗“黑帮”、戴高帽、挂牌子、坐“飞机”，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由这批早期红卫兵搞起来的。人民文学家老舍蒙冤自沉，粤剧艺术家红线女剃发扫街，以及许多知识界、文艺界的名流，被批斗、抄家、住“牛棚”，就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这个号称“红色恐怖”实为白色恐怖的波涛，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地方、各系统、各战线、各单位。当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即“前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化大革命”），除在校学生外，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青年工作人员和职工中，也陆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类“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因为是官办的，他们之中有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有党团骨干分子，有先进模范人物，当然也有善于迎奉拍马，深受领导赏识的“红人”。他们成立起组织之后，并不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本单位所谓“有问题的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他们在单位领导的授意下，翻档案，查材料，排名单，搞外调，把平时爱给领导提意见，或是已经贴了党委大字报，或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是本人历史有问题，或是出身知识分子又常对领导评头品足，或是以往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或是性格倔强、不好领导，或是思想落后，表现不好，甚至仅仅是与领导关系不好，为领导所厌恶，以及戴过和摘过“五类分子”帽子的人统统“揪出来示众”，分别给这些人戴上写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三家村村长”、“四家店店主”，以及“大破鞋”、“女流氓”等等五花八门罪名的纸糊高帽，挂上纸板牌子，拉到街上游街示众。
队伍前面敲锣打鼓，队伍后边红旗招展，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们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大破鞋×××！”、“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那些日子真是热闹非常：从早晨到夜里，各单位争先恐后地拉着本单位的“反革命”们，像赶庙会、赶大集一样涌上街头。只见大街小巷，一队队游街的过来了，一队队抄家的过去了，锣鼓喧天，红旗飞舞，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八月的天气，骄阳似火，这真苦了这些“反革命”们了。不知是哪位很会“革命”的人发明的这种酷刑：“反革命”们必须赤着脚，两只手各提着一只鞋，还要用双手扶着硕大的高帽不准歪倒。由于手提的两只鞋底不断地晃动着拍打他们汗泪双流的两颊，他们的脸被抹上一道道泥巴。他们赤着的双脚踩在晒得流油的柏油马路上，就像踩在北方人烙馍的鏊子上一样滚烫难熬。最可怜的还是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大破鞋”的“女犯们”。她们大都被剪光了头发，或是被剃去一半（据说这叫“阴阳头”），“革命者”们找来一些破了帮子的破鞋挂在她们的脖子上。队伍不时停下来，“革命群众”围在“反革命”们的周围，进行所谓“街头批斗”。男女“反革命”们像被耍的猴子一样站在圈子的中央，被强迫交代所谓“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当你耳闻目睹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在“文化大革命委员”和“红卫兵”们一声声断喝下，无地自容地呻吟出：“我是大破鞋×××──我和×××发生过男女关系──”“几次？说！”“×次。”的时候，你的心能不颤抖吗？
我记得，我只在六十年代初上映的一部叫做《马门教授》的德国影片中，看到过类似的场面，但那是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恣意侮辱犹太人的镜头。当时看着这一切，我不禁愕然：这难道就是革命？这难道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这一切暴行的制造者们是人，实在是玷污了“人”这个字眼儿！ 在各单位，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们，除去个别的例外，绝大多数都被关进本单位的“牛棚”里。各单位普遍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强迫“犯人”们挽起裤腿，跪炉渣，跪石子，甚至跪在碎玻璃上，面对着毛主席的画像，向毛主席“请罪”。不少人，由于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虐待和对人格的侮辱而含冤自杀了；死后还落个“畏罪自杀”的恶名！许多家庭由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当时，根据刘少奇提出的：“中小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解决教师中的问题”的方针，全市中小学校的教师都集中在本学校食宿，不准回家。小学生们年龄小，不懂、不会、也还不敢斗争老师，官办“文化大革命”和“红小兵”组织成立后，都由学校领导人和“革命教师”们去斗“有问题”的教师。也是戴高帽、挂黑牌、关“牛棚”、游街示众、群众批斗这一套。知识分子的尊严和斯文，由知识分子们自己动手打了个粉碎，孩子们只顾睁大了惊奇的两眼，看着他们平素敬重的师长们淋漓尽致的表演，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中学就大大不同了。中学的孩子们正处在“牛犊不怕虎”的年龄，调皮一些的孩子，想出各种各样的孬主意、恶作剧，来整治那些曾经用知识的乳汁哺育着他们、自己却像蜡烛一样点燃了生命、而如今被打成“反革命”的男女教师们。孩子们在学校领导和“革命教师”唆使、指挥下，轮番批斗“黑帮”。他们像过节一样，情绪处于极度亢奋之中。他们“造反有理”──批“黑帮”；闲了没事──批“黑帮”；一时心血来潮──批“黑帮”；有时完全是为了取乐也批“黑帮”。也不知是什么样的“艺术家”来了“猫玩儿老鼠”的“灵感”，居然“创作”了一首《黑帮歌》，一时风靡各中学。这可真把这些“反革命”书生们整苦了：他们挨斗时要唱《黑帮歌》；“请罪”时要唱《黑帮歌》；开饭时，“黑帮”们要集体合唱《黑帮歌》！就这样，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的灵魂在经受着丑恶灵魂的折磨和摧残！ 在大学里，斗争的矛头也首先指向了广大教师。
知识分子大多家庭出身不好，有的人个人历史、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有的人性格高傲，玩世不恭，妄论校政，语多讥讽。于是，运动一来，领导稍加“引导”，他们便成了众矢之的，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关进了“牛棚”。与此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青年学生。在省市委派出的工作组的指导下，各个学校都在发动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清查所谓“右派学生”，抓所谓“游鱼”、所谓“真右派，假左派”，要求他们“行动起来，保卫校党委”。一些读过《十六条》后，心潮澎湃，毅然贴出大字报，批评校党委“怕字当头”、矛头向下的学生便首当其冲地被扣上了“攻击党”的罪名。各个大学的校园里，用苇席竖起的大字报“围墙”上，铺天盖地，密密实实贴满了声讨、批判所谓“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声称：他们批评校党委就是攻击党、就是反党。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不仅遭到大字报的围攻，还被拉到大小会上批斗。一些学生没有经过政治斗争的锻炼，承受不住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有的自缢，有的跳楼，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当时许多高等院校都发生了学生被迫害致死的事件。
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
这一切都发生在刘少奇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五十多天里！
这一切残酷迫害干部、迫害群众的罪行，都被“翻案派”们故意把水搅浑，而后卑鄙无耻地栽到了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群众的头上！
这一切由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所一手制造的种种罪恶，都被“翻案派”们颠倒黑白地算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账上，算到了毛泽东的账上！
正在毛泽东寄予莫大希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向着相反方向推进的关键时刻，他的一张惊天动地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了！不久，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此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的《重要通告》已经随处可见了。《重要通告》中共有六条措辞明确而严厉的规定，如：任何单位不准以任何借口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对已经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必须立即平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任何单位都不准私设公堂，私设拘留所，所有的“牛棚”必须立即拆除，被拘留的人员必须立即释放；单位整理群众的黑材料一律当众烧毁，本人被逼所写的检查，一律退还本人，等等。
这真是“一声春雷震天响”！它炸开了笼罩在中国上空近两个月的滚滚黑云；它炸开了遍地的“牛棚”，解放了无数被迫害、被凌辱的人们；它炸开了亿万革命人民心头上的镣铐；它炸开了阻挡革命前进的层层大堤，革命的洪流奔腾而出，一泻万里。各单位纷纷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给被党委、“文化大革命”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在平反会上，当这些“反革命”们接到《平反书》的时候，有的泣不成声，有的嚎啕大哭，有的跑到主席台上，在毛主席像前长跪不起，高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还有的人激动地高呼：“解放不忘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整个会场群情激奋，口号声此起彼伏。被平反的人们中，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体验过工人、贫下中农在四九年、在土改中，一下子获得解放的那种激动、兴奋、幸福和渴望报答的复杂情感，如今他们体会到了。他们一下子明白了：他们个人乃至他们全家的命运都与毛泽东的路线连在一起了，不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他们就仍然有重新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在会上，受迫害的人们声泪俱下地控诉反动路线给予他们的种种残酷的迫害，给他们个人和家庭、子女所造成的痛苦，叫听着的人们不能不不洒下同情的泪水。当场声明退出“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则反戈一击，揭发“文化大革命”在党委领导人的指使下，是如何整理群众的黑材料，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使听着的人们看清了领导干部们是如何扭转运动的方向，整群众、保自己的真相。 通过召开这样的大会（有的单位还不止召开一次），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迅速提高，往往大会一散，人们就纷纷退出“文化大革命”，重新成立自己的组织。而官办的“文化大革命”则一败涂地，土崩瓦解。党委的领导人们由于执行了反动路线，民愤很大，威信扫地，成了被控诉、被批判、被打倒的对象；党委完全处于被动的境地，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领导能力，名存实亡，处于了瘫痪状态。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然而，又必须看到，各单位的党组织虽然瘫痪了，但是党并没有瘫痪，反而倒是加强了。这个“党”就是毛主席，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直接领导着人民群众。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各级党组织基本上都被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所误导，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而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正是鼓励人民群众敢于冲决一切阻力、敢于起来造反这个目的所形成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党组织，都成了压制、阻挡群众起来造反的阻力。
一批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而获得解放的群众中，除去少数人心有余悸，什么组织也不参加，当了所谓“逍遥派”以外，多数人参加或成立了新的造反组织。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包括“文化大革命”成员、早期红卫兵和党员、团员、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们，通过批判反动路线，认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退出官办“文化大革命”，从追随、执行反动路线的“官方”圈子里跳了出来，也成立了真正的造反组织。这些组织就是在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群众组织。
这时，各单位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成员和红卫兵们，除去退出的人员之外，余下的人员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也称自己是造反派，并且由于他们的组织里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的人多，平时听领导的话、与领导关系密切的人多，所以他们自恃是最纯粹、最正统、最革命的造反派。尽管由于党中央的政策压头，又迫于全国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大声势，他们不得不、也不敢不给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
但是，他们始终想不通这件事，始终不理解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支持、鼓励、动员人民群众敢于起来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而不是“镇反”、“肃反”，也不是反右派；是叫人民通过这场运动学会识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并树立敢于向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的大人物们造反的精神。人们的两只眼睛应该盯住党内、盯住党内的当权派们在干什么？他们不理解这个要害。他们固守着57年反右派运动的老经验：“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党”，“跟着领导走，到什么时候也不会错”，甚至有的人根深蒂固地信奉着“现官不如现管”的古训，宁可不听毛主席、不听党中央的，也要听单位领导的。因此，他们的两眼总是盯着党外，总是盯着下头。由于他们转不过这个弯子来，所以他们对群众、对运动有怨气：“我们紧跟党委有什么错？谁知道什么是反动路线？”他们有怒气：“×××就是有问题嘛，他跑不了，早晚还得抓他的反革命！”他们不服气：“我们出身贫下中农，一心一意跟着党，我们倒错了，他们倒成了革命的了！”他们甚至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您老人家怎么相信他们了呢？”总之，他们像“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一样，也不许除他们之外的一切人等革命，似乎只有他们拥有革命的“专利权”。这样一来，他们就和其他群众组织处于对立的状态。
文化大革命从始至终，群众分成两大派，其根源就在于来自刘少奇的部署，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各地各级党委为了保自己，都带领着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们犯了镇压群众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以至使相当一批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与被镇压的群众及反对他们镇压群众的更多的群众形成了对立。可见，“走资派”的阴谋──蒙蔽、利用一些人，打击另一些人──是造成群众分裂的祸根。
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各个单位的不同派别的组织都与其他单位相同观点的组织联合了起来，于是跨行业的地区性（全县、全市、全省）的组织出现了。尽管在一个地区有成千上万个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基本上分成左、中、右三派，虽然他们都打着“革命造反派”的旗帜，其中却有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和自称拥护文化大革命而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阻力的“造反派”，以及介于二者之间──既不赞成保守派的假造反，又不赞成真造反的“过激行动”的造反派。不过，与前两派比较，这一派人数少，所以通常只讲“对立的两派”。
群众被分成对立的两派之后，运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公开亮相，表明自己对于各个群众组织的态度，这无疑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次考验，考验他们对于革命群众、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自己所出现的错误、对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抱着什么样的态度。 在亮相过程中，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从而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纷纷贴出大字报，公开声明支持群众起来造反，欢迎造反派群众造自己的反、造走资派的反，表示愿意和革命造反派一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谅解，被称为“革命领导干部”，他们重新取得了威信。可是，保守派组织却把他们打成“走资派”，整理他们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材料，召开批斗会，声明不把他们打倒，“决不收兵”。
而另外一些干部则公开声明支持保守派组织，承认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表示坚决和这一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样，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被造反群众视为“顽固坚持反动路线立场”，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于是，一时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成了这一派或那一派的“走资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保守派把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打成“三反分子”，往往是出于对这些干部的“叛变”行为的惩罚。他们说：当初我们听你的，你现在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反而站在他们那一边；你成了革命领导干部，我们倒成了“站错队群众”！他们不允许执行过反动路线的干部改正自己的错误。而那些支持保守派的干部，则不去主动承担责任，耐心去做跟着自己犯了错误的群众的思想工作，说服他们消除与造反派群众的对立情绪，牢牢把握运动的大方向；反而声称，他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这些干部依然在利用这些群众来干扰运动保自己，依然在坚持反动路线的立场，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所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混战”，所谓“文化大革命伤害了很多干部”，就是这么一回事。
其实这种状况，无论对于广大干部还是对于广大群众来说，都不是坏事情。从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看问题，这正是对干部和群众识别修正主义能力的一种考验和锻炼。各派在打倒支持对方的干部的同时，都拼命地保护支持自己的干部，阻止对方批斗。这样，就发生了“抢干部”的斗争：把支持自己的干部藏起来，把支持自己而被对方“揪走”的干部抢回来。于是出现了武斗。由抢干部的武斗，后来发展到把对方从人家占据的地方打跑，把对方的广播站砸毁，把对方的物资、器材、用品抢走等等的所谓“打砸抢”。
由此可见，群众分裂也好，“打倒一切”也好，“全面内战”也好，其总根源全在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当然，这也是极其自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指向资产阶级的大革命，那么它就必然要遭到资产阶级的干扰、破坏和拼死抵抗。这是两个阶级的生死较量，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 本帖最后由 睢文发 于 2008-7-17 22:12 编辑 ]
清华大学红卫兵在王府井大街宣传“破四旧”。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李血峰接替彭真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这是“决定”公布后北京市委大楼前聚集的人群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初、高中毕业生的出路成了大问题。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上山下乡的热潮
五七干校成为安置处于无业状态的机关干部和教师的主要形式，也成为很多单位排除异己、惩处知识分子的手段
在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