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 › 老照片 › 文化大革命

马静 发表于 2004-7-20 11:03:04

<b>以下是引用<i>萧枭</i>在2004-7-19 15:24:44的发言：</b> <div>看样子楼上的出世应该在80年代唠。呵呵~~~~</div> 俺是抓住了７０年代的尾巴，扭住了８０年代的头发．

曹斌 发表于 2004-7-20 11:59:37

所以你才说年轻么？

忠孝节义 发表于 2004-7-20 19:30:51

楼上美女和我一样，逮了个70年代的尾巴！

我是四川人 发表于 2004-7-20 20:36:48

hehehe~~

君不见 发表于 2004-7-24 00:48:36

赵忠祥在“文化大革命”中

<div>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召开文艺播出部全体大会。我又像往常一样，带着毛线去开会了。那时，只要开会，女士们几乎人手一件“毛活儿”。过冬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新毛线、旧毛线以及五颜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线维系的烂毛线，拆了织，织了拆。大家在 “抓革命”的同时，也忙着“促生产”，会场很像个手工编织作坊。</div><BR><div>　　那天，我刚刚坐定，只听得赵忠祥“吕大渝，站起来！”一声大吼，吓得我迷迷瞪瞪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就递给我一张纸，命令我： “念！”纸上不是我的笔迹，我认得出那是美工组一位常写电视节目字幕的张姓同事的字体。内容虽是我曾经写过的那个条子，但并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我一时发懵，确实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态度被说成“不老实”。 </div><BR><div>　　揭发我的人是我的室友，她当时是电视台的放映员。我宿舍门后的墙上挂着一个藤编的小花篮。那是母亲在王府井南口北京工艺美术用品公司给我买的。我写完给江青提意见的那张条子以后，顺手把剩下的稿纸塞进了小花篮。有一天，同宿舍的那位姑娘要写大字报，就擅自从我的小花篮里拿出了那本稿纸。那是极薄的片页纸。虽然我给江青写的条子早已扔掉，但给我惹祸的字迹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的稿纸上。于是，她就把那张只有印子的白纸交给了赵忠祥。 </div><BR><div>　　揭发我的那位姑娘在会上受到了表扬。她原来也是“过大江”与我一派的，但因为揭发了我，赵忠祥说她能“反戈一击”，仍然是“战斗团”的“依靠力量”。后来，她还入了党。 </div><BR><div>　　在文艺播出部那个大会上，我被赵忠祥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之后，有的“过大江”成员迫于压力，也揭发了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言论”。由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不可一世，我被列入了最具危险性的“内定一类反革命”。这是我后来得知的。 </div><BR><div>　　刹时间，广播局西小院的大字报冲我铺天盖地而来。不久，又在广播剧场召开了专场批斗大会。批判发言慷慨激昂，“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打倒吕大渝”的口号叫得很响。以后，每当批斗广播局和电视台“走资派”的时候，在一大排陪斗的“牛鬼蛇神”最后站着的总是我。进驻广播局的军宣队小战士小崔后来对我说，任何一个单位批斗的“走资派”都是老家伙，但他来到广播局，看见一大串老“走资派”后面竟是个那么年轻的小姑娘，感到十分奇怪。 </div><BR><div>　　本来，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是用台标配以标志音乐以及播音员报告当日节目开始的，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便没有了真正的电视播音员。那时，台标和标志音乐过后改成了毛主席的半身画像并配以乐曲《东方红》，如此一来，电视播音员何以有资格紧接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画像露脸向观众播报节目呢？于是，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便不再出图像，只播“画外音”，如同电台播音员一样了。 </div><BR><div>　　自我当上了“反革命”以后，连电台播音员也做不成了。我被勒令停职，进了电视台的“牛棚”。每天早上，我的任务是洗厕所、扫院子。然后和电视台的“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为伍，写材料，交待自己的“反动思想”。 </div><BR><div>　　三秋时节，虽然让我和大家一起下乡，去怀柔农村秋收，但因为我是“监督劳动”之列，则分配我和男壮劳力干一样的农活。不要说精神上的压力，仅劳动强度就完全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div><BR><div>　　雨后，撂在地里的大捆秫秸又湿又重，连二十多岁的大个子复员兵都扛得毗牙咧嘴，而我得和他们扛得一样多。 </div><BR><div>　　一天十来个钟头弯腰刨出高粱茬子是很苦的农活，别人可以与上树摘梨的工种轮换，而硬让我刨了整个三秋的高粱茬子，干得腰都直不起来的时候，只好趴在地上接着刨。我从此落下了腰肌劳损的病根，连扫地、切菜和站着打电话都不能持久。 </div><BR><div>　　“此人年龄虽小，能量极大。”虽然，西小院给我贴的一张大字报是以这句话开头的，但我明白，我充其量只是年轻气盛，容易冲动，坏在了一张嘴上而已。我又能有什么能量呢？ </div><BR><div>　　“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给多少人带来了无妄之灾。遇罗克、张志新等许多有思想、有头脑，关心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人们甚至遭到杀害。与他们相比，我的遭遇实在不值一提。 </div><BR><div>　　与许多中国人的苦难相比，虽然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实在不值一提，但作为个人来讲，我当时深感人生黯然、前途渺茫。 </div><BR><div>　　当我还是个少年人时，我以为未来的生活道路上撒满了鲜花和阳光，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的心中充满了苦涩。眼前的生活与我少年时代的憧憬相去甚远，我仿佛永远在寻找着什么而又始终不得。 </div><BR><div>　　我十岁那年拍摄了《祖国的花朵》，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浆》流传了几十年至今仍未止息，但还有一首非常好的《主题歌》和一首《种花歌》鲜为人知。 </div><BR><div>　　那首《主题歌》的歌词是：“哎！伙伴们，唱吧！谁有我们这样高兴，我们有一对明亮的眼睛。明亮的眼睛，看见了远大的前程。远大的前程，美丽的星星……” </div><BR><div>　　小时候，我一直等待自己长大，等待长大后去实现从事电影事业的美好理想。长大了，我刚刚爱上了电视事业，却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又坠入了等待之中，等待着对我“炮打“中央文革””的最后处置。 </div><BR><div>　　我明白，当时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那四个大人物被我“炮打”遍了，在他们的阴影下，我此生将没有前途可言。自己的命运已然无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我不知等待在面前的将是何种发落，整日生活在惶惶然之中。 </div><BR><div>　　茫茫人世存在着“美丽的星星”吗？我对生活感到深深的失望和伤感。 </div><BR><div>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中，中国人只能与“中央文革”保持一致。“炮打“中央文革””的人，绝对被视为洪水猛兽，人们惟恐划清界限不及而给自己惹上麻烦。 </div><BR><div>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那时住在小西天，赵忠祥主持揭发我“炮打“中央文革””大会的第二天，回家上楼的时候，一个平日跟我很亲近的才七、八岁的邻居小男孩见到我，就像看到魔鬼似地逃回了家。不知他家大人把我形容成了何种凶神恶煞？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孩子见到我时惊恐的眼神。 </div><BR><div>　　广播大楼是个像克林姆林宫似的十层俄罗斯式建筑。七层以上是塔尖部分。一般人员通常抵达的最高楼层就是六楼图书馆了。“文化大革命”中，时有忍受不了凌辱的男女从那里跳楼自杀。我一位电视台同事的丈夫，姓储，一个极为出色的工程师，也跳楼自杀了。 </div><BR><div>　　是啊，从六楼跳下去便什么痛苦都没有了。我也曾有过轻生的念头。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走上绝路，否则，我的家人将受到牵连。 </div><BR><div>　　我算是幸运的。当“反革命”的时候还不算孤单，否则日子更加难熬。年纪比我稍大一些的小师和我成了“难友”。在电视台洗厕所和扫院子的时候，我们两人一直在一起。同病相怜，想不开的时候，彼此可以安慰一下。对于将来会如何处置我们，是我俩议论得最多的话题。我猜想会把我们发配到北大荒去劳改。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节衣缩食，每天只以大饼和咸菜充饥，为的是在去北大荒前存下几个钱，免得将来身无分文。有一次，小师似乎已经忍受不住那种煎熬了，想以去公安局 “自首”的办法，来试探一下我们这类“现行犯”最终会得到何种发配。我死说活劝才使他冷静了下来，没有再一次去自投罗网。 </div><BR><div>　　“文化大革命”虽然处于严酷的年代，但支撑我度过那些无助岁月的，还是埋藏在人们心底的永不泯灭的人性。 </div><BR><div>　　广播局掌权的“战斗团”在广播剧场批斗“炮打“中央文革”罪行”的对象是我和小师。那次大会不久，有一天，在我骑车回家的路上，行至新街口外，被一个戴眼镜的男士拦下。他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眼镜，书卷气十足。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广播局对外部的编播人员，可能是上海人，似乎也是造反派“战斗团” 的，与赵忠祥认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他是刻意在那里等着我的。他告诉我，不要看人们在大会上都呼喊打倒我的口号，可大家心里是有数的。他叫我耐心等待，事情总会过去。他还嘱咐我千万不要想不开，他说，那样就永远说不清楚了。 </div><BR><div>　　“文化大革命”后，我一直在广播局的芸芸众生中找寻他的踪迹而始终不得。我直感他一定是出国了，不然为什么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呢？ </div><BR><div>　　自小，我的同代人都受到了做人要诚实的教导。当上了“反革命”，自然要求我交待“反动思想”。年轻的时候，我的记忆力太好，于是，我交待了从 “破四旧”开始跟不上形势，到对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劲发表“最新指示”和对“中央文革”的反感，特别是对所谓的“明察秋毫”、“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不科学的口号在私下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一大堆怪话。诸如：“秋毫，是鸟兽在秋天新生的细毛。毛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深宅大院里，他何以明察得到荒郊野外深山老林中小动物身上秋天新长出来的细毛？”我诚诚实实地给自己写了洋洋洒洒的一大叠。但造反派并不认为这是我“老实”的表现，在广播剧场斗争我的大会上，他们批判我在交待“反动思想”的时候还“继续放毒”。 </div><BR><div>　　有一天，同事老魏悄悄地让我晚上到他家去一趟。他说，找我有事。那时，我已经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属于“踏上一只脚”，还得“永世不得翻身”的一类，所以，就像孙中山先生教导民众要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一样，我对那些平等待我的人们也深感难能可贵。 </div><BR><div>　　当晚，我去了老魏在东大桥的寓所。他交给了我一份材料，那是“专案组”整理的我的全部“罪行”。老魏特别叮嘱我，自己的交待材料不要超过这个范围。 </div><BR><div>　　造反派夺权后，自然得团结大多数才符合政策。老魏其实不是造反派，只因为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被“团结”进了“专案组”。他交给我的那份材料上，有揭发我的大约二十来条“反动言论”。 </div><BR><div>　　在那个非常时期，老魏还告诉我要特别防备过去被我视为“哥们儿”的个别人。 </div><BR><div>　　平时不言不语的老魏，在重大问题上竟有如此的胆识和人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一片黑暗的人世间竟潜藏着不为人知的“美丽的星星”，人生着实还有着令人留恋的美好之处！ </div><BR><div>　　从老魏家出来，我静心记住了对我的揭发内容以后，便立即烧毁了那份材料。我不能因为丝毫疏忽而做出任何对不起老魏的事情。 </div><BR><div>　　“四人帮”垮台已经二十年有余，老魏当年闪光的作为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和政局的变迁而减色丝毫。 </div><BR><div>　　移居海外多年，生活在来自台湾、香港、大陆及本地华人的圈子里，面对着中国社会数十年来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每当港台人士对中国的共产党员有所微辞的时候，虽然我不是中共党员，但我也总会告诉他们：不必如此偏激，共产党里，有像“四人帮”一类中国人里最坏的人，也有中国人里最好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老魏永远是个好人，是共产党员中有正义感和人情味的一个。 </div><BR><div>　　我是结婚才一个星期就被打成“反革命”的。虽然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可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坏人”，相反，我觉得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我一样，这个国家还会不好么？但我的真心话，对我当时的丈夫都不敢讲。这是后话。 </div><BR><div>　　度过那段日子的精神支柱是我自幼的朋友郭言和孙文冬。 </div><BR><div>　　那时，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往孙文冬家跑一趟。孙文冬是我中学时的学生会主席。从她的丈夫李观承那里，我可以听到很多对“四人帮”不利的小道消息。那些消息似乎成了强心剂，让我对未来的日子抱有一线希望，因为，只要“四人帮”得势，我就永无出头之日。 </div><BR><div>　　李观承告诫我：“不要在两个以上的人面前讲话。”我吃过一堑，总该长出一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使我不敢再似以往那样口无遮拦。 </div>

君不见 发表于 2004-7-24 01:29:29

文化大革命记录：张春桥遥控千万人追查“黑材料”

炎黄春秋　　一、引子 　　197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在康平路原上海市委书记处小礼堂突然召开了一次由他主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要成员参加，进驻上海师院工宣队团长孙林宝、政委张惠明，驻政史系工宣队连长王金宝、副指导员李芝道，上海师院革委会主任缪财生，教师马洪林、项立岭、王铎全、汤才伯出席的小型座谈会。此事被“四人帮”当权者定名为“元月座谈会”，并由项立岭、王铎全、汤才伯整理成《座谈会纪要》，据说还上了中共中央红头文件。 座谈会的基调是：上海某些高等学校的资产阶级势力包围了工宣队，工宣队在资产阶级势力进攻面前打了败仗，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1月13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大会，由徐景贤向全市文教、卫生、出版、科技等系统传达。随之，掀起了揪斗“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浪潮。张春桥特派上海警备区政委徐海涛坐镇上海师院政史系，直接指挥批斗以鄙人为代表的所谓“政史系资产阶级势力”。在篡党夺权百忙中的张春桥，兴师动众去围攻一个高校的小助教，实在令人费解。不过，你看了正文就会明白，原来张春桥做贼心虚了。　　二、正文　　1970年1月9日下午4时左右，我从上海师院第十教工宿舍122号起居室，走到东头出口处报插取《人民日报》，这时政史系政治辅导员朱爱慈正送一个小青年从楼梯上下来，我一看是《文汇报》理论部的记者郭志坤，他约我写过稿子，也可以说是熟人了，可他和朱爱慈朝我笑笑，不打招呼，侧身而过。我以为这些“无冕之王”一向目中无人，做梦也没想到大祸即将临头。1970年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枪声就是命令》的思想评论，指桑骂槐地说：“对于那些敌视革命，死抱住旧文科的一小撮人，红卫兵就是要造他的反，贴他的大字报。”公开挑动红卫兵造我们这些抵制“四人帮”的人的反。11日中午12时许，上海师院的所有高音喇叭播放着同一个声音：“请马洪林同志听到广播后，马上到院革会办公室，有要事相商。”我听到广播，立即穿上破棉袄，提起拉链包，从西首门洞走出第十教工宿舍，一辆黑色小轿车正停在水泥路上，缪财生打开车门招呼我上车，我还傻乎乎地问他：“有什么重大政治任务？”缪说：“不清楚，到了市革会就知道了。” 　　到了康平路原市委书记处大门口，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列队拦住汽车，拿着一张打印的名单，一一验明正身，才放入院内。有一位穿军装的秘书特意领着我在前面登上台阶进入小礼堂的前厅，记得左侧是衣帽间，右侧是盥洗室。又进入一道玻璃门，见是一个大会议室，中间放着几排橘黄色长条桌椅，最里面居中坐着一位披军大衣戴眼镜的中年人，埋首在看一份《白头简报》，秘书把我领到他面前，附耳说了什么。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一束冷酷的目光从镜片后斜射过来，指着面前的一把椅子说：“坐，坐。”我见是张春桥，立即想起1967年1月28日我和同事们因抗议张春桥派兵包围复旦大学抓捕学生，而参加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炮轰张春桥，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当游行队伍进入交通大学校园时，被“反到底兵团”关起大门抓住，在教学大楼关押一夜，返校后又受到本校“反逆流”干将以“幕后策划者”的追查，心中一直愤愤不平。　　下午2时整，会议室已坐满了与会者，有王洪文、姚文元、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朱永嘉、徐海涛、郭志坤等，冠盖如云，谋臣如雨。徐景贤环顾左右说：“项立岭同志怎么还没来？”张春桥忙说：“用你的车，快去接！”王铎全自告奋勇：“我认识项立岭的家，我陪你去。”不多时，项立岭身穿呢短大衣进来了，一声不响地坐在我旁边。　　张春桥用山东普通话语气严峻地开场说：“昨天晚上看了《文汇报》送来的《简报》，一夜没睡着。在上面批了八个字：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今天找师院政史系的同志开个座谈会，想了解一下下面进行大批判的情况。师院政史系的情况值得注意，为什么写大批判文章却受到阻碍呢？究竟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马洪林同志，你是大批判组长，谈谈你们那里大批判进行得怎么样？” 　　我不知是计，盲目相信张春桥的话，立刻振作精神一五一十地报告，本系组织过多少次批判会，发表过多少篇批判文章，编写过多少部革命教材，本系斗、批、改成绩如何辉煌。忽然听到张春桥大喝一声：“你不要讲了!我今天才知道下边是怎么欺骗我们的。你说的全是假话，和我掌握的情况完全是两码事。有人被你蒙蔽了，我不吃你这一套!我们不是讲分析形势吗？师院的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应怎么估计？分析形势总是要从阶级关系分析，师院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地方，原来占绝对优势，工宣队进校后改变了多少？事实上，你们那里的资产阶级包围了工宣队，用各种方式把我们的工宣队包围着。”我一时被惊呆了，一个中央领导人、上海市的一把手怎么这样专横无理？我说的全是事实，怎么全是假话呢？何况政史系的工宣队连长指导员、学生缪财生、教师项、王、汤都在座，他们都是大批判的参加者和见证人，我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原来张春桥只相信手中那份颠倒黑白的《白头简报》。　　据查，《白头简报》是一种不署名、不注明出处的机密报告，由“四人帮”的联络员搜集整理，经《文汇报》印刷，直送“四人帮”头头专阅。此份《白头简报》以项立岭诬告工宣队压制他写大批判文章的信件为主要内容，由项立岭等在密室精心炮制，经郭志坤剪裁成文，在《文汇报》印刷并密报张春桥。粉碎“四人帮”后，我有幸拜读过这份《白头简报》，其特点是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对话、有背景，深文周纳，假话假说，伪造得和真的一样。这份题为《“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一文发表后，上海师院政史系无动于 衷死水一潭》的《简报》共四大部分：　　（1）上海师院政史系形成一股资产阶级势力，通过各种手段包围了工宣队。主要人物都是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干将，灵魂人物是马洪林，复旦校友兵团头头王春瑜是急先锋。　　（2）政史系工宣队晕头转向，对积极参加大批判的同志进行压制，马洪林吹捧工宣队篡得身兼三职，没有把握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没有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而是指向誓死保卫春桥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市革会写作班成员项立岭同志连续被批判6次。工宣队执行了一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3）政史系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反动学术权威逍遥法外，没有对他们进行革命大批判，更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中列出了18人的政治历史问题，认为应发动群众把他们批倒批臭。　　（4）政史系炮打情绪严重，至今未受到批判，有人暗中搜集春桥同志的黑材料，马洪林甚至搜集了春桥同志“一麻袋的黑材料”，企图打倒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思潮至今没有收敛。　　张春桥睡不着觉，其因盖出于此。　　徐景贤的语气则充满了杀机，他说：“马洪林同志，听说你不辞辛苦，搜集了春桥同志一麻袋黑材料，还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上海写作班，你竟敢诬蔑‘丁学雷’写作班，是在丁家花园里学雷锋。”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收集江青、张春桥的材料，攻击“四人帮”的写作班子，都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行为。前面张春桥的开场白虽然极具煽动性，但我仍迷信他们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人，总得实事求是，不能无中生有吧!我甚至天真地认为，在《党章》面前人人平等，不识阴谋家的险恶用心，竟强项争辩说：“我参加过炮打春桥同志，但没有收集过一份黑材料，只是觉得上海写作班用丁学雷作笔名欠妥。我一直认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岂能混淆黑白!” 　　张春桥听了哈哈大笑，那声音令人毛骨悚然：“好啊!你的革命大方向完全错了。我张某人怕什么？我出生入死干革命，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生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写一本《毛泽东传》，想不到遇上你这位阎王爷，使我平生不得志。景贤啊，可别小看了这些人，他们人数少能量大，呼风唤雨，借刀杀人。人家马洪林是大学教师，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徐心领神会地说：“我是上海中学高中毕业。”张春桥又问：“洪文呢？”王洪文以不学无术为荣地说：“我小学毕业。”张春桥绵里藏针语带讥讽：“是啊，我是济南正谊中学的中学生。我们都是中小学生，人家大学教师能看得起咱吗？我可告诉你们，上海是个海，无风三尺浪!上海高校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一股死硬的资产阶级势力，是上海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哪一次炮打妖风不是从高校刮起来的？”他气呼呼地站起来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马洪林同志，不要说你有一麻袋黑材料，就是有十麻袋黑材料，我照样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凶狠地点着工宣队连长指导员和我说：“你们是师院的豺狼虎豹!我们这些人要当心，别落进豺狼虎豹之口哟!我今天就是要打倒你们这些阎王，解放小鬼项立岭同志。”我吃惊地看着张春桥骄横的样子，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以为击中了我的要害，又猫哭耗子假慈悲地拍拍我的肩膀，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你别紧张，我们都是同志嘛！我是打不倒的，不信，问问你的学生缪财生同志，他是上海红革会的头头，多次领着红卫兵炮打我，我张春桥不还是张春桥吗？他炮打我，还担任你们院革会主任，我不是照样很信任他吗？此事今后不提了，我决不以拥护我还是反对我来划分革命还是反革命的界线!”又说：“我和文元同志开了关于大批判的会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为什么开展不起来？为什么讲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行动？我和文元是小人物，讲话没人听。《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指1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一文），总该听了吧!”并把“政史系不搞革命大批判”的罪名强加在工宣队身上，说什么“我很怀疑有些人拿着工宣队的旗号干刘少奇的事，不准人家搞大批判!”他还批评徐海涛镇压不力，说什么：“徐海涛，今天我又要批评你了!你这个名字不错呀!可惜呀!你既没有海，也没有涛!”我这时才多少明白了一点，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追缴那子虚乌有的“一麻袋黑材料”。　　关于本人整了张春桥“一麻袋黑材料”的传说，在师院传播已久。我确实拜读过张春桥的《龙华集》，一张一张地翻阅过张春桥主编的《解放日报》合订本，不知天高地厚地向访问我的一些师生，指出张春桥在《龙华路上》引用革命志士张恺帆《龙华古寺仰高风》诗之不伦不类，在《莫斯科的月亮》抄袭胡适“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之东施效颦。也说过张春桥的《论资产阶级法权》有片面之处。一位政治辅导员曾亲眼目睹我在系资料室翻阅《解放日报》，并询问我翻阅这些陈年旧报干什么？今天已无法确定谁是吹出“一麻袋黑材料”的始作俑者，但也使我体验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人心险恶。1968年8月，工宣队进驻上海师院的第二个月初就采取“九四”行动，996名工宣队员把师院翻了个底朝天，声称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挖出这“一麻袋黑材料”，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是一介寒士，为人处世从不设防，常以直言敢谏自诩。听张春桥还把我叫成同志，又书生气十足地冒死进谏说：“现在北京的梁效，上海的丁学雷、罗思鼎领导着全国的大批判运动。上海写作班住在丁家花园，用丁学雷笔名不妥。因为丁家花园是李鸿章为他的小妾丁香置的欧式花园洋房私宅，无产阶级革命大批判组怎可冠以卖国贼小妾的姓氏呢？” 　　这几句大实话，刺得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一阵骚动，只听会场上轰然一声，许多人站起来用手指着我大声吼叫：“马洪林，你炮打思潮至今还未收敛，今天还当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 部!”我不服气地说：“我说的都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王洪文最有“造反派脾气”，他擂着桌子大叫：“马洪林，你再狡辩就砸烂你的狗头!你现在还在炮打，有些话是很恶毒的，你把写作班比作什么？有些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搞资产阶级专政，搞独立王国。”以大批判杀人出名的“姚棍子”则对项立岭说：“你们这些造反派，锐气哪里去了，怎么棱角都磨光了，为什么不写文章反驳他们？” 　　张春桥不知是兴奋还是紧张，不小心把面前茶杯打翻了，茶水顺着台面流到我的面前，我赶紧用抹布把水擦干，引来张春桥一声冷笑：“你们看，马洪林这样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特点就是口甜手勤，而老干部的特点则是个个老奸巨猾。”徐景贤接着无限上纲地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吹、捧、抬、拍的方法向无产阶级进攻，比糖衣炮弹还厉害一百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接着王秀珍对我进行“触及灵魂”的批判。可惜她声音沙哑，不如张春桥那样能言善辩，声声如刀。　　

◇玉清◇ 发表于 2004-7-24 21:33:33

文化大革命的计划生育宣传画

   

罗晖 发表于 2004-7-25 11:41:16

<div>历史不能忘，不该忘，不要忘！</div><BR><div>只有用真实的历史告诉未来，我们才有希望</div>

黄老师 发表于 2004-7-27 20:01:22

[分享]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歌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 http://www.oceanet_com.sg/mao&amp;yeo/wen4c.jpghttp://www.zbhcjx_com/wg/laoge/2003/geming/03g02.rm http://www.zbhcjx_com/wg/66-68/66-pic/bt-66-68.jpg

黄老师 发表于 2004-7-27 20:23:55

<div>红卫兵之歌</div><BR><div>http://www.zbhcjx_com/wg/laoge/2003/geming/03g06.rm</div>http://www.oceanet_com.sg/mao&amp;yeo/wen1a.jpg

查看完整版本: 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