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远逝的川江船工

川江流域自古以来物产丰富,正是这丰富的物产和川江上下人们互通有无的愿望催生了这里的航运业,并带着它一步步走向繁荣。通过川江航道,峡区人互通有无,并将当地的土特产品运往山外.同时川江水道也成了长江沿线省区物产流通的黄金水道。

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庆被迫开埠后，外国的“洋油”“洋布”“洋碱”“洋火”等源源不断地由长江运抵重庆，而内陆诸省的丝绸、蚕茧、茶叶等物品又经该水道运往各地。重庆迅速成为西南的商贸重镇，笫一物资集散大港。仅以江北区的梁沱为例，在此停泊的各地木船常在千艘以上，往来船工船民数以万计，而为往来船只服务的馆店、旅栈、茶馆以及销售纤藤、篙竿、竹棚、挠子、结绳等船上用具的店铺亦达数百家。

为了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川江人在危峡和险滩之间开拓出一条条航道，通过这一条条航道，川江人不仅了解了世界，也向世界推出了自己，推出了自己特有的航运文化。

川江上往来的货物频繁，船只的种类也是五花八门。重庆作为西南舟航的枢纽，川江上最大的码头，来自长江流域各地的船只，在这里停靠的种类尤其繁多。1892年重庆海关税务司郝博逊，曾对当时停靠的民船种类作了如下统计,来自湖南的船有辰州麻秧子，辰边子，钓钩子，烧拐子，乌江子；来自宜昌的有辰驳子，南板麻雀尾，白板麻雀尾；来自云贵的有牯牛船，秋子船，冲盐棒，柳叶帮；来自泸州的有锅铲头，毛鱼秋，冬瓜船；来自遂宁的有千担哥，老鸦秋，阴阳合；来自嘉定的有南河船，桥眼船，扒杆船，竹筏；来自合州的有毛板，贯牛舵。此外还有辰州的辰条子，涪州的厚板，巫山的小辰驳子，开县的橹板，归州的鹅儿子，眉州的半头船，五通桥的提篮船，永宁的乌龟壳，叙府的大河船，万县的收口麻秧子，綦江的三板船，长寿的船龙子，邓井关的瓜皮船，落溪的大红船，白河的草药船，落楼的扒窝子，重庆小河的马耳朵，烟火船等等。据此，我们不难想象当时重庆城诸码头的热闹景象。

川江上的木船,根据其大小有船工数十人到数人不等。通常船老板就是船的主人，小老板们常常也要劳动。在他的下面有驾长、桡手、号工及烧火之分。他们各施其责，并享有不同的待遇。“驾长”在船工中地位最高，大型船上通常有前、后两个驾长，前驾长负责探水路，操纵前梢，调整方向。后驾长把舵和掌握风帆，为全船生产的指挥者和技术指导。“二篙”为前驾长之助手，在下行时协助扳梢，上行时协助收掏和么桩子（将绳缠在桩上）等。“提拖”（爬梁架）为后驾的助手，协助收放纤绳、帮舵等。“三桡”除下水推桡，协助前驾长扳梢外，还在上水时拉纤，负责解开岩石、树木对纤滕的挂扯，与船上传话对答。“头纤”在船上行时拉头纤，选择纤路，指挥纤滕的长短，高低及收放，决定行走速度。船靠岸时负责系头缆，立桅，倒桅，提蓬升，降帆等。其拉纤姿势采用不同于他人的“三掉身”即侧着身子拉，一方面要朝前看，引着大家前行。同时还需注意船的行进状况和关照，监督后面的纤夫们。“桡工”即普通船工，下水推桡，上水时上岸拉纤。此外还有洗船、立桅、倒桅、装舵、出舵等一系列体力活。“号工”在船上重要而特殊，其地位仅次于“驾长”职责为领喊号子，协同船工劳作’鼓舞劳动情绪，调节快慢速度，间或也推桡拉纤。“杂工”负责煮饭，买菜，保管物资，看舱刮潮，协助拨纤，撑桅落桅等。

无论那一种劳动都有自己颇具行业特色的术语，船工也不例外，除协助劳作的号子外，他们还有一套操作术语。

川江船家有自己特有的社会组织,有自己独特的劳动方式与劳动工具.在过去,正是凭着这些,他们才得以在川江上勤劳而有序地生活着.
船工们的生活是艰辛而单调的，正如他们自已总结的那样，“白天拉船，黑了划拳”，除船户外没有妻子儿女在身边。实际上，不少船工是有家的，且拉船的目的正是为了养家活口。船工家属的那份期盼和牵挂，在明代文人杨慎的(竹枝词)中表露无遗：“上峡舟行风浪多，送郎行去为郎歌。白盐红绸多多载，危石高滩稳稳过。”

船工们吃得十分简单，大号的铁锅、甄子、木水桶、酒缸、米柜、澄水缸（将浑浊的河水澄清）、倒扑坛（盛咸菜用）还有大大的菜背蔸。他们多在出发之前就准备好航程中必需的主要食物，仅在停靠码头时作临时的补充。有时他们也会割上几斤肉，或上岸打打牙祭，而毛烟、水烟和酒则是船工们中途歇梢和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享受品。通常船运货物，装舱完后，老板要割肉、买公鸡在船头上祭神保平安。祭后以酒肉招待船工。抵港御货后又要招待一次酒肉称为“空舱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