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去世

那么，又如何看待“文革”时期的巨大经济损失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巨大物质损失。如大串连、“停产闹革命”使铁路运输中断、停工停产；武斗、造反、打砸抢毁坏大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设施等等。这些有形的损失，虽然无法计算总量，却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这一时期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速度和“文 革”之前的14年（1953年至1966年）和之后的6年（1977年至1982年）平均速度相比，是比较缓慢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6.8％分别低于前者的8.2％和后者的8.9％，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9％分别低于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如果能够持续“文革”前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这10年国民收入应该多增长2793亿元。（有的著作认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百元应增效益还要受到基数、部门构成等影响，不可简单比较。如90年代上述效益比“文革”时期就有下降，决不能说90年代比“文革”时期损失更大。）

此外，从计划指标本身看，“文革”时期的“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然得到完成，但确定的指标并不算高，“三五”计划本可以提前两年完成，“四五”计划原定指标较高，后来也大大压缩。

再次，是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十年中，国民经济总量虽然有增加，但是企业管理制度的破坏也使经济效益降低，消耗增大，浪费严重。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大中型建设项目周期，“一五”时期为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分别延长到8.8年和10.7年。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也由“一五”时期的15.5％下降到“三五”、“四五”时期的11.5％和9.4％。

最后，是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到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只在1971年对少部分人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文革”前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市居民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 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 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文革”的动乱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

此外，还有些因素是我们正确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一、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

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即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也有人认为1975年即已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目标。见《党的文献》2000年2期田松年文）。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 如前面所说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实际上，即使在人口失控、增长很快的“文革”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至于人均消费量降低，主要是当时“备战备荒”政策的需要，和经济无直接关系。

二、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半月形”封锁，1961年至1968年在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三次核战争演习，而且在越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北部的苏联也陈兵百万，把核导弹瞄准中国。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使用核打击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至今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建设和发展国防建设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评当时只发展核武器，不发展核电站，这是脱离历史条件的不负责任的指责。事实上，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如江泽民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 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

三、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内地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 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毛 泽 东:《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党的文献》1995年3期。）

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江泽民同志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说: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至于这一方面的浪费和经济效益损失，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特别关注这样的见解: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效益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中的一部分效率、效益损失是暂时性的，与纯粹为预防灾害而垫付的那一部分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纯粹的军费开支也是不同的。（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第3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 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发展，并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这并不是要肯定“文 革”本身，而是要对党和国家、全国人民在困难条件下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进行的建设给予足够的估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来持续进行的经济建设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作者：一清

（一）

华国锋走了，他带走了一个时代，我们也因之告别了一段历史。

华国锋走得有些急，按照他晚年的心态，以及他出席十七大时并不太过巍颤和龙钟的身影，他实在还可以再享几年天伦。但同样是天不假年的规矩，他老就这么别下一切地走了，北京奥运会上欢呼着收金夺银的新一代体育强人们甚至还不知道华国锋为何许人氏。

华国锋，一个大写的人：曾经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77年的著名报告文学中，铭表华国锋与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事件中的贡献用词是：“国之锋”、“剑之英”，可见其影响之巨。

在1978年前后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上面的领袖像是并列着悬挂的，人们对于领袖的称喟既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出现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各种会议场合，扬声器里放奏的是交响乐《东方红》和《交城山》。以至于电影《新闻纪录片》一旦响起《交城山》的旋律，旋之而来的画面一定是“英明领袖华主席”那胖胖的面孔……

但是，这样的情景没有维持太久，在接下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华国锋去除了手中的一切权力，回到了一个静养在家的北京市民的境况中。

于华国锋本人，这未见得不是幸事。于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的中国，也未见得不是幸事。

（二）

华国锋的升任历程，一直与一个人密切相关，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华国锋与毛泽东的“密切相关”，一直与一个字相连，这字就是个“忠”字。

华国锋是随大军南下的，有机会出任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委书记，这为他接触毛泽东，并取得毛的信任出留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后由湘潭大专区升任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有机会参与了毛泽东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角色分配。无论是1965年的“重上井冈山”，还是1971年的“南巡谈话”，华国锋所表现出来的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为毛后来写下“你办事，我放心”已经打好了草稿。正是这样的一份类“政治宣言”，让华国锋续演了毛泽东去世后的一段政治大剧。

华国锋对毛泽东没有任何二心，只有忠诚。用尽中国文字中所有关于“忠”的语词，如忠臣、忠诚、忠厚、忠良、忠君爱国、忠实、忠顺、忠心耿耿、忠义、忠贞不渝等等，都没有多少不切之处。《周礼·大司徒》曰：“六德有其一：知，仁，圣，义，忠，和”。可见“忠”为大德。《增韵》谓“內尽其心，而不欺也。”又《傳》释为“事上竭诚，不貳也。”至于《諡法》之“危身奉上，險不辭難”之说，我们还没有在华国锋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有具体印证表现，但“九一三”事件中，华国锋的表现让毛泽东感到了放心，并立即调任其公安部长之职。

中国封建社会为官为事的“忠”义之道所传承的影响，让华国锋有一种绝对强大的内心暗示：“忠贞不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走向新的重大拐点的历史时刻，“英明领袖”不“英明”的地方：由忠诚发展到愚忠，并由此提出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看到封建思想的表现。这是一种最“不二”表现！

（三）

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大势的潮流中了，一个近十亿人口的大国，不能为保护一个人的“忠诚”懿行而在过往的旧事中沉浮折冲。按照当时中宣部负责人耿飚的不满之说：如果按两个“凡是”来办，等于“四人帮”没有被粉碎。如果“四人帮”没有被粉碎并要以毛泽东的名义阻止中国的改革开放，那就一定要再粉碎一次，这是历史的必然。于是，由“忠诚”而升的华国锋，又因“愚忠”而落。华国锋下台了。

华国锋一定觉得很冤，所以，在后来散见于他的一些回忆和谈话中，他一直未能十分明晰为什么粉碎“四人帮”时的战友以及在他手下解救出来的那些旧人不念旧好而置他于赋闲之门呢？

他的苦闷一定是很深的，他的忠诚不能换来如此的待遇，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提倡的东西，怎么到了他的手上，忠诚竟成了诟病之源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党内既有传统的原因，在那一代人，总是把忠于领袖与忠于国家混为一谈。华国锋注重了历史的传承，但他忽略了世界的大势。这个大势就是，封闭必自毁，改革开放，与世界同步，才有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华国锋可能未能认识到这一点，华国锋被旧“礼”压坏了，被旧道德观束缚了，他没有走出来，他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他的这种孤独，只能向一个人倾诉：毛泽东。

这样，先主席每年的冥诞之日，他必定亲往祭拜，以敬心香。他很少与人接触，但是，毛家客人，他来者不拒，无论长幼。他为毛家第四代传人题写的也就是毛泽东当年所题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唯一有着华国锋当年一国之首长的痕迹，就是“毛主席纪念堂”的题字。由这块题字匾下进入，便来到了毛泽东的座像处，再往里头走，穿过重门，就是华国锋毕生忠敬的伟人毛泽东的灵枢灵位。每年的9月9日和12月26日，华国锋必定来此处瞻仰，这里也成了他唯一社交活动的场所。平时很少说话，更不敢指挥他人的华国锋，唯有此处，一定要亲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2008年的8月20日，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战士，平静地走了，他身上一定会覆盖着党旗，他会在天堂里会见毛泽东。但是，他没有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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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医朝


（2008年8月21日）

昨日马蹄乱，
抗战血仇深。
天南地北驰骋，
意气卷归程。
往事一一再现，
赢取峥嵘岁月，
天下有名闻。
惟两个凡是，
政治未权衡。

你办事，
我放心，
老实人。
休言得志，
不过惶恐入围城。
功名得来可易，
富贵误了终生，
何必恋红尘。
笔墨来相伴，
千古铸精神。



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八十年代之后的年轻人，对于华国锋这个名字，是非常陌生的。而对于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便出生的我来说，华国锋三个字，具有特别的影响和非凡的意义。

华国锋的相关历史，在这几天，可能会有很多展示出来。因为2008年8月20日，也就是昨天，当我们国家的运动健儿夺得奥运史上最多的45块金牌之后，华国锋在北京去世了。

官方媒体是这样报导他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

这个报导里实际上包括了党和国家对他一生奋斗的积极评价及对他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处位置的明确认定。这一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没有过的，显示出后来执政者的处事智慧与坦荡胸怀。

可以让年轻朋友们知道的是，过去我们国家的人民对他的称呼，叫做“英明领袖华主席”，同“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相映成辉的。他确确实实是我们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主席当时指定的接班人，是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权为一身的大统帅。在史料记载上，他的最大功绩是会同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粉碎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帮”集团，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至于后面他的领导地位发生变动，涉及到八十年代初国家亟需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复苏的时事，内容波澜壮阔，非一言两语能说清楚。有心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之前我写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一文，相信可以有线索找到答案。

读过详实的历史，我本人还是很敬重华国锋同志的。无论他的人生路如何坎坷，他总是一个很好的老党员、老前辈。他对于事业的认真、原则的坚守、信念的坚定很能使人钦佩，而他亲民爱民，顾全大局，舍位弃权的举动，更让人觉得他品行的可贵。

毛泽东生前对他说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是对他最好的褒奖。虽然这里面，也包含了特殊环境下的思想局限性。

经过87年的壮丽人生，现在华国锋同志去了。为了纪念那样一个时代的代表走入渐行渐远、日渐发黄的历史，我动笔填了这首词，以便抒发些云烟一空的感慨。

简注：

1、华国锋本名苏铸，系山西交城县人，为誓言要取得抗日胜利，才改名华国锋。千古铸精神一句，里头有千古，表去世。铸，说的就是他的名，同时也用作动词，意为铸就精神，供后人凭吊。

2、笔墨来相伴，意指华国锋喜欢书法，也指祝愿他放下尘世的辛苦工作，去享受自己难得的乐趣。

3、休言得志一句，说的是“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张春桥曾骂华国锋是得志便猖狂的家伙，其实华国锋从湖南地方县委书记一路被毛泽东不断提拔，面对当时种种境况，内心是很惶恐的。

4、你办事、我放心一句。毛泽东给大家制造的经典名言。也说明华国锋是一个老实人。

5、惟两个凡是一句。说的是党内以两个凡是抓华国锋的辫子，而华国锋当时考虑形势发展，为顾全大局，选择了主动辞去领导职务。

6、往事一一再现一句，说的是对华国锋建国后扎实根植于农业合作化发展、改善医疗卫生等工作的肯定。

7、昨日马蹄乱两句，赞许华国锋年轻时面对国家危难、山河破碎，能顽强与敌人作英勇斗争、并敢于胜利。

下面是华国锋的一些相片

[ 本帖最后由 睢文发 于 2008-8-21 16:37 编辑 ]

辛苦LZ，收藏了。

　来源: 中新网(北京)　

核心提示：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的遗体31号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华国锋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其遗体三鞠躬，并与家属握手表示慰问。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87岁。


中广网北京8月31日报道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的遗体今天(31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华国锋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华国锋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今天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华国锋同志”，横幅下方是华国锋同志的遗像。华国锋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许，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王刚、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云山、李源潮、张德江、徐才厚、郭伯雄、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尉健行、李岚清、吴官正、罗干、何勇、令计划、路甬祥、华建敏、陈至立、李建国、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梁光烈、马凯、孟建柱、戴秉国、曹建明、杜青林、白立忱、陈奎元、李兆焯、张梅颖、张榕明、钱运录、孙家正、郑万通、邓朴方、万钢和杨白冰、丁关根、张万年、吴仪、曹刚川、王汉斌、邹家华、布赫 、铁木尔·达瓦买提、曹志、顾秀莲、盛华仁、肖扬、 贾春旺、宋健、孙孚凌、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李贵鲜、徐匡迪、张怀西、李蒙，中央军委委员李继耐、廖锡龙、常万全、靖志远、吴胜利，以及傅全有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华国锋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华国锋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家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华国锋同志的生前友好和家乡的代表也前往送别。

华国锋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前往医院看望或以各种形式向其家属表示慰问的还有：王乐泉、 王兆国、刘延东、汪洋、张高丽、俞正声、薄熙来、李鹏、万里、乔石、刘华清、曾庆红、王沪宁、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周铁农、蒋树声、陈昌智、严隽琪、桑国卫、王胜俊、廖晖、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 格列郎杰、马万祺、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黄孟复、董建华、李金华、林文猗、厉无畏、罗富和、陈宗兴、王志珍和李德生、肖克、张劲夫、黄华、彭冲、王芳、谷牧、吕正操、郑天翔、刘复之、田纪云、迟浩田、姜春云、钱其琛、曾培炎、张震、倪志福、陈慕华、孙起孟、雷洁琼、李锡铭、王丙干、王光英、吴阶平、彭佩云、周光召、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热地、唐家璇、韩杼滨、钱学森、董寅初、叶选平、杨汝岱、钱伟长、任建新、钱正英、朱光亚、万国权、经叔平、王文元、王忠禹、张思卿、丁光训、罗豪才、张克辉、郝建秀、邓力群、张廷发、韩光，中央军委委员陈炳德、许其亮，以及于永波、王克、王瑞林、乔清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等。 (本文源自：中新网 作者：刘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