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去世

新华网北京8月20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本文源自：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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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生于1921年，山西交城人。

1938年投身抗日，任中共交城、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在湖南任县委书记、专区专员、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4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1980年9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平静地离开政坛

华国锋从1976到2002年，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由于年事过高，他没有作为十六大中委候选人，但仍是十六大代表。华国锋没有进入十六大中央委员会，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关注。路透社评论：“毛泽东亲定他接班，邓小平让他退位，即将离任的党总书记江泽民和他的同事，安排他平静地结束了政治生涯，这个传奇人物就是前中共主席华国锋。”一名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说：“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如果中国共产党决定第三代领导都必须退，那么华国锋也应该离开。”

华国锋1976年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他利用毛泽东给他的“你办事，我放心”六字批示，控制住了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一起粉碎了 “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与其他在政治变迁中退位的中共领导人相比，华国锋的经历要平稳得多。虽然他因为“两个凡是”而被批评犯了“极左路线错误”，但自十二大以来的四次党代表大会他都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中共最新的党史定论，对他的评价也是客观的。

晚年生活深居简出

华国锋的言行十分严谨，虽然他仍然享受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待遇，可以到全国一些地方走访，但他很少离开北京，从不议论时政。

华国锋身边的人和友人，现在习惯称他为“华老”，他对这个称呼感到很自然。有时也有人称呼他“华主席”，据说他对这个称呼感到很不自在。

此次中共十六大，华国锋依然在中央直属机关小组，但他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有代表询问为什么没有提名华国锋为十六大中央委员，中直机关小组召集人解释说，主要是考虑他已是81岁高龄，身体也不好。一位十六大代表这样描述华国锋目前的生活现状：深居简出，勤练书法。他最近看到华国锋的一幅字，"鲲鹏展翅"四个颜体大字写得浑然大气、骨力毕现。

深居简出的华国锋，每年有两天必定外出，就是在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日和9月9日毛泽东忌日，带着家眷和随从去毛主席纪念堂。每次瞻仰毛泽东遗容，华国锋都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惨酷的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6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

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当年9月9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O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我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 “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这种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不可采取的办法。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七十九岁了，你年纪比我小二十多岁，我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本文源自：人民网 )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在《财经》第9期上撰文回忆，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摘登如下。

5月18日，晚饭后，父亲耀邦见了几个年轻人。客人走后，他对我说：

我们《理论动态》下一期要出一篇，“历史潮流和心有余悸”。我这半年来 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我们再写一篇。

一个多月后，“再写一篇”文章的诺言兑现了。6月3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标题定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文章说：在“四人帮”唯心主义盛行的年代里，造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根本无视人民的喜怒哀乐，专门讲究摸“四人帮”的脉搏，摸江青的脉搏，靠所谓“摸精神”吃饭。有的人摸来摸去，摸得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气味都没有了。……心中装着人民的人是最强大的人，他们无所畏惧地在惊涛骇浪中沉着前行。心中没有人民的人是最虚弱的人，最后难免被历史的巨浪淹没或抛到一边。这篇文章，耀邦同志看了五遍，华国锋同志看了两遍。

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耀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开展“四清”运动，两人共同工作长达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初次见面，华国锋同志问耀邦同志：我们在湘潭“四清”，毛主席来长沙，要听我们的汇报，你怎么没有来？耀邦回答：当时我在乡下，又感冒，怕传染主席；再者，有些问题，我也没想清楚，担心主席提问，我回答不出来。华国锋说：应该来，我感冒也要来。

父亲给我讲过这个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谁对谁错，来也对，不来也不能说不对。两人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伟大事业，都是忠诚不渝的。

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国锋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北京日报 吴足观摘） (本文源自：新华网 )

于光远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载：我最早认识华国锋是1961年在长沙。而对他有印象是从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开始一直到他下台之后的这些年。

华国锋记忆力不错

1975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时，邓小平要胡乔木和我帮助华国锋准备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在我与华国锋接触的过程中，我对他有三点印象：一、他工作是认真细致踏实的；二、他的记忆力不错，记住不少事；三、口齿清楚、慢条斯理，能把话讲得很清楚。这三点算不了高的评价，但都属于“好”的范围。

其中第一点印象的来源是起草这个讲话的过程。华国锋白天处理其他工作，每天晚上10时左右到中南海我们集中写文件的地方，同我们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他不完全是以一个定稿者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拿着《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向国务院汇报，邓小平是主要听取汇报的人，所有的副总理都来了，中央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包括我也列席了。这时候华国锋在国务院主管科学院的工作。在胡耀邦汇报的过程中许多人插话，他没有插话。在汇报完了之后，他第一个做长篇发言，我觉得他讲得不错，从他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科学院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话讲得也很清楚，理解也可以。

这次汇报后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就由华国锋代替，他的权力是很大的。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做柳某，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国锋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对柳某的攻击，华国锋完全可以不予理睬。可是华国锋却去为自己辩护，说那天国务院开会时他刚从西藏回到北京，《汇报提纲》是到了会场后才看到的，他来不及准备，即席讲了些话，而且记录得很差，记的不都是他讲的话。我是那个汇报会的参加者，应该说那个记录记得是很好的。知道这件事后，我有两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时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连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一个不会“整人”的人，比较忠厚。我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

没有想到，不到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一举被粉碎，对粉碎“四人帮”一事听到很多说法。但大家都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华国锋当时能下这样一个决心，并把这件事办成，确实不容易。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

没坚决反对“抬轿子”

粉碎“四人帮”后，他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我们党内就有这样一些喜欢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用过去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对待他，称他作“英明领袖”。有一段时间，报刊上、文艺节目里，乃至小学教科书上都充斥歌颂华国锋的内容。我列席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会上有好几个人发表意见，主张在我国宪法的序言里写进华国锋的名字。

这样的事情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不能全怪他，或者说不能主要怪他，因为这是毛泽东时就有的现象，说得远一些是斯大林时就有的现象。要华国锋坚决反对这种封建残余，我认为是难以做到的。

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那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在报道中、在文章中，同华国锋对着干的东西不少，可是华国锋并没有去整这些传媒。

（老年生活报） (本文源自：青岛新闻网 )

华国锋突然打电话来，说是主席遗嘱有三个字错误。

1976年国庆节过后，十月二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

回家后，我特别注意阅读这几天的报纸，看看形势和动向。四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十月二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十月八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九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六日晚上八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那天岗哨比平时多了，我被派遣控制广播电台 。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后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们到达的时候时间已经入夜 我带著十名战士直奔“主题” 我、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师长王甫三个人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

我们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他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

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

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就说有事要商量。”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

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

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

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

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十月六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

我们奉命夺回在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其实这是误传。

十四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随后撤离了中央广播大楼。

耿飚将军资料：

湖南醴陵人，1928年入党，参加过长征。主要任历：战争时期：红1军团第2师参谋长、第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八路军385旅副旅长兼副政委兼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调外交部工作，1978年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81年3月兼任国防部部长。


摘自《耿飚回忆录》） (本文源自：新华网 )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议题和文件。其中，为刘少奇平反和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中央政治局表决结果，以绝对多数票同意他们四个人辞职，并提请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这几位过去都是华国锋政治路线的支持者。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４日，叶剑英在五中全会上就成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发表讲话，叶剑英指出：重大问题应当由书记处这个集体而不是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作出决定。中央书记处的成立，无疑是将华国锋党政军集一身的大权分解出来一大块。２月２９日，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的所有决议全部通过表决。

１９８０年２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前，中央常委经过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进行调整。决定补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同意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兼职，而由赵紫阳接任。１９８０年９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提议，解除了华国锋的总理兼职。从权力配置上看，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样重要的职位由一个人兼任并不合适，这一变动，即使是在华国锋没有错误的情况下，也应属正常调整。在这一事关重要的总理人事变动同时，邓小平宣布他和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等人亦不再兼任副总理职务。而另一位副总理陈永贵也提出了解职的请求。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９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发言说：国锋同志是１９３８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４０多年来，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我看也是应该肯定的。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做出的贡献。

胡耀邦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将他的表现列举了五条，即：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第二，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此外，胡耀邦也谈到了经济问题，认为一个高指标，一个大轰大嗡，华国锋也负有责任。鉴于此，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９日，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在１９８０年的１１月１２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许多人都建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婉言谢绝。他认为，在６０多岁人当中，胡耀邦政绩显著，所以力荐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让”。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５日，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

华国锋发言，表示欢迎对他的批评，并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 １９８１年６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正式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但仍保持了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常委的职位。１９８２年，中共十二大时，华国锋保持了中央委员的席位，但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

１９８７年，中共十三大，华国锋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华国锋继续当选中央委员，至此他已是连任七届中央委员。

邓小平评论华国锋时指出：“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一代，就是‘两个凡是’也是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方略。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晚年的华国锋，生活很有规律，心情很平静。偶而外出转一转，有时过年过节也看看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

(本文源自：环球时报-环球网 )

为华老的离逝世，默哀...

1938年，17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交城县牺牲同盟抗日游击队，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如今，华国锋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1938年10月，华国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8岁的华国锋担任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在汾阳的峪道河、开垣庄、鳌坡一带，开展抗日游击工作。1940年初，19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随后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1945年，24岁的华国锋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从此，人们称华国锋为“华政委”。

1996年初夏的北京，笔者步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光的住处，了解华国锋的情况。武光说，他认识华国锋时，华国锋还是个小伙子。那时候，武光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副书记。所谓“晋中区”，是指山西太原周围的几十个县，而华国锋自1945年起担任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属于中共晋中区党委领导。这样，华国锋便成了武光的下属。周小舟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华国锋在这时结识了周小舟。后来，1953年10月，周小舟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华国锋的“顶头上司”。

笔者问起武光对华国锋的当时印象，武光如实地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好同志。那时华国锋给我的印象便是正派、老实。”


在194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从华北抽调5万名干部准备随军南下，以便接收南方的城乡。武光回忆说，当时华北的干部差不多是“走一半，留一半”。武光和华国锋都是属于“走”南下的。当时的中共晋中区委一分为二，武光奉命把走的干部组建成六套地委班子，每套班子都包括党、政、武、工、青、妇六方面的干部。这样，便于南下时可以接收、成立6个地委。南下时，干部们差不多都往上升一级。1949年1月，28岁的华国锋担任中共晋中第一地区委员会宣传部长。这样，他就由县委级干部升为地委级干部。期间，华国锋与韩芝俊结婚。

从华国锋最初的经历来看，他确实属于“根正苗红”的干部。他在吕梁山打游击，先是打日本军队，后是打国民党军队，经历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那时，年轻的华国锋在战争的烽火中成长，踏实，诚朴，吃苦耐劳，应该说是不错的中共基层干部。不过，在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在“宣传华国锋”的高潮中，却刻意把华国锋“塑造”成在二十来岁时就已经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那是为了塑造华国锋"一贯忠于毛主席"的形象，证明华国锋是毛泽东的忠实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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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各个领域造成了严重混乱，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也应当看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遭到了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发展。对此，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通行的说法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以后被不少著作和文章沿用，并发展为“文革”时期的10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评价，而且至今仍有人使用。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用“经济的崩溃”作为标题来述说“文 革”时期的经济状况。

另一种说法是:整个“文 革”10年，经济是有发展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 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显然是较大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然谈不上发展，并且涉及到“文革”10年经济建设的基本状况。因此，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根据准确的历史事实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首先，必须搞清楚，“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文 革”本身的错误。胡 绳很早就指出，要把“文革”和“文 革”时期区别开来。（见《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第11页。）应当说，这是我们正确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阶段历史的基本准则。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关于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 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从各个经济部门情况看，10年中也取得了一定发展。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

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

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文 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

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

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74页。）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至今我们的水利设施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见新华社2000年6月5日报道）

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 小 平文选》，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