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学家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在大陆出版

　羌族受汉藏影响很大

　　新京报：你研读史籍中的羌族文献已经有15年之久，从1994年开始，又做了八九年的田野调查，从文本到亲历，你对羌族及其文化在认识上有什么变化？

　　王明珂：从文本上来看，我们所接受的知识，都使我们对羌族形成了一个很刻板的印象。认为这个民族有共同的文化，类似的生活习俗等等。到了实地之后，给我最强烈的印象是，羌族各个地方的习俗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只要靠近西边、北边的羌族，看起来就像藏族，靠近东边、南边，看起来就像汉族。如果从东向西看过去，就像一个由汉到藏的光谱。

　　新京报：这大概也是你把这本书命名为《羌在汉藏之间》的原因，我理解，除了在地理位置上，羌族居住地汶川、北川、理县、茂县、松潘等地处于汉藏之间外，在时间序列上，羌族的历史沿革也受到汉、藏文化的影响。

　　王明珂：对，这造成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现象。

　　新京报：在此之前，我所想像的羌族是，他们有自己特有的民族服饰，有自己特有的民俗，有自己特有的生活习性和民间艺术等等，而你告诉我们，羌族各地的情况都不一样，他们也没有统一的民族记忆，这里面的原因何在？

　　王明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羌族是一个很古老的人群。可能在很早之前，就有自己的语言。从语言学上来说，除了四川之外，在云南北部，有一个羌语系人群的分布。像这样很古老、很大的人群，尤其是，羌族是由一个一个小群体组成的，他们相互沟通都很困难。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认同。

　　在历史上，羌语系人群遭到两次大变化的影响。一个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整个东边有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华夏民族形成的时候，他就称西方这些不是华夏的人为羌。华夏形成之后，慢慢往西边扩张。很多原来被称为羌的人，后来被纳入到华夏里面去了。最早是陕西渭水流域被称为羌的民族，在周代变成华夏了。然后就称陇西以西的人为羌。到汉代的时候，陇西以西的人也变成华夏了。就这样，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一大半变成了羌。他们讲一些古老的语言，有一些古老的宗教。到公元7世纪以后，另外有一个大的过程在进行。就是吐蕃兴起之后，他把靠近自己的一大半纳入到了自己的里面去了（藏化）。这样，这个古老的人群就越来越缩小。再加上内部的分化，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把这个现象重建起来，对我们了解汉藏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帮助。简单说，汉藏有个共同的边缘，那就是羌族。

田野调查的故事

　　两个小孩等了我三天

　　有一年，我很早就给松潘一个山沟里面的一户人家写信（那时电话不通），说我会去他们家过年。我和他们约好，我要在茂县和他们家里的老二会合，一起到他们家里去。我到茂县之后，结果联系不上他们家老二。我就在茂县多等了几天。他们家人体谅我“年老体衰”，派两个小孩牵马下来，想让我骑马上去。两个小孩等了我一天，没等到，回去了。第二天又牵马下来，又等了一天，又没等到。到第三天，他爸爸拿着念珠算了算，说这天我会到，就叫两个小孩再次牵马下来。结果那天我真的到了。我后来听到他们讲这些，觉得又神奇又感动，这个事情让我印象尤其深刻，我就想，等我的时候，这两个小孩几天都在干什么？

　　终生难忘的一顿酒

　　有一个当地的书记，和我的朋友是“老根”（拜把）。有一次，我在山上做了几天采访，跟他约好一起到乡上喝酒。我住的寨子很高，从山上下来，要走四个小时。我下来之后，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书记救火去了，救火的地点比我来的那个寨子更高。我想，这个书记真了不起，我走下来都累得要死，他还是走上去救火。于是，我们就随便吃了点东西，在乡上（也是在山里面）住下了。睡到12点多，有人把我摇起来。这个书记带着四个村长，脸上黑黢黢的，对我说，喝酒。那一刻，我的心头非常感动，这顿酒让我终生难忘。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