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最后的古籍书店

　　我很遗憾的告诉你，成都没有古籍书店了。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物质诱惑，可多数人还是不清楚自已真正需要什么。纵使能极视听之娱乐，尽感官之享受，往往还是心浮气燥，欲壑难填。友人每每论及此等心疾，余皆出一偏方，曰：焚香净手翻古书。此语一出，众大笑，群起反驳：说的蛮容易，请问到哪里去找古书？找哪一类书籍？至少有一半的古文字都不认识，更不要说高深的内容了。天哪！我真的忘了，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近三十年的“真空地带”，那可是整整一代人啊！在那个“革命”的岁月里，“革命群众”恨不得把世上的一切“毒草”一把火烧尽，管你是宋版元版，管你是精抄毛抄，管你是麻纸棉纸，烧起来一样火光冲天。然而，同样是纸品印刷物，印刷的内容不同，命运就截然不同，当时“毛选”、“语录”、“指示”、“讲话”时时被人们捧在心窝里，举在头顶上，哪怕是弄赃一页，损毁一册，都有杀身之祸。（传某某因将有毛泽东头像的旧报纸贴在床板上而得“现行反革命罪”者）

新华书店，文化大革命后期改为古籍书店，现为中山广场

地点：春熙路·锦江区·成都市
时间：1960年代

　　古籍不能再生，失去也就永远失去了。我敬佩有一位从“破四旧”的火堆中抢出一部宋版《资治通鉴》的勇士，我想那场面一定是很悲壮的。今天的人大都看今天的书，读今天的报，你走遍大街小巷也找不到一家古籍书店。为什么呢？都市是各种信息高度聚焦的地方，各种媒体让人目不遐接，此其一；其二，今天的生活节奏太快，人们为生计而匆忙奔波，哪有闲心去咬文嚼字、摇头晃脑？其三，不要说宋版元版，市面上很难见到，明版清版在有些城市的古籍书店里标出吓人的天价，让一个普通职工用一年的总收入去买“半部《论语》”，可能他连家都没法治理；其四，货源极有限。古书不像其他可再生商品，机器一开，货源滚滚而来，永远也卖不完，而且质量、功能越来越先进，价格越来越便宜。古籍正好相反，是卖一本少一本，越卖越贵。对珍贵的“孤本”来说，世界再大，仅此一册。这生意真是无法做。
　　过去成都有一位读书人偏不信邪，他叫江功举，上世纪90年代，他在成都市春熙路新华书店四楼租了一个角落，开了一片“成都古籍书店”。开了幾年总结了一句话：“少数有钱人不买书，多数读书人没有钱”。特别象笔者这样的穷朋友，过分的讨价还价有时还真伤面子。谁叫自已曩中羞涩又食古不化呢？正当江先生的生意逐渐走上正轨，聚集了一批爱家藏家，可2003年7月底，忽被店方告之整个新华书店大楼将另作他用，一切经营合同立即终止！用江先生的话说是：“百米赛跑，突然跌倒，突然死亡。”这一切太突然了，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就开始作手清理、打包、撤走所有数千册古书，那场面也很悲壮。江先生紧急通知了许多书友，以最优惠的价格出让所有古籍，这下读书人的“机会”来了，在我们的一再砍价下，最低让到标价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买书者个个喜笑颜开，唯老江在一旁叹息。抱回书来细细一想，说是给老江“解决遗留问题”，难道就没有一点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之嫌吗？
　　几天后，成都最后一家古籍书店消失了。

楼主错矣！你的说法有问题，你的朋友赵明在成都市武成大街新巷子14号（总店）和文殊坊社区（北门店）开的“全蜀艺文史书局”，不就是古籍书店吗？

对,有点概念错误,应是指国营古籍书店.

80年代和90年代初是古籍书店的黄金时期，那时候学生时代，逛古籍书店是我的一大享受，在那里买了不少的古典小说和文史资料，可惜不能时光倒流了。

　　前些年，经常逛春熙路古籍书店──改造前在铜像前有一处。改造后就是洋快餐那里。新版的古经典很多。打折书也很多。
　　现在那儿没有这家书店了，还真不习惯…….

　　文人学者，大都有淘书癖，大都有淘旧书的经历。他们闲暇时逛旧书摊，翻翻检检，一切乐在淘中。或有不经意间获得意外的惊喜,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或欣慕已久的奇书秘籍赫然躺在面前的灰尘中，那感觉令人久久不能自已;或好书善本售价低廉得让人喜不自禁……淘书、藏书、读书、著书成了文人生活的重心。旧书摊呵!你是文人真正意义上的金矿。

　　我们应该感谢成都一帮做旧书生意的朋友，过去你漫步成都的大街小巷,不时便可见一兩处旧书摊上他们的身影,他们大多数人经历过摆地摊之艰辛∶从猛追湾到九眼桥头，从二仙庵到草堂花鸟市场，或是在五块石市场，或是在府青路立交桥下,或是在送仙桥旁┅┅与其说他们象游击队员一样，打一枪换个地方，转战南北，不如说他们被城市管理人员东追西赶，无处安身。说实话，风吹雨打、风餐露宿，吃点苦不算什么，让人揪心的是，可能随时被那些凶神恶煞的城管队员撵得鸡飞狗跳的。记得十年前的一个傍晚，在九眼桥头地摊上淘旧书，数十家旧书摊沿桥头一字摊开，甚是壮观（四川大学及附近高等学校的师生常在此地淘书），突然有人高喊：“黑猫来了！”，猛然间，书贩们闻风而动，收拾动作之快就象在变魔术，几分钟后一个若大的旧书摊市迅速分解、消失。这时，城管监察大队的车子刚好也开到了，那些队员头带大盖帽，身着黑色的制服，一排金光闪闪的扣子晃人眼，成都人形象的称他们为“黑猫警长”。有一两个不走运的，动作稍为慢了点，被当场逮住，除全部没收其书籍外，还要罚款。那时我年轻气盛，上前为他们说了一句公道话──“他们至少也有劳动和生存的权力嘛！”──立刻招来“黑猫警长”们的一顿围攻，险些祸从口出，脱不了手。

　　今天，你在街边巷头已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书摊，他们一直被社会“规范着” 、驱赶着，从一处赶往另一处。大约前年，有十来家旧书商，分别在草堂寺北大门租下部分古玩市场的门面，刚刚歇了一口气，以为就此扎下根，可以免去被逐被罚之灾，终了顶风淋雨之苦，能在这十来个平方简陋的房子里放下几个平静的书架。没想到，他们刚刚走上正路，刚刚聚集起一批新老读者，忽接市场管委会通知∶市场只经营古玩字画，所有的旧书店一律搬出。这时，“陶书斋”在市场内已发展成三个辅面，当年市场不景气，“陶书斋”老板蒋德森，号召十几位做旧书生意的朋友来此地方发展，渐渐带动了市场人气。现在铺子俏了，市管会想增加租金，于是，市管会找来一个现成的理由：“规范市场，统一经营” ，勒令旧书店“统统搬出，此处只能经营古玩艺术品！”老蒋脾气大，为此吵了不少，甚至搬来记者、律师。怎奈胳膊搬不过大腿，旧书店只好纷纷搬走了。

　　后来，这十来家旧书铺悉数搬到了梨花街“皇城公寓”楼下，此地正处市中心，前面是一大片卖服装的店铺，穿过几个巷道，豁突开朗，就象别有洞天的桃花源，数十家字画廊，十数家旧书店就藏在里面，有老何的巴蜀书社、老蒋的“淘书斋” 、老江的“弘文堂” 、陶柏龄先生与何先生及小罗共同开的“三友书屋”等等。全都是熟面孔、老朋友。这里离我家也近多了，闲来无事，隔三差五的来逛逛，这家坐坐，那家看看，真是难得的人生乐事啊！

　　唉！莫高兴得太早了！这种乐事也不会很久的，一打听到这个市场没有办任何证照，可以说是“非法的”，至少也是一个临时的。果然,几个月就撤除了。

　　古人说：“乱世米棉金银，盛世典章文物”,真不知道，这些旧书典籍何时才能真正拥有一个家呢？

　　淘书斋老板蒋先生，一位很懂书且精明的旧书商。指着一卷残经对笔者说：“这是我的镇店之宝”。笔者一看，确实稀罕之物，此经名《太上洞玄灵宝上玉皇本行集经》，卷本长180cm、宽18cm，蒙古太宗九年（1237）开雕，1244年前后完成，由道士宋德方、秦志安主持刻印，数十年后，大约1281年前后经版和经书都毁了。现存世数种，皆为残卷,如国家图书馆藏有一种《太清风露经》一卷（《道藏提要》可查书目）。
　　另一残卷曾在2002年中鸿信秋拍会上露面，名为《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标价3万－5万，成交价为46200元,当然,今天远不止这个价。
　　四川省图书批发市场四楼营业厅,数十个玻璃展柜一字排开，里面陈列着古籍珍本、抄本秘籍、金石碑帖、旧报画册。两边是由数十个书柜组成的书墙，数千册线装书，琳琅满目，纸香扑鼻，令人顿感时空转换,勾引出些许思古幽情。这儿就是“淘书斋”,占地三百多平方米。其规模之大,堪称西南地区之首。这里很清静，只闻到满楼的书香，书香可以醉人，其实那股静穆的气氛也可以醉，你可以不买，但不妨看看。
　　一部光绪版《二十四史》占据着整整一个书柜，象个老者在讲述上下五千年的国运兴衰；另一个书柜里静躺着四个伟人：1947年太岳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1940年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三卷本、中国出版社民国三十年（1941）7月初版《斯大林选集》五卷本以及1949年11月解放社初版《列宁选集》精装六卷本。
　　古籍线装书，笔者并不少见，所以笔者提出要看点有特色和稀罕之物，淘书斋老板蒋先生笑了：“有、有、慢慢来。这一书柜全是抄本、稿本。”笔者一看，眼睛顿亮，这里静静躺着聊城海源阁扬以增抄本《溧阳史礼堂先生论文》十九则；候宝林先生相声手稿《大娶亲》等数种；清新阳朱尚宾鸿逵稿本《小云谷诗抄》(新修《江苏艺文志》著录已佚)。更有众多签名本，如赵景深著《明清传奇选》（中国青年1957年11月初版）赠刘大杰教授；峻青著《黎明的河边》（人民文学（1978年8月二版一印赠扬恬、黎坚）；唐弢签名铃印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1版5印）；蜀中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画册张氏兄弟签名本（民国24年11月集粹山房出版）；民国二十二年郑振铎赠叶圣陶，郑氏辑刊《清人杂剧初集》；容庚赠启功《倪瓒画文著录及其伪作》（《岭南学报》八卷二期油印本）；启功批注的《中国文学教材（讲议）》油印本等等。另有两大书柜全为金石碑帖，其中主要的有明拓名家藏欧阳询《九成宫》；清拓《 爨龙颜碑》；唐玄宗御笔书《鄎国长公主碑》拓本；干隆内府拓本《兰亭八柱》等等。
　　据蒋先生介绍，古籍书柜排列是按四库分目为经、史、子、集。从明代到民国的古籍刻本、抄本、稿本、石印本、铅印本不胜枚举。天下爱书之士，可谓有福了。因为这些历经了千百年劫难的古书，今天仍在成都的“淘书斋”书柜里静静地等着你，就看是否与你有缘了。古人说：“寒可无衣，饥可无食，病可无药，但不可一日无书”。清代的曾钊虽家徒四壁，独以坐拥架上万卷书城为乐，他甚至说：无聊时即使翻翻古人的书目，亦自快意。如此痴迷。真正爱书、知书、懂书、惜书之士也。古语云：天下莫秽于敛财，莫雅于聚书，于今浮燥社会，“淘书斋”真可谓高人雅士之洞天福地也。

改天去拜会一下

作者: 瞿 敏

　　成都的旧书业历史悠久，有了书就有了旧书交易。书用过了，不用了，弃之可惜，于是，旧书的转让买卖也就应运而生，这中间，有私人之间交易的，而主要则是通过旧书商进行交易。

　　从现有材料看，成都最早的旧书摊出现在清光绪年间。傅樵村在《成都通览》“成都之夜市”中说：“夜市在东大街、西大街，上自城守衙门起，下至盐市口止，百物萃集，游人众多……鱼市口至盐市口，售鲜花、旧书……为多。黄昏时起，二更后散……夜市均地摊。”囿于材料，详尽的情况是较难查考了，不过我们从这段文字中，至少可以得出，在光绪年间，成都售卖旧书的摊点不会少，生意也还不坏。

　　经营旧书摊的业主成份较复杂。摆书摊卖古旧书，所需本金不多，一般斗把米的本钱就可开张，且不纳税，能基本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以，一些失业的公务员、教师、知识分子等都摆起了书摊。如民国初年在成都摆旧书摊的薛志泽原是成都《蜀报》的记者，张贵林原来是邮递员，胡俊哲原来是小学教师。

　　抗战爆发后，四川成为大后方。大批学校、文化机关和知识分子内迁四川，对书籍的需求大量增加，但受战争影响，新书供给不上。因此，成都的旧书业在抗战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其黄金时代。

　　成都的旧书店在1937年前不过五六十户，抗战开始后增加了一倍，夜市上的旧书摊增加则更多。夜市从马玉龙(现在的中草医医院)延至春熙路，不单是卖书的，也有卖旧货的，分散不集中。

　　1939年6月，日机轰炸成都市中心，盐市口一带街巷尽成瓦砾废墟。之后，旧书商任正学、许德根几个人发起，三十余户旧书摊贩自力更生出入出工具，把交通路靠南一端平整出来，将旧书夜市集中在那里，两边摆摊，中间过人。在那里的旧书摊约有三四十个，每天下午五点左右摆摊，打二更后(约十点过)收摊。因为旧书集中，买主也由少到多，生意渐渐好起来。继旧书夜市之后，其他行业如古玩玉器业、杂货业等，也迁来交通路摆夜市，接在旧书摊之后朝北发展。

　　大约在1941年，交通路要修建房屋，警察派出所指定将夜市移到青年路。青年路上，旧书占了从顺城街到交通路口大半条街。摊数也增加到六七十个，新来的书商有李百叙、李子修、杨明钦、彭明鉴、黄猷龙等人。当时的摊贩没有什么组织，既不办营业执照，也无人收税，摊贩也没编什么组。

　　青年路那时的铺户以蜀绣户居多，旧书摊贩都自行与铺户交涉在其门口摆摊。如果不牵电灯，一般不收摊子钱，寄放存书，有收钱的，也有不收钱的。同业之间比较自觉遵守秩序，互不侵扰，相处得较好。旧书摊比较大的是谢剑秋、胡俊哲、吕高平等。

　　旧书摊的货源渠道比较广。主要是几个旧市场。当时成都有“大市”(会府)，“小市”(大红土地庙街、小红土地庙街、新东门)等一些旧市场。这些市场每天早上开市以后，从全市东西南北以及郊区来赶市者(成都人称为“收荒匠”)络绎不绝，估衣旧货摊、担挤满市场，十分热闹。在这些摊、担上常有些古旧书出卖，其卖法是有的任你选择，有的论斤，有的论捆或论堆估价，这些书大部分由小本经营的夜市摊贩收购。能在夜市卖的书，就分门别类整理好，对破了的书还要修补整齐，拿到书摊上出售。收购的书中，有些是善本书和较珍贵的字画，业务水平低的摊贩，鉴别不出来，低价收进略有赚头就低价售出；有些商贩虽能识别，但受资金短少的限制，也不敢久存等买主，只好获取一定利润，卖给象新民书局这样一些古旧书店大户。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赚大钱。

　　摊贩们平常也抽空转大街小巷，碰上个别走街串巷的收荒匠，赶在荒市开市前收进一些书。在新书店购买特价书，待特价期一过，即按原价出售。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处没收的书，有些也被其内部人员盗卖给古旧书店、摊。
　　当时的几个书摊还大量卖美国出版的旧书刊，如《生活》、《时代》、《企鹅丛书》之类。这些都是驻成都美国空军人员看过后随手抛弃了的，由机场工友成筐弄出来卖给旧书摊。去凤凰山飞机场收购的有李百叙弟兄及其他两人。李百叙弟兄俩搞这个卖买赚了钱，摊子也大了，又在提督街太平街口开了一家较大的租书店，并在广汉买了田。
　　夜市上的书摊分新书、旧书摊和高摊、地摊等。高摊较少，地摊以旧书地摊最多，地摊摆设容易，几张废报纸往地上一铺，点上一支蜡烛就行了。旧书摊有坐商兼夜市摆摊和专门在夜市摆摊两类，都是小本经营。摆大摊的用独轮车运书，摆小摊的用麻绳把书捆成捆扛在肩上就走。专门在夜市摆摊的钟之亭、周光禧、景子卿、王玉成、康德明、汪火娃、李老坎、杜用之、白志云、李茂平、任正学、刘良、陶百林等。
　　坐商兼夜市摆摊的，都是些资金短少的小型古旧书店，他们除白天做好门市营业外，晚上去夜市摆摊，以弥补生活之不足。他们是  白玉峰、王德朋、杨明钦、刘织、罗福泽、朱员妹等。
　　旧书利大，一般对本利。但大多数书摊销售额不多，常处于找一顿吃一顿的境况中，遇上秋雨连绵或寒风凛冽的夜晚，“门前冷落鞍马稀”，顾客寥寥，摊贩们只好守着一支昏黄的蜡烛，打发难熬的时光。
　　旧书夜市没什么淡旺季之分。只有在开学前，一些收售教科书的摊子生意比平常好些。如季悠国、张振新等人，在学校放假前到几所大中学去收购毕业生用过的旧教科书，尽量压价甚至论斤收进，选出其中可以卖的数理化课本如《陈建功几何》、《范氏大代数》之类在开学时来卖。家境贫寒的学生买不起新书，只好买旧的。遇到新书店缺货时，旧书可以卖到原价(新书价)。玉龙街的旧书店也做这个生意，但不及青年路销得多。
　　当时，开古旧书摊非常辛苦。摊主起早贪黑，勤进勤卖，才能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也有个别做发了的，如前面提到的薛志泽，民国初年住在大墙后街，改行摆起了旧书摊，从售卖自己的手抄
　　各种戏本开始，后来与他同一院内的一家外地人要迁回家乡时，赠送薛一大批古旧书，薛志泽以这批书为资本，淘汰了戏本，办成一家专业的古旧摊店──新民书局。业务不断发展，门面也扩展为两个双间铺面，成为当时成都古旧书店中的“五强”之首，是最大的一家古旧书店。
　　旧书摊贩以维生为根本，以谋利为目的。同时在客观上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抗战期间，外省逃难来川的学人，都没法把书带来，他们在成都定居下来后，教学和工作上需要资料，就经常搜求于古旧书店、摊。当时，旅蓉的叶圣陶、王朝闻、萧干等就常在这些店摊上寻找自己所需的书。旧书店(摊)在当时图书饥荒问题上，起了较大的缓和作用，旧书业也从抗战前以收售线装书为主，转移到收售排印书古多数了。
　　解放时，成都市的旧书店、摊有170家以上，其中书摊就有一百余家。这些书店、摊主要分布在西玉龙街、玉带桥街、东城根街和青年路夜市一带。
　　青年路的旧书夜市延续到1950年才结束。到1958年，书摊业主除改行的外，大部分被吸收到东西城古旧书店工作，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原载《成都志通讯》）